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戰爭與帝國
迪特爾·波爾(Dieter Pohl)
毫無疑問，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統治的領土是一個帝國。到1942年底，它擴張到覆蓋14個完全或部分被占領的歐洲國家和另外5個作為盟國而依賴德國的國家。德國占領下的人口不少於2億。帝國的建立是“第三帝國”曆史的核心。它是一種獲得世界大國戰略地位的手段，是一種利用歐洲來促進德國戰爭經濟的手段，是一種在人口結構上對歐洲大陸進行重新配置的手段，或者用國家社會主義的術語來說，是一種種族路線的手段。加上日本和意大利的戰時帝國，及維希法國和比利時的殖民地——盡管這些隻是間接的一部分，德意誌帝國將最終決定世界的命運。
戰爭
所有這些狂妄擴張的計劃和政治策略的根源是德國對1918年失敗的反應。德國保守派精英的代表們首先在全力修改《凡爾賽條約》，並在一定程度上爭取中歐霸權。而巴伐利亞州的政治家阿道夫·希特勒自1925年以來，一直提議在蘇聯取得生存空間。“生存空間”的概念並沒有精確的定義，也沒有把德國人可以定居的範圍表示為一個可以開發的地區。
1933年2月3日，就在希特勒掌權幾天後，希特勒在軍事領導人的一次秘密會議上宣布，他打算立即進行一場“掠地”戰爭。於是，他開始重整軍備。新政權可以建立在魏瑪共和國政府所做工作的基礎上，因為他們已經製訂了全麵重新武裝的秘密計劃。1933年後，軍事擴張迅速越過了《凡爾賽條約》規定的限製。公眾首次意識到這一點是從1935年開始服兵役。1936年起，重整軍備迅猛加速。到1939年戰爭爆發時，多達450萬新兵源擴充到新的軍隊，2600輛坦克和3600架戰鬥機準備就緒。
在1937年秋季的一次秘密會議上，希特勒確立了他的戰爭戰略：首先，捷克斯洛伐克將受到攻擊，借口是保護那裏的德國少數民族。這將導致與捷克斯洛伐克的盟友——法國的戰爭。然而，事實上，意大利領導人墨索裏尼和西方多國為防止戰爭進行了幹預。在1938年9月的《慕尼黑協定》(Munich Agreement)中，他們迫使捷克斯洛伐克將蘇台德地區割讓給德國。希特勒預想的戰爭權被剝奪了。即便如此，1938年3月吞並奧地利和1939年3月事實上吞並捷克領土，也等於大幅擴大了德國的經濟資源和軍備基礎。
希特勒現在把注意力轉向波蘭。他選擇了波蘭作為他在對蘇戰爭中的初級夥伴，波蘭也要把領土割讓給德意誌帝國。然而，波蘭政府試圖在與德國和蘇聯的關係中保持謹慎的平衡，不願意被敲詐，將信任寄托於西方的支持。因此，從1939年5月起，希特勒準備對波蘭開戰。1939年8月，《莫洛托夫-裏賓特洛普條約》消除了蘇聯作為戰爭敵人的危險之時，他發動了一場決定性的政變。作為回報，希特勒提出自己可以和斯大林一起瓜分中東歐。
1939年9月1日，斯洛伐克也加入了德國的入侵隊伍，波蘭軍隊對此幾乎毫無抵抗力。四個星期內，波蘭西部投降。1939年9月17日，斯大林也入侵了波蘭，波蘭被分成了兩個占領區。雖然對波蘭的軍事勝利使希特勒更接近他對蘇聯戰爭的最終目標，但他在這一過程中引發了一場世界大戰——因為1939年9月3日，法國和英國遵照與波蘭結盟的條款對德宣戰。英屬加拿大、澳大利亞和南非逐漸加入了對德國的戰爭，這樣一來，歐洲以外的國家從一開始就卷入了衝突。
希特勒長期以來一直希望與反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英國一起發動戰爭。然而，現在英國成了他的長期對手。盡管英國和法國都沒有在1939年奪取軍事主動權，但在1940年春，英國政府試圖在挪威登陸，以切斷瑞典對德國的鐵礦石供應。德國人先發製人，一場持久戰役後，毫無阻力地占領了丹麥和挪威。
入侵法國，很早就在計劃之中。該計劃被定在1939年底，但之後一再推遲。法國軍隊多年來一直是歐洲最強大的軍事力量，然而1940年5月/6月，卻以驚人的速度潰敗。法國軍事領導人沒有預料到，德國國防軍沒有南下，而是穿過比利時茂密的森林，向默茲河(River Meuse)前進，然後到達大西洋海岸。法國和英國軍隊駐紮在比利時和法國北部，因此被包圍。盡管如此，仍有相當一部分人成功地從敦刻爾克(Dunkirk)地區撤離到英國。德軍此時已占領了法國北部和大西洋沿岸。盡管如此，未能入侵不列顛群島，主要還是因為德國空軍無法取得製空權。
在法國戰敗前不久，墨索裏尼站在希特勒一邊加入戰爭，占領了尼斯(Nice)附近地區。也正是在1940這一年，墨索裏尼將戰爭擴展到東南歐和非洲，以實現其將東地中海納入意大利控製之下的擴張計劃。1939年3月，在戰爭爆發之前，意大利已經占領了阿爾巴尼亞。1940年9月和10月，墨索裏尼下令襲擊希臘、埃及以及英國和法國殖民地非洲之角。然而，意大利軍隊失敗了，這促使希特勒在1941年2月派分遣隊前往利比亞，從而開創了一個新的戰爭舞台。與此同時，他做好準備入侵希臘。由於政變的結果，最初是德國聯盟的一員的南斯拉夫，似乎有撤離“軸心”的危險，於是希特勒下令同時入侵希臘和南斯拉夫。兩個國家都在幾周內投降了。在這場戰爭中，德國領導人不僅有意尋求墨索裏尼的協助，同時也有意避開英國在東南歐的任何影響。
入侵蘇聯的計劃早在1940年6月就開始了。1940年11月/12月，希特勒決定在1941年春發動這場戰爭。這場戰爭實際上是希特勒野心的核心。這是由他的“生存空間”概念所推動的，是一個戰略上的農業項目，是他為德國掠取給養並確立其統治計劃的核心。希特勒同大部分德國精英一樣有著狂熱的反布爾什維克主義信仰。1940/1941年之交的情勢之下，德國對英國的戰爭陷於停滯，希特勒希望消除蘇聯作為英國潛在盟友的地位——這是一個決定性因素。盡管國防軍高級司令部認為對蘇聯發動戰爭是危險的，但最終沒有人對1939年底/1940年初提出的進攻準備工作提出批評。
事實上，有一種強烈的信念，認為德國人有正確的戰略來征服這個龐大的國家。對蘇戰爭是唯一一次有計劃的“閃電戰”：快速坦克部隊深入蘇聯領土，包圍莫斯科以西的大部分紅軍；然後跟隨其後的步兵將消滅困在“口袋”裏的部隊。樂觀的德國評估認為，蘇聯將在8至12周後被擊潰。德軍可以轉而打擊英國海空力量，最終對美國的空戰需要的也僅僅是差不多同樣短的時間。
