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國文化中的人和人倫
一
今天講的題目是“中國文化中的人和人倫”。昨天我講“性道合一論”，說明人性表現為人道，人道根據於人性，此“性道合一”四字，是否可把我們中國文化博大精深悠久的形成，說出一所以然來，我也不敢確定，隻當是一種試探。今天要繼續講性道合一在中國文化中的具體表現。
文化本是人造的，沒有人，就沒有文化；但文化也能回轉來創造人。任何一種文化，其本身必然有一種內在的理想，而且也該有一種力量叫人隨著此理想而發展，而成為此文化體係中所理想的一個人，此之謂“文化陶冶”。今天我要講中國文化中所理想的人，即是根據中國文化理想而陶冶出來的中國人。要講中國人，該先講中國人對“人”的觀念，即什麽才叫做人？在此方麵，我們中國人卻抱持一種特殊的觀念。
簡單的講，中國人認為人應該在“人群”中做一人。從事實看，沒有人不是在人群中做人的，每一人都不能脫離社會。此一事實，似乎是無可懷疑，無可爭論。但如我們今天都要講獨立，試問怎麽獨立呢？還是脫離人群而獨立，抑還是在人群中獨立呢？那就有問題了。又如講自由，是在人群裏自由，抑是脫離人群來講自由呢？又如要講平等，也是一樣。抑是在人群中爭取平等？還是怎樣般的平等呢？西方自法國大革命以後，提出了“獨立”、“自由”、“平等”這幾個口號，人人要爭取，好像成為人類最高理想，誰也不能否認。但那些實際上都是要在人群中來爭取。我今所講，則是人要在人群中“做人”，與上述意義有些不同。
在民國六、七年以後，有所謂“新文化”運動，大家認為中國人舊有的一套要不得，隻有西方人講的對。北歐有一位文學家易卜生，寫了一本小說，小說中女主人娜拉，不滿意她的丈夫，不滿意她的家庭，離家出走，對她丈夫說，從今以後，她再不想在家裏做一個妻，要到社會上做一個人。那時我們把此小說竭盡宣揚，認為娜拉所說，便是最高新人生的指示。但我要問，她跑進社會做一人，如何般做法？或者跑進醫院當看護，或者跑進學校當教師，或者跑進任何政府機關商業機關中做事，她還是要在人群中做人。人不能憑空做，脫離家庭，仍不能脫離人群。不做家庭主婦，還是要做看護、教師、書記等，不能擺脫了一切人與人的關係去做人。不能離開人群，一人獨立自由地去做人。隻有魯賓遜漂流荒島，始是一個人做人，可是他還帶了一條狗。他不與人相處，還須與禽獸為伍。那條狗便是他忠實的仆人，與他相依為命。他還得要一把斧頭，築屋而棲。他不僅要與禽獸為伍，還須與草木為伍。魯賓遜不在社會做人，也得在天地萬物間做人。中國人認清這一事實，認為人一定要跑進人群社會裏去做個人，這就是人生大道。而且人要在人群中做人，也即是人的天性。魯賓遜在荒島，又有另一人跑去，他一定很歡喜。他在荒島上住了幾年，還是要回到人群社會中來。
二
中國儒家孔孟所講最重一“仁”字。
仁者，人也。
仁就是做人的道理，就是人與人相處之道。又說：
仁，人心也。
人的心就喜歡那麽與人相處。隻此“仁”字，便是“性道合一”。
中國人把一“仁”字的觀念來看人，所以說：
四海之內皆兄弟。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又說：
中國一人，天下一家。
用中國人的話來講，如說中國人、外國人，人總是人，不該有分別。又如說日本人、英國人、美國人、印度人，豈不大家都是人？若用其他民族的語言來講便不同。如用英語，不能說Chinaman，那是侮辱中國人，他們對中國人十分不客氣，不禮貌的時候，才會叫Chinaman。他們說Chinese,Japanese,American,English,French，著重在上麵的“國別”，不著重在人，“人”字隻成了一語尾。若如我們說廣東人，福建人，上麵隻成為一形容詞，著重在下邊的人字上。若把語言來代表觀念，此一分別非常大。如果中國話通行世界，很易使人走上一條“大同和平”的路。
