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魏瑪共和國與國家社會主義的崛起2

最後，經過許多秘密的幕後談判，興登堡在拒絕了施萊徹解散國會的請求後，於1月28日首先免了施萊徹的職，然後於1933年1月30日任命希特勒接替他的職位。在這一決定之前，是帕彭再次帶頭說服年邁的總統，希特勒一旦任職是可以被掌控的。事實上，1月30日或在不久後，由興登堡任命的11名內閣成員中，隻有3名是納粹：希特勒、擔任帝國內務部長的威廉·弗裏克(Wilhelm Fric)和作為議會議長和普魯士內政部長的赫爾曼·戈林。曾在東普魯士擔任軍隊指揮官、被興登堡認為“極其可靠”和“完全不關心政治”的沃納·馮·布隆伯格(Werner von Bloomberg)——當時正在世界裁軍會議上履行為德國代表團提供建議的崗位職責——卻被即刻召回，在希特勒被任命為總理幾小時前宣誓就任國防部長。興登堡對他的指示是“履行他的職責……還有讓國防軍遠離政治”，這指的是在柏林流傳的虛假謠言，即施萊徹在前一天晚上策劃了軍事政變，但對興登堡來說，一方麵這也是一種保護護國軍免受新政府無端納粹化或政治幹涉的手段；另一方麵，顯然興登堡不打算推翻帕彭在1932年7月的非法政變，也不打算允許社會民主黨重新成為普魯士的合法統治者。然而這個州的內部治安，以及隨後整個德國的內部治安，現在都掌握在國家社會主義者手中。

這樣就形成了國內恐怖統治的局麵，恐怖統治的最初目標是反對左翼，而對外部世界則造成了(執政上的)連續性和可敬的假象，尤其是當帕彭和施萊徹領導下的外交部長康斯坦丁·馮·諾拉特(Konstantin von Neurath)被重新任命擔任同一職務時。財政部長盧茨·史威林·馮·克羅西格克伯爵(Count Lutz Schwerin von Krosigk)和交通部長保羅·馮·埃爾茲-裏貝納赫(Paul von Eltz-Riibenach)也曾在之前任職過的前兩個內閣繼續任職。在經曆了短暫的不確定之後，弗朗茲·古特納(Franz Gurtner)也被確認為司法部長。的確，並不是所有的國際評論員都對柏林的新政府充滿信心，許多人懷疑2月底的夜間縱火燒毀國會大廈是謀殺罪行。納粹曾一度成功地將此事歸咎於共產黨，但不久之後的1933年3月4日，世界被維也納事件的消息分散了注意力，基督教社會總理恩格伯特·多夫斯(Engelbert Dollfuss)關閉了奧地利議會，並取得了緊急權力，目的是鎮壓左翼和極右翼。獨裁似乎正在成為歐洲的常態，不管是傳統的保守專製還是**裸的專製，各地的民主派都處於守勢。

納粹是迄今為止最暴力、最殘忍的法西斯獨裁者。他們在選舉中既沒有奪權，也沒有贏得政權，這在某種意義上是不尋常的。盡管後來將納粹對德國的勝利“征服”進行了神化，包括為爭奪在慕尼黑和著名的“紅色”城堡(如柏林、漢堡和薩克森)的霸權而進行的英勇戰鬥——但事實上，他們是按照憲法被任命入職的，而此時其聲望卻處於下降期。盡管如此，他們上台的環境也反映出歐洲政治和軍事精英未能找到解決自1914年以來困擾世界的經濟混亂、政治不穩定、軍事侵略和邊境不安全等諸多更大挑戰的答案。到了20世紀30年代末，隨著充分就業的恢複、空軍的建立、萊茵蘭無可爭議的重整軍備，以及對奧地利和蘇台德地區幾乎不流血的兼並，希特勒在德國的聲望一路飆升，那些解決方案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遙遠了。

[1]　1919年9月，奧地利與協約國集團簽署的《聖日耳曼條約》，禁止奧地利與德國聯合，並承認波希米亞德語區和蘇台德地區合並為捷克斯洛伐克。

[2]　根據《魏瑪憲法》第48條規定，在“公共安全和秩序受到嚴重幹擾或威脅”的情況下，帝國總統可以通過緊急狀態法或者直接宣布進入緊急狀態，而無須事先得到國會的批準。根據第25條規定，總統還可以下令解散國會，條件是在60天內舉行新的選舉。

[3]　在第二輪選舉中，興登堡的得票率為53.0%，而希特勒的得票率為36.8%，塔爾曼為10.2%。

[4]　the Reichswehr，在不同的上下文中，中文的譯文不同，以區分在納粹上台前後德國的不同時期的對應譯文。按照傳統，一戰後至希特勒上台之前譯成“護國軍”，上台後譯為“國防軍”。——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