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選舉、公民投票與節日

海德薇·裏克特(Hedwig Richter)

拉爾夫·傑森(Ralph Jessen)

納粹組織在1936年舉行了春季選舉，其場麵甚為壯觀，是一場盛大的活動。3月29日(星期日)，德國舉國上下似乎都在戶外奔走、歡呼、慶祝，當然也包括投票。白天，兩艘齊柏林飛艇(Zeppelins)飛過帝國上空並拋撒傳單，上寫：“投票給元首。”到了黎明時分，“從東方飛來”的這兩艘飛艇抵達萊茵蘭。早在幾周前，帝國就應該通過這樣的選舉使萊茵蘭的軍事化合法化。飛艇上的一名電台記者描述稱，飛艇飛過“古老的帝國之城”亞琛(Aachen)和科隆(Cologne)上空時，掛在降落傘上的國旗飄向地麵。而下方，正是科布倫茨(Koblenz)的“德意誌之角”(Deutsches Eck)紀念碑。當時，年輕人正在那裏圍成一個圓圈，並在中間擺出一個叉號造型，代表投票給希特勒。接著，飛艇來到法蘭克福(Frankfurt)，繼續飛行，經過“一段高速公路，它就像一條白色絲帶一樣穿過美麗的風景”。飛艇上的氣氛很輕鬆，機組人員都已投票：一切都做得合法合規。選舉委員會成員握手宣誓就職；與此同時，為了確保投票的保密性，他們專門設了一間投票室和一個投票箱：“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在地麵與空中之間進行空中飛行投票。”

這些城鎮在黑、白、紅三色旗幟的海洋中閃耀著光芒。次日，報紙就報道了火炬遊行、歌唱、焰火和遊行活動。一位美國記者寫道：“帝國的每一支樂隊都讓柏林和其他中心喧囂不斷。”在柏林，民眾一整天都聚集在帝國總理府前歡呼呐喊。戈培爾說：“整個德國都沉浸在喜悅之中。”還有報紙報道稱：“在這喜慶的日子裏，陽光普照德國人。”盡管所有人都認為投票率會達到95%，但令人驚訝的是，仍有眾多選民在選票上畫叉號反對“自由與和平的德國國會”。根據官方數據，投票率為99%，其中98.8%的人在選票上畫了叉號，而他們隻有這一個選擇。隻有50萬選民沒有這樣做。

納粹黨的要員們很難重獲出路，“國家已經崛起了”，戈培爾在他的日記中寫道，“元首統一了國家，我們做夢也沒想到會發生這樣的事。我們都很茫然。”毫無疑問，納粹的領導者們都筋疲力盡了。在這場瘋狂的競選活動中，他們大肆宣揚和平並讚揚德國萊茵蘭軍事化。就連其他國家也被吸引了。《紐約時報》刊登大量文章描述此次選舉活動，還特別提到了齊柏林飛艇：“對政府來說，那兩艘巨大的飛艇形成的壯觀場麵，是象征一個擁有主權的強大民族的驕傲感的最好標誌。”

納粹為什麽要舉行這樣的選舉？選舉不是從根本上違背了獨裁的“領導原則”和獨掌大權的要求嗎？為什麽即使是在獨裁的背景下，他們還要冒險選舉呢？1933年1月希特勒奪取政權後，德國先後舉行了四次國會選舉和五次全民公投。原因似乎顯而易見，納粹需要利用選舉進行宣傳，這與他們利用公眾節日的目的一樣：既可以作為盛況奇觀調動民眾，同時又能向國外的觀察者傳遞信息。正如納粹進行的群眾慶祝活動一樣，選舉活動精心設計了各種典禮和儀式，目的是營造一種崇高的氛圍，使民眾從日常生活中解脫出來。

然而，對於納粹專門通過選舉來擴大宣傳這一事實，仍需要進一步的解釋。因為，民眾有理由認為這些事件的影響在於它們能提供一種全世界公認的合法形式。在大眾和民主的時代，“人民”的參與和支持對於合法化而言不可或缺，並且沒有哪種形式比這更合適了。如果反對派中絕大多數人持反對意見，他們如何為自己的反對意見提供正當理由？如果“阿道夫·希特勒的人民”支持他、擁護他，與他一道宣揚他們的和平願景，那麽英國、法國或國際聯盟有什麽理由反對希特勒呢？納粹確實想要爭取到每位選民的選票，而且如果認識不到納粹黨在動員選民方麵的有效性，就無法理解它的成功。盡管事實確實如此，但將納粹黨的勝利主要歸結於欺詐和操縱，或者歸結於宣傳機器都有失妥當。它基本上遵循了魏瑪共和國的選舉製度，所以保密措施(統一選票、投票室和投票箱)仍然正式有效。即便是放眼全世界，這些方法也被認為是合法選舉的先決條件。

1933年7月14日通過的《公民投票法》，不僅是納粹獨裁政權的新發明，也是納粹政權強有力的政治工具。《魏瑪憲法》第73條已經設想到了公民投票的重要作用。然而，“領袖型國家”基本上消除了“製衡”機製。但根據《魏瑪憲法》，公民或議會可以發起全民公決；而根據1933年7月通過的新法，隻有“政府”才有這項權力。此外，在納粹國家中，可以通過公民投票終止憲法或議會法令，這比在魏瑪共和國容易得多。

如今，“第三帝國”的公民投票和選舉研究經常被忽視，這是因為“民主合法性”處於獨裁統治下這種邏輯似乎沒有意義。一戰之後，岌岌可危的民主國家受到了法西斯主義的威脅，甚至在某些情況下遭到摧毀。然而，並非隻有英國、法國或美國才承認人民廣泛參與的民主是一種古老的傳統。納粹極盡所能利用這種傳統為自己提供民主合法性。1936年，流亡的社會民主黨領導人在談到德國的民主傳統時稱：“這是一個偉大而智慧的國家……畢竟，它經曆了一個多世紀的廣泛自治……而新的統治者聰明地認識到他們必須提供民主傳統的某種替代品。”

由上級操縱選舉並非納粹政權首創，自20世紀20年代起，類似情形在意大利和南美洲就已經存在了。從1937年開始，蘇聯也跨入“獨裁民主國家”之列，其決定性因素是“人民”明確的支持。由此可見，選舉不僅是一種正式的程序，而且通常是一種象征性的行為。選舉的作用不僅在於選舉一個人擔任某個職務，它還被用於界定選民的作用，並強調社會秩序的合法性。如果選民默默地參與每一次選舉活動，就表明他們認可現有的政治秩序。

