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魏瑪共和國與國家社會主義的崛起
馬修·斯蒂伯(Matthew Stibbe)
自1945年以來，曆史學家通常試圖從魏瑪共和國固有的結構性弱點，或從德國曆史上所謂的特殊獨裁傾向來解釋納粹的崛起——這種獨裁傾向可追溯到19世紀甚至更早的時間。他們認為魏瑪共和國要麽缺乏必要的憲法製約和有責任擔當的治國方略，來抵禦來自左翼和右翼的極端主義威脅；要麽就是受到了1918年以前保守派精英代表的破壞，後者繼續主導著軍隊、司法和行政部門等關鍵機構，並決心尋找替代議會統治的反民主方案。1914年至1918年四年多的戰爭，隨之而來的1919年苛刻的和平解決方案，20世紀20年代初的極度通貨膨脹以及20年代末對美國貸款的過度依賴又摧毀了國民經濟，使魏瑪共和國特別容易受到20世紀30年代初經濟大蕭條的影響。總之，魏瑪共和國的“失敗”導致了納粹的成功。
盡管如此，仍有理由認為納粹的崛起及其在1933年以後的日益成功和廣受擁護，是不能僅僅從參照國家發展層麵來界定和解釋的曆史話題。在地區層麵，早期納粹運動及其代表“真實”德國的主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戰後主導巴伐利亞的形勢所構建的。在那裏，各種各樣的保守派、反共和派和極端民族主義團體在1919年至1923年間都在爭奪霸權地位。與此同時，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許多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傳達出來的核心信息，例如反布爾什維克主義和反猶太人陰謀論的信念，是整個歐洲的法西斯主義者和右翼人士對1917年俄國革命和1919年柏林、慕尼黑、布達佩斯以及其他地方掀起的左翼起義取得的暫時軍事勝利的普遍回應的一部分。
在德國內政方麵，國家社會主義常常被定性為軍國主義極端主義運動、基於種族主義拒絕承認猶太人和其他少數民族為同胞、對魏瑪“體製”毫不妥協的敵意以及對《凡爾賽條約》的暴力拒絕。當然，正如我們將在本章各節中更詳細地看到的那樣，所有這些事情都是問題所在，但還有更重要的問題：這場運動首先成功地引導了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所引發的一係列矛盾情緒和文化焦慮，以及它對現有社會和性別秩序構成的諸多挑戰，其次它成功地將這些焦慮轉變為德國和整個歐洲新激進民族主義的願景。
戰後巴伐利亞的激進右翼與早期納粹黨
納粹黨，最初被稱為德國工人黨，後來又被稱為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由記者卡爾·哈雷爾(Karl Harrer)和鐵路鎖匠安東·德雷克斯勒(Anton Drexler)於1919年1月在慕尼黑創建，後者在戰爭期間曾參與了短命的右翼祖國黨(Fatherland Party)活動。哈雷爾和德雷克斯勒都認為，德國工人黨可以成為使工人遠離馬克思主義和左翼革命事業的一種手段。他們還與慕尼黑政治邊緣的其他各種更陰暗的種族主義團體建立了聯係，包括神秘主義者的極北之地(Thule Society)、由反對布爾什維克的俄羅斯移民團體組成的奧夫鮑集團(Aufbau)以及激進的反猶德意誌騎士團(Germanenorden)。阿道夫·希特勒是奧地利出生的德國戰爭老兵，據說是巴伐利亞帝國軍隊情報處(Bavarian Reichswehr)的雇員。(一些曆史學家認為)他本來是被上司卡爾·梅爾(Karl Mayr)派去刺探情報的，結果1919年9月加入了這個政黨。巴伐利亞帝國軍隊富有同情心的軍官們確實是(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初期資金的重要來源，也是負責培訓其準軍事部門——衝鋒隊(Sturmabteilung， SA)的重要力量。
盡管主要是一個政治集團，但早期納粹也得到了來自各獨立武裝民兵組織、民防協會以及1919年以後在巴伐利亞和德國各地仍致力於打擊軍事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的退伍軍人團體的支持。最極端的是弗朗茲·裏特爾·馮·埃普的追隨者。弗朗茲是一位授勳的陸軍上校，也是自由軍團(Freikorps Epp)的指揮官。埃普自由軍團是一支誌願旅，曾於1919年5月在哥達附近的奧爾德魯夫基地充當先鋒，對慕尼黑蘇維埃共和國實行了殘酷鎮壓。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的一些後來的成員(和領導人)也加入了非正規的軍事組織，於1919年至1921年在德國東部邊界上，特別是在波羅的海沿岸國家和上西裏西亞，對波蘭人、布爾什維克和其他的“敵人”作戰。與此同時，希特勒、德雷克斯勒(Drexler)和經濟學家戈特弗裏德·費德(Gottfried Feder)一起，於1920年2月參與製訂了該黨的第一個方案，即所謂的“二十五點”(Twenty-Five Points)。在此之前，哈雷爾已經辭去了黨內職務，德雷克斯勒很快發現自己被排擠到權力中心之外，到1921年希特勒就成了唯一的領袖。
