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衰落和潰敗
羅伯特·格拉特利(Robert Gellately)
第三帝國是什麽時候開始衰落的？當然不是在1940年5月和6月，當時國防軍輕易就打敗了法國，並把英軍趕出了歐洲大陸。伴隨著這些勝利，德國看起來像是一個重新崛起的舉足輕重的軍事大國，已完全從上一場戰爭的災難中恢複過來。此外，這場戰勝宿敵的勝利還在許多德國人中樹起一種意識，即他們的國家已經恢複了在歐洲的“合法地位”。一個官方的帝國安全(安全部)報告顯示，這個國家所感知到的命運變化是如此勢不可當，甚至“共產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圈內有組織的抵抗”都已不複存在。盡管這一觀點可能有些誇張，但1940年夏天，當希特勒從法國回到柏林時，沿街人群表現出的對他的追捧遠超此前。
一年後的1941年6月22日，隨著針對蘇聯的巴巴羅薩行動的展開，帝國甚至顯得更加強大。如果說德國的國內陣線最初是謹慎的，那麽隨著國防軍成功的消息從東線傳回，民眾的情緒便很快高漲。帝國以其橫掃一切的氣勢取得了一場又一場的勝利，並俘虜了數十萬蘇聯紅軍士兵。陸軍參謀長弗蘭茲·哈爾德(Franz Halder)將軍起初比許多同事更加謹慎，直到被俘虜的紅軍將領向他證實，在德維納河(Dnieper Rivers)和第聶伯河(Dvina)的對岸，或者在白俄羅斯明斯克(Minsk)和烏克蘭基輔(Kiev)以外，沒有蘇聯軍隊“強大到足以阻礙德國的作戰計劃”。因此，曾經持懷疑態度的哈爾德在7月3日的日記中透露：“說俄羅斯戰役僅僅在兩周內就贏得了勝利，這可能不為過。”不僅他自己確信如此，而且據了解，社會主義狂熱分子和國際輿論也都把蘇聯看作“泥足巨人”。那個夏天和初秋，最大的問題是，德國及其盟國要多久才能徹底打敗紅軍，才能永遠鏟除共產黨員在莫斯科的大本營。
戰爭是什麽時候變得不可取勝的
在東部戰役中，費希爾(Führer)常常和周圍的人一樣樂觀。盡管如此，他也陷入了一輪又一輪的悲觀和懷疑之中，因為盡管他占領了大片領土，但取得的最終勝利卻比計劃和預期準備工作更耗時。接著是秋雨，將塵土飛揚的道路變得泥濘，使人和機器陷入泥沼。1941年10月25日，在前線，步兵將軍戈特哈德·海因裏希(Gotthard Heinrici)在日記中寫下了問題的實質：他的士兵占了上風，幾乎可以看到莫斯科，最終以4∶1的比例讚成德對俄的分裂。然而，他不得不承認，由於道路不暢，“我們被困在了路上”，公路“連日擁堵”，行軍變得異常困難。
希特勒自然領會了其含義，在11月8日的慕尼黑演講中，他把自己和贏得閃電戰的必要性撇開幹係，並帶著反感地說他從未使用過這個“完全荒謬的”詞。事實上，弗裏德裏希·弗洛姆(Friedrich Fromm)將軍作為軍隊軍備工作的負責人，非但沒有迅速取得勝利，反而在11月24日帶來了軍事生產不足的消息。他對哈爾德將軍坦率的建議是，他們應立即尋求和平。他也不是唯一一個輕輕敲響警鍾的人，因為在5天後由武器和彈藥部長弗裏茨·托德安排的一次會議上，坦克專家沃爾特·羅赫蘭(Walter Rohland)警示了蘇聯在坦克生產和冬季準備上的優勢。此外，根據他對美國軍事潛力的了解，他推測，如果美國參戰，德國就不可能贏得這場戰爭。當時，托德部長本人驚訝地告訴希特勒，擊敗紅軍的任務超出了德國的能力。他簡單地補充道：“這場戰爭再也不能在軍事上取勝了。”對此，這位堅定不移的領袖隨後冷靜地問道：“那麽，我該如何結束這場戰爭呢？”當托德回答說，唯一的選擇是尋求政治解決方案時，元首忠實地回答說：“我幾乎還看不到一種政治終結的方式。”
現在，這位備受歡迎的元首在這場演講中能說些什麽呢？這場演講，他原本打算展示他的軍隊在十字軍東征般的偉大功績。就在他講話之前的12月7日，德國的日本盟友襲擊了珍珠港，這讓他有些吃驚。與希特勒在一起的宣傳部長約瑟夫·戈培爾博士說，這一消息的到來“簡直是天上掉餡餅”。兩天後，他在日記中提到了日美在遠東開戰對德國國內的巨大影響，“整個國家都鬆了一口氣，對美國和德國間可能爆發戰爭的心理恐懼消除了”。
希特勒相信，在美日對戰的情況下，美國將無法繼續援助英國，因此將不得不減少他們在北大西洋的海軍部署。現在，他可以指著由日本引發的東亞衝突向他的人民保證，他們不是獨自在與世界戰鬥。12月11日，當他最終發表講話時，他自信地說出了令人震驚的勝利清單，俘虜了380萬紅軍士兵，以及大量的戰爭物資。但即便如此，一些德國人聽到他報告說他們自己的部隊在戰鬥中遭受了162 314人死亡，571 767人受傷，33 334人失蹤時還是感到震驚。
在此背景下，他們的領導人帶來了日本襲擊美國的“好消息”，現在德國不必對美國宣戰。通過這一步，希特勒為發動當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做了最後的努力。他聲稱美國一直在資助和唆使英國和蘇聯，因此他堅持認為德國必須擊沉所有前往這兩個國家的船隻。然後，就如他每在戰爭關鍵時刻的做法一樣，進一步把敵人的行為歸到猶太人身上。他說，我們知道羅斯福背後的力量，因為“就是這些生生不息的猶太人，相信他的時代已經到來，給我們帶來了同樣的命運，即我們在蘇俄看到和經曆過的慘狀”。
第二天，他會見了他信任的納粹黨地方長官——那些他將在戰爭後期依賴的地區領導人。盡管我們沒有那篇演講的副本，但我們有戈培爾關於演講內容的翔實報告。會見中，希特勒拒絕預測戰爭會持續多久，盡管他懷疑美國的參戰會延長戰爭。他宣布他已經堅定地決定在接下來的一年裏“征服蘇聯”，至少到烏拉爾山脈(Ural)——莫斯科以東約2000英裏的地方。他把該地區視為德國“未來的印度”，一個“我們將要在那裏定居的殖民地”。他竟還認為僅僅設定一個這樣的目標就能實現嗎？殘酷的現實是，12月5日，紅軍已經開始把希特勒的軍隊從莫斯科的城門趕回去。
