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講　中國曆史上的經濟

一

經濟是人生一個“基本”問題，它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若使經濟問題不得好解決，其他一切問題都將受影響。可是經濟問題並不包括人生的整個問題，也不能說經濟問題可以決定人生其他的一切問題。我認為經濟在全部人生中所占地位，消極的價值多，積極的價值少。缺少了它，影響大；增加了它，價值並不大。譬如一個人要五百元維持一月的生活，缺少了一百元，對整個生活影響大；但增多了一百元，則此一百元之價值決不能和缺少的一百元相比。甚至經濟上無限增加，不僅對人生沒有積極價值，或許還可產生一種逆反的價值，發生許多壞處。個人如此，整個社會世界亦複如此。所以經濟價值是“消極的多於積極的”。換言之，經濟隻是人生中少不得的一項“起碼”條件。若論經濟情況的向上，卻該有其一定比例的限度。由整個文化、整個人生來看經濟，經濟的發展是應有其比例的“限度”的。倘若個人或社會，把經濟當作唯一最重要的事件與問題，那麽這個人的人生決非最理想的人生，這社會也決非最理想的社會。

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認為經濟可以決定一切，全部人生都受經濟條件的支配，這一理論，就今天西方世界來說，未嚐沒有它部分的真理。但是這個真理，已是病態的真理。我們若真受經濟問題來支配決定我們的一切，這一個人生，這一個社會，這一段曆史，這一種文化，已經走上了病態。馬克思的理論，是在西方社會開始走上病態後才產生的。因此他講人類社會演進，完全在經濟問題上著眼。他說：“人類社會從封建社會走向資本主義的社會。”這樣講法，至少有兩個缺點：

第一，他隻能講通半部西洋史。中古時期的歐洲，是一個封建主義的社會；近代歐洲，是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這算是對了。可是以前，還有很長的一段。在希臘、羅馬時期，馬克思說它們是奴隸社會，這話便太牽強。單拿“奴隸社會”四個字，包括不盡希臘的文化人生和羅馬的文化人生之顯然不同處。我想馬克思是先研究了近代歐洲社會，再推到中古時期，認為是由封建社會轉成資本主義的社會，這算是對了。再向上推，而仍要單從“經濟”一觀點來講西方全部曆史，就有些說不通。

此刻我們單根據他後半一段來講，封建社會有兩個階級之存在，一是“貴族”階級，一是“平民”階級。這裏有該特別注意的一點，西方的貴族階級，不全是政治上的公爵侯爵等，同時還有教會，也等於封建大地主。這一社會漸漸演變，到近代都市興起，乃有新的工商業，所謂“中產階級”，起來向上麵的封建貴族爭取自由，爭取政權，造成現代資本主義的社會。他們講個人平等信仰自由，結果造成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間經濟上的“不平等”和“不自由”。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的倫敦，看到當時種種工業生產之不人道，經濟上的不平等，發表他的“資本論”“唯物史觀”“階級鬥爭”一套的理論。他說：資本愈集中，無產階級愈擴大，中產階級便不可能存在。無產階級經過了資本主義的嚴格管理，他們有知識，有訓練，有組織，隻要擴大的無產階級團結起來，推翻資產階級，這個世界就變成了無產階級專政。可是大家都說馬克思這個預言失敗了。照他的理論，應該在資本主義極度發達的國家，才愈容易引起無產階級的反動。今天共產主義並不產生在美英等國，而產生在經濟落後的俄國。

實在馬克思預言也並不錯。我們若不把各個國家分開單獨看，而從整個世界的共通處去看，由於資本主義個人自由的經濟發展，在國內固造成有產、無產階級之對立，但由資本主義之向外發展而成為帝國主義之殖民侵略，卻使國內窮的不太窮，富的更富了。但就整個世界言，正如希脫勒所講，有許多變成“有”的國家，有許多變成“無”的國家，如是則並不是在一國之內變成為有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對立，而是在整個世界上分成了“有”的國家與“無”的國家之對立。俄國正是一個經濟落後的“無”的國家，所以列寧要補充馬克思所沒有強調的一句話，即是“打倒帝國主義”，這隻是馬克思預言的局部修正。