但中國人在人的中間卻有種種不平等的分別。如說聖人、賢人、善人、君子人、大人、小人、惡人、壞人，甚至於說“不是人”。中國人說“衣冠禽獸”，其形是人而根本不是人。後來儒家又說：“不為聖賢，便為禽獸。”人與禽獸之間相隔甚近，甚至不做聖人賢人，就變了是禽獸。孟子說：
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
“幾希”隻是那極微少的一點兒，而中國人則特別看重那一點兒。在西方觀念中又似乎並不看重這一點兒。如他們講心理學，把一條狗，一隻兔子，一隻老鼠做試驗，把狗、兔、老鼠的心當作人的心看待。固然狗、兔、老鼠的心也有與人心相類似處，但狗、兔、老鼠畢竟不是人，中間究是有幾希之別。
心如此，性亦然。孟子詰問告子說：照你講法，犬之性如牛之性，牛之性如人之性，這中間沒有分別嗎？孟子則主張這“幾希”之間有大分別。愈能分明此幾希之間的便是大聖大賢。這幾希之間漫失了，便與禽獸不相差。這些“幾希”之辨，當然不重在身體生理上，而更重在“心性”“心理”上。人與人的相處之道，與獸與獸的相處之道有不同。人道與獸道之不同，主要乃在“人性”與“獸性”之不同。
外國人很少講性，因此他們講的道，也與中國人講的有不同。耶穌說：“凱撒的事凱撒管，上帝的事由我管。”耶穌是上帝派到世上來講道的，他所講的是進人天堂之道，講人死後靈魂如何上天堂。至於社會上一切人事，他不管，由凱撒來管。耶穌是當時羅馬帝國殖民地中的猶太人，是凱撤統治下的一群奴隸，耶穌隻期望上帝來拯救他們，並也救了羅馬人。現實世界的一切，他無可管，所以重在講人的靈魂。直到西方文藝複興，由靈返肉，又轉過來重在講肉體生活。中國人則注重講人與人相處之一番“人道”，因此相互間有不同。
三
要講人與人相處，便要講到“人倫”，又稱“倫理”。蔣公提倡文化複興的口號，把倫理放在第一位。人倫的“倫”字，也如絲旁的綸字般，兩條絲以上始有綸，兩個人以上始有倫。倫是人與人相配搭。一個人跑進社會，不能不與社會中其他人發生關係。
中國古人把此種關係分作“五倫”，即是說人在社會上大要有五種配搭，或說五種搭檔。父母、君臣、夫婦、兄弟、朋友稱五倫。任何人一離娘胎，生下地，來到這世界，就得與父母作搭檔。而且在人未投進此世界以前，這一搭檔早已配搭上。上帝不會在荒野無人之地憑空掉下一人來。我們的生命也不是自主自由，由我自己生。生命本身並不獨立。而且也不是我要生在這家就生在這家，我要生在這國就生在這國的，因此人生也根本不自由。
在新文化運動時，有人提出“非孝”的理論來，反對中國傳統所講的孝道。因為父母也不是自由自主要生一個我，要生男生女都不知，究竟能不能生一個子女也不知，而偶然地生下一個我來，我和父母之間便可說根本沒有什麽關係的。這話究竟講得通，還是講不通？你且莫問父母究竟是否有意要生一個你，你且問你究竟從哪裏來的，你的生命由誰給了你。這且不管，你生下以後，還是不能獨立的，還需要父母的養育和照顧。就你一分良心，要報答父母養育，就該有孝道。
中國人講“慈”講“孝”，其實還不都是講的一個“仁”字。這仁字，也可說是我們人類的“心”，同時亦是“性”。其他禽獸同具生命，而或者未具此心與性，相差隻在此幾希間。中國人很重“報本”，亦即是“報恩”。父母對我有恩，我該報。不僅在父母生前，死後還有祭，這是表示我自己一番情意。父母已死，我的祭，究竟對他們有什麽好處，我不管。我隻自盡我心。祭父母、祭祖宗，乃至祭天地，皆是我這一番報本報恩之心而已。禽獸無此心，人性與禽獸性不同，因此人道也與禽道獸道不同。
由於慈孝而推廣到人與人相處的一番“親愛”之情。人群中必需有此一番“親愛”，始能相處得好。此一番親愛的心需要培植，最好從家庭父母對子女，子女對父母的情意上培植起。子女對父母能孝，才會對其他人有親情愛意。從人道上講，孝不盡是為孝，不專是為自己的父母，這乃是人道之根本所在，這是中國人觀念。西方觀念有些不同。
