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愛情
第二天吃早飯，上了很可口的餡餅、龍蝦和羊肉煎餅，正在用餐的時候，廚師尼卡諾爾上樓來問，客人們午飯想吃什麽。此人中等個兒，胖乎乎的臉蛋，眼睛很小，胡子刮得光光，好像他的胡子不是用刀刮掉的，而是用手拔掉的。
阿寥興說，美女彼拉吉雅已經愛上了這個廚師，因為他愛酗酒，脾氣也暴躁，所以她不想與他結婚，但願意與他同居。可是廚師篤信上帝，他的宗教信仰不容許過未婚同居的生活，要求她嫁給他，否則就不行。他喝醉了酒就罵她，甚至打她。隻要他喝醉了，她便躲到樓上來哭泣，這個時候，阿廖興和仆人們便不外出，以便在必要時能夠保護她。
我們開始談論幸福。
“愛情是怎麽產生的，”阿廖興說，“彼拉吉雅為什麽不愛一個在內心與外貌上與她更匹配的男人，而偏偏愛上了這個醜八怪(我們都叫他醜八怪)，愛情對於個人幸福又何等重要——而這些我們都不清楚，關於這些問題都是可以討論的。迄今為止，關於愛情的說法，隻有一條是無須爭辯的真理，那就是：‘愛情是個巨大的謎。’至於其他的觀點，不管是片麵寫出的，還是口頭說出來的，都還不是結論，而隻是提出問題罷了。有一種解釋，似乎能適用於一種情況，但對於另外的十幾種情況就並不適用，所以在我看來，最好的辦法是，對每一個具體情況作具體解釋，而不必去作整體性的概括，這就像醫生所說的分別處理，對症下藥。”
“完全正確。”布爾金表示同意。
“我們這些有教養的俄羅斯人，喜歡去追究這些尚未解決的問題。人們一般都把愛情詩意化，用玫瑰花和夜鶯來點綴它，我們俄羅斯人都用這些宿命的問題來點綴我們的愛情。而且選擇一些最乏味的問題。當年我在莫斯科的時候，還是個大學生，有一個生活的伴侶，是個很可愛的女士，每一次當我把她拽在自己懷裏的時候，她心裏卻在想我一個月會給她多少錢，現在一磅牛肉賣多少錢。我們也是這樣，一旦我們談上了戀愛，我們便不停地給自己提出問題：這是合乎道德的還是不道德的，這是聰明的還是愚蠢的，這份愛情會導向什麽結局，諸如此類，不一而足。這樣做是好還是不好，我不知道，但我知道這樣會妨礙人家談情說愛，會讓人掃興，讓人氣惱。”
看來，他想說點什麽。獨身的人，在心裏總是裝著點什麽需要一吐為快的東西。在城裏，單身漢喜歡上澡堂的餐廳，隻是為了去聊聊天。有時他們會把一些很有趣的故事說給澡堂和餐廳裏的服務員聽。在農村，這些單身漢便向外來的客人傾吐衷腸。現在，從窗口望出去，能看到灰蒙蒙的天空和被雨水淋濕了的樹木，這樣的天氣，無處可去，隻好留下來，或是自己講講故事，或者聽別人講故事。
“自從大學畢業之後，”阿廖興開始講，“我就住在索佛伊諾村，經營這座田莊已經很久。就我所受的教育而言，我是個不做粗活的人，就我本人的愛好而言，我是個坐辦公室的人。但我一來到這個田莊，它就已經負債累累，而我父親舉債的部分原因，是為了支付我的學費，於是我決定留下不走，一直在這裏工作到還清債務為止。我作出了決定，也開始了工作，但我得承認，我內心還是有點懊惱的。這裏的田地產量不高，要經營這田莊不虧本，就得雇用農奴或長工(二者也沒什麽區別)，或是學著莊稼人的做派，就是自己帶著家人一起下田幹活。中間道路是沒有的。但我當時還沒有悟出其中的奧妙。我沒有讓一塊土地閑置著，我趕著鄰村的所有男男女女來幹活，所以我這兒出現了熱火朝天的勞動景象。