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經濟
彼得·海斯(Peter Hayes)
納粹經濟史的核心有一個悖論：納粹政權的豐功偉績在當時看來似乎是舉世矚目的，但是，當人們隨著曆史的長河回首往事時，這看起來則更像是一種權宜之計，並最終遭遇了慘敗。在工業化國家中，第三帝國最早走出了大蕭條，並在這之後取得了偉大勝利，然而，這些勝利的背後是一係列罔顧後果的臨時性經濟政策，這些政策隻能在短時間內勉強奏效。產生這一問題的根本原因是希特勒奉行的擴張主義所產生的巨大需求和納粹德國有限的資源基礎之間的持續差距。事實證明，這一鴻溝是可以在短期被彌補的，並足以支撐德國取得1939年至1941年戰爭的壓倒性勝利；但隨著全麵戰爭在多條戰線上的爆發，納粹德國所能提供的資源就更為捉襟見肘。從1942年開始，帝國的物質匱乏導致了不可逆轉的慘敗。
阿道夫·希特勒早就預見到了這一問題。事實上，他的主要政治目標是通過獲得“生存空間”來解決這一問題，在他看來，“生存空間”是在20世紀獲得大國地位的前提條件。他相信，隻有征服一個經濟上能自給自足的鄰近大國，德國才能在世界舞台上取得成功，並能與其他國家相抗衡。然而，與其他潛在對手相比，德國在人口和資源方麵存在局限性，因此，希特勒知道他的帝國計劃必須秘密地執行。在希特勒20世紀20年代公開和未公開發表的著作中，他預見到可以通過一種連續且分而治之的策略，來實現他的領土擴張目標。這種策略模仿了大約60年前俾斯麥的做法，後者通過連續戰勝丹麥、奧地利和法國，最終實現了德國統一。希特勒策劃了一個曲折的侵略過程，這一過程首先是與意大利共同對付法國在東歐的盟友，然後是打敗法國，再然後就是在英國的支持或默許下，對抗蘇聯。共產主義國家失敗後，德國就可以吞並烏克蘭的糧食和煤炭生產地區以及高加索地區的油田。由此就奠定了各大洲對抗美國的最終戰爭勝利的基礎，美國被希特勒認為是世界上存在著危險的猶太人權利的最後堡壘。
因此，納粹經濟政策的目標是在短期內抵消德國經濟疲軟所帶來的影響，而土地掠奪則可以最終消除經濟疲軟。或者，正如希特勒在1927年時寫到的那樣，經濟的任務是“確保民族的內在力量，從而使其在外交政策領域站穩腳跟”。盡管外交活動將在這一主張中發揮作用，但是納粹元首卻總是認為擴張歸根結底是軍事實力問題，而經濟僅僅是形成軍事實力的一種手段。1933年2月9日，希特勒在擔任德意誌帝國總理僅十天之後，就闡述了這一係列想法的主要實踐含義。他告訴內閣委員會：“今後，如果德國國防軍的要求與其他目的的要求發生衝突，德國國防軍的利益在任何情況下均須優先獲得保證。”
因此，軍事考慮的主導地位是貫穿納粹經濟史的紅線，然而，這種主導地位最終卻是一種自掘墳墓的行為。它確實在從大蕭條中複蘇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納粹統治的第一階段，即1933年1月到1936年8月，它確實保證了希特勒對權力的掌控。但是，在第二階段，即1936年9月到1939年9月，當納粹政權為侵略構築經濟基礎時，兩者之間不斷升級的要求相互衝突，並引發了其他國家的反對，這使得希特勒改變了原定的曲折路線，而德國為了占領波蘭，隻能同時與英國和法國交戰。在第三階段，即從1939年9月到1942年底取得勝利的**階段，經濟過度擴張的特征依然非常明顯。在這一時期，蘇聯和美國加入到了德國的敵對陣營，他們在歐洲東部迅速取得了勝利。為了扭轉帝國與其對手之間的權力不平衡局麵，德國隻能孤注一擲。最後，即1942年底到1945年5月戰爭結束的生存鬥爭中，德國雖然大勢已去，但仍大舉掠奪其已經占領的歐洲地區，希圖盡力避免失敗，但最終仍然趕不上帝國的對手們勢不可當的生產能力。
複蘇
阿道夫·希特勒上台時，德國已陷入經濟困境。自1928年以來，工業產值已經下降了三分之一。有超過600萬人登記失業。而且，這個國家要實現最終好轉似乎是不可能的。外幣貶值削弱了德國的出口能力，到1933年夏天，德國的黃金和外匯儲備僅能維持一個月最低水平的進口。即使需求和信心得以恢複，德國仍無力購買必要的原材料，這就可能會扼殺經濟複蘇。然而，到1936年夏天，這種情況卻得到了明顯改善。德國恢複了充分就業，工業產出超過了大蕭條前的最高水平，國內生產總值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均超過了1929年的水平。盡管實際工資和人民生活水平都還未完全恢複，但在大多數德國人看來，經濟安全感的恢複足以抵消這些問題。