今天的世界，若沒有更好的方案，終不免會產生“有”的國家與“無”的國家的鬥爭。這是說明了今天的西方，已經走上了經濟問題成為最主要問題的時代，這根本是一個病態的時代。馬克思確實指出了近代西方的病態，但共產主義並不能解決這個病。有了資本主義才有共產主義，共產主義隻是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一“反動”。倘使資本主義不加修正，共產主義不可能完全消滅，這是西方現代文化一大困難。

二

今天要講的是中國曆史上的經濟問題和社會形態。照我下麵所講，卻可證明馬克思理論的第二缺點。它隻能講西方，不能講中國。因為中國曆史並沒有依照馬克思觀點而發展，特別重要的，中國社會乃由其他部分來領導經濟，控製經濟，而並不單純的由經濟問題來領導社會、控製社會。所以經濟問題在中國曆史上，並不占最重要的地位。中國曆史實在比較地能把經濟安放在其“消極價值”之應有地位上。今天中國人縱然就此吃了虧，似乎一向太不注意經濟的發展。但就中國全部曆史看，經濟問題所以不成為中國社會人生惟一大問題的，乃因其有領導控製的經濟力量在。這個力量，我們要客觀地指出，平心地檢討。

第一點，中國社會與西方有一顯然不同處。西方社會常有顯明的“階級對立”，中古時代是貴族與平民，近代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中國在西周及春秋時，也可說是一封建社會，但與西方中古時期的封建社會不完全相同。西方中古時期，由日耳曼人南侵，羅馬帝國崩潰，政府法律一切組織解體了，社會上一個個力量便紛紛而起。他們的封建，指的是那時一種“社會形態”。中國古代封建，卻是一種“政治製度”。由天子分封諸侯，諸侯分封卿大失，統治各地，於是造成中國古史上的“大一統”。這和西方羅馬帝國崩潰以後所造成的社會封建勢力，截然不同。中國封建形成，是“政治”的，“由上而下”；西洋封建形成，是“社會”的，“由下而上”。

現在暫不講這一點，而轉講雙方的相同處。最要是雙方同樣有兩個階級之對立，一是“貴族”階級，一是“平民”階級。所不同者，中國貴族階級是純政治的，沒有教會僧侶宗教性的貴族。西方封建社會由城市工商人發展成為中產階級，起來爭取政權，這可說是由於近代的資本主義起來推翻了封建主義。中國呢？到了戰國以後秦漢時代，封建社會消失了，不再有貴族、平民階級之對立，但也沒有資本主義之興起，這事實說明了與馬克思理論之不相符。

中國社會自秦漢以後，在一般人腦海中，並沒有“階級”，但卻有“流品”。我們可以說，秦漢以後的中國社會，是一個“流品社會”，並不是一個階級社會。中國社會上從此分為士、農、工、商四流品，亦可稱為“四民社會”。流品不是階級。若我們不明白士、農、工、商四流品，亦將不明白中國社會之特點。農、工、商三流，西方社會也有，現在我們先講“士”的一流。

平常說“士”是讀書人，這並不恰切，因中國社會向沒有禁止農、工、商人讀書。有人說“士”是知識分子，也同樣不恰切。中國人對士之一流，卻另外有一種不平常的涵義。因“士”可以參加國家考試，跑進政府，預聞政治。我們常說“士大夫”“士君子”，士是參加政府的一特殊流品。而且秦漢以後的政府，亦僅由此輩士人所組織。中國秦漢以後的政府，便變成了“士人政府”，這和封建社會裏的貴族政府絕不同。

在西方封建社會後期，工、商人興起，在先隻是對政府爭取監督租稅收支，審核預算決算，而不是直接要求參政。那時的政府則仍是貴族的。這個審核機構，即是今天議會的雛型。其後因議會種種刁難，政府無法應付，乃由議會中多數黨出來組織內閣，形成了現代西方的“民主政治”。他們這一轉變，是“有錢人”起來打倒了“有權人”。

中國秦漢以後，早不是貴族政府了，參加政治組織政府的，都是平民中間的士。“士”經過了政府之察舉和考試而加入政府，這一製度，由漢武帝時代董仲舒之建議而確立。但既做了政府官吏，便該和社會平民有分別。做官後，由國家給以俸祿，理論上應該專為公家服務，再不該顧及各自的私生活了。若其再謀個人經濟，經營私家生活，則將妨礙公眾，虧負本身的職守。其餘農、工、商三流，則各自經營私生活，而負有繳納租稅的義務。