為了探尋納粹統治合法化中具體的“民主”和“公民投票”邏輯，接下來我們將更詳細地剖析選舉與節日。

獨裁政權中的參與性傳統

納粹認為自己才是唯一真正的民主主義者，並對此毫不掩飾。他們敵視議會民主，認為自己才是國際主流的一部分。這不僅在極權主義國家如此，那些有著悠久議會傳統的國家也是如此——在這些國家也很流行批判議會。然而，在20世紀，就像選舉一樣，也不可能輕易廢除議會製度。事實上，一旦納粹掌權，他們的目標可能不僅僅是像他們在1933年之前強硬要求的那樣，僅僅廢除議會和選舉製度。他們有更大的野心，消除民主中的自由與競爭元素，從中移除所有“製衡”、解除對少數群體的保護、廢除兩院製以及對憲法的承諾。他們的願景是實現“民眾統治”——這是盧梭共識理論激進化版本。納粹政權之所以選擇這樣做，是為了利用民主的陰暗麵。因為，就民主本身而言，除了自由平等的開明統治之外，往往還包含著它的對立麵，即煽動行為、民粹主義和多數人暴政的可能性。希特勒在1936年的一次競選演講中宣稱：“我沒有廢除民主，而是簡化了民主。因為我宣布我不是對47個政黨負責，而是對德國人民負責。”

一般來說，納粹主義並沒有提出有關選舉和公民投票重要性的一致理論。對投票的評估不僅在納粹統治過程中發生了變化，而且也因相關人員和機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因此，至少有一部分權力精英認為，1933年3月將是最後一次選舉——這表明，政權在一次又一次的選舉中是即興發揮、沒有任何的章程計劃。“第三帝國”一流的法律理論家為“領袖型國家”的參與性合法化提供哲學理由：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曾認為魏瑪選舉是“腐朽的”，主張徹底廢除“以前那些無意義的投票殘餘”，否認權力更迭後的選舉具有議會選舉的特點。即使1933年3月5日的國會選舉，“從法理事實上說”，也是一場公民投票，一場德國人民(承認)阿道夫·希特勒為政治領袖的公民投票。1939年，法律專家恩斯特·魯道夫·胡伯(Ernst Rudolf Huber)宣稱：“讓人民投票是為了加強元首對外的地位，也是為了清楚地展示民族團結。可是，正是元首在不斷將國家的真正意誌融合在一起。”因此，無論投票結果如何，希特勒都不受約束。官方的法律周刊稱：“人民的呼籲表明，德國領袖型國家是真正的民主形式，這與主導世界其他地區的多黨製議會國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一位政府消息人士的聲明強調了選舉的重要性，稱國家不應該“隻是簡單地發表評論”，人民的決定應代表一種“法律行為”。

然而，在任何情況下，國家都必須遵從“人民的意誌”。卡爾·施密特甚至稱這是“公認的、基本的國家社會主義原則”之一：“帝國政府將其聽取的人民的意誌視為權威。”恩斯特·魯道夫·胡伯認為，隻有在國家社會主義中，“人民的意誌”才能通過元首“以一種純粹的形式被揭示出來”。但同時，他也強調，“領袖型國家”並非傳統意義上的民主：“德國……是一個民族主義的元首型國家(v?lkisch)，政治統一體現在人民身上，而國家的意誌是由元首製定的。”

納粹一直聲稱“真正的民主”“改良的民主”(戈培爾)“更好的、更簡單的民主”(希特勒)或“真實的民主”。在1934年的公民投票中，內政部長威廉·弗裏克問道：“世界上還有哪個國家能夠實現像德國一樣的民主呢？”希特勒最喜歡在外國人麵前吹噓，“四千萬德國人民”“團結一致站在他身後”；他不準備“在沒有取得人民信任的情況下采取任何行動”。1934年8月，他告訴外國記者：“每年我都抓住機會將我的權力交給德國人民批準。……我們‘野蠻’的德國人比其他國家的人更民主。”1933年7月14日通過的《公民投票法》旨在促進“征求人民意見”，官方對此的解釋是，這隻是一個基於“古老的日耳曼法律形式”的程序。這一切都是為了表明群眾對納粹領導的讚同，這在納粹統治期間發生的選舉變化中得到了進一步的證明，尤其是對投票程序的廣泛操縱。各黨派都可以參加1933年3月5日的德國國會選舉。盡管反對黨——特別是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此前受到殘酷的壓迫，許多候選人被逮捕並遭受折磨——納粹仍然隻獲得了43%的選票。在這之後，1933年11月12日，德國舉行了另外一次國會選舉，其目的是使選舉結果沒有反對票。因為其他政黨都被禁止參選，選民隻有兩種選擇，要麽投票給納粹黨，要麽投無效選票。這個國家期望向全世界表明，它“讚同”元首的政策。1934年，德國人批準元首接管總統職位，該批準具有追溯效力。1935年1月13日，薩爾(Saar)人民根據《凡爾賽條約》舉行了薩爾公投，這是薩爾人民選擇加入法國或德國或者保持現狀的公民投票。1936年3月7日，一黨製議會舉行了第二次投票，涉及萊茵蘭再軍事化全民投票，而針對全部兩個問題，選票上隻有一個叉號選項供選擇。結果，國會選舉實際上變成了公民投票。因此，作家維爾納·伯馬爾堡(Werner Beumelburg)說：“我們選擇投票箱的過程……不是選舉，也不是投票，而是對我們所服務的使命以及承擔這些使命的人做出的承諾。這些承諾嚴肅、莊嚴、不可動搖。”納粹認為，1938年4月10日的選舉也是如此，選民要投票表決“奧地利與德意誌帝國的重新整合”，還要表決“我們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名單”，盡管這一次，選票上提供了“反對”選項。

因此，德國國會的選舉製度並未被廢除，而是變成了無人反對的選舉。出於同樣的原因，議會得以保留。顯然，希特勒認識到議會所提供的合法化大有裨益。1933年2月底，德國國會大廈被縱火燒毀，這可能是人為造成的。希特勒不僅堅持保留這座建築(不顧他的明星建築師阿爾伯特·斯佩爾的建議)，甚至還堅持擴建。但由於種種原因，翻修工程直至1938年才正式動工，然而戰爭的爆發使得該工程在不久之後又停工了。在1933年11月大選前的一次采訪中，戈培爾指出了可以解釋國會具有“持續重要性”的兩個因素：首先，政府需要一個代表整個國家的權威機構，可以支持它頒布立法；其次，“元首”需要一個機構來“向世界展示人民和國家的團結”。顯然，他們在利用國會的傳統來加強這種宣傳效果。因此，不應低估國會繼續存在的象征意義，即便國會實際上主要是作為希特勒登場的舞台，或是作為一致通過特別是具有象征性的法律的平台。在1933年3月24日通過《授權法案》之後，國會在1942年4月24日最後一次會議前隻舉行了19次會議，而且隻通過了7部法律。