那麽，納粹德國是如何迅速實現如此驚人的經濟成功的呢？部分原因是希特勒的偶然上台。大蕭條使工業固定成本和要素成本再次降至有利於盈利的水平，並且，早在1932年末，就業率和股市就已經開始回升。而且，魏瑪共和國的最後兩任內閣也同意了撥付大約10億帝國馬克用於創造就業機會計劃，該計劃於1933年開始實施。這些有助於推動建築業和汽車業的複蘇，這一向好態勢在1934年擴大到了消費部門。希特勒的前任們未完成的道路建設項目也推動了形勢的好轉，盡管這些項目仍然需要時間來逐漸恢複，且其實際情況有時候也還達不到對外宣傳時所說的那麽好。直到1934年年中，在那些被吹上了天的高速公路上，也才隻有34 000人在工作。
相比較於時機的重要性來說，納粹政權的成功還是更多地依靠由希特勒的主要經濟代理人執行的政策組合。這些經濟代理人包括帝國銀行總裁，也就是後來的經濟部長賈馬爾·沙赫特(Hjalmar Schacht)和威廉·開普勒(Wilhelm Keppler)。開普勒是一名納粹退伍軍人，他於1934年擔任原材料製造專員。這一政策組合有兩個主要的相輔相成的特征：政府對市場和企業決策的廣泛幹預以及劇增的軍費開支。
幹預的主要原因是德國不正常的貿易平衡。它迫使納粹政權致力於削減非必需品的進口，實行必需品配給製，鼓勵出口，並且多向那些能買到帝國最需要的商品的國家出口，開發和購買國貨或買外國商品的替代品(例如，用合成纖維替代棉花和羊毛，用煤製汽油替代原油，用從煤中提煉的肥皂和油脂替代動物或石油基油脂)。這些努力引發了一場經濟結構調整，並在整個第三帝國期間一直呈螺旋形上升態勢。每當國家努力控製投入和產出中所出現的瓶頸和壓力時，它就會產生雙倍的力量，各種資源都會被導向到納粹國家想要的方向上去。
在這一過程中，納粹政權在運用胡蘿卜加大棒的政策方麵更趨熟練，因此他們可以利用激勵和禁令操縱企業為其目的服務。由於進口替代品的生產成本太高而無法參與國際市場競爭，因此，為了誘導企業進入或擴大進口替代品的生產，帝國通常承諾其購買產品的價格會高於生產成本，在10年內對工廠進行折舊，並支付5%的年投資回報。這種做法的原型是1933年12月，帝國與大型化工集團法本公司之間著名的汽油合同，政府由此降低了德國對進口石油的依賴程度。當商業誘因不足以引導企業高管們按照政權的要求生產時，納粹政權便毫不猶豫地運用強製手段。納粹政權可能會用直接征兵的形式，如1935年經濟部命令魯爾地區的褐煤製造商購買布朗煤製汽油公司(Braunkohle Benzin AG，簡稱BRABAG)的股份，從而用褐煤製造汽車燃料。
相反，當納粹政權想限製不具有重要軍事意義的領域的生產時，經濟部就會禁止投資購置新機器或扣留許可證，從而禁止其獲得更多定量供應的建築材料。最後，為了補充進口替代品，帝國開始了一項出口促進計劃，通過對企業的國內銷售額進行征稅來建立一項基金，從而對企業在國際市場上以低於國內的價格銷售產品的利潤差額進行部分補償。通過此類手段，到20世紀30年代中期，德國已經可以在更大程度上保障其從國外獲得其最低需要，它也有能力將開支投入到希特勒的最高優先事項：重整德國軍備。
早在1933年6月，納粹政權就計劃在此後的8年內將350億帝國馬克用於軍備，也就是每年44億馬克或預計年度國內生產總值的5%～10%。到12月，德國空軍設想，到1937年要有2000架前線飛機和30萬人的軍隊。為了實現這些目標，軍費開支從1933年時分別占國民總收入的1.6%和德國政府總支出的4%增長至1934年時的6.3%和18%。到1936年，這兩項比例已高達13.7%和39%。帝國購買的軍事裝備和相關物品從1933年占國民產出的1%增長至1936年的11%。因此，1934年，軍備預算占國內生產總值增值的47%，並在1935年達到了大約42%。盡管私人投資逐漸增加，但這些巨額支出大大降低了創造平民就業或其他形式的經濟刺激的支出，加之士兵人數的增加，在納粹統治的頭三年，失業率也因此而大幅度下降。
