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 中國曆史上的軍人

諸位:今天很高興能有這機會在這裏對各位作一番講演。剛才張校長向諸位報告的話,我很慚愧,不敢當。我是個無用書生,在當前這個艱難偉大的時代裏,對於國家民族文化前途,我除有一番極忠誠的信仰外,隻能站在一旁,以忠誠的眼光作旁觀。今天我的講題是講“中國曆史上的軍人”,把我自己所知道的一點曆史上的淺薄知識,來向諸位作個簡單的敘述。

人人皆知,人生應有兩大支點,一是“食”,一是“兵”。所以孔子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有了足夠的食和兵,才使人可以確信今天之後必然有明天,然後其他一切也才連帶談得上。因此人生又應有最基本的兩大職務,一曰“耕”,一曰“戰”。在人類文化最早時期便應有了農業和武士。

從曆史上看每一民族起源,最先都是全族武裝,即是全族皆兵的。到後來文化逐步演進,武裝逐步輕減。中國在春秋時代,猶是封建時期,那時執幹戈衛社稷的重任與光榮乃為貴族子弟所獨占,輪不到平民身上。那時則隻有貴族軍隊。在農民中選拔優秀加人武裝的稱為“士”。士執射執禦,為其本分。當時學射,猶如今天放機關槍與大炮。學禦,猶如今日之學駕駛坦克與飛機。不習射禦,便稱不得一個士。其時的貴族階級,論其職,則皆武職,而亦兼習文業。文由武而演進,此乃人類文化演進一通例。孔子在當時亦一士,孔子以禮、樂、射、禦、書、數六藝為教。射、禦兩項,乃其中之基本藝。孔子自稱:“我何執?執禦乎!執射乎!我執禦矣。”因禦之一藝,在當時較射為低。如狩獵,如臨陣作戰,在車上執弓矢者是主,駕車者是副。孔子自謙,說若要他選定一職,則他選禦不敢選射。其實孔子善射,在當時是著名的。

孔門弟子,擅武藝,能武事,身曆戰場建立功勳的也不少。像子路,不用說。當魯襄公八年吳師伐魯,有若便在魯國的三百名決死隊裏麵,打算乘夜直撲吳王帳幕。吳王聞訊,嚇得一夜三遷,吳、魯也便此議和了。魯哀公十一年,齊師伐魯,冉有擔任魯軍左翼總指揮,樊遲作他車右。執政季孫氏嫌樊遲年輕,不讚成他擔此重任,但冉有終於毅然任用。樊遲臨陣,身先肉搏齊軍,殺得齊師大敗虧輸。那些都是孔門弟子之從軍功績。

在《管子》書中,主張把社會分成士、農、工、商四組。此四組中“士”居首。當時所謂“士”,亦指“武士”,不指文士。當時亦根本無所謂文士,都是由武士來兼習文業,孔門即是其著例。所以孔子又說:“誌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因你舍棄了家人生產來習武藝,生活成問題,餓死亦是本分。待你武藝嫻熟,臨陣戰死,也是不負了素誌。直到戰國時代,始有平民軍隊正式興起,因那時的貴族階級已趨崩潰,而列國紛爭,戰鬥不休,便不得不要大量的平民來參加。

到了漢代,那時則全農皆兵,可稱為國民兵。國民充當兵役分三類:一是中央衛兵,二是邊疆戍兵,三是地方預備兵,亦可稱為役兵。其時乃是行一種“義務兵役製”。及齡壯丁都得義務充當。每一壯丁,都有輪番到中央充當一年衛兵之義務,那是最光榮的。其次是到邊疆上去當戍兵,戍期隻有三天,那一製度,應是遠從戰國時或春秋末期沿襲而來。在那時,國境狹小,裹糧而往,多數是一天可到,三天而畢,往返隻需五天到七天,隨身幹糧可以應付。但到秦代大一統,戍邊變成苦差使,陳勝吳廣便由戍兵隊伍在路中起義。漢代把此製度修訂,不去戍邊的,可出三日生活費交與願去的人。一人戍邊一年,可代表一百多人不必再去,方便多了。本來縱使是貴為丞相之子,也得戍邊,但可納費不去。但仍然有丞相之子而寧願也去戍邊,不願出錢逃避的。

