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中國文化中的中庸之道

一

大家都知中國人喜講“中庸之道”，一般人以為中庸之道是指平易近人，不標新立異，不驚世駭俗，調和折衷，不走極端而言。然此等乃通俗義，非正確義：《中庸》上說：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

無論何事都有兩端，此兩端，可以推到極處各成為一極端。在此兩極端間之中間都叫做中，此一中可以有甚長之距離。所謂“中”，非折中之謂，乃指此兩極端之全過程而謂之中。如言真善美，是此一極端，不真不善不美是那一極端。但此真、善、美三分，隻是西方人說法。照中國人講，此世界便是一真，不是偽，真偽不能對立。若論美醜，此世界是渾沌中立，既非極美，也非極醜。中國文化是人本位的，以人文主義為中心，看重了人的一麵，則善、惡對立不能不辨。但縱是一大聖人，亦不能說他已達到了百分之百的善。縱是一大惡人，亦不能說他是百分之百的惡。人隻在善、惡兩極端之“中道”上，既不在此極端，亦不在彼極端。但必指出此兩極端，始能顯出此中道，始能在此中道上理論有根據、行為有目標，故說“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若非執其兩端，則中道無可見。真實可用者乃此中道，非其兩端。此乃中國人所講“中庸之道”之正確意義。

中國文化既是人本位的，以人文主義為中心，而現實人生中則沒有至善，也沒有極惡。如從耶穌教言，上帝是百分之百的至善，但上帝不在我們這一世界上。世界上隻生有一耶穌，但耶穌也隻可有一，不得有二。上帝之對麵是魔鬼，它是百分之百的極惡，但此魔鬼似亦不在我們這世界上。我們人類，雖說具有原始罪惡，但究竟沒有到極惡的地位，人究竟與魔鬼相異。從佛教言，無餘涅槃不是這世界所有，人則隻在此俗界，在無休止的輪回中。但此俗界究也不便是地獄。中國人講聖賢。但孔子大聖也說：

吾十五而誌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聖人之一生，也非百分之百盡在一至善地位上。但我們既說這個世界上有善，即不能說沒有一“至善”。有善便有惡，我們不能說這世界上沒有惡，便也不能說沒有一“至惡”。像耶教、佛教，似乎都看重在兩極端上，我們則亦要把握著此兩極端，而主要運用則在此兩極端之中間過程上。此一中間過程，既非至善，又非至惡。甚至有些處善惡難辨。你認它是善，我認它是惡。此等處亦會常常遇到。所以佛教、耶教所講，似乎偏在高明處，而中國人所講，則偏在中庸處。但抹去了其高明處，則中庸亦難見，故曰“極髙明而道中庸”。

說到此處，可見中國人觀念有些與西方人印度人觀念不同。此等不同，亦可說是一種哲學上的不同，亦可說是一種常識上的不同。西方人常認為善惡是相反對立的，中國人則認為這一端是善，那一端是惡，此兩端可以相通而成一線，此兩端乃同在一在線。若沒有了此一線，亦何說有兩端？是則此兩端在實際上亦並非相反對立。在我們這現實世界裏麵，在我們這一實在人生裏麵，善惡隻是一觀念。不能說這世界，這人生，一半是善，一半是惡。或說在中間，便不善也不惡。這世界，這人生，既非至善，亦非至惡。我們並不站在此兩極端上，而在此兩極端之中間。既如此，則這一中間，豈不成為黑漆漆地，既非至善，亦非極惡；既無上帝，亦無魔鬼；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獄，人們在此黑漆漆地一段長過程中又怎麽辦？當知此世界此人生，雖非至善，卻不能說其無善；雖非極惡，亦不能說其無惡；此善惡之辨雖不很明顯，但也不能說其混同無辨。所辨在甚微小處，甚暗昧處。人則正貴在此微小暗昧處來分辨善惡，自定趨向。

孟子說：

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

舜之聞善言，見善行，其實亦隻在深山野人中。不能說在深山野人之間便絕無善言善行，此等善言善行，當然非聖人之善言善行之比，但總不失其為是善。舜則一有感觸，反應明快，一切所見所聞的善，便會集中到他身上來，舜則在野人中成了一善人。孟子又說：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