這樣大規模的支出引發了融資問題，為解決這一問題，沙赫特創造了一種平行貨幣，這種貨幣是由一家名義上的私人公司——冶金研究公司(Metallurgical Research Corporation)發行的可轉讓票據，所以該票據名為梅福券(Mefo-Bills)。梅福券可以像錢一樣用於支付，也可以在帝國銀行兌現，但卻沒有同時出現在當時的國家預算裏。沙赫特還開始限製企業進入股票交易所等公共資本市場，從而將投資需求引向國債，又同時限製企業的股息支付，從而促使企業建立大量的現金儲備，以便為服務於帝國經濟優先事項的建設項目提供資金。
到1936年，學界對總體結果的評價是這樣的：一位足智多謀的學者說是“不平衡的”，另一位學者說這是一次“嚴重變形”的經濟複蘇。雖然受到政府支出的推動，但納粹的經濟複蘇並不是凱恩斯主義，因為凱恩斯主義是把錢放進消費者的口袋裏，然後消費者把錢花了，並釋放出乘數效應，從而推動整個經濟增長。相反，德國的複蘇采取了國家推動的方式，將國家財富投入到武器生產和對軍事發展至關重要的基礎設施建設中。從1934年年中開始，政府開始限製平民消費——禁止擴大生產用天然纖維製作的服裝，食品的買賣完全由國家控製——並將資源用於化學製品和機械的產出。
雖然家庭收入增加了，但這是因為更多的人有了更多的工作，而不是因為實際工資的明顯增加。盡管如此，人們對麵包、糖、魚甚至肉類等主要食品的攝入量增加，還是足以讓大多數德國人相信他們的生活正在變得比大蕭條之前更加寬裕。
為了加深民眾的這種感受，在德國勞工陣線(German Labour Front，DAF，這一機構取代並吞並了工會)支持下，政府向德國人展示了“人民共同體”的好處。其中包括通過“力量來自歡樂”計劃(Kraft durch Freuide， KdF)進行的廉價度假活動——其中大多數是短期的國內度假，還有乘坐威廉·古斯特洛夫號(Wilhelm Gustloff)等新遠洋客輪去往挪威峽灣或者馬德拉島的航行。1934年，大約有200萬德國人通過這一計劃享受到了假期，並在第二年達到了300萬人。組織者強調人們平等地享受旅遊，例如，確保船隻隻提供同一類客艙，並通過抽簽分配船艙。
政府還讓人們有機會為“人民的汽車”(大眾汽車，最初名為KdFWagen)存錢，汽車價格是“每個德國人”都能負擔得起的，“不分階級、職業或財產”，並讓人們有機會購買其他如今被視為奢侈品的物件的平價款，如“國民收音機”(Volksempf?nger)。
納粹複興的另一個方麵有著明顯的特點：帝國成功地控製和刺激了德國資本主義。1936年，納粹黨報《人民觀察家報》的經濟編輯吹噓說：“事實上，資本主義認為自己仍未被觸及的地方已經被政治所利用……國家社會主義經濟政策與技術時代相對應。它讓資本主義像馬達一樣運轉，使用它的動能，但改變了擋位。”他好像還補充道，“並改變了方向。”買家壟斷正在形成，而德國就是這一經濟體中的主要買家，正在獲得不成比例的市場影響力。在沒有直接幹預私有財產權的情況下，納粹政權不僅罷免了少數頑固的企業高管，還獲得了讓國內大多數經濟和商業發展服從政治意願的權力。德意誌銀行、德累斯頓銀行和德國商業銀行等大型股份製銀行的重要性反而降低了。企業高管的自由裁量權，以及企業追求與納粹政權的期望所不同的商業戰略的能力也相應遭到了削弱。
自給自足
1936年夏末，在第三帝國剛剛成功地對萊茵蘭地區進行了重整軍備之後，德國最高司令部起草了其有史以來第一個大規模進攻計劃。同時，希特勒也決心使德國經濟與軍事保持同步發展。他為負責軍事和經濟動員的兩個副手，沃納·布隆伯格和赫爾曼·戈林，準備了一個秘密備忘錄，並指示，在四年內，德國軍隊要能夠“運作”，德國經濟要“有作戰能力”。不到兩周後，納粹領袖在紐倫堡黨的代表大會上宣布啟動“四年計劃”，降低對國外原材料的需求。從表麵上來看，這是為了實現德意誌帝國的經濟安全，但實際是為了按時實現他給布隆伯格和戈林製定的目標。
這一目標的實現似乎耗資巨大，並且還在不斷膨脹。20世紀30年代末，軍備和自給自足(經濟自給自足)項下的投資占德國國民生產總值增長量的67%。到1937年底，“四年計劃”計劃投資100億帝國馬克，主要用於用煤炭生產燃料和橡膠，開采國內鐵礦石和用纖維素製造紡織品，從而將全國的年度進口額降至一半。一年後，空軍的規劃者希望德國的飛機數量能夠增加到現在的5倍，同時，海軍軍力也能有所增強。並且，希特勒還批準了建造一支龐大的水麵艦隊的Z計劃。軍隊仍然在增加細分部門，並沿德法前線修建西部防禦工事。隨著工業投資占消費品的比重在1938年下降到17%(1933年占比41%)，從製造消費品中賺取的工業工資比重也下降到隻有25%，德國畸形的經濟生活形態變得更加明顯。在1929年到1939年的10年間，實際國民生產淨值增長了48%，但人均消費僅增長了4%，軍事采購吞噬了德國國內生產總值的20%，這個水平對於處在和平時期的國家來說是前所未有的。
