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〇　中國文化中的武功與武德

一

本人今天講題是“中國文化中的武功與武德”。從去年起，蔣公提倡文化複興運動，到現在已整整一年，這是民國創國以來五十六年最大的一件事。本人今天所講，以書生來談軍事，知識淺陋，隻是借此機會，來就教於諸位。

先講“文化”是什麽？文化隻是人生，是人生的一個綜合體，與言個人的人生不同。人類生活同中有異，因此人類文化可有種種各別之體相。近代人言文化，每多注重其體相之外麵，但更要在能深入到裏麵去，求其意義與價值。從空間說，文化貴能“擴大”；從時間說，文化貴能“悠久”。中華文化所擁社會最廣大，所占曆史最悠久，因此中華文化，其所涵之意義與價值亦必最高貴，最值得研求。

中國古人講文化，主要在講一個“道”字，道即人生應走的路。文化不同，即道不同；社會擴大，因其道之可大；曆史悠久，因其道之可久。中國人講道字，不僅講了文化之外表，並已講到文化裏麵深處，即其意義與價值之所在。若隻從外表講文化，最多是講了文化形態，生活式樣。譬如穿衣、飲食、住屋、走路等等，可有各種不同的式樣，此各種不同的式樣，即見文化之不同。但文化固是同中有異，尤貴能懂得其“異中有同”。各民族文化之所以相異處，在其背後各有一道。

中國人講道，不僅是講人生所走的路，更要講人生應走的路。所以中國人講道，有“大道”“小道”之分。大道人人可行，時時可行，處處可通，而後謂之大道。若隻是少數人短時期可行，走到遠處大處便不通，這是小道。也並不是不能有小道，隻該從大道分出若幹小道，由各條小道仍可匯合互通，這就成了大道。所以道有通塞，有大小。因其大，故能通；因其通，所以大。中國文化之偉大，因其能注意尋求人生大道而來。

今試問人生每一條道，該從何處出發，該通到那裏，到何處歸宿？中國人在此問題上有一主要答案，中國人認為人生一切道，都應由其內在之“德性”發出，也應都通到人生之內在德性為歸宿。《中庸》上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中國文化之最重要中心觀念即是“性道合一”。性由天來，道由性起。中國人講天，也可說是一自然，也可說是自然中一種最高真理。中國人主張天人合一，即是性道合一。性稟自天而蘊於內，道行於人而形之外。天人合一、性道合一，也即是內外合一、心物合一。天人相通，內外相通，此始是大道，亦可稱為“達道”。道行而成，形於外，回到人心，則謂之德。德是行道而有得於己之謂，故可合稱“道德”。天賦稱性，由性發為行，由行而有得於己謂之德。故可合稱“德性”。此一“德”字，即是性道合一。此是行為與德性合一，亦即自然與人文合一。總之，中國人講道，要其無往不合，處處可通，此乃中國文化一套大理想，一番大結構。因此在中國文化中所陶冶而出之人才，則人曰“通人”，才曰“通才”。亦非不要專家與專才，主要仍在此各別的專門仍能相通而合一。

二

姑舉文武一端為例。中國人常把“文武”連在一起講。中國的文化觀念是要“相輔相成”，兩個東西混合起來達成於一。中國人說智、仁、勇是三達德，講文化需此三達德，講武德也需此三達德。一個文化之能期其悠久博大，也該歸功於武功。武功則必本於“武德”，武德是武功的基礎。

天道有生殺，人道有文武。中國人理想，要能文能武，“文武”兼盡。偏向一邊，這隻是小道。文武兼盡，才算是大道。中國曆史上如周文王、周武王、漢文帝、漢武帝，都是美諡，文武並無軒輊。所謂“允文允武”，文治武功必兼修並重，這就是中國一套傳統的哲理。

“天地之大德曰生”，但春夏生長，秋冬殺伐，同是天。殺伐即所以完成其生長。人有死生，惟其有死，乃可有繼起之生。個人生命很短暫，最多不過八十、一百年便完了。舊生命死亡，新生命苗長。一個人死了，有千千萬萬後起的生命還是繼續存f在。大家說，中國文化是講和平的，但和平中兼涵有武力。中華民族之悠久存在，主要在和平，而亦表現有武功。

論到中國的國防線，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有這麽長。單言北方，從東北到西北，由遼東半島起，直通到甘肅、寧夏。北邊是一個大高原，氣候寒冷，生產瘠薄。南邊是一片大平原，氣候溫和，物產豐盈。兩邊接界如此遼闊，兩邊對比又如此懸殊。所以在中國曆史上，防禦北邊強敵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西南方的邊防，更複雜不簡單。即如漢代之匈奴，唐代之突厥，以下之遼、金、蒙古等異族侵擾，不賴優越之武功，何以能保全內部社會之繁榮與建設？蒙古人的武力震爍一世，他們打不進中國來，便掉頭指向西方求發展，從西方得到了勝利，再回頭來轉向中國。直從成吉思汗到元始祖，三反四覆不斷南侵，最後才把中國吞並了。當時的中國，本已孱弱，又兼內政不修，文治影響了武力，但尚然如此堅韌難折。即此一段曆史，便可說明中華文化是強有力的，雖一時失敗，也已充分發揮了中國的武功。

中國曆史上的大人物也多是文武兼通的。如周公，不僅是軍事家，同時亦是大政治家、大文學家。後來人注意了他這一麵，卻忽略了他那一麵。再看孔子，他亦看重武備，嫻熟軍事理論。他的學生如子路、冉有、有若，都能打仗。墨子擅武一事，這是大家都知道的。荀子有《議兵篇》。《孫子兵法》尤為近代西方軍事學家所推重。