這個道理，自孔子時即開始提出。《論語》裏屢次說到，“士誌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一類的話。孟子也說：“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農、工、商生活有私家經濟之憑藉，惟士則無恒產而有恒心。其精神所注在於“道”，不在私人衣食。漢武帝時規定做官人不許經商，唐代規定應考人做官人都不能兼營工商業。士人報考，必須聲明身家清白，此所謂清白，亦包有不兼營私人生產工作而言。因此中國社會上的士，其身份地位，很有些相當於佛教的和尚或外國的教士。不過和尚是要出家的。在西方，宗教與政治分途，“上帝的事由上帝管，凱撒的事由凱撒管”。傳教徒既沒有家庭，也不參加政治。而中國的士，則是不出家的，不但有家庭，還要參加政府，要顧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套人生的大任務。西方社會裏的最高人生理論寄托教會，中國社會的人生大道理，則寄托在士的一流。有誌做士的，便不該自謀個人生活。他的個人生活該由旁人來替他解決，他則應該專為公眾服務。孟子之徒問孟子：“先生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傳食諸侯，不太奢侈嗎？”孟子說：“堯以天下讓舜，舜受了堯的天下，也不算奢侈。像我這樣，怎便算是奢侈呢？”因此中國社會上的士，是可貧可富的。

在中國，士是雙料的和尚。因西方教士和佛教和尚，不要家庭子女，不參加政治，所以說是單料的。中國的士，卻有家庭，須得仰事俯蓄，但又不準他為自己謀生活，專要他講道，假使不這樣，又如何負得起治國平天下之重任？諸葛亮做了漢相，臨終遺表說：“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隨時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盈財。”這是中國社會士的傳統精神。積極方麵要參加政治，來管公家事；消極方麵不許他兼營管自己的經濟私生活。所以說他們是雙料的，至少也是半宗教性的。這是說：中國的士，至少該有一半的和尚精神。因其不經營私人產業，便和出家人無異。

一個國家的政治，交給這批人來管，這批人既是向來不考慮個人經濟，則對其整個國家的經濟，他們的思想和政策會怎樣呢？這一層，諸位自可想象及之。若使從中古時期以下的西方，全把政權交給與教會，我想至少也決不會讓社會產生此後的資本主義了。今天西方的政黨，其背後是代表著社會的資本和產業的。

中國則不然。中國社會因為有了士的一流品，它可不要宗教，它的政府也不會變成貴族政府、軍人政府、富人政府或窮人政府等，而永遠是一種“士人政府”。此乃中國社會的根本特殊點，韓愈的《原道》，排斥佛、老，他說：社會上隻有讀孔子書的“士”，可以不從事生產，因為他是為公眾服務的。“僧”“道”並不為公眾服務，何能不事生產而依賴別人生活？因此，在一方麵講，中國的士是半和尚，因其不事生產而有家庭。從另一麵講，又是雙料和尚，負了治國平天下的大責任，因而又不許他經營私人生活。

中國在秦漢以後形成了士人政府，社會由士人來領導與控製。所以我對兩漢社會，稱它做“郎吏社會”。兩晉南北朝，稱它做“門第社會”。唐代以後，則稱它為“科舉社會”。這是完全著眼在“士”的一流品之轉變上來劃分的。這完全和西方不同。若把馬克思理論來分析中國社會，顯然是牛頭不對馬嘴，必然如隔靴搔癢，搔不著真癢處。

三

現在再講到中國社會中之農、工、商三流品。

中國社會也可稱是一個“農業社會”，因農民占了國家最多的戶口，農村是中國最廣的基層。要講中國的農民生活，必須先講到“土地”問題，這是中國曆史傳統上一個最重要的經濟問題。所謂土地問題，便是講土地的“主權”問題。土地的所有權，應該是國家公有呢？還是由農民私有？

