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納粹“奪權”2

因為被寄予厚望的決定性變化並沒有實現，革命期間的那幾個月極度亢奮的狀態和振奮人心的期望一旦過去，幻滅感就會大規模地出現。這往往是由於經濟因素、食品價格的上漲沒有與相應的工資上漲相匹配，在短期創造就業方案(通常是建築業)取得第一波成功之後，在1933年和1934年的冬季，建築活動陷入停頓，對失業揮之不去的恐懼重新燃起，第一次挫折到來了。盡管納粹政權通過積極的、不停歇的宣傳活動和征召義務“勞動服務”，盡力向每個人保證就業是其議程上的首要問題，但在1934年的冬季和次年早春，就業情況似乎停滯不前。小手工藝品商店的老板們很不高興，因為與早先的承諾相反，政府沒有關閉百貨商店。農民們也在《國家世襲農莊法》(the Reichserbhofgesetz)強加給他們的各種束縛下感到痛苦不堪。1933年9月底通過的該法規定，麵積在7.5至125公頃之間的耕地，傳給下一個繼承人時不得分割繼承、不得抵押——這嚴重限製了農民的經濟自由和流動。不僅是工匠、工人和農民有理由感到不滿，家庭主婦們還抱怨從肉類到奶製品，許多食品都供應不足。國家社會主義組織在經濟(管理)中矛盾、考慮欠周和破壞性的幹預，常常被人們認為是在為人民供給必要品時出現障礙的原因。因此，對經濟的不滿具有明顯的政治性。

胎死腹中的二次革命與政權的鞏固

在期望值最高的地方，幻滅感也最強，說的就是納粹衝鋒隊的普通士兵。隨著1933年7月革命的宣告結束，衝鋒隊失去了它的職能。1933年夏秋期間，衝鋒隊領導人常常被從他們之前擔任的銀行、保險公司和行政辦公室的職位上以“特別專員”或“特別全權代表”的名義撤職。因此在國家社會主義運動曆史上最成功的一年結束時，衝鋒隊的普通士兵往往空手而歸，沒有得到任何東西來證明他們為“奮鬥的歲月”所做出的犧牲。

1933年5月1日，納粹黨在經曆了前所未有的170萬左右的新黨員湧入後，對新來者關閉了大門。新成員中的許多人在1933年3月和4月的重大事件中發現，在內心深處他們一直是國家社會主義者。相比之下，衝鋒隊則保持開放，在1934年的頭幾個月裏，其隊員數量突破了300萬大關。在他們的隊伍中，1933年春天席卷整個運動的革命平均主義和吵吵嚷嚷的反資本主義繼續存在。與之相關的還有對二次革命喧鬧嘈雜的討論，似乎越發來勢凶猛、越發真誠，因為它根源於對現實的沮喪和被辜負了的希望。1934年春，二次革命的威脅看起來很危險，特別是當時民眾的不滿與國際形勢的不穩定同時發生。國防軍的高級軍官們對衝鋒隊領導人恩斯特·羅姆(Ernst Rohm)宣稱的，在衝鋒隊的基礎上建立一支棕色民兵，並將“國防軍的灰色岩石淹沒在棕色洪水中”的計劃感到擔憂。希特勒強烈反對羅姆的計劃，因為他需要利用專業軍隊的專業知識和技術來實現自己的外交政策目標。他很早就表示，任何二次革命的嚐試都將“淹沒在鮮血中”。

事情終於到了緊要關頭。來自長期被稱為“帝國投訴辦公室”(Reich Conflicts Offlce)的帕彭副總理官署內部的公開批評，匯入了衝鋒隊慢慢醞釀的不滿情緒。1934年6月17日，帕彭在馬爾堡大學(Marburg University)的一次演講中對政府的攻擊，最終迫使本不情願動手的希特勒采取了行動。希特勒與黨衛軍的萊因哈德·海德裏希和海因裏希·希姆萊，以及羅姆在黨領導層中的老對手赫爾曼·戈林和約瑟夫·戈培爾在後勤和串通一氣的陸軍領導層的支持下，準備了最後的鎮壓。羅姆於6月25日被德國軍官帝國協會(the Reich Association of German Offlcers)開除，他不應該對此感到驚訝。6月30日星期六上午，憤怒的希特勒帶著武裝警察和黨衛軍人員將他逮捕。在接下來的幾天裏，羅姆和其他幾十名衝鋒隊領導人都被連珠炮式地擊斃。與此同時，希特勒趁機擺脫了宿敵，比如巴伐利亞州政府專員古斯塔夫·馮·卡爾，他於1923年11月因為啤酒館政變惹惱了希特勒，還有他的前副司令格裏格·斯特拉瑟，以及他在總理辦公室的前任庫爾特·馮·施萊徹和施萊徹的親密助手馮·布雷多(von Bredow)將軍。施萊徹和斯特拉瑟被指控與羅姆串通密謀反對政府。與此同時，帕彭周圍的保守派反對派也被消滅了。撰寫了帕彭講話的埃德加·榮格(Edgar Jung)、為其撰稿的埃裏希·克勞斯納(Erich Klausner)，以及帕彭的參謀長赫伯特·馮·博斯(Herbert von Bose)皆被槍殺，而帕彭本人則先是被軟禁，然後被派往奧地利擔任特使，後來又擔任大使。1934年7月3日的一項法律將針對羅姆的訴訟定為國家自衛行為(Staatsnotwehr)。在常被稱為“長刀之夜”的事件中，近100人喪生。在這個時候，希特勒露出了真麵目，恰好符合劇作家貝特霍爾德·布萊希特(Berthold Brecht)對他的描述：一個強盜團夥的頭目。

這種針對衝鋒隊二次革命的威脅和來自保守陣營的批評的雙重目標而發起的攻擊，先發製人，鞏固了納粹政權。希特勒心甘情願地承擔了處決羅姆和其他衝鋒隊領導人的全部責任，因為他是“德國人民的最高仲裁者”，他很清楚針對衝鋒隊的行動將得到很大一部分人的強烈支持，這些人長期以來一直受到無法無天的衝鋒隊暴徒的折磨。雖然殺害榮格、克勞斯納和其他與之沒有直接關係的人遭到了公眾譴責，但陸軍(與清洗有牽連，並從中獲利)和教會都沒有提出抗議。8月1日，總理和總統的辦公室合並一處；8月2日，久病纏身的興登堡離世；同一天，軍隊向希特勒本人宣誓——希特勒作為“元首和總理”的權力現已完全製度化了。這些政治變革在1934年8月19日舉行的公民投票中獲得了接近90%的讚成票。納粹政權已經度過了最初的不穩定階段，現在已經大權在握、穩操勝券了。

[1]　譯者注：關於Gymnasium的譯法，需要結合德國的教育體製。德國“小學”4年，之後的“中學”分三類：5年、6年、9年的，沒有初中高中之分。9年的叫“Gymnasium”。中國參照的是美國六、三、三(小學、初中、高中)學製，因此有人認為，德國前兩種學製僅有共9年或10年，相當於我們的小學加初中；第三種學製(“小學”加Gymnasium)共13年，就把它的最後文憑(Abitur)稱為“高中文憑”，進而稱“Gymnasium”為“高中”。有鑒於此，更適合的譯法是，Gymnasium是完全中學，Abitur是完全中學文憑或完中文憑。

[2]　書籍可以外借的圖書館。——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