我自己也參與耕地、播種、收割，與此同時，我也感到無聊，我厭惡地皺起眉頭，活像一隻鄉間的小貓，因為饑餓去偷吃菜園裏的黃瓜。我渾身酸痛，走路都能打瞌睡。起初，我以為自己能把這種體力勞動與我的書生習氣協調起來。我想，這隻須在日常生活中保持一定的文明生活的外部狀態就行。我住到樓上一間裝修講究的房子裏，我關照仆人在早餐和午餐之後給我送上咖啡和甜酒，晚上臨上床睡覺時，我要讀一讀《歐洲信使報》。但有一天來了我們的伊凡牧師，他一下子把我的甜酒全部喝完了，而《歐洲信使報》也被牧師的女兒們拿走了。因為在夏天，尤其是在收割季節，我來不及走到自己的床前，就在板棚裏的雪橇上，或是在樹林中守夜人的小屋裏睡著了——哪還顧得上讀報？慢慢地我搬到了樓下來住，在公共的廚房裏吃飯，以前的奢侈生活能保留下來的，隻有當年侍候過父親的仆人，我不忍心辭退他們。
“我在這兒住下的頭幾年，便被選為此地的榮譽調解法官，於是有機會進城去參加一些地區法庭與審判庭的會議，這讓我很舒心。在鄉間不動窩地住上兩三個月，特別是在冬季，便不免要想念黑色的常禮服。而在地區法庭裏，就能看見常禮服、製服和燕尾服。所有大法官，都是受過上好教育的人，很容易找到談話的對象。在雪橇上睡過覺，在大廚房裏吃過飯之後，坐到安樂椅上，身上穿著幹淨的襯衣，腳下蹬著輕便的皮靴，胸前掛著表鏈——這是何等奢侈!
“在城裏，人們熱心地接待我，我也樂於交朋友。在所有我結識的人裏，說句老實話，與我最投緣、最可愛的是地區法庭副庭長盧加諾維奇。你們兩位也認得他：他是位極其可愛的先生。有一次審理一樁縱火案，審了兩天，審完之後大家都已疲憊不堪。盧加諾維奇看著我，說：
“‘怎麽樣？咱們上我家去吃飯。’
“這有點出乎意料，因為盧加諾維奇與我還隻是初交，隻在公務上打過交道，我還沒有到他家去過。我隻是回旅館換了身衣服，就趕去吃飯。就這樣，我有機會認得了盧加諾維奇的妻子，安娜·阿曆克謝耶芙娜。那時她還很年輕，超不過二十二歲，半年前生下第一個孩子。事情已經過去很久，現在我很難說清，她到底有什麽讓我迷戀的非凡之處。但在那次吃飯的時候，我卻心明眼亮。我看到了一個年輕、美麗、善良、有文化、有魅力的女人，這樣的女人我還從沒有見過，我立即從她身上捕捉到了令我感到親切的特質，似乎她的那張臉、她的那雙真誠而聰明的眼睛，我早在孩提時代就見到過，在母親房裏那個五鬥櫃上放著的相冊裏見到過。
“在這宗縱火案裏，起訴了四個猶太人，把他們定性為一個犯罪團夥，但在我看來，這是毫無根據的。在吃飯的時候，我很激動，她很痛苦，我已經記不得我究竟說了些什麽，我隻記得安娜·阿曆克謝耶芙娜一個勁兒地搖著頭對丈夫說：
“‘德米特裏[1]，怎麽會是這樣？’
“盧加諾維奇是個善良人，屬於心靈單純的那一類人，他們有一個信念，既然這個人被告上了法庭，就意味著他有罪過，如果要對判決的公正性提出異議，那也隻能通過正規途徑用書麵提出，而不能在飯桌上，在私人的談話中議論。
“‘我和您沒有放火，’他溫和地說，‘所以法庭不審判我們，也不把我們送進監牢。’
“他們兩人，丈夫和妻子，盡力讓我吃好，喝好。根據一些細節判斷，比如，他倆也樂於待客。午飯過後，他們兩個人，四隻手一起彈奏鋼琴，後來天黑下來，我返回旅館。這是早春時節。然後整個夏天，我都蝸居在索佛伊諾村，我甚至沒有空閑去想城裏的事，但對於那個身材苗條、頭發淡黃的女人的回憶，卻一直留存在我心中。我沒有刻意想她，但她那輕柔的倩影已經深藏在我的靈魂裏了。