中國在封建時代就有井田製度，“井田製度”和“封建社會”是不可分離的。井田製度乃是封建政治下一個重要的節目。井田就是土地國有。當時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照法理講，全國土地都是天子的。天子分封給諸侯，諸侯分封給卿大夫，卿大夫再平均分配給農民耕種使用，便形成了井田製度。土地開始分配，以九百畝劃分九個單位，由八家承耕，每家分種一百畝。當時似乎尚無像後世租稅的觀念。唯一條件是八家共同耕種那中間一百畝的一塊，把其收獲交給公家。實際上，等於公家拿了九分之一的租額。但此製後來發現了缺點，農民全把精力放在分配到的田畝上，各家的一百畝私田耕得都很肥熟，對公耕的百畝便不免荒蕪了。於是貴族地主不得不改變辦法，不再將土地分公私，全部交給與農民，而向各家征收其十分之一的田租。這一轉變便生了問題，因把土地“所有權”的觀念改變了，漸漸地循致不再去管每家一百畝的平均分配了。他耕一百畝也好，耕一百二十畝也好，政府反正隻要向他收取十分之一的租稅。政府變為“認田不認人”，不問你耕多少田，隻知道按田收租，於是逐漸轉變為“耕者有其田”，將原來平均分配的精神打破了。

這樣由土地“國有”轉變到“私有”的過程中，並沒有革命暴動，也沒有任何一套明顯的理論來鼓吹，若把西方眼光來看中國曆史，這是難以了解的。這像後來印度佛法傳入中國，到唐代已變成為中國的佛學，這是宗教上一大革命，然而也並沒有像西方宗教革命般的顯然爭持和流血殘殺。可見中國曆史並不是沒有變，而是在很和平的狀態下很自然地變了，一幕一幕在不知不覺地變，沒有很鮮明的劃分。這是中西曆史形態不同。究極言之，亦是中西人的性格不同，乃至中西文化精神之不同。

但“耕者有其田”也有一大缺點，因為土地所有權既歸私有，耕者便可自由處置變賣土地，社會上便形成有貧富不均的“兼並”現象：“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但在政府租稅製度上，則一向保持輕徭薄賦的傳統。孟子理想中的租稅額是十分取一，但漢代田賦規定是十五分取一，實際征收隻三十分之一。唐代更輕，隻合四十分之一。這是全國一致的。但有些農民並得不到好處，他們對地主繳租要高到百分之五十，或更高。國家法令雖寬，農民並不全受到實惠。王莽因此主張變法，把全國土地收歸國有，重新分配，這叫做“王田”。王莽用意並不壞，但社會經濟問題，並不是政府一道命令可以解決的。王莽“土地國有”的政策，卻完全失敗了。

從東漢末年到三國，全國大亂，地方政府解體，土匪盜寇四起，農民無法生存，便去依靠大門第。壯丁編為大門第的自衛隊，這叫做“部曲”。大門第再圈占土地分配給部曲戶，有的是部曲戶攜獻土地給大門第，在不打仗的時候，仍由部曲戶耕種。這些土地，現在則並不歸農民所有，也不屬於國家，而歸入部曲主的掌握中。農民配到土地，自備牛和農具的，可獲歲收百分之四十。由地主借給牛和農具的，隻能得到百分之三十，更酷的隻有百分之二十。當時國家的軍隊因沒有了田租，遂也沒有了餉源。曹操時有謀士策劃實行“屯田”製度，軍隊於空閑時派田耕種。照法理論，田地是公家的，抽出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生產作為餉糧，其餘繳回政府。在那時，全國幾乎隻有軍隊，沒有農民了。軍隊又分兩種，公家的是“屯田兵”，私家的是“部曲”，都由軍隊耕種自給。當時地方長官如縣令郡守都沒有了，全變成為屯田都尉。兩漢時代是由農民擔任義務兵役的，現在則由軍隊擔任義務農作。晉代得了天下，軍隊複員為農民，但田糧仍和從前一樣征收到百分之六十至七十，這是中國曆史上最高僅見的租額，也是中國曆史上農民最痛苦的時代。隻有今天號稱為代表工農階級的共產政府，卻曾明令規定田租最高不超出百分之八十。

