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大屠殺

奧馬爾·巴托夫(Omer Bartov)

編史

大屠殺是20世紀一個至關重要的曆史事件——這一看法是近期才出現的。在納粹種族滅絕幸存者被解放後的幾十年裏，“猶太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甚至都不被認為是第三帝國和二戰曆史上的一個中心主題，對這一點，隨便翻閱在此期間出版的曆史專著便能得到證實。繼而，隨著對該事件曆史意義認識的不斷加深，對其意義和影響的解讀也成倍增長。事實上，盡管過去所有事件都隨觀察地點和時間變化而不斷被重新審視，而大屠殺則越來越多地被用作一個模型、一個警告、一個陪襯或一個神話，來證明往往是完全矛盾的斷言。於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一個最初尤其因其幾乎是不可理解的極端性而被邊緣化的事件，現在又一次由於它的激進性在20世紀的曆史和陳述中占據中心地位，吸引學者和其他許多人嚐試從過去吸取教訓以鑒當今。同時，對大屠殺的多方引證不僅表明了人們當前對它的關注，也表明了其緣起的複雜性及其實施的深遠影響。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歐洲各地豎起了許多紀念碑，宣告“永不再發生”(never again)。但人們對於絕不允許再次發生的具體事件的理解，因其民族歸屬、思想意識及宗教信仰等因素，在不同地域和不同人之間存在很大差異。此外，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意義發生了顯著的變化。最初，在“大屠殺”一詞被廣泛使用之前，納粹反人類罪的提法就暗示了這一點——既是對全人類犯下的罪行，也是違背人道這一概念的罪行。第三帝國迫害國內外反對者，政治敵對勢力，其所認為的種族敵人，被其占領和奴役的國家，以及與之作戰的國家的人民。由於納粹主義的普遍破壞性，似乎沒有必要區分納粹的受害者，不管他們是死於對英國的閃電戰還是作為抵製運動的戰士被驅逐出法國，或是在白俄羅斯和列寧格勒(Leningrad)遭到全麵重擊直至餓死，又或是因其是猶太人而被殺害。阿蘭·雷奈(Alain Resnais)頗具影響力的影片《夜與霧》(Night and Fog， 1955)反映了這一將所有受害者歸並一類的趨勢——就如同蘇聯政權堅持認為蘇聯的所有國家在衛國戰爭(the Great Patriotic War)中都遭受了同樣的痛苦和犧牲。拆除紀念猶太人種族滅絕的紀念碑，並禁止提及大屠殺中地方上於納粹的合作，成為戰後蘇聯政治記憶的主題。

然而，在那之前，對大屠殺也有著截然不同的理解。例如，萊昂·波利亞科夫(Leon Poliakov)1951年的研究《仇恨之果》(Harvest of Hate)，將猶太人的種族滅絕列為長期曆史中反猶太主義(antiSemitism)和猶太人恐懼症(Judeophobia)的巔峰，標記著它在本質上有別於所有其他種族主義罪行——戰爭和納粹犯下的侵略。這一觀點被大屠殺的猶太幸存者廣為接受——尤其是那些來自東歐的猶太人，並且在以色列也占主導地位——最終成為1961年至1962年阿道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Jerusalem)受審的根本前提。在20世紀60年代，尤其是1967年的“六日戰爭”後，“大屠殺”一詞越來越成為英語中“最終解決方案”的共識所指，而在以色列(後來也在法國)，“大災難”〔Shoah(catastrophe)〕一詞被采用。因此，對於大屠殺出現了兩種不同的描述：一種認為它是納粹意識形態的結果，將其應用於大抵所有被納粹迫害和殺害的群體；而另一種則認為它植根於歐洲人、基督徒，甚至基督教以前的反猶太教傳統，而納粹隻是幾百年來從未間斷地將猶太人根除於歐洲社會的情緒和衝動的最極端表現。

在學者中，特別是曆史學家中，出現了另外兩種相互關聯但又截然不同的解釋學派。其中一個學派，顯然與猶太恐懼症的描述有關，但也更明確地側重納粹意識形態，尤其是阿道夫·希特勒，後來被稱為意向論。根據這一學派的觀點，希特勒調動了德國乃至歐洲基督教根深蒂固的情緒，以灌輸他的世界觀——這在他1933年掌權後成為德國的政策。在希特勒看來，人類曆史是優等民族和劣等民族之間無休止的鬥爭。為了統治世界，雅利安人必須摧毀或征服其他所有低等種族，並征服東歐和蘇俄的廣闊生存空間，在那裏，他們將找到充足的資源來繁榮和繁衍。在這種世界觀下，猶太人是反種族的，他們既要在世界上競爭統治地位，又要完全寄生在其他種族身上，用自己的血統混染其他種族，同時又奇跡般地保持本族的純粹——這在希特勒的種族世界中是力量的象征。在意向論者看來，希特勒在他統治的12年裏，追求這一世界觀的政治含義，尋求在東方建立一個帝國，征服斯拉夫人，特別是一貫地、毫不留情地屠殺猶太人。換句話說，希特勒將對猶太人的“宿怨”轉化為一種意識形態，並在掌權後將其轉化為國家政策。

對於導致猶太人種族滅絕的驅動力量，有一種全然不同的解釋——後來被稱為“功能主義”或“結構主義”它承認希特勒的擴張主義者、種族主義者本質及其種族滅絕傾向，卻又把他描述成一個本質上軟弱的獨裁者，其力量源自不同國家和納粹政黨機構之間為贏得他的支持而發起的爭鬥。即便是在政黨內部，希特勒的意識形態也是最極端的。且在第三帝國，和元首的親密關係意味著權力，在實現德國目標的道路上那些為實際的和所認為的障礙提供最激進的政策和解決方案的個人和機構〔如：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黨衛軍(SS)、國防軍〕，可能會獲得更多的影響力和對其有利的政策傾斜。在這個被“功能主義”曆史學家漢斯·蒙森(Hans Mommsen)稱為“漸增激進化”的過程中，隨著德國征服及殖民東方生活空間的目標被紅軍抵製挫敗，猶太人的政策逐漸占據了主導地位。因此，“最終解決方案”不是一個提前計劃並得到希特勒鐵血奉行的政策，而是被理解為第三帝國的無序結構及其權力掮客傾向的結果。根據伊恩·克肖(Ian Kershaw)的說法，這些政客為獲得影響力而無情地互相競爭，以此表示效忠元首。

對大屠殺更新的解釋，既利用了更多的文獻資料——部分是在共產主義垮台後獲得的，部分是歸功於年輕學者對檔案的認真研究——更應歸功於廣泛地利用了史學研究的新趨勢。這三個方向尤其突出。