對猶太人、自由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的仇恨；認為帝國軍隊在1918年11月被國內叛徒“背後捅了刀子”的信念；以及對含糊其詞、所謂不分宗教派別的“正麵基督教”(Positive Christianity)運動的獻身，都是納粹在戰後幾年裏的主要宣傳主題。例如早期加入奧夫鮑集團和納粹黨的波羅的海裔日耳曼宣傳家阿爾弗雷德·羅森伯格負責在慕尼黑媒體上宣傳反猶的、沙皇時代的偽造品《錫安長老會紀要》，希特勒對所謂的“猶太人-布爾什維克”威脅的新看法明顯受到了其影響。後來，他成為黨報《人民觀察家報》(Volkischer Beobachter)的編輯，並一度被公認為納粹黨的“首席思想家”。富有的記者兼劇作家迪特裏希·埃卡特(Dietrich Eckart)是希特勒最早的導師之一，曾在1920年12月幫助該黨購買了《人民觀察家報》。他認為德國的民族“覺醒”隻會發生在反對他認為的“我們內部和周圍的猶太唯物主義精神”的鬥爭中。曆史學家德裏克·黑斯廷斯(Derek Hastings)說，除了埃卡特，早期的納粹黨也受到了其他各種天主教種族主義思想家的影響，並被批評者貼上了“基督教民族主義反猶太主義教派”的標簽，呼籲對猶太人進行新的清洗運動。這一情況直到1923年9月才有所改變，當時希特勒與堅決反天主教的德國戰鬥聯盟(Germany Combat League)結盟。這是一個由“愛國”退伍軍人團體、新教民族主義者和軍國主義者在紐倫堡的德國日(Germany Day)組成的短命聯盟，從此他疏遠了最初的一些天主教同情者。
盡管天主教的宗教形式是否對早期納粹思想形成有影響仍存在爭議，但更廣泛的共識是國家社會主義運動最初在觀念上非常褊狹，局限於南德，即使它在1920年至1921年成功地在巴伐利亞州邊界以外建立了幾個分支。1920年8月，希特勒前往奧地利薩爾茨堡，參加德國中西部、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的國家社會黨派發起的會議。所有這些黨派讚同納粹黨綱領(“大德國區所有德國人聯合起來”和“廢除《凡爾賽條約》和《聖日耳曼條約》”[1])的第一條和第三條。作為一個在戰前的林茨和維也納長大的年輕人，希特勒非常欽佩奧地利泛德國思想家喬治·裏特·馮·舍納爾(Georg Ritter von Schonerer)——後者把對猶太人、捷克人、政治天主教和多民族的哈布斯堡政權的仇恨同等程度地加在一起。現在，他試圖使這些想法適應已經變化了的戰後地緣政治環境。
至少在接下來的兩年半時間裏，他工作的重點是在地區範圍內樹立該黨的形象，消除來自德國社會黨等對立右翼集團的競爭。1922年10月，希特勒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他和他的800名支持者參加了在巴伐利亞以北的科堡舉行的“德國日”，並與來自相鄰的圖林根州的左派反對者進行了鬥爭，這些左派反對者支持了當地工會抗議該鎮上的軍國主義者。那天最後，希特勒與前薩克森-科堡-哥達公爵卡爾·愛德華(Carl Eduard)以及他的追隨者一起暢飲了一番。卡爾·愛德華後來成為黨內和黨衛軍中引人注目的官員，他是阿爾伯特親王(Prince Albert)和維多利亞女王的孫子，昔日的英國皇室成員(直到1919年被剝奪了頭銜)。他也曾是一名士兵，與各種反共準軍事組織有聯係，其中包括臭名昭著的埃哈特旅(Ehrhardt brigade)和自由軍團(Freikorps Epp)。大概同一時間，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成功地說服了國家社會黨紐倫堡分部的大部分人，包括反猶主義者、烏合之眾的煽動者朱利葉斯·斯特雷徹(Julius Streicher)，讓他們任其支配。伊恩·克肖表示，此舉成功地將該黨的黨員人數翻了一倍，達到了約2萬人。與當時在德國“國家”層麵存在的種族主義團體，比如泛德聯盟(Pan-Germany League)和人民防衛與反抗聯盟(German Volkisch Defence and Defiance League)相比，這個數字仍然很小，但足以在新教占主導地位的弗朗科尼亞以及更具天主教色彩的巴伐利亞地區的政治舞台上產生重大影響。
1923年危機
1923年期間，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員人數劇增。到1923年11月，這個數字已經達到55萬，但其核心支撐部分仍然主要集中在慕尼黑。這一年初，因為此前德國拖欠了和平協議規定的應支付的賠款，法國和比利時占領了魯爾工業區。入侵的軍隊打算沒收製成品和原材料，以代替缺失的金馬克存款、木材和煤炭貨物。柏林的帝國政府這時得到了來自各個政治派別的支持，於是宣布一項被動抵抗政策，但這種打算部分落空了。在魯爾的德國工人被指示進行罷工，而不是服從法國和比利時軍事當局發布的交貨命令。越來越多的錢被印刷出來用以支付他們待在家裏的費用。反過來這又意味著，早在1922年夏天就已經開始惡性通脹，加之之前1914年至1922年創紀錄的“普通”通脹，通貨膨脹達到了災難性的程度。到1923年秋，基本食品的價格每天都上漲幾次，11月5日每公斤黑麵包的價格達到780億馬克，11月19日達到駭人的2330億馬克。中產階級的儲蓄被衝洗一空，數百萬家庭麵臨著貧困和饑餓，魏瑪共和國的政治前途風雨飄搖。除了1923年11月在慕尼黑以失敗告終的“啤酒館政變”(本章本節會有更多關於此內容的講述)之外，古斯塔夫·斯特雷斯曼(Gustav Stresemann)領導下的新帝國政府還麵臨著10月左翼在圖林根州、薩克森州和漢堡發動的起義。因此，政府被迫動用緊急權力恢複國內秩序，並以協約國可以接受的條件結束魯爾危機。
在巴伐利亞，入侵魯爾引起的憤怒與德國的其他地方程度相當。根據《凡爾賽條約》關於協約國15年內可以在萊茵河以西的德國領土上駐紮軍事力量的規定，作為巴伐利亞的一部分，普法爾茨(the Palatinate)從1920年起就有法國士兵在此駐紮。在國家和國際層麵上，巴伐利亞人和其他人一起抗議法國使用北非和西非軍隊來充實其占領軍(按照當代德國的說法，這是“萊茵地麵上的黑色恥辱”)。對魯爾的入侵雖然隻涉及歐洲軍隊，並不影響到巴伐利亞領土，但這被視為另一次挑釁。然而有趣的是，希特勒運動針對德國的大多數其他民族主義團體采取了不同的做法，拒絕支持消極抵抗政策，反而呼籲首先進行反對柏林政府的全國起義，與法國的任何軍事清算倒是排在其次。這也讓納粹黨與德國北部的各種極右翼團體產生了衝突，這些團體為了對抗法國的“帝國主義”和西方的“金融資本主義”而與共產黨結成了奇怪的臨時聯盟。他們中的恩斯特·祖·雷文特洛伯爵(Count Ernst Zu Reventlow)甚至撰文參與了關於“國家布爾什維克主義”主題的討論，這些文章在魯爾鬥爭最激烈的時候，發表在共產黨的日報《紅旗》(Die Rote Fahne)上。
