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講　中國曆史上的國防

一

中國民族是一個和平的民族，中國文化也可說是一種和平的文化。但從曆史上看，中國民族也極有戰鬥精神。中國民族和其文化之和平，是一種“強性的和平”，它賦有很堅強很優越的戰鬥精神。普通常講中國二千年來閉關自守，這話並不合實情。中國是一個門戶洞開的國家，本就無關可閉。東南是大海，西邊是崇山峻嶺，但北方是一帶遼闊的平原。在這一條綿長的邊疆上，中國並無天然的國防線。不僅門戶洞開，而且藩籬盡撤。但在那邊，雖沒有天然的防線，卻有天然的疆界。

北方天氣寒冷，沒有雨水，廣大的草原和沙漠，無法發展農業。僅有很多遊牧民族，在此地帶飄**。中國原是一個農業文化的社會，越過此界線，農業無法栽根。農業文化也可說是人類的基本文化，但古代農業文化之最大敵人即為遊牧文化，近代農業文化的最大敵人則為商業文化。德國史家斯賓格勒有一名言，謂“近代商業文化，就是變相的遊牧文化，是一種新的遊牧文化”。換言之，此兩種文化，同樣涵有“侵略性”，而農業文化則天然具有“保守性”。古代世界最大遊牧民族根據地，即在中國之北方。中國實逼處此，遂不得不建立起一條人造的國防線萬裏長城。遠從戰國，直到秦始皇絡續建造一條漫長的防線；西起甘肅臨洮，東至朝鮮大同江邊（並不是到山海關）。若以羅馬北部的阿爾卑斯山相比，中國萬裏長城何啻延長了幾十倍，而且也不如阿爾卑斯山有天險可資扼守。

遊牧民族的武裝，以騎兵為主。馬**冷喜燥，一到秋冬，全身馬毛都長好了，所以說秋高馬肥。騎兵的武器是弓箭，弓用膠質製成，所謂角弓。天寒膠凝，弓硬箭遠。唐人詩所謂“風勁角弓鳴”。所以遊牧民族一到冬季，正值食糧斷絕而武裝完備的時候，而那時的中國，農村裏已經是秋收冬藏，酒釀熟了，布織成了，天然的引起北方遊牧人的垂涎。這樣團聚而流動的遊牧隊伍，可在荒遠漫長的萬裏長城之任一個缺口蜂擁而入。中國盡有幾十萬邊防勁旅，也是防不勝防，加以當時通訊困難而遲緩，待他處救兵到達，敵騎早已遠揚。散處的和平農村，麵對著這一飄忽而強大的，在天時、地利、人和三方配合的侵略大敵，這真是中國史上從始以來便麵對著的一個最困難對付的大問題。

由於上述原因，逼得中國隻有改采攻勢的國防，而不可能常用守勢。但若中國要采取攻勢，則須先訓練一批機動性的遠征軍隊，能求找得對方主力，加以殲滅性的擊破。這是中國曆史上對外戰略所謂的一勞永逸。但中國軍隊要向北方邊外開拔，運輸不便利，大軍機動向前，糧食輜重後發，這是行軍一大危機。遊牧人南來，可以就地覓糧，到處掠奪。中國軍隊北上，則必攜糧隨行。因此此項出擊，又必在一個短時間內把握有必勝的機權。這樣的“開塞出擊”，若果有勝利，敵人知道了我們的戰略，在近塞處戰敗了，還可越過大沙漠，退到漠北，借沙漠為掩護。隻要避免主力被殲滅，待中國大軍一退，依然可以越漠南侵。因此中國要求真能一勞永逸的遂行其殲滅戰略，勢必再進一步，絕漠窮追，求得澈底的成功，才能得到數十年或百年的太平。這當然是一種充滿冒險性的孤軍深入戰，可勝而不可敗。用機動的出擊，在極寒冷的天氣裏，要遠越關塞到無人煙的大草原，或橫跨大沙漠，來尋擊敵人的主力。有時數萬大軍，繞行了曠**荒涼的萬裏長程，結果不見敵人一兵一卒，無功而歸。亦有提數千騎兵，出其不意地摧破了敵人數倍十數倍之眾。這常是一種極驚險極勇敢的表演。必須有極優越的將帥天才，與士兵素質，才能勝任而愉快。而且在中國，要出塞遠征，必先訓練大隊騎兵。無論在黃河流域，抑長江流域，騎隊的訓練都很困難。因為這裏多是密集的農村，而且氣候溫濕，不適於大批戰馬之養護。這可想中國曆史上對外防禦是如何般的一種艱巨工作了。