近代西方社會裏，做父母的一開始就教子女獨立，經濟分開，子女有子女的一份。長大以後，要他單獨自立，有一個職業。我曾遊美京華盛頓，看到美國很多議員的子女都在街上奔波作派報童。他們家應有錢，不必賴子女送報為生，其目的就要教他們懂得要獨立，這是對的。如果子女始終隻懂得依賴父母，父母老是撫養他子女，這決不是辦法。但天下事不能單從一頭講，遇到雙方相異處，該有個比較，知得其間有得有失。人與人之間多有一番親情愛意，此與各人生活能獨立能自由，把人與人的關係分開得遠一些，當他是一小孩時，便讓他知道要獨立要自由，一方偏向在理智上，一方偏向在情感上，那是不同的。但不能一方全對，一方全不對。
中國文化重仁亦重愛。分別此一番心情又可有等級。最先第一級是“愛”，如愛動物，愛花草樹木，西方人教導小孩也很重這些。愛的進一步始是“仁”。仁是對人與人而言，此一種心地則較高。更進一級是“親”，親比仁更進，人可以有愛而不仁，也可以能仁而不親。所以說：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這三個字在中國人用來分量不同。若隻說“博愛”，卻用不到父母身上去。人對父母須懂得一“親”字，連仁字都不夠。這些分別，領從各人自己心情上去體貼，空講無用。中國人看重“父子”一倫，講孝道，其主要用意在教人懂有“親”。能親自能仁，能仁自能愛。這裏可以奠定們做人的基礎，養成他一種良好而高貴的心情，然後推而至於對家庭，對朋友師長，對社會國家，對於全人類，到達一個理想的“為人之道”。
“君臣”一倫，現在是民主時代，似乎已經沒有了。其實君臣關係仍然是有的。沒有了皇帝，有大總統，一樣是君臣。除了政治上的君臣關係之外，學校有校長，在學校當教師、當職員，他們和校長之間也是一種君臣關係。公司裏有總經理，軍隊裏有總司令，工程團體有總工程師，社會上各種行業組織都有上司下屬，亦即是君臣關係。就使是無政府主義者所理想中的社會，仍然有君臣關係的。君臣一倫，不是教我們服從，而該是講一個“義”。中國古書上說：
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掩恩。
君臣一倫，主要在講“義”，講應該不應該。所以說：
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社會上一切事，總該有一個出令的，叫別人去做，這樣就成了組織，發生了君臣關係。這種關係該建立在義上。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這都是義。在此君臣關係之內盡可有自由。你在這個司做事不滿意，可以退出。在這個學校做事不適合，可以走。在這個政府做事不稱心，可以辭。不做官可以去做生意，不做生意可以去教書，任你便。所謂：
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又說：
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
古尚如此，今更當然。此與父子一倫不同。大家也許聽過這樣的話，說：“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在新文化運動時期，罵定此兩語是中國人從前的封建思想，所以“孔家店”就該打倒。其實此語既非孔子所講，也非孟子所講，又不是孔孟門徒儒家所講，而係出自《戰國策》齊人王斶所言。其實此言亦非不合理。社會上曆史上，自有忠臣，自有烈女，隻要情合義，忠烈隻該有歌頌，不該受誹笑。
古人又說：
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
