攝政王：載灃上任一把火
以載灃的性格，他或許不該生在王府，或者說他的不幸在於生在亂世。如果是天下太平，載灃做個“太平王爺”當然會做得很好，但正如沒有人能夠選擇自己的出生一樣，慈禧太後或者說曆史的神秘之手選擇了他。他原本平平淡淡的富貴一生，也就此偏出了原有軌道。命運這東西似乎沒有也不需要太多的解釋，該他的就是他的，躲也躲不掉，因為命運本身就是一種無可抗拒的力量。
對一般人來說，皇帝是天使也可能是魔鬼，是聖君也可能是閻王。對皇帝本人而言，他也許會成為最幸福的人，但也可能成為最悲哀的人。對於載灃來說，“皇帝”或許隻代表了堆積如山、繁瑣沉重的政務，對一個沒有太多政治興趣的人來說，這更多的是一種煩惱與煎熬。
載灃被慈禧太後選為百年後的權力接替者，絕不是因為他才能出眾或是其他，而僅僅是因為宗法製度下實在無人可選。對此非常際遇，載灃的惶恐可想而知。而這種惶恐，並沒有因為慈禧太後對他進行了8年的刻意培養而有所減弱。
《異辭錄》在“議立宣統”一節中稱，慈禧太後病危之時召見慶親王奕劻和軍機大臣，在問及光緒皇帝病況後，慶親王奕劻回奏“疾大漸”（意思是快要死了），請速立皇子。慈禧太後沉吟半晌後，說：“先令載灃之子入宮讀書。”一旁侍立的載灃趕緊推辭：“臣之子幼，載濤之子長，願太後善為計。”慈禧太後聽後勃然大怒，當下捶床怒斥：“你可真是糊塗！如今都什麽時候了，還說這種無用話耶！現在立你的兒子為穆宗毅皇帝（同治）的嗣子，你為攝政王。你雖然沒什麽才能，但擇有才能者為佐，好歹把這江山坐住！”
《異辭錄》雖係野史，但作者劉體智出身名門（同光年間四川總督劉秉璋第四子，娶大學士孫家鼐之女），又曾任戶部郎中、大清銀行安徽總辦等職，以其對朝政的親身經曆及對前朝掌故的熟悉程度，此傳聞也不完全是憑空構撰。
載灃生於1883年，係醇親王奕譞第五子，但他並不是福晉葉赫那拉氏（即慈禧太後的妹妹）的親生子。葉赫那拉氏曾生養過四個孩子，但不幸的是，隻有次子載湉（即光緒）長大成人。據溥儀所說，醇王府中盛行“饑餓療法”，孩子一生病，往往以“淨餓為主”。光緒幾個夭折的兄弟，或大多與營養不良有關。這也是一奇談。
奕譞的側福晉，即載灃的生母劉佳氏，她的出身很低微，但她一口氣為醇親王生了三個兒子，即載灃、載洵、載濤。載洵與載濤先後過繼給瑞郡王奕誌（道光第八子）及鍾郡王奕詥（道光第九子）為嗣，而同父異母的哥哥載湉已是皇帝，因而載灃成為醇親王府中唯一的男性繼承人。1891年，剛滿50歲的老醇親王奕譞去世後，未滿8歲的小朋友載灃便成為第二代醇親王。
奕譞在世時，對載灃的教育尤其重視。當時在王府中任教的老師都是博學通儒，而載灃的性格與兄長光緒皇帝頗為相似，都是好靜不好動，其學習固然認真刻苦，但對外界事物缺乏熱情。當然，在普遍不學無術的皇族子弟裏，載灃總算是好學有知的。
也許是受了家庭的影響，載灃的性格從小就謙遜溫和，生活中知足常樂，和父親十分相似。但可惜的是，奕譞去世太早，載灃沒有機會獲得父親那樣豐富的政治閱曆，因而也遠不如奕譞那般的精明。白居易有首詩，“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隨富隨貧且隨喜，不開口笑是癡人”，載灃把它錄在團扇上，頗為自得。在其書房，也懸掛一聯：“有書大富貴，無事小神仙”，可見其偏好與性情。載灃的性格天生軟弱，口才不佳，平時幾乎無話，隻對讀書有興趣，對政治則避之唯恐不及。