可見舜之善都是從此世界人群中取來。人有善，我能舍己從之，與彼同有此善。此等善，皆在細微處，暗昧處，積而盛大光明，舜便成了大聖。《中庸》上亦說：

君子之道，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及其至，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

當知此處說的君子之道，便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可以由夫婦之愚不肖直達到大聖大賢。並非在中庸之道之中隻包括愚不肖，不包括大聖賢。又當知愚不肖與大聖賢，亦即在此中庸之道之兩端，此兩端一貫相通，並非相反對立。

二

根據上述，再進一步申說，從愚不肖到大聖賢，此一中間過程，當然有很長的距離。今不論你站處近在那一端，若近在惡的一端，隻要你心向善，隻動一步或一念向善，則此一步一念便是善。如你原來站近善的一邊，但你一步一念向了惡的那一邊，此一步一念也即是惡。孟子說：

物之不齊，物之情也。

每一人的聰明智慧，家庭環境，生來就不同。或生長在聖賢家庭，他的環境教育當然是善的了。若他隻動一念向相反方麵，他那此一念也就是惡。或生在土匪家庭，他的環境教育當然是惡了，但他果動一善念，他那動念時也就是善。如周公是一大聖人，他的道德及其才能在政治上、軍事上、外交上、文學上種種表現，可算是一位多才多藝的完人。但孔子說：

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矣。

這是說，隻要周公心裏一念或驕或吝，在當時，便可使其成為一不足觀之人。反過來說，如是一土匪，一十惡不赦之人，使他身罹刑網，或處死臨刑，隻要他一念悔悟，心向善的一邊，那他當時，也就不失為是一善人。人在一刹那間都會有一念，在那一念上便可有“善”“惡”之分。因此人隻有兩條路，一條是向上；一條是墮落。所謂“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我們講善惡，應在此人生過程中，每刹那，每一秒鍾之每一動念上分。這才是我們中國人所講的“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要使愚不肖能知能行，亦將使大聖賢有所不知不能。縱是愚不肖，也該在自己一念之微上戒慎恐懼。縱使是大聖賢，也不能不在他一念之微上戒慎恐懼。劉備誡其子說：

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

《中庸》上說：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

那隱微處，在別人無可代他用力處，在每一人之獨處，最是那中庸之道之存在流行處。中國人又說：“不為聖賢，便為禽獸。”諸位說這話是不是太嚴了？但依中庸之道講’這話一點也不嚴。人在自然界中本也是一禽獸，可是從人道言，人在每一刹那，每一秒鍾，每一念間，卻都可以向著聖賢一邊，或向著禽獸一邊。這話要我們慢慢體會。如此所說，也可謂禽獸在這一極端，聖賢在那一極端，人則在此兩端之中道上。你說我是禽獸，我可不承認。你叫我作聖賢，我也不敢當。但當知聖賢難做也易做，難易又是兩端。天下沒有極易的事，也沒有極難的事。你說它難，便有一個易；你說它易，又便有一個難。孔子說：“聖則吾不敢”，這固是大聖人之謙辭，但也見聖人難做。顏淵說：“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這也是講的聖人難做。但孟子說：“人皆可以為“是不為，非不能”，此又是說聖人易做。

宋代理學家中，朱子講聖人難做，陸象山卻講聖人易做。明代的王陽明走象山的路，也說聖人易做。王學講到後來，說到滿街都是聖人。有一位羅近溪，正在講堂講學，正講每人可以作聖，有一端茶童子進來，聽講人問，那童子是否也能做聖人？羅說，他早就是聖人。為何呢？那童子的職務是端杯，他把茶小心謹慎地端來，沒有潑，沒有翻，端上講台，目不邪視地走了，那已百分之百盡了他的職。縱使要孔子來端這茶，孔子也這麽端，不會比這童子端的更好，這已是止於至善，不能不說他已是一聖人。這也是講聖人易做。