雖然這些團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1922年10月貝尼托·墨索裏尼(Benito Mussolini)的“進軍羅馬”(March on Roman)成功的鼓舞，希特勒極端反共和的立場卻贏得了那時正在德國南部爭奪霸權的、更廣泛的右翼領導人和軍國主義團體的同情。例如，通過參與上述戰鬥聯盟，前戰時陸軍軍需官上將埃裏希·魯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表示，他願意與納粹和其他陰謀活動組織合作，為新的準軍事部隊提供培訓。這違反了《凡爾賽條約》的裁軍條款。令他們厭惡的是，柏林的斯特雷斯曼政府似乎決心履行這些裁軍條款。
更複雜的是目前巴伐利亞政治和軍事當局(尤其是負責維護慕尼黑法律和秩序的“三巨頭”)采取的立場。三巨頭分別是巴伐利亞州州長古斯塔夫·裏特·馮·卡爾(Gustav Ritter von Kahr)，巴伐利亞州警察局局長漢斯·裏特·馮·西瑟(Hans Ritter von Seisser)和駐巴伐利亞德國國防軍(the Bavarian Reichswehr)司令奧托·馮·洛索(Otto von Lossow)。他們的態度對任何政變企圖能否成功實現都至關重要。盡管他們都堅決反對共和製，但在政治上和國家社會主義有巨大分歧。尤其是卡爾，在他的社會民主黨前任約翰尼斯·霍夫曼被罷免後，他在1920年至1921年期間擔任巴伐利亞州長，與其說他是大德國民族主義者，不如說他是一個保守的君主主義者和巴伐利亞分裂主義者。盡管如此，他在任職期間一直拒絕將右翼極端分子移交給柏林，並在1921年至1923年擔任巴伐利亞區長期間繼續阻止引渡請求。1923年9月26日，作為巴伐利亞政府對柏林決定結束在魯爾進行的鬥爭的初步回應，他被任命為握有緊急權力的國務委員。此後，他首先采取的行動之一是下令將100多名外國出生的猶太人驅逐出巴伐利亞——這顯然是對極右翼觀點的讓步。
在1923年11月8日至9日發生的戲劇性事件中，卡爾和他的君主製夥伴西瑟和洛索動搖了，盡管起初他們仿佛是受到了脅迫，而同意了希特勒、魯登道夫和戰鬥聯盟共同策劃的在慕尼黑發起“全國起義”的陰謀，但後來又改變了主意。在沒有警察和德國國會支持的情況下，這場政變最終被證明是一個沒有經過深思熟慮的計劃，他們隻想遊行穿越慕尼黑市中心、奪取對巴伐利亞戰爭部大樓的控製權並抓捕一些市議會議員作為人質，因此注定會以失敗告終。巴伐利亞王位繼承人魯普雷希特(Rupprecht)和慕尼黑大主教紅衣主教邁克爾·馮·福哈伯(Michael von Faulhaber)均拒絕批準該政變。巴伐利亞州首府的大多數國防軍(Reichswehr)軍營和警察指揮所也拒絕交出武器或與陰謀者為伍。盡管如此，希特勒和魯登道夫決心在11月9日的早晨執行他們的計劃。在慕尼黑市中心統帥堂(Feldherrnhalle)前麵的音樂廳廣場(Odeonsplatz)上，14名叛亂分子在與武裝警察和軍事小分隊激烈的槍戰中喪生，4名警察也在槍戰中身亡。希特勒逃離現場，因此招致魯登道夫的不滿，但幾天後希特勒就被捕了。
接下來1924年2月至4月進行的審判成為國際和國內宣傳中的重要事件。希特勒被判叛國罪，並被判處有期徒刑五年，而魯登道夫被判無罪釋放。希特勒以此審判為宣傳平台，提出了他有些誤導性的極端民族主義觀點，聲稱自己是該陰謀的唯一政治領導人，從而把魯登道夫的貢獻邊緣化。該判決出乎意料地寬大，反映出主審法官喬治·尼特哈特(Georg Neithardt)帶有保守傾向的同情心，而且還拒絕考慮帝國政府官員關於在該納粹領導人刑期結束時將其驅逐回他的祖國奧地利的要求，理由是保護國家免受外國出生的煽動者侵害的法律，“不適用於像希特勒這樣特別具有典型的德國人思維方式的人”。
希特勒被囚禁在位於巴伐利亞首府以西約40英裏處的蘭德斯堡監獄(Landsberg Fortress)，與他一起被囚禁的還有魯道夫·赫斯(Rudolf Hess)，赫斯隨後於1933年成為該黨的二把手。在判決宣布後的幾天裏，一份名為人民集團〔民族-種族主義者集團(V?lkischer Block)〕，實際上就是當時已經被取締的納粹黨的候選人名單，在4月6日的巴伐利亞州議會選舉中贏得了17.1%的選票，在5月4日的德國國會選舉中贏得了16%的巴伐利亞州地區選票。慕尼黑人民集團，在這兩次選舉中的支持率甚至更高，分別為34.9%和28.5%。這一出人意料的成功，加上在德國部分地區的非法奪權行動中未能獲得警察和軍事支持的教訓，使得當時的希特勒確信，通往未來勝利之路須穿過投票箱，這也是他在自傳《我的奮鬥》中得出的結論。《我的奮鬥》大部分是在蘭德斯堡寫就的，最終在1925年和1926年出版了兩卷。
相對穩定
德特列夫·J. K. 佩克特(Detlev J. K. Peukert)等人曾將1924年9月描述為魏瑪共和國的“欺騙性的穩定”時期。1923年10月至11月，一種新的貨幣，地租馬克(the Rentenmark)被推出，盡管以數百萬小儲戶和養老金持有者的損失為代價，但其使得惡性通貨膨脹戛然而止。隨後，根據1924年的《道威斯計劃》(Dawes Plan)對賠款進行了修訂，該計劃還使得美國向德國提供了新的貸款。盡管斯特雷斯曼作為帝國總理於1923年11月下台，但此後他任數屆聯合政府的外交部長職務，直到1929年10月他突然去世。在他的主導下，德國於1925年簽署了承認其與西方鄰國邊界的《洛迦諾公約》，於1926年加入國際聯盟，就協約國1927年至1930年間分階段從萊茵蘭撤軍進行了談判，撤軍比《凡爾賽條約》規定的時間表提前了5年。德國與西方的關係，特別是與法國的關係，得到了極大的改善，並在1929年至1930年，根據《楊格計劃》(the Young Plan)完成了對賠款支付的進一步修訂。