此所說男女有別，並不是指男女授受不親言，乃指男女結為夫婦才是有分別。這是說，這一對夫婦要和其他別的夫婦有分別。中國古人又說；
人倫之道，始乎夫婦。
因有了夫婦，始有父子，人與人有了相親之意，才能講到義。近代西方也一樣，也認為夫婦該有別，離了婚才可以再結婚。禽獸也有雌雄，但無婚姻，無夫婦，即是無別。
西方人亦講夫婦有別，但沒有中國人講的嚴格。一個家庭可以有五六個孩子是兩三個父親所生，或者是兩三個母親所生，這就不如中國家庭的單純。但中國家庭似乎偏於看重了“夫”的一麵，乃受今人訾議。如中國古代有“七出”之法，可以作離婚的理由。丈夫可以在七個條件中離婚，“一不順父母，二無子，三**，四妒，五有惡疾，六多言，七竊盜。”第一條當然最重要。南宋詩人陸放翁夫婦情感很好，可是放翁母親不喜歡她的媳婦，放翁就隻好跟她離婚了。可是陸放翁一直還懷念著她，所塡《釵頭鳳》一詞，流露了他的感情。此因中國人把五倫會通作一個道理看，主要在不以此倫害彼倫，貴乎能以此倫通彼倫。所以說“孝衰於妻子”，是以此倫害了彼倫，便不好。又說“事親孝，可移於事君忠”。同樣是一種性情流露，便是以此倫通彼倫了。其他六個出妻的理由，都為著顧全家庭。多言有害家庭和睦，所以被出。但亦有三個條件不得出妻，“一是有所取，無所歸。二是與更三年喪。三是前貧賤，後富貴。”當你娶她時，她有家，你和她離婚，她仍可回娘家，仍可再嫁，那不要緊。若她沒有了娘家，無可歸了，便不該離。你娶了她，如你父母喪亡，她和你同守三年之喪，你不該在你父母喪後再和她離。第三個理由，當初你娶她時，你還是個貧賤人，現在你富貴了，便不該離。古人說：“糟糠之妻不下堂”，她陪你同吃過糟糠，你有良心便不該和她離婚。以上三條件，皆是人的“良心”問題。良心不許可，不待再講法律。單從男的一麵講，有可離的條件，也有不可離的條件，這也不算得太過不平等。若說為何“七去三不去”隻從男的一方講，沒有從女的一方講，那是古今社會不同，卻不是故意太看不起了女的。
第四倫是講的“長幼”。長幼該有序，如進食堂，後到的讓先到的先吃。上車讓女人、讓老弱先上。社會該有個秩序。教人守秩序，最好從小孩時在家庭中教起。從前中國舊禮教，小孩吃一塊糖，總是告訴他們，小的讓大的先，從他幼小純潔的心靈裏就培養這種長幼有序的觀念。現代教育不同了，說要發展個性。小孩在家中最縱恣，一盤糖，可以搶，可以打架。大的應該讓小的，這也是一新秩序。但從心理上講來，從小養成他縱恣習慣，占便宜，大了要變卻是難，小的吃些虧，後來逐年長大，卻感到舒服。要大的吃虧，愈大愈吃虧，卻有些不自然。有人說，美國社會是年輕人的天堂，中年人的戰場，老年人的墳墓”。照中國人想法，人到老年，快近墳墓，他已經奮鬥過一場，該讓他較舒服些。人生有一好收場，這也是人人內心所要求。中國人總是講要尊敬老年人，老年人舒服些，也不見得小孩會進地獄。小孩沒有教育，盡在天堂，他從來不知“弟恭”之道，長大了也不一定能“兄友”。中國人的“兄弟”一倫，也有它理由的。
“朋友”一倫重在“信”。我信你，你信我，互信才能互助，相親相愛。
一個人進入社會，有此五般搭擋，但也不盡然。我們一生下來就有父母做搭擋，或許待我該做父母了，未必有子女。所以中國人多講了子孝，少講了父慈，此亦是一理由。而且禽獸也能慈，孝則禽獸所不能，“人”“禽”之辨在此。所以中國古人更重講“孝”，勝過了講慈。
人性中亦兼有獸性，人性、獸性同出於“天”，同本於“自然”，獸性也不全是壞。譬如開礦，有的在上層，有的在下層。人性中浮在上麵粗處的便是獸性，深處乃見人性。此須人自己好好來開發。可能在人性中獸性占了十分之七、八，人性隻占十分之一、二。荀子講人性惡，他隻把那七、八分的獸性看重了，卻把一、二分的人性看忽了。如放一堆糖，看小孩們搶不搶，他們當然搶。反不如撒一把米在地上，讓雞跑來吃，各吃各的，搶得不如人劇烈。這因人的心智複雜，不加教養，人類中的獸性可比獸類更可怕。