首先，正如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所論證的，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大屠殺主要發生在東歐，那裏是大多數猶太人生活和被屠殺的地方。因此理解那些國家猶太人和他們的社區之間的聯係，來評估幾個世紀以來不同種族間的關係對通過二戰期間德國的入侵實施種族滅絕所產生的影響似乎越來越重要了。曆史學家諸如簡·格拉博夫斯基(Jan Grabowski)的研究真實揭示了在納粹大規模屠殺猶太人時當地民眾的廣泛合作。

其次，隨著曆史學家對歐洲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現象研究的深入，溫迪·洛(Wendy Low)等學者剖析了德國在東歐和蘇俄西部的殖民野心與猶太人大屠殺之間的聯係。事實上，與早期的曆史編纂不同，最具影響力的解釋或許當屬戈茨·阿裏(Gotz Aly)，他把大屠殺解讀為最極端的，也是被納粹稱為“東區總規劃”(General Plan East)的對廣闊地區人口結構重組和安置計劃的唯一成功組成部分。

最後，日益突出的種族滅絕研究對理解大屠殺產生了影響，大屠殺被看作受國家指示的更大背景的大規模屠殺的一部分。備受爭議的是，大屠殺在某些方麵類似於其他案例，最突出的有，從20世紀初德國西南部非洲赫雷羅人(Herero)的種族滅絕，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亞美尼亞種族滅絕，直至1945年後柬埔寨和盧旺達的種族屠殺。但也有證據表明，大屠殺在其他方麵不同於這些案例，尤其因其滅絕營的廣泛使用，以及納粹當局想要殺掉每一個所能抓到的猶太人的衝動。在這一領域最傑出的學者有唐納德·布洛克漢姆(Donald Bloxham)、德克·莫斯(Dirk Moses)和朱爾根·齊默爾(Jurgen Zimmerer)。

雖然這些更大的解釋框架將大屠殺納入了整個現代曆史的背景中，但它們也被批評為抹殺了大屠殺的曆史和獨特象征性。在重建大屠殺的曆史以及其他大規模暴力事件的曆史時，另一種整合事件不同觀點的方法更加強調那些當事人的經曆、感受及描述。上述討論的其他方法主要涉及種族滅絕的凶手，無論他們是理論家、指揮者還是實際的殺手。從撰寫這些記述的曆史學家的角度來看，需要解釋的是諸如決策、動機以及實施一項遍及整個大陸的大規模屠殺行動的機製等問題。在這種曆史編纂中，受害者僅僅成為他們無法掌控的決策和行動的最終產物。但是，同所有其他種族滅絕一樣，大屠殺也確實主要是一個數百萬人在遭受極端的肉體和精神折磨之後，往往被以最可怕的方式殺害的事件。因此一些曆史學家，包括索爾·弗裏德蘭德(Saul Friekl?nder)，亞曆山德拉·加爾巴裏尼(Alexandra Garbarini)和筆者，為重建他們的個人經曆以及揭示大屠殺各個方麵越來越多地轉向了受害者的日記和證詞，大屠殺的凶手對這些不感興趣，因此在他們留下的文件中無法找到。這一方法，不是總括地解釋大屠殺組織的方式，或把它作為一個整體與其他種族屠殺比較，而是致力於既人性化受害者的經曆，還原他們被凶手剝奪了的聲音，又核實相對被忽視的方麵，諸如遭受種族屠殺的猶太人社區內部的社會動態，猶太人和基督徒鄰居之間的關係，凶手和受害者之間的接觸——這些接觸通常被錯誤地認為是不存在的。從這個意義上說，這種方法關注集體屠殺和一對一暴力截然不同於滅絕營的非個人性質，而帶有個人獨特性。

起源

基於這些不斷變化的觀點和解釋，現在讓我們更深入地查找最終解決方案的根源、實施及後果。大屠殺更早期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兩個主要來源。第一個是反猶太的宗教神學、流行神話和社會怨恨，其在19世紀的最後三分之一階段轉變為現代反猶太主義。現代的反猶太主義源於猶太人的崛起和快速工業化的共同作用，尤其是中歐的快速工業化，導致了大規模的城市化和農村人口的遷移，削弱了傳統的精英階層，侵蝕了舊中產階級的小工匠和製造商。逐步取而代之的是重工業、連鎖商店，不斷增長的白領和服務業以及大眾傳媒，這些都通過密集的鐵路網絡前所未有地聯係在一起。著名經濟曆史學家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稱之為“工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的這一“偉大變革”，隨著不斷擴大的城市空間和通信網絡，催生出新型的大眾政治，對那些無法適應它的人造成了尤為不安的影響。猶太人在1871年德國統一後得到解放，迅速加入新經濟，他們被那些落後的社會經濟部門認為是造成他們不幸的原因。從這個意義上說，經濟現代化，平等權利的擴大與新民族——國家的侵略性民族主義的結合，構成了反猶太主義作為民粹派民族主義政黨工具的政治興起的肥沃土壤。

最終演變成納粹意識形態的第二個根源是所謂的“科學種族主義”在整個歐洲的出現。其中一些論述可以追溯到從語言學區別種族語係的趨勢——即識別具有特定民族或種族起源的不同語言家族，如印歐語(IndoEuropean)和閃米特語(Semitic languages)之間的區別。另一個元素將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的進化論和物種起源解讀為給人種或種族之間固有不變的差異提供了科學證據，進而使種族(如雅利安人)在進化樹中的等級高於其他種族(如非洲人)。這些概念與種族生理概念相結合，據此可以繁衍出更純的、因而是更高級的種族，而與之相對的是混血的，也即劣等的或退化的種族。由於這種人類概念起源於歐洲和北美，印歐語係的白雅利安人被視為體格和道德都優於其他所有種族也就不足為奇——至少隻要他們在自己的土地上，更重要的是在他們不斷擴張的殖民帝國都能保持種族純潔性。

事實上，正是對殖民帝國的征服，促使歐洲人認為自己是優越的——不僅在軍事和技術上，也在文化和道德上，對一些人來說，在生理上也是如此。但也正是少數歐洲精英對大量非歐洲人的統治引起他們對本土化的擔憂，統治過程中適應當地人的生活方式以及與當地人通婚造成了種族混合，從而稀釋了這些重要的優越品質，因此他們越來越癡迷於通過分類和隔離保持種族純潔性。

