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納粹“奪權”
赫爾曼·貝克(Hermann Beck)
1933年1月30日星期一上午11時30分，希特勒成為興登堡總統內閣的德國總理。與其前任不同的是，這是一個由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和保守的德國國家人民黨組成的聯合政府。自1930年3月以來，圍繞在年邁的總統保羅·馮·興登堡(出生於1847年10月)身邊的一小群顧問一直在議會的微弱支持下，通過他們選定的人選來管理共和國。然而，根據1932年11月6日的選舉，有超過40%的代表支持希特勒的聯合政府。在該政府的10名成員中，隻有3名成員屬於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其中希特勒擔任總理，威廉·弗裏克擔任帝國內務部長，赫爾曼·戈林擔任議會議長和普魯士內政部長。其他成員包括德國國家領導人阿爾弗雷德·胡根堡、退伍軍人組織鋼盔隊負責人弗朗茲·塞爾德(Franz Seldte)，以及無黨派背景的保守派人士，如外交部長康斯坦丁·馮·諾拉特和財政部長盧茨·史威林·馮·克羅西格克伯爵，兩人都曾在前幾屆政府任職。這不僅表明內閣中保守力量的連續性，而且也說明3名納粹成員力量的相對薄弱；而希特勒隻能在總統充分信任的副總理弗朗茲·馮·帕彭在場的情況下才與興登堡進行磋商的事實，則進一步證明了這一點。
因此，在德國保守派看來，他們能夠利用國家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為他們自己的目的服務，這一看法在國外得到了廣泛的認同。在2月的頭幾個星期裏，人們並未立即產生不祥的預感。戰後精力充沛的德國社會民主黨(Germany Social Democracy)領導人庫爾特·舒馬赫(Kurt Schumacher)，這位當時37歲前程似錦的議員，在2月初以嘲諷的口氣對希特勒的角色評價道：“以前他是一名裝潢師，現在他是一件裝飾品。內閣有他的名字，但幕後的實權派是阿爾弗雷德·胡根堡。希特勒能說話，但阿爾弗雷德·胡根堡會行動。”社會民主黨報紙《前進報》(Vorwards)以同樣的論調刊登了一幅漫畫，畫中的希特勒熱切而專注地駕駛著一輛汽車，卻不知道後座的帕彭和胡根堡正在用第二個方向盤操控著汽車行駛的方向。
所有這些都有助於減輕迫在眉睫的危機感，並將一些擔憂引向其保守黨盟友，而這些擔憂本來可以使人們更加敏銳地對付納粹的威脅。納粹和保守黨之間的關係並不好，甚至在內閣宣誓就職之前，希特勒堅持要進行新的選舉，因此引發了他和胡根堡之間激烈的爭論。但當胡根堡發現這一點時已經為時過晚，因為帕彭擔心如果胡根堡拒絕接受新選舉，聯合協議可能會破裂，因此他謹慎地對胡根堡隱瞞了希特勒有可能會掀起軒然大波的選舉要求，但帕彭的擔心是正確的。這位德國國家領導人擔心，在政府的支持下，國家社會主義的力量將進一步增強。兩黨領導人之間的爭論確實增加了聯合會談在最後一刻失敗的可能性，特別是在希特勒保證選舉結果不會改變內閣的組成、胡根堡仍然固執己見的情況下。直到興登堡的工作班子負責人奧托·邁斯納(Otto Meissner)突然闖入內閣會議，痛斥內閣成員說讓帝國總統久等是不合適的，當時是上午11點15分，儀式原定於上午11點舉行的，胡根堡才最終讓步了。希特勒取得了第一次重大勝利。然而，1月30日上午發生的事情僅僅是權力的轉移，真正奪取權力的時刻還沒有到來。它將發生在1933年1月30日至1934年8月1日之間的18個月內，到那時，帝國總理的職位與總統的職位合二為一，集於希特勒一身。一天之後，即1934年8月2日，久病不愈的興登堡與世長辭。
獨裁開始成形
1933年2月頭幾天的平靜隻是一種假象。盡管最初的政治暴力並未超過前三年的水平，但希特勒明確表示，他的政府代表著一個激進的全新開始。2月1日，在他領導的政府第一次發布的公告中，他指責魏瑪共和國政府完全不善於管理，破壞了國家團結。用他的話說是讓國家四分五裂，陷入了“一團自私自利的政治觀點、經濟利益和意識形態對抗”的混亂之中。他現在發誓要恢複失去的民族團結。在2月10日柏林體育場舉行的選舉動員活動開幕詞中，他首先談到了一個主題——這個主題將在1933年成為納粹宣傳的主旨——他倡導的運動延續了德國過去的偉大遺產：“我知道，如果今天墳墓打開，過去那些曾經為德國戰鬥、受苦和犧牲的偉大的智者，將起死回生，加入我們的行列。”這些旨在感動全國的講話，都是經過精心編排的，由新的媒體無線電收音機(魏瑪政府沒有好好利用過這些媒體)進行傳播，經過約瑟夫·戈培爾的頻頻介紹，他成功地傳遞了一種令人振奮、煥然一新的氣氛。
盡管納粹黨頭幾個星期的步伐受到了限製，但削弱反對派力量的必要手段已經到位。2月4日，公開會議通過了《保護德國人民法令》允許取締報紙和解散“濫用或蔑視國家主要官員所屬的部門、機構和機關”的規定，助長了對新聞和集會自由的侵犯。該法令甚至對“預防性拘留”做出了規定，並為取締傾向於批評新政府的措施和方法的報紙提供了便利。盡管對報紙的禁令常常會在接到法院禁令後就被解除，但在經濟不穩定的時期，即使是暫時的中止也可能導致其破產。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一法令是由希特勒的前任起草的，他們曾希望由此更好地控製即將到來的內戰。