滅絕戰爭同樣是德國戰略的一部分：德國領導層相信，如果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基礎被摧毀，蘇聯會更快地崩潰。根據德國領導層的信念，這一基礎不僅包括國家工作人員，而且還包括大量的猶太少數民族。因此，甚至在入侵之前，國際法對平民和戰俘的保護就被取消，德國對軍隊、黨衛軍和警察部隊發出了廣泛的屠殺命令。此外，德國的策劃者還製訂了大量計劃，它將使民眾挨餓。軍隊完全依靠蘇聯的農業自給自足，其他農產品將被運往帝國。策劃者預見到將發生大規模饑荒，會主要發生在城鎮和蘇聯少數民族地區。3000萬居民將被餓死或被迫逃離。
1941年6月22日，德軍與芬蘭和羅馬尼亞軍隊一道，對蘇聯發動了史上最大的戰爭。在幾周內，他們征服了波羅的海的廣闊地區、白俄羅斯和烏克蘭。但早在1941年7月中旬的斯摩棱斯克(Smolensk)戰役中，德國的推進停滯了幾個星期，因此閃電戰的計劃已經基本過時。盡管到了10月，軍隊占領了列寧格勒地區和幾乎整個烏克蘭，但1941年10月和11月兩次對莫斯科的進攻卻失敗了。蘇聯在1941年12月發動了反攻，德國的進攻計劃最終失敗，戰爭的結束遙遙無期。事實上，希特勒現在孤注一擲了，隨後在1941年12月日本襲擊珍珠港的美國海軍之後，向美國宣戰。
1942年6月，德軍的第二次進攻開始於蘇聯南部，延伸至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地區。然而，德軍這次進攻的中心目標——占領高加索地區正在開采的油田和煉油廠，卻無法實現。軍隊甚至不能完全占領斯大林格勒市。然而在1942年11月，蘇聯軍隊包圍了德國及其盟國軍隊，到1943年1月底，德國遭遇第一次慘敗，希特勒被迫從北高加索撤軍。1943年6月，他試圖在庫爾斯克(Caucasus)地區發動新的進攻，卻以失敗告終。漸漸地，紅軍開始從德國的占領下解放蘇維埃領土——首先是於1943年秋解放了烏克蘭。
在斯大林格勒戰役中，德意軍隊在埃及靠近阿拉曼村(Alamein)附近遭遇失敗，被迫向西撤退。1942年11月，美國軍隊也介入歐非戰爭，並在摩洛哥登陸。到1943年5月，西方盟軍終於在突尼斯戰勝北非的德意軍隊，從而在1943年7月將戰事從非洲轉移到西西裏。結果，意大利法西斯政府在當月廢黜了墨索裏尼，於是德軍於1943年9月占領意大利本土，意大利軍隊投降。盟軍也在此時越過大陸，盡管他們的進攻在意大利南部陷入困境。
盟軍經過長時間的準備，於1944年6月在法國北部登陸，開辟了第三條戰線。德國領導層早就預料到這一事態發展，並將其視為決定性的戰役。雖然盟軍也於1944年8月登陸蔚藍海岸，相對較快地解放了法國和比利時，但到1944年底，進攻已不再有新的突破。
然而，德軍最大的失敗是在東部。1944年6月，蘇聯紅軍也在東部發動大規模進攻，粉碎了德軍的整個“中心”集團，為挺進華沙掃清障礙。德軍在1944年3月進軍匈牙利，現在又進入斯洛伐克，以阻止紅軍。蘇聯軍隊毫無阻力地橫掃了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因為他們現有的政府被推翻，繼任者對德國宣戰。繼紅軍在1944年10月第一次踏上德國土地後，到1945年1月，紅軍占領了奧得河(Oder)和內塞河(Neisse)以東的全部德國占據領土。西方盟軍對第三帝國領土的最後進攻，也是傷亡最慘重的一次進攻，直到1945年2月/3月才開始。直到此時，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荷蘭北部和意大利北部才擺脫德國的統治。1945年5月7日，德國陸軍高級司令部在萊姆斯(Rheims)簽署了投降書，協議第二天生效。5月9日午夜後不久，在柏林，在有紅軍出席的情況下，同一儀式再次舉行。
德國的戰爭首先是一場在歐洲取得霸權的戰爭，其次是一場波及北非“側翼”和大西洋海軍的戰爭，一場由美國向英國輸送補給引起的鬥爭。然而，德國戰略的基礎是統治世界的野心。通過與其盟友日本的合作，德國的目標是統治歐亞大陸，在希特勒看來，歐亞大陸是地緣戰略世界的重心和中心地帶。此外，意大利帝國和維希法國的殖民地是為了確保在非洲的霸權。希特勒從未停止過夢想，有一天，一個親德政府將在英國上台，與德國講和。這一權力基礎將確保“軸心國”最強的和最後的對手——美國，可以與歐亞大陸保持一定距離。
然而，這場戰爭遠遠超出了德國的經濟和人力資源能力。因此，德國領導層不得不依賴兩個核心行動領域：一方麵削弱國際體係，巧妙地以謀略製勝他國；另一方麵是廣泛的經濟發展和人力政策，這些政策的奉行越來越以犧牲被占國家為代價。從1935年起，希特勒係統地摧毀了在凡爾賽建立的戰後定居點。西方大國幾乎沒有反對他，也沒有反對德國吞並奧地利和占領捷克領土。1939年的《德蘇反侵略條約》對希特勒來說是一次決定性的、令人震驚的政變，它把中東歐完全送交給獨裁者們。除了波蘭之外，羅馬尼亞首先發現自己身處火線之中，其石油供應對德國戰爭至關重要。這個國家當時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德國。
然而，就結盟而論，希特勒的政策並不那麽成功。一方麵墨索裏尼高估了他的國家所能做的，並且遭遇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敗。另一方麵，與日本的聯盟幾乎沒有帶來實質性合作。雙方都有太多的懷疑；日本政府得到了《莫洛托夫-裏賓特洛普條約》的警報，但隨後德國對蘇聯的進攻卻沒有預先警告。希特勒於1941年12月對美國宣戰的目的是把美國的資源分成兩個陣營，一個日本的，一個德國的。盡管德國在東歐的其他盟國，除了保加利亞，都參加了對蘇聯的戰爭，但從1943年開始，他們一個接一個地開始脫離“軸心”。因此，聯盟政治失敗了。