曆史上中國軍隊取遼東，征高麗，普通都從熱河出兵（以往是不從山海關的），必須配合氣候，隨帶糧食，在出征之前就預先計定班師凱旋之期。如果這一次出征，不能獲得決定性的勝利，天氣驟變，或是糧運中斷，這支軍隊往往會一去不返。這些都是中國國防先天的難題。漢武帝、唐太宗討伐匈奴、突厥，及其他的對外武功，大都總是以少取勝。大隊結集，反而要吃虧。幾路軍隊，包圍合擊，出奇製勝，常演出驚險的場麵。或是向導迷途，兩支軍隊無法會師。或則前軍追擊，後軍不繼，遂致兩相隔離，不能呼應，形成孤軍，受敵包圍，有如霍去病、李靖的戰績，十足可以說明中國民族之富有戰鬥精神和戰鬥力量。在其保國守土的績業上，殆為其他民族所無可比擬。

這一種塞外立功，往往經過了十年或幾十年的慘淡經營，才始獲得一次決定性的勝利。而因氣候物產種種關係之限製，對戰勝所得，又不可能長期占領。中國內地的農業文化和農村生活，終苦於無法移殖。於是大軍凱旋之後，最多數十年一百年，塞外遊牧人獲得休養生息，潛滋暗長，新的力量又在無形中崛起。那不是麽？匈奴完了有鮮卑，鮮卑完了有突厥，突厥完了有契丹，以後又有金，有蒙古，有滿洲。此隻據其最著名者為例。而在中國本土，因經過了一百年八十年的長期太平，武備鬆弛，人民終老不見兵革，一旦第二次外患又來，逼得中國要重新努力再一次新的大規模的攻勢防禦來再固疆圉。

如是般的循環，直從秦始皇到現在，已經二千餘載。但中國民族和中國文化，仍能屹立於世界，成為世界上現存唯一古老國家，這決不是天幸。印度對外隻有一途可通，羅馬亦然。陸路除卻阿爾卑斯山天險，竟可說是無路可通了。中國則漫長的邊防，無險可扼，而且其外麵又是最適宜於大量遊牧蠻族之屯聚與流轉。試問在如此困難的國防情勢之下，還能保留其民族文化綿延至今二千多年，若使沒有一種內在的極堅強的戰鬥精神，如何可能？

而且中國軍人，不但富於“攻擊性”，同時也極富於“防禦性”。防禦性的戰鬥和攻擊性的戰鬥，此在軍隊性能上，是相反的兩極端，而同時在中國軍人身上表現了。其他民族，往往有的善攻不善守，或是善守不善攻。中國曆史上的軍隊，卻具備了此相反的兩性能。所以中國有時被北方蠻族侵入，往往能就地抗戰，以劣勢挫敵優勢。像唐代安祿山攻睢陽，張巡、許遠孤軍困守，終於摧挫了敵鋒，保全了江、淮，這是曆史上極著名之一例。如此之類，舉不勝舉。故說中國素受異族侵淩，這話固不虛。然也是我們對自己國防的一句警惕話。卻不該因此看輕了我們曆史上民族傳統的強韌戰鬥精神。

二

漢代匈奴，實在是當時一可怕的強敵。屢次內侵，終未成功。經漢武帝痛快擊潰之後，其一支流亡到歐洲，歐洲人卻無法抵抗，被打到了羅馬，直到現在，歐洲還存在一個匈牙利國，是其遺胤。至於西晉時的“五胡亂華”，這並不是北方蠻族直從塞外入侵衝破了中國防線，而占領到中國之內部。這是許多早已許其移住在中國內地的蠻族乘時搗亂，突起叛變，隻是中國內部一種政治崩潰與社會動亂。唐代武功，舉世無匹，可不用說。以後便是遼、宋之爭。一般人都卑視宋朝，稱之為“弱宋”。殊不知宋朝處境的困難，較之漢唐，不知要增加多少倍。一則是五代石敬瑭割棄幽、薊十六州贈予契丹，到宋初開國，中國東北方疆土，自山西大同到河北北平，早都在遼國之手。西邊由山西大同往南，尚有雁門關一條內線可守。而東邊河北則隻有居庸關到山海關一條外線。逾此向南，從北平保定直到黃河北岸，地勢平坦，更無阻塞。宋代的國防形勢實太削弱。二則宋代東有遼，西有夏，這兩國都是馬和鐵的最要出產區。中國對付北方，必用騎兵，而產馬區均落敵手。養馬又須廣大草原，或深山長穀，不能一匹匹地分散在農村裏養。所以宋朝要訓練大隊騎兵，根本條件不夠。當時曾有人計算過，開辟一塊草地養一匹馬，這塊地就足維持二十五個農民的生活。如以白銀茶葉向西夏換馬，西夏自不會把上品的馬供應。換來馬後，散給農村飼養，一戶一匹，往往一二年後即羸瘠無用，不堪作戰。宋朝在此情況下，應付遼、夏，前後維持了一百六十年的長期，實在比漢唐困難得多。