在場的海因裏希將軍在給妻子的一張便箋中寫道：
寫信的此刻，我非常關切這裏發生的事情。蘇俄人在幾個地方刺穿了我們薄弱戰線上的大缺口，迫使我們撤退。我們經曆了與1812年(拿破侖時代)一樣的狀況，厚厚的積雪、幾乎無法通行的道路、飄雪、暴風雨和嚴寒。我不知道接下來會怎麽樣，隻希望我們最終能成功地阻止敵人。但我們誰也不知道怎麽做。
希特勒12月的講話避開了這種逆轉的暗示，轉而提出了更安撫人心的設想，例如，他告訴帝國領導人，鑒於德國防空防禦係統的進展，敵人的轟炸幾乎沒有什麽可怕的，他錯誤地預測這會降低轟炸的效力。不可避免地，他提及猶太人問題，並冷冷地提醒他的黨內同誌，他早先“預言”的如果猶太人將帶來另一場世界大戰，會發生什麽，因為他宣稱，他們在1914年已經這麽做了。希特勒第一次發出這種威脅是在1939年1月30日，也就是他被任命為德國總理的周年紀念日。現在，戈培爾記錄了這些話，他暗自遵守著這一預言：“這不僅僅是一句說辭。世界大戰就在眼下，消滅猶太人肯定是不可避免的結局，對這個問題不能心慈手軟。”如果德國人在東部戰役中遭受了如此多的傷亡，那麽“這場血腥衝突的策劃者必須用他們的生命來償還”。
總之，到1941年底，第三帝國表麵上仍處於上升趨勢，但與其敵人——即世界三大強國的綜合實力相比，卻存在潛在的嚴重經濟弱點，同時又麵臨一場軍事危機。希特勒的反應，不是聽取明智的建議，更不是尋求政治出路，而是變得更加好戰。他堅定地向美國宣戰，在他的帝國日程上增加更多征服目標，並下定決心消滅所有猶太人。事實上，自1941年6月以來，黨衛軍特遣部隊及其當地合作者已經處決了數十萬猶太男女、兒童。1941年10月，在瓦爾特高的切姆諾(Chelmno in the Warthegau)，第一個秘密的死亡營地開始建設，11月貝爾澤克開工，這是萊茵哈德行動(Operation Reinhard)的第一個場所，其令人驚愕的任務是屠殺前波蘭的數百萬猶太人。
希特勒將未能消滅蘇聯的失敗歸咎於他的將軍們。12月19日，他解除了德軍總司令瓦爾特·馮·勃勞希契(Alther von Brauchitsch)的職務，並親自擔起這個角色。在紅軍的反擊下，國防軍的防線並沒有完全崩潰，因而令希特勒感到寬慰的是，在1941年至1942年冬天，他的軍隊並沒有被逼重複拿破侖1812年那次可恥的撤退，然而僅僅建設和維持防禦陣地意味著放棄一些艱苦作戰的成果：有價值的武器，甚至食物。
德軍迫切需要的是更多的人，為此他們必須與祖國的工廠和農場競爭。為了彌補勞動力短缺，帝國開始在歐洲各地招募、征召或強迫外國人到德國工作，特別是波蘭、烏克蘭西部和白俄羅斯的外國人。納粹種族理論將這些男人、女人和青少年定義為“種族異類”，當局強迫他們在衣服上戴上“P”(代表波蘭)或“Ost”(代表東方工人)標號。然而，即便是算上就位的數百萬人，各經濟部門和軍隊中仍然存在人員短缺。
盡管在初夏，國防軍以迅捷積極的步驟開始了一項新的重大行動，但到1942年春天，他們又陷入艱難跋涉。希特勒在4月5日對藍色行動(Fall Blau)的指示中大膽指出，其目的是“一勞永逸地摧毀敵人殘餘的軍事力量”，同時消滅蘇聯戰爭經濟的核心資源，並將資源收歸德國所有。這次進攻於6月28日發動，比前一年的進攻要弱，這次在他的堅持下，並沒有開往莫斯科，因為斯大林已經在莫斯科集結紅軍編隊等候。相反，德國國防軍將在北部堅守陣地，盡可能阻斷列寧格勒，而德國的主力軍“動用一切可及力量”向南攻占高加索油田，繼而攻占斯大林格勒的蘇聯武器中心。盡管到現在為止，敵方已經學會撤退的謹慎性，因而基本上避免了被大規模包圍和俘虜，但國防軍還是再次走了彎路。
希特勒把進攻分為兩翼，較弱的北翼指向斯大林格勒，隨著較為強大的先遣部隊開始攻入高加索地區，首先搶奪了邁科普油田(Maikop oilfields)的戰利品，其他的則一路跑到遙遠的巴庫(Baku)。希特勒早在1942年或最遲在1943年就指望入侵西方，因此他認為藍色行動對取得戰爭勝利至關重要。當然，正如預料的那樣，8月8日至9日，當德國人攻占邁科普(Maikop)時，紅軍已經廢掉其煉油廠。我們可以通過回憶來感受到國防軍此時的不自量力：從邁科普到列寧格勒(也是藍色行動的一個目標)的距離是1134英裏，幾乎是從波士頓到邁阿密的整個美國東海岸的長度。
第三帝國達到頂峰
如果我們把德國較強盛時期的勢力範圍包括在內，第三帝國在1942年夏天取得了它最大的領土，因為在當時，德軍占領的領土從英吉利海峽延伸到北非的一部分，幾乎覆蓋了當今歐洲的所有地區。在蘇聯的國防軍向北越過列寧格勒，然後向南到達莫斯科，繼而到達斯大林格勒，再進一步進入高加索山脈，8月21日，一些孤軍在險峻的地形上行進，並具有象征意義地在該地區的最高峰厄爾布魯斯山(Mt Elbrus)插上一麵旗幟。此後，第三帝國開始收縮。
如我們現在從俄羅斯檔案館最近公開的德國文件中所了解到的，1942年9月18日希特勒會見國防軍高級指揮官陸軍元帥威廉·凱特爾(Wilhelm Keitel)時，他們知道藍色行動已經失敗。此外，他們在希特勒位於烏克蘭文尼西亞(Vinnytsia， Ukraine)總部的會晤中揭示了一場領導人危機。希特勒對陸軍總參謀長弗蘭茲·哈爾德將軍感到特別不安，認為他和許多年長的將軍們都“枯竭了”。他們應該被“狂熱地相信”國家社會主義的“鮮活的”軍官所取代。盡管他在9月24日解除了哈爾德的職務，但這一決定不足以改進德軍麵臨的關鍵問題。負責軍隊軍事補給的弗裏德裏希·弗洛姆將軍向希特勒報告說，該係統正在崩潰，他重複了他一年前發出的可怕警告——即避免徹底災難的唯一辦法是尋求和平談判。哈爾德被解職了，但他明智地建議過不要去攻打險惡的高加索地區，並提出說到達裏海巴庫油田是絕對不可能的。他還得出結論說，德國不可能贏得東部的戰爭，也因此，不可能再贏得整個戰爭。現在，即使對他和弗洛姆壓製，擺脫像他們這樣麻煩的軍事專家，對解決國防軍麵臨的結構問題也無濟於事——特別是運輸係統的嚴重不足，無法跨越的廣袤領域，以及缺乏訓練有素的軍隊替補兵源和充足的補給。