隻有係統地開發國外資源，才能發動和維持戰爭。甚至1938年對奧地利的吞並也與“回歸帝國故裏”的民族主義情緒無關，而更多的是與奧地利的財源、原材料和勞動力儲備有關。1939年3月進軍波希米亞(Bohemia)的主要動機是覬覦它的軍備工業。東歐被占領土的首要作用是提供糧食和煤炭，他們主要來自西裏西亞煤田和烏克蘭多涅茨盆地(Ukrainian Donets Basin)。然而，逐步適應西歐工業以滿足德國軍備需求在經濟上更有價值。德國從被占領土獲取的約70%的產品來自西歐。掠奪東歐獲得的最重要的戰利品是強製勞動力，該點自1942年起便表現得尤為突出。
盡管到1944年夏天，德國占領的領土不斷縮小，但他們的軍備產品的開發和生產卻在提高，尤其是通過對大約70萬名集中營俘虜的殘酷剝削。到了1944年中，當德國經濟失去了羅馬尼亞石油和西歐工業，化學工業越來越成為盟軍轟炸的目標時，德國的資源終於耗盡。
所有這些都說明了為什麽盡管國家社會主義德國資源有限，卻能夠在歐洲大陸行使近5年的完全霸權。從結構的角度來看，1942年經濟優勢的杠杆已經傾向於支持盟國。盡管失去了西部工業區，但早在1942年，蘇聯經濟就能夠創造巨大的軍備產出，同年底，美國的軍備生產也達到頂峰。
即便如此，起決定性作用的不光是相對的經濟實力，還有政治及戰爭的進程。由於西方盟國在1939年至1940年的戰爭中隻進行了非常有限的幹預，所以希特勒在1941年春之前能夠征服一個又一個國家。1941年至1942年兩條戰線上的戰爭之所以能夠成功，也是蘇聯領導人嚴重的軍事失誤所致——最後一次是1942年5月的哈爾科夫戰役(Battle of Kharkov)。直到1942年秋天，經過三年的戰爭，形勢才開始扭轉。德國的軍事領導人失去了主動權，美國的經濟實力加上蘇聯的軍事儲備，贏得勝利隻是時間問題。此外，德國海軍在北大西洋戰敗，主要原因是盟軍軍事情報部門能夠解碼德國的無線電情報。不可否認，從斯大林格勒到戰爭結束，盟軍又花了兩年半的時間才擊敗希特勒，並耗盡了德國巨大的人力和財力。
希特勒在歐洲的戰爭造成3500萬至4000萬人喪生，另有2000萬至3000萬人死於亞太地正的衝突。到目前為止，蘇聯和波蘭的受害人數還沒有確切的統計數字。1400萬至1800萬士兵死於歐洲和北非戰場(取決於蘇聯損失的數字)；1100萬至1200萬人死於德國罪行，其中至少250萬人是紅軍戰俘。在大屠殺的受害者中，大約有60萬是德意誌帝國的公民，因此，大屠殺受難者絕大多數來自被占領土。
隻有更仔細地審視德國戰時帝國的結構，才能解釋這令人震驚的破壞規模。因為這一領域不同於傳統帝國，其目的不在於整合各種民族團體，而更多地在於“種族重組”和激進開發剝削。該帝國的存在與不斷的戰爭相連，政治穩定從未實現。希特勒既不希望在他所征服的國家實現和平，也不希望與其達成任何解決方案。
德意誌帝國
希特勒締造了自拿破侖時代以來歐洲最大的大陸帝國，卻從未實施過詳細的計劃。很明顯，從早期開始，他就想要吞並奧地利，征服捷克斯洛伐克和法國，最終在蘇聯建立一個激進政權。然而，德國勢力範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實際發展，首先取決於戰爭進程(這在許多方麵出乎意料)以及戰後德國精英們的政治態度。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製訂了在歐洲建立霸權的計劃，在很短的時間內，整個俄羅斯南部被占領。
在世界經濟危機時期，德國霸權的間接形式應在“更大的經濟空間”(Grobraumwirtschaft)背景下討論——例如著眼於東南歐。國際法專家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等正在研究“更大的德國地區”理論，在這一地區，美國等“外來”勢力是不被允許介入的。黨衛軍內宣傳擴大日耳曼帝國計劃，包括佛蘭德(Flanders)領土——一直延伸遠至挪威和波羅的海國家，與此同時，德國種族專家為重建中東歐種族秩序製訂了藍圖。德國不僅要將那些擁有德國少數民族的領土日耳曼化，還要將那些被認為已經受到德國文化影響的地區日耳曼化。納粹黨衛軍司令海因裏希·希姆萊，1939年起作為帝國委員負責鞏固德意誌，他越來越多地將這些計劃納入自己的政務當中。1941年底，這些設想在“東方總計劃”中達到了高峰——這是一個影響波蘭、波羅的海國家、蘇俄北部和烏克蘭大片地區的大規模重新安置項目。預計多達3100萬斯拉夫人將被重新安置，以便在更長期內為德國殖民創造空間。
這一占領計劃的框架不僅是出於脫離實際的理論方案，而且還源自普遍和廣泛的文化種族主義。這種種族主義並不是國家社會主義所特有的，而是回到了更早的論述。雖然大多數德國人認為西歐人頹廢但也高度文明，而斯拉夫人則被視為在文化上居於劣等。來自士兵和占領軍的信件充斥著資產階級的刻板印象，他們聲稱衛生和秩序“在東方”是缺失的。眾所周知的作為缺乏生產力的代名詞“波蘭商業(PolnischeWirtschaft)”在那裏很常見。在占領期間，有關土著人民低劣的殖民話語占主導地位。有時這些人被稱為次等人，盡管事實上這個名稱應該是為“猶太莫斯科人”保留的。盡管德國天主教徒覺得與波蘭的天主教文化有某種聯係，但對於蘇聯而言，卻沒有這種感覺。因為蘇聯的城市居民和年輕人首先被視為布爾什維克，而被稱為“大俄羅斯人”的俄羅斯人則被認為比較原始，當然也很溫順。一個隱含的種族等級建立起來：樹的頂端是愛沙尼亞人，德國人和愛沙尼亞婦女之間的婚姻是不被禁止的。在那下麵是庫爾蘭、利沃尼亞、拉特加利亞、立陶宛和烏克蘭的土著人，往下是白俄羅斯人，最下麵的是俄羅斯人。不過總的說來，一方麵德國的反奴役主義是靈活的，與斯洛伐克人或克羅地亞人結盟不成問題；另一方麵，在波蘭、波羅的海國家和蘇聯西部擁有大量猶太少數民族的領土上，踐行的個別城市和地區猶太化的意識形態學說，產生了特別可怕的後果。
對巴爾幹半島經典的刻板印象在占領當局中也很普遍，即眾所公認的，那裏的人有著狡詐又殘忍的傾向。塞爾維亞的形象仍然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口號的強烈影響。這些說法在德國和占領軍中很普遍，並作為基礎形成了一種共識，即在東歐的大部分地區，人口較為低劣，且在某種程度上是危險的。