在1933年3月21日“波茨坦日”(Potsdam Day)，當納粹宣稱帝國的所有合法性都來源於納粹組織時，議會在其中發揮了核心作用。因為這個時期涉及的不隻是“第三帝國”和愷撒帝國的莊嚴握手，即穿著舊帝國元帥製服的興登堡，或在波茨坦舉行儀式的象征性姿態，還有3月5日舉行的德國國會的開幕儀式。因為在1871年3月21日，德國國會第一次開會。它是根據當時最盛行的選舉法之一選舉產生的，其中包括對24歲以上的人實行男性普選。盡管他們對議會和黨派提出了種種批評，但它獲得了德國人所珍視的傳統地位。因此，毫不奇怪，納粹也很重視一個議會席位所帶來的聲望。黨內最重要的官員，納粹衝鋒隊或黨衛軍，都或多或少自動獲得了一個席位；其他的納粹要員，如阿爾伯特·斯佩爾和弗裏茨·托德特，都曾試圖得到一個席位，卻始終未能如願。

納粹政權在其他領域也利用了這種參與性傳統。例如，在1939年慶祝“奪取政權”的周年紀念日時，希特勒在國會發表了演講。根據戈培爾的說法，該演講的“主題”是：“德國將永遠是一個元首共和國，再不會有君主統治了!”在演講中，希特勒大談過去的著名人物，讚揚德國的和平願景，並攻擊了猶太人。他認為合法性最主要來自“德國人民”。他反複談到“民族共同體”，並向聽眾提起威爾遜總統14條宣言中“關於民族自決的根本命題”。希特勒說道，其他國家拒絕給予“高度文明的德國人民”這項權利；而他，希特勒，現在又贏回了這項權利。“元首”提醒議員們，他們有“神聖的、永恒的職責”：“你們不是某個地區或某個區域組織的代表，你們也不是特定利益的代表，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你們是整個德意誌民族的民選代表。”

與此同時，希特勒在國會演講中明確表示，他反對1933年以前德國即已存在的“外來民主”。“所謂偉大的民主國家”(在演講的其他部分，他稱其為“資本主義民主國家”)應該反思一個問題：“歸根結底，一個得到99%民眾支持的政權，和那些采用最可疑的舞弊選舉方法才能維持統治地位的國家，難道不是完全不同的民主嗎？”“就民眾統治而言，我們已經有了一種更透明、更優越的形式，他們怎麽敢試圖把某種東西強加給我們呢？”從國會議員的反應就可以看出國會“民眾統治”形式的實際含義，他們的國會活動僅限於用“歡聲笑語”來回應元首的諷刺性言論，用“雷鳴般的掌聲”來回應每一個威脅姿態。

選舉技巧

單純靠鼓掌並不足以維持民主的假象，這一點可從納粹的選舉製度中得以印證。他們想要一種國際公認的合法形式。為此，他們需要一種符合國際標準的選舉製度。

因此，根據法律，納粹選舉具有“全民參與性”。在1933年和1934年期間，甚至猶太公民也可以參與投票。1933年，內政部長弗裏克斥責當地一名政黨領袖，稱將猶太人排除在競選名單之外是“違法的”，並聲稱要嚴格禁止這種行為。然而，猶太人中央協會(Central Association for Jews)建議其成員在1933年11月的選舉中投“讚同”票的事實表明，當時他們已經承受了很大壓力。直至1935年《德意誌公民法》頒布〔這是紐倫堡(Nuremberg)的法律之一〕，猶太人被剝奪了投票權，然而“猶太混血”(“二分之一”和“四分之一”混血猶太人)仍享有投票權。值得注意的是，“德意誌公民”的權利首先是根據他們的投票權來界定的：“在政治事務中行使投票權僅限於擁有完全‘政治權利’的德意誌公民，猶太人不能成為德意誌公民，在政治事務中不享有投票權。”

至少在第一次選舉中，集中營的囚犯還可以投票，而且由於實行了匿名製度，他們能夠表達自己的反對意見。1933年11月大選後，一名集中營指揮官抱怨道：“根據投票結果來看，處於保護性拘留的囚犯中約三分之一的人還沒有理解甚至不會理解當前的情況。不幸的是，我們找不出那些屢教不改的人是誰。”1933年11月，在施瓦本阿爾卑斯山脈的霍伊貝格(Heuberg)集中營，約有一半的囚犯投票反對納粹政權。

令納粹士兵們非常惱火的是，盡管他們要求公開譴責“叛國者”，但政府卻堅持選舉保密，並於1933年宣布，要想盡“一切辦法”防止對選民的“騷擾”，這份聲明通過媒體廣為流傳。在另一份聲明中，內政部長弗裏克下令“不惜一切代價維護選舉自由和投票保密”。有一次，因為沒有做好保密工作，選舉委員會宣布一個投票中心的投票結果無效。

盡管如此，操縱和欺詐事件也一再發生，投棄權票者和投反對票者一再遭受納粹的政治恐嚇。有個別報告稱，在投票站內都印著“卐”字符和希特勒的畫像，納粹黨成員在那些被認為是“不可靠”的人的選票上做標記，近乎公然地監視著投票站。狂熱的希特勒支持者公開拒絕使用投票站，也進一步破壞了選舉的保密性。而且，在計票時，許多選舉委員會直接忽略“反對票”，這樣他們就可以上報政權所期望的結果。然而，還有很多值得一說的地方。如果排除1936年的選舉，舞弊和操縱行為還沒有普遍到能從根本上扭曲選舉結果的程度。對實際選舉程序的區域研究和個人記錄研究一再證實了這一點。英國大使在1933年秋季選舉時稱，“投票本身無疑是保密的”。《紐約時報》在1938年4月選舉結束後報道：“正如中立的觀察者看到的，從信封裏取出的選票顯示，確實有超過97%或98%的選民支持希特勒，支持德國與奧地利合並。”對納粹來說，1934年8月總統大選的公投結果相對有些令人失望，但也表明了選舉的相對自由。盡管他們在選舉中占據了絕對優勢，且施加了政治壓力，但納粹“隻”獲得了90%的選票。這意味著，實際上有700多萬有投票權的選民沒有投票或投了“反對”票。在公民投票後的第二天，情緒低落的政治領袖加入希特勒的陣營時，他們試圖找出“出了什麽問題”。在1936年舉行的下一次選舉中，當局吸取了上次的教訓，下令將所有沒有在唯一的“讚成”選項上畫叉的選票，都算作“讚成”票。如果忽略掉一個事實，即這些選舉根本沒有給人民提供選擇的機會，那麽，這可能是納粹選舉舞弊最明顯的例子。