隨後，北非局勢惡化的消息傳到希特勒總部，10月23日，英國駐阿拉曼第八軍開始迫使“沙漠之狐”——陸軍元帥埃爾溫·隆美爾(Erwin Rommel)撤退。元首對外交部長約阿希姆·馮·裏賓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提出的向蘇聯伸出和平觸角的建議置若罔聞。事實上，他在11月8日對黨內忠誠人士的年度講話中就明確而毫不含糊地排除了任何通過談判取得和平的可能性。
他的信條之一是，國家應避免在衰弱的時候進行談判，這在大多數情況下是一個理性的論斷，盡管在這種情況下，它排除了在沒有取得軍事突破或最終慘敗之前結束戰爭的可能性。同樣，西方盟國和蘇聯已經達成一致，他們不會考慮與德國進行任何單獨的談判。隨後在1943年1月的卡薩布蘭卡會議(Casablanca Conference)上，羅斯福和丘吉爾要求必須“無條件投降”。希特勒無視這樣的談話，直到他和戈培爾開始意識到，他們可以利用盟軍的口號，在自己的國內戰線進行宣傳。
從1942年9月前兩個星期進入斯大林格勒的第六軍的命運可以看出，實際情況更難讓人忽視。11月19日紅軍反擊時，幾天之內就包圍了侵略者。然而，希特勒毫不動搖地拒絕了(新晉升的)陸軍元帥弗裏德裏希·保盧斯試圖突圍的請求。1943年2月2日，斯大林格勒戰役結束，傷亡慘重，難以估計，至今仍有爭議。曆史學家通常會給出300 000作為被包圍德國士兵的數目(最近修改得更低)，其中大約100 000人被殺。紅軍俘虜90 000多人，其中僅6000人幸存。在這一連串的數字中，我們往往忽略了德國的盟國(羅馬尼亞、意大利和匈牙利)軍隊也在這裏作戰，並遭受了慘重的損失。
這場災難不僅僅是軸心國判斷失誤的問題，因為形勢之所以逆轉，一方麵是蘇聯做出了犧牲，另一方麵是蘇聯的軍事武器製造超過了德國。因此，早在1942年，盡管失去了許多工廠，不得不將其他工廠遷往烏拉爾山以東，蘇聯仍以2∶1的比例在戰機生產上，3∶1的比例在小型武器及大炮製造上，4∶1的比例在坦克建造上超過了德國。
當戰爭的命運無情逆轉至不利於第三帝國時，東部戰線上仍有許多士兵，如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退伍軍人奧古斯特·托佩爾維恩博士(Dr. August Tópperwien，教師，堅定的基督徒，從來不是納粹黨員)卻決心堅持這條道路。他在1943年1月下旬的日記中指出：“說到人，其他國家(美國!)超出我們，正如他們總共生產的武器超過我們。我們的信心隻能建立在對國家社會主義思想的信念上。”因此，逆境、前期的重大失敗和前途渺茫，反而使希特勒的一部分軍隊更加堅定地繼續戰鬥，並越來越服膺於納粹主義。
2月7日，這位德國的最高統帥在他的總部，對斯大林格勒剛剛所發生的事做出了一番神話般的解釋。當他對召集來的帝國領導人發表講話時，首先指責他的盟友羅馬尼亞人、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然後將矛頭指向猶太人。後者被認為是“在所有敵國發揮作用的一種推動力，我們沒有任何可與之抗衡的力量。這意味著，我們不僅必須從帝國領土上，而且必須從整個歐洲消滅猶太人”。事實證明，從1942年3月中旬以來，到此時他談及猶太人，僅僅一年多的時間，約75%～80%的猶太人已經在一波超乎尋常的大規模集體屠殺中喪生。
所有這些殺戮，如同把失敗歸咎於其他國家一樣，不能改變這無法避免的軍事結論，這一點甚至在國內戰線上也開始顯露出來。斯大林格勒的國防軍戰敗的消息，至少根據戈培爾的說法“對德國人民有一種震驚的影響”。使得這一消息感覺更糟糕的是，在過去的三個月裏，宣傳人員引導全國人民相信勝利在望。現在有一種沮喪的感覺，三天的官方哀悼企圖將天降的慘敗渲染為神話。戈培爾意識到，人們無法正視這樣的挫折，但為時已晚。因此，此後，甚至有關緊急軍事逆轉的新聞報道，都采取了低調、實事求是的基調。
為在部分程度上抵消公眾對斯大林格勒戰役的負麵反應，戈培爾最終獲得希特勒的許可，於1943年2月18日就全麵戰爭發表了一次重要講話。講話中，這位宣傳部長指出了猶太人所代表的“緊迫危險”，並聲稱“無論如何，德國絕不會屈服於這種威脅，而是要及時地、必要時以最殘酷的手段反擊這種威脅”。然後，他幾乎是在懇求“國內戰線表現出與軍隊的團結”，並“肩負起同樣沉重的戰爭負擔”。事實上，戈培爾早就相信，普通公民會願意犧牲更多來贏得勝利，盡管希特勒的保留意見仍然占上風。
戈培爾講話時，另一條戰線上更多的壞消息在醞釀，因為遠在北非的鬥爭一直在殘酷的煎熬中。到1943年5月，德軍最終以徹底失敗告終。盟軍俘虜了約25萬名德國和意大利俘虜，其中包括著名的非洲軍團的殘餘人員。就被俘和陣亡人數而言，這一損失比斯大林格勒還要嚴重。同樣在5月，由於缺乏資源，柏林不得不壓縮在北大西洋的潛艇戰。
盡管經曆了這些挫折，希特勒在1943年4月15日說，他已經“決定”對蘇聯發動第三次戰略進攻——7月5日展開“城堡”行動(Operation Citadel)。然而，這一次敵方設計了一個防禦工事消耗進攻者的資源，之後紅軍又進行了反擊——後來一直拖到8月23日的庫爾斯克戰役。據俄方消息，紅軍傷亡863 303人，其中死亡和失蹤254 470人。德國在7月5日至8月23日期間的人員損失約為17萬人，其中46 500人死亡或失蹤。盡管德國國防軍損失較小，但它能用以補充的人員卻少得多。
