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衰落和潰敗2

當局動員了無處不在的納粹黨街區和牢房領導人，並敦促他們定期探訪家庭，不僅是為了狹義上的監督，而且是為了幫助被炸毀的人，安慰寡婦、受傷的士兵等。隨著前線局勢的不斷惡化，柏林下令在國內前線實施更徹底的恐怖行動。例如1945年2月15日，德國司法部設立了新的軍事簡易法庭，向任何可能危及士氣的人施以嚴厲的懲罰，例如“掠奪”。3月9日，當局建立了新的“軍事飛行法庭”，使得執行死刑的速度甚至更快。其中一次判處了50多人死刑。在美軍抵達梅因州澤林根(Zellingen am Main)的前幾天，將一名備受尊敬的當地男子吊死在家門口。在其他地方，受害者包括那些為了避免不必要的生命或財產損失而膽敢試圖棄城的人。另一個失敗的公共象征是因被指控玩忽職守而被處以絞刑的士兵或納粹黨魁。4月，希姆萊甚至命令國防軍，任何人膽敢出示白旗或床單，即當場射殺其家中的所有男子，並燒毀他們的家。

我們可以在戰爭結束時重建這些日常的生死故事，特別是德國人對德國人的恐怖活動——主要是利用1945年後聯邦德國和民主德國進行的許多審判所收集的證據。阿姆斯特丹國家社會主義犯罪研究基金會在其第63卷叢書《德國關於國家社會主義殺人罪的審判判決》中公布了無數此類案件。在我的書《支持希特勒：納粹德國的同意和脅迫》中，我使用了其中一些材料來展示人們是如何經曆越來越反複無常的恐怖的。如果說在和平的6年裏，警察主要針對共產黨的地下組織、社會局外人和猶太人，那麽在最後的6個月裏，沒有人是完全安全的，無數的地方官員遭到了惡毒的打擊。

平民對戰爭失敗的反應多種多樣。例如，在德國西部，1945年3月下旬，錫耶堡(Siegburg)的婦女在市政廳前示威，要求軍隊放下武器。隨後，在一些小鎮如奧切森福特(Ochsenfurt)，以及第二個月在溫德斯海姆(Windsheim)和熱羅則芬(Gerolzhofen)，也發生了類似的事件。在特洛辛(Trossingen)，當地納粹黨魁走得更遠，拒絕建立“人民共同體”，或執行希特勒的尼祿命令，該做法意味著他們將不得不放棄自己的前程。相反，一方麵，他們和其他人一起，與德國和法國軍方談判和平移交該鎮；另一方麵，在不遠處的海德堡，婦女和女孩、男孩、老人及醫院的病人甚至拿起武器對抗西方侵略者。

在民主德國，鬥爭更加令人絕望和嚴酷，最迫切的動機是盡一切可能阻止紅軍及其強奸、搶劫、掠奪等行為。在這裏，軍人、黨衛軍、納粹黨、人民衝鋒隊或地方行政人員自己組成法官、陪審團和執行官，他們不僅隨意槍殺或絞死明顯的敵人，如逃犯，也用同樣的手段對付自己的人民，而且隻因最輕微的理由。例如，1945年4月，在德累斯頓以東的一個村莊被波蘭軍隊短暫占領時，一名德國人曾擔任翻譯。波蘭人撤退後，人們返回，把他當作一個想當然的“叛徒”，然後，黨衛軍處決了他。與此同時，在柏林，平民們將另一名翻譯宣布為“間諜”，並以同樣方式對待他。