人在社會上，職業有高下，卻非人的品格之高下。抬轎是低職，坐轎的人是高了，但不能大家都坐轎，沒人抬。我們隻能說能盡職的是高，不能盡職的是低。端茶抬轎，能盡職，便是高。能盡到十分，那便是聖人。飲茶坐轎，不能盡職卻是低，反不能和端荼抬轎的相比。中國人講的中庸之道，要你端茶抬轎能盡職，豈不易嗎？但要你治國平天下能盡到十分職，那豈不難嗎？責任有難有易，難的責任不能盡，不如退而盡其易。孔子不能救春秋；孟子不能救戰國，退而講道，卻救了後世。後世群推孔子孟子為大聖賢。那端茶童子要他登台講學，他不能，但他能盡了他端荼之職與道。就此一端上，羅近溪說他已是聖人，也非無理。諸葛孔明說：“淡泊可以明誌，寧靜可以致遠。”那端荼童子卻能淡泊，能寧靜，定心做一端茶童子，不想奔競他所不能盡之職。若使人人如此，那社會也就不同。

王陽明自幼即立誌要做聖人，後來自說不到，退而思其次，也就不再想做聖賢了。他得罪被貶龍場驛，還怕朝廷會派刺客來刺死他。那時他什麽都不怕，隻怕一個死。他就做一口棺材，終日坐在裏麵，想死有什麽可怕呢？他連死也不怕了。跟他去龍場驛的兩個老家人，不耐此蠻荒生活，病了，陽明先生隻有反而幫他們烹茶煮飯，還要唱些浙江山歌家鄉調給他們聽，好讓他們心中得慰。閑著他自己背誦那些讀熟的書作消遣。一晚上，他在睡夢中忽然驚躍而起，他想我今天在這裏這樣做法，倘使孔子複生，處我此境，他更有什麽好辦法呢？一下子心下有悟，那不是聖人我也能做嗎？不是我現在此刻也就如聖人一樣嗎？從此悟後，才提倡他的“良知”學說，發揮出一番聖人易做的理論。當知各人環境不同，責任不同，各人有各人自己應盡之道，能盡我道，那我也和聖人一般。縱使如端荼小道，那也是道。

如諸位駕駛飛機，飛機起落要有跑道，若說駕飛機翱翔天空是大道，降落在跑道上，那便是小道。你又不能把跑道設在你臥室門口，你從跑道走向你門口，從門口走向你臥室，那些更都是小道。大道小道又是兩端。你不能說隻要有大道，不要有小道。大道也有行不通處，便該從小道上行。隻此小道須附屬於大道，須能通上大道去便是。盡小道，人人可能。盡大道，聖人也有所不能。那又是中國人講的“中庸”之道。中庸之道，要把人人能行之這一端，直通到雖聖人有所不能之那一端，卻不該盡呆在一端上通不去。所以中庸之道有極易處，同時有極難處；有極淺處，同時亦有極深處，有極微小處，同時亦有極廣大處；有極隱晦處，同時亦有極光明處。

現在再舉一例。如有一高僧，在深山禪院打坐，能坐到心不起念，一心常定，那不是很高的道行嗎？宋儒言“主靜居敬”，其實也隻是此工夫。不過髙僧隻能把此工夫用在深山禪寺裏，宋儒理學家卻要用此工夫到社會人群治國平天下複雜的大場麵裏去。即如上麵所講，那端茶童子，他也能係心一處，心不起念，能敬能靜，不然為何茶不潑出，人不滑倒。如今諸位爬上飛機，坐上駕駛台，不也是心無旁騖嗎？其實諸位駕駛飛機時的心境，也就和髙僧們在深山寺院裏打坐時的心境差不多。一樣是係心一處，心不起念，一樣是敬是靜。又若拿了一枝槍上火線，那時則有進無退，一心在敵，隻一己管著一己，連死生也不在顧慮中，更何其他雜念。這一段的生命，可說最嚴肅，最純一，完滿無缺。刹那間便到達了人生所要追求的最高境界。即是一心無他，止於至善的境界。

