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中國文化中的最高信仰與終極理想

一

諸位：今天講題是“中國文化中的最高信仰與終極理想”。文化是指某一大群人經過長期的生活積集而得的結晶。此項結晶，成為此一群人各方麵生活之一個總體係，其中必然有他們共同的信仰與理想，否則不能成其集體性與傳統性。今天我講中國文化中之最高信仰與其終極理想，乃是要從文化全體係中而獲得此認識。

中國文化有一特質值得我們注意者，乃是在中國文化中沒有展衍出宗教。佛教、回教、耶教都在中國社會傳布，佛教尤其盛行。在中國文化發展過程中，也有其甚大之貢獻與影響，但中國文化自身卻沒有產生一種宗教。古代各民族，差不多文化一開始就有他們的宗教，而中國一向沒有。但中國人雖無宗教，而確有其所信仰。為什麽中國人自己有一套共同信仰而卻不產生宗教？為什麽各種宗教都能跑進中國社會，而且跑進中國社會以後，其相互間會不發生衝突？在其他民族中，常因兩個宗教碰頭引起衝突，甚至發生戰爭，那些戰爭可以蔓延擴大，曆久不得解決，而在中國獨不然。中國人可以有信仰而無宗教，中國社會可以異宗教並存而不起衝突，這些都是極值得我們注意研究的。

二

我們今天簡單來講中國人的最高信仰，乃是天、地、人三者之合一。借用耶教術語來說，便是天、地、人之“三位一體”。在中國，天地可合稱為天，人與天地合一，便是所謂“天人合一”。《中庸》上說：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讚天地之化育。可以讚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

這說明了中國人最髙信仰之所在。人能“讚天地之化”，還能“讚天地之育”。一切宗教隻說人要服從天；佛教則說人要皈依法；現代科學則要憑人的智慧來征服自然；都不說是要來“讚助天地之化育”。中國人理想，則人在天地間，要能讚助天地來化育，這就是我們人參加了這個天地，與天地鼎足而三，故曰“與天地參”。而最後成為天、地、人之三位一體。

天地有一項工作，就是化育萬物。人類便是萬物中之一。但中國人認為人不隻是被化育，也該能幫助天地來化育。在宇宙間，有三個能化育的，一是天，一是地，其三便是我們人。這一信念，似乎為其他各大宗教所沒有。我常說，世界任何一民族，任何一宗教，他們之所信仰，總認為有兩個世界之存在。一個是我們“人”的世界，或者說是地上的世界，物質的世界，肉體的世界；另有一個是靈的世界，或說“靈魂”的世界，天上的世界，或說天堂。耶穌教就這樣說，人在天上世界犯了罪，被罰到這個世界來，所以這個世界有它的“原始罪惡性”，它終會有一個最後末日，我們信了耶穌就得救。所謂救，是救我們的靈魂，重回天堂去。這個世界，則似乎是沒有救的。這豈不是清楚地分了兩個世界嗎？回教和耶教差不多。佛教裏講的諸天，其地位尚在佛法之下，諸天同人一般，亦要來聽佛法。皈依佛法可入涅槃界，至於這個人世界，則是一輪回界，由人類自己造業而起。如是則佛耶教、回教都一般，都說有兩個世界。即如西方哲學似乎亦都有兩個世界的想法。若他們隻承認一個世界，則此一世界便成為唯物的，無神的。多數西方人認為此世界要不得。至於中國人所講所信仰的世界，則衹有一個，而又不是唯物的。

中國人也信有天，在中國人的原始信仰中，也許這個“天”和耶教回教所信仰的“上帝”差不多。後來演變，常把“天地”連在一起，便和現代科學隻認為是一“自然”的講法差不多。就中國人觀念講，天地是一自然，有物性，同時也具神性。天地是一神，但同時也具物性。天地生萬物，此世界中之萬物雖各具物性，但也有神性，而人類尤然。此世界是物而神，神而物的。非唯物，亦非無神。《中庸》上說：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人與萬物都有性，此性稟賦自天，則天即在人與萬物中。人與萬物率性而行便是道a莊子說：