關於國際法的特定論述也是這一進程的決定性因素之一，它取消了對剝削和使用暴力的最後限製。波蘭被征服後，被視為一個已解散的國家，在國際法上沒有地位，也無權得到更廣泛的國際社會的保護。這同樣適用於被占領的南斯拉夫。在被占領的蘇維埃領土上，國際法的權威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完全無效的。在這些領土上，德國占領者認為暴力是合法的手段，例如，這是對1939年8月/9月在波蘭對德國少數民族犯下的罪行的報複，及後來對遊擊隊活動的報複。在西歐和北歐，占領者更警惕國際法——例如在對待戰俘方麵，盡管這在用於猶太人時很快就被廢止了。紅軍中的猶太士兵都被殺害了，但被德國俘虜的波蘭軍隊中的猶太軍官，盡管人數不多，但卻得到了國際法的保護，在戰爭中幸存下來。
經濟剝削對占領政策的製定和實施具有重要意義。隨著戰爭的繼續，它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洗劫——無論是有組織的還是個人的，從一開始就成為每一場德國戰爭的特點。在對待民族的方式上，東西方也有著明顯的區別：在波蘭的大多數地區和被占領的蘇聯，支持工業的結構將被摧毀，因為這些國家的經濟活動將同南斯拉夫和希臘一樣，被削弱為帝國的農業腹地的經濟活動。隻有波希米亞仍然被認為是一個工業國家。
波蘭和蘇聯的工業基礎設施中有相當一部分確實遭到了破壞、蠶食或封存。隻有在波蘭西部，被指定用於日耳曼化進程的工業才得到了實質性的保護——盡管它們被完全征用。當戰爭與德國的期望相反，開始對他們不利時，他們改變了路線。甚至波蘭和被占領的蘇維埃領土現在也要利用他們的工業來支持德國軍隊。最後，甚至德國公司從1942年開始也將生產轉移到波蘭，以便脫離盟軍轟炸的範圍。
在被占領的歐洲西部和北部地區，工業生產基本上繼續進行，盡管越來越多地是為滿足德國軍備工業的需要。然而，猶太人擁有的企業被沒收。如果被占領國的製造商在德國入侵前一段時間沒有承諾他們的公司從事特定的產品和市場，他們就會發現自己或多或少要與德國經濟管理局合作。雷諾(Renault)在法國的工廠就是一個例子。在這種情況下，經濟方麵的考慮比民族身份方麵的考慮更為重要。被占領國的國民經濟麵臨著出口和原材料市場的喪失，消費品行業的崩潰和貨幣貶值。即便如此，影響也千差萬別。在東歐，它們有時是災難性的；而在荷蘭，它們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隨著時間的推移，雖然被占領國在經濟上對德國越來越重要——尤其在1942年以前，但促使德國統治歐洲的卻是種族意識形態，它也決定著政策走向。一開始，國家社會主義領導人和他們的規劃者致力於第三帝國的擴張，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德國臨境許多地區的日耳曼化。這些擴張主義思想並不局限於那些在1919/1920年和平條約中喪失的領土，而是超越這些之外。自1939年以來，這項政策的核心地區一直是波蘭西部，正包括從未歸屬德意誌帝國的洛茲市，然後是1940年阿爾薩斯-洛林(AlsaceLorraine)的加入，1941年4月起斯洛文尼亞北部也加入其中。日耳曼化包括三個要素：首先是對“不受歡迎”的那部分人口的驅逐和征用；然後是來自東歐其他地區的德國人的安置；最後是根據德國種族名(German Ethnic List)確定種族選擇。大規模的驅逐計劃被製訂出來(例如，波蘭西部大約300萬居民將被驅逐到波蘭中部)，並已經開始實施。他們經常因為執行不力而陷入困境，且多數情況下是因占領地的抗議而以失敗告終。阿爾薩斯和洛林的居民要被驅逐到維希(Vichy)地區，斯洛文尼亞人要被驅逐到大克羅地亞(Greater Croatia)。這些驅逐往往以失敗告終，取而代之的是在原領土內重新安置。在一些情況下，在被侵占領土以外的地區開始“日耳曼化”，並開始執行東部總計劃。因此，從1942年秋到1943年春，盧布林(Lublin)以南的紮莫斯(Zamo??)地區有11萬波蘭人被逐出或驅逐出境，相當一部分人被屠殺。原本是要他們為德國移居者騰出空間，而事實上，這些移居者隻有少量遷往該地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共有大約200萬人成為納粹重新安置項目的受害者。然而，由於斯大林在1939/1941年的擴張，那些被迫離開祖國的德國人的安置在很大程度上已被終結。
在吞並的領土內進行的基於德國人種篩選整個人口的過程，在各個區域產生了不同的影響。因此，在丹澤(格但斯克)-西普魯士，相當一部分波蘭人被認為適合日耳曼化。其結果是大批男性士兵被征召入伍。從整體上看，“日耳曼化”進程的範圍非常廣泛，盡管在各領土上以不同的方式進行。然而，對於驅逐和征用以及被吞並領土上的歧視行為的受害者來說，這是影響深遠的，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是致命的。
第二個有種族動機、無疑也是最激進的項目是在被占領土上迫害和屠殺猶太人。這是本書另一篇文章(第七章)的主題。我在這裏隻想指出，一方麵如果東歐部分地區沒有激進的占領政策，這種有係統的大規模屠殺就無法解釋。如果不普遍取消東歐人的權利，不對他們使用暴力，那麽“最終解決方案”是無法想象的；另一方麵，這起大規模屠殺導致大片被占領區的人們普遍遭受殘酷對待。事實上，這被視為一種警告：他們將遭受同樣的命運。對羅馬吉卜賽人的屠殺也是有係統地進行的。盡管他們不被認為是雅利安人的敵人，但他們在種族上被認為是低等的。最重要的是，地區行政當局和警察總部要求屠殺羅馬人，因為這些人被他們認為是“社會公害”。甚至從德國到一些被占領土，由激進的優生政策所產生的對精神病患者的屠殺也在持續發生。在波蘭和蘇聯的許多地方，黨衛軍和警察殺害精神病院的病人，以便征用他們的建築物。而在法國維希，衛生服務管理部門聽任該地區的大量精神病患者餓死。
