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建築與藝術2

因為寫作是最私密的藝術——甚至都不需要繪畫材料——它為政權的反對者和受害者提供了記錄經曆和表達觀點的最好機會。提到受納粹迫害的作家，人們會想到沃爾特·本傑明(Walt Benjamin， 1869—1940)，格特魯德·科爾瑪(Gertrud Kolmar， 1894—1943)和艾爾斯·拉斯克-席勒(Else Lasker-Schüler， 1869—1945)。詩人保羅·塞蘭(Paul Celan， 1920—1970)曾在羅馬尼亞猶太人區寫作並翻譯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在1944年至1945年被關在勞改營期間寫下了《死亡賦格曲》(Todesfuge)，這可能是關於大屠殺最著名的一首詩。保羅·塞蘭出生在保羅安切爾(Paul Antschel)的一個講德語的猶太家庭，這個家庭來自布科維納北部(屬羅馬尼亞，但更早的時候是哈布斯堡王朝的一部分)。這位年輕有為的詩人試圖通過回到他在切爾納烏迪(Cernauti)的家來抵禦二戰的風暴。但出乎意料的是，他竟被抓去當苦力，清理被不斷摧毀的貧民區的廢墟，而後又被關進勞改營。1944年2月，賽蘭被蘇聯紅軍解放，之後便去精神病院做了看門人。他很快搬到了布加勒斯特(Bucharest)，開始活躍於猶太文學圈。就在這個時候，他出版了德語和羅馬尼亞語的《死亡賦格曲》。每一節的開頭都是“清晨的黑牛奶，我們喝下它……”這是一個重複的短語，讓人想起工業過程，然後賽蘭將這個過程與火葬場的煙霧結合起來。這首詩中令人難忘的一句話“死神是個來自德國的大師”也成為經典。1947年，塞蘭搬到維也納，隨後又搬到巴黎，之後大部分時間都住在那裏。由於飽受孤獨和疏離的折磨，他於1970年跳入塞納河自盡。他是眾多在大屠殺中幸存下來後又結束了自己生命的作者之一。這些作家包括讓·阿默裏〔Jean Amery，原名漢斯·查姆·梅耶(Hanns Chaim Mayer， 1912—1978)〕、普裏莫·萊維(Primo Levi，1919—1987)、塔德烏斯·鮑羅夫斯基(Tadeusz Borowski， 1922—1951)和莎拉·科夫曼(Sarah Kofman， 1934—1994)。

和保羅·賽蘭一樣傑出的作家包括瓦爾迪斯勞·斯皮爾曼

(Waldyslaw Szpilman， 1911—2000)、埃利·維塞爾(Elie Wiesel，1928—2016)、伊姆·克特斯(ImreKertesz， 1929—2016)、露絲·克魯格(Ruth Klüger， 1931— )。來自不同國籍的猶太作家群的普裏莫·萊維，以及夏洛特·德爾博(Charlotte Delbo， 1913—1985)、海因裏希·鮑爾(Heinrich B?ll， 1917—1985)、昆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 1927—2015)、克裏斯塔·沃爾夫(Christa Wolf， 1929—2011)，以及博羅夫斯基等基督徒作家。這些作家的作品記錄了他們在第三帝國和納粹大屠殺的經曆。由於納粹征服了如此廣闊的地域，這些

(以及其他)作者記錄下了廣泛的歐洲經曆。包括維克多·克萊姆佩勒

(Victor Klemperer， 1881—1960)、伊曼紐爾·林格布魯姆(Emanuel Ringelblum， 1900—1944)和安妮·弗蘭克(Anne Frank， 1929—1945)等人的作品在內的一係列回憶錄也記錄了那個時代。顯然，在這些黑暗時期中的生活考驗催生了他們對人類狀況的深刻見解。