惟蟲能蟲，惟蟲能天。

天叫它做一蟲，它實實地做一蟲；在蟲之中便有天，那蟲也便就是天。人則有了文化，遠離自然，也便是遠離了天。此是莊子道家說法。孟子則說：

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是乃“人神合一”，人即是神，也可說人即是天，主要在人實有此善’而此善實即是天賦之性，人能盡此性之善，即是聖是神。其實即是“性道合一”，“人天合一”，人的文化與宇宙大自然之最高真理合一。此乃是孟子儒家見解。

說到此處，不僅是中國文化之最高信仰，也即是中國文化之終極理想。人的一切即代表著天。整個人生即代表著天道。說部《水滸傳》中的忠義堂一百零八好漢，也是在替天行道。“忠義”是人性，所行之道則是天道，此亦是中國文化之最高信仰與其終極理想深入民間，淪浹心髄，為一般社會共同所接受。

三

現在再進一步講，天是陰陽大氣，但有一個神，即是上帝，或稱天帝。天上有日月星，天下有地，地上有江河山嶽，一切莫不有神。即如土、石、草、木皆有神。在中國人觀念中，一物即一自然，同時即寓有一天，或一神。中國人觀念中之自然界，乃一“神”與“物”之交凝合一體。可知者乃是形而下之物，不可知者乃其形而上之天與神。神亦有等別，有大神、小神、正神、邪神。如天是大神，日月星便比天神為小。地是大神，河嶽山川便比地神為小。各地有城隍神、土地神，比河嶽山川諸神又小。諸神間之等級，卻如人間政治組織般。又如古有社稷，社是地神，稷是五穀神。天地生萬物，不煩天地親自處理，物各自然，即物各自生，因此物各有神。五穀與人生最密切，故特奉稷神與社神同祭。人之大原出於天，故人崇祀天地，卻不再有一最早之人當奉祀。但各民族各有最早之祖先，由各民族各別奉祀。亦如各一家各有祖先，由各一家各自奉祀之例。在中國人觀念裏，“神”的世界與“人”的世界非常密切，亦可說“天人合一”，即是我們最高信仰。“文化與自然合一”，則是我們的終極理想。

因此在中國社會中之神世界，其實皆由人來建立。不僅五穀有神，即一棵大樹，生長了幾百年以上，我們即封他為神，並由它來代表土地神，那樹便不許斬伐，並得每年去祭祀。明代有一部小說稱《封神榜》，“封神”正是我們文化中幾千年來一傳統。神由人封，那不奇怪嗎？但大家視之為平常，其實這即是我們中國人的信仰。神可由人封，也可由人免。一個國家亡了，那國家的社神稷神也隨而變了。可見神由人封，在中國自古即然。所以天、地、人並列為三才，人可讚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可替天行道，那麽自可由人封神。天神地神不由人封，但人可封一人神去參讚天地，此即所謂配天地。如泰山神，如洞庭湖神，那些神，不全是自然神，有時由人神去當。某一人死了，他可以當泰山神，當洞庭湖神。

諸位定會說，這不是迷信嗎？若諸位定要說這是迷信，那麽耶穌是上帝獨生子，是不是迷信呢？諸位說這是宗教信仰，這是高級的一神教；中國人的是迷信，是低級的多神教。然而從什麽地方可以找到證據，證明上帝隻生了一個兒子耶穌？穆罕默德不答應此說，兩個兒子打起來，是為宗教戰爭。諸位當知，我並不在此反對耶穌教，耶穌教自有它一套道理。我此刻是在講中國文化，講些中國人所信，其中也自有他的一套道理。道理不同，演出文化之不同。我們暫時也無法讚成某一套，或反對某一套。

中國人稱“神”又稱“靈”，動物中龍、鳳、龜、麟稱四靈。龜為其能壽，中國人便也封它為靈了。活時稱靈，死後應可為神。物各有靈，故物各可以為神。人為萬物之靈，那麽人死後得為神更屬自然。其靈何在？靈便靈在“性”上。性由天賦，故靈由天得，神由天成。中國人觀念中，此大自然之統體，便具有一最高“性靈”。物各有性，所以物各有靈。能發揮此靈性之最高可能而對此自然界有最大功德者，中國人便稱之為神。所以中國人的“神”，還是在這一世界中，上帝也是在這一世界上，其他日月、星宿、河嶽、山川諸神，也都在此一世界上。諸神之等級，則由其所蘊之“靈性”與其所顯之“功德”而分。