佛教講成佛，是不易的，要成佛，先要做菩薩。做菩薩有十地，從一地菩薩做起，有十個不同階段，一生來不及，再待下世轉生，不曉得要再經曆幾代幾生，還未到達成佛階段。這道理是高了，但不是人人所能。中國人來講佛道，卻講成“即身是佛”，“立地成佛”，又從極難處通到極易處。這雖像是驚世駭俗之談，卻也是中國人所講的中庸之道。中國的高僧們，把佛教“中庸化”了。甚至不須出家，不須關在和尚寺裏盡打坐，禪宗祖師們便是講了這些話。如此推說，今天諸位上飛機空中去，即是一番大修養。下了飛機，若能懂得你在駕駛飛機時那一番心態，善保勿失，諸位實也可以成佛做聖人。若諸位不肯信，那則是道在邇而求諸遠，隻有人深山禪院中去，始可成佛。隻有枕經藉史、博古通今，始可作聖。既不是人人可能，亦即非中庸之道。

中國人講的中庸之道，要從人人所能，做到人人所不能處去。要從人人處處時時念念中去做，那才是用其中於民之中道。中國人講的中庸之道，要人人能做，當下能做。人人當下可得一滿足，然而仍要有一個不滿足，永遠不能滿足。不要說各人的一輩子，縱使再隔了三千年一萬年，依然不得有滿足，那一道則總還在前麵，還要人不斷去做。不像進了天堂，接近了上帝，成了佛，進入了涅槃，便可一了百了，無所事事。但這不是中國人講道講得過髙了，即如天地，也一般。好好的光天化日，忽然來了一陣台風，我想上帝心裏也會感到抱歉，佛菩薩也會感到無奈何^《中庸》上又說：

雖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

惟其如此，所以此道無止境，永不能滿足，但又要人人當下即得一滿足。此一滿足，乃是我們行道之第一步。此一步，即已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人要能從此一步不息不已永遠向前，雖是人人能做，卻誰也不能一刻不做。雖是誰也懂得當下該如何做，但又誰也不曉得永遠無窮之將來又如何做得盡。在永遠無窮之將來以後，還有一永遠無窮之將來。則此永遠無窮之將來，也將如今日般，人人可以起步，但誰也不得停步。所以中庸之道是悠遠的，博厚的，髙明的，人人能知能行，而又有聖人所不知不能者存在其間。此道之所以可久可大。則正在此。

三

我以上講的是善惡問題。若此下再轉到真偽美醜問題上去，則又有不同。善惡辨在“己”，真偽美醜則辨在“外”。一是情感方麵的事，一是理智方麵的事。《中庸》上說：

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

盡己性，盡人性，主要在情感，在善惡問題上。盡物性始是物理，是真偽問題，主要在理智上。自然科學縱極發展，但與善惡問題無關。科學增強了人使用物質方麵的能力，可以為善，也可以為惡。可以為大善，亦可以為大惡。在現代科學未發展以前，人類中已出了孔子、釋迦、耶錄，但現代科學發展以後，未必更能多出幾個孔子、釋迦、耶穌來。若照《中庸》上“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的道理講，在沒有電燈以前和既有電燈以後，在人生之真實境界上，不該有大分別。我們能說在沒有現代科學以前，人過的都不^^人生嗎？若如此講，再過三百年以後的人來看今天的我們，也將說我們不是過人的日子，也算不得人生。在我們能服嗎？今天人類快能上月球，但少數人上月球，對整個人類變動不大。以前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這也是人類一大發現，但接著此一大發現而來的，也不見得是好。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英國人、法國人，一批批到美洲去，印地安人滅種，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資本主義相繼發展，人事一切大變，但西方人做人的道理在此現上並沒有大變。現代科學，究竟是研究物的問題，不是研究人的問題。所以對人的問題上，可以有大利，亦可以有大害，誰也說不定。而且科學縱使不斷發明，對此世界仍還保留著一個不可知。“可知”與“不可知”仍是兩極端，科學也還是在此可知與不可知之中間過程內。因此一切科學發明，仍該運用中國人講的中庸之道來好好處理才是。