“科學種族主義”和“種族生理學”是主張人類進化和繁衍的科學，因此不僅成為歐洲合法話語的一部分，而且標誌著其實踐者的現代性和複雜性。當應用於被反猶運動認為是異族、非歐洲種族的猶太人時，這一論述為怨恨、排斥和仇恨政治提供了“科學依據”。正是舊偏見和信仰的結合，對新社會經濟的憤怒和恐懼，以及對不可改變的種族差異的無可辯駁的科學證據的斷言，使現代反猶太主義變成了一場盡管不是完全無處不在但卻強大無比的政治運動。這一潛在的爆炸性組合中還缺少兩個要素：一個是能讓恐懼和仇恨煽動者吸引大眾的普遍危急時刻，另一個是要讓大家認為清除猶太人就能解決社會麵臨的所有看似無法解決的問題。

正是索爾·弗裏德蘭德所稱的這一救贖的反猶太主義，成為希特勒的世界觀與納粹意識形態的核心。其早期反響可見於19世紀末期德國曆史學家海因裏希·馮·特萊斯切(Heinrich von Treitschke)推廣和合法化的口號“猶太人是我們的不幸”，其語句成了黃色納粹派德爾·斯特姆(Der Stürmer)的座右銘。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慘敗後，隨之而來的可怕的通貨膨脹摧毀了中產階級的儲蓄，最後是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大蕭條，德國社會發現自己被從一個危機席卷到另一個危機。舊的帝國政權瓦解了，經濟安全感及緩慢但確定的進步被侵蝕，民族自豪感被羞辱，數以百萬計的德國人白白犧牲了他們的生命和健康，一個新的共和黨政權一經創建便被許多人懷疑為社會局外人控製的境外強加勢力欺騙。這一時刻，許多憤怒和恐懼的德國人既想尋求更好的未來保證，又想查明和清除那些造成這場意外災難的人。根據“暗箭傷人的傳說”，德意誌帝國不是在戰場上被打敗了，而是被內部的猶太人和社會主義者出賣的(這兩者通常被視為同義詞)。暗箭傷人，已經不僅僅是一個關於1918年令人震驚的潰敗的傳說，它為魏瑪共和國的所有苦難提供了一個解釋框架。希特勒和他的新國家社會主義黨正是抓住了這一思想——德國可以再次強大，但隻有通過清除內部的敵人——首先是猶太人才能實現。救贖需要殘酷的社會手術，希特勒承諾要實施這一手術。

對猶太人的政策和策略

誠然，反猶太主義並非德國獨有，但正是在那裏，一位致力於激進救贖這一形式的領袖上台，並立即著手實施他的意識形態。同樣，元首及他的政黨的種族主義世界觀決定發布政策，針對其他被感知的生物威脅和“社會局外人”，尤其是殘疾人和吉卜賽人，以及同性戀者、遊手好閑的人、慣犯和其他所謂的“不合群者”。但正如彼得·隆格裏希(Peter Longerich)令人折服的論說：在希特勒的想象中，自然也即納粹整個政體的虛構中，對猶太人的政策和策略在種族社區的整合中扮演了中心角色——將其與其根本的異族——猶太人區分開來。當局癡迷於“解決猶太人問題”，盡管那裏隻有50萬猶太德國公民。而且當局在德國作為一個國家和種族的救贖與猶太人遭受的不幸之間建立的聯係，成為德國公眾再教育及為即將到來的鬥爭做準備的基本組成部分。1933年，德國可能隻是和其他一些歐洲國家——(尤其是東歐國家)一樣，甚至更少地具有反猶太傾向。但到了戰爭爆發前，尤其是德國的年輕人，受到了密集的反猶太主義灌輸，並多次觀看公開羞辱和排斥猶太同胞的行為。可以說，這一過程訓導他們把猶太人視為可有可無的、邪惡的存在，猶太人需要——而且謝天謝地——已經正在被從他們當中清除出去。然而，當這些年輕男子和為數不少的婦女行進到東歐時，他們驚恐地發現，還有數百萬猶太人居住在那裏，其中許多人比他們在德國所認識的任何猶太人都更像反猶主義描繪的正統猶太人的刻板形象。

戰前的納粹德國對其猶太公民進行了持續的攻擊，導致他們的貧困、邊緣化和移民。1935年的《紐倫堡法》使猶太人成為二等公民，並限製猶太人和雅利安人(被定義為非猶太人，因為納粹永遠找不到“科學地”確定誰是猶太人誰是雅利安人的方法)之間的接觸。猶太人財產的雅利安化過程將大量財富從猶太人那裏轉移到德國人手中。在1938年11月克裏斯塔納克大屠殺(Kristallnacht Pogrom)之後，願意接納猶太人的國家很少，但猶太人離開這個國家的壓力卻大大增加。在兩天的時間裏，數以百計的猶太教堂被燒毀，數以千計的猶太企業被洗劫和摧毀，近百名猶太人被屠殺，數萬人被關進集中營。到1939年9月，有一半的德國猶太人已經離開，留下來的人中老年人和女性占比失調。但是許多離開德國的猶太人後來被挺進東歐、蘇聯的德國軍隊俘虜，最後像其他許多人一樣成為希特勒的犧牲品。

20世紀30年代德國的猶太政策表明，當時希特勒還沒有構想出實施種族滅絕的實際計劃，但相當熱衷於建立一個無猶太人帝國。但他的意識形態目標是在德意誌帝國東部廣闊的生存空間建立一個德國殖民帝國，這使得他不得不麵對被視為劣等或危險的群體：斯拉夫人和猶太人。從這個意義上說，雖然德國在20世紀30年代的政策不能被視為種族滅絕，但它的內在動力從一開始就具有屠殺性，因為它的目標隻能通過以前所未有的規模，以無情、暴力地轉移人口來實現。戰爭的爆發很快使德國麵臨一個自食其果的困境，對此，它一時找不到解決方案。