從國家社會主義的角度來看，迫害和屠殺是適宜加強占領國安全的措施之一，作為反猶分子，他們認為猶太少數民族是一種威脅，是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溫床。當然，德國在被占領土上的“安全”概念遠不止反猶太主義。從德國的角度來看，不僅布爾什維克主義，而且任何增強少數民族認同的東西都可能被視為威脅，特別是在那些以自信著稱的國家，如波蘭、塞爾維亞和某種程度上的希臘。1939年，戰爭爆發後不久，德國秘密警察開始屠殺波蘭精英和反德組織的成員。受害者為知識界人士，如大學畢業生和牧師，還有1919/1920年在德波邊境製造衝突的激進分子。據波蘭方估計，1939/1940年，約有6萬波蘭人被槍殺，其他一些則被關進集中營。從1941年6月起，德國警察和軍隊一直在對蘇聯官員采取類似的激進措施，即使他們不是猶太人，他們中也有數萬人被槍殺。
然而，德國占領軍在1941年夏天以後才遇到了真正的抵抗。南斯拉夫軍隊的殘餘分子聯合起來並號稱切特尼克人(Chetniks)抵抗占領，不久，蘇聯和南斯拉夫的共產主義團體也跟著加入。占領者隨後威脅要對民眾采取激進的、致命的反製措施——一名德國士兵死於平民之手，作為報複，有100人將被射殺。德國警察和軍隊不願意從民眾中的多數群體中挑選受害者，而是首先以猶太人和烏克蘭的俄羅斯人為目標。1941年秋，這些屠殺達到了種族滅絕的程度；到1942年初，大約6萬人在蘇聯被槍殺，在塞爾維亞，這個數字大約為3萬。然而，這一暴力政策並不成功。從1942年夏天起，蘇聯的武裝抵抗有所加強，而在南斯拉夫，抵抗則轉移到克羅地亞和波斯尼亞。在被占領的蘇維埃領土上，黨衛軍、警察和軍隊在與遊擊隊的戰爭中發展了一個大規模的“帶狀行動”(Band Operations)體係，每一次行動都造成數千人死亡。民眾的總死亡人數接近50萬。從1942年底開始，隨著抵抗運動的發展，德國占領者也擴大了暴力的使用範圍。最初是在波蘭地區，然後是在斯洛文尼亞和希臘，到1943年秋，對被占領的意大利也使用了暴力。最後，從1944年中期開始，甚至在法國也發生了一些隔離大屠殺。這種暴力在1944年8月華沙暴動期間達到可怕的**。幾天裏，德國黨衛軍和警察部隊有計劃地試圖屠殺該市整個地區的居民，直到他們被控製住。盡管如此，仍有大約16萬居民死於暴動。在東南歐和西歐，這種使用極端暴力的做法在占領區的官僚階層中引起強烈反對，事實上許多人認為這種做法適得其反，因為它驅使民眾加入抵抗運動。
如果我們審視占領政策的基本要素及其執行情況，各領土之間的差異似乎就不那麽明顯了。研究一再強調占領區官僚主義的複雜性——甚至是混亂的性質，聲稱在各行政機構內部，各當局和個人之間的競爭是普遍存在的，就如同在帝國一樣。誠然，這類衝突——關於責任和資源範圍的爭論，甚至關於個人虛榮心的爭論不斷出現，但在以下關鍵問題上仍然達成了廣泛共識：確保占領，進行經濟開發，屠殺猶太人和“日耳曼化”。不同部門之間甚至有著密切的合作。
整個國家社會主義政權占領政策的核心參照點是“元首”阿道夫·希特勒。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意大利或日本相比，德意誌帝國並不擁有控製占領地的中央權力機構，隻有各占領軍的首腦在爭先接近希特勒。盡管他不斷地了解被占國家的發展概況，但他對這些問題的興趣有限。中央帝國政府基本上被排除在這一領域之外，甚至沒有任何實際權力幹預波蘭、法國或南斯拉夫事實上被吞並的領土。取而代之的是，來自邊境地區的全國民主行動黨高萊特(NSDAP Gauleiters)統管這些地方，其在管理占領區方麵往往具有雙重職能。決定占領政策的中央當局是戈林的經濟管理局、四年規劃局以及希姆萊領導下的黨衛軍和警察組織。此外，還有勞工全權代表等特別專員，甚至外交部也可能影響占領政策。
從結構上看，各占領當局之間有很大不同。在比利時和法國北部以及塞爾維亞和希臘中部，或多或少地按照國際法建立了軍事管理機構。這些名義上是國防軍高級司令部的職權，但事實上，他們成立了自治的占領官僚機構。處在戰爭中的被占蘇維埃領土的東半部，政府由軍隊指揮。在這種情況下，負責的陸軍軍需長沒有製定獨立的占領政策。盡管軍事管理部門被認為是更傳統、更少納粹化的機構，但他們采取的剝削政策和鎮壓的方式與其文職對應部門類似。這樣做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在軍事管理部門內，文職人員主要負責占領政策。
挪威、荷蘭和被占領蘇維埃領土西部(包括波羅的海國家和波蘭東部部分地區)的平民占領行政當局被稱為帝國軍需部。在波蘭中部和南部，對應的部門稱為中央政府。職務保留在帝國內部的高級國家安全行動黨(NSDAP)幹部，則在其中工作。這些文職行政機構的設立是違反國際法的，因為隻有與德意誌帝國接壤的領土才出於表麵原因沒有被公然吞並，而事實上它們已經被吞並。
在政治上有利的地方，甚至可以保留本國政府。因此，一方麵丹麥的政治製度在占領期間基本上仍然存在——盡管有一個所謂的帝國全權代表置於其上。另一方麵，為了達到占領目的，法國被分為三個地區：北部和大西洋海岸分別隸屬於兩個不同的軍事行政區，法國中部和南部受控於一個獨裁的法國政府，其官方所在地是溫泉鎮維希(Vichy)。盡管維希政府有一些行動自由，但它還得服從德國指示。在匈牙利，1944年德國軍隊占領該國後，其政治製度也基本上得以保留。在荷蘭、比利時、波希米亞、摩拉維亞、塞爾維亞和希臘等其他國家，當地國民政府享有的自治權明顯減少。
希特勒和德國占領軍很少發動占領區本土法西斯運動，這一點令人驚訝。中央政府雇用的是那些屬於保守派和右翼民族主義圈子的人員。他們的德國上級相信，他們可以依靠這些人更加謹慎和高效地執行政策。隻有在被占領的挪威，納斯喬納爾·薩姆林(Nasjonal Samling)才在1942年初接管了政權，就如同匈牙利的箭十字黨從1944年10月起接管幾個月一樣。在警察和地方政府中，通常有更多的法西斯分子來自當地民眾中。總的來說，所有這些招募當地人的機構都有效地執行了德國人要求的任務，這意味著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都參與了對猶太人的迫害。他們確實試圖減輕剝削政策。這些機構的一些代表與西方政權或其流亡政府秘密接觸。然而，總的來說，沒有被占領國行政人員的合作，德國在歐洲的統治是難以想象的。