以下是最近公布的戰後在德意誌民主共和國(民主德國)進行審判的幾個例子。在第一個審判中，我們看到1944年底和1945年初全國各地集中營囚犯和戰俘遷徙的一些細節。其中幾個在1945年4月的頭幾天通過了弗蘭肯漢(Frankenhain)。一個戰後法庭聽到說，當任何一個不幸的人試圖逃跑時，黨衛軍看守就向他們開槍，盡管有些人逃走了。一名當地男子，一名33歲的工人和自豪的南非人發現，其中5名(男性)穿著泄露(他們身份的)營地服裝。他得到了另一個南非成員的幫助，一起把5個筋疲力盡的逃犯放在一輛馬車上，把他們帶到一條河邊，一槍打死一個。這一地區的另一個例證是1945年2月，臭名昭著的黨衛軍奧托·斯科爾澤尼(Otto Skorzeny)領導的一個“飛行法庭”在奧德河畔的施威德(Schwedt)鎮上聚集，至少10名國防軍成員因拒絕戰鬥而被槍殺或絞死。“法庭”還在眨眼間決定處決克尼斯伯格(Neumark)市長，他顯然是在沒有允許離城的合法證件的情況下出現在了施韋德。斯科爾澤尼希望當地(年老的)警察執行這項任務，並提供一場“教育”，這意味著一場蓄意製造的可怕的公開絞刑。一名路過的士兵在日記中指出，除了市長外，他們還處決了一名負責克尼斯伯格機場的空軍將領——被控沒有保衛它。同樣的命運降臨在4名士兵身上，他們的屍體都要在原地吊上好幾天。這些情景發生在民主德國，盡管隨著文明紐帶的瓦解，這種情況在全國各地都有發生。這些戰後的司法案件揭示了似乎無限多樣的謀殺和混亂，許多事件都出乎人們的想象，因為殘餘的宗教教義和社會風俗崩塌了。

最後一個來自東部的案例是自殺。這在黨內的知名人士中很普遍，但在外省份，普通民眾也不乏自殺的。於是，1945年5月初，在威斯瑪(Wismar)正南的施韋林(Schwerin)的一個小村莊，一個有4個孩子和兩位祖父母的家庭因不想落入即將到來的紅軍手中而決定自殺。男人們把他們的親人帶到附近一個湖邊，不顧孩子們的反抗，溺死了他們，之後這些人卻最終決定不自殺了。回到村子裏，他們把失蹤家庭成員的遭遇歸咎於蘇聯軍隊。幾年後警察才清算這些罪犯。

平民自殺率幾乎不可能計算，盡管最觸目驚心的集體自殺場景發生在東部，特別是在德明(Demmin)——今天的梅克倫堡-沃波默恩(Mecklenburg-Vorpommern)的一個小鎮。那裏有多達900人甚至更多的人，特別是婦女，在1945年4月30日一路劫掠的紅軍到來之前或之後不久自殺。事實上，蘇德前線的其他幾十個地方也記錄了類似的大規模自殺事件，每起自殺都奪去數百人的生命。如同是在一種大規模的流行病中，處於一種“情感的狂熱”中，成千上萬的普通人自殺。有些人隻是絕望或猜測斯大林的軍隊很快就會控製他們的城市或城鎮；特別是婦女不能再麵對強奸的災難，而像瑪格達·戈培爾(Magda Goebbels)這樣與丈夫住在柏林地堡裏的人說，她不想生活在一個沒有希特勒和國家社會主義的世界。1949年的一本關於“數字柏林”的手冊將首都柏林在戰爭後期的自殺人數定為7057人，一些曆史學家認為這個數字太小了。蘇聯人一到，所有的平民都得自食其力，因為紅軍士兵出於報複和其他各種動機，對婦女犯下了難以言喻的暴行。想要了解更多的人，應該從那時最令人悲慘的一份文件開始——由柏林一位匿名人士寫的：《柏林的一個女人》(A Woman in Berlin)。

戰爭的不可估量性

即使在看似不可逆轉的戰爭浪潮中，希特勒也開始相信某種奇跡。比如他的一個主要敵人的死亡或敵人同盟的解體，就像普魯士有名的國王弗裏德裏希大帝(1712—1786)時期，七年戰爭期間所發生的那樣。1945年4月12日，羅斯福總統突然去世，阿爾伯特·斯佩爾後來報道了希特勒的歡欣，病態的元首給他看了一張剪報：“給你，讀吧!”他接著說：“你從不相信，但它就在這裏。”他結結巴巴地說，“有我一直預言的奇跡出現了。誰是對的？戰爭沒有失敗。讀吧!羅斯福死了!”戈培爾，甚至一些頑固的將軍都相信，正如沙皇伊麗莎白(Tsarina Elisabeth)的去世拯救了腓特烈大帝(Friedrich the Great)一樣，現在命運終究會拯救他們這一方。