結論

大約50年前，大衛·斯科恩鮑姆(David Schoenbaum)撰寫了截至1939年的納粹德國社會史。他提出了“客觀社會現實”和“主觀社會現實”之間的區別：前者代表了國家社會主義在統計學上可以度量的後果，而後者則適用於人們對自己認為正在發生的事情的感知。許多德國人感知到了諸如社會階層劃分、收入分配和性別角色等方麵的轉變，但卻與實際情況並不相符。是國家主導的文化和宣傳說服人們接受這些虛構的轉變。在他們的摩尼教世界觀中，納粹領導人製造了這樣一個主觀社會。一麵是被曆史學家彼得·雷切爾(Peter Reichel)稱為“第三帝國的美麗外表”的美麗願景；另一麵則灌輸種族主義和仇恨，其中尤以傑弗裏·赫夫(Jeffrey Herf)在他的納粹宣傳研究中所稱的“猶太敵人”最為突出。有時，這兩麵並存，比如這部有關特萊西恩施塔特集中營的影片《元首送給猶太人一座城市》(Der Frührer schenket den Juden eine Stadt)，在1944年9月被暫時美化後投入拍攝。但電影殺青後不久，擔任導演的猶太人庫爾特·格倫(Kurt Gerron)就被“疏散”到奧斯維辛，一到那裏就被用毒氣殺死了。

由於納粹領導人明白文化的重要性，他們在這一領域展開了激烈的(有時是殘酷的)權力競爭。大多數人認為自己具有藝術潛質，比如希特勒是畫家兼建築師，海德裏希和裏賓特洛甫(Ribbentrop)是小提琴家，史特萊謝爾(Streicher)和羅森伯格是畫家，馮·希拉赫是位詩人。他們認為自己代表了一個文明的國家，這一信念幫助他們把意識形態戰爭和種族滅絕合理化。文化和迫害以非常直接的方式聯係在一起。盜竊一個民族的藝術和文化財產是通往奧斯維辛的扭曲道路上的重要一步。征用這些財產使受害者陷入非人境遇，正如猶太社區發生的那一幕，他們被迫陷入赤貧，營養不良，經常生病，逐漸接近通往奧斯維辛的征途。早在20世紀70年代初，喬治·斯坦納就曾說過：“藝術、學術追求、自然科學的發展，許多學術分支在與大屠殺和滅絕營相近的時間和空間裏蓬勃發展。”為什麽人文主義傳統和行為模式在麵對政治獸行時，是如此脆弱？事實上，它們是一種障礙，在人文文化中感知到專製統治和殘酷的**是更現實的。

作為歐洲文化最發達的國家之一，德國在高度重視建築和藝術的領導人的統治下，陷入了野蠻狀態。留給我們的是一些無法抹去的畫麵：漢斯·克拉薩(Hans Krasa)的兒童歌劇《布魯尼德巴》(Brunidbar)正在特萊西恩城上演，作曲家和大部分演員在1944年9月的一場演出後被送往奧斯維辛並被殺害，還有在奧斯維辛門口演奏巴赫和貝多芬作品的管弦樂隊。

在二戰早期以維也納為背景的電影《第三個人》(The Third Man)中，奧森·威爾斯(Orson Welles)飾演的角色觀察到，“在瑞士，他們有兄弟般的愛，他們有500年的民主與和平，而這又產生了什麽？布穀鳥鍾”。這當然不是納粹德國的情況。關鍵是，雖然納粹限製文化，並試圖扼殺創造力，但他們的努力最終並沒有削弱第三帝國時期文化的重要性。事實上，情況恰恰相反。納粹德國的文化史精彩紛呈，包括舉足輕重、才華橫溢的個人。他們在魏瑪文藝複興之後出現，涉及切中人類存在核心的主題。這就是為什麽許多有才華的戰後德國藝術家探索了文化和野蠻的聯係，包括漢娜·霍奇(Hannah H?ch)、約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喬治·巴塞利茲(Georg Baselitz)、安瑟姆·基弗(Anselm Kiefer)和格哈德·裏希特(Gerhard Richter)。正如彼得·沃森(Peter Watson)在他近千頁的巨著《德國天才》(The German Genius)結尾處所言：“德國的困境並不容易……”

[1]　浮士德交易是一種心理障礙，其主要內容是：一個人對一種看似最有價值的物質的盲目崇拜過於強烈，從而使他失去了理解人生中其他有價值東西或精神的理由和機會。這種症狀，會使他永遠沉浸在理念與結果的落差中，從而使他進行著貶低他人的行為。——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