納粹之所以禁止選舉舞弊，是因為他們擔心這會使選舉喪失合法性。他們對此不抱任何幻想。在1936年的選舉中，將“反對票”變為“讚成票”的做法，以及不能投“反對票”的事實，都受到外國媒體的嚴厲抨擊。納粹在1938年糾正了這一錯誤：選票上再次出現了“反對”選項，空白或錯誤標記的選票不再被算作“讚成”票。

因此，總的來說，選舉會產生顯著的影響。例如，猶太浪漫主義學者維克多·克萊姆佩勒(Viktor Klemperer)認為，1933年11月的公民投票無疑是希特勒的勝利。他寫道：“我也開始相信希特勒的權力，相信他會留下來。”根據社會民主黨流亡委員會的說法，在這些選舉之後，社會民主黨也不得不“克服極度抑鬱的情緒”。納粹認為選舉結果也必須在國外產生預期的效果。例如，1933年3月大選後，倫敦的《泰晤士報》在其選舉分析中加入了讚揚的字眼：“在英格蘭，從來沒有任何反對奧地利和德國聯合的公眾情緒，這本身絲毫不妨礙大不列顛與德意誌之間達成諒解。”1938年德國國會選舉後，《紐約時報》評論道：“阿道夫·希特勒的日耳曼帝國昨日通過了投票的嚴峻考驗，當時新德國有近5000萬選民讚同吞並奧地利。”甚至在1934年因無數“反對”票和棄權票令納粹備受打擊的總統大選後，《紐約時報》闡明了現實情況：“阿道夫·希特勒是帝國的元首，以近90%德國人的選票獲得了絕對權力。”甚至在1936年，當國外批評無效選票被算作“讚成”票時，《紐約時報》的一名記者仍在粉飾這種聲音：“盡管存在這種混亂，希特勒還是贏得了壓倒性的選舉勝利，這是毋庸置疑的。”在1938年的德奧合並公投事件中，《紐約時報》的記者對質疑和批評不以為然。不管外國人說了什麽，就一個已經決定的問題(與奧地利的合並)進行的所謂毫無意義的全民公投是“對希特勒的一種致敬，不亞於對民族和種族團結的狂熱表白”。除了1933年3月的選舉外，外國記者幾乎沒有提到對反對派使用的恐嚇手段。

動員與現代化

宣傳機器無情地操控著公眾的思想。希特勒青年團(Hitler youth)成員、學生、普通納粹黨員都被動員了起來。選舉的準備工作在投票前幾周就開始了，在投票前的最後幾個小時裏，他們狂熱地動員民眾：公共建築和教堂裏懸掛著旗幟；納粹工廠在民眾的工作場所舉行會議；他們做出最後安排，使德國僑民能夠在船上投票；男性選民的火炬遊行；還有大規模唱詩班，教堂的鍾聲在投票前夕敲響。納粹政權利用一切技術手段展示它的現代化和對進步的樂觀信念，從空中的齊柏林飛艇到地鐵站擴音器都在播放希特勒的演講。選舉日當天，柏林的街道人群湧動，聲嘶力竭地呼喊希特勒；全國各地的德國人都聚集在一起，通過收音機收聽選舉結果，對投“反對票”的消息發出唏噓聲。1938年，在維也納，成千上萬興高采烈的市民沿著環城大道遊行，高唱《霍斯特威塞爾之歌》和《德意誌之歌》等愛國歌曲，並高呼：“我們想見元首!”在鄉村地區，軍樂隊為鄉村演奏小夜曲。在1933年的選舉中，民眾湧向教堂做禮拜。在一些鄉村地區，衝鋒隊人員被認為特別虔誠，他們的棕色製服在前往教堂的人群中尤為顯眼。當選舉結果宣布時，全國的公告上寫著：“創紀錄的勝利：票數如下……”

納粹的反精英主義、反男權製和現代宣傳，他們對工人的口頭呼籲，以及他們的強硬行為，吸引了那些在魏瑪共和國被邊緣化的人群，他們很樂意參與到這種抗議情緒中來。最重要的是，很多年輕人被吸引了——衝鋒隊內部全是一群年輕人。納粹通過其全麵的社會動員，使世界上許多人站了起來，在此過程中羞辱了曾經的名人。他們讓社會黨部長和猶太百萬富翁在大街上被追趕，或者讓他們穿著襪子和內衣遭受嘲笑。德國人從該政權的掠奪欲望中獲利，以謀殺同胞為代價而致富。在某些方麵，大肆宣揚的人民和政權的統一被證明是正確的，並在選舉中得到了顯著的象征性表現。1933年的選票使用熟悉的你“是否願意”形式，與婚姻誓言相呼應，上麵寫了這樣的問題：“作為德國人，你是否願意支持帝國政府的政策？你是否願意聲明，帝國政府表達了你的觀點和願望？你是否願意鄭重承諾忠於帝國政府？”

盡管納粹傾向於男性形式的表演、男性參與的活動和儀式，但有大量證據表明，他們實際想要同時吸引男性和女性：“德國的男性和女性!”納粹定然不希望女性僅在廚房裏活動。相反，在20世紀20年代，納粹黨已經認識到群眾黨贏得並維係女性支持的重要性。因此，許多選舉呼籲是專門針對女性的。在1933年11月的選舉中，“為了避免誤解”，納粹甚至覺得有必要澄清一下，“在11月12日的德國國會選舉和公民投票中，與以往所有選舉一樣，女性享有與男性相同的投票權”。

為了彰顯人民與領袖的團結，必須進行全麵動員。在選舉期間的每個清晨，通常天都還沒亮，希特勒青年團的男孩和德國少女聯盟(BDM)的女孩就已經在街上喧鬧地遊行了，他們吹著喇叭、敲著鼓，提醒德國人他們的“責任”。而且在柏林工人階級居住的地區，甚至在投票站開放之前，民眾就已經排起了長隊。在1934年的選舉中，幾乎所有擁有投票資格的選民都已經在11點前完成投票。由於選舉的目的是要給民眾留下更深刻的印象，所以本周日上午的選舉活動變得更加複雜。1938年的德奧合並選舉期間，衝鋒隊隊員、納粹機動部隊和空軍部隊、消防隊，以及其他任何能組織起來並能製造巨大噪音的人群四處走動以叫醒民眾。而在有些地方，剛到中午，就已經有80%的選民進行了投票。納粹黨員們用汽車把年老體弱的人送到投票站，並在醫院設立了專門的投票站。如果哪些公民沒有投票，納粹黨員一定會再次探訪，並提醒他們履行應盡的“義務”。

動員支持選舉的任務主要落在納粹黨員身上。在選舉日前的幾個星期裏，他們一直忙個不停，騎著自行車穿梭在鄉村宣傳選舉活動，騎著摩托車或列著車隊四處宣傳選舉信息。而在選舉日當天，他們不知疲倦地把自己的同胞送到投票站。與斯大林的做法如出一轍，希特勒利用選舉來控製他的特工，並甄別組織中存在的問題。