四
中國古人又說：天、地、人，三才。天地能產生萬物，人類能創造文化，但人類也從天地自然而來，不能有了人沒有天地自然。現代科學發達，人卻說要征服自然，人本身即是一自然，自然如何能征服？人類智力到底有限，我們隻有因任自然來發展人性。可是人性中夾帶獸性的分量多，我們要從大量的獸性中把少量的人性挖掘出，這項工作就要靠“教育”。教育不專限在學校，應有家庭教育社會教育相輔而行。
中國的五倫，也都是教育。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這是五條人生大道。這五條大道，對人生講，一條也少不得。人一生下，就有父母一倫是第一條大道。長大成人，結婚有夫婦一倫，是第二條大道。到社會做事，就有君臣一倫，是第三條大道。在社會上與人相處，普通的是長幼之別，特別的是朋友，這是第四第五條大道。那都是非常具體的。中國古人稱之為“五達道'這五條大道，到處可通，故稱“達道”。那些道從哪裏來？都從人類天性中發展而來。若不是人類本有此天性，也不能發展成大道。
或許有人會問，既是道原於性，何以有無道之人，有無道之世？則因人性獸性相雜，率獸性為獸道，率人性為人道。人貴能發展人性來主宰獸性，領導獸性，便能從自然中發展出人道。中國五倫之道正是如此。獸性同有生育，“孝慈”則人性所獨。獸性亦有**，“婚姻”則人性所獨。若使人群相處有親、有義、有別、有序、有信，則人道自然昌明。此“親”與“義”與“別”與“序”與“信”之五者，都是人對外，主要是人對人的行為。行為發動在人，主宰在人。行為不僅影響了外在的對方，亦影響了內在的自己。如你對父母盡孝，父母接受也好，討厭也好，而自己行道成德，確然成為一孝子，受影響的主要還是你自己。對朋友講信，朋友信不信你不一定，受不受你影響也不一定，而你自己一定會受到影響，使你自己成為一可信之人。所以一切行為在對外，而影晌必然及自身。“德者得也”，行道而於己有“得”是為德。
性由天生，德由己成。如我性喜音樂，本不自知，及在某一場合跑進了音樂的天地，才知自己喜歡音樂。音樂對我有安慰，我對音樂有享受。自己雖不是一個音樂家，卻知自己確有音樂的愛好。這一愛好是你的天性，若能常守勿失，也即是你的品德，你是一音樂之愛好者。所以德亦由性而來。
中國人講道德，都要由性分上求根源。此所謂性，乃指的人性。如饑寒飽暖是身體上的事，此乃人獸所同。道德行為在外麵固能深入人心，更有把握的是在內部深入己心。因道德由己心發生，還能深入己心，在心裏再生根，這就有了生命，成了德。中國人分人的高下，不在吃飯穿衣上，不在做官營業富貴貧賤上，隻在其人之“品德”上。若抹去了品德，僅在法律上求平等，則有財富強力就是優，沒有財富強力就是劣。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主張物競天擇，優勝劣敗，這一套理論，隻能應用在生物界，卻不該應用到人類。優勝劣敗是自然，人類有了文化，自應有更高理想，不能僅如一般生物盡來爭個優劣勝敗。德國人自認他們日耳曼民族乃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應該來統治世界其他的民族，結果引起世界大戰。可知人類優劣實應另有標準，不能專把財富強力來分。中國人講五達道，這一文化理想比較還是高一些。
講五達道，同時要配以智、仁、勇“三達德”。“智”是智慧知識，“仁”是人與人感情上的厚意，“勇”是勇往直前。古人講忠孝、講仁義、講道德，也未嚐不知要講這些道理實際上會遇到困難。所以要講五達道，須運用智、仁、勇三達德來求實踐。
