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診
教授接到一份從裏雅李科夫工廠發來的電報，請他趕緊過去出診。從這份冗長的條理不清的電報中，隻能看明白一點：一位名叫裏雅李科娃太太的女兒，該廠的女繼承人生病了。教授本人沒有去，他指派自己的主治醫生柯羅廖夫代他前往。
柯羅廖夫需要從莫斯科坐火車走出兩站地，然後坐馬車再走四俄裏路。廠裏派了一輛三駕馬車來車站接他。車夫頭戴一頂插孔雀羽毛的帽子，對於所有的問題，他的回答就這麽兩句：“不是!”“是的!”嗓門很響，操著士兵的腔調。這是一個星期六的黃昏，太陽落山了，成群的工人從工廠裏出來，朝車站走去，不斷朝柯羅廖夫乘坐的三駕馬車鞠躬施禮，黃昏、莊園、兩旁的別墅以及白樺樹，周遭的寧靜氣息都讓他感到陶醉。在這假日的前夜，那田野、森林和太陽，似乎也準備和這些工人一道休息，也許還一道祈禱。
他是在莫斯科降生和成長的，他不了解農村，不關心工廠，也從沒去過那裏，但他讀過有關工廠的書，也到工廠主家裏去做過客，與他們談過話。當他從遠處或近處見到一個什麽工廠的時候，他總是會這樣想，別看它外表是一派寧靜和平的景象，內部卻是工廠主無可救藥的愚昧和頑固不化的自私，工人們枯燥乏味的有害健康的勞作、爭吵、酗酒、災害。現在當工人們謙恭地、膽怯地給馬車讓路的時候，他從他們的麵孔上、帽子上、步履上發現了他們的肮髒、醉意、焦躁與無助。
馬車駛進了工廠大門，工人住的矮房、女人的臉蛋、晾在門廊上的被子和衣衫從兩旁掠過。“小心!”車夫喊道，他並沒有勒緊馬匹。這是個寬敞的院子，寸草不長。院子裏有五間帶有煙囪的大廠房，彼此相隔一定距離，還有倉庫和板棚，棚頂是灰蒙蒙的，像是布滿了灰塵。這邊和那邊像是沙漠中的綠洲似的，點綴著幾處小小的花園和工廠員工宿舍的紅色和綠色的屋頂。車夫突然勒住了馬匹，馬車在一個重新用灰漆粉刷過的房子前停了下來，這裏有種著丁香花的花圃，花朵上蒙著一層灰塵，台階上散發著濃重的油漆味。
“請進，醫生。”從門廊和前廳傳來好幾個女人的聲音，可是同時也能聽到歎息的聲音與輕輕的話語聲，“請進，我們等得好久了……真是不幸，請從這邊走。”
裏雅李科娃太太是個上了年紀的胖女人，穿一身黑色的綢裙，衣袖的式樣倒很時髦。但從她的麵容看：她很平庸，文化程度也不高。她憂心忡忡地瞧著醫生，沒有向他伸出手去，她不敢。她身旁站著一位留短發戴夾鼻眼鏡的女人，她穿一件很花哨的短上衣，長得清瘦，也不年輕。
女仆稱呼她赫裏斯季娜·德米特裏耶芙娃，柯羅廖夫猜想她是家庭教師。顯然，她作為全家最有學問的一個人，受托來接待這位醫生。她迫不及待地陳述發病的原因，說得極其瑣碎，但就是不說，究竟是誰得了病，得的是什麽病。
醫生和家庭教師坐著，聊著，而女主人卻一動不動地站在門口，等著。從談話中柯羅廖夫了解到：是二十歲的姑娘麗紮病了。她是裏雅李科娃太太的獨生女、財產繼承人。她早就病了，好幾位醫生給她看過病，從昨天晚上到今天清晨，她心跳得厲害，全家都沒有睡覺，就怕她死了。
“她從小就多病，”赫裏斯季娜·德米特裏耶芙娃用一種歌唱般的聲調說著，還不時地用手擦拭她的嘴唇，“醫生們說她是神經有毛病，但她很小的時候，怕是他們把肺癆病菌傳染給了她，我想她這病就是這麽得的。”