斯特雷斯曼圍繞外交政策建立起來的一些共識也延伸到國內。在此期間，德國國內對極右翼政黨的支持無疑明顯減少了。例如在1924年12月的德國國會選舉中，人民集團(Volkischer Block)在巴伐利亞州的得票率從16%降至5.1%，而在整個德國該集團的得票率僅為3%。在1925年3月的第一輪總統選舉中，魯登道夫作為該集團的候選人，隻贏得了災難性的1.1%選票，並且退出了競選，這無疑讓希特勒感到滿意。希特勒在服刑僅9個月後被釋放，並於1925年2月正式對納粹黨進行重建，但該黨一開始也很難在選舉中取得任何進展。在1928年5月國會選舉的第一次全國支持率測試中，它隻獲得了2.6%的選票，甚至在其巴伐利亞腹地，它的得票率也不到6.4%；在柏林，其結果隻有微不足道的1.6%。誠然，其黨員人數繼續增加，到1928年底達到10萬人左右，但納粹黨企圖在工薪階層生活的地區重建對它的支持卻落空了。直到1927年，德國大部分地區禁止希特勒公開演講，甚至在普魯士這個最大的州禁令一直持續到1928年。
即便如此，也不能將這些“荒野年代”視為納粹黨完全失敗的時期而對其不屑一顧。一方麵，正如克肖所指出的那樣，希特勒極力要做的是獲得“對這次運動完全的掌控權”，在共同承諾消滅“馬克思主義”和摧毀所謂的“猶太共和國”的基礎上，既要留住老的支持者又要贏得新的追隨者；另一方麵，該黨的結構得到了徹底改革，如今在民眾中展開宣傳，比進行準軍事活動更受重視(盡管定期被禁止，偶爾也會有衝鋒隊各級內部的公開反抗，但準軍事活動仍然很重要)。納粹黨在下巴伐利亞的前特工格裏格·斯特拉瑟(Gregor Strasser)被帶到慕尼黑，領導該黨新的政治部。他的職責是在德國各地設立分支機構，並確保隻有獲得政治部正式批準的人才能代表黨發言。然而他的權威卻被地區高萊特(Gauleiter，地區黨部部長或叫政黨領導)的權威所製衡，後者被任命是因為他們對希特勒的絕對忠誠超越了他們對政策的考量。黨的政治部和高萊特之間的緊張關係是不可避免的，但將該黨所有成員團結在一起的是他們都相信德國在1918年因“內部敵人”的陰謀而被迫屈服，而實現國家複蘇的唯一現實途徑是在言論和行動上對左翼和猶太人采取無情打擊的政策。
在這段時期，一個特別重要的黨員是未來的帝國宣傳部長約瑟夫·戈培爾，他是一個能夠蠱惑人心的萊茵蘭人、仇猶者和離經叛道的天主教徒。和斯特拉瑟一樣，他最初希望更多地強調國家社會主義的反資產階級和“社會主義”因素。1926年9月，他成為柏林的高萊特，在那裏他多次組織與共產黨的暴力衝突，並在1930年5月，成為納粹黨在慕尼黑的中央宣傳處的負責人。與此同時，總體政治重心的變化並沒有幫助納粹黨在全國範圍內遍地開花。事實上，希特勒在1926年2月於班貝格(Bamberg)召開的一次黨內高級官員會議上明確表示對這一舉措不予考慮，他在會議上譴責布爾什維克主義是“猶太創造”，稱意大利和英國為“天然盟友”，並重申他支持1920年的“二十五點”。納粹黨在全國影響力的建立倒是更多地得益於其他極右翼團體土崩瓦解、相互交戰和群龍無首的局麵。例如，上文提及的雷文特洛伯爵，於1927年退出了敵對的邊緣政黨，加入了納粹。盡管他與戈培爾以及柏林的納粹黨其他主要人物關係緊張，但他們還是能一起共事。
當然，自1923年到1927年，德國的政治氛圍已經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在柏林聯合政府頻繁變化的背後，隱藏著一種更開明的意識，即可以讓議會政府為人民服務。例如為新住房計劃提供慷慨的公共融資，以及為大多數工薪階層創建一個全國性的、由政府支持的失業保險計劃。在這樣的背景下，納粹宣揚的訊息在很大程度上顯得無關緊要。盡管如此，許多普通的中產階級仍然沒有被爭取到共和製這邊來。其中的一個早期跡象出現在1925年4月舉行的第二輪總統選舉期間。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前武裝部隊總司令、貴族出身的陸軍大元帥興登堡出人意料地戰勝了共和派主要派候選人、天主教中央黨(Catholic Centre Party)的威廉·馬克思(Wilhelm Marx)。更令人吃驚的是他甚至都沒有參加第一輪競選。
盡管保羅·馮·興登堡本質上仍然是一個專製的君主主義者，但在最初擔任總統的頭五年裏，他基本上不參與政治事務，似乎是接受了議會製度。在1928年5月的國會大選後，他甚至同意任命一個由社會民主黨人赫爾曼·穆勒(Hermann Muller)領導的新政府。然而他支持了軍隊企圖保護自身不受“毫無根據的”公眾批評或者不接受對其活動進行民主監督，這方麵他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些做法偶爾會引發激烈的國內爭議，比如左翼分子試圖揭露國會在海外(特別是在蘇聯)使用秘密資金和關係，在違反《凡爾賽條約》限製的情況下，推行秘密重整軍備的政策，但遭到了阻撓(或被譴責為“不愛國”)。1928年10月，穆勒政府是否會按照其前任製訂的計劃，著手建造一艘小型戰艦裝甲巡洋艦A(Panzerkreuzer A)這種相對來說的小事情再次突出表明，國會特別是在庫爾特·馮·施萊徹(Kurt von Schleicher)將軍領導下的國會，決心在多大程度上保持對國防政策的控製。
1925年的總統選舉和興登堡的勝利是在魏瑪德國戰爭紀念這種鉤心鬥角的政治活動中具有標誌性意義的重要事件，表現在“人民的候選人”馬克思(共和國的黑紅金)和帝國興登堡的候選人(舊帝國的黑白紅)使用了對立的顏色。像鋼盔隊(Steel Helmet)這樣的右翼老兵團體(在20世紀20年代擁有30萬至35萬成員)早就接受了興登堡於1919年首次提出的謊言(myth)，即德國帝國軍隊戰敗是因為國內民主政客的“背叛”，而不是在戰場上被打敗。1924年3月後，(鋼盔隊)拒絕接納猶太人，把重點放在紀念戰場的豐功偉績上，比如與自己有關的戰役，1927年落成的巨大的坦能堡紀念碑(Tannenberg Memorial)修建在興登堡(1914年9月在東普魯士對決沙皇軍隊而大獲全勝的著名戰役地點)的附近。合夥反對他們的是擁護共和政體、反戰和主要唯社會民主黨人馬首是瞻的“黑紅金”國旗隊(Reichsbanner Black-Red-Gold)。該組織成立於1924年，1925年至1926年期間其成員增加到90萬人左右。最近本傑明·齊曼(Benjamin Ziemann)認為“國旗隊”在魏瑪共和國的紀念文化中有很強的影響力，但不足以確保壓倒那些主張反共和、軍國主義和複仇主義的觀點，以及完全主導關於戰爭經曆的民主敘事。因此，“戰爭記憶”仍然是支離破碎的，是政治鬥爭話語的場地，而不是建立民族團結意識的手段。