自1932年7月20日帕彭政變以來，一直由第三帝國(the Reich)管理的普魯士曾經是魏瑪民主的大本營，社會民主黨、中間派和自由左翼德國民主黨在整個共和國時期掌管政府，但現在成為納粹主義大肆擴張的一個州。赫爾曼·戈林首先擔任內政部長，而後在4月2日之後擔任州長。自1871年以來，普魯士一直是德國最重要的州。雖然由於《凡爾賽條約》在西裏西亞和上西裏西亞的領土損失削弱了它的影響力，但它仍然占德國領土的62.5%；而且根據1933年的人口普查，其人口占德國人口的61.2%。2月7日，戈林用毫不含糊的語言指示普魯士警察與全國性組織衝鋒隊、黨衛隊和鋼盔隊建立密切關係，對他們的罪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同時大力反擊左翼的行動，並恢複自由地使用火器。5天後，戈林將5萬名衝鋒隊員和鋼盔隊員納入警察部隊，作為“輔助警察”，手槍和橡膠警棍配備齊全，這成為一個引領潮流的舉措，德國其他各州快速仿效，采取了類似的行動。在1933年冬季和1934年春季為推進納粹接管而采取的所有實際措施中，讓衝鋒隊暴徒穿上警服是最有效的措施之一。後來，在達到了他們的目的之後，輔警部隊1933年8月在普魯士逐漸解散，而其在巴伐利亞的解散，則到1934年春才完成。
對普魯士政府的清洗，特別是針對最高級別的州(provincial)層麵和地區層麵的管理者的清洗，在帕彭擔任總理期間就已經開始了，當時的受害者主要是社會民主黨人。現在戈林繼續將其他民主黨的官員趕下台，僅在1933年2月，就有十幾名普魯士大城市的警察局長和其他高級官員被迫退休，由與新政府關係密切的專家接替。這與1932年帕彭接管後的早期清洗一起，使得普魯士的行政結構在麵對3月和4月間納粹采取的措施時，毫無招架之力。
關於“保護人民和國家”這一具有決定性的法令，是在1933年2月27日至28日晚上國會大廈發生火災之後頒布的。不管誰最終要對這場大火負責，它都為希特勒政府提供了一個宣布進入緊急狀態的可接受的借口，也提供了一個建立獨裁政權的手段。現在大眾普遍認為是荷蘭共產黨馬裏努斯·範德·盧貝(Marinus van der Lubbe)幹的，而在20世紀30年代至60年代大家普遍認為是納粹自己幹的。《國會縱火案裁決令》為鎮壓共產主義和社會民主黨、確立“保護性拘留”、集中營以及暫停基本公民權利和自由等措施提供了法律基礎。從那時開始，信件可以被打開，電話交談可以被監聽，會議可以被解散，嫌疑人可以未經審訊就被拘留。該法令可以對企圖暗殺政府成員、在公共建築縱火、煽動“嚴重騷亂”和武裝抵抗該法令的人處以死刑或長期監禁。它還授權帝國政府接管那些未能維護“公共秩序和安全”的德國各州的權力。沒有任何指導方針規定如何實施該法律，第三帝國這一未得到承認的基本法在其整個存續期間一直有效，並賦予了當局在處理或捏造嫌疑人時想要的一切自由空間。
對共產主義的恐懼和即將到來的政變企圖，此時已經甚囂塵上，因為二者已經被納粹和保守黨人煽動到狂熱的極點，他們中的許多人真心相信他們不斷喚起的共產主義幽靈真真切切地存在。1933年2月28日上午，戈林告訴內閣，共產黨人打算“組建恐怖小組，放火焚燒公共建築，在公共廚房下毒……綁架內閣部長和其他知名人士的妻子和孩子作為人質”。3月1日，副總理弗朗茲·馮·帕彭對慕尼黑大主教福哈伯主教(Cardinal Faulhaber)說，共產黨革命者的意圖是“消耗人民的體力，同時在100個地方放火，燒毀農田，毀壞鐵軌，抓走上學路上官員的孩子，在罷工時把他們當作盾牌，在食物中下毒，私闖民宅，射殺門衛和服務員”。紅衣大主教把這些寫下來並信以為真。
因為這一切發生在選舉前的五天，人們普遍認為共產主義真的帶來了威脅，而納粹這種看似有效的應對威脅的措施，極大地增強了公眾對國家社會主義及其處理國家所麵臨問題的能力與信心。國會縱火案引起的德國政治氛圍的巨大變化，再加上對民主黨政客的殘酷騷擾，促成了納粹選票的顯著增加。
在1933年3月5日的選舉中，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獲得1727.7萬張選票(占43.9%)，比1932年11月的選舉結果增加了554萬張選票。選民投票率從80.6%上升到88.8%，增加了390萬張選票。在3月7日舉行的內閣會議上，希特勒認為3月5日的投票結果是一場“革命”。鑒於他的政黨在1932年的4次全國選舉中從未獲得超過37.3%的選票，甚至在7月31日至11月6日期間從37.3%下降到33.1%，他現在確實有理由感到心滿意足了。不過在3965.4萬張選票中，有56%投給了非納粹黨，地區差異仍然很大。例如在東普魯士、波美拉尼亞、西裏西亞部分地區和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州，納粹黨得票率遠遠超過50%，而在柏林、科隆和亞琛周圍的天主教地區以及威斯特伐利亞部分地區，其得票率僅為33%。在總共647名當選代表中，納粹有288人(43.9%)，共產黨有81人(12.3%)，社會民主黨幾乎保持不變，有120人(18.3%)，天主教中央黨及其較為保守的巴伐利亞分支巴伐利亞人民黨(Bavarian People Party)分別有74人(11.2%)和18人(2.7%)。而早就被邊緣化的自由黨，總共才獲得不到80萬張選票。
選舉明顯使納粹黨的力量超越了其保守派盟友，後者擁有略高於300萬張選票，占總數的8%，勉強維持之前的成績。因此相對而言，德國國家人民黨的重要性降低了。充滿生機、充滿活力、能量四射的納粹黨似乎完全有理由宣稱自己擁有未來。到3月底，地方國家人民黨領導人已經考慮與該黨更成功的聯盟夥伴合並。這次選舉帶來了另一個明顯的優勢，由於共產黨被取締，其81名民選代表要麽藏起來，要麽被監禁，因此僅288名納粹代表就構成了剩下的566名代表中的一半以上；加上52名德國國家代表，他們就占了60%。
“革命”與暴力
在選舉後的幾個月裏，第三帝國發現自己卷入了納粹自稱的“革命”之中。這個詞很快就被朋友和敵人共同使用，從流亡的阿爾伯特·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到新教領袖，再到約瑟夫·戈林本人。那年的晚春，最初的“民族”革命變成了“民族社會主義”革命，最後變成了“日耳曼”革命。