今天大家要講獨立、自由、平等，但人類社會上平等很難找，隻在法律之前，在上帝意識中有平等，此外顯然有種種不平等。若隻在法律之前有平等，隻要不犯法，也就不見有平等。若在上帝意識中有平等，不到死後，也還是無從講起。若說獨立、自由，在專製政治下爭自由，在帝國主義壓迫下爭獨立，固是對。在社會不合理狀態下爭自由、爭獨立、爭平等，這也對。若在合理狀態下，人生之真意義、真價值，則並不在這些上。
上麵說人要在人群中做人。若在一個五達道的社會中，人生應有更高理想，更髙向往。爭獨立、爭自由、爭平等，都是爭之於人，要向外爭。奉三達德，行五達道，則貴能“反求諸己”，自盡在我，不在向外爭取。道德最自由，誰也不能禁止我。道德又是最獨立的，因道德隻在己，不靠外麵。道德亦是最平等的，有德無德，不論外麵條件。講道德隻是講做人。人人都能做，並由一人自己單獨做，所以是最平等、最自由、最獨立。要孝便可孝，要忠便可忠，隻要你自盡此心。有人說，真理等於一張支票，到銀行可以換到錢的是真理，換不到錢就不是真理。像嶽飛、文天祥，雖然耿耿精忠，可是他們自身死了，宋朝也亡了，這個忠的意義何在，價值何在？但中國人講真理，尤其是人生真理，貴從各人心上講。“自盡己心”，即便是真理。隻要人心不死，即是真理常在。這也不是西方哲學中所講的唯心論。此刻講的是人生實踐。父母冷了，得設法找衣服給他穿，中國人講這一番理論，說深也很深，說淺也很淺。古人常以射喻，射髙了或者射低了，不能怪耙子放高或放低，隻是你射的不準。父母就像一靶子，行孝就像射一箭過去，射錯了，你雖然在盡孝，可是還挨父母一頓罵，這該怪你孝道沒有恰到好處，所以還要反求諸己，盡其在我。我隻盡力做到我的一分，外麵的不在我掌握中，我可不管。
五
從此深進一層講，我們就該有一個信仰，那就是“人性善”的信仰。剛才說，人也有獸性，但經過文化陶冶、教育熏蒸，可以變化氣質，教人人向善。子孝可獲得父慈，兄友可獲得弟恭。人心有感應，我以此“感”，彼以此“應”。整個社會從一個人的心感去，不要短視，不要狹看。如嶽飛是一個忠臣，在當時，他並沒有感動了宋髙宗和秦檜，他似乎白死了。文天祥也一樣。可是我們當知，人類世代不絕的傳下，有些感應，不在當時，而在久遠。他們的忠，不曾保存了宋代，卻保存了我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之長久綿延。他們的一死，影響到後世，作用太大了。中華民族到今有四五千年的曆史，我們雖在當身曆盡艱辛，卻該有一個信仰，奮發有為。這是接受了長時期的曆史教訓，黑暗之後必會有光明來臨。台風過去，依然是光天化日。別的民族，正為缺乏了這一套深切的信仰，失敗了便翻不起身來。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爭富爭強，在人生大道上就錯了，自該失敗。失敗後隻有另找出路，從頭做起。中國人這一套文化傳統，有時也遭挫折，但可保持它一種不屈不撓的精神。此種精神，不僅存在於此時此地，也仍然存在於大陸同胞的心裏，他們也會相信共產政權必敗，黑暗必會過去，光明必會再臨。這一種偉大的民族自信，即是我們文化的力量。這一文化，乃從一個一個人的真實偉大的“品德”而匯集積累成為一種不可破之大力。
諸位或會問，中國人是不是過分看重了品德，便不看重事業呢？這也不然。人總是要死，我們不能要求不死，但死了而猶有不死者存。又不是存在在另一世界，仍存在在此社會上。此種不死，中國人稱之曰“不朽”。人有“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這三不朽的次序如何排定的呢？“立功”隻是一時貢獻，“立言”始是萬世教訓，更高過了立功。“立德”則隻在一己。上麵說過，隻是反求諸己，自盡我心。如嶽飛、文天祥，也隻是立了德，並沒有立到功。但我們講到大道，立功須有外麵條件，有機緣配合。立言更難，所以說“孔子賢於堯、舜”，又說是“天縱之大聖”。那亦有條件，不是人人可能。天生聰明且不講，如你是一個生在鄉村的小孩，沒有機會進學校，有的進入小學不能進中學，進了中學不能進大學，大學畢業不能留學，在這些條件下，一步一步被淘汰，難道在外麵條件下被淘汰的便都是下級人，或不算人了嗎？若你要做一個大哲學家，大思想家，大教育家，社會固然需要，但不能人人能之。做一個大政治家，大軍事家，大外交家，大科學家，為社會造福利，建功業，也都要外在條件，但比較易一些。隻有立德，是沒有條件的，人人能之。所以中國古人把“立德”奉為第一位。