人的靈性與其功德，有時比不上日月、星宿與河嶽、山川，但有時也能德並天地，功參造化。那便人而可以配天了。隻要功德在社會，其人雖死，其神常存，即存在此社會上。如就台灣言，有孔廟，即如孔子仍在此社會上。日月潭有文武廟，即如關羽仍在此社會上。台南有鄭成功祠，嘉義有吳鳳廟，即如此兩人仍在此社會上。又如泰山、長江為什麽都有一個神，因泰山長江都對人類有功德、有貢獻。但為何泰山華山不並為一山神，長江黃河不並為一水神，則因河嶽山川各有個性。泰山與華山個性不同，長江和黃河個性不同，因此其靈氣不同，而功德也不同。便各封一神來奉祀。在人亦然。個性不同，便成人格不同。關羽和嶽飛不同，鄭成功和吳鳳不同，但各有他們的人格影響。影響流傳，便即是神。

比神降一級者稱做鬼，鬼亦分等級，鬼之最髙級者便是神。我們各有祖先，人之父母，雖無功於整個社會，但於我有功，我該對他有崇報，所以父母死後，便為他立神位。父母之於我們，內有德而外有功，我們便該崇之為神，別人則稱之為鬼。別人各有父母，在他亦奉之為神，在我亦稱之為鬼。鬼之在人心，狹小而短暫。神之在人心，則廣大而悠久。不要認為人一死就沒有了，至少為父母的，在其子女心中還是有。人之死後留存廣大而悠久的便為神。所以中國人觀念中的神，並不是進入另一世界去了，再不與此世界有關係。所以我要說，其他民族信仰有兩個世界，而中國人則隻信仰“一個世界”。

人不是在此世界中一死就完了。此世界有過去、有未來，但仍是一體而相通。人死而為神，則是直通此世界之去、來、今三世，而有其長久之存在。縱使人死不能成神，但我有父母，則我之生便與前代相通；我有子女，則我之死又與後代相通。世界各民族所創建之宗教，都信人死則到另一世界去。中國人觀念中這一個“自然界”，與人類所創立之“人文界”，交凝相通，合而為一。故在我們的人文界中乃到處有神。抗戰期間，我到成都灌縣看二王廟，那是秦代治水有功的。治水是件大事，有大功德，二王廟便是封那治水有功的為神。甚至如唱京戲，也崇奉一神，五代時的梁莊宗便是他們的神。做木匠的也有一神，戰國時的公輸般便是他們的神。

若照中國人想法，現代西方科學界凡有大發明大成績的，即如開始建摩天大廈，開始築跨海長橋的，都可奉之為神。此神長在人文社會中，亦即長在自然界中，人文界和自然界不必劃分為二，大可融通合一。西方人建一銅像來紀念某一人物，在西方觀念中，此人並不尚在此世，隻是死了而仍為人類紀念，這就與中國人觀念有同有不同。

四

上麵講了人文界與自然界之合一，其次要講死人世界和活人世界的合一。中國人認為死人並沒到別一世界去，有些人死了，還在我們活人社會裏，而被封為神。這也是一種信仰，或說是一種文化表現，不能定說它是迷信。沒有這事而硬信有這事，那才是迷信。天有日月星宿，而我們奉之為神；地有河嶽山川，而我們奉之為神，人有聖賢功德，而我們奉之為神；那都是事實，是我們的文化表現，如何說它是迷信？如中國曆史上有孔子，孔子對後代曆史有大功德，後代人相傳崇祀孔子為神，那些全都是千真萬確的事，哪裏是迷信？所以我說，中國人雖無宗教，而有信仰，信此大自然之統體不是一唯物的，而同時有其靈性；且信我們人類的靈性，較其他一切有生無生為髙；信此活人世界能與過去死人世界相通。活人從哪裏來？豈不是緊跟著死人世界而來。沒有已死的人，就沒有我們活人。俗語說死人在陰間，活人在陽間，人死了到陰間去，那麽還是先有陰而後有陽，還是先有陽而後有陰的呢？中國人說，一陰一陽如循環之無端。黑夜就是陰，日間就是陽，陰陽雖分而實合，則陰間陽間還不是一個世界嗎？