在實現全麵奪權的道路上，一個關鍵的事件是接管那些尚未被納粹黨控製的各州(l?nder)，即漢堡、不來梅、呂貝克、薩克森、巴登、黑森、符騰堡和巴伐利亞。在任何地方采取的都是基本相似的方法：納粹普通士兵挑起混戰讓柏林有機會進行幹預，並派遣一名“帝國委員”(Reich Commissar)來恢複秩序。一群魁梧的黨衛軍和衝鋒隊員已經準備好隨時與任何妨礙他們的人開戰。暴力，尤其是在奪取巴伐利亞政權期間到處泛濫的暴力，成了革命引擎的潤滑油。
在一些更為重要的州政府，即巴伐利亞州、符騰堡州、黑森州、薩克森州和漢堡州都在扮演或看守著少數派政府，因而在自我捍衛方麵處於弱勢地位，這為納粹奪權提供了便利。雖然衝鋒隊表麵上保留了合法性，但許多衝鋒隊支隊都是肆意妄為，卻沒有承受任何法律後果。為控製日耳曼各州而進行的鬥爭，本來應該是那些有能力反擊的反對派顯示其英勇的時刻，但從已知的一些當地情況來看，似乎是普通士兵本來願意抵製暴力入侵，但事實上，領導層極不喜歡對那些可能在興登堡和德國人民麵前反對合法行使政府權力的非法起義負責。對左翼領導人來說，似乎不言自明的是，在發生起義的情況下，不僅帝國和州官僚機構，而且規模小而高效的德國陸軍和包括興登堡在內的保守黨機構都會支持納粹黨。因此，武裝抵抗不僅不可能成功地打擊在數量上更強大、組織更完善的納粹組織，而且很可能因為反對一個表麵上合法的國家政府，背上叛國罪(Hochverrat)的汙名而引起公憤。因為從所有的表象來看，這是一個追求合法過渡的國家政府，除了反對任何反對派的強大到讓人畏懼的國家力量外，公眾的情緒似乎也偏愛這位新主人，他生命的**(elan vital)似乎不容抵抗。考慮到權力的配比，因此而譴責左翼和民主反對派的懦弱似乎是不公平的。
另一個防止武裝反對派的強有力因素是普魯士警察和納粹組織在國會縱火案後先發製人，主動出擊。共產黨領導人和成員被逮捕，工會、社會民主黨和國旗隊(Reichsbanner，共和國的準軍事組織)的官員經常遭遇同樣的命運。在國會縱火案後的極度興奮中，在對共產主義政變的廣泛預期中，瘋狂地搜尋非法武器的行動開始了，連很小的場所也不放過，這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潛在抵抗者的武裝。在整個3月至5月的下半月，針對左翼的恐怖活動勢頭集聚。“保護性拘留”的大部分人員是左翼組織的成員(1933年7月31日為2.7萬人)，還包括約10萬的臨時關押在衝鋒隊法外“野營地”和酷刑室的被拘留者，還有被殺害了的政治反對派。地區恐怖活動因地方衝鋒隊、納粹黨官員和警察局長的殘暴程度而異，1933年3月和4月，共有421人被“保護性拘留”在東普魯士的三個管轄區；在萊茵省(the Rhine province)杜塞爾多夫區這個數字幾乎高達10倍(3818人)。對共產黨的鎮壓尤其徹底，在柏林和魯爾，大部分成員被逮捕；在巴伐利亞州的一些城市發生了大規模逮捕，整個城市被封鎖，並進行了係統的搜查。到1933年夏天，幾乎所有奧格斯堡的共產黨活躍分子都被關進了監獄和集中營。對左翼的恐怖行為的公開程度遠遠大於對其他群體，因為左翼作家由此可以得到民眾的廣泛支持。蓋世太保的第一頭目魯道夫·狄爾斯(Rudolf Diels)形象地描述受害者被囚禁在衝鋒隊的酷刑牢房和監獄中的痛苦，道：
我現在可以和警察小分隊一起進入刑訊室了。在那裏，刑訊逼供者使用的幾個空房間的地板被稻草覆蓋著。我們遇到的受害者被餓得奄奄一息。數日來，他們一直站立著被鎖在狹小的空間裏，以逼出“供詞”。“刑訊逼供”開始和結束的時候，十來個暴徒每隔一小時就用鐵棍、橡膠棍和鞭子毆打受害者。被打得牙齒脫落、骨頭斷裂，是這種痛苦的見證。當我們進去的時候，這些活著的骷髏一排排地躺在腐爛的稻草上，傷口在感染化膿。沒有一個人的身體不是傷痕累累，從頭到腳布滿了藍色、黃色和綠色的瘀傷，證明了他們所受到的非人拷打。
接管州權、對左翼的暴力浪潮與對納粹主義的宿敵和政敵的清算同時進行。即使一個人在社會和政治方麵聲名赫赫，也不能因此免於被攻擊。過去曾與納粹有過糾葛的人現在都處於危險之中，比如著名政客、前議會副主席齊格弗裏德·馮·卡多夫(Siegfried von Kardorff)和前總統弗裏德裏希·埃伯特(Friedrich Ebert)遺孀的家被搜查；而衝鋒隊則洗劫了阿爾伯特·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的房子，尋找爆炸物。與此同時，銀行、保險公司和私人企業也受到了大量侵害，比如敲詐勒索店主(大部分是猶太人)；經濟受到了破壞，比如強迫關閉零售店和騷擾店主；此外衝鋒隊威脅要關閉柏林證券交易所。市長和地方高級官員被強行撤職，受到人身羞辱，在某些情況下甚至遭到粗暴對待。例如，1933年3月10日，杜塞爾多夫市的保守派市長羅伯特·萊爾(Robert Lehr)勳爵在自己的辦公室裏遭到了一群衝鋒隊暴徒的襲擊。他的一名市政顧問當著他的麵被鞭打。
這並不意味著整個國家陷入混亂無序的局麵。衝鋒隊肆無忌憚的恐怖行為與公共生活的其他領域法治繼續順利運作並行不悖。盡管情況對現任政權的敵人來說很糟糕，但大部分中產階級認為，在共和國最後幾年，數百人被殺，數千人受傷，相比之下，1933年的冬末和春天沒有那麽充滿暴力。希特勒的德國國家盟友以及大部分愛國的德國人都支持對左翼的殘酷鎮壓，經常達到這樣的程度：納粹恐怖活動與其說是一種鎮壓手段，不如說是一種非常規但有效的恢複秩序的手段。雖然納粹受害者、反對者和世界其他大部分國家都認為納粹革命是暴力革命，它非法推翻了憲法體係，同時破壞了法治，但保守和有民族觀念的德國人卻為其辯護，認為這是一場有序的權力的合法轉移，它將國家從混亂和共產主義統治中拯救了出來。
1933年從3月5日到夏天的反猶暴力浪潮在很大程度上被曆史研究者所忽視了。對猶太人的襲擊在整個德國都很猖獗，地區焦點集中在普魯士，特別是柏林和萊茵省，在薩克森、慕尼黑等大城市和巴伐利亞鄉村。最初的目標是德國境內的外國猶太人，特別是所謂的“東方猶太人”(Ostjuden)，即自19世紀70年代末以來從東歐移民過來的猶太人。大多數受害者是波蘭猶太人，他們約占居住在德國的外國猶太人的60%。僅波蘭大使館的投訴和抗議記錄就有數以百計的針對個人的暴力襲擊，對酒吧的突然襲擊，全副武裝的搶劫，隨便敲詐、勒索、綁架以及其他形式的折磨。