希特勒別無選擇，隻能在不到兩周的時間內停止“城堡”行動。這有點諷刺，因為他在戰役開始前曾宣布，“庫爾斯克的勝利必將是向世界發出的信號”，展示出德國能戰勝一切困難。現在國防軍失利了，世界應該得出什麽樣的結論？其目的原是通過向斯大林展示蘇聯輕鬆取勝的時代已經結束，從而迫使克裏姆林宮的頭頭尋求單獨的和平，以加速瓦解敵人的“非自然”政治聯盟。但這一努力徹底失敗了，更糟糕的是，據沃爾特·瓦利蒙特將軍(General Walter Warlimont)在費勒的戰地指揮部(Fiihrer’s field headquarters)報告，經過艱難集結的德國軍隊是現存“最重要的後備力量”，現在他們“多數情況下受創隻剩下殘餘力量”。他補充道，這次失敗不僅僅是一場失敗的戰鬥：“它把主動權交給了俄國人，直至戰爭結束我們也未能將之奪回。”
之後，希特勒和他的將軍們都沒有想出別的宏偉戰略。相反，取而代之的是他們用一種狂熱的意誌，對抗來自四麵八方的攻擊，保衛自己的“大陸要塞”。更為渺茫的希望是，如果戰爭繼續下去，盟國之間明顯的政治分歧將無情地導致他們的聯盟解體，德國或許能夠與一方或另一方合作。
戰火燒至本土
西方盟國軍隊也更加逼近德國，1943年7月10日，英美軍隊登陸西西裏島。為阻止狀況惡化，7月24日，意大利法西斯大議會解除了希特勒的親密盟友貝尼托·墨索裏尼的職務。9月初，國防軍選擇入侵意大利，並盡可能深入半島，盡管這一戰略所需的軍隊數量已經不足。意大利的士兵們不得不在軸心國的行列中繼續戰爭，否則麵臨被扣押。在這60萬左右頑固地拒絕戰鬥而被德國人奴役的意軍當中，“不少於4萬人”，更可能是有5萬人最終喪生。
1943年7月，戰場上的重大危機加在一起，標誌著第三帝國走向瓦解的又一個階段。在國內陣線，盟軍的轟炸行動主導了普通民眾對戰爭的直接體驗。特別是從1943年起，最初幾年裏急劇增加的20多萬噸空投最能說明這一點。與其領導人的含糊預言相反，盡管德國預先加強了空防，但空襲行動變得更加激烈和致命。例如，在“蛾摩拉行動”(Operation Gomorrah)中，對漢堡北海港口的襲擊，從1943年7月24日開始一直持續到8月3日。這些炸彈製造的大火燒毀了整個城市，估計造成了3萬到4萬人死亡。
戈培爾寫道，漢堡襲擊發生後，一種恐慌席卷了這個國家，使其抵抗的意誌癱瘓，而不是加強。從漢堡和其他這樣的城市撤離的人把這個國家卷入了轟炸戰鬥，他們還散布謠言，放大恐慌和誇大死亡人數。例如，在南德，散布謠言者將死者數量增加了一倍，繼而兩倍；而在東部的西裏西亞，截至當時基本上還沒有受到轟炸戰鬥的影響，在漢堡死亡人數卻被誇大到35萬。一份官方報告稱，在該市受傷而被疏散到邊遠的巴伐利亞州貝勒烏特(Bayreuth in Bavaria)的婦女，散播恐懼感，據報道，她們隨身帶著她們死去的孩子的頭。然而，就在襲擊發生後的漢堡，納粹黨官員、大工業家和黨衛軍非但沒有在災難的重壓下崩潰，反而重新集結，進行重建，增加軍備生產。
另一方麵，在東歐，1943年中期“城堡行動”之後，國防軍開始撤退。8月12日，希特勒下令修建一道“東牆”，以對應大西洋沿岸的西牆。在這裏，戰鬥的重點將轉移。他相信“東部的危險將繼續存在”，該地區廣大的地理麵積使得我們能夠在喪失大片占領區的情況下依然不對本土構成威脅。相比之下，在西方，任何突破都將很快侵蝕德國。
當希特勒的軍隊離開東部部分地區時，在他1943年2月14日的命令下，士兵們實施了“焦土”戰術：焚燒、摧毀、殺戮或驅趕人們到西部。年輕的步兵威利·彼得·裏斯(Willy Peter Reese)曾經是一個深思熟慮的人，現在他記下來在這場大旋渦中，他是如何“陷入精神真空。我最後的價值觀崩潰了，善良、高貴、美麗都消失了，我的高昂情緒離開了我”。當他的部隊向下一個城鎮前進時，他能看到地平線上的煙雲，“俄羅斯正在變成一個人口減少，煙霧、戰火、殘骸遍地的沙漠，前線後方的戰爭更讓我感到不安，因為受影響的是非戰鬥人員。”
希特勒的軍隊似乎缺乏動力。1943年12月22日，他們的領導人采取措施，更大力度地向他們灌輸納粹意識形態。因此，他在國防軍總部成立了國家社會主義領導小組。在那裏，他雇用經驗豐富的軍官(NSFO)，仿效他曾經鄙視並下令消滅的紅軍政委。在新年的1月7日，他說他們在師級的工作是建立國家領導層和軍官團之間的完全一致，因為他希望整個國防軍接受國家社會主義思想體係。當月晚些時候，他打電話給許多前線指揮官，要求在波森(Posen)進行為期兩天的“教育課程”。1月27日，他在總部與他們交談了兩個小時，其目的是讓他們達到國家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標準，並使他們為一切可能發生的事情做好準備，甚至可能是同蘇聯訂立某種協定。
斯大林格勒戰役之後，希特勒避免在大眾麵前講話。整個1944年，為了適應陰鬱的日子和他日漸衰落的領袖力量，元首甚至一次也沒有在公眾麵前露麵——盡管他在納粹黨的一次集會上發表了講話，通過無線廣播做過兩次講話。相反，他把自己深埋在地下指揮部的軍事事務中，現在他的目光再次轉向西方。事實上，早在1941年12月14日，他就已經下令開創一條從法國到挪威的防線，以防從大西洋沿岸的進擊。次年8月，他將這一範圍擴大到大西洋牆——到1944年6月，最終沿海岸線的防線達2685公裏。戈培爾不久前會見希特勒時，元首向他保證，無論進擊何時發生，其都將失敗。失敗一旦發生，就會“加速”英國可能發生的危機，而這反過來又會在那裏造成某種情節——比如德國在1918年革命中經曆的情景。此外，這一事態的轉變可能會使斯大林接受某種形式的和平。
希特勒讓他最好的手下隆美爾負責保衛西部海岸線，他們選擇了一個穩妥的戰略，重點是大力加固那似乎無法穿透的大西洋牆。這項計劃期望在海濱阻止敵人，消除那裏的威脅。然後，如1915年在加利波利(Gallipoli)的西方盟國所經曆的一樣。然而，1944年6月6日，西方軍隊的進攻點出人意料，大西洋牆終究沒有阻擋盟軍多長時間。盟軍建成一個灘頭陣地，一個月之內，遠征軍最高指揮官德懷特·艾森豪威爾將軍(Dwight Eisenhower)就擁有100萬士兵可調遣，其中包括13個美國師和11個英國師，以及1個加拿大師，盟軍很快就突破德軍的海岸防禦進入內陸地區。