那時又有所謂良家子從軍,此如近代所謂義勇軍,或誌願軍,遇邊疆有事,自請從軍。所以必稱“良家子”者,因誌願軍必經政府審査其家庭實況,苟非良家之子,則不獲批準。當時有許多家住邊區的,都踴躍參加。平時在家習武,有事挺身而出。最著名的如隴西李家,由李廣到其孫李陵,祖孫三代都成名將,烜耀史籍。其實自李廣以前,早已家世習武。隻因直到李廣時,匈奴大肆入寇,邊防吃緊,李家遂乘時而起。可見漢代武功所以卓絕,絕非偶然。

此後又有從邊防兵變為屯田兵的。邊防兵期滿即歸。屯田兵則留邊屯田,又把“生產”與“戰鬥”合而為一,既省運輸之勞,亦可使邊兵較長期的屯駐下來。

但到東漢之末,政治解體,兵役製度不能推行,那時則由國民兵變成私家兵。地方上有許多大門第,遇到匪寇禍亂,附近居民都來投靠托庇,那些大門第加以部勒,老弱婦孺參加生產,丁壯的結成隊伍,合力戰鬥。此等私家兵,在當時則稱之為“部曲”。

此風直到東晉末能廢止。政府無軍隊,仰賴門第部曲,終非辦法,於是遂興起了一項“募兵製”。由政府規定了年齡、體格、性行等種種條件,來公開招募,給以餉糈,從嚴訓練,成為一支精兵。北方則隻有部族兵。五胡文化淺,還是全族皆兵。又行簽兵製來加以補充。或是三丁抽一,或是五丁八丁抽一不等。皆由抽簽強拉去充當兵役。結果臨時拚湊,成為一隊雜牌兵。人數雖多,卻無作戰能力。淝水之戰,苻堅那邊的雜牌兵終於抵抗不得東晉北府兵之一擊,而潰敗不可收拾了。東晉北府兵,則是上述之所謂募兵。

到了北周,蘇綽創出“府兵”製度來代替北方相傳的部族兵和簽兵。終於由此製度而統一了北方的北齊和南方的陳,而又開隋代之統一。

所謂府兵,乃是一種“全兵皆農製”。在農民中就其家產分為九等,上五等有資格當兵役,下四等不得援例。府兵平時隻在家種田治生,以暇時練習武不再要在地方服雜役。此製度有兩優點,一則挑選國民中身家較優秀者來充當兵役,二則生產與戰鬥兼顧,不煩政府平時再籌養兵費用。以此較之漢代之全農皆兵製,更為得宜。唐朝興起,也因府兵製度之效用而武功震鑠,較之漢代,更出其上。

宋代開國,上承唐末五代積弊,都是些雇傭兵,以兵為生,入伍後更不退伍,多半是老兵羸卒,否則是驕兵桿悍卒,或是贏老驕悍兼而有之。禦外侮不足,煽內哄有餘。那時有廂軍、禁軍。“廂軍”是地方兵,隻堪充雜役。“禁軍”是中央軍,輪任邊防,乃由廂軍中挑選精壯而來。實則隻是五十步與百步。宋代養兵不能用,積貧積弱,社會賤視軍人,乃有“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之俗諺。重文輕武,成為當時風尚。最先有遼,盤踞中國東北。燕雲十六州,自五代時即淪陷。宋代迄未恢複。次之有金,割去了黃河流域。最後有蒙古,吞噬了全中國。

遼、金、元,都是部族兵。在元代,中國人連廚房菜刀也得幾家合用一把,野外行獵亦禁止不許。但不到一百年,蒙古政權終於被驅逐。明代有“衛所兵”,仿效唐之府兵,寓兵於農,國家不費一文錢養兵,而武功亦跨越漢唐。