入侵波蘭是以一個概念為前提的，這個概念在兩年後被更清楚地表述為“殲滅戰”(Vernichtungskrieg)。據報道，在1939年9月1日發動襲擊前夕，希特勒召集他的軍事首腦舉行了一次非公開會議，敦促他們對波蘭人采取極端無情的行動，並補充說：“今天誰還在談論亞美尼亞人被殲滅了呢？”提及奧斯曼帝國(Ottoman Empire)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對亞美尼亞人的種族滅絕，很可能是為了減輕人們對於因罪行而將受到懲罰的恐懼，這一說法從幾個方麵說明了問題。雖然實際上在奧斯曼帝國垮台後曾有過起訴那些相關責任人的討論，但無論是新的土耳其當局還是預期處理此類案件的國際機構，最終都沒有懲罰任何人。對希特勒及其同僚來說，這顯然表明，在全國範圍內犯下罪行的人可能會逍遙法外，如果他們取得勝利，情況就更有利——這是希特勒想要的唯一選擇。與此同時，亞美尼亞的種族滅絕也首次喚起人們認識到動員國際社會反對國家支持的大規模屠殺的必要性，並展開了一場對危害人類罪的新的討論，但沒有成功。事實上，波蘭猶太法學家拉斐爾·萊姆金(Raphael Lemkin)在了解亞美尼亞種族滅絕的情形後，已經開始闡明他對這一“無名之罪”(crime without a name)的看法，最終創造了“種族滅絕”這個詞，並成功地推動了聯合國1948年關於打擊這一“罪中之罪”(crime of crimes)的決議。事實上，德國軍事顧問密切觀察到，帝國對其少數民族和宗教的係統性破壞，並不是20世紀第一次種族滅絕。這一“榮譽”當屬1904年德屬西南非洲赫雷羅人和納馬人(Nama)遭到種族滅絕。一位德國將軍被派去鎮壓德國殖民地上的非洲人叛亂，在那裏發布了聲名狼藉的滅絕令，導致土著居民被德國正規軍殺戮，被致命地驅逐到沙漠中或遭受奴役。因此，希特勒聲稱的不再有人談論此類案件，並不意味著他們已經忘記了這些案件；恰恰相反，他已經了解到，國家可以大規模屠殺而逃脫罪行，這是他在此後6年中以前所未有的決心所應用的一個教訓。德意誌帝國已經犯下了這些早期的種族滅絕罪行之一，並曾參與另一起，這隻能進一步鼓勵元首摧毀他真正的和認定的敵人而沒有任何內疚或擔心被報複。

波蘭在德國與蘇聯的聯合推動下迅速遭到破壞，該同盟是《莫洛托夫-裏賓特洛普條約》(Molotov-Ribbentrop Pact)中達成的協議，該條約將波蘭在兩個大國間做了切分，為納粹領導層實現其創造東方“生存空間”和“解決猶太人問題”的意識形態目標創造了機會。但事實證明，這項工作的規模遠遠大於預期，這兩個意識形態目標不可能輕易同時實現。為了將波蘭人驅逐出被帝國吞並的部分波蘭地區，並讓來自蘇聯的德國人在那裏定居，德國人必須決定他們應該同時對生活在他們新征服領土上的200多萬猶太人做些什麽。納粹黨衛軍(特遣部隊，the SS Einsatzgruppen)在入侵前成立，對付德國的政治和“生物”敵人，他們進行了大量的暴力活動，這包括斬首波蘭政治和知識界領袖，殘暴地屠殺和恐嚇猶太人，以至於甚至一些國防軍將領都抱怨。然而，大量猶太人最終被關押在封閉的隔離區，其中最大的是在華沙(Warsaw)和洛茲(Lodz)。就如何處理這些生活在日漸惡化的條件下，被剝奪了充足食物、住所和衛生設施的廣大猶太人，德國領導層似乎沒有達成任何共識。總的目標是明確的：他們必須被“移除”或“重新安置”。但這些術語的含義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變。起初，有計劃將波蘭的猶太人驅逐到該國東南角，讓他們在那裏餓死，但事實證明這是不可行的；尤其是因為德國的總督，也就是所謂的總督轄區(德國占領的波蘭部分地區並沒有直接並入帝國)強烈抵製猶太人湧入“他的”領土。1940年5月至6月，在西部戰役取得勝利和與法國停戰之後，德國人重又恢複了將波蘭的猶太人驅逐到法國殖民地馬達加斯加這一舊想法，他們推測由於當地的條件，到達那裏的猶太人將大量死亡。但與波蘭領導人在20世紀30年代曾夢想讓本國擺脫猶太人不同的是，德國人事實上沒有辦法將世界各地數百萬猶太人運送到非洲海岸外的一個島嶼上——隻要英國海軍仍然控製著海洋就不行。

大規模屠殺

其結果是，在接下來的兩年裏，大約50萬猶太人死於隔離區的“自然原因”，而其他大多數人則越來越多地被投入到德國戰事中，以及被腐敗的德國隔離區管理人員為自己私人斂富而任意差使。但對猶太人問題真正“最終解決”的焦急等待很快就要結束了。1941年6月22日，德國發動了“巴巴羅薩”行動(operation Barbarossa)， 300多萬德國士兵夥同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和意大利盟軍入侵蘇聯。德軍指揮官接到一係列命令，要求他們把紅軍政委清剿到最低限度，對蘇維埃領土上的一切可疑分子，如遊擊隊員、共產黨員、猶太人，都要嚴加處理，並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靠山吃山”——仰賴這些他們即將占有的、往往是窮苦人的東西供養自己。而針對被占區蘇維埃公民的行動，軍事管轄權被削減。對於如何處置國防軍包圍戰術預期俘獲的大批紅軍戰俘幾乎毫無準備。最不祥的是，陸軍高級司令部與黨衛軍和警察司令海因裏希·希姆萊簽署了一項協議，支持四支特別行動隊(Einsatzgruppen)幕後操控作戰部隊。這些作戰部隊由大約3000人組成，很快就得到了眾多警察營、黨衛軍編隊和當地合作者的協助。希特勒在東部自行宣布的殲滅戰最終導致近3000萬蘇聯民眾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平民，包括300多萬紅軍戰俘，約三分之二的蘇聯士兵被德國武裝部隊俘虜。對蘇聯的戰爭也很快演變成黨衛軍特別行動隊及其附屬機構一係列大規模屠殺猶太人的行動。

當紅軍在國防軍入侵之前撤退時，尤為突出的是1939年蘇聯占領下的波蘭東部地區的猶太人，遭到了他們的基督教鄰居、波蘭人和更為突出的烏克蘭人的一係列屠殺。這些地方暴力事件的爆發往往是由烏克蘭民族主義活動家和德國人訓練的組織領導的，並得到希姆萊的副手兼帝國安全總部〔Reich Security Main Office(RSHA)〕頭領萊因哈德·海德裏希指揮下的特別行動隊的鼓勵。6月30日至7月2日，在加利西亞東部的首府倫貝格〔Lemberg(Lwow， L’viv)〕，約4000名猶太人遭到屠殺，另有數千人在該地區的其他城鎮被殘殺。在這一首波暴力和屠殺之後，隨著國防軍的先頭部隊及緊隨其後的流動的屠殺分隊進一步向東進入蘇聯，德國秘密警察(German Security Police)在被德國占領的地區部署了更有秩序的警力。在早先的幾個月裏，發生了幾起規模空前的大規模槍殺事件，包括8月下旬在卡米尼埃克波多爾斯基(Kamieniec Podolski)屠殺了23 000多名猶太人，10月中旬在斯坦尼斯勞(Stanislawow)槍擊了多達12 000名猶太人，9月下旬在基輔(Kiev)附近的巴比亞爾(Babi Yar)屠殺了33 000多名猶太人。同樣，到11月底，在波羅的海國家活動的特別行動A隊在大規模槍擊案中殺害了近14 000人，其中大部分是猶太人。