人身襲擊與搶劫相結合往往是最常見的攻擊形式。僅舉一個例子：3月23日，8名衝鋒隊男子在絲綢商人所羅門·羅森施特勞奇(Salomon Rosenstrauch)位於威斯巴登的商店裏襲擊了他，將他毒打一頓，毀壞了昂貴的家具，並要求他立即關閉商店，否則他們就會回來殺了他。羅森施特勞奇受了重傷，幾根肋骨斷了。但幾個星期後他重新開了店，而襲擊者之前發出的威脅是認真的。4月22日，兩名男子強行進入羅森施特勞奇的公寓，殺死了他。其他形式的暴力襲擊包括武裝搶劫、強行取消債務、毀壞財產或農產品以及各種形式的羞辱儀式，如身穿輔警製服的衝鋒隊隊員襲擊猶太教堂，破壞教堂的家具和設備，將禮拜者的胡子剪掉，強迫他們唱民族主義歌曲，用警棍毆打那些不願加入的人。
在記錄中針對非德國猶太人的襲擊還算有好的一麵，因為受害者至少可以向他們的大使館和領事館申訴。但鑒於記錄在案的案件數量眾多，實事求是地說，在1933年3月初至夏天之間發生的暴力襲擊事件，保守估計也得有一千多起。很少有襲擊被記錄下來，因為警方大多拒絕將其記錄在案。據大使館報道，受害者往往害怕報案，因為他們預計自己可能會被身穿輔警製服的衝鋒隊員毆打。無論如何，執法官員通常不會在接到警報時去現場，受害者被告知“保護猶太人不是警察的職責”，或者“外國人無權獲得警察保護”。
德國猶太人的情況則不同，未知案件的估計更多，因為除非受害者在受到攻擊、人身襲擊和恐嚇或勒索後，成功地向警察報告攻擊者並得到了保護，否則將無法追究。對於謀殺案，檢察院必須展開調查；然而，即使知道凶手是誰，1933年也沒有通過任何判決，因為根據1933年7月25日的特赦，罪犯因“在國家社會主義革命期間犯下的罪行”被釋放。對德國猶太人所犯的罪行範圍更廣。4月1日全國範圍內展開的對猶太人商店、律師和醫生的抵製盡管總體來說不受德國民眾的歡迎，但這些隻是冰山一角。1933年4月1日以後，在許多地方這種情況持續了幾個星期。1933年夏天，很多地方頒布了禁令，通過了禁止在猶太商店為公務員和納粹黨成員購買商品的禁令。那些違反禁令的買家的名字有被刊載在當地報紙上或張貼在市政廳的公告欄上的危險。
另一個廣泛實行但鮮為人知的反猶罪行是綁架猶太商人、醫生和其他專業人員，還有嚴重虐待和謀殺威脅。受害者被襲擊、綁架，並經常被關押在衝鋒隊的刑訊室中達數日之久。隨後他們被釋放，條件是立即離開德國，否則就有被謀殺的危險，其目的是將他們驅逐出德國。例如柏林神經科醫生弗裏茨·弗蘭克爾(Fritz Frankel)，他於3月23日在柏林凱撒拉裏做手術的過程中被一群衝鋒隊男子逮捕，被帶到一個衝鋒隊刑訊室，受到嚴重折磨，最後被釋放，條件是立即離開德國。他帶著妻子和孩子逃到瑞士，在那裏向德國駐伯爾尼大使館遞交了一份報告，詳細講述了他所遭受的痛苦。
1933年還有一種常見但基本被遺忘的陰險暴力形式是所謂的遊街示眾(Prangermarsch)和各種形式的“示眾”。就像它中世紀的原型一樣，它的作用是打擊受害者尊嚴，同時以一種羞辱的方式在全鎮示眾。將所有這些曾經屬於私人的東西無情地拖入公共領域，是開始獨裁的標誌，也是一種鎮壓異己的手段。這種非常公開的汙名化有兩個目的：一是在社會上抹黑那些違反政權政治準則的人，讓他們在自己的社區裏成為受蔑視的人；二是迫使他們同意政府的目標。另一種汙名化可以在報紙文章中找到，其中列出了與猶太人關係密切的公民的姓名、地址和職業，每個人都可以看到，使它成為公開羞辱的理由。
最後還是發生了頻繁的謀殺。沒有關於被殺的猶太人的確切數據，估計數字是不可靠的，因為它們完全是基於口口相傳、道聽途說或推斷。沒有任何當局或機構、德國行政部門或外國記者有關於在納粹奪取政權的初期階段被殺害的猶太人的總數(或哪怕是準確估計的數字)的文件。德國當局對找出真相不感興趣。他們淡化了有關反猶太主義罪行的報道，稱其為“殘暴的宣傳”，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謂的協約國的“誹謗宣傳”等同，並對其真實性進行了中傷。
納粹並不隻襲擊猶太人和左翼成員。國家社會主義(NS)組織的目標還包括聯合政府的夥伴，即保守的德國國家人民黨成員。1933年3月和4月，德國全國的市長們被衝鋒隊領導人強行取代，納粹組織還經常對其保守黨盟友發出人身暴力威脅。衝鋒隊和德國國家準軍事組織之間也進行了多次激戰，激戰中保守派通常數量遠遠不及衝鋒隊，輸得很慘，受傷嚴重，如牙齒脫落、頭部受傷和偶爾的槍傷。即使是著名的保守派政治家也未能幸免。德國全國工人運動領袖保羅·魯弗(Paul Rüffer)被打倒在地，險些被從樓梯上扔下去。從心理上講，這些攻擊是有理由的，因為普通的衝鋒隊士兵對上層保守分子的怨恨日益加深。1933年春，全國社會主義運動表現為一場革命的、社會平等主義運動，致力於廢除特權，實現社會公平，決心獎勵生育，打破教育製度中的障礙，為應該得到幫助的農場男孩或年輕工人開辟道路。有人試圖摧毀現有的等級製度，例如在奧斯納布魯克法院設立了一個申訴辦公室，經常得到納粹同情的中低層官員在那裏可以投訴上級，而上級往往是和德國國家人民黨關係密切的人。
國家社會主義對保守體製的厭惡具有明顯的意識形態成分。這一點表現在他們在報紙上發表的文章、他們的演講和小冊子之中，針對已被社會承認的資產階級(Bürgertum)。德國資產階級被描述為優柔寡斷的群體，應對1918年的大災難負有責任(因為其成員未能與左翼革命抗爭)，還應對長期存在的階級林立、充斥著驕傲自大心理的社會負責(因為這些東西剝奪了這個國家數百萬最優秀的勞動人民對國家的忠誠，致使這些被疏遠的勞動人民漂泊到國際社會主義陣營。相比之下，國家社會主義者則把他們的運動描繪成包羅萬象的運動)。他們爭辯道，未來所需要的是創造一個國家社會主義的“新人”，以確保他們的革命成果能夠持久保存下去。這個新人，沒有階級的自負，充滿了高尚的價值觀：毫不利己，關心更廣大的福祉，有“品格”，誠實，有“境界”，以及最具諷刺意味的是，“隨時準備拯救他人”將會及時地取代資產階級。實際上，他們幾乎並沒有采取什麽具體措施，但1933年上半年主導國家社會主義運動和宣傳的平等主義論調，成功地在民眾對政權的看法上留下了印記。這種人人平等的訴求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當時該政權為何備受歡迎。