後來金國南侵，也隻占領了黃河兩岸，沒有能過長江。南宋雖弱，還能保住了半個中國。中國曆史上第一次全部被北方民族占據的，隻是蒙古。蒙古人用兵，世界罕有其匹。他們曾橫掃歐、亞兩洲，然他們所遇到的最大敵人，還是中國。那時中國早分成三個國家：北是金，西是夏，南是宋。而蒙古南犯，自成吉斯汗至忽必烈，前後五代七十八年，大別可分為三期：

第一期：太祖成吉斯汗滅西夏，取到金黃河以北地，但打不過黃河，越不過潼關，便轉向西侵，直攻歐洲。

第二期：太宗窩闊台聯宋取金，自漢水借道襄陽，迂回潼關，以拊金之背。但滅了金，仍無法攻宋，又再度西征，越過莫斯科，直搗意大利之威尼斯。

第三期：世祖忽必烈繞道西康、雲南，轉向回攻襄、樊。其間攻襄陽六年，宋朝還是掙紮著，仍未即就滅亡。

據西方人記載，蒙古西侵，真如秋風之掃落葉，未見有像到中國來那般節節受阻的。可見當時蒙古人所遇最強韌的大敵，還是中國。蒙古武力亦為吞並中國消耗極巨，宋亡而蒙古亦趨衰弱，未到一百年，仍為漢族驅逐出塞。整個蒙古帝國的衰亡，主要還是在中國開始。

再一次的異族入侵，便是滿洲。我們往往懷疑當時偌大一個中國，何以竟無法抵抗小小的滿洲部落。但滿洲侵滅中國，前後也曆三十年，其間經過極曲折。中國原是一個和平性的民族，政治比較合理，在升平無事了二三百年之後，一旦倉卒臨時征調全國農民來當兵應敵，疆域又如此般遼闊，征發令一下，便致全國騷然。這些弱征，是一個和平文化的社會，發展到百年以上的長時期之後所不易避免的。當時軍備存庫，也多已是百餘年前的腐朽。據曆史記載，楊鎬領著四路大軍出關，臨時開庫配發軍裝，鐵甲都已鏽爛，戰袍縫線也都脫斷。分配盔甲，肥大的配給了瘦小的，瘦小的分配到了肥大的，十萬二十萬大軍，一時哪能有現成稱身軍衣？出師前宰牛祭旗的刀，也竟誘鈍了割不斷牛頸。這樣的武裝如何能用？而且南方人從沒見過冰雪，一旦開上遙遠的東北，氣候驟異，縮瑟寒冷，軍心士氣，先受威脅。滿洲人是全族皆兵的，他們盡在打仗戰陣中生長。他們的帽子，對耳鼻均可禦風。上身是皮馬褂，這是馬上的軍裝大衣。長袍內襟拖長，可以把兩襟左右分開，庇護著騎在馬上的兩腿和膝蓋。兩手勒韁和使用武器，有馬蹄袖保溫不冷。這真所謂主客異形，天然的便吃虧了。加以他們的武器，因是一個戰鬥民族，所以都是配合著各人身材力量，由私家各自精心鑄造。兩種社會的全部生活絕不相同，在這樣的對比下，中國軍隊件件見弱，這不是中國人不愛國，或不善打仗，而是太平已久，迫不及備的原因。

講到這裏，我們要回頭追憶到漢武帝的雄才大略了。他預備攻匈奴，便先期訓練騎兵。為要養馬，便先到新疆移殖苜蓿，在上林（即當時的皇家公園）辟地試種。他為此曾運送大兵到西域去挑選種馬，所謂“汗血天馬”是也。馬有了，才好練騎兵，待幾十萬馬隊訓練成熟，這樣才一鼓出塞，自然易獲勝利。武帝為要攻大理，通西南夷，知道大理有一昆明湖，便在長安仿照昆明湖鑿了一個大湖，亦名昆明，用來天天訓練水戰行船。否則大陸人南下，又何能驟習水戰呢？孔子所謂：“不教民而戰，是為棄之。”這是政治問題，不是民族本質問題。

滿洲是一個新興蠻族。正從戰鬥中長成。明朝二百年來，隻怪社會太平太久，然這不是人類文化所應有的理想嗎？待其忽然麵對強敵，幾仗之後，雖經失敗，而戰鬥精神漸旺，還能守住山海關。若使那時國內政治稍得清明，不腐敗，沒有李闖、張獻忠作亂，內部不至鬧得不可收拾，山海關守兵不撤，滿洲內侵，還是可以抵抗。我們不細讀曆史，不明白當時種種真相，隻知道中國給滿洲吞滅了，便說中國民族早已衰敗，該亡國了，這真是喪心病狂之見。