所有這些殺戮都是由不同編製和類型的德國警察及當地民兵和德國軍隊聯合實施的。這些都是許多旁觀者看到的公共場所發生的事件，同時伴隨著隨處可見的眾多暴行以及有組織的搶劫，和對財產和貴重物品的掠奪。猶太人多被謀殺並就近埋葬在他們居住的地方，他們的財產大部分流入占領者及他們的鄰居手中。

在這第一波殺戮中，數十萬人在一對一的槍擊中被殺害，埋葬在貫穿東歐和蘇聯西部的亂葬坑中。帝國領導層對這些有關如何實施“猶太人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的新想法很滿意。希特勒的副手赫爾曼·戈林在1941年7月寫給海德裏希的一封信中請求批準這一解決方案，但學者們對於這一方案是何時決定的意見不一。克裏斯托弗·布朗寧(Christopher Browning)認為希特勒是在1941年秋天戰勝蘇聯的“喜悅”中做出這一決定的。克裏斯蒂安·格拉赫(Christian Gerlach)提出，希特勒做出這一決定是蘇聯在莫斯科城門發動反攻，12月初美國加入戰爭，陷入世界大戰後——希特勒早就在1939年警告過這是一場會讓猶太人滅絕的世界大戰。他認為，這一決定是隨後不久海德裏希在1942年1月29日的旺西會議(Wannsee Conference)上向帝國高級官員宣布的。彼得·朗格裏奇(Peter Longerich)則認為，這一政策隨著更有效的殺戮方法和組織的發展而不斷衍變，直到1942年春天最終發展為整個大陸的種族滅絕，開始了對猶太人大規模驅往新建滅絕營的行動——首先是從華沙猶太區，然後是同年夏天從波蘭和西歐的其他地區。

無論我們接受哪種解釋，我們所知道的是，謀殺設施的建設始於1941年底。其目的不是在猶太人居住的地方進行大規模槍擊，而是將他們用火車運送到特別營地使用毒氣來殺害。最終，德國人建立了四個滅絕營——切爾姆諾(Chelmno)、貝爾澤克(Belzec)、索比博爾(Sobibor)和特雷布林卡(Treblinka)——專門用於大屠殺，大部分是猶太人，還有兩個集中營——邁丹尼克(Majdanek)和奧斯維辛-比克瑙(Auschwitz-Birkenau)——一方麵作為屠殺設施，同時也用於監禁和強製勞動。據估計，在大屠殺中被殺害的550萬至600萬猶太人中，約有一半是在這些集中營中被毒氣毒死的，其中100多萬人是在奧斯維辛，幾乎與特雷布林卡一樣多。

許多東歐猶太人以及多數從東南歐、南歐和西歐被驅逐出境的猶太人在滅絕營中被殺害，同時還有大量猶太人在東部的居住地繼續被殺害。這種殺戮與毒氣室中工業的、相對隔離的、非個人的大規模殺戮有很大不同，後者將大屠殺與其他種族滅絕區別開來。相反，這是一場城鎮裏麵個人的、麵對麵的大規模屠殺，受害者、凶手和旁觀者往往事先互相認識，沒有人是完全被動的，也沒有人聲稱沒有看到、聽到或知道這些殘殺案。這場殺戮由分散在東歐各地人員稀少的秘密警務固定哨所執行，得到由當地輔警組成的更大的組織的協助，這些組織人員主要由蘇聯撤軍後出現的民族主義民兵組織重組而成。這些民兵堅持自己的政治意識形態議程，致力於建立獨立的國家，清除猶太人和其他不受歡迎的少數民族〔例如，最突出的是前波蘭東部沃希尼亞和加利西亞(Volhynia and Galicia)的波蘭人〕等。因此，東歐猶太人的種族滅絕也是民族清洗和民族國家形成的重要保證之一，德國人本身也起到了輔助作用。這一點在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OUN)及其軍事部門烏克蘭反叛軍(UPA)的案例中最為明顯。該組織摧毀了波蘭東部的土地，並在德國警察現身不多的地區，對屠殺猶太人所占的驚人比例起到推動作用。例如，在加利西亞(Galicia)自治區東部的切爾特科夫-布加勒斯特(Czortkew-Buczacz)地區，一個總共30名德國警官的前哨基地在數百名烏克蘭輔助人員協助下殺害了約60 000猶太人，約占當地猶太總人口的95%，這種情況主要發生在1942年秋季、夏季至1943年之間的短暫時期。

集體種族滅絕不限於發生在後來成為烏克蘭西部的土地。正如曆史學家揚·T.格羅斯(Jan T. Gross)在其頗具影響力的研究作品《鄰居》(Neighbours)中所揭示的，1941年7月，耶德瓦布內(Jedwabne)鎮的波蘭裔居民在沒有德國人幫助的情況下殺害了多達60名猶太鄰居。進一步研究顯示，在波蘭的這一地區還有更多這樣的案例。立陶宛人、拉脫維亞人和愛沙尼亞人也參與殺害他們的猶太鄰居。誠然，這種普遍的暴力行為不應減輕納粹德國的任何責任，納粹德國既發動了一場全大陸的種族滅絕，又允許許多地方組織和個人襲擊、搶劫和殺害他們的猶太鄰居。但是對於居住在這些東歐村莊、城鎮和城市中的猶太人來說，他們原本與他們的基督徒鄰居幾個世紀以來和平共處，但現在他們的熟人、同事、同學和朋友轉而與他們為敵，追捕他們，或將他們交給納粹殺人犯。這意味著他們經曆的大屠殺，不僅僅是外敵的凶殘入侵，也是一個在曾經熟悉但現在充滿致命敵意的環境中發生的一係列集體屠殺。