南北朝時，北魏始創立“均田”製，這一變動，又是由租稅製度之變動而影響到土地製度。當時政府收租為百分之六十，大地主收租也隻百分之六十，因此一般農民，均不願當國家公民，而寧願做大地主私屬的佃戶。因做大地主的佃戶，遇窮困時還可向地主借貸。做了國家公民，窮困時會告貸無門。所以當時政府的戶口冊上公民甚少，大都依歸大門第下為“蔭戶”，這亦可說是一種變相的封建社會了。北魏孝文帝雖是鮮卑人，但他卻懂得根據中國曆史，改變賦稅政策，把田租額減輕到略等於漢代，如是則農民都願改報戶籍轉為國家的公民。但政府同時也放寬限度，允許大門第可以依照一般公民的分配額，多耕十倍或幾十倍麵積的田，這是所謂“占田”。這是直從東漢末年以來土地製度上一番大改革，但也在和平過程中完成了。

唐代沿襲北魏均田製而成為“租庸調”製，大體仍和均田製差不多。這製度的好處，一是田地平均，二是租額輕減，但不久此製又失敗了。任何一種製度之推行，必須有一種精神與之相配合。沒有一種內在精神去配合推行，製度是死的，積久了一定會失敗。

譬如要平均田畝，必須具備詳盡的戶口冊。唐製戶籍共需三份，一份呈戶部（如今內政部）。一份送州（如今之專員公署或省政府），一份留縣。這些全國農民的戶口冊，三年改造一次，每次均要三份。一次改造稱為“一比”，中央政府保留三比，即舊籍三份，共九年的存卷。地方政府保留五比，即舊籍五份，共十五年的存卷。生死的變更，逃亡的發生，全國每天都不免有這些事故，都不該馬虎。若辦事人稍一疏忽隨便，戶口冊便逐漸不正確，而整個製度也必然要失敗了。

唐代自租庸調製失敗後，改行“兩稅製”。一畝地抽夏、秋兩次稅，隻問田，不問人，又恢複到土地私有可以自由買賣的情形。此後曆經宋、元、明、清，土地永遠私有，田畝永遠可以自由買賣，雖有人再來主張土地公有，平均分配，可是始終沒有實現成事實。但唐以後的土地兼並和貧富不均，比以前略好些。這因為隋唐以後采用了公開考試製度，報考的名額不斷地放寬，而非經考試不得人仕，即使宰相子弟也不例外。這一製度推行了，以前的大門第逐步衰退而終於不存在，所以此後中國社會雖不能無貧民，卻沒有像古代封建時代之大門第與大貴族。

更重要的，是中國社會上“士”和“農”相配合的理想，這在古代《管子》書中已提到。漢代士人，大體由農村出身。唐以後的製度，屬於工商籍的戶口不準應考。因此士的一流，也隻有從農民中產生。中國人一向愛多子女，這也不盡在乎某一種的宗教觀念。如一家有三子，由兩子種地，讓另一子讀書報考，考中了可以入仕做官。往往一個農民家庭，勤儉起家，留一個兒子讀書進入士流，報考當官，得機會可以做到宰相或其他高位，便可以購地造屋，退休做鄉紳。但鄉紳子弟，往往經久了又不能上進，兩三代後又衰敗了，回到農民耕田的本分。而在農村裏又有另一批新的優秀分子平地拔起，報考做官，取而代之。如此循環不絕，所謂“耕讀傳家”，自唐代至明清，均屬此情形。隻許農民投考，不許工、商人家子弟投考；又隻許做官人購地造屋，不許做官人幵店設廠、兼營工商。因此做官人隻能成為一富人，卻不能成為一資本家。而官家、富人又永遠地在更替流轉，不能累積成大富。要明白中國的社會，要明白中國社會的經濟，必先明白這一個製度。

四

現在再講到工、商人，我們該回到封建時代從頭講起。那時候整個土地完全屬於國家所公有，一部分開放的是“耕地”，一部分不開放的叫做“禁地”。貴族受封後，那些土地便由貴族統治。耕地開放給平民耕種，此外如山、林、池、澤不開放的，便叫禁地，由貴族派員管理。這裏麵的生產，便是貴族的私產。後來有一般無業遊民偷入禁地，伐木捕魚，燒鹽冶鐵，這種經營是犯製的，在當時認為作奸犯科，為政府貴族所不容許。這批人在春秋時代便叫做盜賊。起初貴族派軍征剿，後來剿不勝剿，便派人駐守入口，抽征其奸利所得，遂成為一種變相的“賦稅”。