德國領導人未能預料到敵人會如此迅速地突破“隆美爾帶”(Rommel belt)，因此沒有備選計劃，也沒有足夠的海岸外儲備。更糟糕的是，他們的戰略估算沒有考慮到，到1944年中期，盟軍空軍掌握了製空權——正如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早在1943年向國會發表的講話中所指出的，“歐洲堡壘”沒有屋頂。然而，一旦盟軍在諾曼底站穩腳跟，希特勒就絕不僅僅是投降的問題了。他於6月17日訪問了在法國被貶抑的隆美爾，欲重新激勵他，並輕鬆地做到了這一點。然後他們製定了另一項防禦戰略，拖住盟軍數周甚至數月。
德軍，如希特勒一樣，一直防備著盟軍登陸。希特勒現在想象著一場迅速“消滅戰”的場景，一場新的敦刻爾克戰役，就像1940年一樣，在那之後，國防軍的全部武裝力量將部署在東部的一個新的巴巴羅薩，重複1941年的成功。如果他的計劃成功了，他們將把一場不可能的雙線戰爭變成兩場戰爭，每一場戰爭隻有一條戰線。至少，通過把西方盟國釘在海灘上而擊敗他們，可能會為與斯大林單獨和平談判的提供機會。與這一思路一脈相承的是，早在1944年3月8日，希特勒就下令沿東線建立一列“堡壘陣地”(Feste Pl?tze)，從列寧格勒附近的塔林(Reval)向南一直延伸到黑海敖德薩(Odessa)以西。他的指示指出，每一支軍隊都“允許自己被包圍，從而壓製盡可能多的敵軍”，就像城堡和堡壘在遙遠的過去所做到的那樣。
就在盟軍登陸諾曼底的同時，紅軍動員了一場名為“巴格拉季昂行動”(Operation Bargration)的夏季攻勢。即使是初始階段的白俄羅斯，也至少有120萬紅軍(不包括遊擊隊員)，巴格拉季昂行動的人數也以3∶1的比例超過了德國國防軍，更嚴重的是，坦克兵力比例為23∶1。該行動最終於6月22日啟動，恰逢德國進攻蘇聯三周年。因此，蘇聯軍隊從國防軍那裏吸取了教訓，並為了擴大其在數量上的優勢，把重點放在了敵人防線的狹窄部分上。此外，由於德國空軍的大部分剩餘力量都被西方國家所牽製，蘇聯空軍控製了東部的上空。
在那次夏季攻勢中，蘇聯的進攻一直持續到8月，在此期間，紅軍和德國國防軍的角色與三年前發生了逆轉。斯大林的軍隊現在進行了一場移動戰爭，就像德國人在1941年所做的那樣，而希特勒的軍隊在1944年不得不仿效當時紅軍的簡單防禦態勢。1944年8月，一些蘇聯將軍和今天的幾位軍事專家認為，紅軍本可以直驅柏林，從而提早結束戰爭。而它停在華沙前的維斯圖拉河(Vistula River)，在那裏等了幾個月，而德國軍隊隨後在華沙暴動失敗中無情地摧毀了波蘭抵抗軍，這是戰爭晚期許多悲慘和有爭議的事件中的又一起。
曆史學家仍在爭論“巴格拉季昂行動”中的傷亡數字，但算上它的四條戰線和紅軍250萬戰鬥人員，蘇聯遭受了驚人的180 040人死亡和失蹤，另有590 848人受傷。盡管國防軍集團中心的傷亡人數較少，但它無法替補399 102人的損失(26 397人死亡，262 929人失蹤)， 109 776的傷員。
在這場大屠殺中，1944年7月，一群德國軍官企圖暗殺希特勒而結束戰爭。這些嚐試中的**是7月20日，克勞斯·申克·格拉夫·馮·施陶芬伯格(Claus Schenk Graf von Stauffenberg)在東普魯士的元首總部——狼穴安放了炸彈。元首在爆炸中幸免於難，為了證明這一點，他通過全國廣播電台上報道，這是1944年截至那時的第一次，報道說：一個野心勃勃、肆無忌憚、罪惡的官員組成的“小集團”試圖殺害他和他的工作人員。他幾乎是條件反射般地把這一陰謀與1918年底戰爭結束時在德國發生的情況做了比較。一些共謀者在意識到希特勒沒有死之後自殺了，因為他們知道，隻要希特勒活著，軍事精英們永遠不會背叛他們對他的忠誠誓言。蓋世太保追查到其他人，並將他們送交人民法院進行羞辱性的公示審判。
對德國輿論的研究普遍認為，刺殺希特勒的企圖不受全國60%～70%的人歡迎，其中包括主要教堂的成員。甚至美國當時對德國戰俘的調查也得出類似結果。當然，一些前共產主義和社會民主活動家對政變失敗表示失望。但另一方麵，也有市民說希特勒從來不夠激進，沒有觸及“反動”的貴族和軍官集團，本應該做更多的工作來創建一個真正的“人民團體”。
即使第三帝國處於明顯的困境，它仍然是危險的。早在1944年6月13日拂曉前，它的飛行炸彈第一次瞄準了倫敦。戈培爾說服希特勒稱它們為V-1(意為“報複”)火箭，從而暗示他們隻是一係列複仇導彈中的第一批。更大的V-2，雖然開發得更早，於1944年9月8日在倫敦首次爆炸。然而，在虛張聲勢的背後，戈培爾認識到德國局勢的嚴重性。
不斷變化的獨裁政權
在暗殺發生後的幾天內，希特勒決定通過賦予四位領導人“更多的實權”來重振他的獨裁政權，他們每一位都主張采取更激進的戰爭路線。首先是宣傳部長和大眾啟蒙運動部長戈培爾，戈培爾於1944年7月23日訪問了希特勒的總部，不由自主地注意到元首已經“老了”。盡管他沒有獲得他所希望的全麵幹涉社會的權力，但這位部長還是很滿意於獲得了希特勒的一項法令。兩天後，他成為全麵戰爭的帝國全權代表，希特勒不情願地很快同意戈培爾的願望，關閉所有的劇院、管弦樂隊、歌舞廳和其他文化機構。然而元首不願意聽到要停止出售糖果和啤酒，據說是因為士兵們在前往前線的路上需要糖果，而如果國家切斷他們的啤酒，巴伐利亞人會感到憤怒。
這前四大領導人中，位居其次的是海因裏希·希姆萊，任德國議會黨衛軍和德國警察局長以及內政部長。自斯大林格勒戰役以來，秘密警察(蓋世太保)也在希姆萊的指揮下，一直在更積極地追查“長期抱怨者”，收聽被禁止的外國電台廣播的人，以及那些涉嫌“顛覆軍事士氣”的人。這些警察官員，其中許多人是從東部凶殘的部門調回來的，他們已不像以前那樣傾向於對這些疑犯做無罪推定了。從1944年中期開始，蓋世太保在科隆或杜塞爾多夫等被炸毀的城市，對那些被視為“激進政敵”的人使用殘暴的審訊手段，不顧一切地試圖避免類似1918年11月的騷亂。