沙赫特對這些企業的承受力，以及由此導致的畸形所持的保留態度使他失去了希特勒的支持，而沙赫特對經濟政策的影響力越來越多地轉移到了赫爾曼·戈林的身上，戈林成為“四年計劃”的負責人。即便如此，許多德國工業領袖仍對那些能夠經受正常的商業可行性考驗的項目進行投資的行為表示懷疑；同時，他們還擔心，瘋狂擴張的資金需求會使他們的資產負債表不堪重負。戈林的言論和行動有效壓製了此類疑慮。1936年12月，他直截了當地告訴一群高管：“新工廠的債務是否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夠予以分期償還並不是什麽要緊的問題……我們已經處於動員和戰爭中，就差沒開槍而已。”1937年8月，由於德國鋼鐵製造商反對投資開采低級德國鐵礦石，戈林就威脅要以蓄意破壞經濟的罪名控告他們，從而予以壓製。他強迫他們幫助資助一家國有資本占主導地位的新公司來承擔這個項目，他還假裝謙虛地允許將該項目命名為“赫爾曼·戈林國家工廠”。沙赫特於1937年11月辭任經濟部長；戈林在1938年2月接任後，對經濟部進行了“大換血”，其高級官員都是政府經濟計劃的堅定支持者。第二年10月，他對煤炭和鋼鐵公司的一群主要高管進行恐嚇，以至於其中有一個人寫道：“如果國家認為我們的表現不盡如人意，那麽征用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商業，特別是采礦業，從未像今天這樣危險。”
事實證明，德國公司的累積儲備，再加上平常的政府激勵措施和補貼，足以維持1936年至1939年的工業繁榮。而國家通過征收每年增加5%的公司稅率，要求儲蓄機構將存款投入政府債券，並用抵免未來稅收的方式支付其他費用等途徑來資助這些補貼。同時，掠奪也幫助維持了帝國的預算。在1938至1939財政年度，政府通過強製“雅利安化”以及各種攤款和費用，加速剝奪德國猶太人的財產，從而使稅收和海關收入達到了國家政府財政收入的5%。然而，到1939年初，帝國的財政狀況變得越來越嚴峻：預計到1942年，每年的軍費開支將達到300億德國馬克，一開始每年相當於德國國民收入總額的30%；帝國的短期循環債務將在1942年的前8個月上升80%；同時，流通中的貨幣量達到1937年的兩倍，帶來通脹壓力，而且還存在失控的危險。
此外，事實證明，要滿足包括很多需要進口的材料在內的建築材料需求的增長是很困難的，這就跟為眾多大型新工廠買單一樣困難。在此前三年，帝國在其眾多需求之間麵臨著艱難的權衡，並采取了越來越嚴格的配給和監管措施，但現在的規模比三年前要大得多了。帝國對鐵、鋼及其他金屬的分配采取了更加嚴格的控製措施，從而導致了大量訂單的積壓。在1938年年中，政府獲得了征召和分配勞動力的權力。曾經有一段時間，掠奪也在這方麵幫助了帝國：1938年3月，德國占領奧地利，從而使德國的外匯供應增加了一倍。一年後，德國對捷克黃金儲備的收購，減輕了德國進口商品費用支付的負擔，同時，捷克的軍備工業和武器儲備也提高了德國國防軍的實力。盡管如此，早在1939年，國外購買力的極度疲軟迫使帝國立即將資源投入到出口商品中，減少生產軍需品。這種僵局暴露了希特勒經濟學的矛盾性。為了征服世界，要防止封鎖，實現自給自足和大規模軍備，而“四年計劃”則使征服世界的必要性變得更加突出。
掌控著局勢的納粹領袖認為，等到1940年“四年計劃”完成再發動生存空間戰爭之時，將貽誤戰機，且損失慘重。在1937年末的一次會議上，他曾預測，1942年或1943年將是開戰的最佳時間——到那時，雖然那些更富競爭力的對手已經在努力趕超，但他重整軍備的運動將為他贏得最大優勢。現在他得出結論，他已經建立起了一台強大的軍事機器，國內已有足夠的能力來生產必要原材料的重要替代品，並將德國企業轉變為實現國家目標的工具。但他的國家正在運行的經濟能力也已經達到了外部極限。隻有提高經濟能力，他的帝國才能戰勝其潛在的敵人。鑒於這一認識，再加上斯大林在1939年8月公開的《互不侵犯條約》，以及一項以穀物和礦石交換機器的協議，希特勒對他的曲折計劃做出了修改。通過入侵波蘭，他認識到，雖然波蘭和法國是他的對手，但英國可能還是會支持他們。盡管如此，在再次轉向東方戰場之前，他仍然打算繼續玩弄他們。