沒有法律規定選民必須投票，但到處都有黨員、報紙、廣播和熱心的公民提醒他們絕對有必要投票，以及“對元首表達忠誠和感激的義務”。1934年公民投票的前一天，戈林告訴德國人：“任何人都不能離開，否則就證明他們不值得元首信任。”我們必須“作為一個強有力的示範展示給全世界，這個示範將掃除關於新德國的所有謊言和歪曲的事實。我們必須表明，阿道夫·希特勒已經和德國人民在所有的思想、行動和情感中融為一體”。

由於魏瑪選舉法(包括無記名投票)仍然有效，所以沒有人因為拒絕投票或錯誤投票而被送上法庭。然而，也存在一些公務員因沒有投票而受到紀律處分的情況——盡管內政部長不允許對這個問題進行過多討論。由於內政部長明令禁止騷擾非選民，為了施加更大的壓力，納粹想出一個辦法——標記那些已經投過票的人。因此，在整個帝國，遊說者到處分發徽章來確定誰投過票。有報紙報道稱：“每個人都佩戴著‘讚成徽章’並引以為傲。”在一些地方，遊說者還會分發“履行選舉義務證書”。

紀律處分、共謀、反抗

一位美國記者分析了1938年的公民投票。據他分析，納粹用暴力的方式吞並奧地利，從本質上說，並不能算是勝利。“國家社會主義法規定舉行全民投票，以這樣的方式，才能使合格的選民牢記其在決定國家命運方麵所承擔的責任”。這一觀察相當敏銳。1933年11月選舉的前幾天，老牌自由派報紙《福斯日報》(Vossische Zeitung)刊登了一篇對戈培爾的采訪。在采訪中，記者不斷提問，如果隻有一個政黨，不再有任何反對黨，那麽議會選舉存在的意義是什麽呢？最後，這位記者一針見血地總結道：“既然如此，國會選舉就必須是一項針對德國選民有正確思想和內在紀律的考驗。”於是，宣傳部長回答說：“沒錯。”

通過投票，每個公民都可以表明自己對該政權的認可。民眾前往投票站的過程變成了一種服從表現，甚至是同謀行為。必須保留自由投票，以提高服從儀式的重要性。這不僅涉及缺乏相關的法律規定的投票，而且還涉及選舉日的提前投票，這在每個獨裁政權中都被視為特別忠誠的證明。歡慶的氣氛也為選舉增添了具有忠誠特點的色彩。納粹黨報紙《國民日報》(Nationalzeitung)就對1936年3月的選舉寫道：“這不是一個簡單的選舉活動，這是一個莊嚴的慶祝活動，每個人都很榮幸能夠通過投票來感謝元首做出的所有偉大功績和成就。”

抵製這種宣傳、不投票、投“反對”票或破壞選票到底多麽困難？一般而言，即使投票是保密的，民眾也不得不考慮反對的聲音。遊說者施加的壓力較為溫和：中午過後，為了讓那些還沒有投票的選民投票，希特勒青年團的成員和眾多納粹黨員會去這些選民的家裏。在更極端的情況下，衝鋒隊成員會在街上呼喊著追趕那些沒有投票的人，一群人在旁邊大喊：“把他們捆起來!”

選舉期間的壓力可能更大：1936年3月29日，在薩爾州的一個村莊，一名助理牧師和他的管家在投票站投票。結果，一個納粹分子開始懷疑他們，然後悄悄地在兩張選票上標記上墨點。在統計選票時，發現兩張選票都投了“反對”。村民們就聚集在牧師門前，並把這兩名天主教徒拖到外麵，在街上追趕、嘲笑他們。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下薩克森州(Lower Saxony)的一名工廠老板身上，他被迫參加投票，然後被關押起來並受到虐待，直到第二天才被釋放。此外，還有人在街上被人追趕，脖子上掛著一塊牌子，上麵寫著：“我沒有投票，因為我並不關心德國的榮譽與和平。”盡管這些可能隻是個例，但它們確實揭示了普遍存在的壓抑和恐懼氛圍，這足以迫使大多數選民服從。

在選舉之前，大部分選民獲準在家鄉以外的地區投票——這表明了一些選民在試圖逃避壓力。據推測，許多人之所以這樣做，是為了在選舉日不受騷擾——要麽根本不投票，要麽在更匿名的環境中投“反對”票。政府對這一事態做出的反應是，規定投票站應開放到18點，以使每個選民都有機會投票。

成千上萬的選民要麽拒絕投票，要麽投了“反對”票，這一事實表明，在納粹主義統治下的選舉和公民投票不僅僅是認可和服從的儀式，同時可能也是民眾疏遠或反對該政權最重要的機會。這僅僅不適用於1933年3月的選舉，因為盡管納粹施加了巨大壓力，但仍有56%以上的選民投票反對希特勒成為獨裁者。1933年11月的選舉結果更值得人們注意，當時獨裁政權已經完全建立，但仍有210萬張“反對”票；而在1934年的公民投票中，更有430萬張“反對”票。然而，有人反對這一點，認為反對派的大量投票表明，選舉期間對政敵使用恐怖手段屬於例外情況，但是提出反對意見是有可能的。

“第三帝國”的政治節日

在今天看來，1933年至1939年和平時期的政治節日對納粹統治的重大意義很容易被低估。納粹德國對民主的破壞以及該政權對其認定為國家和“雅利安人種”(Aryan race)的“敵人”所使用的殘酷武力，最終以“大屠殺”收尾，有力地塑造了我們對納粹德國的看法。歡樂的節日和熱情的民眾為希特勒歡呼的景象，與這段充滿壓迫、暴力和恐怖的曆史並不相符。然而，節日和恐怖融入到自我慶祝的“民族共同體”——這與暴力排斥“共同體異類”並不矛盾，二者是密切相關的。一些特別狠毒的鎮壓措施與壯觀的慶典密切相關就能證明這一點。1933年3月21日，普魯士曆史與“第三帝國”之間精彩地上演了所謂連續性的一幕——後被稱為波茨坦日。兩天後，《授權法案》的通過摧毀了民主。就在100多萬人在柏林慶祝5月1日全國勞動節僅僅一天之後，納粹政權就摧毀了自由工會。在1935年納粹黨帝國黨代會期間，在密室中起草了臭名昭著的《紐倫堡法》，目的是剝奪猶太人的權利，這是納粹黨“年度政治儀式”中最複雜的活動。在紀念1923年納粹黨慕尼黑暴動失敗期間，希特勒和戈培爾發動了恐怖行動，致使數百名猶太人於1938年11月9日死亡。有時，暴力和壓迫甚至被偽裝成一種莊嚴的儀式，就像1933年5月的“柏林焚書”事件一樣。