清代亦為部族兵,當時稱“八旗”。亦有漢軍旗,後來稱“綠營”。其實清代入關後武功多賴綠營民。待後綠營也如八旗般腐化了。中葉以後始有“鄉兵”,平定川楚教匪,湘軍、淮軍,平定洪楊與撚匪。此等皆是鄉兵。湘軍指揮有人,功成即退歸鄉裏。而淮軍遂遞傳而為民國後之北洋軍閥,分省割據,為民初政治上一大阻礙。

中山先生黃埔練軍,最先是北伐完成統一,繼之是八年對日抗戰。來台以後,始有義務兵役,達到全國皆兵之理想。當前反共複國的大任,則寄托在陸、海、空三軍之肩膀上。

今再通觀全史,可見軍人之在國家社會,乃係一種義務,非職業。非為謀生,乃為服務。非取於人,乃以獻於人。其最高表現,乃為獻身國家民族,至於肝腦塗地而不惜。“兵役”二字,乃自古有之。募兵製之最大弊病,在使人以從軍為一謀生職業。試問豈應以貢獻生命為謀生之職業?又豈應以殺人為謀生之職業?軍人教育本為人類教育中一項最具崇高理想最富偉大精神之教育。今若行使募兵製,則此種理想與精神將無可表現。曆史上如東晉之“北府兵”,亦係募兵製,實出不得已。淝水之戰雖著功績,自劉裕率之北伐以後,此一軍隊即漸變質。要之,此種軍隊可暫不可久,不可以為定製。宋代之募兵製,實當懸為炯戒。目前如美國青年怕當兵役,此亦是美國社會精神墮落一預兆。若在國家民族遇不得已時而有募兵,此乃成為一種“義勇兵”,與法定募兵製不同。如黃埔軍校,何嚐不出於應募,而來者本於義勇,又兼之以一種精神教育,故其功績表現乃能遠出如東晉北府兵之上。最近美國社會亦有倡為將來當改義務兵役為募兵製之意見,此中得失,實尚待更深之研討。

其次當知軍中立功乃屬一大榮譽。在中國曆史上,如漢代之封侯,唐代之賜勳,皆是軍人榮譽所應得。惟雖封侯賜爵,皆不得掌政權。唐代有所謂“出將入相”,乃自以人選而入相,不以為軍功之酬庸。惟唐代節度使兼綜治民、理財、統軍三職,遂貽曆史上以大禍害。

又軍官不得以軍隊為自己勢力。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乃為戰事,不關政治。如唐代之節度使,乃及清末民初之督軍,皆憑軍隊私勢力造成軍閥割據,而唐末以及清末民初,亦同為中國曆史上最大之災禍時期。

更要者,在一個健全的文化體係之下,文武不該歧視。更不當重文而輕武。在中國曆史上,宋代矯枉過正,始有重文輕武之病。然如韓琦、範仲淹,皆以文臣膺疆寄,而狄青因隸軍籍,遂不獲大用,論者惜之。其他中國史上曆代皆有文武全才,文臣能治軍能武事者指不勝屈。政府武職,皆由文人管理。故中國傳統文化得成為一最健全最堅韌之文化,其文武並重與文武兼通之風氣,亦為一要因。

諸位稍治中國史,便知目前中央政府革新軍政,其中好多項目,乃是文化複興,非盡模襲西方。近代西方軍政方麵亦頗有與中國曆史相通相合之處,然此等處,中國至少已在一千年前已超越了西方。

今天我們軍人好學,更為中國曆史上傳統一美德。我此番講演,希望能激起諸位莫忘了我們自己文化傳統下之軍人美德,又莫忘了我們自己曆史傳統下之軍人榮譽。中國古人又說:“明恥教戰”,“兩軍相交,哀者必勝。”同時更希望諸位也莫忘了我們國家民族當前的一種恥辱地位,要以“毋忘在莒”之心情,努力在此艱巨時代下為國爭光。“反攻複國”和“文化複興”此兩大任務,同時便在諸位的肩膀上。

(一九七〇年二月《警備通訊》一四〇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