他們到了病人跟前。她已經完全成年，身材高大，但像她母親一樣不漂亮，眼睛很小，臉的下方卻寬大得不合比例。她頭發蓬亂，被子蓋到下巴。她給柯羅廖夫留下的印象是：這是一個不幸的、出身貧寒的女孩，隻是出於憐憫才將她收養在此地，給她遮風擋雨。難以相信，她就是這五座大廠房的繼承人。
“您好，我們是來給您治病的。”柯羅廖夫開始這樣說。
他說出了自己的名字，握了她的手，這是一雙很大、很冷，也不美麗的手。她坐了起來，看來，她早已習慣醫生們的治療，也不在乎把自己的肩膀和****出來，讓醫生給她聽診。
“我心跳得厲害，”她說，“整夜都如此……我差點嚇死了!求您給我開點什麽藥。”
“會開的，會開的!您放心好了。”
“心髒沒有問題，”他說，“一切都正常，一切都很好。可能，神經稍稍有點小毛病，但這也不足為怪。應該認為，病的發作期已經過去，您安心睡覺就是了。”
這時，有人給臥室送來了一盞燈。病人在燈光下眯縫起了眼睛，她突然間用手抱住了腦袋，大聲哭泣了起來。一個窮困而難看的女人的印象突然消失了，現在柯羅廖夫已經看不到那雙小眼睛，也看不到寬大得不成比例的下半張臉，他看到了柔和的痛苦表情，這表情是如此合乎理性和感人，整個的她在他看來既勻稱，又質樸，又充滿女性魅力。他已經覺得為了讓她平靜下來，無需藥物，無須告誡，而是隻需要簡單的、溫存的話語。母親抱住了女兒的頭，把她摟在自己懷裏。這個老婦人的臉上呈現著多少絕望，多少悲哀!她，一個母親，喂養了女兒長大，毫不吝惜地把整個生命奉獻了出來，為了讓女兒學會法語，學會舞蹈、音樂，聘請了幾十位教師，請了最好的醫生，還把一位家庭教師請到家裏住下。而現在她不明白，女兒為什麽要流那麽多眼淚，蒙受那麽多痛苦，她不明白，她局促不安，她有了負罪的絕望的感覺，覺得似乎她疏忽了什麽非常重要的東西，她還有什麽事情沒有做，還有什麽人沒有請，但究竟是誰，她也不知道。
“麗紮，你又哭了，你又……”她這樣說，把女兒摟在懷裏，“我親愛的，我的好女兒，你說，你是怎麽啦？你可憐可憐我吧，說呀。”
兩個女人都傷心地哭了。柯羅廖夫坐在床沿上，握住了麗紮的手。
“得了，值得這麽哭嗎？”他親切地說，“要知道世界上沒有一樣事情值得掉這麽多眼淚。好了，咱們別哭了，不值得……”而自己心裏在想：
“她該嫁人了……”
“我們的廠醫讓她服溴化鉀[1]，”家庭教師說，“但我覺得這藥越吃越糟，我認為若要治心髒病，得用藥水……我忘了那藥名了……鈴蘭草滴劑[2]吧。”
她又說了一堆瑣碎的細節。她打斷醫生的思路，妨礙他說話，她的臉孔上顯示著責任感，她自以為既然自己是這個家最有學問的女人，就必須保持與醫生沒有片刻休止的交談狀態，而且一定得談論醫學。
柯羅廖夫感到了厭煩。
“我不覺得有什麽特別的，”他走出臥室對母親說，“如果廠醫對您女兒做這治療，就讓他治療下去就是了。到現在為止，治療都是正確的，我看不出有更換醫生的必要。為什麽要換醫生？這病很普通，沒有什麽特別嚴重的……”
他一邊從容不迫地說著，一邊戴上手套，而裏雅李科娃太太一動不動地站著，用含淚的目光看著他。