“深秋，城裏舉辦慈善演出。我走進省長包廂——是幕間休息時邀請我去的——看到安娜·阿曆克謝耶芙娜正坐在省長夫人的旁邊，她那美麗的身影和親切的目光，又一次對我產生了不可抗拒的奪人魂魄的印象，又一次讓我有了想與之親近的感覺。
“我們並排坐著，然後一起去了休息廳。
“‘您瘦了，’她說，‘您病過？’
“‘是的。我肩膀受了涼，陰雨天我睡不好覺。’
“‘您有點萎靡不振。春天您來吃飯那天，顯得更年輕，更精神。您那天意氣風發，說了很多，非常有趣，我要承認，我甚至有點被您吸引住了。不知為什麽，在夏天裏您常常讓我想起，今天，當我準備上劇院來的時候，我覺得我能見到您。’
“她笑了。
“‘但今天您有點萎靡不振，’她重複了一遍，‘這讓您顯老。’
“第二天，我在盧加諾維奇家吃早飯。早飯過後，他們乘車去別墅，準備在那邊過冬的事，我跟他們一起去了，也和他們一起回到了城裏，半夜裏，跟他們一塊兒在寧靜的家庭環境裏喝茶。壁爐燒著，年輕的母親不時地去看一眼她的女兒是否已經睡著。此後，我每一次進城，都要到盧加諾維奇家逗留。他們習慣了我，我也習慣了他們。我一般都是不經仆人通報就登堂入室，就像是自己人一樣。
“‘那兒是誰？’從遠處的房間裏傳來一句拖長了聲調的問候，我覺得這聲音很悅耳。
“‘是帕維爾·康士坦丁內奇。’女仆或奶媽這樣回答。
“安娜·阿曆克謝耶芙娜出來迎我，臉色凝重，而且每次都要問：
“‘您為什麽這麽久不來了？發生什麽事情了？’
“她的目光，她伸給我的那隻美麗而可愛的手，她的家常便裝、發式、嗓音、步履，每次都給我新鮮的印象，這在我的生活中是不平常的、重要的。我們談了很久，也沉默了很久，各人在想著各人的心事，她有時也彈琴給我聽。如果夫婦兩人都不在家，我就留下來等待，與奶媽閑聊，逗孩子玩，或是躺在書房的土耳其沙發上讀報，一旦安娜·阿曆克謝耶芙娜回家，我就在前廳迎她，從她手中接過她買來的全部東西，不知為什麽，我每次接過這些物品的時候，都是興高采烈的，像個孩子一樣。
“有句諺語：如果婆娘閑得慌，就買頭豬來喂養。盧加諾維奇夫婦也閑得慌，就與我交上了朋友。如果我長久不進城，那就意味著我病了，或是我遇到了什麽麻煩，他們兩人便非常擔心。他們擔心，像我這樣一個有學問的人，懂得幾門外語，本來應該從事科學研究，或者文學創作，卻住在鄉間，像鬆鼠踩輪子似的瞎忙乎，幹得很多，卻賺不到錢。他們覺得我一定很痛苦，如果我又說，又笑，又大口吃飯，那是為了掩飾自己的痛苦，甚至在我很開心的時刻，我也能感覺到他們向我投來的關切的目光。他們最令人感動的時刻，是在我真正遇到困難的時候，那時債主來逼我還債，或者是期票已經到期，但我付不出利息，這時，夫妻二人會在窗戶旁低聲商量，然後丈夫走到我跟前，神情嚴肅地說：
“‘帕維爾·康斯坦丁諾維奇，如果您眼下急需用錢，那麽我和妻子請您從我們這裏拿點錢去，不要不好意思。’
“因為緊張，他的耳朵都漲紅了。平時也是這樣，夫妻二人在窗戶旁低聲商量過後，走到我跟前，紅著耳朵說：
“‘我和妻子懇請您把我們的禮物收下。’
“他給了我一副袖扣、一個煙盒或一盞燈；我則回贈他們從鄉下帶來的野味、牛油和鮮花。順便說一句，他們都是很富有的人。起初，我舉債借錢。啊，不說這個了!