中國古人所謂“征商”，“征”字原為征伐義，而後來乃轉變為征稅。所以民間的自由工商業，在很早封建時代是認為作奸犯科的，是一種不正當的事業和行為。此種法理觀點，連帶於古代土地所有權的觀點而生起形成，是遠有其曆史淵源的。這又與西方工商業的發展有其不同的途徑。

秦漢時代，隻有皇帝仍照古代父子傳襲，而政府則與古代不同。古代分封一個貴族，就給他一塊地，此為封建。後來做官的改給俸祿，不再給地了。農田無形中轉為農民所私有，但其他的山、林、海、澤，在傳統觀念上，依然是天子私有。所以秦漢時代政府裏的財政機關也分成為兩個：農民稅收歸政府公用，屬於“大司農”。山、林、海、澤一應工商業方麵所抽的稅，這是王室私有的，屬於“少府”。政府有政府的財政收入，王室有王室的財政收入。“朕即國家”的觀念，中國秦漢以後已並不存在。但戰國以後，工商業大大地發展了，如齊國的臨淄，便有戶口二十萬家，大都市早興起了。當時最大的商人是鹽商和鐵商。商稅既歸王室私有，於是王室收入，反而多過了政府。這也不是出於帝王之私心，隻是社會經濟演變發展，在當時未先逆料到。漢武帝數伐匈奴，為國家司庫的大司農報告國家錢庫已空，武帝下詔命富商捐款，應者隻卜式一人。武帝遂一怒而收回山、林、海、澤之利，把鹽、鐵收歸國營與官辦，把因此所得捐助給政府。在武帝之意，好像說：你們那些商人，運用了我王家土地發了財，我請你們捐助些給政府，你們不肯應，現在我便把王家私地收回，讓我來直接捐交政府吧。

此種政策，正如今日之“公賣”與“國營”，有的說它頗似近代西方國家社會主義的理論，其實在中國曆史上的出發點則大體如上述。可見中西曆史仍是不相同。我們一定先要明白漢武帝以前一種土地所有權的觀念之來曆與轉變，才能明白漢武帝所行“鹽鐵政策”之理論與根據。

漢武帝以後，政府對社會上可獲大利的工商業，一向都由政府控製，不讓私人盡量自由的經營。因此對農業則輕徭薄賦，平均地權；對工商業則限製發展，不使社會上有大貧大富之出現，孔子的人生理想是：“貧而樂，富而好禮。”社會不能嚴切製定沒有貧富之分別，但窮人亦要讓他們活得有一些快樂，富人須教他們知禮守禮。中國人所謂“禮”，便是一種生活的“節製”與“限度”。董仲舒曾講過一節話，他說：“富而驕，貧而憂，都是要不得。我們不能使社會上絕無貧富之分，但不可使富人到達驕的地步，也不該使貧人落到憂的境界。”

上引孔子與董仲舒兩番話，實可代表中國傳統的經濟理想。一個社會，雖不能做到均貧富，卻老想能在某種限度內保持其平等。富的有一個最高限度，窮的有一個最底限度，求能把貧與富的分別，限製在此有寬度的中間而不使逾越。此亦是中國人之所謂“禮”，亦即是一種“均產”的理想，這一種理想的執行人就是“士”。

在這樣一種傳統理想控製之下，遂使中國始終走不上大富大強的路。然而一個國家也不可太富強，太富強了就會有危險。中國的傳統哲學：“國防求能做到不被人侵略，經濟求能發展到一般生活沒有問題。”到此為限，卻不許繼續無限地向前。羅馬帝國的衰亡，原因即在其太過富強了，因經濟集中而流於過度奢侈，遂致文化崩潰，國家淪滅。中國始終把文化根苗寄托在農村，不讓財富集中到城市，工商資產始終受節製，求其與農村經濟保持一有寬度的均衡狀態，而限製其發展過度。這樣也影響了實用科學之發達，物質文明永遠不能突飛猛進。然就長時期曆史進展言，中國的物質文明也始終在西方之上。因為沒有急劇的逆轉與崩潰，經過長時期積累，所謂“日計不足，歲計有餘”，無論從實際情況講，或從理想意義講，中國曆史上的經濟製度還是有它不可抹殺的長處。