中國的對外軍事史上，還有一點值得稱揚佩服的，是每逢獲得大勝仗後，便能適可而止。漢武帝、唐太宗都是好例。羅馬人因窮兵黷武，終至覆滅。中國則不然。每逢對外戰爭，大將軍勝利歸來，中國人並不熱烈崇拜。甚至如西漢陳湯，以單車之使，攻克西域匈奴遺族郅支強敵，卻受國內種種責難。其實這不全是中國人之糊塗。中國曆史上最受後世人熱烈崇拜的，反而都是些失敗英雄。他雖失敗，我們鼓勵他，崇敬他，稱揚他，如嶽飛、文天祥、史可法，較之霍去病、李靖、徐達之流，他們事業之一勝一敗，而我們對他們的一冷一熱，反而成了一反比例。然而正為此故，我們勝到了，能適可而止；失敗了，能不屈不撓，再圖複興。這可證明中國人的理智能用在勝利時，情感能用在失敗時。所謂“勝不驕，敗不餒”，這是一種最好的國防心理，亦是一種最深沉、最強韌的和平精神。中國民族能維持這幾千年，決不是偶然。

三

講到國防，一定要講軍隊，我再從大體來一講中國曆史上兵的來源和軍隊的製度。

春秋時，中國隻有貴族兵，那時僅貴族子弟才能正式武裝參加軍隊，平民沒有當兵的資格，隻能做軍中勤務，如浚溝、築壘、運輸、做飯等工作。戰國時，幵始大規模使用步兵。那時大都是募兵製度，平民遂得正式當兵。

到漢代，始有確定的“義務兵役製”。漢代是全同皆兵的，壯丁從二十三歲起全應服兵役。為何規定二十三歲起呢？其中卻有道理。因為二十歲成丁，照理該能獨立營生。中國的農民經濟，通常是三年耕可以有一年之蓄，每年積蓄其生產量的三分之一，三年便可餘一年糧。一壯丁自二十歲至二十二歲耕種了三年，二十三歲開始服兵役，家中可以使用他過去三年的貯蓄，無饑餒之憂了。可見當時小小一項製度的規定，也顧及民生休戚。那時兵役共有三種。一是到中央當衛兵，一是到邊疆做戍卒，一是在地方見習。無論丞相之子，也一律要服兵役。當時中央政府的衛兵，數額最高有七萬餘人，這是由政府供養的。至於邊防戍役，旅途經費由民間應役的自己擔負，因此平時國家軍費開支極節省。倘遇對外作戰，除了正在兵役期限的以外，另有一種誌願兵。此等人，平日在家養馬射箭，自行練習，一旦國家有事，報名參加，即所謂“良家子從軍”。如李廣一家從祖上直及其孫李陵，世代都是期望著得機會誌願從軍建功立業的。

到三國時，“國民兵”變成“部曲兵”，形同私家軍隊。當時中央政府覆滅，地方政權亦隨之崩潰，到處土匪橫行，大門第組織自衛軍，農民亦歸附參加，像張繡、典韋等，都有他們的私屬部曲。在那時，則幾乎隻有軍隊，沒有農民了。有鄧艾等替曹魏劃策，叫軍隊集體耕田，此即謂之“屯田”。晉代五胡亂華，五胡軍隊可稱為“部族兵”。匈奴人有匈奴軍隊，鮮卑人有鮮卑軍隊，他們全部族每一壯丁都是兵。另外中國人當兵，叫“簽丁兵”，由壯丁用抽簽方式臨時征發。或二丁抽一，三丁抽一，五丁、八丁、十二丁抽一不等。符堅淝水之戰，他軍隊前線已到安徽淮河，後方尚未出長安城，可謂浩浩****，盛極無比。所以他誇說隻要我軍隊人投一鞭，便可把長江水流塞斷，安然而渡。然符堅，一到淝水邊，偶而登山，隔水遙觀東晉陣容，即悵然失色。稱許為旗幟鮮明，自歎勿如。這為什麽呢？正因當時東晉已采用“募兵製”，合格的壯丁始得入伍當兵，身材服裝均整齊劃一。符堅軍隊卻雜亂不齊，有各種胡人的部族兵和中國的簽丁兵，衣服旗幟、行列陣容完全雜湊，宜乎一見晉兵，便自心怯。可見募兵製也有優點。但招募的軍隊，貴能及鋒而試，過了三年五年，十年八年，容易衰頹。東晉“北府軍”自淝水戰勝，以迄劉裕北伐，是極盛時期，那是當時招募來的那批軍隊的最有用時期，但久了便不行。