地堡裏一名稍微更可信的目擊者對這件事的記憶似乎有所不同。空軍副官尼古拉斯·馮·貝洛回憶說，當戈培爾對羅斯福死亡的消息喜出望外時，希特勒沒有表現出很大的樂觀，而是更加冷靜，雖然他沒有否認“他的死可能會對我們產生政治影響”。盡管如此，他們對老敵人命運的喜悅，並沒有持續太久。然而，即使是他們轉瞬即逝的希望，也表明希特勒不想失敗，更不用說他是有意的，或者說是他“精心策劃”要失敗的。維也納很快淪陷，就在魯爾戰事爆發不久，不到一周，紅軍就開始了對柏林的最後進攻，在那裏，他們繼續麵臨激烈的反抗。

當然，並不是每個人都認同希特勒和他的行動所奉的使命。盡管到了20世紀30年代末，絕大多數人懷著不同程度的熱情接受了其中的一部分甚至大部分，而且他們一直這樣直至戰爭年代。在同樣的程度上，許多人都有為建立一個新的國家社會主義社會而奮鬥的雄心壯誌，為了建立一個基於種族的“人民共同體”，許多人準備好接受排斥不受歡迎或鄙視的社會局外人的做法。至少，他們讚同把猶太人“趕出去”，有些人衝進來收拾猶太人走後留下的戰利品。克裏斯托弗·布朗寧(Christopher Browning)可能是正確的，他認為當局表現出“對民眾支持種族滅絕的程度感到不安”，盡管希特勒和戈培爾不止一次在公開場合說到他們想做什麽，但沒有說明具體細節。當然，大屠殺不僅僅是關於德國的行為，因為反猶太人十字軍在歐洲各地發現了大量的熱心合作者，特別是在東方，那裏發生了大部分屠殺案。

在最後的幾個月裏，希特勒偶爾為“配不上”的國家大發雷霆，他用達爾文主義的社會術語譴責他們的命運活該。然而，從長遠來看，我們需要回憶這位領導人一生對德國一切事物的英勇追求，或是瞥一眼20世紀30年代的節日裏，在狂熱的人群中，這位耀眼的元首的照片。這些照片傳達了一種壓倒性的印象——一種熱愛的關係，在最後變得不堪。如果說希特勒不是德國國家主義者，未免太誇張，因為從他年輕的時候起，這位未來的領導人就滿懷**地相信泛日耳曼統一，而且他堅持這種信念一直到他的末日。

進入1945年4月和5月，德國境內相對較少的人將失敗視為不可避免，因為在通往終點途中的每一個階段，在軍隊、納粹黨、黨衛軍中，或是民間誌願者中，都有成千上萬的人把事情拚湊在一起。他們的情緒(受刺激)無疑是黑暗的，盡管他們的態度是要繼續下去的。他們不顧失敗或倉促撤退，不管轟炸和破壞有多嚴重。一些平民和士兵是出於對報應的恐懼，擔心紅軍發誓要報複，對盟軍轟炸的仇恨，或是因為納粹政權在戰爭的最後幾個月裏公然實行恐怖統治。一些人投降了，揮舞著白旗，還有一些軍隊扔掉了武器，這也是事實。這和匈牙利最後的情況沒什麽兩樣，整個黨衛軍裝甲部隊沒有戰鬥就投降了。然而，如果低估了德國堅持自我犧牲精神的大量證據——無論是以事業的名義，為了國家、為了家鄉，還是為了對當前敵人“做正確的事”，那都將是錯誤的。