“離十點的那趟火車就差半小時了，”他說，“但願我不會誤了火車。”
“您不能在我家留下嗎？”她問道，眼淚依舊在她臉頰上流著，“很不好意思麻煩您，但您發發善心吧……看在上帝份上，”她繼續壓低了嗓門說，眼睛瞅著房門，“求您在我家留宿吧。她是我的……獨生女……昨晚把我嚇壞了，現在還沒有緩過來……請您別走，看在上帝份上……”
他想對她說，他在莫斯科還有很多工作，說家裏還在等他回去，說他在並不必要的情況下留宿別人家是件極為痛苦的事，但他瞅了一下她的臉色，歎了口氣，默默地脫下手套。
為了他，大小客廳的燈全點亮了，他坐在鋼琴旁邊，翻閱樂譜，然後欣賞掛在牆上的風景畫和人物畫像。畫風景的是油畫，鑲在金色的鏡框裏，表現的是克裏米亞風光，洶湧的海浪中有一葉孤舟，一位天主教牧師拿著一個酒杯。畫麵表現得乏味，沒有分寸感，缺乏才氣……肖像畫上也沒有一個漂亮的有魅力的麵孔，額骨都很高，眼睛都很怪異。麗紮的父親裏雅李科夫的前額很窄小，一張自鳴得意的麵孔，粗壯的身軀上穿著一件很不合身的製服，胸前掛著一枚勳章和一個紅十字章。如若缺乏文化氣息，再精美的擺設也是孤立的，沒有整體的構思和協調，就像那套製服一樣呆板。明晃晃的地板很刺眼，枝形吊燈也很刺眼，不知為什麽竟然讓人想起一個關於商人的故事，說他上澡堂洗澡也在脖子上掛了枚勳章。
從前廳傳來竊竊私語聲，有個人在輕輕地打鼾。突然，從院子裏傳來一陣尖厲的、時斷時續的金屬碰撞聲，柯羅廖夫以前從來沒有聽到過這種聲音，現在也猜不透那是什麽聲音。這聲音刺激了他的心靈，讓他覺得不舒服。
“看來，是無論如何也不應該在這裏住下來的。”他這樣想，繼續翻閱樂譜。
“醫生，請您吃點東西!”家庭教師壓低了嗓音請他。
他走去吃晚飯。餐桌很豐盛，有很多小菜和葡萄酒，但用餐的隻有兩人——他和家庭教師。她喝了葡萄酒，吃得很快，透過夾鼻眼鏡瞧著他，說：
“工人們對我們很滿意。我們在工廠裏每年冬天都組織戲劇演出，由工人們自己演，還借助幻燈片做讀書講座，還有很講究的茶座，好像該有的都有了。他們對我們很忠誠，當他們知道麗紮病了，就安排做集體祈禱。他們盡管文化程度不高，但照樣是有感情的。”
“好像你們家裏沒有一個男人。”柯羅廖夫說。
“沒有一個男人。彼得·尼卡諾內奇一年半前去世了，就留下了我們。就我們三個人生活在一起。夏天在這裏，冬天在莫斯科的波裏雅卡大街住。我來了已經有十一個年頭了，就像是自家人。”
晚餐上了鱘魚、雞肉煎餅和果汁，葡萄酒全是法國產的佳釀。
“醫生，您別客氣，”家庭教師說，她一邊吃著，一邊用拳頭抹著嘴巴，看得出來，她住在這裏十分舒坦，“請用餐。”
吃過晚飯，有人把醫生領到了為他準備的臥室。但他並不想睡，有點悶氣，房間裏彌漫著油漆味。他穿上大衣走了出去。
院子裏有點涼意，天霧蒙蒙的，潮濕的空氣中，那五座豎著高煙囪的廠房、倉庫和板柵更顯得輪廓分明。因為是假日，工廠沒有開工，窗子裏黑黑的，隻有一個廠房裏還燒著鍋爐，兩個窗子冒著紫紅色的光，從煙囪裏吐出的煙裏間或夾雜有幾點火星。院牆外的遠處能聽到蛙鳴，能聽到夜鶯在歌唱。
