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後記：春風風人，夏雨雨人

在日本，提到作家夏目漱石，可說無人不知。最常用的一千日元紙幣正麵曾以夏目漱石的肖像為圖案。至於夏目漱石的作品，從袖珍型的文庫本到各種開本的文集、全集，始終是書店常備的熱門書。而且，兒童讀物、青少年讀物、知識教養叢書、中老年愛讀書目以及各種文學名著書目裏，都少不了夏目漱石的作品。

夏目漱石在世四十九年，正是日本明治維新後的四十九年。近代日本確立時期日本社會中發生的種種社會現象、社會事件乃至明治文明的形式及表現，都在夏目漱石的作品裏有所反映和論述。

夏目漱石的出現，使日本近代文學麵目一新。在自然主義文學主導文壇、浪漫主義文學席卷文壇的時候，漱石文學獨樹一幟，擺脫勸善懲惡式的教訓主義故事格局，對人間社會洞察細微，連用“講談”“落語”中的傳統手法和寫生文的技法，針砭日本文明社會的弊端，揭露金錢支配社會的醜惡現象，反映人們內心深處的孤獨，可謂“嬉笑怒罵，皆成文章”。漱石作品的受眾廣泛，知識分子尤其青睞，置身其間，倍感親切。

夏目漱石亦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文壇領袖，其住所的書齋漱石山房，不啻是當時文人的殿堂。有才能的文學青年和作家，多在漱石的獎掖、熏陶下，在文壇有所名氣，作品膾炙人口的芥川龍之介就是其中之一。從夏目漱石致芥川龍之介與久米正雄的一則普通的複信中，足可窺見夏目漱石誨人不倦的形象。對這兩名當時尚未為人所知的青年，夏目漱石諄諄告誡，一絲不苟。夏目漱石大概從這兩名才情橫溢的青年身上感到了一種消極的情緒，遂殷切直言：宜超然於世間文士之評，如牛之強穩有力，邁步向前。他旨在指出，勿為文壇之區區評價而喜而憂，勿介意世間文士，要努力於己之所見、己之所尚，則佳作必為世間所承認。

其實，此乃夏目漱石一貫之思想。對人也好，對社會也好，夏目漱石極為注重其內在的因素，批評明治的日本社會不過是在模仿西歐的外表形態，絕非內在真髓的變革。所以，當日本因在日俄戰爭中獲得勝利而沉浸於自視世界一流強國的興奮中時，夏目漱石在《三四郎》裏借廣田先生之口，喊出了“日本要亡國”這一擔憂。

有人分析，也許是因為日本尚未真正成為內發的國家吧，所以夏目漱石的作品至今在日本盛銷不衰。不管如何，夏目漱石始終是日本超越時代的熱門作家，一百年來，在日本社會舉足輕重，今後仍會不同凡響。

夏目漱石生於一八六七年二月九日，舊曆是日為庚申。民間流傳，生於庚申之日者，名中須帶有“金”字，否則成人後多當大盜。於是父母為他取名為“金之助”。翌年，江戶幕府倒台，日本改年號為“明治”，步入近代化新階段，史稱“明治維新”。如若按照日本人多用實足年數計算年齡的習慣，則漱石與“明治”同齡。

夏目家曾是世襲的行政官僚。夏目漱石在東京新宿區誕生時，家道已經中落，其父隻是該區屬下的一名小官吏，其母是續弦。夏目漱石是眾多子女中的幼子，出生後未受重視，不久就被送入舊貨商鹽原家當養子了。嬰兒時期的漱石常坐在籮筐裏，同那些舊貨舊物一起陳置於地攤。五年後，漱石被送回夏目家。複籍生家時，漱石已二十一歲。當時夏目家的長子、次子相繼因肺病而死。看來，自小不運的經曆，使漱石對“人間愛”敏感不凡，以至後來的漱石文學在表現“人間愛”方麵亦豐富多姿。

一八八一年，夏目漱石十四歲，他離開東京府立一中，轉入二鬆學舍求學，打下了漢學的基礎。漢文的素養使漱石文學別具一格，使他馳騁文壇得心應手。比如“浪漫”的漢字譯詞，就出於漱石之手而被沿用至今。當時，“浪漫主義”這一受西歐影響而風行日本的時髦流派，本是由森鷗外譯作“傳奇主義”的。

其時，夏目漱石為生計考慮，起先是想學建築的。後來聽從朋友米山的建議，感到選建築專業是出於一己之得失，有誌者當以天下為己任而改選文學。

一八九三年，夏目漱石從當時的東京帝國大學英文專業畢業，因愛吟詠漢詩，兼受中學時代的好友正岡子規的影響，便致力於俳句的創作。這對後來的漱石文學擺脫俗氣、俗臭，顯示出脫俗的風格，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漱石”這個筆名典出中國南北朝時期的名著《世說新語楳排調》，含有固執異癖之意，由此亦可窺見夏目漱石之情趣所在。