然而，如果將“第三帝國”舉行的眾多節日僅僅看作準備實行暴行的平台或轉移民眾對壓迫措施注意力的策略，那就是大錯特錯。在麵向本國和外國人民時，政治節日也有助於納粹政權進行形象管理。參加大型群眾集會的民眾可以感受到他們是情感共同體的一部分，毫無疑問，他們正在體驗無階級的“民族共同體”的現實生活。政治節日以其高漲的情感和精心設計的場景提供了一個場所——在那裏，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典型的政治審美可以產生直接有效的影響。與此同時，這些節日的儀式和象征為政治領域營造了一種神聖的氣氛。如果納粹主義被描述為一種政治宗教形式，那麽公共儀式就是其禮拜儀式的核心。在政治節日中，“元首”和“人民”之間的直接接觸既是魅力型統治的工具，也是魅力型統治的表現，是“希特勒神話”的重要基礎(伊恩·克肖，1987)，大量德國人的忠誠都基於這一點。在選舉期間，群眾活動不僅展示了“新德國”的實力和現代化程度，也恐嚇了國內外的反對者。經過出色的後勤和技術手段安排，遊行、示威和閱兵把德意誌帝國描述成一個高效的現代化國家、一個未來充滿希望的國家，尤其是能夠為本國民眾提供精彩的表演：樂隊和穿著製服的年輕英俊男子，火炬遊行、煙花和“光明大教堂”，一起乘坐專列參加活動的經曆，在帳篷裏過夜，活動結束後的狂歡酒會，所有這些都為民眾帶來了巨大的歡樂。

就像選舉和公民投票一樣，政治節日也是將德國人民融入納粹政權的一種手段，但卻不能影響納粹的政策。這樣的節日有精心設計的場景，假設所有參與者都在同一個地方，那麽這樣的活動一次可以持續幾個小時或幾天。如同選舉一樣，儀式性的節目使民眾從日常生活中解脫出來。盡管演講者、在場的政治家、參加遊行隊伍的人以及正在觀看的“群眾”扮演著不同的角色，但是，作為節日共同體的一員，他們形成了一個整體，其中，“群眾”本身也變成了演員。所有參與者同時出現，他們進行互動，參與象征性的活動，這些都能使民眾產生強烈的情感共鳴，進而影響他們的政治態度和政治行為。政治節日是情感和情緒的媒介，是現實世界和象征世界的融合。納粹通過各種方式利用這些節日，目的是讓人民融入他們的政權。

納粹的“節日日曆”

政治節日一開始就在納粹統治的自我投射和展現“人民”與元首的團結方麵發揮著關鍵作用。這一點在“第三帝國”第一年的簡要敘述中就可以看出來。1933年1月30日之後，希特勒和納粹黨開始摧毀魏瑪民主，並迫害他們的政治對手，取締其他黨派，同時“整合”所有的獨立組織。獨裁之路充滿了名副其實的“節日焰火”。在帝國的城鎮和鄉村，納粹精心策劃了一係列大規模的公共活動，以及許多小規模遊行、集會和儀式。在這些活動中，當地文化的傳統元素與納粹運動的象征和儀式被結合在一起。1933年舉行的許多小規模的節日活動，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特別有啟發性的視角，這份期待混合了機會主義、希望和熱情等，最終許多德國人將這份感情寄托於希特勒身上。他們也表明了自己的決心，納粹黨、衝鋒隊、希特勒青年團的成員開始征服公共領域，並用他們的標誌和儀式占領公共領域。主要節日及其在各省的多方效仿，不僅有助於塑造有吸引力的形象，還可以作為外部裝飾，掩蓋國家的殘酷征服行為。這種“社會儀式”是建立獨裁統治過程中的重要一步。

雖然必須在短時間內臨時製作很多東西，但在戈培爾的帶領下，組織者還是成功打造了一場令人印象深刻的演出。這場演出旨在展示“革命性”的納粹運動和“普魯士傳統”之間的協調。納粹政權希望這個地方的傳奇能賦予它曆史的合法性。然而事實上，直到後來希特勒與年邁的德國總統馮·興登堡握手的照片才成為一個時代與另一個時代權力移交最著名的象征。直接的情感作用來自波茨坦儀式的“普魯士”氛圍，以及整個民族都參與到偉大的權力移交儀式中。在波茨坦，成千上萬的人們站在街道兩旁，除此之外，納粹號召全國各地的德國人在房子上懸掛舊帝國的黑白紅三色旗或納粹的“卐”字符旗幟。當天晚上，民眾舉行了無數次火炬遊行和“自由儀式”來慶祝“國家的重生”。

僅僅幾周後，1933年，5月1日被定為“全國勞動節”，象征著工人階級融入了“民族共同體”——這是德國曆史上第一次把工人運動的傳統抗議日定為公共假日。此明智之舉是對工人的一種象征性認可。即使在全球經濟危機引發大規模失業之前，工人也認為他們是現代資本主義的受害者。然而，這種象征性的認可卻意義重大。在1933年的“全國勞動節”當天，沒有舉行大規模集會和遊行，而工會和左翼政黨成員本可以借此機會支持工人階級的利益。相反，“五一”節慶祝活動的核心是由國家組織的群眾大會。超過一百萬人在柏林的“滕珀爾霍夫公園”(Tempelhofer Feld)參加了會議。在這裏，年輕的阿爾伯特·斯佩爾贏得了聲望，因為他創造了一個讓希特勒組織得以興盛的舞台。斯佩爾對這一事件的策劃涵蓋了許多後來群眾活動的典型元素：希特勒麵對群眾講話的講台背後是巨大的“卐”字符旗幟，現代的擴音器把演講內容傳達給聚集在希特勒麵前的數百萬人，一名電台記者在城市上空的飛艇上進行了現場直播。火炬遊行和焰火為這難忘的一天畫上了句號。慶祝活動結束後，接踵而來的就是暴力鎮壓。5月2日，自由工會遭到取締，其財產被沒收。工人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勞動節已經轉變為“民族共同體”的勞動節。在某些方麵，比如波茨坦日，這個群眾性的節日是從魏瑪共和國的自由公共領域到獨裁政權的公共行為空間的一種過渡儀式，其中每個參與者都扮演一個固定的角色。接下來的幾年裏，納粹的勞動節與其在勞工運動中的起源含義迥然不用。從20世紀30年代中期開始，民眾把這一天當作一個非政治性的春天的節日來慶祝，這一天有諸如“五月樹”之類的新傳統，也有工廠或辦公室等“工作場所共同體”準備的娛樂活動。德國勞工陣線領袖羅伯特·萊伊博士(Dr. Robert Ley)，在1936年5月的慶典上提出了“享受生活”的非政治性口號。