征服
盡管在戰前幾年已經負擔了各種開支並做出了種種努力，而且希特勒分析認為，對於德國來說，1939年是相對有利的開戰時間，但第三帝國在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還是背負了眾多不利因素。帝國隻有一部分軍隊實現了機械化；英國和法國的機械化軍隊的數量更大，而且有時還會裝備性能更為優越的坦克和飛機；彈藥、石油和橡膠的儲備也僅夠維持幾個月的戰爭；而且，相對於它的敵對帝國而言，這個國家的人口和國民生產總值也要少得多。此外，德國早已進行了充分動員，似乎已經很難再從其經濟中獲得更多的軍事產出。勞動力方麵已無潛力可挖，因為在二戰期間，相比英國和美國來說，已經參加工作的德國女性的比例更高(1939年，在15～60歲的德國女性中，有超過一半的人就業，而且女性占德國勞動力的比例已經超過1/3)。當成千上萬的工人應征入伍的時候，在很大程度上，隻能通過將勞動力從次要產業轉移到重要產業才能實現軍事生產的發展，而多年來，德國也一直都是這樣做的。
1939年至1940年間納粹耀眼的軍事勝利掩蓋了這些問題。同時，隨著蘇聯糧食和礦產品的流入，這些問題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緩解。大量波蘭和法國戰俘變成了勞動力，其中以農業方麵居多。荷蘭、比利時和法國的數千噸燃料和其他原材料均落入德國人手中。1940年1月至7月期間，德國的武器產量翻了一番，事實證明，包括鎳、銅和鋼在內的金屬庫存對此做出了巨大貢獻。那年秋天，德國從波蘭吞並的領土上實現了大豐收。被占領的丹麥奶牛場成為後方黃油、牛奶和奶酪的主要來源。對西歐及後來的塞爾維亞和希臘征收的大量占用費不僅充實了帝國財政，而且國防軍還能用當地貨幣給駐紮在那裏的士兵發放軍餉。商店裏有許多國內短缺的商品，軍隊用這筆錢把它們買了下來，然後通過軍事哨所把這些商品送回國，這緩和了定量配給的負麵影響。
但是，德國的占領國和盟國也成了累贅，導致帝國的資源需要向太多方向分散。現在，雖然煤炭生產不景氣，但西歐以及德國的家庭依然需要供暖，那裏的工廠也依然需要供電。為了與芬蘭、意大利、克羅地亞、羅馬尼亞，特別是蘇聯保持貿易往來，必須繼續保持一定數量的出口產出——因為德國需要用機械和技術知識換取這些國家的商品，這其中有一部分對國防軍是至關重要的。軍隊需要更多的人員，但煤礦、軍火廠和農場也同樣如此。軍事行動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馬匹，但農業生產也同樣如此。同樣，化肥和炸藥也均須使用相同的化學物質來製作。
潛艇、大炮、飛機和坦克都要用到常見的金屬和機械部件。早在1940年，帝國領導人就認識到了在戰爭中一直困擾德國工業的核心問題。就算帝國通過向國內的工廠施加壓力，讓它們生產出更多的設備，但是，由於國家資源有限，包括彈藥、船舶、裝甲車、飛機在內的任何重要軍事工具的適當增產，通常都會導致其他一些工具的減產。這就導致了1940年至1941年間斷斷續續的軍事生產模式的出現，生產重點會根據不斷發展的戰略考慮迅速而突然地從一個重點轉移到另一個重點。
德國的經濟限製意味著，增加軍事生產需要采取更嚴格的糧食和商品配給措施，並進一步減少消費品供應。在二戰的頭兩年，人均實際消費和職工家庭口糧中的卡路裏含量均下降了近20%。為軍隊製造材料的工業勞動力所占比例從1939年的22%飆升至一年後的50%。與此同時，人們幾乎沒有什麽可買的東西，這樣就積累了大量的儲蓄存款——到戰爭中期，儲蓄總額達到400億帝國馬克——民眾的存款為政府提供了強製性貸款。
