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　曆史上之人與事與理

一

今天的講題是“曆史上之人與事與理”。

曆史就是人事記載，“事”由人為，“人”則後浪逐前浪，一個時代與一個時代不同。事亦然，因此說曆史不重演。但事必有理，“理”寓事中，事不同而理則同。如蘋果落地，蘋果各有不同，蘋果所落的時與地亦不同，而蘋果落地之理則無不同。惟事易見而理難明。大而至於國家興衰，民族存亡，散而成為政治、軍事、外交、經濟、教育，乃及學術文藝等各項工作；遠而溯及千萬年之上，近而及於眼前當身；形形色色，林林種種，莫非事，即莫非史。而每一事之背後則必有人。人生不過百年，一代代新人替換，事變不停續發，曆史也就不斷開新。亦有明屬一事而不易見其為一事；亦有事雖易見而事中所寓之理則不易知。抑且事與事間實無界隔，此事可通那事，此時直透那時。一部曆史，過去、現在、將來，錯綜複雜，其實會通而觀，則隻是一大事。人人在此一大事中，事與事相涵，人與人相合；人無終極，事無終極。一部曆史隻成一大傳統。抽刀劃水水不斷，前有千古，後有千古。如我們在此講堂講此題目，過去的實未過去，未來的卻已來到。如目前講了三分鍾，其實三分鍾所講並未過去，若過去不存在了，試問下麵又從何講起？故知過去實未過去，而未來實已來到。諸位雖未知我下麵將講些什麽，而我則成竹在胸，早已有了腹稿，下麵定會如此講。所以曆史上過去的不一定過去，其實還存在；而曆史上未來的也不一定未來，可能是早已來到。全部曆史則成為一大現在，我們正當把握此現在，不斷地去奮鬥創新。

普通認為過去事可知，未來事不可知，其實不盡然。如今講堂桌上放此茶杯，不知何時何人在此放上，在我說來卻不易知。此茶為我而設，我渴時可飲，飲後可以解渴，在我說來卻極易知。又如我在此講話，如何發心決定講此題，那時心境已如泥牛入海，渾化無跡，在我此刻卻成為不易知。但此下將講些什麽，則此刻已定，斷然可知。

我們也可說，事不可知，而理則必可知。諸位當先具有一信仰，即天地間任何事都離不了有一理。諸位當堅信，天地間無無理之事。合理則事成，失理即事敗。理屬公，欲屬私。存了“私欲”，即昧了“公理”。欲合理，則所欲亦是公而事必成。欲違理，則所欲隻是私而事必敗。此理此事則斷然可知。若理不存在，或有不信，則一切曆史將無可說。

所謂“曆史人物”，必然是一個能合理行事之人物。有如此人物，始能負起曆史上所賦予的使命。我們當要有此智慧，有此胸襟與抱負。不合理的人物，則隻能來使曆史黑暗，甚至毀滅，使曆史失其存在。

二

曆史上有常然、必然、當然、偶然、或然的事與理。理有兩方麵：

一物理，為自然之理。

一倫理，為人事之理。

如日出、日落，春、夏、秋、冬，是常然、必然之理，我們亦稱之為自然，此乃“物理”。人亦是自然中一物，如饑必食，渴必飲，各人必求保護其各自之生命，此亦自然之理。但自然之理之外尚有“人事之理”，人事都起於人之欲。有生之物皆有欲。人亦然，而更甚。“理”“欲”對立，而理中無欲。如上帝主宰，如太陽運行，此皆有理而無欲。無生物一順自然，此亦有理無欲。有生物則各有一生命欲，然適者則存，是即合理則得生，背理則必亡。人不能無欲，有生物中惟人之欲最多。如想吃魚，又想吃熊掌，欲多了，不可兼得，當知挑選。吃魚省錢，吃熊掌費錢，吃魚易消化，吃熊掌不易消化，此等尚易挑選得宜。如你想當大總統，抑或想做皇帝，挑選便不易。法國的拿破侖，中國民初的袁世凱，皆曾對此經過了挑選。曆史上的得失成敗，興衰治亂，皆由人類內心“理與欲”之分合之分數多少而判，此乃人類曆史一條不可易的鐵律。有人不知此鐵律，或不信此鐵律。中國古人，因其最精通曆史人事，故最能看重此一鐵律之存在。理屬自然，如天所命，故曰“天理”。欲則起自人生，由人所出，故曰“人欲”。中國古人極嚴天理、人欲之辨，但近代中國人則多不信此，說人欲便是天理，那有外於人欲之天理。則試問袁世凱洪憲稱帝，論其內心，究當如何說？若如中國古人說，此乃人欲非天理，豈不直截了當，明白確切，深入淺出，人人易知嗎？