灰色地帶

毫無疑問，在許多情況下，幸存下來的少數猶太人得到了基督徒鄰居或陌生人的庇護；沒有這種幫助，他們幾乎不可能生存。此外，那些提供幫助的人可以預料到，如果德國人發現他們藏匿猶太人，會殺死他們和他們的家人——盡管這種情況並不總是發生。與此同時，救援動機顯然很複雜，常常模棱兩可，前後矛盾，而且往往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變，從純粹利他主義的例外情況到對大量金錢或物質利益的貪圖都有。大多數被基督徒拯救的猶太人也報告說，他們有時恰恰被藏匿他們的人出賣。沒有錢或貴重物品的猶太人可能會被出賣或殺害。相反，一些參與殺害猶太人的當地合作者選擇幫助一些猶太人，而那些出於民族主義原因抵製德國人的人中，也有不少將追捕猶太人作為其民族主義行動的一部分。這種複雜性部分地解釋了幸存者的矛盾心理，以及為什麽他們常常在幾十年後才承認他們對救援者欠的感情債，因為他們也有痛苦的記憶——他們的家人被戰前認為是朋友的人殺死或供出。

德國的盟國在殺害數十萬猶太人和保護本國許多猶太公民方麵都發揮了重要作用，這往往(雖然不完全)是出於他們自認為的國家利益。保加利亞交出了居住在其與德國結盟後所吞並的領土上的猶太人，但拒絕讓自己的5萬保加利亞猶太公民被運送到奧斯維辛集中營。匈牙利雖然受反猶獨裁統治，經常殘暴對待其猶太公民，但也保護他們不被驅逐出境。直到1944年春夏季，德國人入侵並驅逐了大約40萬名猶太人到奧斯維辛集中營——在那裏，在阿道夫·艾希曼親自策劃的大屠殺的最後一次大規模殺戮行動中，大多數人被毒氣毒死。羅馬尼亞人在本國殺死的猶太人比任何其他德國盟友都多，接近25萬人，但隨後在羅馬尼亞的中心地帶雷加特(Regat)，他們又保護猶太人不被驅逐出境，因此那裏幸存的猶太人比其他任何東歐國家都多。在法國，其合作主義政權在1942年底之前一直保持對其公民的警備控製，協助將7.5萬名猶太人(大多數是非公民)驅逐到奧斯維辛集中營，他們中絕大多數在那裏被屠殺，但法國隨後又拒絕配合驅逐法國猶太公民，使法國三分之二的猶太人幸存下來。相反，盡管荷蘭沒有明顯的反猶太傳統，當地猶太人在社區融合得很好，但在德國占領期間，該國政府和警察幹練地協助德國人將當時居住在那裏的15萬左右的猶太人中約四分之三驅逐出境並處死，而另有3萬藏匿的猶太人中的三分之二幸存了下來。

從納粹當局角度來看，大規模屠殺猶太人既是一個主要的戰爭目標，也是一個勝利的障礙。在意識形態上，“驅逐”猶太人勢在必行。但是“最終解決方案”也轉移了軍備的大量人力、組織技能和設施，使德國失去了一支數量龐大、技能高超、意誌堅定的勞動力——他們完全清楚隻有工作才能使他們免遭殺戮。隨著德國命運的轉變和軍事損失的成倍增加，越來越多的德國工人不得不被派往前線，生產出越來越多的戰爭物資。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德國現在盡量讓蘇聯戰俘活著，以剝削他們的勞動。同樣，德意誌帝國開始在東部和西部被占領土上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征募勞工，先是自願、後來強製，這一政策的副作用是加劇了當地男女的武裝抵抗，他們害怕在德國工廠被盟軍飛機轟炸。尤其是在東歐，猶太人傳統上以工匠為生，德國工業家和軍事機構不願意他們被殺。希特勒、希姆萊等意識形態主義者堅持認為必須屠殺猶太人才能贏得戰爭，而現實主義者則認為猶太人可以先幫助其贏得戰爭，然後再被處理，這場爭論以前者的勝利而告終。但這一目標也是通過在措辭上利用納粹“通過勞動消滅”(Vernichtungdurch Arbeit)的政策實現的。按照這一邏輯，身體健全的猶太人將被用於基本的戰爭生產，而其他被視為經濟負擔和爭奪德國公民稀缺資源的無用人口，如兒童、病人、殘疾人和老人將被殺掉。這一論調將種族滅絕重新定義為一種經濟上合理的政策，而不是全麵戰爭時期的瘋狂意識形態。可以肯定的是，一旦身體強壯的人被活活累死，他們也就成了無用的、消耗食物的人，可能會被依次屠殺。

洛茲猶太區被德國人重新命名為利茨曼施塔特是這一邏輯下一個尤為可怕的例子。猶太社區及其領導人也陷入其中，瘋狂地試圖生存下來。猶太區的首領查姆·拉姆科夫斯基(Chaim Rumkowski)，決心通過動員猶太居民為德國人有效地生產戰爭物資來拯救盡可能多的人。作為交換，他把那些被認為無法工作的人都交給了德國人。1942年9月，拉姆科夫斯基(Rumkowski)要求猶太區(該猶太區在1940年4月建成，已經有超過16 000人)的餘留人口“把你們的孩子交給我”，聲稱他們的犧牲“會讓其他人生存下來”。事實上，洛茲猶太區是德國控製下僅存的大型猶太人集中地；但1944年8月，在紅軍到達前不久，德國人將包括拉姆科夫斯基在內所有餘下的猶太人送往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毒氣室。

拉姆科夫斯基是猶太人與德國人合作的一個例子。他們的目標是“拯救可以拯救的東西，但他們的做法往往使德國人更容易殺害猶太人”。德國人在整個東歐建立的眾多猶太委員會本應在猶太社區和占領者之間進行調解；他們通常得到猶太警察分隊的幫助——這些分隊對猶太區或猶太人居住地區進行內部控製。但是這些猶太警察部隊裝備著棍棒、穿著製服，也幫助德國警察和當地的輔助人員包圍猶太人並驅逐他們。許多猶太警察的所作所為既是為了自救，也是為了保護家人。最終，他們中的多數也被殺害，如同猶太委員會的成員一樣。同時，這些警察也成為許多猶太區和集中營中形成的猶太人抵抗組織的目標，因為他們被視為叛徒，象征著與德國人的合作。另一方麵，不少猶太警察一旦在自己的家人和社區居民被屠殺後，最終也加入抵抗運動。

1941年底，威爾諾(Wilno)猶太區的猶太抵抗運動指揮官阿巴·科夫納(Abba Kovner)在他的一本小冊子中寫下的座右銘“讓我們不要像羊一樣走向屠殺”，成為各地猶太抵抗運動的口號。雖然小股的猶太遊擊隊在森林裏活動，有時與蘇聯遊擊隊合作——盡管他們經常遭到民族主義地下戰士的襲擊——但1943年4月，在華沙猶太區爆發了對德國人最大的一次抵抗，起因是華沙猶太區30萬人中的三分之二在特雷布林卡被毒死。雖然與德軍的戰鬥持續了幾個星期，對德軍來說不過是一次小規模的、幾乎沒有代價的調遣，但它對當時和隨後的猶太人具有重大的象征意義；它也是直到1944年波蘭在華沙暴動之前，被占領歐洲截至當時最大的一次民間暴動，許多幸存的猶太人也因加入戰鬥而被殺害。