**力
除了用暴力引起恐懼、從而扼殺潛在的反對派並使懷疑者就範之外，該政權還有它的誘人之處，即那些所有階層的德國愛國人士普遍認為它擁有能使人民的生活比共和國時期有明顯改善的積極因素。首先，許多人確信這個國家已經被從共產主義的致命危險中解救出來了——這種危險所帶來的威脅，在當時看起來已經足夠真實地存在著。不到15年前，數十萬俄羅斯難民在穿越歐洲的途中湧入德國，他們講述了共產主義統治的殘酷和可怕的暴行故事；而現在，這個陌生的東方龐然大物從此永久地體現了共產主義統治的殘酷和暴行。早在1932年11月，近600萬德國人投了共產黨的票，當時共產黨是國會中的第三大黨。德國經濟大蕭條帶來的生靈塗炭極其令人沮喪的貧困氛圍，聽天由命的痛苦，以及接近40%的失業率，為這種恐懼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背景。
然後新締造的民族社區(Volksgemeinschaft)令人振奮，讓人想起1914年8月國內的團結精神。當時在敵人的汪洋大海麵前，三軍已經關閉。在4月4日對美國聽眾發表廣播講話時，並不是現政權的支持者的新教主教奧托·迪貝柳斯(Otto Dibelius)說：“今天，德意誌帝國團結在了一起，緊緊地團結在一起，這是我們曆史上前所未有的。”這一消息中流露出的充足的力量和自信，溢於言表，而這些成就被認為是國家社會主義帶來的。該運動及其領導人因為振興國家，並因其決心在必要時與戰爭時期的西方敵人進行鬥爭，從而捍衛國家而獲得了讚譽——魏瑪共和國政府顯然缺乏這種決心。該政權早期的宣傳巧妙地強調了建立一個內部團結並實現複興的國家，後來反而成為加速德國政黨的分裂和滅亡的因素，原因是它認為多個政黨隻不過是實現國家統一意願這一道路上的障礙。
與推動實現一黨製的運動自然連接在一起的是，人們普遍感激德國再次擁有強大的國家政府。在德國人看來，這將結束國家利益被出賣的局麵。4月底，梅克倫堡(Mecklenburg)的新教主教海因裏希·馮·倫托夫(Heinrich von Rendtorff)在一次教會領袖會議上捕捉到了這種普遍的感覺，當時他如釋重負地談道，在德國終於有了一個“奧布裏基特”(Obrigkeit)，這個詞意味著一個強大而果斷的政府，德國民眾應該對此心存感激，它偶爾的革命的“過激行為”應該被忽略。
沒有一件事比1933年3月21日，即所謂的波茨坦紀念日更能讓保守和有民族主義意識的德國人接受這個政權。在波茨坦這個象征著普魯士軍事和政治傳統的地方，國家社會主義通過巧妙的舞台設計成功地標榜自己與普魯士的過去一脈相承。生機勃勃的新運動連貫流暢地融入了普魯士的傳統。在這一天要敬獻花圈(興登堡在腓特烈大帝的墳墓旁)、閱兵式(國防軍、衝鋒隊、黨衛隊和鋼盔隊)和教堂禮拜(到處都是穿著製服的人)，所有這些都旨在表明納粹離開“魏瑪精神”、轉向被複興的“波茨坦精神”。國會正式開幕，所選的這一天恰恰是1871年德意誌帝國第一屆議會開幕的日子——3月21日。
新當選國會(共產黨和社會民主主義者除外)代表中的大多數人、軍事領導人、前王儲(為皇帝留了一把莊嚴的空位扶手椅)、外交使團、納粹領導人和希特勒，都出席了這場華而不實的盛會。希特勒穿著顯眼的平民燕尾服，恭敬地向老陸軍元帥致敬。元帥體現了該事件所喚起的品質，簡樸、嚴肅、莊重和秩序。在波茨坦，國家社會主義者給人的印象是被馴服了，這顯然證明了老精英們的算盤：馴服希特勒的企圖最終成功了。新教教會的領導人尤其使人印象深刻，他們在內部備忘錄中一再強調，波茨坦紀念日是使他們相信國家社會主義總體上將對德國的未來產生有益影響的關鍵事件。
波茨坦事件引發的廣泛熱情為引入修改憲法的《授權法案》(Enabling Act，3月23日)開辟了道路，該法案以議會三分之二的多數通過，並將賦予希特勒政府在四年任期內立法和與外國締結條約的權力，而無須和帝國議院(The Reichstag)、帝國眾議院(Reichsrat)或總統商議。該法案在最後時刻試圖增加一項修正案，以保障公民和政治自由，從而削弱希特勒即將獲得的權力，結果無疾而終。中間派、巴伐利亞人民黨，還有兩個自由黨以及納粹黨和德國國家人民黨的讚成票，確保了該法案順利通過；出席的社會民主黨代表一共94名(之前20多名已經被捕或逃離德國)全部投了反對票。柏林克羅爾歌劇院內外(就在燒毀的國會大樓的正對麵)聚集著數百名氣勢洶洶、麵帶嘲笑和奸笑的衝鋒隊士兵，盡管有外國外交官在場，但他們還是營造了一個充滿威脅和脅迫的氣氛。
為什麽一些反對國家社會主義的政黨投票支持《授權法案》？中間派的代表和自由黨後來為他們的讚成票辯解道，不接受隻會導致納粹進一步的暴力和流血。促使天主教中心和自由黨代表投票讚成該法案的一個強有力的因素是3月下半月大眾要求接受該法案的情緒。畢竟《授權法案》隻是正式批準了一個已經存在的政治現實，因為“自下而上的黨的革命”已經徹底改變了最高層的權力。二戰後不久，當人們仍然對1933年春天的**記憶猶新時，一些中間派和自由派代表承認了公眾輿論施加的無形壓力，並坦率地宣布“人民已經厭倦了國會各黨派之間的爭吵”。他們辯稱，他們從未因投票支持《授權法案》而受到批評；事實上，他們以前從未“經曆過這種如此招搖的表示同意的行為”。