“我非常不幸。在家中，在田野上，在板棚裏，我都想念著她，我試圖知道這個年輕、美貌又聰明的女人的秘密：她為什麽要嫁給這樣一個乏味的、幾乎是個老頭的人(丈夫已經四十多歲)，還和他生了孩子。我也試圖知道這個乏味的老好人的秘密：他開口議論，離不開枯燥的老生常談，在舞會和晚會上，他總是和上了年歲的人混在一起，無精打采，溫順而無助，好像是有人把他領到這裏來出售似的。然而，他又相信自己有權成為一個幸福的人，有權與她結婚生子。我極力想弄明白，為什麽她遇到的偏偏是他，而不是我，為什麽在我們的生活中一定要出現這樣可怕的錯誤。
“我進城來，每次都能從她的眼睛裏看到，她是在等我，她自己也向我坦承，一大清早她就有了一種特別的預感，她猜想我會來的。我們談了很久，然後沉默，但我們彼此都不承認我們的愛情，反而膽怯地、警惕地把它掩蓋起來。我們害怕一切可能將我們的秘密公開給我們自己帶來的後果。我溫柔地、深深地愛著，但我在考慮，我要問問自己，如果我們沒有足夠的力量來與這個愛情抗爭，我們的愛情會走向何方；我以為這將是不可思議的，如果我那憂傷的、靜悄悄的愛情突然間中斷了她丈夫、孩子和全家的幸福生活，而這個家庭又如此愛我、信任我。這樣做道德嗎？她當然會跟我走的，但走到哪裏去？我能把她帶到哪裏去？如果我有體麵的、富有情趣的生活，比方說，我是在為祖國的解放而鬥爭，或是一個著名的學者、演員、畫家，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可眼下的情況是，這無異於把她從一種平庸的生活環境帶到另一種平庸的甚至更糟的生活環境中去。我們的愛情能夠持久嗎？一旦我病了，我死了，或者我們不再相愛，她如何是好？
“她大概也是這麽考慮的。她想到她的丈夫、她的孩子，也想到她的母親，她母親愛她的女婿如同愛自己的兒子。如果她放任自己的感情，她就得說謊或是說實話，就她的處境而言，這兩個辦法一樣可怕和不現實。有一個問題在折磨著她：她的愛情能給我帶來幸福嗎？她是否會使我本來就很艱難、充滿著不幸的生活，變得更加不堪重負？她覺得，對於我而言，她已經不夠年輕；為了開始新的生活，她也不夠勤奮和精力充沛。她常常對丈夫說，我需要娶一個聰明的好姑娘，她可以做我的好主婦和好助手——但她立即又補充說，在全城也未必能找到一個這樣的姑娘。
“時光年複一年地過去。安娜·阿曆克謝耶芙娜已經有兩個孩子。當我來到盧加諾維奇家時，女仆笑臉相迎，兩個孩子叫喊帕維爾叔叔來了，拽住我的脖子不放，大家都很高興。但他們不了解我的內心世界，他們以為我也很高興。他們都把我看成一個品德高尚的人。大人和孩子都感覺到，有個品德高尚的人在房間裏走動，這給他們與我的相互關係注入了一種特殊的柔情，好像我的存在讓他們的生活變得更純潔和美妙。我和安娜·阿曆克謝耶芙娜常一起去看劇，都是步行著去的。我們並排坐在椅子上，肩碰著肩，我默默地從她手裏拿過望遠鏡，在這一時刻，我感到她與我很親近，她是屬於我的。可是出於一種不可思議的誤會，我們一出劇場便匆匆告別和分手，像兩個陌生人。城裏已經有人在說我們的閑話，但他們所說的全是瞎話。