另外三次暴動象征著猶太人在大屠殺中所處的可怕困境。1943年8月在特雷布林卡，同年10月在奧斯維辛-比克瑙和索比博爾，索德爾-孔曼多(Sonder-kommando)小組的大批猶太成員(負責脫掉受害者衣服，把他們帶進毒氣室，然後在火葬場或柴堆裏處理屍體)，站起來反抗警衛，試圖逃跑。這三次暴動中的大部分成員要麽在隨後的搏鬥中被打死，要麽後來被抓獲並殺害。至少在比克瑙事件中，起義者還炸毀了火葬場的一處設施，目的不僅是逃跑，而且還希望阻止正在進行的大規模屠殺。然而，這些暴動的道德難題是，在此之前，這數百名年輕、強壯的男子曾極大地協助了德國人的工業屠殺行動，而徒勞地希望盡可能長時間地活命。由於他們還負責整理受害者的物品，很容易將他們洗劫一空，因此索德爾·孔曼多工作人員的飲食和衣著也比其他囚犯好得多，他們在黑暗的中心地帶過著一種可怕的特權生活。可以肯定的是，索德爾·孔曼多所有成員都知道，他們遲早也會被殺：他們已經看到了滅絕係統最深處的運作，這意味著他們絕不能活下來講述這個故事。但他們選擇充當這種角色，有時甚至目睹自己的家庭成員和社區成員被殺，這使得他們成為普裏莫·列維(Primo Levi)所稱的“灰色地帶”的象征。拉姆科夫斯基和其他許多猶太委員會成員及猶太警察也有可能屬於這一灰色地帶。

1996年，美國政治學家丹尼爾·喬納·戈德哈根(Daniel Jonah Goldhagen)發表了一項名為《希特勒的自願劊子手》(Hitler’s Willing Execationers)的研究。這本書引起了軒然大波，因為他認為在大屠殺中，德國人受到了驅除論者特有的反猶太主義的驅使，這種反猶太主義可以追溯到19世紀，因此，找到願意殺害猶太人的德國人從不是一件難事，而且他們中的許多人實際上也很喜歡這樣做。這本書之所以受到攻擊，是因為它把反猶太主義作為大屠殺的唯一驅動力，而德國則被這種惡疾所感染。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對猶太人進行種族滅絕還有許多其他原因；隻是在希特勒掌權之後，德國的反猶太主義才急劇高漲，其他幾個國家至少也受到了同樣嚴重的感染。此外，許多犯罪者不是德國的，而是屬於當地的輔助者或盟國。曆史學家克裏斯托弗·布朗寧在他1992年出版的《普通人》(Normal Men)一書中，也嚐試考察犯罪動機。布朗寧認為，他調查的後備警察之所以扣動扳機，主要是因為同伴的壓力和對權威的服從，因此他們的行為符合社會心理學家斯坦利·米爾格拉姆(Stanley Milgram)和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的調查結果。但是，雖然有些人最初可能對殺害無辜的婦女和兒童有疑慮，但事實是，德國警察、黨衛軍甚至正規軍，也很少報告說難以招募士兵去殺害其他人，即便是拒絕或逃避命令，其懲罰也最多可能是會被轉移到另一個部門或前線。在戰後德國無數的司法調查和審判中，人們發現，被告是否對這種行為有任何內心的反對，以及他們在事件發生多年後關於這種反應的陳述，都無法從表麵上看出來——德國的犯罪者經常性地、高效地和無情地進行大規模屠殺。

這些行動通常由蓋世太保官員以及其他警察和黨衛軍人員作為安全警察執行，但在德軍占領城鎮的陣地上，還有許多德國人，如正規士兵、消防隊成員、行政人員、工程師、鐵路人員等技術專家等，以及這些男人的家人，包括他們的妻子、女朋友和情婦，他們的孩子，有時甚至是他們的父母也同時目睹殺戮，偶爾還參與其中。幾乎一半的大屠殺受害者不是在隔離的滅絕營中被殺害的，而是作為公共事件通過大規模槍擊執行的。他們被執行時所在城鎮的所有居民都能看到或聽到，因此，沒有誰能逃避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參與，而且他們往往足以從受害者留下的東西中獲利。換言之，我們不能僅僅把大屠殺理解為一場複雜的、機械的和非個人的工業謀殺，而是一種社會現象。這種現象在過去幾年裏，特別是在東歐，造成了一種人人都扮演著這樣或那樣角色的種族滅絕慣例。旁觀的視眾，或漠不關心，或關切，但在事件中沒有發揮任何作用，而且(我們願意認為)“內心是反對的”這樣一種安慰的說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戰後捏造的，受害者的敘述顯然沒有證實這一點——這些敘述描繪他們被所有人追捕和謀殺。

戰爭快結束時，希姆萊做了重新考慮。考慮到自己的個人命運，而不是所在組織發動的世界曆史事件，他尋求與盟國談判的方式，並願意釋放一些集中營囚犯，以換取自身安全。當一切結束時，他持假證件企圖逃跑但被逮捕，在可能被識破前實施了自殺。對一個自稱是一個由無畏、無情的勇士組成的新種族締造者的人來說，這是一個悲慘的結局。希特勒認為他的首席劊子手最後的背叛是可鄙的；元首甚至比希姆萊更深信戰爭勝利和殺害猶太人是同義詞。因為德國失敗了，雅利安民族(而不是其不屈服的領袖)證明了自己與其他種族不同，特別是斯拉夫人。這是意識形態的一致性，根據這一點，權力即正確。希特勒甚至在下令和策劃現代史上最大的一次種族滅絕之後，仍確信帝國的失敗是猶太人的勝利。正如1945年4月29日——他在柏林碉堡自殺前不久，在最後的遺書中所寫，摧毀德國的戰爭完全是那些猶太血統或服務於猶太利益的國際政客所期望和煽動的。然而，他仍堅信，“在我們城鎮的廢墟和紀念碑中，將會滋生出對那些對我們犯下所有這一切的最終責任者——國際猶太人及其幫助者的仇恨”。他的遺書的最後一句敦促“國家領導人和他們手下的人嚴格遵守種族法，無情地反對所有民族的普遍毒害者——國際猶太人”。