再說到中國的社會風俗，這裏麵也顯然有“三位一體”的信仰之存在。如言時令，有二十四個節氣，但同時有人造的節日。中國人把此二項混合看待，不加區別，如清明、冬至是自然節，端午、中秋、重陽是人造節。中國人在節日中，又多增添一些神話故事，使得人文自然益加親密配合，社會禮俗隨著天時節氣而多彩多姿。這亦是一種天人相應，把我們的日常生活推衍到大自然變化中而與之呼應。最顯著的如新年有除夕與元旦，使我們認為這是天地的日新與不斷的開始，人生亦隨著日新，隨著有不斷的開始。冬天去了，春天來了，除舊布新，人生隨著天地而欣欣向榮。這個節日是人造的，但極自然，不覺有人造的痕跡。這就是那人文參加進自然裏麵而演化成為一體了。此中有信仰、有希望、有娛樂，極富禮樂意義，極富藝術性，亦極富傳統性，極富有關於民族文化信仰之啟示性與教育性。但到最近，大家對自己文化無了解、無信心，因此對此種節日亦覺無趣味、無意義。中國社會上之新年節日不廢而漸廢，生活幹枯，耶誕節日代之而興。中國社會並非一耶教社會，中國文化亦非一耶教文化，而中國人則追步西方，來過耶誕節日。這裏麵自不免夾雜著許多無情無理之盲目效顰。

我此次去東港演講，適遇那裏大拜拜，搭有一個大牌坊，上麵寫著“代天巡狩聖駕”，意思是說有一神巡狩到那裏，其他諸神都來匯合，向他報告。這一個拜拜，隔幾年又轉換到別一地去集合。這裏卻還是保存著些中國文化之情味與意義。巡狩是中國古代曆史上為求政治統一而傳說有此禮。台灣拜拜亦采用了巡狩製度，實可為往年台灣各地社會融和有些貢獻。我到嘉義時，特去北港看媽祖廟。傳說媽祖是南宋時代一位有功德於人的女孩子，後來被封為神，為她立廟奉祀。福州、漳州人來到嘉義，就把此神也帶過來了。直到今天，香火還很旺盛。我們當知，那時在此荒涼寂寞的海島上，一批批的移民，懷念鄉邦，想望祖國，此一媽祖廟，實使大陸與此海島有其心靈上之相通，故乃習俗相承，香火不衰。我曾曆南洋各埠，像此媽祖廟一類之崇祀，到處有之。此等縱說它是迷信，但亦從文化傳統之最高信仰中流衍而出。神總得與人相親。

今天的非洲人也在說他們要一上帝，但要一黑麵孔的，不要白麵孔。此乃人類內心一種自然呼聲。中國是一大國，古代的中國人即已擁有廣大的地區，中國人自然也要有一個上帝。但中國古人想法，在此一上帝之下，還可有五方上帝。若把此想法應用到今天，派一個黃麵孔的上帝在中國，一白麵孔上帝在歐洲，一黑麵孔上帝在非洲，那許多上帝統受一最高上帝之管轄。豈不也很好嗎？中國文化理想中有齊家、有治國、有平天下。在齊家理想下，各自祭其祖先。在治國理想下，可有五方上帝，下麵有河嶽山川之神。在平天下理想下，則可有一昊天上帝。中國古人把政治理想和宗教信仰配合，諸邦國之下還有各鄉社，各有奉祀。中國人信仰中之“天、地、人三位一體”，乃亦由此諸神分列下表示出來。現在定要說它是一種低級的下等的多神教，必要信仰一神教始是髙等的上級的合理的信仰。但既有耶穌，又有穆罕默德，單是一神，至少暫時不能統治此大地。經過不斷的宗教戰爭，而生出信教自由之呼聲來。但雖自由，仍有壁壘。各自分隔，不相融和。其實宗教不同也隻是一種文化不同。