然而，“戰爭記憶”不僅僅是老兵及其家人的問題。正如曆史學家邁克爾·威爾特(Michael Wildt)所說：“對於德國的青少年來說，他們年齡不夠，沒有被征召入伍。然而他們畢竟長大了，不可能把那場戰爭隻當成一個遙遠的童年回憶。那場戰爭也成為他們的肉中刺，提醒他們錯失了一個可以證明自己能力的機會。”尤其是相當一部分狂熱的納粹分子，都出生於1900年至1910年之間，他們後來在黨衛軍或黨衛軍的精銳安保組織黑衫隊(schutzstaffel)中一路飛黃騰達，直至擔任高級職務。海因裏希·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就是他們中的一個。他1923年加入納粹黨，1929年被希特勒任命為黨衛軍司令(Reichsftihrer SS)，當時年僅29歲。戰後德國海軍軍官萊因哈德·海德裏希(Reinhard Heydrich)於1931年被任命為黨衛軍情報部門負責人，1939年升任黨衛軍安全總局局長，當時年僅35歲。這些更年輕、受教育程度更高的新兵加入了納粹黨及其警察和恐怖機構，他們屬於一種特殊的社會環境，這種環境不是由共同的階級利益意識，或對共同戰爭經曆的記憶黏合在一起，而是由對國家社會主義這一意識形態世界觀的堅定信念連成一體的。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是從自由團老兵和衝鋒隊的黑衫軍中招募來的，就像自由團老兵和衝鋒隊的黑衫軍一樣，他們也被納粹黨領導原則背後的軍國主義價值觀、男權意識所吸引。然而，吸引他們的還有其他東西，即納粹竭力將戰後世界描述成一個被政治動亂、性混亂和經濟動**永久統治的地方，“和平”即使在1924年至1929年的那些年裏也隻不過是海市蜃樓。由此看來，擺脫這種永久緊急狀態的唯一出路在於由一場運動提供等級製度和紀律，這個運動比任何其他民族主義小團體更能夠以建立激進的社會秩序的名義來使暴力合法化並動用暴力。
最後，從更為平淡的意義上看，“希特勒運動”在爭取全國聲望的運動中得到了新的推動力，這是由於在1928年5月選舉中表現不佳的DNVP或稱德國國家人民黨(Germany National People’s Party)所采取的激進的右翼運動所造成的。1928年間，德國國家人民黨參加了各種“資產階級”聯盟，但拒絕為1928年6月上台的社會民主黨領導的政府服務。相反，它選出了一位新的領導人——新聞大亨阿爾弗雷德·胡根堡(Alfred Hugenberg)。他決心利用自己龐大的媒體帝國暗中支持針對魏瑪的“全國反對”陣線的重新結盟和鞏固的進程。作為這一進程的一部分，也是在鋼盔隊、泛德聯盟、國家鄉村聯盟和納粹黨的支持下，1929年7月胡根堡發起了一場反對《楊格計劃》的全民公投運動，《楊格計劃》是解決德國向協約國賠款事宜的修改方案。
公投最終在1929年12月22日舉行。僅贏得580萬張選票讓其支持者明顯感到失望，因為票數遠低於迫使政府改變政策所需的2100萬張選票。盡管如此，納粹由於參與了這一民族主義的聯合計劃而成功地獲得了知名度。在1929年至1930年冬季所舉行的地方選舉中，他們的表現略有改善。更重要的是，他們能夠利用德國國家人民黨內部的分歧和弱點。例如，納粹黨反複指出德國國家人民黨在1924年批準了《道斯計劃》；在競選資料中加入對帝國總統興登堡和穆勒政府的猛烈攻擊；以及支持泛德聯盟提出的、但遭到德國國家人民黨溫和派反對的建議：在公投中增加一項將使任何尋求批準《楊格計劃》的政府部長都可能因叛國罪而受到刑事起訴的聲明。這樣從1930年開始，納粹黨就能夠慢慢地智勝和取代德國國家人民黨，成為所謂的“青年黨”主要的和更活躍的右翼反對派。
大蕭條及其後果
曆史學家對於如何評價20世紀20年代後半期德國經濟複蘇的穩定或不穩定程度一直存在分歧。然而，盡管納粹在《楊格計劃》公投期間表現出堅持民族主義，並在1930年突然成為關鍵反對黨，但成為許多人共識的是納粹本身並不是1933年他們上台的主要決定因素，大蕭條給德國帶來的經濟災難，比納粹黨做沒做什麽事情重要得多。這首先是1929年10月底紐約證券交易所的崩潰引起的，並在1932年初達到最嚴重的程度。當時有600萬德國男子失業，工業生產總值下降到1928年記錄水平的58%。
從政治文化的角度來看，大蕭條加速了上述右翼勢力的重新結盟，在20世紀20年代“穩定”的表麵下醞釀的一場更為普遍的“古典現代性危機”(Peukert)，大蕭條將其推向緊要關頭。雖然魏瑪時代的社會改革中的一些項目在1930年以前比其他項目更成功，但都戛然而止，國家支持的失業保險基金很快就在需求的重壓下崩潰了。保守派經濟學家和商人現在要求限製工會權力，認為工人的工資在經濟繁榮時期太高了。麵對自1924年以來食品價格持續下跌的局麵，1929年經濟緊縮更使之雪上加霜。農業專家預測，除非采取激進措施增加關稅保護或政府補貼，再或者結合兩種措施，否則農業部門將很快崩潰。教會和政治領袖，甚至一些工會老板聯合起來反對所謂的雙賺(Doppelverdiener)，即將“自私”的已婚婦女留在工作崗位上，而不是讓她們回到家中為男性或單身女性讓路。最終，1932年5月國會通過了一項允許解雇在政府就業(stateemployment)的已婚婦女的法案。隨著魏瑪時期高等教育機會的增加，人們也開始呼籲尋找新的解決方案，以解決預測者提出的可能成為“過剩的一代”(永久失業畢業生)的問題。反猶太主義學生團體很快加入了這場辯論，他們尋求更直接的方式來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辦法是對上大學的猶太人人數加以限製。