倘若是山野人士，讀書固然可以避禍，但載灃出身於當時最顯赫的家庭，想要超脫政治，又談何容易。事實上，慈禧太後對載灃的培養早有安排而絕非是一二日之計。特別是在慈禧與光緒鬧翻之後，載灃更是直接進入了慈禧太後的夾袋。
由於年齡太小的緣故，載灃雖然貴為親王，但在大多數時間都不為人所關注。其在世人麵前的首次亮相，是庚子年後那次出使德國。1900年庚子之亂？中，德國公使克林德被殺，《辛醜條約》中約定清廷須派遣親王前往德國謝罪。如此，身兼親王與“禦弟”的載灃是這場“尷尬”出使的最佳人選，後於1901年前往德國。是年，載灃年方十八，“皇室成員不得出洋”的規定也由此被打破。
載灃的歐洲之行並不順利，當時德方挾戰勝之威，向載灃提出了帶有侮辱性的覲見禮儀：醇親王向端坐的德皇行三鞠躬禮，兩參讚則向德皇行跪拜叩首禮，以示謝罪。載灃聽後，大受刺激，隨後便暫停鄰國托病不行，並稱：“寧蹈西海而死，也不甘向德皇跪拜。”
關於禮儀之事，說來頗有些前後恍若隔世的感覺。當年英國特使馬嘎爾尼率使團來華，因不肯向乾隆皇帝行跪拜禮而怏怏以歸，後來的阿美士德使團更是演出了一場強迫下跪的鬧劇。1860年英法聯軍侵華後，列強雖然獲得了在京城設立使館的權利，但因不肯向中國皇帝行跪拜禮，總理衙門便以“皇帝年幼”的名義拒絕各國大使向清帝親遞國書。一直拖到1873年同治親政，各國使節才第一次見到中國皇帝，而清廷也最終允準了西方的鞠躬覲見禮。就因為禮儀問題，中西方的正常外交活動被阻礙了近80年。
曆史跟中國開了一個大玩笑。這一次卻反過來了，德國的做法實際上有羞辱中國使團的意味，而這也是載灃堅決不能答應的。幾經交涉後，載灃向德方提出：覲見之時，德皇離座相迎，他鞠躬致謝，兩參讚則隨其後行鞠躬禮，這才符合西方外交的慣例。爭執近十日後，德方迫於輿論的壓力，這才答應覲見時行鞠躬禮。
1901年的德國之行給載灃留下了刻骨銘心的記憶。退位3年後，載灃偶然從舊書攤上購得一本小書，名為《醇親王使德始末恭紀》，書中詳細記述了他當年這段並不算愉快的經曆。閱後，載灃感慨萬千。他在書的扉頁上寫道：“予於光緒辛醜年，使出洋已成陳跡也。茲於越十四載。……世事滄桑，時虞變化，而今回憶十四年前，竟如一夢焉！”之後數十年中，載灃多次閱讀此書並分別寫下批注，如1922年寫道：“越二十一稔歲，逢壬戌，餘已行年四十。再檢出是冊翻閱之，餘彌增感謂，其世態滄桑，時生變化，自辛醜至今局勢大改而特改，中外皆然，籲可歎甚矣！”
從德國回來後，載灃奉旨成婚，福晉是慈禧太後的寵臣、大學士兼軍機大臣榮祿之女瓜爾佳氏。載灃的婚禮頗為引人注目，因為其規格遠高於一般親王的標準而接近皇太子的水準。這裏麵究竟隱含了怎樣的政治含義，恐怕隻有慈禧太後心裏最清楚。
1908年，26歲的載灃以攝政王監國，從此登上了權力的最巔峰。不管他願意也好，不願意也罷，隻要坐上了這個位置，就算載灃不為天下黎民蒼生，那也得看在王朝、家族、兒子或是自身的份上，竭心盡力，不容退縮。可是，一個26歲的年輕人，他何德何能，又能做什麽呢？
對於古代的皇帝來說，26歲也不算太年輕。因為皇帝一般在16歲親政，如康熙14歲即親政，而未必那麽合格的皇帝如同治、光緒都是在18歲親政。當然，?如果放在現在，一個18歲的小年輕能指望他做什麽？身任一國之君，權理天下大事，未免荒唐！