事實上，這隻是一次名義上的黨代會。最重要的是，這是希特勒“納粹運動”和“德國人民”之間魅力關係的儀式性展示。納粹黨及其眾多附屬組織的數十萬官員、成員和支持者每年都會聚集在紐倫堡參加各種活動，此類活動通常會持續幾天。它很少受到政治演講內容的影響，而更多地取決於作為共同體的一部分的經驗。20世紀20年代，納粹黨發起紐倫堡集會，但直到1933年以後，這些集會才被列為重要場合，也變得日益複雜。受希特勒本人委托，由萊妮·裏芬斯塔爾(Leni Riefenstahl)執導的1934年黨代會電影《意誌的勝利》大獲成功。事實上，這部電影不是紀錄片，而是極具暗示性的宣傳片，這一事實清楚地表明了黨代會想要傳達的信息。在電影中，許多熱情的民眾在各種不同的場合為希特勒歡呼。電影的另一個主題是，在華麗的背景下，身著製服的縱隊根據嚴格的編排，列隊穿過巨大的閱兵場，這一幕被視為完美紀律的典範。毫無疑問，希特勒在這一場景中扮演了核心角色，但這實際上是“納粹運動”的自我寫照，其焦點不斷地集中在忠誠且紀律嚴明的支持者和忠誠的“人民”身上。為此，紐倫堡納粹黨的偉大節日及其在電影中的集中表現，最重要的是慶祝“人民”和“元首”的團結。此外，這些儀式表演的重要作用是向參與者展示納粹運動及其“元首”的特殊性和“神聖性”。希特勒乘飛機抵達就是一個例子，夜晚紐倫堡的火炬遊行以及新黨旗的“獻禮”也是如此。“獻禮”采取的形式是希特勒用所謂的“血旗”來感染人民。據說，這麵旗是由黨員的血浸透過的，這些黨員在1923年失敗的慕尼黑暴動中被警察射殺。這種陰鬱的儀式是一個最好的例證，說明黨代會的禮拜儀式借鑒了基督教殉道者的傳統。最後，納粹全力在紐倫堡修建建築，目的是為納粹黨的節日提供合適的場所。軍隊遊行穿過中世紀古城是為了展示該黨與德國曆史的淵源，而帝國黨代會會址上那些巨大的新建築(實際上從未完工)，及其看台、體育場、街道、大廳和閱兵場，則為表現“民族共同體”與元首之間的密切關係提供了背景。這是一種權力建築，這座建築內的人從來不被允許將自己視為個體，他們隻能在一個紀律嚴明的集體中行動，並將自己視為這個“群體”的一部分。

黨代會結束一個月後，“帝國豐收節”於1933年10月2日在德國北部城鎮哈梅林(Hamelin)附近的比克伯格(Bückeberg)舉行了首演。盡管“五一”勞動節的目的是將工人納入“民族共同體”，但50萬人聚集在下薩克森州是為了慶祝德國鄉村與“新德國”的聯係。

1933年的最後一次盛大慶典於11月9日在慕尼黑舉行。自1925年以來，納粹黨一直將這一天作為1923年希特勒政變失敗的紀念日——忠誠的巴伐利亞警察毫不費力地鎮壓了這次政變，但納粹黨卻將其轉變為納粹運動的核心根基事件。特別是在1933年以後，民眾越來越重視那些與被槍殺的反叛者有關的殉道儀式。就此，納粹黨甚至比“帝國黨代會”更受關注。納粹黨利用希特勒在“市民啤酒館”(Bürgerbraukeller)的年度紀念演講，反動派城市遊行的重演以及日益浮誇的死亡崇拜，創造了一個有關英雄主義和犧牲的神話，從而有助於塑造納粹黨的形象。因此，11月9日的慶祝活動主要不是關於有魅力的“元首”和“民族共同體”之間的聯係，民眾所頌揚並賦予傳奇地位的是所謂的“鬥爭共同體”——與納粹黨早期所說的“鬥爭年代”有關。每年11月9日，慕尼黑都會進行一場精心設計的傳統儀式，在這一傳統儀式中，納粹運動的“老戰士”們不斷在腦海中確認，他們是發誓效忠元首的團體，代表“第三帝國”的精英。尤其是這個原因，在政權的所有儀式中，這個節日包含了最多的政治宗教儀式元素：年複一年，1923年“血旗”已經變成了納粹黨的遺物，在整個城市舉行隆重的儀式。1923年犧牲的16人獲得了政治烈士的身份，在1935年的盛大儀式上，他們被重新安葬在國王廣場(K?nigslatz)新建造的兩座“榮譽神殿”裏。他們的名字每年都會以“點名”的形式被充滿感情地宣讀出來，每念完一個名字，一群人就會齊聲高喊：“到!”從而營造出“倒下的英雄”和活著的運動支持者之間的神秘團結。

在20世紀30年代，納粹節日風俗發展成為四種不同的趨勢：第一，朝著經典發展邁進。因此，盡管活動、符號和儀式不斷改變，但總體上是朝著標準化的方向邁進。例如，1933年，當地的節日遊行在5月1日舉行，而且豐收節的活動包含了許多源於地方傳統的元素，後來的趨勢是模仿集中組織的活動。第二，大型政治慶祝活動變得更加隆重、壯觀。參與者的人數持續增加，活動變得更加宏大，建築則多數是為黨代會和豐收節而修建的場地和建築物。第三，重整軍備和備戰意味著軍事變得日益重要。在紐倫堡黨代會上，閱兵式和現代武器的展示成為節目的一部分。在1937年的“帝國豐收節”上，100萬名觀眾觀看了長達一小時的軍事演習，演習中有10 000名士兵，還有坦克和轟炸機。1939年，希特勒在慶祝自己50歲生日時，舉行了一場持續4個半小時的遊行，40 000多名士兵，5000輛機動車和600輛坦克參與了此次遊行。第四，現代大眾傳媒變得越來越重要。為了取得成功並產生影響，節日依賴於所有實際出席的參與者以及他們之間的互動交流，但節日隻能影響出席和參與活動的民眾。因此，在早期，戈培爾試圖用最現代的媒體技術來烘托政治節日的氣氛，以便影響更多的民眾。從一開始，無線電廣播就是宣傳工具的一部分，同時也運用了新穎的現場報道技術。通過提供簡短的電影報道，電影新聞短片至少可以給人一種“整體藝術作品”(Gesamtkunstwerk)的表麵印象，而這正是節日所追求的效果。但是，萊妮·裏芬斯塔爾精心製作的關於1934年黨代會和1936年柏林奧運會的電影，其在技術上極具革命性並且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從1936年開始，納粹也嚐試了電視廣播，但是由於其技術原始，這種方式隻能涵蓋少數觀眾。