希特勒在討論《授權法案》時宣布，他打算尊重教會的地位，他在基督教中看到了“我國人民倫理道德生活的不可動搖的基礎”，這使他的政權更加鞏固。3月28日，天主教主教宣布，他們以前的立場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他們以前對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警告和反對現在已經沒有必要。該月底，《州與帝國協調預備法》(Preliminary Law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Lander with the Reich)頒布，該法律將各政黨在州議會的力量分別進行了調整，以符合3月5日的選舉結果。當時柏林的聯合政府在全國各地都占據了主導地位。4月7日，該法得到了《帝國總督法》(Reichsstatthaltergesetz)的進一步補充，規定了任命州長的權力，而州長的任務是使州的政策與中央政府的政策相一致。希特勒這樣大筆一揮，就廢除了具有百年曆史的各州的權利和特權，也廢除了在德國曆史上根深蒂固的聯邦原則。在希特勒繼承總理一周年的紀念日上，《州與帝國協調預備法》徹底廢除了州議會，聯邦製被徹底埋葬。各州被降格，主權被移交給帝國，僅僅作為一級行政單位，類似法國的部委(盡管比法國的部委大)。從現在到第三帝國垮台，德國將是一個高度集權的國家。然而，這並不是事態發展到行政混亂以及平民、政黨和黨衛軍官僚機構職能重疊的前奏。
因此，在許多方麵，3月都是決定性的月份。3月5日以後，國家社會主義一路凱歌，接管了各州，鎮壓了左派，舉辦了波茨坦紀念日，最後通過了《授權法案》。3月，民眾對現政權的態度也發生了重大變化。雖然有些人是被恐懼嚇呆了，認為抵抗是徒勞的，但當時大多數人似乎真心對在一個更加奉行平等主義的社會擁有更美好的未來的承諾滿腔熱忱，這種感覺一度被弗裏茨·斯特恩(Fritz Stern)稱為“國家社會主義的**”。**是一個恰當的概念，因為在某些情況下，特別是在對德國和外國猶太人肆無忌憚的施暴和對左翼的殘酷鎮壓中，希特勒及其運動已經閃現出這一承諾危險的跡象，也預示了等待德國和歐洲的將會是什麽。
抵製、審查和輿論一律(Gleichschaltung)
德國的反猶風暴引發了西方媒體的抗議，英國上議院提出了質詢，英國和美國爆發了遊行示威，坎特伯雷大主教也發起了抗議。持續不斷的反猶暴行引發了1933年春季的抵製德貨運動，導致德國的商品出口量急劇下降。漢堡商人們在5月4日給商會的一封信中描繪了抵製德貨影響下的殘酷畫麵：北非、敘利亞、巴勒斯坦、南非、西班牙和中東部歐洲，從波蘭到捷克斯洛伐克和羅馬尼亞，以及法國、比利時、英國和美國，都受到了反德情緒的影響。在許多地方，德國旅行推銷員不再被接待，德國商品被退回。7月，德國旅遊統計數據顯示，與1931年相比，德國幾乎損失了一半的外國遊客。很明顯，這個國家已經喪失了魏瑪政府和古斯塔夫·斯特雷斯曼的外交政策辛苦建立起來的信任和聲譽。
為了回應外國的反應，希特勒決定讓德國猶太人對國外的抗議活動負責，發起了全國性的抵製活動。與同時代者和後來的曆史學家的評價相反，4月1日及其之前的日子仍然很不平靜。檔案中列舉了許多綁架事件、受害者在生命和肢體受到威脅的情況下被迫移民，受到勒索、毆打和其他形式的羞辱。在國內，外國抗議活動遇到了幾乎團結一致的國內陣線的抵抗，與1914年關閉軍隊的做法如出一轍。德國當局和以赫爾曼·戈林為首的納粹政客強烈否認虐待指控，並聲稱“革命”是以堪稱楷模的方式進行的。即使是那些可以自由發聲的組織，比如擁有近4000萬信徒的新教教會，也支持政府，聲稱外國的批評隻是另一場反德國運動，這讓人想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宣傳中各種捏造的謊言。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恐怖宣傳”來平衡外國的批評，也主導了接受全麵審查的德國媒體的報道。在上文提到的4月4日對美國聽眾發表的廣播講話中，後來勇敢反抗了納粹政權的著名新教主教、非納粹人士奧托·迪貝留斯(Otto Dibelius)，將這種抵製行動描述為純粹的防禦措施。他承認這個政權曾經有過失，但它把德國從布爾什維克主義中拯救出來，而且根據虛假報道：“全世界的猶太人社區現在已經在幾個國家開始了反對德國的運動。”迪貝留斯並不是唯一在反對納粹主義的同時又懷有很強的反猶主義的保守派領導人。
對反猶暴力、抵製和4月立法的反應是不祥的預兆。那些在那之前一直支持56.8萬的猶太少數群體(根據1925年的人口普查數據)的德國政黨因自身的問題焦頭爛額，例如，自由左翼德國民主黨(DDP)和社會民主黨(SPD)要麽被削弱到無足輕重，要麽經曆了內部變革——就像德國民主黨(DDP)在轉變為國家黨(Staatspartei)時的情況一樣。在1933年春天，社會民主黨為它的現實生存而奮戰，因此，無法指望他們提供任何幫助。希特勒的聯盟夥伴，德國國家人民黨，比其他人有更多的回旋餘地和言論自由，但由於其過去也有反猶主義色彩，他們也不太可能提供什麽幫助。德國軍隊中隻有幾十名猶太軍官和士兵，軍隊領導人也表示對這一問題不感興趣。戰後，當被問及他們不喜歡國家社會主義的原因時，幾十位高級將領中隻有兩位提到了“種族問題”。軍隊的主要政治人物，戰爭部長沃納·馮·布隆伯格和他的參謀總長沃爾特·馮·萊徹諾(Walter von Reichenau)，急切地想討好政府當局，與其建立良好的關係——因為政府承諾向軍隊提供的東西比魏瑪曆屆政府提供的都要多。1933年6月布隆伯格在高級官員麵前宣布，軍隊不能無視《雅利安條款》，8月7日國防軍的成員被禁止與“非雅利安人”結婚；1934年2月，《雅利安條款》被引入了國防軍。