直白地說，皇帝不僅僅是一個人，更重要的它是一個職位、一個機構，而且是傳統社會下皇權專製體係中最核心的一個部件。毋庸諱言，皇帝的成長是千錘百煉的，曆史上的一些皇帝之所以年紀很輕便可以接管朝政而維持不墜，一是他做太子時便接受了相當正規而長期的針對性教育，二是完整的官僚體係可以令朝政按部就班地持續運行。但據已有的材料來看，載灃顯然缺乏“監國”的係統性教育——他在王府之時，豈敢有做天子的非分之想？
過於年輕，缺少政治經驗，這些都可以通過一定時間的曆練加以彌補，但一個人的性格卻是無法改變的。所謂“性格決定命運”，固然是老生常談，但未嚐不能解釋很多問題。載濤就曾這樣評價他的那位老兄，說他“遇事優柔寡斷，人都說他忠厚，實則忠厚即無用之別名。”但是，載灃真的“無用”否？
曾有人說，光緒臨終前，載灃曾去見過他最後一麵。在這次會見中，光緒囑托弟弟一定要誅殺袁世凱，為自己報仇雪恨。甚至還有人說，光緒在被囚禁期間，每天在紙上畫大頭長身的各式鬼形，寫上“袁世凱”三字，然後撕成碎片；又經常畫一烏龜，龜背寫有“袁世凱”三個字，然後貼在牆上用小竹弓射擊，射爛之後還不解氣，還要再取下來剪碎，“令片片作蝴蝶飛”。更玄乎的，還有人說光緒臨死前一言不發，唯用手在空中寫了“斬袁”兩字。
這些傳聞流傳頗廣，聽起來也頗像那麽回事。畢竟袁世凱在戊戌變法中的確幹了出賣友人以圖自保的告密勾當，光緒也因此被囚禁瀛台，“十年困辱，均由袁世凱致之”。慈禧太後死後，就連“亂黨”康有為和梁啟超都致書載灃，說：“兩宮禍變，袁世凱實為罪魁，乞誅賊臣。”看來，在慈禧太後死後，袁世凱的日子是不好過了。
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傳聞中光緒和載灃的這場兄弟會並沒有發生，因為載灃當時正忙著接懿旨，然後趕緊把溥儀送進宮，這事已經夠他忙了。再退一步說，即使載灃和光緒見了麵，恐怕也隻能行個問安的常禮。因為光緒被囚禁後，他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有人暗中監視並向慈禧太後報告，何況載灃恐怕也沒有想到光緒會這麽快去世。
不管有沒有這場“殺袁”的兄弟會，反正載灃上台之後，第一個要對付的就是袁世凱。1901年清末新政以來，袁世凱在慈禧太後的庇護之下風光無限，也著實辦了不少實事。但問題是，袁的勢力擴展太厲害了，軍隊、外交、實業、立憲，等等，他樣樣都來，而且朝中有人，門生故吏遍天下，特別是北洋新軍裏的那些將領，哪個不是唯他老袁的馬首是瞻？
皇族親貴的擔憂也並非毫無道理。清廷本就是馬上取天下的，但經過兩百多年的養尊處優後，太平軍一起，八旗竟然已不能打仗，綠營也是遇戰即潰，以曾國藩、李鴻章為代表的漢人勢力這才得以興起。太平軍被剿滅後，地方督撫多為漢人掌握，而清廷政權日漸軟化。更為危險的是，南方督撫們在庚子年中拒不執行朝廷命令而宣布“東南互保”，清廷隱然已失去了半壁江山。亂世當中，偏偏那些滿人親貴還不爭氣，能任實事的找不出幾個，而多數在朝廷中屍位素餐，這朝政當然搞不好。