德意誌帝國並不是希特勒在歐洲唯一的統治區。東南歐被視為意大利的領地，到1943年，意大利控製了地中海沿岸從尼斯到伯羅奔尼撒(Peloponnese)的領土。匈牙利從希特勒那裏得到了它在1920年依《特裏亞農條約》(the Treaty of Trianon)失去的部分領土，其不僅包括南斯拉夫境內，還包括羅馬尼亞的北特蘭西瓦尼亞(Northern Transylvania)領土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卡帕托-烏克蘭。保加利亞在南斯拉夫的西馬其頓、希臘的馬其頓以及西色雷斯(Western Thrace)建立了自己的占領政權。作為對參加希特勒對蘇聯戰爭的獎勵，羅馬尼亞在敖德薩(Odessa)地區獲得了占領區，芬蘭在拉普蘭(Lapland)獲得了占領區。在區域層麵上，“軸心國”甚至在德國主權下也能推行自己的占領政策，就像烏克蘭東部匈牙利軍隊那樣。一方麵，另一些“軸心國”得益於被希特勒占領的歐洲，凶殘地追求自己的壓製政策；另一方麵，由於軸心夥伴之間潛在的緊張關係，希特勒也可以占據一個舒適的裁判位置。
占領區的社會結構
占領造成的社會群體如同領土以及不同的組織模式一樣各具形態。然而，把它們看作一個整體也屬合理，因為它們經曆了根本性的變化。最重要的變化是，以德國占領人員的形式向這些國家強派了新的管理者。數十萬占領官員被派往占領區，以及負責“安全”的軍警人員進行補充，二者總數可能超過100萬。特別是在被占領的蘇維埃領土上，以及南斯拉夫，有大批軍隊駐紮在腹地。占領軍從帝國的各個角落抽調人員。其中約10%來自奧地利，主要受雇於被占領的東南歐。蘇台德德國人於1938年被收歸德意誌帝國，幾乎隻在被占領的波希米亞(Bohemia)和摩拉維亞(Moravia)工作，而其他德國人則主要隻在地方政府或警察等部門擔任中下層職務。
到目前為止，占領人員大多數是男性。管理部門的女性主要是秘書，她們中的一些人在軍隊中做輔助工作，也有的被分配到德國基礎設施或“蘭迪恩斯特”(Landdienst)工作——在那裏，納粹少女組織——德意誌少女聯合會(Bund Deutscher Madel)的成員會協助被占領地區的農業發展；另一些則被用於黨衛軍、集中營的女性部門。高級文職人員允許帶家屬到工作地點。後來，這種做法促成了德國商店、學校和幼兒園等常規德國基礎設施建設。盡管占領管理部門通常盡量將德國人居住的地區與當地居民居住的地區分開，但這一嚐試隻是部分成功。
德國占領人員分布很不均勻。在被侵吞領土上設有一個完全的德國行政機構，每個職位都由德國人擔任，一直到最低級別，且每個專門部門都由德國人配備職員，而在帝國的糧食部門和總督轄區，這隻適用於區和市一級。在軍事統治的領土上，德國占領人員比例最小。在那裏，工作是由相對較小的地方軍事管理部門完成的，盡管在靠近前線的地區或有許多遊擊隊的地區，往往也會有成千上萬的德國士兵。
特別是在東歐，占領者將納粹信仰與把自己視為“優等民族”的姿態結合起來。對他們來說，當地居民低人一等，而實際上，當地居民也確實是這麽被看待的。他們極為迅速地使用暴力，無論是針對猶太人還是鎮壓抵抗——盡管有人針對非猶太人的大規模暴力的適宜程度進行了辯論：這不應觸及破壞占領軍統治的程度。
在占領官僚機構中謀職一般來說能保證讓人過上舒適的生活。一方麵，尤其是男人，免於被征召到前線作戰相對來說比較安全；另一方麵，在有許多遊擊隊活躍的地區，成為占領工作人員是他們最喜歡的目標。即便如此，總體來說，在國外供職為人們提供了獲得可觀財富的機會，尤其是通過對猶太人和其他東歐人的大規模掠奪。正如最近的研究所證明的，其腐敗至少和帝國內部一樣廣泛。盡管如此，並非所有的占領工作人員都對自己的工作感到滿意，尤其是在東歐。他們抱怨生活水平差，基礎設施不足。許多職員在工作崗位上沒幹多久，就被轉移到其他被占領土，而有些人則進行了名副其實的“歐洲行政之旅”。這是不同占領區行政當局有如此密切聯係的一個重要原因。
占領者在各地享有不受挑戰的地位，而且在被占領的東歐，他們可以成為生死攸關的仲裁者，在大多數情況下，土著居民不得不屈從於喪失民族自決權和人身自由的處境。各國的鎮壓程度差別很大。那些被柏林認為是日耳曼人的社會相對來說處於最有利的地位。佛蘭芒人(Flemish)、荷蘭人和斯堪的納維亞人被視為日耳曼人，最有可能受到占領者的尊重。法國人和瓦隆人(Walloons)被視為文明人，與德國人幾乎相當地位，盡管這並不適用於戰前被說服的民主黨人，不適用於任何被懷疑抵抗的人或被追捕的共產主義者——他們被占領國追殺，在出於政治動機的法庭訴訟中被定罪，或未經任何正當程序便被驅逐到集中營。
特別是在西歐和東南歐，占領者利用宣傳為民眾提供融入新秩序的機會。起初，國家敗在德軍手下給人們的民族認同感帶來了嚴重衝擊，各國的政府和政治製度都因此失去了合法性，支撐民族凝聚力的象征和慣例被占領國破壞或禁止。但丹麥是唯一一個在德國占領期間可以保留王室和政府的國家。甚至連政黨都繼續存在，並在3月4日舉行了正式的議會選舉。其他國家的國家領導人則紛紛逃亡，並通常在倫敦建立一個流亡政府。精英階層在被占領下所經曆的根本變化表現為多種形式。波蘭和蘇聯的精英遭到迫害和謀殺，而其他國家則受到“清洗”，也就是說，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人員被解雇。軍隊的首腦們不由分說都成為戰俘或被遣散。而對於行政、商業和教育領域的精英來說，情況又不同。如果他們沒有逃走或被解雇，這些精英，特別是西歐和北歐的精英，可以繼續留任。甚至當地的警察武裝也有相當高的承續性。最近的研究表明，在被占領的蘇聯，多達10%到15%的輔警曾在斯大林政府的某個時期服役過。
在德國占領下，保持民族特性的機會非常有限，隻有在“新秩序”的環境下才有可能。特別是有合作政府的國家，形成了右翼民族主義獨裁文化。法國維希政府的口號“工作、家庭、祖國”(Travail、Famille、Patrie)是這種社會保守主義傾向的典型代表。這種口號有一定反響，因為許多人在戰敗後尋求國家複興。這樣，法西斯傾向被融合進來，卻並不主導公共話語。