自從外國的大使館和領事館不斷地提交受到衝鋒隊攻擊的外國猶太人提出的申訴以來，帝國和政府官僚機構都對反猶攻擊再熟悉不過了。因此柏林內政部的官員和各州的部長們都很清楚發生了什麽。從他們部門間的通信表明，官員們發現，按照規定與犯罪者結成民族團結的大局，但當這個大局和他們自己的是非觀念之間發生衝突時，以國家利益為重的理由占了上風。在給外國外交使團的報告中，官員們對襲擊輕描淡寫，歪曲真相，為襲擊者找到了各種借口和開脫的理由，不惜一切來解釋對猶太人的侵害並使之合理化。為了弱化犯罪者的罪行，受害者往往被控告莫須有的罪名，一位名叫伍珀塔爾(Wuppertal)的牙醫和一位名叫威斯巴登(Wiesbaden)的乳業商人被謀殺，原因是他們被指稱為“共產主義者”；一名富裕的波蘭商人被毆打，原因是他是一位“有名的共產主義者”；另一名受害者則是因為他大喊“所有德國人都是豬玀”。然而一個人被六個全副武裝的衝鋒隊隊員包圍著的情況下，是不可能說出這種話的。當其他借口用盡時，報告裏偶爾會說，襲擊發生在“國家最興奮的時候”。總之，反猶攻擊的受害者不可能指望得到官僚機構的幫助。官僚們的報告給讀者留下的印象是，襲擊事件的責任在於受害者。
新教教會的回應則更進了一步，不但否認發生了大量襲擊事件，實際上還支持這些法律措施。4月26日教會領導人開會討論這一問題時，與會者強調猶太人完全壟斷了某些職業，因此教會官員發現自己無法反對“依法解決這一問題”。新教最高執行委員會主席赫爾曼·卡普勒(Hermann Kapler)堅持認為，鑒於猶太人自1918年以來取得的進步，國家采取保護措施是“理所應當的”。還有，新教教會明顯地對國家政府感到心滿意足並且害怕疏遠新主人，僅憑謹慎這一點，就必須保持沉默。
政黨、軍隊、官僚機構和教會的領導人都非常清楚發生了什麽。出於各種動機他們做出相應的反應，其中包括國防軍將軍們的漠不關心，教會的謹慎恐懼和公然反猶主義，以及心甘情願與官僚機構沆瀣一氣，各種動機混合在一起，正是1933年很大一部分德國社會的特色。
除了2月4日頒布的法令開始了對新聞界的審查之外，鉗製公開和半公開的言論也早早就開始了。在《三月授權法案》簽署兩天前，興登堡簽署了《背信棄義法令》(Perfidy Ordinance，有時也被稱為《惡意法令》)。根據該法令，“明顯歪曲真相的斷言”可能會詆毀“該帝國的福祉或政府、國家社會黨或其組織的名聲”，可以被判處兩年監禁。該法令開放性的措辭允許任何形式的解釋。即使是隻談事實，如果有批評該政權的跡象，也可能遭到起訴。該法令是一種有效的鎮壓手段，因為即使無害的政治對話也可能招來致命後果。僅在1933年，就有3744項違反法令的行為在特別法庭受到起訴——這樣就無法對它們提出上訴。即使是“非公開惡意言論”也可能受到懲罰。因此《背信棄義法令》激發了人性中最糟糕的一麵。它助長了惡意指控，挑起不信任，迫使每個人都不合人情地保密和謹小慎微地生活，從而造成人際關係的障礙，而這種障礙在獨裁統治消亡很久後還依然存在。納粹德國的生活中總是充斥著一種強烈的恐懼心理，人人自危，唯恐自己多說了一個字。
對該法令的隨意解釋也為當局提供了機會，將敵視納粹政權的團體，如共產主義者、社會民主主義者和猶太人作為攻擊目標。引人注目的是，同樣的違法行為，猶太人比非猶太人受到更嚴厲的懲罰。在德國南部凱爾(Kehl)附近的村莊裏有一位猶太老年店主米娜·布洛赫(Minna Bloch)，因告訴她的清潔女工(1933年5月)她不明白希特勒為什麽對猶太人如此惡劣，尤其是他本人有猶太背景——結果被判處6個月監禁。盡管布洛赫的心髒很不好，經常疾病纏身，而且她的兄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為德國戰死沙場，但檢察官拒絕了任何對她寬大處理的請求。無獨有偶，1933年4月，來自黑森州弗蘭肯堡(Frankenberg in Hesse)的牲畜經銷商邁爾·布赫海姆(Meier Buchheim)也遇到了麻煩。他曾在與鞋匠的一次談話中提到“各種猶太人被絞死在萊茵蘭普法爾茨”(Rheinpfalz)。由於在沃姆斯(Worms)周圍地區發生了多次暴力反猶襲擊事件，布赫海姆的說法是與事實相符的。而且他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為德國作戰甚至受傷，作為一種可以減輕處罰的條件被提出來過，但並沒有改變8個月監禁的嚴厲判決。法院認為布赫海姆的觀點損害了“德意誌帝國的福祉”，因為它暗示“德意誌帝國目前處於無法無天的狀態，而當局沒有采取應對措施”。
非猶太裔被告的情況就好很多。當失業的新教徒裝修師威廉·迪茨(Wilhelm Dietz)被指控時，他得到了寬大處理。迪茨曾講過吉森(Giessen)地區襲擊猶太人的事，其中包括遊街示眾和其他羞辱性的惡劣行徑。盡管他的妻子證實了指控的內容是真實的，但他還是被無罪釋放了。1933年6月，來自法蘭克福的女裁縫卡塔琳娜·沃爾夫(Katharina Wolff)在她的美發院裏講述了一件事：在慕尼黑，一名猶太人被殺，另一個人受了重傷，德國國會大廈(Reichstag)是被納粹自己縱火焚燒的，還有其他一些有損政府聲譽的言論，但她以相對輕微的四個月刑期逃脫了嚴厲懲罰。
在1933年4月22日成為普魯士州長的戈林，於6月22日通過了一項法令：反對所謂的悲慘論調(Miesmachertum，由危言聳聽者、抱怨者和發牢騷者引起的悲觀情緒)，該法令專門針對在部委和其他政府部門工作的官員和雇員。因此，宣稱對政府的措施懷有不滿、失敗主義和絕望情緒的，明確被視為“馬克思主義煽動宣傳的延續”；而抱怨者則被認為是納粹政權的馬克思主義敵人，並據此予以處理。與之相反的是公務員，特別是上層公務員將受到教育，以便按照7月15日內務部長弗裏克頒布的國家社會主義原則行事。
據稱，那些被付之一炬的書的作者違反了“德國精神”。被視為危害到德國實力和戰鬥精神內在本質的，屬於違反“德國精神”這一範疇的包括：任何可能觸犯傳統道德標準的、貶低德國偉人的、通過對戰爭所有肮髒和苦難的真實描述來玷汙一戰英雄記憶的，或暴露出對德國曆史和政治持懷疑和探究態度的。犯法的作者包括社會主義者，如卡爾·考茨基(Karl Kautsky)、海因裏希·曼(Heinrich Mann)和庫爾特·圖科爾斯基(Kurt Tucholsky)，以及傳記暢銷書作家埃米爾·路德維希(Emil Ludwig)、小說家埃裏希-瑪麗亞·雷馬克(Erich-Maria Remarque)、《柏林日報》(The Berliner Tageblattt)著名主編西奧多·沃爾夫(Theodor Wolff)、評論家阿爾弗雷德·克爾(Alfred Kerr)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這些批評、審視和諷刺的聲音中有許多是猶太人。