和1939年一樣，希特勒在1940年認識到了持續的經濟製約，這促使他試圖使用武力突破這些製約。甚至，希特勒於德國空軍在不列顛之戰中戰敗以前就已認為，他們應該奪取蘇聯的糧食和資源，而不是用錢去購買；而且，通過入侵蘇聯，可能還可以說服英國人達成和解。到12月，入侵計劃進展順利。軍事生產的重心從1940年的彈藥生產轉移到1941年的火炮、槍炮、飛機、車輛和潛艇生產，所有這些都是為了迅速取得東方戰場的勝利。納粹的首腦們雖然認為能夠迅速在東方戰場取得勝利，但是，由於美國可能會介入英國戰場，所以也不一定要結束這場戰爭，因而納粹策劃者們還是想擴大戰爭的規模。因此，從1941年開始，納粹對戰爭進行了更大規模的投入，這其中不僅包括武器和彈藥，而且還要用煤炭生產出燃料和橡膠，從而滿足帝國的需求。為了擴大燃料和橡膠生產，德國在盟軍轟炸機射程之外的上西裏西亞區(Upper Silesia)的莫諾維茨(Monowitz)、海德布萊克(Heydebreck)和布裏施漢摩爾(Blechhammer)建造了一個三角形的巨大軍事設施。這些設施的建築成本總計超過10億馬克。
在德國20至30歲的健康男性中，有85%的人身著製服。盡管如此，在戰爭的頭兩年裏，德國在軍事產出方麵還是取得了顯著的進步。飛機年產量從1939年的8295架上升到1941年的11 776架，潛艇年產量從15艘上升到196艘，坦克年產量從約1300輛上升到5200輛。盡管如此，英國的飛機和潛艇產量還是高於第三帝國，蘇聯的飛機、潛艇和坦克產量也同樣都超過了帝國。到1941年秋天，德國放慢了進軍蘇聯的腳步，正如亞當·圖茲(Adam Tooze)所說的那樣，那時“德國戰時經濟開始分崩離析”。煤炭短缺既削弱了西歐工廠對帝國的效用，也減緩了煉鋼用焦炭的生產，而焦炭在軍備生產中是必不可少的。限製燃料供應使軍事謀劃者得出結論，德國不能同時在海、陸、空進行有效的戰鬥。空軍和陸軍的裝備需求似乎是相互排斥的。包括德國空軍的恩斯特·烏戴特(Ernst Udet)在內的幾位消息靈通的官員一致認為這場戰爭是打不贏的，於是便自殺了。負責軍備生產的弗裏茨·托德同意他們的觀點，並在1941年末把這個情況告訴了希特勒，幾個月後，他死於一場空難。
掙紮求生
正如一位德國實業家後來所觀察到的那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帝國的武器製造商總是處於一種捉襟見肘的境地，“就好像他們不得不用很短的毯子蓋住自己：如果某一方用毯子把自己都蓋好了，那另一方肯定就蓋不住了”。1942年以後，由於大量使用強製勞動和奴役勞動，德國在生產方麵實現了巨大的飛躍：1944年的坦克產量是1941年時的4倍，飛機產量是1941年時的3.5倍。但是帝國的資源是十分緊張的，要實現產量的激增，隻能降低質量或對其他方麵進行減產。為了生產出更多的飛機，每月隻能集中生產一些標準型號的飛機，如海因克爾111(Heinkel 111)和梅塞施米特109(Messerschmitt 109)，同盟國在這方麵的生產能力已經遠超德國。彈藥產量連續幾個月的增加是以犧牲坦克的產量為代價的，裝甲產量的增加是以犧牲潛艇的產量為代價的，而火箭產量的增加也是以犧牲大炮的產量為代價的，如此不一而足。這場戰爭是絕望且注定失敗的，因為美國、英國和蘇聯的生產能力要強得多，他們在1941年至1943年間生產的飛機數量是德國的6倍，1944年的產量是德國的4倍，他們在當時幾乎已經完全占據了空中優勢；在坦克製造方麵，1941年至1944年間，美國、英國和蘇聯的產量是德國的3倍。即使考慮到美國和英國也在同日本作戰，同盟國依然占據著壓倒性的經濟優勢。而且，德國還在1943年後遭到了空襲，導致德國不得不將大量的大炮和彈藥從前線轉移到防空部隊。
正如弗裏茨·托德所極力主張的那樣，如果不能同時在兩條戰線結束戰爭，那麽，明智的做法是至少結束其中一條戰線上的戰爭。但德國沒有這樣做，這不僅是希特勒孤注一擲的種族衝突意識的產物，也是因為他相信德國仍然可以獲勝且人們對其深信不疑。更何況，另一個官員還在歐洲大陸上無情地攫取勞動力。托德的繼任者，阿爾伯特·斯佩爾是頑固的勝利信徒，他於1942年2月就任軍備部長，圖林根的納粹省長弗裏茨·薩克爾(Fritz Sauckel)是他的得力助手，於1942年3月就任勞工事務全權代表。這些人幾乎和希特勒一樣要為延長戰爭負責，他們不僅要對帝國所采取的越來越多的犯罪生產方式負責，更要對戰爭期間德國遭受的大量死亡和破壞負責。
在斯佩爾執掌軍備的頭15個月裏，德國的軍備生產增長驚人，平均每月增長5.5%。但是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隨著許多新的生產地點投入運行，措施和投資產生的成效其實是發生在他上任之前。但是，他建立了由一名資深的納粹分子和製造商漢斯·凱爾(Hans Kehrl)領導的新的中央計劃辦公室，收緊了德國經濟戰爭的總體方向。斯佩爾還主持創建了一個精心設計的團體和委員會係統，每個係統均由經驗豐富的實業家領導，分別負責協調工業投入和產出的流動。