在這種環境下，一種右翼民族主義文化發展起來，許多知名藝術家、知識分子和學者投身進來，他們中大多數人在戰前表達過有利於德國的觀點。盡管印刷媒體由占領國控製，要通過審查製度，但他們仍然是廣泛和老練的。大多數國家有自己的文化機構。例如，比利時見證了佛蘭芒文化名副其實的繁榮——原本在戰爭之前佛蘭芒文化曾感到有些衰落。在占領期間，除了波蘭和蘇聯取締了無線電廣播外，當地的記者主導著新聞和無線電廣播。當然，這種文化是極大地適應“新歐洲”(New Europe)的，而且是強烈反猶的。
至少到1942年，各社會不得不適應德國永久統治的認識，直到斯大林格勒戰役的轉折點之後，一種新的觀點才發展起來，以期在戰後時代恢複主權。在此階段，占領國尋求其他的融合戰略，反布爾什維克的宣傳已經全麵展開。
德國對蘇聯發動進攻後，描繪了歐洲大陸在1943年蘇聯開始進攻後將受到嚴重威脅的場麵，並號召大家加入到反布爾什維克的鬥爭中來。卡廷(Katyn)附近的亂葬坑是發現蘇聯秘密警察的受害者的地方，其在德國的宣傳運動中發揮了特別重要的作用。它坐落在中東歐和東南歐異常反共社會的沃土上，當地人擔心他們將會是第一個被紅軍侵略的對象。與此同時，德國宣傳部正敦促向斯拉夫人，甚至是波蘭，提出更積極的合作提議，公眾歧視即將被消除。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個別團體開始與占領國合作(盡管通常被蔑稱為“勾結”)。占領者最先接觸的是支持德國統治的右翼民族主義團體。盡管這種支持必須完全符合德國的計劃，因此換言之，這種支持通常沒有呈現為民族自治的前兆。因此，德國人很快就對波羅的海國家或烏克蘭西部的民族主義地下組織在1941年提供的服務感到失望。在波蘭，占領國拒絕任何形式的政治合作提案。然而，在大多數國家，依靠社會較保守階層的支持建立起了合作政體。有足夠數量的本地人隨時可以來管理部門和行政部門工作，甚至可以建立民兵組織替代兵役。特別是武裝黨衛軍很快就試圖招募本國民眾參與到國外軍事行動中來。起初，這些人主要是來自法西斯集團的西歐和北歐人，但從1943年春天開始，組織還招募了反對共產主義的東歐人。此外，黨衛軍首領希姆萊也成功地從德國境外的德國少數民族中招募了許多人加入武裝黨衛軍。
隻有地下運動在德國占領下享有真正的自治權，盡管這些運動實際上比長期以來所被認為的要複雜得多，範圍也更為有限。在德國入侵蘇聯之前，反對派組織規模很小。國家社會主義的主要政治對手——歐洲的共產黨人，一直在等待中，直到1941年6月《莫洛托夫-裏賓特洛普條約》被打破。其後白俄羅斯、俄羅斯和南斯拉夫的武裝抵抗快速發展起來。特別是在蘇聯，這些組織往往是由共產黨、紅軍或秘密警察組織起來的，雖然這些組織大多在1941年底被搗毀，但在1942年又係統地集中建立起來。在其他國家，地下組織隻是逐漸發展起來的。抵抗運動在波蘭發展得最為廣泛，流亡政府建立了一個名副其實的地下國家，有政府、武裝幹部及反文化運動。與共產主義團體形成對比的是，“本國軍隊”(Home Army)起初並沒有挑起與占領國的武裝對抗，以避免遭到以屠殺平民的形式進行的可怕報複。1943年初戰爭開始出現轉折後，地下組織吸引了越來越多的成員，隨著德軍在1944年夏天的大規模撤退，解放指日可待。
對占領的抵抗普遍來自各政治派別。盡管從1941年中期開始，共產黨就一直走在前麵，但與此同時，南斯拉夫的切特尼克人的出現開創了一個保守的大塞爾維亞運動(Greater-Serbian movement)。從1943年開始，越來越多的右翼團體加入其中，而這些右翼團體中的一些在1941年還曾與德國人合作。在波羅的海國家和西烏克蘭也成立了一些組織，這些組織在首先打擊共產黨的同時，也打擊德國占領軍。即使在法國，也存在著對德國占領的極端右翼抵抗。
這些政治方向上的差異很快形成了競爭，並在一些國家引發內戰，以決定戰後的秩序。早在1941年春，克羅地亞和波黑的極端民族主義的烏斯塔沙運動(Ustasha)就因屠殺塞爾維亞人民挑起了內戰。到1941年秋，內戰蔓延到包括南斯拉夫在內的大部分地區。1943年初，人們看到了一個戰後新秩序的希望，這場衝突變得更加激烈。波羅的海國家、波蘭西部和烏克蘭西部的反共地下組織此時正在與蘇聯遊擊隊作戰。烏克蘭抵抗軍則走得更遠。由於預期戰後烏克蘭會出現“種族”同質化，於是個別團體開始屠殺並驅逐波蘭少數民族。大約6萬波蘭人在德國占領軍的監視下喪生。在被占領的希臘，地下民族保守黨愛德黨(EDES)和共產主義人民解放軍(the Communist ELAS)之間爆發了衝突。這些內戰部分持續到1947/1949年，彼時已是德國占領軍撤退很久之後了。
被占領土上的生活
對被占領社會的仔細研究表明，它們與戰前狀態的不同不僅僅是精英階層和文化重心的改變。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社會的構成發生了變化。這就從根本上衍生出一個悖論：文化變得更加男性化——因為它是由戰爭中傳統的性別角色和暴力決定的，而社會變得更加女性化。蘇聯的婦女數量一直都比男子多，這是1918/1920年內戰的結果，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這一比例又發生了重大變化。到處都是男人被征召服役，然後成為戰俘或被殺。當德國人入侵時，設法逃跑或被疏散的主要是男人。最後，在那些被驅逐成為強製勞工或被關押在難民營和監獄的人中，男性占了大多數。其結果是，生活在被占領區的婦女明顯多於男子，特別是在蘇聯領土上，在一些城市，婦女占到人口的三分之二。
家裏養家糊口的人常常不在家，婦女們湧入了一個起初往往非常有限的勞動力市場。直到1942年出現勞動力短缺，女性的就業前景才有所改善，盡管總體上她們的薪酬低於男性同事。
同樣原因導致勞動力市場上兒童的數量明顯增加，盡管戰時出生率有所下降。起初，老年人的情況也是這樣。然而，他們最先受到艱苦的生活條件的影響，死亡率急劇上升。因此，戰爭極大地改變了家庭生活，母親比以往承擔起了更為重要的角色也就不足為奇。