到了北周，那時鮮卑部族兵已不夠用，拉來壯丁又不行，募兵又要長期消耗國家軍餉，遂改行“府兵製”。選擇有家業的壯丁，令其長期當兵。有事出征，平居則自耕自養。當時戶口分上、中、下三等九級，下等三級人是不準當兵的，隻上、中二等六級戶口可服兵役。當了兵，一切田租捐稅均豁免。北周終於憑藉此府兵製度統一了全中國。唐代因之不改，亦因府兵製度而創立下極偉大的武功。府兵是凡兵皆農，與漢代之全農皆兵，同為“兵農合一”，而北周、唐代的府兵製則更為合理。當兵的都有相當田地，家業窮苦的農民，不得充兵役，如是則兵員素質，無論在智識上、體格上、品德上，皆無形提高，而且較為整齊。較之募兵製度自更優越了。簽丁兵不容說，中國戶口盛，實在也不需全農皆兵。

所謂府兵之“府”，與地方行政劃開，專擇戰略要點設立，非邊防衝要不需要用兵的地區，便根本不需要設立府兵。當時每府有一支軍隊，小則八百人，多則一千二百人。據統計：全國最高可能約八百府，共可得八十萬軍隊，分配在各戰略要點，實際已足夠應用了。而國家則無需分文軍餉。因府兵有田畝自給，中央隻派幾個教練官就農隙督教。及遇出征，某一府兵陣亡了，申報到政府，即由政府派人去其家唁慰，並致送撫恤金，賜予爵位。府兵都是有身家的，都知自愛，都能忠勇奮發，以此屢立奇功。將軍在中央供職，無官有勳。作戰時帶兵赴敵，戰事完了，兵歸府，將回中央，亦絕沒有軍人幹政之事。可見唐代武功和當時製度有關。

待到唐玄宗開疆拓土，一意向外擴張，府兵製度遂漸次破壞。舊例軍隊戍邊，期滿即調防回府。後因軍事長期不輟，軍隊久駐邊疆，不令回府，那府區也不認真，不另派人接防，此人隻能永留不歸，如是則使人視從軍為畏途。同時出征軍人，本都富有，上有父母，下有妻兒，遇從軍出發，常攜帶許多絹帛私貨隨時自備私用。邊將貪汙，想法中飽，將府兵帶來絹帛令其登記存庫。名義上代為保藏，俟其需要用時領取。實則對有絹貨人責令加倍作苦工，求其速死，以便沒收其財產。這輩打仗或做苦工死的，邊將也都不造具名冊呈報中央，中央即無名冊轉到各府，軍人家屬猶在夢求征人平安歸來。所謂“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如此積弊一多，府兵紛紛逃亡，大好製度因此瓦解。可知每一好製度，必須有一種良好精神來維持。若精神一衰，最好的製度也要崩潰的。

唐代自府兵後改變為“鎮兵”，即藩鎮自有之兵。當時中國邊防，漸引用番將，所帶鎮兵，亦雜用大量胡卒，於是有“安史之亂”。亂平後，邊防節度使依然存在，各將其轄下所有壯丁盡量編成軍隊，每一節度使都蓄有精兵八萬十萬以上D再就其中挑選一萬或幾千人為衛兵，常駐衙內，稱為衙門兵。更於衛兵中挑出二三百最精銳部隊，收為養子。如是遞分等級，層層統製。衙門裏每日宰牛殺羊，犒勞士卒。軍隊馬鞍旗幟均用錦製繡花，更有加以金銀嵌飾的，遠望如雲錦霞彩，光耀奪目。地方的全部經費都耗在養兵上。節度使間又互通姻親，聯成一氣，中央對之無可奈何。如此般的擁兵割據，各自世襲。所以唐代藩鎮，實是中國曆史上最可痛恨的軍閥。

以後經過五代，到宋初，居然能翻身來再建一統之局，真是曆史上了不得的事。若把羅馬帝國末年相比，便知中國民族畢竟偉大，它常常能自找新路，絕處逢生。宋太祖“杯酒釋兵權”，是當時一大轉機，那時軍人也覺悟了，經太祖一席談，將兵權交回中央，那真是當時國家製度一極大的大革命，但亦不經流血而完成了。但那時國力已經不行，河北、山西兩省，大半為契丹所據，既有大敵在前，又不能痛快裁兵，宋太祖乃在軍隊中挑選精銳的改編為“禁軍”，餘下老弱殘卒，謂之“廂軍”，一時不好遣散，隻安放在地方上，作些苦工，這都是不能上陣的。宋代是中國曆史上最窮的朝代，窮的原因，就為要養兵。宋代又是中國曆史上最弱的時代，因為是募兵製，來應募的體質雖健，大多是無業遊民，德性智識都低下，軍隊素質差了，而且募兵若久不上陣，連體質也要逐年降低。這是宋代兵製上的大缺點。但從唐代藩鎮割據，吸盡民間精血來各養私兵，到宋代總算把兵隊都統一到中央，這已是大不易事。若論禍源，應遠溯到唐玄宗之窮兵黢武。唐沒後的中國，不變成羅馬覆亡後之黑暗時代，那已是宋人功績了。