最高領導層中的另一位是希特勒的副手，陰鬱的馬丁·鮑曼(Martin Bormann)。他根據需要將自己的理想激進主義注入納粹黨機構，從而加劇了全國各地對激進分子的抵製。希特勒把地區納粹黨頭目視為他最忠實的追隨者，並越來越多地指派他們在自己的地盤上領導鬥爭。在鮑曼的領導下，他們從1944年9月1日起成立帝國國防委員會(RVK)，不久即負責動員人民衝鋒隊。
這支根據9月25日的法律新成立的平民部隊稱，16歲至60歲能夠攜帶武器的男性，可以被征召到新的人民衝鋒隊中服役。這是一支父親軍，最終也包括了剛滿16歲的男孩，盡管大多數男性都在55歲至60歲之間。這一新的陣形體現了希特勒心目中全民武裝的理念。根據他9月頒布的法律，該政權於10月18日宣布了這一消息，這一天正值1813年萊比錫國際戰爭(Battle of the Nations at Leipzig)紀念日——當年包括普魯士在內的幾個國家聯合起來擊敗了拿破侖。然而，盡管宣傳鼓吹發動人民衝鋒隊(Volkssturm)，但它的存在成為走向絕望的另一跡象。盡管有數十萬男子和男童被征，但其裝備簡陋，是一個不堪一擊的軍事隊伍。毫無疑問，在戰爭的最後階段，對這些人的動員使控製他們變得更加容易。不隻這樣，因為許多人迎來了拿起武器對抗侵略者的機會，滿懷熱情地參與進來。一些隊伍參與了看守集中營囚犯和外國工人，以及在爆炸襲擊和其他導致他們“使用武器”的任務中保障安全。
阿爾伯特·斯佩爾是四大權力擁有者中的最後一個，通常被稱為維持戰爭機器運轉的人。從19世紀30年代中期起，他任希特勒的建築師。1942年2月，弗裏茨·托德(Fritz Todt)意外死亡後，他成為帝國的軍備和戰爭生產部長。在9月20日至22日與希特勒和希姆萊會晤時，他們達成了一項決議，之前斯佩爾和其他人主張將集中營囚犯轉移到工業區，而希姆萊此前希望將更多工廠遷往集中營。
斯佩爾贏得了這場辯論，不久，德國各地的軍械工廠和其他企業開始在現有工業設施的基礎上準備集中營的“分營”，那裏的工程師和專家可以利用廉價的勞動力資源。這項安排是讓黨衛軍提供基本的衣服、食物和哨兵任務，而公司則負責監督囚犯的工作，並支付他們每天的“工資”——給黨衛軍的少量津貼。此外，黨衛軍也有自己的事情，最有名的是采石場，如在弗洛森堡(Flossenbürg)和毛瑟森(Mauthausen)。這一體係是廣泛和大眾的，例如漢堡附近的新加姆(Neuengamme)營地，在1944年12月頂峰時，控製著分布在86個分營地的46 984人，其中24個是婦女營地。在那一時期，主要營地的人口約計11 000人。盡管盟軍轟炸不斷增加，斯佩爾仍締造了種種“軍備奇跡”——至少根據他自己的宣傳。然而，亞當·圖澤(Adam Tooz)在最近的一次重要評論中指出，雖然1942年至1944年期間所有形式的武器生產都有所增加，但這種激增可能並不是一個奇跡，因為這是斯佩爾被任命前經濟中釋放的力量所致。盡管如此，到1945年初，盟軍的轟炸粉碎了這一“奇跡”，因為襲擊者可以隨意行動，摧毀德國剩下的交通和工業係統。
在國家層麵，即使將決策權下放給四大集團——斯佩爾、希姆萊、鮑曼和戈培爾，希特勒仍保留著置於他們所有人之上的最終權力，包括軍事統領權。他堅持他的計劃，要在西部重拳出擊。1944年12月16日，他在阿登山脈(Ardennes)發動了一場出人意料的反攻。如果說它早期成功的消息短暫地在國內戰線上激起了希望的話，那麽地麵上的盟軍，很快就在壓倒性的空中優勢的支持下，繼續“膨脹之戰”(Battle of the Bulge)。甚至在聖誕節之前，德國的進攻就開始動搖。不到一周，進攻就停滯或失敗了，而這一短暫的冒險承受了驚人的高昂成本。雖然西方盟國傷亡慘重，而國防軍的數字僅略低，但最大的不同是德國無法派出替補兵力。這一失敗表明，將西方盟國趕出歐洲大陸是不可能的，因此，一支日益衰弱的國防軍將不得不在西方和東方同時進行防禦戰鬥。
希特勒的空軍副官尼古拉斯·馮·貝洛(Nicolaus von Below)回憶說，1945年1月1日，德國空軍司令戈林把他剩下的1000架飛機集合起來，對西部邊境的各種目標發動了一次大規模進攻，試圖用自己的奇跡來開啟一個“成功的”新年。然而，飛機遭遇了頑強的抵抗，更糟糕的是，在返回的途中，德國陣地的“友軍炮火”擊落了許多不可替代的機器，這是由於他們任務的“絕密”性質造成友軍的誤判。就在一個月後，德國空軍絕望地創造了自己的“神風”(kamikaze)飛機——撞擊式戰鬥機(Ramming Fighters)，它可以攻擊敵人的發電站或關鍵橋梁，以阻止入侵部隊，飛行員則可在最後時刻跳傘逃出。在4月7日，當第一次使用時，大量載有美國轟炸機的盟軍戰鬥護衛艦擊落了180架投入戰鬥的德國飛機中的大部分。不甘心的戈培爾博士堅持認為，在對這些撞擊式戰鬥機進行了首次試驗後，“試驗還不能被認為是失敗的”。值得注意的是，這項計劃的誌願者(據報道有2000人)比機器還多，而且無論如何，第三帝國像這樣的計劃已經沒有時間實施了。
普通德國市民最擔心即將到來的紅軍。1945年1月12日，在另一次大規模行動中，蘇軍動用了225萬人組成的9個軍團，開始了針對整個戰線的維斯圖拉-奧德(Vistula-Oder)進攻。雖然他們繞過了希特勒的“要塞陣地”，但這些陣地仍然中斷了他們的通信，減緩了蘇軍的推進速度。然後，在2月15日，蘇聯軍隊暫停了一段時間，部分原因是德國不顧一切地反攻和如此長時間的長途戰鬥的壓力。紅軍曾橫跨波蘭和東普魯士作戰近300英裏，現在停在離柏林不到50英裏的奧德河邊。