4月16日，蘇聯開始了對柏林的最後進攻，在人數和武器上都遠遠落後的情況下，蘇聯派出了大約150萬人的軍隊。統帥朱可夫元帥，在他的回憶錄中都反複堅持需要盡快到達首都，以顛覆西方盟國可疑的陰謀——某些盟軍部隊搶劫紅軍的勝利。因此，蘇聯軍隊為了盡快占領柏林，再一次造成了不必要的大量傷亡，單從4月16日算起，根據蘇俄的消息來源，造成紅軍傷亡352 475人，其中有78 291人喪生。

阿道夫·希特勒，現在過早衰老，身體虛弱，隻能躲在柏林地堡裏，向他最後的軍事會議保證，如果他們能堅持住，英國人和美國人可能會看到，隻有在德國的幫助下，他們才能抵禦蘇聯的威脅。4月25日，希特勒在與戈培爾的談話中堅稱，或者，如果斯大林看到西方國家對柏林激烈防禦的反應，他可能會意識到他不會得到他想要的歐洲，因此可能會試圖與德國人達成協議。這兩個人還相信某一方會真的同意對話嗎？海因裏希·希姆萊自1945年2月以來一直試圖與西方盟國展開談判，直到他最終提出保證投降。4月29日，當希特勒聽說英國廣播公司廣播了希姆萊這些嚐試的消息時，他立即將曾經的“忠誠的海因裏希”逐出政黨和所有國家機關。此前幾天，當聽到戈林在貝赫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的一個遙遠的山中棲所，企圖搶奪德國領導人寶座時，他對戈林做了同樣的事情。

事實上，許多納粹高層企圖逃跑，有的被抓獲，如希姆萊和戈林，被抓後自殺。其他高級官員預料或效仿希特勒的自殺，41個政黨地方長官中有8個，47個黨衛軍和警察高級領導人中有7個，以及軍隊中大約十分之一的將軍都這樣做了。

4月份，當美國第一軍的士兵在托爾高(Torgau)附近的易北河岸邊與紅軍烏克蘭第一軍的成員會麵時，納粹高層對他們事業的信念煙消雲散。軍隊非但沒有像希特勒和其他人所希望的那樣雙方戰鬥起來，反而像有著共同事業的同誌們一樣慶祝。4天後，為了在最後一次絕望的鬥爭中找到意義，他遞了一個口信給鮑曼：“由於我們士兵的犧牲和我本人與他們之間至死不渝的親密關係，這顆種子有朝一日會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在德國曆史上發芽，並帶來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光榮複興，從而實現真正的民族共同體。”這樣的話對當時的大多數德國士兵來說意義不大，對4月30日接近希特勒柏林總部的紅軍來說更是毫無意義。那一天，在15點20分到15點25分之間，他和新妻子伊娃·布勞恩(Eva Braun)回到他的辦公室，自殺了。24小時後，戈培爾和他的妻子瑪格達(Magda)毒死了他們的6個孩子，然後自殺。

希特勒在1945年4月29日淩晨4時寫下的簡短的《政治遺囑》(以下簡稱《遺囑》)中，兩次重申，他沒想在1939年與英法開戰，也沒想在1941年與美國開戰。他在1939年波蘭衝突爆發後3天就提出了一項協議，他聲稱這項協議失敗是因為“英國政界的領導階層”，部分原因也是因為“國際猶太人組織的宣傳”。《遺囑》再次陳述了他臭名昭著的“預言”：如果“猶太人”發動另一場世界大戰，將會發生什麽。他說，與1914年至1918年戰後不同，這次“真正的罪犯”將不得不“為這一罪行贖罪”。《遺囑》的最後兩行寫道：“我首先責成國家領導人和他們手下的人嚴格遵守種族法，無情地反對猶太人。”

即便在希特勒死後，與德國和解也變成一件複雜的事情。東西方的利益衝突和野心為歐洲的大結局增添了色彩，並導致了兩次簽約儀式。在第一次儀式上，武裝部隊高級司令部作戰參謀長喬迪(Jodi)上校於5月7日淩晨2點41分在法國蘭斯(Reims)與四個盟國的代表簽署了軍事投降書。停火將於次日23點01分生效。5月8日，當未經授權的新聞泄密披露這一消息時，美國、英國和法國的領導人選擇宣布勝利，因此，全球各地的民眾都瘋狂慶祝，而蘇聯沒有這樣。