除了對德國暴力的恐懼外，占領區的日常生活還受限於擔心是否有東西可吃。戰爭在一定程度上摧毀了基礎設施，經濟重心的重新調整導致許多東西短缺。原則上，糧食實行定量配給，與戰前相比，因為許多進口市場關閉，所以糧食在數量和質量上都較差。糧食狀況大致可以分為三類。在這方麵供應最好的國家是比利時、荷蘭、挪威和波希米亞、摩拉維亞。法國、波羅的海國家、波蘭和南斯拉夫的情況要糟很多。在被占領的蘇維埃領土上，這種情況多半壞到災難性的程度。在被占領的蘇聯東部領土，特別是大城市，德國人實行的政策幾近於饑餓政策，而在被占領的希臘，多重因素引起糧食短缺危機，這在意大利占領區尤為嚴重。在戰爭的最後幾個月，在1944/1945年冬天，占領國故意實施饑餓封鎖，以打擊荷蘭北部的罷工。
糧食短缺並不是同等程度地影響到每一地區的人口。重工業工人的口糧是最慷慨的，而猶太人的口糧是最微薄的。總的來說，有工作的人獲得更好的配給，軍需品工人占有最大的份額。影響不同的另一個因素是城鎮居民可以獲得額外的供給，例如從鄉下親戚那裏。而獨居的老年人隻能依靠自己，因此處境岌岌可危。
因此，在許多地區，人們的健康狀況惡化也就不足為奇。藥品短缺，醫院被德國軍隊征用，以及猶太醫生被屠殺，這些使得問題更加嚴重。例如，在波蘭和法國，相當一部分學齡兒童患有營養缺乏症。
許多地區的工作年限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尤其是在波蘭和蘇聯，企業的破壞和關閉首先導致了失業率的急劇上升。在西方，市場的喪失和企業的倒閉帶來了類似的影響。與德國本國一樣，占領當局很快采取措施，對勞動力市場進行監管和控製。德國的職業介紹所是所有被占領土上最重要的機構之一。在波蘭和被占領的蘇維埃領土上，德國頒布了一項普遍的義務工作令，基本上每個有工作能力的人都有義務登記。德國很早就開始招募工人。起初這是自願的，但從1941年底開始，波蘭和蘇聯的招募活動變得越來越強製，於是合同工作變成了強製勞動。最遲到1942年秋，西歐和北歐也開始強製招募。
1942/1943年，警察和德軍積極地征招新兵。由於那時已經幾乎沒有登記失業的成年人了，占領當局便將目標轉向年齡更小的群體。當烏克蘭的突襲行動在1942年夏天達到高峰時，被抓獲的主要是14～20歲的女孩，她們被安排在德國家庭或農場工作。最後，在1943年，德國人將她們從遊擊隊勢力強大的地區舉家驅往德國。
對於新兵來說，風險各不相同。西歐強製勞工的條件比P工人(來自波蘭)和“東方工人”(來自蘇聯)要好——他們被安置在兵營裏，待遇極差，經常被編為罪犯。大約850萬人來到帝國工作，其中大約有1.5萬名東歐工人沒能活下來。
雖然對在德國或奧地利進行的強製勞動已有充分研究，但我們對被占領土上強製勞動的了解仍然顯得零碎。這種情況也集中於波蘭和蘇聯。農民和農場工人，由於沒有充分完成他們的定額任務，所以同可疑的遊擊隊員和其他人一起被關在許多工棚裏。蘇聯婦女被強迫為德軍挖土方工程是很平常的事。而在白俄羅斯，撤退的軍隊則組織大批強製勞工，讓他們隨軍。總的來說，可以認為被占領土上的強製勞動幾乎和德意誌帝國一樣普通。
總的來說，要避免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為德國人工作是不可能的。軍火工人情況也如此，就如同農民必須向占領者交付定額產品一樣。為了維持占領地的公共生活，他們沒有任何辦法避免合作：地方行政、社會和經濟服務等都必須保留，公共秩序也必須依靠警察保證。
民眾與加入行政部門的人員之間的關係也出現分化：不少市長或輔警擺出眾所熟悉的法西斯分子模樣，或者利用他們與德國人的關係，使他們能夠在當地獲得權力。特別是在鄉村，他們通常是占領當局的唯一代表。
事實上，土著民眾與德國占領者之間的日常接觸並不常見。盡管數萬德國士兵被部署在許多靠近前線的蘇聯城市，並逐步超過當地人口，但在一些農村地區，在被入侵後也幾乎見不到一個德國人。然而，在城市裏，占領者幾乎隨處可見，為他們工作的人員總是受到優待。在被吞並的波蘭領土上，對土著居民的歧視達到了當德國人向他們走來時，他們得避到馬路旁的地步。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民眾能夠非常清楚地區分哪些占領工作人員是凶惡的，哪些是友好的。一份波蘭地下組織的報告指出，隻有對大約1%的德國人可以毫無保留地持正麵看法。盡管如此，當地民眾還是適應了與德國人的日常接觸，尤其是因為經常需要獲得官方文件。
而在德國人這一方，許多德國男子利用身處國外及在占領區的權力關係之便，從事性冒險活動。迄今為止，隻可能拚湊出被占領土上性暴力程度的一個非常零碎的畫麵，但在東歐，情況似乎相當嚴重。德國軍隊在被占領土上為士兵開設妓院。然而，與當地婦女的親密關係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隻要不是猶太婦女，德國當局就會容忍這種關係。在這些關係中，婦女的動機是多種多樣的，從貧窮導致的賣**，到尋求保護，再到真正的戀情都有。然而，這些婦女，如同荷蘭的“糖蜜”(Moffenmeiden)，被大多數當地居民視為叛徒。解放後，她們經常受到嚴厲的懲罰，她們及通過這種私通關係生下的孩子在很久以後也都受到歧視。
對占領者一方的暴力幹預主要針對男子，他們被認為比婦女危險得多。然而，在針對猶太人、吉卜賽人和精神病患者的犯罪案件中，以及在對遊擊隊戰鬥中的屠殺案件裏，這些區別沒有得到遵守。
德國占領下各地區的日常生活存在巨大差異。在丹麥，甚至連公共生活都得以繼續而幾乎沒有中斷，而波蘭的城市卻目睹了猶太區的大規模死亡和猶太人被野蠻驅逐到滅絕集中營。在荷蘭，經濟蓬勃發展，而在遊擊隊活躍的東歐地區，德國占領者不斷威脅要進行報複性射殺。因此，有必要更詳細地確定暴力在哪些地區、在什麽時候發揮了重要作用，以及暴力針對的對象。在被占領的波蘭、蘇聯西部和塞爾維亞，暴力幾乎無處不在。
然而，最重要的是，他們是暴力事件的目擊者。波蘭和蘇聯的每個人都知道大規模屠殺，許多人親眼見過。這一經曆不僅向人們展示了他們自身的無力，也向人們展示了文明行為準則的瓦解——正如斯大林時代的暴力曾展示的。這些都是處於危機中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