元首神話與“民族共同體”：政治節日的作用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納粹還維持並不斷發展他們的節日活動，這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和耗費大量資源。數百萬人被動員起來，成千上萬的黨內工作人員和公務員參與組織這些活動。納粹斥巨資舉行儀式，並修建柏林、紐倫堡和比克伯格的巨大建築。為什麽要組織這麽多盛大的演出呢？這些政治節日對納粹獨裁統治起到了什麽作用呢？關於該政權的性質和它在德國人民中受歡迎的原因，這些節日能告訴我們什麽呢？在1936年發表的一篇著名文章中，哲學家沃爾特·本傑明(Walter Benjamin)提到了法西斯主義下的“政治生活審美化”。他說，把政治轉變成一場精彩的表演，有助於組織和吸引人民，使其與該政權捆綁在一起，但同時又無視人民的真正利益。確實，這種分析貌似合理，但它沒有解釋納粹節日文化的重要性，因為節日不僅僅是一種轉移注意力和操縱人民的方法，最重要的是，“五一”勞動節、紐倫堡黨代會、“帝國豐收節”和11月9日的慕尼黑死亡崇拜等重大儀式，都是“人民”和“元首”麵對麵相遇的舞台。在儀式中，希特勒親自出席，麵對麵交流的可能性，偶像與崇拜者的接近，以及會麵的嚴格規範和儀式化，是創建和維持魅力型團體和“元首”神話的重要前提。

最後，在1933年至1939年，納粹節日成為重要工具，通過儀式、表演和符號，該政權可以控製和壓製在魏瑪時期納粹黨的權力“鬥爭”中發展起來的革命動力。在德國民主的危機年代，衝鋒隊和德國納粹黨發展了一種長期的行動和動員方式，以此獲得並保持勢頭。街頭示威，選舉之戰，啤酒館裏的鬥毆都是常見行為。許多納粹活動人士曾預計，這種革命動力將在權力接管後繼續存在。隨著獨裁統治的建立，官僚主義的“協調”以及重新重視軍事，納粹黨領袖開始通過國家機構、納粹黨衛軍和蓋世太保有組織的恐怖活動來行使權力，而不是通過動員衝鋒隊或來自下層的壓力。

政治節日還有助於增進“人民”和“元首”之間的魅力關係，確保人民在情感上能體驗“民族共同體”，並保持這樣一種感覺：這是一個充滿活力的政權。政治節日能否實現這一目的取決於其能否有效進行形象管理，以滿足德國人對認同感和方向感的需要。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政治節日一方麵回歸到熟悉的主題，另一方麵，它從現代大眾文化和娛樂產業的角度提出創新的想法。

創造傳統是用來確保信譽和聚焦共同期望的機製(霍布斯鮑姆)，通過這一機製，納粹黨為自己及其節日提供了曆史合法性。從特定節日的選擇理由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些被創造出來的傳統。5月1日指的是勞工運動的傳統，豐收節借鑒了基督教的傳統，“母親節”也是已經確立的傳統，而11月9日則與殉道者崇拜有關。在這種情況下，納粹運動實際上是在創造自己的傳統。這種創造傳統的策略，體現在對節日進行精心設計的各方麵。年複一年，節日的節目都遵循著同樣的順序，就像基督教的日曆一樣。曆史感、節奏和重複都給節日的節目帶來了連續性和真實性的氛圍。

第二，對於重大節日，納粹節日的負責人選擇具有象征意義和曆史意義的場地。場地本身特有的光環有助於傳統的發揚，以使節日更加可信。紐倫堡是一座風景如畫的古城，有著重要的中世紀曆史。作為黨代會城市，它展現了納粹的主張，即體現“真正的”德國曆史。類似的傳統聯係還有下薩克森州的比克堡，它的賣點是德國農民的象征。

這些還包括(第四點)舉行節日的公共空間的設計。的確，一方麵，在地方層麵，他們使用了許多傳統文化的元素，例如在節日氣氛濃烈的城鎮中遊行，或用因豐收節而被華麗裝飾的農場馬車遊行。然而，另一方麵，紐倫堡或比克伯格的節日建築是相當新的，柏林的滕珀爾霍夫公園的設計也是如此。帝國黨代會廣場上的巨大建築，以及為容納一百萬人而改造的比克伯格斜坡，促成了一種全新的大規模編排和集體體驗的形式。它的首要目的是將個人納入構想的共同體。與這些新空間相關的主導建築為大型節日提供了合適的舞台，如果沒有極權主義的大規模編排，這將毫無意義。

第五，納粹的節日是現代活動管理的範例，它巧妙地利用了最新技術提供的所有可能性。能夠把幾十萬甚至一百萬人帶到下薩克森州的偏遠地區或紐倫堡的省城，並在短時間內供養他們，這本身就是一項非常了不起的後勤成就。使用最現代的擴音器，高效的燈光布置，飛艇和飛機的部署，數千名士兵的閱兵式，最新的武器展示，所有這些因素結合在一起，使1933年至1939年間的政治節日成為最受歡迎的科技和軍事現代化演示。

第六，大眾媒體。納粹節日的目的是讓參與者盡可能地“完全”融入活動，並讓“政治”盡可能全麵地成為一種情感體驗。理性的爭論和政治辯論是不相關的。為了確保這種體驗不局限於參與者，從一開始納粹就打算將儀式傳送給全國的廣大公眾。報紙報道、照片、廣播和電影都是為了把當地的重大活動變成整個國家的體驗。雖然納粹利用電台報道來實現全國的同步體驗，而且許多德國人看過裏芬斯塔爾拍的1934年黨代會的電影，但這種媒體策略成功與否仍不得而知。因為節日共同體的特殊性質恰恰在於需要所有的參與者在場。考慮到當時的技術狀況，越是有關情感、體驗和共同體的問題，就越難通過媒體傳達這種體驗。這無疑限製了納粹節日文化的有效性。

民眾需要繼續積極領會“元首”和“納粹運動”之間的關係，這對這個魅力政權的合法化具有決定性意義。與選舉一樣，這些儀式可以明確展示該政權的“民主”性質。即使已經成為僵化的儀式，但選舉和節日維持著群眾運動的假象。同時，它們又蘊含著納粹運動的潛在動力。除此之外，希特勒和戈培爾在1938年11月9日，輕易地對德國猶太人發動了一場前所未有的恐怖浪潮。而當天，納粹黨致力於激起民眾對“鬥爭時期”和“隕落的英雄”的記憶，這兩件事息息相關。20世紀30年代，麵對外國和本國人民，納粹政權的自信不斷增強。這不僅是選舉和公民投票的結果，還與那些表明同意和排斥的展示儀式有關——它們似乎闡明了群眾的意見，也顯示出了反對派的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