立言何以最難呢？中國幾千年隻有一個孔子、一個孟子，他們的言論可以傳諸百世，放之四海，但到底是太少了。人不自量，若我們髙抬立言，人人想走這條路，到底走不上，徒增許多空言，或有一些完全不對的廢言，甚至會如洪水猛獸般為害社會。所以真能立言的人並不多。立功比較實在，人人共見，管仲就受到孔子的讚揚，因他對當時中國社會有大功勞。曆史上立功的人也比較多。立德是最基本的，但又大家可能，這才是“人生大道”。
今再問：立德何以能不朽？如孝行，是人生社會永會保留著不朽的，我們的生命與孝行結合，這就是不朽。忠與信與義種種諸德都如此。一個民族文化，亦需要此諸德結合，才能不朽。若僅有生命而無德，那隻是獸道，非人道，根本不能望有文化，更不論文化之不朽。中國文化之偉大，為其能建立在人類崇高之品德上。如嶽飛、文天祥，他們今天仍然活在中國曆史中國文化中。若我們把世界人類曆史細細比讀，作一統計，究竟那一個民族包涵此種崇高品德的人最多些？我想隻有推中國，這也是中國文化傳統提倡立德之所致。立德最易，而能最受中國文化之重視，此即中國文化之偉大不可及處。
六
從前陸象山說，“使我不識一字，也能堂堂地做一人”。人能與天、地參，與天、地合稱“三才”，能堂堂地做人，便可頂天立地。善人也好，君子也好，大人也好，聖賢也好，做人該是我們人生第一個目標。能做一人，再能做一番事業，更好，但那是第二個目標。在事業中有立言一業，可以立言垂萬世，那更好，但隻是第三個目標。
現在我們都把中國古人這一次序顛倒了，大家都要求知識，都要發揮自己一套思想理論，要做一個人中最難的立言者。認為不得已而思其次，才到社會上做事，去立功業。立德則被人人看輕了，認為沒關係，不值得重視。人人“可能的”不重視，卻重視那不可能的，實是顛倒了。唯其太看重了不是人人可能的，於是要向外麵爭條件、爭環境，怨天尤人，而結果還是自己作不了主，徒生苦痛，增不滿。此實與中國文化傳統背道而馳。把一切責任都推向環境，說環境不好，這也無奈何。
宋朝亡了，元朝入主，一批流亡者在路休息，看見路旁有一棵果樹，大家都爭去摘果子解饑渴，有一位講理學的先生，他不肯摘。別人說，那果樹無主，任何人都可摘，你為何不摘？他卻說果子沒有主，我心有主，我不能隨便摘。那人便是許衡，後來蒙古王朝請他去教蒙古一輩貴族子弟，中國社會也總算得了一些救。天下大亂，每一人的心可以不亂。天下無主，自己一心仍可有主。不亂有主的人多了，社會自會平息，撥亂反治，由此而起。
照中國人道理講，每個人好，世界也就好。否則河清難俟，要等世界好了自己再來做好人，隻有畢生不做好人之一法。自己不做好人，還要告訴兒女說，世界不好，你也且莫做好人，會自吃虧。如此一代一代傳下，人愈來愈壞，社會風氣積重難返，如何得了。但仍有一條路，仍隻有每一人各自先做好。天下縱亂，那五達道還是擺在前麵，你不是依然有父母、有君臣、有夫婦、有兄弟、有朋友那五倫嗎？
但要懂得如何行此五達道，便需你的“智”。要肯要願去行此五達道，便需你的“仁”。要敢去行此五達道，便需你的“勇”。我們要憑此智、仁、勇三達德，始能來實踐履行此五達道。讓我們各自拿出自己的大智大仁大勇在此五達道上向前，國家民族自會得救，我中華文化傳統也自會複興，自會光明燦爛，永無終極。我們且不要舍其易而謀其難，舍其近而求其遠，各自就眼前的五倫做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