越是失去的，就越想奪回來。清末新政以後，從官製改革到預備立憲，漢人的勢力在不斷壯大。特別是袁世凱，其年富力強而又黨羽甚眾，皇族親貴們怎能不憂心忡忡。這不，載灃剛剛上台，肅親王善耆與鎮國公載澤便密告載灃：“內外軍政，皆是袁之黨羽。從前袁所畏懼的是慈禧太後。如今太後一死，在袁心目中已經無人可以鉗製他”；如不對袁世凱速作處置的話，“異日勢力養成，削除更為不易，且恐禍在不測”。就連恭親王溥偉，他也拿著當年道光皇帝賜予其祖父的白虹寶刀，向載灃獻計說要親自手刃了袁世凱這個元凶巨惡。
載濤曾不無客觀地說：“載灃雖無統馭辦事之才，但並不能說他糊塗。他攝政以後，眼前擺著一個袁世凱，處於軍機大臣的要地，而奕劻又是叫袁使金錢喂飽了的人，完全聽袁支配。近畿陸軍將領以及幾省的督撫，都是袁所提拔，或與袁有秘密勾結。他感到，即使沒有光緒帝的往日仇恨，自己這個監國攝政亦必致大權旁落，徒擁虛名。”
1906年前後，袁世凱身兼八大臣職位：參預政務大臣、督辦山海關內外鐵路大臣、督辦政務大臣、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督辦天津至鎮江鐵路大臣、督辦商務大臣、督辦郵政大臣、會辦練兵大臣，手裏還控製著近10萬人的新軍，其勢力足以令整個清廷為之心懼。慈禧太後在世時也意識到這個問題，之後就對袁世凱有所控製，如相繼收回北洋四鎮的兵權及軍事學堂的管理權，1907年又將袁世凱上調為軍機大臣，令其脫離地方等。但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想動搖袁世凱的勢力，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思慮再三後，載灃與隆裕太後將首席軍機大臣、慶親王奕劻請來商議。不料奕劻聽後立刻伏在地上，一言不發。另一位軍機重臣張之洞聽說要誅殺袁世凱，未免有兔死狐悲之感，其表示：“當今伏莽未靖，人心未安，衝帝登位，正賴老臣協力同心，輔弼幼君，以安人心。安人心即安大行皇帝在天之靈。今攝政王即位，第一道上諭即誅及老臣，臣以為不祥之兆，且與國家攸關，非國家之福，期期以為不可。”
按說，張之洞和袁世凱的關係並不算好，他的話其實也是寬仁厚道的長者之語。不管是為了大局著想或是其他，張之洞的態度都在有意或無意中保全了袁世凱。事實上，除了奕劻和張之洞反對誅殺袁世凱外，其他幾個軍機大臣也表示反對，比如那桐與世續。
在這幾位軍機大臣中，奕劻、那桐、世續均與袁世凱關係非同一般。而在地方督撫中，端方是袁世凱的姻親，東三省總督徐世昌更是袁世凱多年的把兄弟。至於袁世凱多年的部屬，如唐紹儀、王士珍、馮國璋、段祺瑞等，更是遍布各省各地各個緊要位置。如果載灃貿然行事，一意孤行，恐怕會後患無窮。另外，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也曾為袁世凱出麵說情。這些人都構成了阻止殺袁的重要力量。
袁世凱畢竟是軍機重臣，殺他固然不智，不過驅袁還是可以辦到的。說來有趣，皇權體製下，載灃一句“足疾”就可以將袁世凱罷職，而位高權重、根深蒂固如袁者其實也不能如何，最後還不是屁滾尿流地留折謝恩，連夜出京，豈敢有一絲一毫地抵抗。
對此，時為京官的曹汝霖不無客觀地評價說：“攝政王此舉，真是不知大勢，顯其低能。不察國家利害，隻知為先兄皇帝複仇，何其小也。攝政王對我關心，不能不感他知遇，然以他罷斥項城，起用親貴，仍覺有‘大事糊塗，小事不糊塗’之感，不足與言國事也。”