元代又是部族兵，蒙古人才有當兵資格，中國人是沒份的。明太祖驅除韃虜，統一中國，又效法唐代府兵製。他嚐說：“我要養百萬大軍，而不用民間一粒米。”那時的軍隊，叫“衛所兵”。小單位的軍隊謂之“所”，大單位的軍隊謂之“衛”。明代的“衛所”，略如唐代的“府”，皆與行政區域分劃開的駐軍區域。一衛最多有兵五千六百人，千戶所一千一百二十八人，百戶所一百二十人。每一兵給以若幹耕地，令其自耕自給。上等的田二十畝，次等的田三十畝，荒地七十至一百畝。但衛所兵仍須納糧，納來的糧用以養將。有明一代武功，遠及蒙古、朝鮮、新疆、安南，亦見衛所製度之效用。後經長時間的太平，衛所製度也又腐敗了。

滿洲入據中國，起初也是部族兵，即所謂“八旗兵”。漢人參加的軍隊，謂之“綠營兵”。那是有等級的。綠營兵的餉額待遇不能與八旗兵相比。到太平天國起，八旗、綠營都已腐化，全不能用了，乃有曾國藩、李鴻章等訓練湘軍、淮軍。開始是地方團練，自衛鄉裏，後來成為正式勁旅。這種軍隊的編製，又可稱為“子弟兵”，各人在自己家鄉，把鄉鄰、親戚、朋友招來當兵當將，長官和士兵如家人子弟般。起初很有用，但慢慢演變，結果成了民國以來的“北洋軍閥”。這亦是一種變相的私人軍隊，變相的部曲兵。

現在我們試比看中國曆史上的兵製。貴族兵隻封建時代有，部族兵隻異族入侵時有，不用多論。募兵雖有優點，但也隻能用於一時，不能長久豢養。國家也不堪負擔此長期的軍餉。國民義務兵，歐洲直到近代由普魯士開始實行，而中國在二千年前的漢代，已是全國皆兵了。將來我們的陸軍，似乎仍宜采用國民兵製，但若能參酌北周、唐代、明代的府兵與衛所製度，那是更合理想了。簽丁兵硬拉來的，當然不能用，還不如募兵。募兵又不如府兵、衛所兵。子弟兵一麵是募兵的變相，一麵是部曲兵的變相，也要不得。可見中國曆史上有強有弱，雖則原因複雜，而兵製影響也重要。現在我們在積弱之餘，籠統埋怨中國文化傳統，甚至埋怨到民族素質，那都是不通曆史的瞎說話。

四

現在我們再該講到的一點，便是中國曆史上“武裝”與“經濟”的配合。中國既是一個以農業經濟為主要的國家，國防武裝，主要的便在如何與農村生產相調節。上麵所講漢、唐兩代的兵農合一，便由這一原則之要求而產生。但農業是安住的，農村是散漫分布的，而軍隊則需集合，需流動，尤需特別注重邊疆，在此形勢下，乃有屯田製度之出現。

“屯田製度”是一種用軍隊來耕種的製度。它的主要用意，在使一個臨時的戰鬥集團，同時即成為一個平時的生產集團。武力之所至，同時亦即是財力之所達。軍隊推行到那裏，農業也同時推進到那裏。因此對外戰爭，緊接著對外墾殖。遠在西周封建，其實早就是一種農民集團之武裝移民。由西方周天子分封大批諸侯，圈定了一塊土地，浚深溝，築高封，中心建設一都市，當時稱為“國”。四圍開辟農田，即是封建諸侯所經營的“井田”。把井田的經濟生產來營養都市，把都市的貴族士兵來護衛井田。當時每一個侯國，同時便是一個經濟與武裝緊密配合的單位。西周封建所麵對的現實形勢，本是一個農、牧並存，華、夷雜處的古中國。從事遊牧的，乃當時之所謂戎狄；有城郭建築，從事耕稼的，當時謂之華夏。西周封建，是把華夏農業文化深入散布到戎狄遊牧文化的廣遼大陸，而逐漸使此廣遼大陸普遍“華夏化”，那即是這一種經濟與武裝緊密配合的生產戰鬥集團之成績。

但此集團中，卻顯然分成“貴族”與“平民”之兩階級。都市國人是貴族，井田農夫是平民，而且那時是貴族負擔戰鬥，平民從事生產，責任顯相劃分。秦漢以後之邊疆屯田，乃至國外征服地的屯田，則是即兵即農，把擔任臨時戰鬥的武士，訓練成平時兼事耕作生產的農民。好使這一個遠在邊塞乃至隔絕國外的武裝隊伍，可以自給自足，長期戰鬥，而不勞國內經濟上糧食上給養。這是中國曆代國防製度一大成功。這不僅告訴了我們，中國古人對政治、對軍事上之絕大聰明與絕大天才，同時告訴我們，中國國民性之內在的莫大可貴的一種深厚、篤實、堅強的德性之又一方麵之流露與表達。