馬可波羅來中國，其時在元朝，這一時期的中國很不像樣，但在他《遊記》裏，已經使當時西方人不信世界上會有這樣一個經濟繁榮的國家之存在。到清朝康、雍、乾時代，中國物質文明，就一般言，仍然在西方之上。隻這最近兩百年來，西方新科學才突然淩駕了中國。然正因為西方科學之突飛猛進，而造成了西方今天種種的問題。我們不能隻看今天西方的發達，而忽視了中國一向用政治來控製經濟的那一套理想與方法。自文化立場講，從一個人生理想上來規定一種經濟限度，是未可厚非的。

五

今天中國社會情況大變了，但變在哪裏呢？據我想，如上所述，中國社會裏的第一流品“士”的品質先變了，這至少是在大變中很占重要的一項。“士”是中國社會的中心，應該有最高的人生理想，應該能負起民族國家最大的責任。更重要的，是在他們的內心修養上，應能有一副宗教精神。可說中國的士，應是一個“人文宗教的宣教師”。他們常要不忘記自己是半和尚，或是雙料和尚，而不僅是一個有智識的讀書人。

自從西方文化進入中國，中國若能急起直追，迎頭趕上，在和平秩序中接受他們的新科學，這也並不是一件閑難的事，並不需要先把中國整個社會、整套文化澈底推翻，全部革命。但一部分讀書人走上政治，失卻了為公服務的責任感，卻說是爭民權。一部分改行經商，索性專一孜孜為利，說是個人自由。西方人至今尚進教堂，接受他們許多傳統的人生教訓，而今天中國的智識分子，則隻接受了西方的“權利觀念”，沒有接受他們的“宗教精神”。社會依然是中國的，理論卻是西方的；又隻有西方理論之一半，隻講“個人權利”，不講“仁愛與犧牲”。於是四民中缺少了一民“士”，社會驟然失了中心。

其實今天中國社會裏的所謂智識分子，還如從前的士般，實際上還是中國社會的中心，但他們隻保持了中心的地位，早失卻了中心的精神。他們隻肯剽竊西方政治經濟理論來“自便己私”，而缺乏一種為公犧牲的宗教精神。反而離題愈遠地來求破壞中國社會，打倒中國文化。理論上是消極的所謂革命，實際上是專為個人或派係，或黨團，爭奪各自一份的“私權益”。於是造成了今天的局麵。

我覺得目前的中國，依然要走中國自己的道路，要恢複“士”的精神來作社會中心的主持與領導。這輩人不應該借著民主理論來逃避自己的責任。他們還是社會的靈魂。他們應該尊孔子也如西方人敬耶穌般，應帶有一種“為公犧牲”的精神。不能僅憑一套浮淺而實際是自私的政治經濟理論，來掩飾其自營己私的權利營謀，來助長相互間的鬥爭情緒。他們必須有精神，有信仰，他們確還是今天中國社會的中心，責無旁貸，不應該躲避。他們說：“今天是民主社會了，誰也該自由，誰也該平等。”實際則仍是不平等，隻讓他們獲得了許多自便己私的自由。

今天的中國共產黨，盲從馬克思，主張以階級鬥爭來領導中國社會之改進，其實中國社會從秦漢以來早就沒有階級。若說打倒封建，則中國又已早沒有封建。若說無產階級專政，則中國的士，早已是一種無產階級，又且應以無產作為他們的宗教信仰的。中國向來有一套“士農合一”節製經濟的傳統理想，因此中國社會也絕不會走上資本主義的路。封建社會破毀了，資本主義的社會始終未出現，這是馬克思唯物史觀不能適合中國曆史進程的真憑實據。信仰馬克思來改革中國社會，真所謂無的放矢。

今天中國人的大缺點，就在把自己本身的社會實相撇過不談，而專門濫用西洋幾個空名詞套上，硬拚硬湊，硬要叫中國來做別人家文化的殖民地。我們希望中國文化還要自覺的站起來，那麽中國才有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