與此同時，左翼人士加緊了他們針對廢除《刑法典》第218條禁止墮胎的規定的長期運動，在此過程中，他們將婦女的生殖權利作為階級鬥爭和改善普通工人生活鬥爭的一部分。為了影響政府的政策，許多“非政治”型專家也提出了激進的削減福利法案的新方法，例如通過推行“有遺傳病的患者”“自願”絕育的方案(後來這一方案在1933年被納粹強製執行)；將城市長期失業者重新安置到農村土地安置點，以及為失業青年建立新的勞動服務計劃。除了反對雙賺運動的部分例外，很少有跡象表明保守派希望回到1914年以前。一些人把“危機”本身視為一種創造力，尤其是那些預言社會革命的發生和資本主義終結的共產黨人，以及鼓吹民族革命以及“淨化性”暴力和“行動”的新政治的國家社會主義者。
民主價值觀也被體製本身的支持者大大削弱了。早在1930年3月27日，赫爾曼·穆勒領導的大聯合政府因未能就未來失業福利水平達成妥協而垮台之前，聯合政府中的中間黨派和中右翼政黨曾計劃組建一個新的少數黨政府，由同樣的緊急狀態下總統權力做支撐。興登堡聽從了他的軍事和文職顧問圈子裏的反共和分子的建議，拒絕把緊急狀態下總統權力交給穆勒。[2]後者的繼任總理，保守派天主教中央黨(Catholic Central Party)政治家海因裏希·布魯寧(Heinrich Bruning)決定，無論有沒有國會多數人的支持，都要大幅削減公共開支。但在這樣做的過程中，他使自己變得越來越依賴興登堡的恩寵，導致了議會統治的實際中止，取而代之的是更專製的總統政府。
新的政治氣候使得納粹受益，他們在1930年9月的選舉中取得了第一次全國性的重大突破。選舉是在興登堡下令1928年議會提前解散時舉行的，興登堡的目的是為布魯寧削減預算贏得某種多數人的讚同，但這是注定會失敗的。相比之下，社會民主黨、德國國家人民黨和較小的中間黨派發現自己在不同的時間和不同的問題上都陷入了尷尬的境地，不得不在國會為布魯寧的經濟措施提供戰術支持，結果信譽掃地。事實上，唯一能在1930年9月增加選票份額的政黨是共產黨，盡管該黨比納粹溫和得多。與此同時，由於國會代表未能尊重選民的反緊縮裁定，在沒有任何其他可行方案可供選擇的情況下繼續“容忍”布魯寧的少數派政府，議會體製變得更加聲名狼藉。當在特定情況下不能再“容忍”時，興登堡隻是根據憲法第48條宣布停止立法，從而回避了議會批準的需要。
事實上，國會議員們聚集在一起的次數越來越少，開會的次數從1930年的94次減少到1931年的42次，到了1932年隻開會13次。政治爭論現在從議會轉移到了街頭，身著製服的對立派們，如衝鋒隊、鋼盔隊(Stahlhel)、國旗隊和共產主義紅色陣線戰鬥者聯盟(the Communist Red Front Fighters’ League)之間的武裝衝突時有發生，特別是在選舉期間。從1930年3月到1931年3月，出於政治動機的戰鬥已經奪去了多達300人的生命，在接下來的一年以及更長的時間裏，死亡人數進一步上升，另有數百人嚴重受傷。雖然納粹有時會因為與這些暴力有明確的關係而受到負麵宣傳，但他們在聲譽上也收獲良多，成為最願意與令人畏懼的共產黨人較量的組織。1931年1月，衝鋒隊的成員為10萬人，1932年1月為290 941人，1932年8月為445 279人，現在鋼盔隊遠遠落後了，但仍有約35萬人。
與此同時，納粹黨更多在幕後耍的花招，不僅讓議會也讓整個魏瑪政治體係在1932年夏天幾乎陷入停頓。例如，當年5月12日，曾在穆勒和布魯寧政府任職的高級軍事將領威廉·格羅納(Wilhelm Groener)被迫辭去了總理一職，原因是他多年來成功地與社會民主黨合作，雖然他遠未被說服，但他首先支持並隨後在全國範圍內實施了對衝鋒隊的禁令。軍隊中的一些人，特別是德國國防部(Reichswehr Ministry)國務秘書、軍方和政黨之間的關鍵調停人庫爾特·馮·施萊徹，似乎擔心格羅納甚至還有布魯寧仍然執著於凡爾賽體係及其裁軍條款。在一勞永逸地推翻1919年強加給德國的所有軍事枷鎖的計劃中，希特勒運動現在被視為一個可能的盟友，盡管職業軍人也對衝鋒隊中要求將右翼準軍事組織納入國防軍(the Reichswehr)的那些人深表懷疑，但還是喜歡假裝相信衝鋒隊仍然是一個致力於“國家觀念”而非“政治”的機構。
更糟糕的是，1932年7月，布魯寧的繼任者，時任總理、高度獨裁和極端保守的弗朗茲·馮·帕彭(Franz von Papen)，下令對在普魯士社會民主黨領導的普州政府發動非法政變，並立即將其部長和高級警察局長，特別是那些負責執行當時已被推翻的衝鋒隊禁令的人免職。這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時刻，因為在那之前，普魯士一直是德國民主憲政的大本營之一。11天後，納粹從7月31日的國會選舉中脫穎而出，成為最大的政黨，贏得了37.3%的全國選票和230個席位，取得了重大成績，但仍未達到絕對多數。到目前為止，問題已不再是魏瑪共和國能否生存下去，而在於誰能取代它：是由希特勒領導、擁有全部總統權力的政府(即由希特勒支持、並在國會中占據多數席位的聯盟)，還是一個由軍隊支持的獨裁政權。由於興登堡仍然拒絕考慮第一個選擇，而希特勒在1932年8月被提議擔任帕彭領導的政府的副總理時拒絕了第二個選擇，所以德國政府繼續陷於癱瘓狀態。軍隊方麵對帕彭內閣口頭支持德國重整軍備做出了積極回應，卻與施萊徹提出的計劃保持了距離。施萊徹曾讓自己擔任帕彭政府的國防部長，招募衝鋒隊成員加入由政府支持的新民兵組織，接受未具體說明的軍事化培訓。
最後，大蕭條加劇了已經非常嚴重的分歧，即溫和的、支持共和的社會民主黨(SPD)與更為左翼的、支持布爾什維克和(自1925年以來)支持斯大林的共產黨(KPD)之間的分歧，回到了1914年至1919年的戰爭和革命時期。兩黨都公開宣稱自己是反法西斯的，在20世紀30年代早期的選舉中，兩黨繼續獲得36%至38%的全國選票。社會民主黨代表的是那些仍有工作的工人，實際上，在布魯寧的緊縮措施下，他們的實際工資隨著食品和其他價格的下跌而略有上升。社會民主黨幾乎成功地保住了其作為有組織勞工的主要政黨地位。然而，隨著大蕭條的加深，它失去了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失業者和貧困化的城市選民的支持，把他們拱手讓給了更為激進的共產黨。社會民主黨對布魯寧的“容忍”令工人階級大失所望，共產黨也能夠從這一點中獲利。