我們隻看西漢初年晁錯所講移民殖邊的一切規劃，便可想象到西周當年向東封建的大概情形了。這也是我們中國民族擁有深遠偉大的曆史經驗之一例。兩漢的屯田，不僅在邊塞，而且還深入到國外。這是盡人所知的。東漢隻為罷免了西域的屯田，才引起邊塞動亂，而逐漸地蔓延到全中國。

其實西魏、北周和隋唐的府兵製，也即是屯田製度變相的運用。屯田主要在戍守邊疆和控領國外，而府兵則在內地屯田。而唐代的邊外屯田，北方遠至瀚海都護府，東北遠至百濟，西北遠至西域及青海，國力遠擴，這是如影隨形，必然不可少的一製度。宋代積弱，其最大原因之一，便是把經濟生產和武裝戰鬥的兩係統分開了。宋代禁軍，分番戍邊，仆仆道途，卻沒有在邊境上紮下來屯田。宋代的廂軍，隻在地方充勞役，當雜差，也沒有教他們耕作與生產。隻因這一製度之頹廢，便影響到全部國力。

明代的衛所製，顯然又是屯田製度之又一番活用。這製度也直擴到邊塞之四外，因此明代武功，也和漢、唐相仿佛。如雲南全境之開辟，斷然須歸功於此一製度之生效。其時南方屯田至海南，至交趾，東北曾擬屯田至朝鮮而未果。這一製度之興廢，也顯然與明代國力消長成正比。

我們根據上述，正見一個國家武力之根源，必然歸宿到這一國家之文化整體，與其民族性之獨特優越處。不僅武力應與經濟相配合，而引致富強之途徑，又必與其國家民族之文化教育與國民性之深厚內在處相融結。目下的中國，正為欣羨西方之富強，而忽略了自己本國曆史文化之演進意義，鄙視了自己國民性之獨特優長，那真所謂南轅北轍，緣木求魚，宜乎是要愈走愈遠，愈想愈失望的了。

五

現在我們再講一些中國曆史上的將官。自古以來，中國的將官，本都是“文武合一”的。最高的將領大都是文人，所謂“出將入相”，在外立戰功，回來可以當宰相。這在唐朝前期，幾乎成為常例。但亦並不是以他的軍人身份而拜相，而且其手下亦並沒有軍隊，所以這也決不是軍人幹政，隻見當時之文武不分界線而已。唐玄宗時李林甫為相，恐懼外將奪其相位，乃建議玄宗引用番將，養成安、史之禍。直到元朝，始有文、武官職之分。明代的“銓選”製度，也分為兩部，文官由吏部，武官由兵部，文武遂此劃分。可是一般高級統帥，仍是文武不分的。即如明、清兩代的總督巡撫，照理該是武職，而實際則是文臣。

說到“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大抵宋代才有這句話。五代時強拉壯丁，怕其逃亡，乃在其麵上刺以花紋，宋代因而不革。狄青出身行伍，後為大將，亦麵刺花紋，遂使一般人看不起當兵的。縱為國家立下大功，當時人對他還是看不起。重文輕武，乃是宋朝人風氣。這也因唐代藩鎮造孽，處處是壯丁入伍，當兵是好行業，循至讀書人太少了。宋代盡力尊重文人，輕視武人，此一風氣固不好，然亦是存心矯挽積弊，有可原諒的。

現在要講到中國曆史上許多文人隨軍，至今俗語相傳稱之為“軍師”，這很近似於近代歐洲之所謂“參謀人才”。他們正式的在軍事製度中設有參謀，也由近代普魯士開始。但中國此項人才，早在戰國時已出現，如齊國孫臏便是一例。到楚、漢相爭時的張良，所謂“運籌幃幄”之中，這顯然是參謀的專職。因為中國土地大，一有戰爭，往往是大局麵的，雙方勝敗，並不在局部陣地的進退得失上決定。因此作戰必先有全盤的戰略。西洋方麵，直到近代國際戰爭，才始有通盤戰局的研究。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人發明的“地緣”政治，主要還是一項通盤戰略的研究。換言之，即是大局麵作戰之策劃。在中國曆史上，如劉、項之戰，雙方對陣，全國各地皆有接觸，作戰必須有全盤策略，決不是任意混戰所能取勝的。所以很早就知軍隊該分前、後方，而又知參謀人才之重要。韓信便是前方大統帥，蕭何是後勤指揮，張良便是參謀部。三國時著名軍事家如曹操、諸葛亮，其實都是參謀人才，非前敵統帥人才。大抵中國史上的文武不分，文人參軍，都由這一需要而起。