再細分辨，真、善、美三分本是西方人說法。科學不能說是由偽向真；藝術不能說是由醜得美。換言之，科學真理本不與偽對立，藝術美化也不與醜對立。那隻是從自然中演出人文，這可以把我提出的性道合一論來講，卻不是我此刻所講執兩用中，所謂中庸之道上所有的問題。在中國文化中，藝術一問題，我已在另一講中述及，此處不再詳論。西方哲學中有黑格爾的“辯證法”，提出“正反合”的理論來。如說甲是正麵，非甲便是反麵，合起來是乙，又有非乙，合成丙，如此遞演而上。但此種辯證，似乎用人的語言文字來講是如此，若配合到實際世界實際人生上來，便有些不合適。如說白晝是正，黑夜是反，到明天，豈不還是此一正一反。黑格爾說的隻是一種觀念，觀念之外有事實。“觀念”與“事實”，又可成兩端，其間仍該有一中道。所以說“相反相成”。一陰一陽是大道，陽包在陰之內，陰亦包在陽之內。若相反，實不相反。宋儒把此一陰一陽畫成了一個“太極圖”。就人生論，生是陽麵，死是陰麵，死生合成了人生之整體。生之內便有死，死之內也有生。有了死，並不曾克滅了生。有了生，也不曾克滅了死。

由中國人講來，一陰一陽，一生一死，隻是循環不已，老跟著此一環在繞圈。重要卻在此環之內，亦即“環之中”。莊子說：

超乎象外，得其環中。

陰陽死生都是表現在外麵的象，人能超出此外麵的象，深人觀其實際，才能進入此實際的環之中，而確然有所得。若要辨是非，那麽死了的是你，活著的便不是你；活著的是你，死了的又不是你。同樣說昨天的是你，今天的便不是你；今天的是你，昨天的又不是你。依此理論，正反兩麵可以互相取消，但亦可以互相完成。

中國道家思想偏向“取消”一麵；儒家最是“切近”人生，從完成一麵來發揮。道家把一切相反對立取消了，合成一“天”；儒家則又把人與天對立起來，而執兩用中，乃有所謂中庸之道，那裏便有“天道”“人道”之別。如善、惡相反對立，是在人道上如此，若把黑格爾辯證法來講，顯見講不通。試問善惡正反相合，又合成個什麽？在中國道家講來，那便是天，在天道中卻無是非善惡可言了。

四

所以中國人的中庸之道，從此方麵來講，正是一套哲學，亦是一套思維方法。是在人本位人文主義的文化大體係中一套重要的哲學和其思維術。現在很多人分別中西文化，說中國文化是靜的，西方文化是動的；中國文化是向內的，西方文化是向外的；中國文化講心，西方文化講物。如此種種說法，亦正是一正一反。

但中國人觀念，主張“心”與“物”相通；“動”與“靜”相通；“內”與“外”相通。相通可以合一，合一仍可兩分。既不能有了心沒有物；又不能有了物沒有心。心與物看來相反，實際是相成的。動與靜亦然，不能有動無靜，也不能有靜無動。內外亦一例，那有有內無外，有外無內之理。中國人講的中庸之道，正要從此相反之兩麵講入到一“中道”上去。你要講任何一事一物，最好先找出它相反之兩麵，然後再從此相反兩麵間來“求其中”，那中處便有“道”。所以孔子說：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他若和你講心，你便和他講物。他若和你講動，你便和他講靜。不是要把這一邊來反對那一邊，取消那一邊，是要把握到兩端，便可獲得中道。所以孔子又說：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今若我們把中國文化認為是唯心的，來反對西方文化是唯物的；把中國文化認為是主靜的，來反對西方文化是主動的，那便是孔子所說的攻乎異端，便要害事。當然根據西方來攻擊中國，說中國文化是唯心的，主靜的，要不得，那亦同樣是攻乎異端，同樣要害事。就中國文化之本質與其特性講，究竟是“中和”的，決不是偏陷的。中庸之道便可代表中國文化。

五

現在再講“新舊”，這亦是一個觀念上的兩端對立。在實際世界事物中，既無一個十足完全的新，也無一個十足完全的舊。近百年來，中國人講到文化問題，總愛把新舊來作論點。“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若是從舊的中間再開出新的，在新的中間來保持舊的，那也可以。若說我們究是要新還是要舊，那會永遠得不到結論。文化不是唯物的，像一所老屋，可以拆舊建新。文化則有其內在之生命，如一棵大樹，連根斬了，栽下新種子，那大樹的生命已毀滅了。而且文化種子是民族，我們不能不要此文化而連帶不要此民族。中西文化不同，最後還是在中西民族不同上生根。我們縱要新，也得從舊的上生根，來發展出新。果能保存並發展吾民族生命，則可中可西，可新可舊。在物質與精神，在動與靜，在內與外，在時人所認為的中西文化不同之兩極，盡可執兩用中，不必定要偏走一端。