我以上所講，隻是說明了中國文化中之所信仰，並不是要來提起宗教論戰，此層則請大家辨。

五

上麵說過，在中國社會上有天神、地神、人神。說到人神，即便滲透到人的曆史。曆史不是一層平麵，而是有過去、有現在、有未來，有其時間深度的。即說到眼前的社會，也有其時間深度，而不是一平麵。同時有小孩、有青年、有中年、有老年，正如一片園林，有幾百幾千年的老樹，有十年幾年的新樹，有花有草，或春生秋凋，或晨開夕萎，空間平麵上融進了時間深度而參差不齊。清夜仰視，有些星光從幾億萬光年外射進我眼，有些則僅是頃刻之光入我視線。中國社會盡量把此“時空”合一，即“天地”合一，又渾化進人生而成為“天地人”合一。

在中國，每一地方必保留很多古跡，如祠堂墳墓、如碑、如廟，曆史上人物隻要和此地方有關係，盡量把它來裝點上，教人一瞻仰間，即覺吾人乃在此天地人之融和一體中存在。中國的全部曆史，即在全國社會上分別保留，分別顯示。

我初到台灣來，一聽到吳鳳的故事，就深為感動。後來親自去拜謁吳鳳廟，台灣曆史上有光輝之一頁，即在我瞻謁之下顯示在我心。台灣同胞之同是中國人，台灣社會之同是中國文化所孕育成長之一社會，即在吳鳳廟一拜謁間，一切自可心領神會。我最近到北港，又去瞻謁顧思齊的紀念碑。顧思齊是明末福建人，第一個帶領一批人來到北港的拓荒者。我在南洋各埠，在馬六甲、在檳榔嶼、在新加坡，在其他地區，也看到了不少類似的紀念碑廟。

中國人總是愛把死人拉進活人世界來，把各地的曆史性加深，文化性加厚，因此使各地生人之德性也隨之更加傳統化。若你盡說這些都是迷信，都是中國人守舊頑固，都是中國人之鄉土觀念、宗族觀念在作祟，那也無可奈何，辯無可辯。但在中國人的想法，總是要把我們人生在仰有天，俯有地，上有千古，下有千古中，覺得此世界不是薄薄一平麵。各人過了一輩子，即與草木同腐。而要人感到此世界之可愛，此世界之積累深厚而有其意義。此一種要求與情意，卻不該盡加以嗤笑與鄙薄。

我在美國，喜歡去看他們的小城小鎮，雖是寥落幾家，定有一個禮拜堂，使我想象到他們祖宗幾百年前跨海遠來新大陸時的心情與景象。現在我們要把自己社會上一切舊的風俗習慣、禮教信仰一起去掉，或者置之不理，讓其自生自滅。要把中國社會趕向一無神、無信仰、無曆史傳統的，純物質、純功利的，隻在此一層薄薄的現世生活麵上你爭我奪，那是一件很危險的事。

耶穌教到今天，已經近有兩千年，可是中國人信耶穌教卻是很幼稚，不像西方人那麽深厚，要把中國社會變成一耶教的社會，此事非咄嗟可期。要把中國文化變成一耶教文化，其事更難。中國社會上佛教比較最深厚，回教曆史也久，但也不能把中國社會變成一佛教回教的社會。民初提倡新文化運動提倡全盤西化的人，隻提出了“民主”與“科學”，卻把宗教拋棄一旁，不僅拋棄不理，還常有極濃厚的反宗教傾向，於是打倒了孔家店，冷落了釋迦牟尼，又不請耶穌、穆罕默德來，那麽馬克斯便乘虛而入，此乃眼前教訓。可見講文化，宗教信仰也該鄭重考慮討論才是。