一些蘇聯將領在回憶錄中說，當他們返回莫斯科進行磋商時，斯大林告訴他們，德國嚐試與美國和英國尋求單獨的和平。因此，蘇聯奪取柏林的目標不可以失敗，否則西方列強將估算其價值並奪取這一終極戰利品。誠然，在意大利曾有過一些與西方盟國的地區性談判，但他們絕不會同意與德國單獨達成協議，盡管斯大林擔心最糟的情況發生，尤其是在攻占柏林方麵。至於最高統帥德懷特·艾森豪威爾，他估計他們不能阻止紅軍到柏林去，那是愚蠢的嚐試，而這一努力可能會使他們有10萬人喪生。直到3月初，在雷馬根大橋(Remagen Bridge)的一場激烈戰鬥之後，盟軍的兵力才最終越過萊茵河。到4月1日，他們突破了西格弗裏德防線(Siegfried line)，包圍了萊茵-魯爾(Rhine-Ruhr)，俘虜了3200名士兵。接下來，艾森豪威爾和他的戰略規劃者設想了兩個推進方式，一個是向北孤立德國在挪威和丹麥的軍隊，另一個是向南進入柏林，切斷德國國防軍可能的最後防線。
3月31日，埃弗裏爾·哈裏曼(Averill Harriman)大使和英國克拉克·克爾(Clark Kerr)大使在莫斯科向克裏姆林宮介紹了艾森豪威爾的計劃。他們告訴斯大林，艾克(Ike)說柏林“不再是一個特別重要的目標”，蘇聯領導人也認為德國首都“失去了以前的戰略重要性”。也許斯大林認為美國和英國隻是在散布不實信息，盡管他當時說紅軍隻會向柏林派遣“中級部隊”時撒了謊。事實上，蘇聯將發動一場龐大的行動。雙方間的猜疑證實了希特勒長期以來對兩方政治分歧的預判，盡管東西方分歧隻在他和他的政權不複存在之後才浮現出來。
祖國一片混亂
阿爾伯特·斯佩爾在德國西部做了一次短暫的訪問，1945年3月14日，他直截了當地告訴戈培爾：“從經濟角度講，戰爭已經失敗了。”他說，經濟最多還能維持四個星期，之後就會解體。為了應對這一嚴峻形勢，希特勒於3月19日發布了一項“尼祿命令”(Nero Order)，摧毀一切對敵人有用的東西，包括所有“軍事、交通、通信、工業和供應設施，以及帝國領土內的物質資源”。斯佩爾不願遵守這個命令，他與希特勒的分歧導致他們的親密關係破裂。盡管如此，到當月底，斯佩爾修補了一些東西，並設計了另一個計劃來重組德國剩餘的武器裝備。
1945年1月至4月，在戈培爾記錄的與希特勒的對話中，元首繼續搖擺不定，不確定是否嚐試與東方或西方展開對話會更好。他不可避免地得出結論，正如他自1941年底以來所做的那樣，要使政治解決方案成為可能，他自己的軍隊必須在某個地方取得有限的軍事勝利。戈培爾對這種猶豫不決稍感擔憂，而英美盟軍則在幾乎沒有遭遇反抗的情況下向首都挺進。正當他繼續試圖讓希特勒有興趣試探和平時，元首堅持認為敵人聯盟必須解體。這位宣傳部長連日來試圖說服這名男子至少在電台講話，以鼓舞低落的軍民士氣。然而，即使是最好的宣傳也有局限性。其無法在當炸彈每晚都在降落，敵機幾乎找不到對手時，還說服人們他們正在贏得戰爭。希特勒也許認識到了這一局限性，因此對戈培爾認為“不可理解的”麥克風產生了反感。
隨著解放大軍的日益逼近，其中一些外國工人敢於對雇主表現出輕微的“不尊重”。自稱納粹主義意識形態領袖的阿爾弗雷德·羅森博格(Alfred Rosenberg)於1944年7月撤至柏林郊外的一處避難所，他感到憂慮，來自東方的女性“十分坦然地四處走動，有些麵色憂鬱，有些開懷大笑”。“想想，”他在日記中寫道，“如果東線崩潰，這些人可能會野蠻地對待我們。”這種擔憂普遍蔓延，並在11月1日達到頂峰，當時柏林蓋世太保總部授權其地區中心進行“特別處理”(處決)。很快，數百名外國工人因為最輕微的罪行被槍殺或處以絞刑，比如，當他們被發現手裏拿著附近一列火車殘骸上的一塊髒麵包時，便被定“搶劫”罪。戰爭結束時，各種動機驅使當地蓋世太保進行狂熱活動，盡管他們主要針對外國工人宣泄怨恨。幾天後，盟軍發現，在新的亂葬崗中留下了(據不同估計)1萬到3萬名受害者。
警察把外國工人——至少是那些不在農場工作的工人——“隔離”在工廠場地的不同營地裏，進行不同程度的壓製。這些被帶刺的鐵絲網和衛兵環繞的地方，與戰爭結束時也出現在德國的每一個角落的成千上萬個集中營的外觀並無二致。我們需要將後者與納粹黨衛軍在1943年和1944年解散的死亡集中營區分開來，死亡集中營在貝爾澤克(Be??ec)、索比堡(Sobibór)和特萊布林卡(Treblinka)的萊因哈德行動(Operation Reinhard)中，納粹黨衛軍犯下戰爭中最大的屠殺案之後解散。這些死亡工廠殺害了170萬猶太人，直到黨衛軍在1943年10月將它們關閉。直到1945年1月，他們才從奧斯維辛-比克瑙撤離——一個後期最大的屠殺場，大約100萬人死在那裏。
除了波蘭的秘密死亡集中營外，集中營網絡和數以百計的分營——其中大部分關押非猶太囚犯，在戰爭後期像癌症一樣在德國蔓延。而1934年10月，集中營幾乎全部消失。1936年，希姆萊和希特勒同意保留其中一些，並給他們新的任務。然而，正是在戰爭中，這一體係才真正得到擴展。盡管看守每個月都要使數千人工作至死，但集中營的總人數急劇增加，到1942年9月，集中營的人數達到了六位數。1945年1月15日的最後一次人口普查統計出714 211名囚犯現在麵臨著撤離，這一過程後來轉變為死亡遷徙，黨衛軍命令將虛弱的男人和女人轉移到未知的目的地。
受到逼近的敵人直接威脅的地區，希特勒下令將其全境人口遷出，在此情形下，難民營也被迫撤離。戈培爾在日記中承認，在一些西部地區，平民拒絕行動，因為沒有人聽，所以他的領導人的命令是“學術演習”。盡管如此，他在1945年3月26日補充道：“元首是對的，因為我們落入敵人手中的任何人力、物力或經濟潛力都將在很短的時間內轉變成針對我們的。”與此同時，在斯佩爾與希特勒的談話中提到的另一個擔憂是，當敵軍逼近時，釋放的或越獄的囚犯可能會引起騷亂。希特勒直言不諱地說，如果供給失敗，他們應該“清除營地”；如果沒有交通工具，則應該“殺死囚犯並埋葬他們”。
當地研究顯示，城市官員和高層實業家有他們自己的動機。例如在漢堡，他們主動開始與黨衛軍談判，清理城市和工廠的集中營囚犯，以便在盟軍部隊到達時向他們呈現更幹淨的形象。不管驅逐囚犯命令的根源是什麽，悲劇是，大約7萬人在這一痛苦的過程中喪生。這些不幸的人經常分布在有人居住的地區，因此他們的不幸和可怕的死亡也是第三帝國末日的公共象征。
走向崩潰的“人民共同體”