隨著模型和定價的進一步標準化，這些舉措使得效率和生產力取得了小幅提高。但是，推動德國產出激增的真正力量其實是薩克爾大力開展殘酷無情的征召和抓捕，其將數百萬的外國勞工帶到德國，他們中被迫工作的人越來越多。1942年，生產坦克的工人總數增加了60%，機車製造業的工人總數增加了90%。大多數新手都是外國人，他們很快就占到了軍備工人的1/3，而在製造飛機的工人中間占到了40%以上。到1944年，大約有800萬外國人在德國工作，他們構成了46%的農業勞動力，34%的礦工，30%的金屬工業工人，28%的化學工廠工人占比，其總人數占全部勞動力的26%以上。
這種外國勞動力其實是一種掠奪，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是被迫勞動的。1943年9月，意大利投降後，大約有60萬意大利士兵被德國人關押，然後被運往北方，這些士兵遭受了專門針對他們的鄙視和苛待。波蘭人不得不在衣服上佩戴標識性的“P’s”的標簽，而來自納粹占領的歐洲更東邊地區的工人則貼上了“Ost”的標簽；這兩批人(在1944年時有380萬人)的勞動任務最艱苦，但所獲得的食物最少，到手的工資也是最低的。這些勞工被嚴格限製與周圍的德國民眾接觸，如若發生性關係則可被處以死刑。西歐和北歐工人的情況就會好一點，但仍有很多人潛逃。在空襲期間，潛逃人數更是成倍增加。
1943年5月，同盟國加緊空襲，結束了德國軍備生產不斷上升的態勢，在接下來的9個月裏，德國的軍備生產基本都處於低潮期。與此同時，這一年夏天，德國在庫爾斯克戰役中被蘇聯擊敗，標誌著帝國明顯已經無力發動重大的進攻行動。麵對毫無懸念的戰敗結局，斯佩爾和薩克爾不僅加倍強迫勞工勞動，而且還加強了與海因裏希·希姆萊和黨衛軍的合作，把集中營的囚犯當作奴隸勞工——他們隻須每日向集中營支付租金，而根本不用向這些工人支付任何報酬。1941年，私營企業開始在奧斯維辛附近的法本工廠以及附近的布裏施漢摩爾和海德布萊克的建築部隊中使用猶太人和其他囚犯做勞工，並讓囚犯參與進行上西裏西亞區和德國在戰前吞並的波蘭部分的道路建設項目——該項目由菲利普霍爾茲曼建築公司承建，但這種做法在這之前是相對罕見的。在1943年之前，大部分的囚犯勞動都是在集中營中黨衛軍所屬的工廠裏，或由黨衛軍指導的基礎設施項目中，其中有一大部分是在東歐。但是，1942年11月，經過斯佩爾的勸說，希特勒已經授權在帝國內部的工廠使用集中營的勞動力。而在當時，這種做法與那個也許可以稱為第三帝國徹底失敗前最荒誕的經濟倡議一起被推翻了：戰鬥機工作組計劃(J?gerstabprogram， Fighter Staff Programme)，就是將國家大部分重要工廠，特別是為空軍生產的工廠掩埋或轉移到地下。其中包括納粹實現勝利夢想所日益依賴的製造“神奇武器”的裝置，特別是V-1和V-2火箭，這些裝置耗費了越來越多的稀缺資源。僅在V-2計劃中，帝國就投入了20億帝國馬克，其中大部分是為了建設一條穿越德國中部山脈的裝配線。成千上萬的集中營囚犯在那種極端惡劣的條件下進行勞作。最終，死於火箭製造的人數幾乎是被火箭炸死的人數的兩倍。
奴役勞動製度所造成的傷亡人數是極其可怕的，在戰爭的最後兩年更是如此。在法本公司的奧斯維辛集中營工廠，有2.5萬至3萬名囚犯在勞作過程中死亡。據記錄，1945年初，有70多萬名難民營囚犯為德國或私人企業工作，到第二年夏天，其中可能共有2/3的人已經死亡。此後，強迫勞工的死亡速度有所降低，但傷亡的原始人數還是很大的。至少有30萬蘇聯和波蘭文職人員在德國工作期間死亡，另外還有100萬蘇聯戰俘死亡。廣泛流傳的說法其實是一種誤解，與之相反，強製勞動或奴役勞動製度其實都不是受利潤所驅動。他們是在希特勒的種族唯我主義和德國勞動力供給的數學模型的共同作用下出現的，因為希特勒堅持認為隻需考慮德國人的福祉。隨著軍隊的需求削減至與德國勞動力的規模(和質量)相匹配時，帝國的勞動力缺口已高達數百萬。德國之所以使用強製性工人，並不是因為他們廉價，而是因為他們是可用的，而且一度似乎是可以不受限製地進行替換的。但事實往往並非如此，尤其是在進行建築作業時，因為他們往往生產率低下，他們的勞動產出還抵不過從黨衛軍那裏租賃、供養和看管他們的費用。但這一事實卻導致了一種反常的激勵，它促使雇主節省這些工人的供養和看護開支，隻要他們的人數還足夠就可以了。