曆史是否有命定？若專由“理”言，則曆史有必然性，是命定的。因世界無無理之事，無理之事不得存在。故曆史演進則必然是合理的，亦可說是命定的。但理可以規定一切，範圍一切，故事有常然與必然。而從另一麵講，理似不能推動一切，停止一切，至少從人事上講是如此。推動與停止皆由人，故事有偶然與或然。袁世凱正式宣誓當了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忽然又想當起皇帝來，有此事，無此理，此乃一種偶然，非必然。若純從曆史事件看，隻就其表現在外麵的來看，則曆史事件一切是偶然，無必然。因理雖必然，而事則由人。人抱私欲，可以不必然。所以曆史上有種種得失成敗與興衰治亂，而求其所以然之理，則隻一無二。

所以人該能“知事明理”來自導其欲，使其所欲必當於理而無違無背，於是在人事上乃有一“當然”，中國古人稱之為“盡人道”。但人道盡了，人事則仍無必然。如當時國父孫中山先生把總統位讓給了袁世凱，也隻是盡人道而已。此後之洪憲稱帝，中山先生實也不能預知。而且也無從斡旋。就軍事學上講，則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因我之不可勝掌握在己，而敵之可勝則其權在人，如是則隻有“待”之一法。

三

因此論曆史人物，又該注意到“曆史時代”。隻有少數人卓然傑出，能開創出一新時代，主持一新局麵，幹旋一新事業，此在政治、學術皆然。此乃有了人物，而始有此時代者。如中山先生之創建中華民國，可為有此人物乃有此時代之例。其他曆史人物，則多為曆史時代所囿，即如中山先生同時，如康有為之主張保皇，袁世凱之帝製自娛，雖其間亦有不同，要之其為“時代所囿”則同。人物有時扭轉不過此時代，孔子亦歎“道之不行而歸之於天”，此處所謂“天”，實即指當時之曆史時代。故孔子教人“知天命”。時代不可為，而聖人仍必有為，故曰“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其不可為乃屬於曆史時代，乃天命。其仍必有為，乃屬人之使命，亦仍是天命。人事無必然，此即曆史之不能有必然；而天理則有必然。即使是一聖人，遵天行道，終不能要外麵沒有不可知之事來相幹擾，故曰“盡人事”，盡其在我之可知，留其不可知以待之天。當知常然中有理，偶然、或然中亦有理。孔子大聖，縱不能扭轉其當身春秋時代之一切，以符其所理想。但孔子終成為一曆史最大人物中之標準與榜樣。隻要人類曆史存在，則孔子亦必與曆史同存，永不褪色，永不黯淡。

再論曆史事件，當知每一事件有其內在之情與其外在之勢。“情”指其事之內涵意義，“勢”指其事之外形方麵之過程與趨向。若我們專從事之外麵看，則不見其事之情。若我們專從事之目前與近處看，則不見其事有一勢所必至之終極階段。驟然看來，一切事都由於人之欲望而產生，但之欲望實極有限，不能包括了天地自然之一切。最要者，天地自然中有理，若欲而違背了此自然之理，即消失，即滅亡，無可幸免。故論事之情，人之欲望固占其重要分量；但論事之勢，則理為之主。曆史中一切事件，有情必有理。不能隻說有情沒有理，人的欲望便可單獨決定了一切。曆史究以理為主宰，理中亦可有情。“情”與“理”之離合，應評其分數。由人之欲望而生事業，事業即成曆史。理之缺點，在其不能推動，不能開創，理隻能在事的外麵作決定。事的裏麵，則由人來作決定。所以人應“知事明理”，使一切事“情存勢定”，而到達一終極之目標。

四

現在再講到理，西方長處，在自然科學，即自然之理之一麵。中國人重曆史，即人事之理之一麵。自然之單純而少變，人事之理則複雜而多變。中國廣土眾民，曆史綿延達於五千年之久，故中國人對人事之理獨能深人而得其微妙之所在。西方東漸，乃挾其一種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之混合力量而俱來。中國人根據自己以往曆史傳統之人事經驗與道德觀點，早知西方力量中毛病多。但迭遭挫敗之餘，震於當前，惑於親受，認為西方力量乃是一種不可抗禦不可逆犯的力量，而不知其勢之終為不可久。或則識其情，或則昧其勢，故中國人在民國前後對西方看法有不同。但當知，未必民國後所見全是，而民國前所見全非。如義和團，最先認為他們愚昧無知，稍後又認為他們有民族精神，此兩觀點，亦複各有是處。但隻具一種精神而愚昧無知，固是要不得，力求理智而精神全喪，亦是要不得。