“最近幾年，安娜·阿曆克謝耶芙娜常常出遠門，或是去探望母親，或是去看看妹妹。她的心情常常很糟，意識到自己的生活已經殘缺，很不圓滿，這時她就不想見到丈夫和孩子。她已經在治療神經衰弱症。
“我們沉默著，一句話也不說，而當著外人，她對我表現出了一種奇怪的敵意：不管我說了什麽，她總要反駁我；而如若我和什麽人起了爭執，她便幫著對方說話。當我往地上掉了一樣什麽東西，她就冷冷地說一句：
“‘我得恭喜您。’
“在我和她去劇場的路上，如果我忘了帶望遠鏡，她過後就說：
“‘我就知道您忘帶了。’
“也不知道是有幸還是不幸，在我們的生活中，沒有一件事不是遲早要結束的。到了該分別的時候了，因為盧加諾維奇被任命為西部某個省份的法庭庭長，需要變賣家具、馬匹和別墅。當我們去了別墅然後又返回的時候，我們轉過頭去，最後一次看看那花園、那綠色的屋頂，大家都很傷感，而我心裏明白，已經到了不僅僅是和一處別墅告別的時刻了。已經作出決定，八月底我們送安娜·阿曆克謝耶芙娜去克裏米亞，是醫生讓她去那裏的。稍後，盧加諾維奇就要帶著孩子們到那個西部的省份去。
“我們一大群人去給安娜·阿曆克謝耶芙娜送別。她已經和丈夫及孩子們告別過了，當第三遍鈴響起，就差一點點時間了，我跑進了車廂，來到她的身邊，把她幾乎忘了的一個籃子放到車架上。該告別了。在我們的目光在車廂裏相遇的那一刻，一股精神的力量把我倆吸住了，我抱住了她，她把麵孔貼到了我的胸口，她的眼淚流了下來。我親吻她的麵孔、肩膀和被淚水浸濕了的雙手——噢，我和她是多麽不幸!——我向她表白了愛情，我懷著心中的灼痛終於明白：所有那些曾經妨礙我們相愛的東西，是多麽渺小，多麽不必要，多麽自欺欺人。我明白了，當你愛著，對於這份愛情，你就得超越所謂的幸福與不幸、罪孽或善行的世俗觀念，去作更高層次的思考，或者幹脆不作思考。
“我最後一次親吻了她，握了握手，我們分別了——永遠地分別了。列車已經開動。我坐進旁邊的一個車廂——那裏正空著——我坐在那裏哭泣，一直到了下一個車站。然後我步行回到了索佛伊諾……”
在阿廖興講故事的時候，雨也停了，太陽也出來了。布爾金和伊凡·伊凡內奇走到陽台上，從這裏可以看到花園和一條河流的美麗景致，那條河現在在陽光的照耀下閃閃發光，宛如一麵鏡子。他們一麵欣賞美景，一麵也感到惋惜，這個長著一雙善良而聰明的眼睛的男人，帶著一顆純真的心給他們講了自己的故事，現在在這個大田莊裏忙碌著，當真是像一隻踩輪子的鬆鼠，卻不能去從事科學研究，或去做一些能使他的生活變得更歡愉的工作。他們也能想象得到，當他在車廂裏與她告別，親吻她的麵孔和肩膀的時候，這個年輕的女人的麵容該是多麽憂傷。他們兩個都在城裏見過她，而布爾金甚至還與她相識，認為她是個美人。
[1]盧加諾維奇的昵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