德國的社會民主陣營和共產主義陣營之間的分歧在1932年初最為明顯，當時社會民主黨和其他中間派政黨一起，在兩輪總統選舉中支持興登堡，使之成為最有可能擊敗希特勒的人。而此時共產黨則提名自己的領導人恩斯特·塔爾曼(Ernst Th?lmann)為革命工人階級的候選人。[3]此外，在1932年夏天，衝鋒隊和紅色陣線在激烈的街頭戰鬥中反複攻擊對方和警察。無可否認的是，在1932年底的某些地區，對立的工人黨之間有了更多合作的跡象，包括試圖建立一個“共同的反對法西斯主義的無產階級陣線”。有一種觀點認為，如果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在國家層麵合作，納粹本來是可以被阻止的，然而這一觀點是站不住腳的，因為正如海因裏希·奧古斯特·溫克勒(Heinrich August Winkler)所說，它們之間存在著“不可逾越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分歧，而且社會民主黨決心繼續保持其最後一個權力堡壘，即在普魯士統領州政府(和州警察)的地位。這就要求他們與中右翼的“資產階級”政黨達成某種形式的妥協。這是他們至少在7月20日帕彭政變之前(事實上，直到7月20日之後，社會民主黨部長在針對帕彭政府的法律訴訟中繼續以合法統治者的身份出現)試圖建立平衡的行為。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納粹並沒有創造出能夠使他們在1933年掌權的社會環境，希特勒也不是以多數票當選的，而1932年社會民主黨被非法驅逐出普魯士政府的社會環境也不是其自身的責任。然而，納粹除了從左翼陣營分裂中獲利外，在20世紀30年代初的選舉鬥爭中，對老牌中產階級新教政黨的選舉支持幾乎完全崩潰，納粹也因此受益。這些政黨在麵對大蕭條的災難時未能緊緊抓住選民；而對布魯寧采取的不得人心的通縮政策，也不願提出可以替代它的其他經濟方案。1930年9月，這一問題在國家層麵上第一次表現得清清楚楚，當時納粹黨以及各種右翼地區特殊利益集團都從保守的德國國家人民黨(DNVP)和中右翼的德國人民黨(DVP)的失敗中獲益。1932年7月更是如此，當時由於政見不同而四分五裂的小政黨的大批支持者也轉變為國家社會主義者。
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在保持穩固地位的德國北部和西北部農村新教地區，有一種脫離魏瑪黨(Weimar Party)的文化轉向。在這些地區，選民長期以來感覺遭到柏林曆屆政府的忽視，甚至在1928年，德國國家人民黨和德國人民黨的支持率也出現下滑，而特別利益黨派的支持率則高達14.1%。正如理查德·貝塞爾(Richard Bessel)所指出的，1929年8月之後，在民主德國，衝鋒隊的暴力也有助於在農民、農民的兒子和小商人中爭取到新的支持。這一點在小城鎮和農村地區尤為明顯。在這些地區，如果遭到突然襲擊，普魯士警察或左翼反對派無法輕易派遣增援部隊。在靠近波蘭邊境的地區也是如此，衝鋒隊偶爾還會與國防軍的邊防部隊(Grenzschutz)進行非正式合作。在南部的巴伐利亞州弗蘭肯行政區(Bavarian Franconia)，新教城鎮科堡於1929年6月選舉出第一個納粹占多數的地方委員會。但此後對納粹的支持方麵最驚人的突破出現在德國另一端的普魯士的一些轄區，諸如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州和波美拉尼亞(Schleswig-Holstein and Pomerania)，納粹在1930年9月分別贏得了27%和24.3%的選票(全國平均得票率為18.3%)， 1932年7月分別上升到51.1%和48%。
納粹黨最初在北部地區獲得了相當大一部分農村和轄區中下階層的選票，1930年在東部地區略微縮小。但到1932年7月，納粹黨的選民人數增加了一倍多，而且很有可能成為泛民的政黨，在所有社會階層和全國各地都有大批追隨者。將1932年7月的結果與1930年9月的結果進行比較，很難判斷全國各地支持率的增加在多大程度上歸功於納粹宣傳的成功，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仍然)歸功於上文所提及的20世紀20年代以來魏瑪德國社會和政治文化的變化。當然在這個時候，懺悔和階級忠誠在德國仍然很重要，而新崛起的白領階層和在早期高通脹危機中失去了許多傳統金融安全的向下流動的中產階級，則在一定程度上侵蝕著他們。在德國南部和西部的天主教地區，納粹的表現明顯較差，民眾對中央黨或相當於中央黨的巴伐利亞人民黨的支持仍然很強有力。同樣，來自工業區和大城市的有組織的工人階級社區的選民傾向於緊跟社會民主黨或共產黨。然而，就像蒂姆·梅森(Tim Mason)等馬克思主義曆史學家承認的那樣，左翼政黨大約有1300萬穩定的支持者，最多隻占德國無產階級家庭成人總數的一半。天主教的工薪階層通常支持中央黨，而其餘的則由數百萬農村勞動者、工匠、手藝人、小商人、退休和半退休的戰爭傷殘人士、失業的退伍軍人和非工會成員組成。這些人與新教的中下階層類似，與馬克思主義、政治天主教或老式普魯士保守主義等既定意識形態保持非常鬆散的聯係。
在1933年之前，德國的電台不能用於政黨政治廣播。群眾大會和公開集會，再加上大量散發海報和宣傳傳單，是選舉時政治交流主要的和最有效的工具，並被納粹黨及其反對者廣泛使用。繼希特勒在1932年4月的第二輪總統選舉中失敗之後，該黨還付出了相當大的努力來吸引女性選民加入納粹的事業。一方麵正如海倫·博克(Helen Boak)所表明的那樣，至少在新教地區，這一戰略取得了一些成功，因為在該黨的支持者中，女性人數開始超過男性；另一方麵，外交政策問題被悄悄擱置一邊，因為它不可能為納粹黨贏得任何額外投票，特別是在1932年6月至7月洛桑會議取消賠款債務之後。