若謂中國文化重在講人文，西方文化重在講自然，則人文隻在自然中產生，人文亦不能脫離自然而獨立，人文仍是一自然。天地生下人，**裸的，那叫自然。穿上了衣服，那是自然還是人文呢？又建築了房屋，這又是自然還是人文呢？中國人愛講“天人合一”，所謂自然與人文，也仍該是相通合一。在人的身上便有了天，在文化中便包有了自然。而此人與文化則從天和自然中演生。

在此等觀念與意識之下，我認為中國文化裏盡可以滲進西方文化來，使中國文化更充實更光輝。並不如一般人想法，保守了中國固有之舊，即不能吸收西方現代之新。似乎大家總愛把一切事物作相反對立看，不肯把此等相反對立來作互通合一看。所以我們中國所講“執兩用中的中庸之道”，此刻實該大大地再闡明。這和我們當前所該采用的一切想法和做法實有很大的關係。

諸位又如說，今天我們該積極提倡民主精神，不要再如以往般隻講私人道德。今且不講治國，先講齊家。如果說，父親出去喝酒，母親在家打牌，哥哥遨朋喚友去看電影，妹妹約男朋友去參加跳舞會，試問你那時怎麽辦？你若有理想有希望，豈不仍隻有從自己一人先做起，也隻有這一條路才能做得好。所謂民主，也隻有從每一人自己做起。要講世界大同，也隻有從每一人自己做起。“群”與“己”又是對立的兩端，“公”和“私”又是對立的兩端。群中不能無每一己，公之中不能無每一份的私。若必要對立起來，便成為社會主義和個人主義之大對立，自由主義與統製集權主義之大對立，西方曆史和思想界為此對立纏苦了。但中國的中庸之道，則執兩用中，承認有此對立，而把此對立調和融通，使每一人當下有了一條路。

中國人惟其有此中庸之道，亦可使各不同的宗教信仰也一樣調和融通起來。佛教、回教、耶穌教來到中國，不僅和中國傳統文化無衝突，在此諸大宗教之相互間都能和平共存，沒有大衝突。你看中國社會上，這裏一個天主堂，那裏一個和尚廟；母親信佛教，兒子信耶穌。這不是信仰不真，卻是受了中國人相傳那一套中庸之道之影響，大家可以說得通，不爭執。

此刻我們又說，我們該講科學呢，還是仍應提倡固有道德？這又是一對立，而實則非對立。諸位隻要善為運用中庸之道的思維方法，則一切相異都可安放進來，不見有衝突。若再把中庸之道的實行方法一切從我個人先做起，自可當下滿足，而又永無止境。如此一步步向前，這就是大道。但就此大道而論，你一步也離不開，亦沒有所謂進。此刻我們人類要上月球，但上了月球，還如未上月球前，大道依然還是有一條人生在前麵。換一句話說，縱使我們上了天堂，也還如沒有上天堂，那條大道也還依然在前。如是則刹那與永恒雖是兩端對立，也還是相通合一。這一理論，像是何等的髙明，其實也還是中庸之道。

六

隻因我們誤解了此中庸之道，好像中國人講的中庸之道不痛不癢，不黑不白。一人說這對，一人說那對，不要緊，大家都對。這就成了滑頭主義，走上了鄉願的路，所以孔子孟子要講此中道，卻最討厭鄉願。

我想再重複一下。諸位今天最大的責任就是在複興中華文化這一件大事上。複興中華文化是我們中國人每一人的責任，每一人站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善盡職責，相互配合起來就成。即就空軍言，平時如戰時，後方也如前方，無論空勤與地勤，既要人與人配合，又要人與機器配合，處處都是兩端對立合成一體，而運用此一體者則在每一人之身上與心上。如此則諸位今天早已在此中庸大道上行，隻是“行矣而不著，習焉而不察”。《中庸》上所謂“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中國人講的中庸之道，真是如吃飯喝水般，易知易能，但又是其味無窮，又很難知得其味的，這就是所謂中庸之道，由諸位自己去體味吧。

（一九六九年二月《自由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