自1944年以來，祖國早已不再是古老的田園牧歌。1945年2月13日至14日對德累斯頓的轟炸成為所喪失一切的象征，許多人認為這座城市相對安全，因為它本來不是軍事目標。估算的死亡人數高達25 000人，這是在盟國之間引起一些討論的少數事件之一，特別是自從2月18日美國媒體報道了“蓄意恐怖轟炸”以傷害德國士氣以來。戈培爾大做文章，將德累斯頓的死亡人數乘以10倍，高達25萬人，這一數字隨後也在盟軍媒體流傳開來。最終，溫斯頓·丘吉爾提出了溫和的抗議，稱之為“純粹的恐怖行為和肆意破壞”。盡管英國首相的保留意見在幾年後曝光，曆史學家理查德·奧維(Richard Overy)表示，英國對城市的轟炸仍以“明顯具有懲罰性質和規模過大”的方式存在。
隨後希特勒把通過“溫和而頑強地將以前的階級狀態轉變為一個新的社會主義有機體”“建立德國人民黨”——這一日耳曼社區，視為他的最高成就。他斷言，這一步驟“使(新的)德意誌帝國能夠對布爾什維克的所有感染企圖免疫。國家社會革命的一個決定性成就是，在今天的這個國度裏，每一個年輕的德國人，不論他的出身、財富、父母的地位、所謂的教育等，都可以憑借自己的優點，成就自己想要的”。
他在1945年1月30日的最後一次無線廣播中簡短地回到了這個話題上，盡管在此前一年，前線的局勢明顯惡化，但他堅持要尋找某種意義，從他第一次世界大戰歸來的遙遠日子所發生的一切當中尋找。他宣布自由社會秩序和個人主義時代已經衰退，並於1918年結束。他說，人民團體正在取代殘餘的“資產階級國家”。更重要的是，正如他現在所回顧的，當他在1933年上台時，一場與“猶太-亞洲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激烈鬥爭已經在激烈進行，就像一場抗疾病的鬥爭，如果不是國家社會主義進行了一場“巨大的經濟、社會，以及文化重建”，德國早已斷送於它。在他試圖鼓舞士氣並為自己的失敗辯解時，他的演講表明，盡管在當前戰爭中降臨到這個國家的不幸很可怕，但如果財閥布爾什維克(plutocraticBolshevik)陰謀得逞，苦難和混亂將無限惡化。
盡管許多早期的曆史學家普遍強調，恐怖對保持國內戰線不屈服於盟軍攻擊至關重要。但最近，與此相反，尼古拉斯·斯塔加德特卻堅持認為，恐怖從來不是人們堅持下去的唯一的、更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因為對大多數人來說，戰爭仍然是合法的，也許不僅僅是納粹主義本身。當然，這些平民和士兵在保衛國家的過程中，也確實幫助維持和檢驗了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專政，並使其繼續發揮作用。
一位受過良好教育的國防軍軍官，奧古斯特·托佩爾維恩博士，一名非納粹分子，其日記在不久前被發現，日記闡釋了堅持戰鬥的意願，因為在1944年底，他對自己十幾歲的兒子被征召入伍表示樂於接受，他還希望他的妻子以某種方式服役。“從來沒有過這樣的聖誕節，”他在12月22日寫道，“防守上，全民武裝，男人和女人，年輕的男孩和女孩!到處都是前線，外麵還有家裏!毋庸同情!”6天後，他指出，一場軍事災難即將來臨，德國必將遭受可怕的懲罰。然而，盡管如此，他並沒有責怪元首，因為“除了他沒有人有勇氣采取行動”與正從東方越來越逼近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對陣。
社會趨於平等從來沒有走那麽遠，第三帝國在其短暫的存在過程中幾乎不可能抹掉以前所有的社會階級、態度和風俗，更不可能建立一個烏托邦社會。盡管如此，從心理上看，似乎這個國家的許多人還是感覺到新的曙光即將來臨，至少在勝利的歲月裏是這樣。的確，在戰爭期間，腐敗和偏袒已成為慣例，特別是在被占領地區，盡管這種剝削所得的一些收獲——如從猶太人那裏偷來的貨物，已流落到國內的普通人手中。我們應該注意到，新社會從來沒有追求完全平等的目標，因為未來的田園牧歌將隻麵向健康的德國人，而體弱多病的眾多的社會局外人將麵臨無情的淘汰。
任何關於家庭陣線如何應對戰爭後期大規模破壞和死亡的解釋，都必須考慮到公民參與多種形式自我救助組織的意願。雖然盟國希望打擊民眾的士氣並使其與政權疏遠，但轟炸促進了民眾對自我保護組織和機構的參與，而政權本身認為這些組織和機構是將新社團團結在一起所必需的。事實上，德國學者迪特馬爾·蘇斯(Dietmar Süss)最近提出假設，防空洞可能有助於將“人民共同體”轉變為一個真正的民間(vólkisch)社區，因為它們包括所有的“種族同誌”——不分老幼，盡管他們顯然拒絕任何猶太人加入——他們可能仍在德國，以黃星為恥辱標記。
我們也可以在那個時代的日記中，包括約瑟夫·戈培爾的長篇日記中，在一定程度上追蹤這些發展。他寫下了軍隊和人民士氣的失落，特別是在1945年3月美國人開始跨越萊茵河之後。源源不斷的報道談及對戰爭的厭倦，考慮到持續不斷的空襲，乃至現在幾乎毫無抵抗，他對此深為理解。3月20日，當一名黨務官員要求用新的論據來喚起人們對勝利的希望時，戈培爾至少在他的日記中承認，他沒有令人滿意的答案。幾天後，另一位地區領導人向他解釋說，人們“被敵人數月和數年的空襲折磨得筋疲力盡，他們寧願結束這種恐怖，而不要身陷無休止的恐怖”。一些政黨領導人不能(或不願)聽從希特勒一再的命令而撤離靠近西部戰火地區，因為市民頑固地拒絕離開他們的家園。不管是黨內成員還是其他人，他們相信在自己所在的地方而不是在已經受到紅軍威脅的東部，可以得到更好的待遇。因此，社區與獨裁政權之間的團結紐帶不可避免地出現裂痕。此外，當敵軍士兵出現在一個城市、城鎮或村莊前時，當地居民、知名市民和工場主——其中一些是忠誠的納粹官員或市長，請求國防軍撤退，以使他們的家園或企業免遭破壞。當黨衛軍、蓋世太保或軍方遇到這樣的異議時，他們通常會毫不留情地加以鎮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