中國曆史上曾有一個偉大戰略，實際並未曾應用，而詳細記載在曆史上的，這在安史亂時，安祿山率兵由北京越黃河攻洛陽，西向至長安，唐明皇入蜀，肅宗在臨武指揮勤王師恢複兩京。當時謀士李泌獻計，以一支兵屯陝西北部牽製長安，一支兵屯山西北部牽製洛陽，虛張聲勢，使安史軍隊到處設防，然後以奇兵潛從綏遠繞察哈爾，越居庸關，直拊北京之背，先解決了他們的根據地，這是所謂“犁庭搗穴”之策。倘使當時唐肅宗聽從此說，安史餘孽不會再盤踞河北，藩鎮之禍不致拖長，也許此下中國曆史也便不是如今這樣的了。但肅宗說：“方今上皇蒙難，不複兩京，無以對國人。”遂決計先攻長安，再攻洛陽，安史兵隊節節退卻，河北三鎮老巢，終於仍落在安史部下。即如近代曾國藩能敗洪秀全，也因其有一套全盤戰略，下武漢後率水師沿江東進，步步控製長江，堅守安慶，再下蘇杭，包圍南京，洪楊終歸覆滅。

如上述，漢代之張良，唐代之李泌，清代之曾國藩，都是文人，都是今日參謀總部的人選，並不是實際統軍的大元帥。張良、李泌從未親帶軍隊作戰，曾國藩在前線，自己帶軍，每戰必北，但亦終於勝利了。因為大局麵作戰下參謀人才之重要，這可說明中國史上文武不分，而且文人在軍中，其地位更重於武將之內在意義。

因此從中國曆史看，我總覺得中國軍人之偉大。因為中國軍人裏麵最主要的骨幹還是文人，他們都有極深的文化陶冶，道德修養，並兼多方麵的智識，以及政治頭腦，外交風度，種種配合，決不僅是一個專能臨陣殺敵的勇將。即如上述嶽飛、文天祥、史可法諸人，都是極好例證。其他還是舉不勝舉呀！

讓我再講到中國的軍事學，且簡單一講中國的三部軍事書籍：

第一部要講《孫武兵法》，我疑心此書並非吳國孫武所著，實在是齊國孫臏的書。這一部書，不僅講戰術戰略均極高明，而且從人生最高哲理中發揮出一種“戰鬥哲學”，至今已成為全世界公認的一部兵事學的上上著作。

第二是明代戚繼光的《練兵記實》，他以大教育家的理論來練兵，他能配合各地方人的個性來分別訓練兵種，以道德學、心理學、教育學與軍事學配合，發揮出一部最上乘的“練兵學”，實在是東西方軍事書籍中從無如此造詣的。

第三是清初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這是一部中國軍事地理書。凡中國曆史上用兵所經的地方，進退攻守形勢，都有詳細分析。從中國三千年曆史的實際軍事經驗來綜合出一部中國的戰略地理，這是一部卷帙極浩繁的大著作。日本人對此書非常重視，書內所列，無論鄉村小河，丘陵小道，隻要發生過軍事關係的都有記載，日本人曾為之編索引，用便檢查。他們侵入中國，此書即作為用兵向導。顧先生是明末遺民，他曾親身從事革命，失敗後著此書，重要在推翻一個大家一向所抱的偏見，即總認為隻有北方打擊南方，很少南方打擊北方。顧先生的意思，隻要運用得宜，任何一地都可以向外邊打出，完成統一大業。此書最要用心，是要喚起將來的革命家注意，不必限於北方始可用兵統一南方。清初吳三桂，從雲南起兵，到了洞庭湖，不直取武漢，是其失敗主因。太平天國從廣西起兵，到了南京，不全力直往北打，遂致失敗。曾國藩的勝利，乃在占住武漢，始終沒有丟。這些軍事上的實際教訓，都合顧袓禹那部書的分析。

我們隻舉以上三部書，即可見中國文人對於軍事戰略、戰術、訓練方法以及軍事地理的研究，實在都有極高深的成就。

近代中國的國防，仍然在北方。林則徐在一百年前鴉片之戰以後說：“中國大敵，並非英國，而是俄羅斯。”這話還是應驗。中國北方敵人，二千年來，都被我們解決了，今天便不該無法解決。我看到西方羅馬帝國，抵不住北方蠻族侵入；又看到拿破侖大兵進入莫斯科，而狼狽退卻，常想起中國史上如霍去病、李靖等絕漠遠征的艱苦偉大的成功。今後應該如何保衛我們的國防，那是我們的責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