上麵所講“理”與“欲”，理屬天，故稱“天理”。欲在人，故稱“人欲”。雙方亦該兼顧。須是天人不相勝，而達於“天人合一”之境界，此則須在分數上斟酌，而求其恰到好處則甚難。中山先生說“知難行易”，此便是其例。

西方人太重在探求“物理”，卻不能深明“事理”。他們認為智識即是權力，提高欲望可以刺激前進。憑其富強可以宰製世界，無往不利。對外則滅人之國，亡人之種，擴展殖民地，漫無止境。知有“己”而不知有“人”。結果對內引起了大戰爭，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以迄今日，似尚不知徹底悔悟，其危害自身亦將不見所底止。

馬克斯共產主義主張曆史“唯物論”乃及曆史“命定論”，曾不知曆史重心在人不在物，事在人為，而理寓於事之內，曆史由人創造，非前定，此一大觀念差了，此下種種便可不論。

至於自然科學家，則認為可以征服自然，又不知人類本身亦即在自然之內，人不能勝自己方麵此一小自然，又如何能勝此小自然之外之大自然？

西方思想似乎是隻重向外，向外則隻憑力量，此一觀點最要不得，由中國古人看來隻是一霸道。中國傳統文化則是一王道。王道“可大可久”，霸道則終必覆滅。此乃中國古人所發明的一條曆史大原則，西方人不易了解，不易接受。這也罷了。但今天的中國人亦同樣不了解，甚至說“中國不亡是無天理”。近代惟有中山先生一人巨眼深識，重再提出此“王道”“霸道”之辨。此實是一條曆史真理，人道真理，顛撲不破，值得我們來仔細探討，仔細發揚。

最近共黨據國，此亦有其所以然。即猶如洪憲稱帝，在當時何嚐無其所以然可言。但當知袁世凱、毛澤東在中國近代史上出現，隻是一偶然，卻斷不是一必然與常然。西方人卻以必然常然視之，豈不大誤。因此我們斷不能和眼前的西方人來討論大陸中共之將來。縱使此刻大陸亂象已十分顯著，中共攘權斷無可久之理，但西方人頑固，主觀深，理智淺，斷不會聽取我們的意見。此一事無足怪。回憶六十年前，在我童年時，他們西方人還認為中國可以瓜分，任由他們來宰割控製。隻隔了六十年，到今天，他們又像認為大陸政權不可動搖。是否他們認為六十年前隻是一傳統之舊中國，所以不值得他們重視。今天的大陸，已是接受了西方洗禮。共產思想亦是西方思想之一支流，所以他們又認為此刻已是一個擺脫中國舊傳統的“新中國”了，所以他們才談虎而色變呢？要之，他們一種欺善怕惡之心理，則始終不變。這實在要不得。至於他們又有人說，共產大陸乃是十足中國傳統，那更是荒唐之極。如此淺見薄識，又如何可和他們來談曆史演變與人類前途。

五

但這些都不足怪，更可怪的，今天我們中國人中間也還有少數隻論事，不知其求事之“情”與“勢”，更不論其事背後之“理”。聽了外國人話，自生疑惑，自生搖動，於中共政權之必臻滅亡，於其滅亡時間之必不在遠而在近之理與勢，仍不能抱有堅定之信心。此在我們各自深深反省，我們今天之大使命、大責任，乃在“反攻複國”與“文化複興”之兩大事業上，實是不待辯論而已定，不待蓍卜而可知。

但我們要向此邁前，則隻能靠人力和人事，不能靠天理與天命。若不善盡人事，則曆史到底非命定，下麵如何，我們終於不可知。舉曆史舊例言之，夏桀必亡是可知，若當時無一個商湯，則在中國曆史上也可不見有商朝。商紂必亡是可知，若當時沒有周武王與周公旦，下麵是否會有像如今曆史上的一個西周，其事也難定。即言近代史，滿清必亡是可知，若當時無孫中山，此下也就不定如此刻之有中華民國之誕生與長存。

曆史隻是一種人事記載，人事背後必然有一“天理”寓在其中，但不能隻有天理無人事。天理隻能限製人事，規範人事。隻有“人事”可以表顯天理，領導天理。曆史須求“天人不相勝”而循至於“天人合一”。不能有天而無人；亦不能有人而無天。人之能事，在能“先天而得天時，後天而奉天道”，曆史由人來創造。今天是我們創造曆史的大時代，理與勢，皆在我們這一邊，又得蔣公之賢明領導，三軍將士之藎忠為國，時機一到，大家盡心合力而赴，其事亦決不在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