斯大林為有次要成員參與這一儀式感到憤怒，他還聲稱，該文件隻是“投降的初步協議”。事實上，蘇聯代表是伊萬·阿列克謝耶維奇·蘇斯洛帕羅夫(Ivan Alexeyevich Susloparov)將軍，他隻是盟軍遠征軍最高司令部的紅軍聯絡官，而美國將軍沃爾特·貝德爾·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代表艾森豪威爾將軍與法國證人弗朗索瓦·塞維茲(Frangois Sevez)少將簽署了協議。

這位蘇聯領導人要求在德國首都柏林舉行一個更正式的儀式，戰敗國家的最高軍事人物和自己的指揮官出席儀式。這將是曆史上一個不可磨滅的標記事件，展示蘇聯作為德國戰敗的主導力量的合法地位。因此，5月8日，艾森豪威爾的副手亞瑟·泰德(Arthur Tedder)爵士率領的3名西方盟國代表會晤，會晤地點在卡爾肖斯特(Karlshorst)——朱可夫元帥位於柏林的總部。很快，3位德國武裝部隊領導人也加入了他們的行列，他們由國防軍最高司令部司令凱特爾元帥率領，他從遙遠的弗萊恩斯堡(Flensburg)飛來北方，那裏是德尼茨(D?nitz)上將領導下的德國政府的所在地。那個紙麵政權一直似有似無，直到5月23日不光彩地向盟軍投降。

西方不確定該如何報道柏林發生的這些重要事件。盡管如此，《紐約時報》以及朱可夫和其他在場人員〔如美國將軍約翰·R.迪恩(John R. Deane)〕的報道一致認為，在蘇俄對文本的謹慎造成一些延誤之後，5月9日午夜過後不久，3名德國軍官進入大廳，這一程序終於開始。

證人和參與者相繼“簽約”，從凱特爾的第一個簽名開始(從0點15分到0點28分)。這份文件有9份，俄文、英文和德文各3份。除了凱特爾，其他德國簽署者有空軍的斯頓普夫(Stumpff)上校和海軍的馮·弗裏德堡(von Friedeburg)上將，他們代表德國國防軍最高司令部簽署了協議。朱可夫元帥代表紅軍最高統帥與空軍元帥特德(Tedder)代表盟軍遠征軍最高統帥簽署協議。最後，美國的卡爾·安德魯·斯帕茨(Carl Andrew Spaatz)將軍和法國的拉特爾·德·塔西尼(Lattre de Tassigny)將軍作為證人加上了他們的簽名。

這位法國將軍對整個議程做了精細的記錄。當他們結束時，他清楚地注意到，“凱特爾站起來，用指揮棒敬禮”——不為勝利者認可的一種禮節——然後帶著他的隨從離開了。那是5月9日0點45分。朱可夫元帥的說法是，儀式在0點43分結束。無論斯大林的意圖如何，5月9日成為俄羅斯每年慶祝的“勝利日”，直到今天。

一些曆史學家堅持認為第三帝國是“自毀”的。著名的德國軍事專家伯恩特·韋格納(Bernt Wegner)甚至認為希特勒“策劃”了這場1942年起他就知道的正降臨的失敗——如果不是更早的話。這一爭論將繼續下去，盡管這裏值得注意的是，在蘇聯和美國慶祝勝利之後，1945年4月下旬在托爾高會晤時，仍有數千名德國人在掙紮。事實上，就在沿路，國防軍、黨衛軍、納粹黨、地方政府的成員，以及自願行動的平民，仍在殺害逃犯、外國工人，以及國防軍的逃兵，以便繼續戰鬥或阻止任何潰敗的跡象。戰爭的結束，與其說是德國自毀的結果，不如說是世界上得以留存的大國們的決心和共同努力的結果。他們為了終結第三帝國並摧毀其形成思想，毅然決然地與之戰鬥，付出了鮮血及經濟上的沉重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