六

現在我再講中國的藝術，來說明中國人的想象。專舉畫來講，一幅山水畫，就是天、地、人三位一體的一種結構。一幅畫上定有空白，有春、夏、秋、冬四季分別，那都是天。一座山、一溪水、一棟房子、一座亭榭，那都是地。中間畫著一漁翁，或是趕著騾子做生意的，或是讀書彈琴的，或是倚著一杖在那裏看天看地的，這都是人。這是畫中之主。天有氣象，地有境界，人有風格。在此氣象境界之中有此風格，配合起來，這是一個藝術的世界。中國畫便要此“氣象”“境界”與“風格”之三者合一。倘使沒有畫進人，就是畫一雙燕子，一枝楊柳，風吹柳動，這一雙燕子便是主，楊柳是地，風是天。如畫一雁，便有一叢蘆葦在水邊，那是地，周圍空處是天，這一雁便是畫中一個主。中國人不大喜歡畫靜物，如一隻茶杯放在一張桌子上，那也可以畫，但此種畫風在中國不盛行。中國畫家喜歡畫出有生氣的，如畫一朵花，總不畫它的陰影。畫了陰影，等如畫一靜物。中國畫也不願酷肖自然，而要把人文意境融入，另成一天地。如畫梅、蘭、竹、菊，隻是自然，但有生命，而且有人文理想作襯托，故稱“四君子”。天地大自然，一切是景，裏麵有了主人，有了生意，便有了“情”。中國畫要求在畫中見性情。畫中有性情，則此畫家之性情自會躍然出現。而欣賞此畫者之性情也從而喚起。因此即看壁上一株柳，一雙燕，隻覺我心無上愉快，那即是我性情獲得恰到好處。則作畫雖是一種自然描寫，卻也在畫中畫出了一個人文之道來。

我之所講中國文化的最髙信仰，天、地、人合一。世界則隻是這一個世界，在此世界之外，更沒有第二個世界，而此一世界則是直貫古今的。我們從這一點再來講中國文化的終極理想，究竟人類理想最後要達到一個怎樣的境界去？耶穌教說，世界末日到來，能上天堂的就上天堂，不能上天堂的就下地獄，上帝不能天天老在愛著這世界。佛教講最後的清靜寂滅，一個無餘涅槃的世界，到此便超脫了輪回眾生界。中國人則隻講“世界大同”，“天下太平”，其終極理想還是在這個世界上。

我今問，現在的歐洲人美國人，科學發展到如此地步，他們有沒有想到像中國人所想的“世界大同”、“天下一家”呢？上一世紀的英國人，似乎隻想這個世界是他們的。他們兵艦所到，國旗永遠有太陽照著，殖民地則永遠由他們統治。若能讓殖民地人也信了耶穌，死後同上天堂，那是他們的義務。至於在此世界上之帝國主義以及殖民政策，則像不複與耶穌相幹。耶穌的終極理想，似乎並不在此世界上。中國人則隻認有這一世界，因此隻在此世界上作安排、作期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天、地、人三者合一，便是一止境。

但最近的我們又要笑自己說，中國人地理知識太缺乏，不知天下那般大。但至少古代中國人也知道了這個國家之外還有一“天下”，所以不僅要治國，還要“平天下”。此一理想，在春秋戰國時就有，那時有很多國家，所以想治國，便要連帶想平天下。到秦漢一統，四外蠻夷比較不成大問題，一個國家即等於是天下了，那亦不足深怪。可是今天，看這世界，看聯合國的種種情形，才覺得世界大同天下太平的這一理想，還得要再宣揚。單憑軍事武力，不能叫世界大同天下為公的。回教教主穆罕默德，右手一把刀，左手一部《可蘭經》，憑武力來宣揚教義，究竟有限度。若論經濟方麵，單憑貨財交流，也不能使世界大同天下太平。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但法律更不能使世界大同天下太平的。一切不詳論，最難的還是宗教問題。佛教、回教、耶穌教、印度教、一切宗教，似乎都沒有統一世界之可能。中國人所想象的天下太平、世界大同，似乎最偉大、最實際，但講起來，諸位或許會覺得其很荒唐、很玄虛、很迂腐。《大學》上說：