許多被控對猶太人進行種族滅絕的官員從未動搖過必須根除這一種族的信念，甚至在事件發生幾十年後，那些仍然活著的人也沒有任何悔恨的跡象，而是對自己的成就感到非常自豪。奧斯維辛集中營指揮官魯道夫·霍斯(Rudolf Hoss)在1947年被處決前不久就這樣寫過；索比博爾和特雷布林卡的指揮官弗蘭茲·斯坦格爾(Franz Stangl)在20世紀60年代末審訊期間接受記者吉塔·塞雷尼(Gitta Sereny)的采訪時，未能表露出任何悔恨之意。而帝國驅逐出境問題權威專家阿道夫·艾希曼，其職業生涯貫穿了整個時期——從迫使奧地利猶太人在1938年淪為一貧如洗的流亡者，到1944年將成千上萬的匈牙利猶太人驅逐到奧斯維辛，表現出對其在阿根廷期間所作所為的自豪感，並於1962年在耶路撒冷的法庭上說“悔恨是小孩子的事”。正如哲學家貝蒂娜·斯坦尼思(Bettina Stangneth)在其研究《艾希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Before Jerusalem)一書中詳細而令人震驚闡述的，他並非種族滅絕機器的一個齒輪，而是一個執著的思想家，即便在他的上司希姆萊下令阻止他之後，他仍試圖繼續殺害猶太人。事實上，艾希曼在戰後阿根廷的德國流亡社區建立了自己的名望，誇大其在實施猶太人種族滅絕中的重要性。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在其1963年對這一審判——《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研究中稱之為“惡魔的陳詞”。但這並不適用於艾希曼，或其他許多犯罪者。她認為他們隻是“案頭殺手”、小職員和野心家，他們既沒有良心，也沒有任何特別的反猶太偏見，隻是想繼續自己的事業。如果說這裏有什麽陳詞濫調的話，那就是他們認為他們所精心策劃的那些巨大罪行是解決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即猶太人問題的一種完美的合理方式。這有助於他們晉升職位，加強他們的權力和影響力，自然是令人高興的；但讓他們充滿自豪和成就感的是，他們成功地完成了這一不可想象的任務，並在這個過程中使之成為慣例。

清算

相反，種族滅絕幸存者經曆的解放是一個遠比人們通常認為的更令人不安和矛盾的事件。一方麵，從德國占領下解放出來，對不同的人和不同的地理位置意味著不同的事情，這些差異投射到那些經曆過這一事件的人的記憶中。1944/1945年，當紅軍席卷東歐和中歐時，解放了仍躲藏在小股遊擊隊和森林營地中的少數幸存猶太人。蘇聯人也到達了滅絕營，其中一些已經被德國人完全摧毀，而奧斯維辛集中營和邁丹尼克集中營已經部分撤離。蘇俄猶太作家瓦西裏·格羅斯曼(Vasily Grossman)寫了一篇令人痛心的報道，講述他第一次見到特雷布林卡的遺址，了解到特雷布林卡是一個專門用於大規模產生屍體的設施。波蘭猶太電影製片人亞曆山大·福特(Aleksander Ford)製作了第一部關於解放邁丹尼克滅絕營的紀錄片。

對猶太人來說，紅軍的到來意味著解放，而對他們的許多基督教鄰居來說，這意味著重新被占領。在烏克蘭西部，直到20世紀50年代初，奧恩-烏帕(OUN-UPA)的戰士仍在繼續抵抗蘇聯，這些自由戰士殺害猶太人的行為甚至在紅軍到達後還在繼續。民族主義者經常將蘇聯人視為猶太人或為猶太人利益服務的人，而對於猶太幸存者來說，意識到一些前線的蘇聯部隊是由猶太人管理的，這幾乎是奇跡。在波蘭，蘇聯強加的共產主義政權被許多人視為猶太人的報複，而逃亡到蘇聯的猶太人返回波蘭，引發了對他們可能要收回財產的恐懼。這些情緒，再加上戰前時代內化的反猶太主義，以及德國統治期間猶太人被視為獵物的看法，引發了暴力大屠殺。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一次發生在1946年的基爾切(Kielce)， 40多名猶太人被殺。這種對猶太人回歸的反應，以及“猶太共產主義神話”(Zydokomna)的複蘇，導致在大屠殺後返回波蘭的近25萬猶太人，向西方和巴勒斯坦-以色列大規模移民。

在西方，盟軍的到來解放了許多集中營，這些集中營在政權存在的大部分時間裏都被用來監禁納粹主義真正的以及被認為的政治上和意識形態上的社會敵人，而不是猶太人。這些集中營，如卑爾根-貝爾森(BergenBelsen)、布痕瓦爾德(Buchenwald)和達豪，隻有在戰爭結束時，隨著紅軍不斷深入德國占領區，東部勞改營的囚犯被派往西部進行可怕的死亡遷徙，才關有猶太人。這些死亡遷徙的幸存者到達德國集中營時，饑腸轆轆、病態不堪、精疲力盡，正趕上這些機構的管理開始瓦解，許多人死在那裏。對西方盟國來說，他們在那裏遇到的情況塑造了他們對大屠殺的看法，或者說他們對於納粹政權對政治抵抗者和無辜平民所犯罪行性質的理解。正如在西方，人們並沒有意識到，也一直不清楚，在東方，國防軍的後方被紅軍擊潰——在那裏，絕大多數德國軍隊戰鬥並被殺害，因此，這次與集中營的遭遇也造成了對納粹罪行真正含義的錯誤理解。

在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時候，阿倫特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勞爾·希爾伯格(Raul Hilberg)當時剛發表的研究報告《歐洲猶太人的毀滅》(盡管她曾作為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的讀者反對該報告發表)。希爾伯格使用了為紐倫堡法庭收集的德國文件，與該法庭一樣，他認為，使用幸存者證詞增加了一個主觀因素，這既不具有曆史可靠性，也無助於說服公眾“似乎根本無法想象的事情實際上已經發生”。但他的書，基於一篇被他導師警告說將結束他學術生涯的論文，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作為先導引發了越來越多的學術研究，最終確立了大屠殺在20世紀曆史中的中心地位，並將其從“僅僅是猶太曆史的一部分”的觀念中解放出來。今天對大屠殺進行的重新解讀和重寫都是基於一個幾十年前不存在的前提，即我們不可能在不將大屠殺的曆史融入其中的情況下了解我們所處時代的曆史。如果這裏有一個警告的話，那就是：同樣道理，我們不能將自己與已經成為21世紀標誌的大規模危害人類的罪行割裂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