不久，焚書和審查變成自我審查，為了不讓非法書籍被窺探到，就把它們轉移到第二排的書櫃上並藏於那些能被該政權容忍的作者的書後。同樣，出於自我保護的原因，人們主動迅速地篩選和刪除他們的口頭和書麵言論，因為正如曆史學家所證明的那樣，那些找上門的譴責非常之多。
國家社會主義革命的中心部分是“輿論一律”(一個模糊的，不可翻譯的術語，由納粹挪用)，字麵意義是協調，從工會、專業協會、手工藝行會和公務員組織，到零售商人協會，再到體育和休閑俱樂部，所有社會組織齊頭並進，步調一致。最終，甚至連右翼學生擊劍協會也被禁止了。在安撫性地將勞動節提升為全國性節日之後，工會於5月2日被禁止，並與白領工會一道最終被迫加入新成立的德國勞工陣線。之前的專業團體被吸收到現有的國家社會主義組織中，如國家社會主義醫生聯盟，而在以前沒有國家社會主義組織的地方，納粹黨員肯定總是會在執行委員會中占大多數，接管領導權。在德國北部小鎮諾特海姆，如同帝國的其他地方為類似功能，如為體育活動服務的俱樂部和協會，都被混在一起並進行了合並。例如，在諾特海姆，十幾個體育俱樂部被壓縮為一個。
社會和業餘愛好的俱樂部，例如合唱社團，經常反映出城鎮的階級結構，因為這裏分別有工人、中產階級和上層社會的歌唱社團。將眾多的俱樂部打散並重新融合在一起，也是對階級林立的德國社會的一種打擊，因為資產階級的俱樂部被迫為減少社會差異這一受歡迎的目的服務，放棄其特權。在新德國，社會地位應該是無關緊要的。1933年春季，所有納粹組織都大聲宣稱要實現這一目標。作為“協調”的結果，到1933年夏，各種獨立的社會團體，甚至象棋俱樂部和集郵社都已經不複存在。那時每當人們聚集在協會、社團和組織中時，黨員也將會在場。從政府的角度來看，這不僅意味著德國人現在不再能夠在公共領域聯合起來了，消除了傳播不滿情緒的機會，還加強了對人民的控製和監視，並為灌輸思想提供了基準體係。之後專業人士和其他機構頻繁組織的“教學之夜”(instruction evenings)很快就說明這一點。
革命的終結
在希特勒就任總理僅僅5個月後，1933年7月6日，他便宣布革命不應該是永久性的，而應逐漸轉變為一種“演變”。宣布這一消息的目的是為了終止衝鋒隊對銀行，私營企業和行政辦公室的“革命性”的幹預。7月14日，《禁止(政治)黨派成立法》使一黨專政合法化，所有其他政黨都在6月22日至7月5日期間被取締或解散。這些措施，連同一係列旨在鞏固該政權的相關立法，例如使喪失公民身份合法化，沒收該政權的假定敵人和真正敵人的財產，以及強製德國超過兩百萬的公務員行納粹致敬禮，一起使納粹奪權的第一個階段成功收官。
7月，希特勒和他的政府受歡迎的程度達到了第一個高峰，一切似乎都朝著利於納粹的方向發展，就連教會似乎也要順從了。7月20日，天主教會的任何潛在抵抗都被第三帝國和梵蒂岡之間的宗教協定所壓製，納粹政權承諾保證天主教文化和慈善組織的完整、天主教自由行使宗教權力和信仰自由。作為回報，梵蒂岡承諾教會將避免任何形式的政治介入。三天後，希特勒推舉的競選德國新教教會領袖的候選人路德維希·穆勒(Ludwig Muller)在當天的教會選舉中取得了勝利，並當選為尚未成立的聯合新教教會的領袖。雖然統一新教教會的計劃被證明是難以實現的，在年底前，希特勒建立一個遍及全國的統一新教教會的計劃明顯落空了，但這次選舉標誌著希特勒又一次驚人的成功。到了1933年仲夏，國內反對派似乎完全被製伏了。
民主政府已被廢除，政治左派以及其他納粹的反對者都被如此成功地鎮壓下去，以至於連保守派都小心翼翼地不敢公開反對納粹的措施。社會上所有獨立的組織要麽已經被解散，要麽已經被迫“與當前流行的政治潮流保持一致”。自宗教改革以來，具有百年曆史，已成為德語地區的中歐特征的聯邦製，讓位給一個以柏林為中心統治的中央集權政府。過去不管是民主製度還是其他製度，都在自1913年8月初以來從未出現過的民族狂熱和無比興奮的高昂情緒中被急切地、熱情地徹底摧毀、瓦解和拋棄了。與1914年一樣，1933年給人的感覺是那種根深蒂固的寄予厚望，但結果證明在現實中無以維係。到那年秋天，全國人民的熱情和**普遍被流行的宿醉所取代。盡管如此，國家社會主義的“**”依然深入人心。在1933年6月，就連托馬斯·曼都揣測“這場德國運動的核心可能是正確的”，後來被現政權處決的社會民主黨領導人朱利葉斯·萊伯(Julius Leber)也在冥想國家社會主義的“偉大實驗”，“緩解數百萬德國人的存在焦慮”。大多數對這個政權持讚同態度的知識分子選擇留在這個國家，其中包括演員和導演古斯塔夫·格倫德根斯(Gustav Gründgens)、海因裏希·喬治(Heinrich George)和埃米爾·詹寧斯(Emil Jannings)；音樂界的知名人物包括理查德·施特勞斯(Richard Strauss)和威廉·富特威格勒(Wilhelm Furtwiingler)；劇作家格哈特·豪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和哲學家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但並不是所有人都同等程度地熱衷於新的信條，在某些情況下，對納粹主義的逢場作戲是短暫的，例如海德格爾和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所有人都錯誤地判斷和一場根本上反知識分子的運動結成聯盟的後果，從而不得不咽下妥協和屈辱。但是他們決定留下來，盡管他們足夠有名，且移民是可行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