此時，夏目漱石有誌於英文和英國文學的教學及研究工作，在舊製高等學校執教鞭，講授英文，根本沒有寫小說的打算。

一九〇〇年，夏目漱石作為日本文部省第一批公費留學生，赴倫敦研究英文，頗感得償所願。但是，赴英伊始，倫敦生活費之高昂使他拮據不安，經常嚼餅幹充饑，悶閉於宿舍攻讀英國文學著作。不久，他似有所悟，對這種研究產生狐疑，開始探索文學之真髓。為了這個新的大課題，夏目漱石節衣縮食，購買參考書籍，潛心研究，以至疏忽了向文部省的匯報，受到重責。

發憤研究之後，夏目漱石寫出了《文學論》。與此同時，留學經費不足，生活拮據，加上可怕的孤獨感，使他的神經衰弱症日益嚴重。在留學期結束限臨近之時，文部省聞說夏目漱石有病態發作之虞，遂發電，命另一名旅歐留學生護送精神異常的夏目漱石提前回國。

一九〇三年，夏目漱石回國，作為小泉八雲的繼任者，在第一高等學校任教，並在東京大學講授英國文學、文學論以及文學評論。但是，兩年有餘的極不愉快的留學生活和痛苦體驗，使他對研究英國文學日益感到不安。加上精神狀況每況愈下，夏目漱石遂在朋友的慫恿下，走上了創作之路。換言之，夏目漱石年近四十才開始寫小說，這在小說家中是頗為罕見的。但是，正因為如此，夏目漱石的小說往往蘊含著圓熟深邃的人生哲理。第一部小說《我是貓》是借貓之眼來洞察人類社會，痛快淋漓地諷刺並鞭笞社會的功利、卑俗、傲慢、野蠻，展現了明治時代知識分子的良心，使人感受到人生和人性深處的真相。

夏目漱石是日本較早接觸西洋文化和西洋文明的知識分子，亦較早洞察到日本的西洋文明化有重大弊端。

一九〇七年，夏目漱石不堪教師生涯的身心折磨，應朝日新聞社予以大學教授同等待遇之聘，進入朝日新聞社，成為報社專職作家，一年須發表十二篇作品。嗣後，夏目漱石在《朝日新聞》上接連發表連載小說。入社後的第一部長篇連載小說是《虞美人草》，接著是“愛情三部曲”——《三四郎》《後來的事》《門》。

夏目漱石在不失為優秀的青春小說《三四郎》裏，描繪了純樸無邪的青年三四郎與明治新女性美禰子之間不存在愛情的愛情模式。而《後來的事》則旨在表明，愛的價值源泉當存在於“自然天成”之中，不在於神，亦不在於近代西歐的個人主義。換言之，愛的源泉是日本人心靈深處的自然天成。《門》描繪了自然天成左右人生的幸與不幸。至此，在愛情問題上承上啟下的“三部曲”譜完終章。但弦外餘音，不一而止。譬如：人們在內省之下，決心不顧社會製裁也要歸依自然之昔我，其結果，會不會是陷入以更深的內省再度否定目前之自我的境地呢？

兼有東西文化修養的夏目漱石，在“愛情三部曲”裏描繪了受西歐影響的“戀愛”，這種“愛”既不同於日本舊有的上對下之“恩愛”，也不同於男女之間的“**”，這使當時的讀者饒有興味。與此同時，漱石又融入東洋文化的特點，強調“愛”受“自然”所涵，愛的形式須以自然為源泉，讀來雋永可親。

《門》完成後，夏目漱石到伊豆的修善寺靜養，一度嚴重吐血，生命危篤。起死回生後，心境有頗大的變化。在此期間，漱石堅決辭退“文學博士”的稱號，令世人驚歎。

嗣後的三年裏，夏目漱石以綴短篇為長篇的形式，發表了《春分之後》；描繪身心疲憊與文學生涯的長篇小說《行人》；描述三角戀愛中日本文學理念觀的長篇小說《心》；自傳體性質的長篇小說《路邊草》。

一九一六年，夏目漱石在上一年連載完《路邊草》後，接著連載小說《明暗》，但未及完成而病逝，終年四十九歲。

夏目漱石還撰有眾多“意餘於言”的隨筆。就其文章來說，乃是日本語的範文。在中國，文學本源於經史一類的正統文章，有“言無文，行不遠”之說。日本自古以來受中國的影響，亦以隨筆、日記文學為正統，體現文人的品學和地位。

夏目漱石在去世前一年寫下的雜感性質的小品集《玻璃門內》，多為生與死的思索。漱石認為“死”是至高的境界，同時慨歎人無法擺脫“生”的本能和執著。

夏目漱石本擅長刻畫人心深處的葛藤，小說很少直接道及其個人的生活和思想。但隨筆一卸小說藩籬，剖析內在的自我，詼諧、困惑、敦厚、淳樸、真實，乃是窺探漱石內心世界和複雜人生觀的重要途徑。

吳樹文記於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