他瞧著廠房和那些住著工人的板棚，他重新想起了他以前一見到工廠就會出現的想法。就算給工人演了戲，有幻燈片，有廠醫，有各種各樣的福利措施，但今天他從車站過來，一路上見到的工人，與他在兒童時代早就看到的那些工人沒有什麽兩樣，盡管過去並沒有給工人演戲和其他福利措施。他作為一個醫生，能夠正確地判斷一些慢性疾病，它們的根本病因不明確，也沒有治愈的良方，他把工廠也看成某種無法理喻的矛盾現象，它的存在原因不明，也沒有化解這種矛盾的良策。他並不認為改善工廠的福利措施是多餘的，但他還是把這視為無異於給無法根除的痼疾開藥方。
“這是無法理喻的現象，當然……”他瞧著冒著紫紅色光的窗戶想，“一千五百到兩千個工人在這裏無休止地勞作，生產質量粗糙的印花布，環境惡劣、半饑半餓，隻能偶爾到小酒店裏去借酒澆愁；上百個人在當監工，這上百個人的全部生命都耗費在登記罰金、叱罵工人、做傷天害理的勾當上；而隻有兩三個稱作工廠主的人，盡管自己不勞動，也瞧不起低質的印花布，卻獨享工廠的全部收益。但這是什麽樣的收益，又是怎麽享用這些收益的呢？裏雅李科娃和她的女兒很不幸，看著她們都覺得可憐，生活得心滿意足的隻有赫裏斯季娜·德米特裏耶芙娃，這個戴著夾鼻眼鏡的並不聰明的老處女。結果卻是這樣，這五座廠房生產出來的這些劣質印花布，拿到東方市場去銷售，隻是為了讓這位家庭教師能吃到鱘魚和喝到葡萄酒。”
突然間響起了一陣柯羅廖夫在晚飯前就聽到了的奇怪聲音。在一座廠房的附近，有個人在敲擊著一塊金屬板，他敲擊了一下之後，又立即阻住聲響的擴散，因此造成了這種短促、刺耳的聲音，像是“迪爾……迪爾……迪爾”。接著有半分鍾的沉寂，然後在另一座廠房近旁發出了同樣不連貫也不悅耳的聲音，不過聲音更加低沉：“德雷……德雷……德雷……”響了十一次。顯然，這是更夫在報時：已經十一點了。
從第三座廠房附近也傳來了“紮克……紮克……紮克……”的聲響。就這樣，從所有的廠房周圍全有了聲響，隨後在板棚和大廳後邊也是如此。仿佛在這夜晚的寧靜中，是這個長著紫紅色眼睛的怪物自己發出了這些聲音，是這個魔鬼自己既控製了廠主也控製了工人，同時也欺騙了他們雙方。
柯羅廖夫走出院子，來到田野。
“誰在走動？”大門口有人用粗魯的嗓門朝他喊道。
“像是在監獄裏……”他想了想，沒有回答。
在這裏，夜鶯和青蛙的叫聲聽得更清晰了，感受到了這是五月之夜。從車站方向傳來火車的聲響，還有幾隻尚未睡醒的公雞仍在什麽地方啼叫，但這個夜晚還是寧靜的，這個世界還在安眠。在離工廠不遠的一個場地上，立著一座沒有封頂的木房，裏邊堆放著一些建築材料。柯羅廖夫坐在木板上，繼續他的思考。
“這裏隻有家庭教師一個人感覺舒服，工廠在為她提供享樂的條件。但這隻是表象而已，她在這裏也隻是個傀儡。主要的角色是那個魔鬼，這裏的一切都在為它效勞。”
他想著那個他並不相信的魔鬼，回過頭去瞥了一眼，兩扇閃著火光的窗子。他覺得，這是那個魔鬼用這些紫紅色的眼睛在看著他，這就是那種製造著強者與弱者之間相互關係的神秘的力量，這就是那個眼下無法糾正的嚴重錯誤，需要強者來幹擾弱者的生活，這是自然法則。但這隻有在報紙的文章裏或是在教科書裏才說得明白，而在充斥著日常生活瑣屑的混沌裏，在編織著眾多人與人之間複雜關係的迷陣裏，這已然不是什麽自然法則，而是邏輯上的荒誕。因為強者和弱者一樣成了他們之間相互關係的犧牲品，一樣會不由自主地屈從於某種來自於生活之外、背離人性的神秘力量的驅使。