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一是皆以修身為本。

是則一切皆從“個人本位”做起，從自己“德性”上做起。諸位，不會覺得這些話太迂腐嗎？但我問諸位，是不是能想出另一條快捷方式呢？軍事、經濟、政治、法律縱使能統治此世界，但不能使世界大同，天下太平。這些隻是在人類之上再加上一番力量，叫人不得不從。中國人卻最看不起這個力量。要把這個力量大而化之為道為天，小而納之於各個人的德性，使各人的“德性”能與“天”與“道”合而“為一”，則各人便是一樞紐，一中心。此身即是一自然，亦即是一天地，與大群合一之天地。但此不是西方哲學中之唯心論。

中國文化最著重“人”，要叫每一人成為天地中心，作天地主宰。縱不是作全天地的主宰，卻能作我一小天地的主宰。泰山神隻能主宰泰山，黃河神隻能主宰黃河，吳鳳成了神，其實吳鳳也隻能主宰吳鳳自己。但諸位不要認為我說一個人能做天地中心作天地主宰的話太誇大了。宋代的理學家說：

萬物一太極，物物一太極。

其為太極則一。我們每一個人，要能與天地參，要能“天、地、人”三位一體，則此人便是圓滿無虧一太極。宋代理學家張橫渠說：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天地像是沒有心。我們替天行道，便是為天地立心。此所行之道，在我僅是修身，若僅是一小道。但道能大能小，隻要不違天，那道就大。上帝生我此身，或者上帝當時也未想到如何來運用我此身。此刻我們要為天地立心，我的心就是天地心。上帝隻是要生萬物，此刻我對上帝說，這裏栽一朵牡丹好不好？上帝會答應我說，你栽吧。我在此把那亂草除掉，栽一株牡丹，也是為天地立心。我們的命運像是掌握於天地，但天地並不管，治亂興亡一由我們自己。我們為生民立命，要使其長治久安，上帝也不來反對。但此中有大道理、大學問，中國古代聖人早已講過，我此刻來“為往聖繼絕學”，也即是“為萬世開太平”。這即是為實現世界大同天下太平開一路。

七

此刻我再提出大家都知道的兩句話。在《三字經》的開始說：

人之初，性本善。

“性本善”三字，即是中國人的最髙信仰。人性本來都是善的，即是萬物之性也未嚐不善。耶穌教原始罪惡論，說人是帶著罪惡而來此世的。佛法有造業說，人生造業，免不了輪回。所謂善惡，由佛教看來全是業。中國古人說，人性稟賦自天，人人可以善，人人願向善的路上跑。“人皆可以為舜堯”，此不是指的作為政治上領袖，而是說每一人的人格德性都可做得一理想至髙的善人。人人做一善人，才是世界大同，才是天下太平。不是說大家有飯吃，大家在法律之下有平等，永遠不打仗，便是天下大同了。中國人想法不這樣簡單，還要有更高的“文化融和”，還要“天、地、人三位一體”，那才能真到達大同太平的境界。此一世界即變成為一個神聖的世界，人類是神聖的，連草木鳥獸都變成神聖。我想聖人家裏養一狗，一定帶點神聖性。聖人家裏栽一花，也必帶點神聖性。我們全世界人類，都能到達一最高人格的話，那世界就自然會大同。這是最民主、最平等、最獨立、最自由的。各人各做他各人。天地隻生了這人，卻不是生他作聖人，聖人要人自己做。自己做了聖人，天地會點頭，說你做得實合我心。這是我們中國人的最高信仰，同時亦是我們中國人的最後理想。

這一套理想，不需要任何宗教，但亦不會拒絕任何宗教。佛教來了，釋迦牟尼來到中國，中國人也尊之為聖，一部分人並學習了佛教。耶教來了，耶穌來到中國，中國人一樣尊之為聖，一部分人井亦學習了耶穌教。你若講耶穌教的道理，會講不通佛教。講佛教的道理，會講不通耶穌教。若把中國人的一套加進去，就能大而化之，道並行而不相悖。諸位或說，我此一套講法不科學，但我想，將來的科學，也會融和到此一套講法中來。到那時，我們人類一切工作是合作了、和平了，距離大同太平的世界更近了。

（一九七〇年八月《警備通訊》一四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