民國以後，袁世凱聲名狼藉。有人便慨歎載灃當年為何不對袁世凱斬草除根，以絕後患。不過，筆者卻以為，幸好載灃沒有對袁世凱痛下殺手；若是當時殺了袁世凱，沒了這個可以緩衝各方矛盾的中間力量，愛新覺羅皇族在辛亥年非但要亡國，弄不好還會亡族。
驅逐袁世凱的那道上諭也寫得很有意思：“內閣軍機大臣外務部袁世凱，夙承先朝屢加擢用，朕禦極複予懋賞，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驅馳。不意袁世凱現患足疾，步履艱難，難勝職任。袁世凱著即開缺回籍養屙，以示體恤之至意。”諭旨下發第三天，袁世凱即懷著無比的委屈和幽怨，帶著他的姨太太和親信們孤獨而淒茫地離開了京城。
袁世凱被排擠出京後，張之洞不久即告去世，清末政壇再次發生或大或小的地震，袁世凱的私黨一個個清除：楊士驤當年去世，端方接任直隸總督；郵傳部尚書陳璧被革職；徐世昌內調郵傳部尚書，東三省總督由錫良接替；黑龍江布政使倪嗣衝被查辦；民政部侍郎趙秉鈞被斥，載灃接管警政；江北提督王士珍自請開缺，等等。
表麵上看，這是載灃和袁世凱的鬥爭；但實際上，這是以載灃為首的皇族親貴派與當權派的權力之爭。載灃主政之前沒有自己的人馬，他所能接觸到並信任的，也隻有載澤、善耆、載濤、載洵、毓朗等這些身邊的親貴，而這些人不管有才無才，都迅速集結在載灃周圍，成為一個皇族親貴集團。一言而蔽之，載灃集團是一批新發家的少壯親貴，他們當時手無實權，要想獲得權力，必須排斥當時的實權派慶親王奕劻、袁世凱及他們的人馬。
載灃集團與慶親王、袁世凱集團之爭，並不是簡單的滿漢之爭。事實上，慶袁集團的首領與後台正是載灃的皇叔、慶親王奕劻，而滿人中的重臣端方、那桐等人和這個集團的關係也極為緊密。奕劻與袁世凱的結合，表麵上是由於袁世凱賄買了奕劻，以擴大自己的權勢；但事實上，奕劻何嚐不是要靠袁世凱來保住他的地位。簡而言之，奕劻、袁世凱集團實際上是皇族元老派和新北洋派的聯合。正如溥儀後來說的，“殺袁世凱和保袁世凱的問題，早已不是什麽維新與守舊、帝黨與後黨之爭，也不是滿漢顯貴之爭了，而是這一夥親貴顯要和那一夥親貴顯要間的奪權之爭”。溥儀的明白話不多，這句算是一語中的。
經過近兩年的爭奪，以載灃為首的親貴派在朝廷中優勢明顯，不過實際效果則要打個大問號。畢竟，載灃不是那種雷厲風行、令行禁止的政治強人，其為人軟弱，朝中敷衍拖遝之風比慈禧太後時期有過之而無不及。再者，清朝已是260年的老舊破船，多年固結的貪汙腐敗之體製積習，即使載灃有心整頓，恐怕也沒有這個本事和精力。
更要命的是，載灃雖然在朝廷中貌似大獲全勝，但在地方上和軍隊中，袁世凱的勢力遠沒有被拔除，而這也為後者的東山再起提供了可能。而且，載灃任用親貴的做法也令很多漢族官僚感到反感和不公。如美國學者恒慕義在《清代名人傳略》中指出的：“載灃幾乎毫不具備做攝政王的一切必要素質。他無力節製他的兄弟和其他王公顯貴，他被迫授予他們政府高位，而不考慮他們的能力。因此，他失去了許多有才幹的漢族官員的支持，否則，這些漢族官員在1911年的革命爆發時本會站在他的這一邊。”
以載灃的性格與能力論，他或許不是主政的合適人選。在其治理下，慈禧太後死後導致的威信真空進一步加劇，清廷“軟政權化”的趨勢也變得更為嚴峻。對當時的載灃來說，他所能做的也隻有走一步看一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