柯羅廖夫坐在木板上這樣想著，他逐漸產生了一種強烈的感覺，似乎這種不可理喻的神秘力量就在近旁，盯視著他。與此同時，東方變得越來越白，時間過得很快。周圍沒有一個人影，萬籟俱寂，在清晨的灰色背景下，五座廠房連同它們的煙囪，呈現出了與白天迥然不同的奇怪形狀，完全忘了，那裏邊會有蒸汽發動機，有電氣設備，有電話機，而是幻想著那些搭建在樁子上的建築，幻想著上古的石器時代，感受到有一種粗暴的、無意識的力量的存在……
又一次聽到了聲響：“迪爾……迪爾……迪爾……迪爾……”
響了十二下，然後靜了下來，靜了半分鍾，聲音又從院子的另一個角落響起了：“德雷……德雷……德雷……德雷……”
“太難受了!”——柯羅廖夫想。
“紮克……紮克……”這個聲音在第三個地方響了起來，聲音很尖厲，也是斷斷續續的，像是很氣惱似的，“紮克……紮克……”為了給十二點報時，需要花費四分鍾的時間，然後又沉寂了，又有了四周一片死寂的感覺。
柯羅廖夫又坐了一會兒才回到房裏，但久久沒有上床睡覺。隔壁的房間裏有人在低聲說話，還有拖鞋的聲響和光著腳走路的聲音。
“莫非她的病又發作了？”柯羅廖夫想。
他出去看看病人。所有的房間都很明亮，微弱的陽光透過晨霧照到了客廳的牆壁和地板上，光影在顫抖著。麗紮的房門是打開著的，她自己坐在床旁的一把安樂椅上，穿著寬鬆的長袍，披著披巾，頭發沒有梳理。窗簾垂了下來。
“您感覺如何？”柯羅廖夫問。
“謝謝您的關心。”
他摸她的脈搏，給她已經披到額頭的頭發理了理。
“您睡不著，”他說，“外邊天氣好極了，春天到了，夜鶯在歌唱，而您卻坐在黑暗中胡思亂想。”
她聽著，看著他的臉。她的眼睛是憂傷的、聰慧的，看得出來，她很想對他說點什麽。
“您經常這樣？”他問。
她抖動了一下嘴唇，回答說：“經常這樣。我差不多每天夜裏都難受得厲害。”
這個時候，院子裏的更夫在報時：兩點到了，又聽見了“迪爾……迪爾……”的聲響，她顫抖了一下。
“這敲更的聲音讓您不安？”他問。
“不知道。這裏的一切都讓我不得安寧，”她回答說，又想了一想，“一切都讓我不得安寧。在您的說話聲音中倒聽出了同情，不知為什麽覺得對您是可以把什麽都說出來的。”
“您請講。”
“我想向您說說我自己的想法。我覺得我沒有病，而是心神不寧。我害怕，因為處在我的位置一定會是這樣，不會有別的結果，即便是最健康的人，如果在他的窗底下有個強盜來回走動，他也會心神不寧的。常常有醫生給我治病，”她繼續說，瞧著自己的膝蓋，不好意思地微笑著，“我當然很感激醫生，也不否認醫療的效果，但我不想和一個醫生談話，而是想跟一個親近的人談心，跟一個能理解我的朋友談心，他能讓我相信，我是對還是不對。”
“您難道沒有朋友？”柯羅廖夫問。
“我孤獨。我有母親，我愛她，但我還是孤獨，生活注定是這樣的……孤獨的人讀書讀得多，說話說得少，聽得也少，對他們來說，生活是很神秘的。他們都是神秘主義者，常常在沒有魔鬼的地方，也能見到魔鬼。萊蒙托夫長詩裏的塔馬拉[3]是孤獨的，所以她見到了魔鬼。”