薩克爾和斯佩爾的勞工製度集中體現了德國為了爭取大陸主導權所表現出的恣意妄為和冷酷無情，但這一切最終卻徒勞無功。誠然，使用外國勞動力確實有助於解決戰爭導致的德國農業減產問題。1939年至1944年間，德國的農業產出隻下降了15%，而從占領國運來的農產品數量還超過了這部分下降的產量。盡管如此，從1942年初開始，德國平民的日常飲食卻變得更糟了，隨著脂肪和動物蛋白供給的急劇下降，人們隻能用土豆和卷心菜來替代，而用來製作麵包的麵粉的質量也大幅下降。在煤炭和鋼鐵等關鍵投入供應有限的情況下，1941年後，西歐工人進入德國並在那裏開展集中生產——這實際上確實是出於經濟目的的考慮。但強迫勞動和奴役勞動計劃的效率確實低得驚人，且在政治上適得其反。這使得被占領國的人民與德國離心離德，進而加劇了1943年至1944年歐洲抵抗運動的蓬勃發展。很多人不得不躲藏起來，由此導致了被占領地區生產率的下降。而且，被他們蒙騙了的德國人以為還能贏得這場戰爭，這其中就包括阿爾伯特·斯佩爾。
表6-1.奴役勞動經濟學
事實上，德國的掠奪在其他各個方麵也都同樣是得不償失的，它們隻能產生短期的收益，而帝國相較於其敵人所存在的劣勢卻永遠也無法被彌補。而且，在權衡得失的過程中，這個國家其實已經在走下坡路了。對於被占領國對德國的貢獻有各種不同的估計，但最可靠的數據表明，歐洲被占領地區承擔了德國約35%的戰爭費用，並提供了其30%～35%的糧食供應。來自比利時的糧食供養著德國人，但卻使比利時礦工遭受饑餓，這激起了他們的憤怒，從而導致了德國所急需的煤炭產量的降低。在被占領的東歐，大規模征用糧食和家畜讓在那裏的德國士兵填飽了肚子，但這之後，糧食的產量卻降低了。在烏克蘭，保留集體農場確保了正常的生產秩序，卻因此而造成了民怨沸騰。收取驚人的占領費——1940年至1944年，德國在被占領國榨取的占領費數量驚人，比如，法國的占領費可能高達350億帝國馬克或其國民收入總額的30%，在比利時和荷蘭的占領費有210多億帝國馬克。這些都是以惡性通貨膨脹為代價的，在一些比較小的被占領國就更是如此——那裏的生產力遭到了破壞。當被占領國和盟國對德國進行“清算”時，德國有了1000億帝國馬克的巨額“債務”，這是帝國沒有支付的進口總值，相當於迅速剝離了歐洲的資源。
剩下那些從猶太人手中掠來的黃金中有一大部分都在戰爭期間用在了德國的工業生產中，而大部分銀器也用來製造硝酸銀——硝酸銀是空軍偵察拍攝不可或缺的部分。猶太勞工的流失並未給德國的戰爭努力帶來明顯損害，納粹政權最有價值的猶太奴隸勞工一直在波蘭勞作。1944年初，在蘇聯人到來之前，拉多姆周圍的猶太奴隸勞工生產出了三分之一的德國步兵彈藥。但大屠殺以另一種方式嚴重削弱了帝國：由於德國一直奉行著凶殘的占領政策，因此同盟國下定決心隻接受無條件投降。
德國通過隱藏、分散或以其他方式偽裝了許多生產基地，1944年上半年，德國的武器生產實現了最後一次激增，之後，同盟國利用空中力量破壞了德國的燃料供應，切斷了其運輸和電力連接，從而成功地扼殺了德國的工業。1945年初，隨著美國、英國和蘇聯軍隊包圍德國，德國工業產量陷入停滯，而主要由奴隸勞動力製造的第一架噴氣式飛機Me262實際上也無法起飛——它原本被認為是一種能夠發揮與眾不同作用的“神奇武器”的完整版本。
德國在二戰期間的全麵動員非常廣泛。1943年，戰爭生產占了名義國民生產總值的70%。在所有與德國交戰的國家中，能和納粹德國一樣的隻有蘇聯，它成功地將很大一部分國民收入全部服務於戰爭。第三帝國在這一過程中創造的工業基礎設施的數量十分巨大，因此，盡管同盟國的空中力量對其造成了巨大的破壞，但1945年該地區尚存的實際資本比1939年時仍要高出五分之一——幾年後，這一地區成為聯邦德國。許多大公司也同樣擁有較多設備，並具備較強的製造能力。正如一些學者所說的那樣，如果說如此巨大的擴張為戰後聯邦德國經濟的複蘇奠定了基礎，那麽它也是以同樣巨大的生命和財富犧牲作為代價，隻為服務於一個不可能實現的德意誌大陸帝國的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