1932年選舉期間，納粹黨使用最頻繁也是最簡單的口號是“麵包和工作”，其次是尊重母親和以家庭為中心的價值觀。盡管這類主題也被諸如社會民主黨、德國人民黨和中央黨等對立政黨所采用，但事實上，讓納粹表現出眾的不是他們所傳達的信息內容，而是他們傳達這些信息的方式。正如曆史學家溫克勒所指出的那樣，1932年5月10日，該黨的組織部門領導人格裏格·斯特拉瑟在國會上公開承認，他從俄羅斯出生的社會民主黨人、德國自由工會的首席統計學家弗拉基米爾·沃廷斯基(Wladimir Woytinski)提出的建議中，偷取了一些創造就業的想法。考慮到納粹黨與布魯寧政府及“體製黨派”(system parties)之間的政治距離更大，他自己的計劃看起來似乎比沃廷斯基的計劃更可信。
在地區和地方層麵，納粹也越來越擅長有的放矢地將他們的信息瞄準特定的選民群體，包括農民、工匠、小商人、農村工人、工廠工人、家庭主婦、教師、戰爭遺孀、退伍軍人，甚至律師和警察。在某些特定的環境中，以前的政治歸屬和政治忠誠已經很薄弱，或者已經有了為保守、民族主義權利投票的傳統，僅僅是一小撮組織良好的納粹活動分子出麵就足以勝券在握。這一現象最早發生在全國層麵是在1931年7月，當時規模相對較小，但非常堅定的國家社會主義學生聯盟(Nationalsozialistischer Deutscher Studentenbund)在激烈的選舉後成功地接管了德國和奧地利的總學聯(Allgithiner Studentenauschuss)，該聯盟於1926年才成立。1932年3月至7月，在德國北部和東部各省的城鎮和農業區，甚至南部和西部的一些地區，這種現象再次發生。此外，被納粹信息的“新鮮感”和活力所吸引的不僅僅是年輕選民或第一次投票的選民。正如於爾根·法特(Jurgen Falter)在20世紀90年代初進行的複雜統計研究所顯示的那樣，納粹黨是得到了所有其他政黨的投票，盡管更多的是來自右翼而不是左翼。納粹選民的平均年齡雖然很難完全精確地判斷，但可能略高於其他政黨的年齡標準，特別是在農村地區。
此外，希特勒和戈培爾都清楚地知道，憑借在全德國平均37.3%的支持率，想要贏得絕對多數是不夠的。盡管他們將宣傳的重點集中在希特勒身上而不是宣傳整個政黨，但近三分之二的德國人並沒有投票支持納粹黨。如果往前推進的聲勢不夠，可能會導致這場運動消解，特別是時下更多急躁的暴動者要求立即奪取權力，更多溫和派則在考慮如何與其他政黨結成聯盟，而就像純粹主義者戈培爾所擔心的那樣，這些政黨會衝淡納粹的信息(盡管他也曾在1932年中期短暫地有過與中央黨結成“黑褐色”聯盟的想法)。想不到更好的辦法，又決心展示納粹反對“反動的”德國國家人民黨的激進的資曆，在1932年11月，戈培爾在柏林與當地共產黨人達成了一項短暫的協議，以支持針對由社會民主力量控製的市政交通當局而舉行的罷工。然而沒過多久，衝鋒隊和紅色陣線就恢複了對街道的持續爭奪戰，前者故意把後者在像威丁(Wedding)和紐科倫(Neukolln)這樣的無產階級社區中的一些據點作為攻擊的目標。
通往權力之路
1932年11月6日，在柏林運輸罷工最終失敗的前一天，德國舉行了新的國會選舉。這一次，盡管納粹黨仍然是最大的政黨，但還是失去了200萬張選票和34個席位。朗格裏奇(Longerich)懷疑，部分原因是受到了戈培爾與共產黨關係的影響(不用說，共產黨在全國的得票率實際上從14.3%上升到了16.9%；而在柏林，該黨的得票率為31%，高居榜首。相比之下，社會民主黨為23.3%，納粹為26%)。就目前而言，帕彭完蛋了。當年12月2日，他的前盟友庫爾特·馮·施萊徹接替他總理和議會部長(Reichswehr Minister)的職位。施萊徹從來沒有參加過任何政黨，盡管他曾在不同時期與除共產黨外的幾乎所有政黨的領導人密謀過，但至少從書麵材料上看，他在黨內的支持率為零。如果他能說服國家人民黨和少數較小的右翼政黨支持他，他最多可以指望584名議員中有65～75名議員支持他。麵對議會重開後立即對他進行不信任投票的可能性，事實上，他繼續執政的最佳機會在於與國家社會黨達成某種協議。另一種辦法是要求總統再次解散議會，即使總統同意，他也隻有60天時間，60天後新的選舉又會舉行。
然而，正如結果所表明的那樣，即使斯特拉瑟沒有和施萊徹策劃過任何分裂納粹運動的具體計劃，他與興登堡、希特勒以及內閣的大多數部長的關係也處理得非常糟糕。這使得帕彭——這位曾經是他的盟友、現在是他最主要的政治對手，在背著他進行協商想讓希特勒擔任總理，而他本人則擔任副總理。在這一潛在集團的背後，主要的企業和土地利益集團都被動員起來，或者至少是支持除掉施萊徹。當時他們認為施萊徹與工會的關係過從甚密，甚是可疑，或者在土地問題上太不值得信任。然而，也不能像一些更粗劣的版本闡釋的那樣，錯誤地認為新的希特勒-帕彭政府隻是一個為資本和舊的地主精英提供資金的工具。相反，關鍵的決定是在興登堡狹隘的顧問圈子中做出的，他們現在看到了一個機會，即通過“從上麵”重新調整右翼勢力，永久地將中間和溫和的左翼政黨排除在權力之外。
要掃除的最後一個障礙是總統本人。他長期以來一直反對任命“奧地利下士”擔任總理職位，並在1932年8月宣布，“如果他將政府的全部權力交給一個政黨，而且這個政黨對持不同觀點的人采取如此不寬容的態度，他在上帝、良心和祖國麵前都無法交代”。即便如此，興登堡也不是民主主義者，而且是反其道而行之。在1932年3月至4月的總統選舉中，他非自願地依靠中央黨和社會民主黨的選票贏得了多數，這加強了他的獨裁傾向。他意識到要保持自己的公眾形象就要與他現在所看到的布魯寧和帕彭時代失敗的政治實踐保持距離，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成立一個穩定的右翼和極右翼政府是必要的。很顯然，施萊徹這樣的老軍事陰謀家就無法實現這樣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