“您讀了很多書？”
“很多。要知道從早到晚我有很多自由的時間。白天讀書，到了晚上，腦子空空的，裏邊沒有思想，隻有一些陰影。”
“您在晚上看到了什麽沒有？”柯羅廖夫問。
“沒有，但我感覺到……”
她又笑了，抬起頭來看著醫生，眼神是那樣憂傷，那樣聰慧。他覺得，她是信任他的，願意與他懇切地談心，他想她與他的想法是一致的。但她沉默著，可能是等著他先開口。
而他知道該對她說些什麽，他心裏明白，她應該盡快擺脫這五座廠房和她可能繼承的百萬家產，應該擺脫那個每晚都監視著她的魔鬼，他同樣明白，她自己也是這樣想的，她隻是等待著一個她信得過的人來挑明它。
但他不知道該怎麽說。怎麽說呢？人們總是不好意思問被判了刑的人是因為什麽判了刑，同樣，也不好意思去問有錢人為什麽要有這麽多錢，為什麽這樣不恰當地支配這些財富，為什麽明知這財富造成了自己的不幸還不肯拋棄它。而如果這樣挑起話題，那麽談話一定會顯得唐突、尷尬、冗長。
“怎麽說呢？”柯羅廖夫想，“需要說嗎？”
他沒有直截了當地說出想說的話，而是用循循誘導的方式：“您處在工廠主和財富繼承人的位置上，卻並不開心，您不相信自己有這個權利，所以您睡不著覺。這當然要比您很開心，睡得香，以為一切都順當好許多。您的失眠是令人尊重的，不管怎麽說，這是個好兆頭。說真的，像我們現在進行的談話，在我們父母一輩人那裏是不可想象的，他們晚間不說話，而是呼呼大睡；我們這一代人睡眠不好，備受折磨，要說很多話，總想要弄明白，我們做得對還是不對。而對於我們的兒孫來說，這種對不對的問題已經不成問題。他們的眼光比我們敏銳得多。再過五十年，生活會是很好的，隻可惜我們活不到那個時候了。要是能看一眼那時的生活該多好。”
“我們的兒孫將做些什麽？”麗紮問。
“不知道……大概是，丟掉一切，一走了之。”
“到哪兒去呢？”
“哪兒去？……哪兒都可能去，”柯羅廖夫說著，笑著，“一個聰明的好人隨處可去。”他看了看表。
“太陽已經升起來了，”他說，“您該睡覺了，脫了衣服好好睡覺。能和您認識，我很高興，”他握著她的手，繼續說，“您是個很有情趣的好人，晚安!”
他回到自己房裏，上床睡覺了。
第二天早晨，馬車已經備好，所有人都走到台階上來送他。麗紮穿著喜慶的白裙，頭發上插了朵花，臉色蒼白，麵容憔悴，像昨天一樣，她憂傷地、聰慧地看著他，她微笑著，說著話，依舊帶著這樣一種表情，好像要對他——就是對他一個人，說點什麽特別的很重要的話語。可以聽到，天上的雲雀在歌唱，教堂的鍾聲在奏鳴，廠房的窗子閃爍著亮光，而馬車駛過工廠大院然後沿著大路朝車站駛去的時候，柯羅廖夫已經不再想起那些工人、那些樁子上的建築、那個魔鬼，而是在想那個也許已經快臨近了的時代，到那時，生活將像這個寧靜的星期日早晨一樣光明和歡欣。他同時也想，在這樣一個春天的早晨，乘著一輛漂亮的三駕馬車出來，沐浴在陽光裏，那是多麽愉快。
[1]用於治療神經衰弱、癔病、神經性失眠和精神興奮狀態的藥物。
[2]療效顯著的強心、利尿劑。
[3]俄國詩人萊蒙托夫的長詩《惡魔》中的女主人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