《左傳》上記載當時許多貴族，都是文武兼通。大小戰爭，除應有的兵謀戰略之外，既尚禮，又崇道，雍容文雅；極嚴肅，也極輕鬆；極規律，也極幽默。多能於武功中顯“文德”。《左傳》不失為世界上第一部講戰爭最有人生趣味，又是最有文化意義的書。孔門後起如吳起，也是一位大軍事家，又通政治。樂毅亦能外交，能兵而且帶有極濃重的文人氣息。漢唐以來，文人能武，武人重文的，不勝縷舉。有些人，很難說定他是武通文，抑是文通武。要之，中國軍人，理想上必求其智、仁、勇三達德兼備，本之武德，而見之武功的。

中國古人，對於許多軍事學上的見解亦極高明，尤注重的在“衡評將才”，主要看其能統率幾多人。能將兵愈多，則其將才愈高。惟大將之才始可統領大兵團。春秋時，有人說楚子玉將兵過三百乘，便不能全軍而歸。韓信對漢高祖自稱將兵多多益善，又能驅市人而戰，那真是大將之才，因軍隊要節製，講節製要明分數，使將非其才，帶了大兵團，反易敗績。中國軍事史上，不少以寡擊眾的戰例，其實隻是將才高下，不關兵數多寡。東晉時，苻堅率領大軍南下，前線已過淮水，後隊尚未出長安。東晉軍隊，則人數極少。照理苻堅該能穩操勝算。苻堅也是知兵的，他登上一山頭眺望，就告訴他的幕僚們，你們如說東晉軍隊不行，看來不是可欺呀！後來苻堅果敗了。因苻堅帶的是雜牌兵，烏合之眾，人盡多，也易敗。東晉北府兵是經過嚴格訓練的。項羽最能打仗，漢髙祖卻似乎不諳軍事，但漢高祖手下用了三個人，一個是韓信，一個是蕭何，一個是張良。韓信是大將，可以統率大軍獨當一麵，當時黃河以北全交他指揮。張良是一個文弱書生，但他運籌帷幄，決勝千裏，是一參謀人才。蕭何在後方，負責後勤補給，壯丁糧秣有損缺時，全由他負責安排運送。別人都不懂得漢髙祖何以能打敗了項羽，卻由漢高祖自己說出這番道理來，這是深合軍學原理的。可見漢高祖能在軍事上作通盤籌劃，韓信也說他有將將之才。

參謀製度在西方，是近代始有的。但在中國，很早就知道軍隊中參謀之重要。參謀在中國，舊稱“軍師”，或稱“謀士”。如戰國時孫臏，楚漢之際的張良，三國時的諸葛孔明。同時如曹操，他是一位文學家政治家，同時是一位最高級的兵事指揮官，他之最不可及處，在能用良好的參謀。曹操幕下足智多謀之士極眾。又如唐代的李泌，也是第一流的參謀人才。

中國曆史上參謀人才劃策定計之最高表現，便如近代西方軍事學上所新興的“地緣政治”的理論一樣。因中國是個大國，軍事勝敗，往往不由某一戰場來決定。如春秋時代爭霸業，戰國策士言縱橫，這些都是講究地緣政治之先聲。楚漢對陣，漢軍韓信一支在左翼，黥布一支在右翼，彭越一支直搗楚背，而項羽隻知道在滎陽成皋一線上與漢爭進退，宜其失敗。此後如東漢初，如三國，如唐、宋、明三朝開國，皆是群雄並起，孰應先擊，孰應後定，深謀遠慮，都要先爭勝於廟堂之上，都須參謀人才來策劃。

三

以上略舉一些例來說明中華民族在軍事天才方麵之卓越。以下要講一些中國文化中所掲舉的關於兵事學上之最高原理。

中國軍人的精神修養，基本著重在智、仁、勇三達德，上麵已說過。這三達德中，又以仁為主。中國文化主要精神都發源在一個“仁”字上。孟子謂：

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禮是仁的表現，仁是禮的本原。但戰爭本是要殺人的，好像是一種殘忍的行為，我中華民族雖尚武，而不流於殘忍，所以能綿延曆久，屢挫不衰。中國軍事要講順天應人，替天行道。所謂“止戈為武”，“仁者無敵”，戰爭乃為一種吊民伐罪，以殺止殺的行為。故軍隊則稱為仁義之師。孟子也說：

不嗜殺人者，能一天下。

不嗜殺人，不是不殺人。但殺人總不是好事，因此非存心至仁，則不宜來擔任此殺人的大任。既要殺人，自己也該不怕死，所以說：“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視死如歸，也是武德。那有所謂光榮的投降？當知兩軍交鋒，固是要爭勝敗，更要是“爭是非”。是的向非的投降，實無光榮可言。一個人有生必有死，活要有意義的活，死也得有價值的死。成功要有價值，失敗也應有價值。中國人強調“精神不死”，軀體雖不保，但其人格氣節仍然存在。戰爭並不是鼓勵殺人，更不是鼓勵自殺。心中隻有一個道，一個仁義之道，一個忠勇之道。死生一觀，並不在這些上來計較。

中國軍人既尚仁，又講禮，吉、凶、軍、賓、嘉五禮，軍禮占其一。可見中國文化中之中國軍人，正也代表著文化傳統主要精神之所在。

孔子在《論語》裏，提出了一段軍人修養最高精神的話，說：

子之所慎，齋、戰、疾。

齋是祭前齋戒，所祭是鬼神。鬼神有無，直到今天還無定論。孔子在祭前齋時，既不確認有鬼神，也不確認無鬼神，隻是此心戒慎，不懈怠，不做作。祭隻是祭，齋隻是齋。疾病之來，也不知將成大病，抑係小疾。但不要害怕，也不要疏忽，隻一心戒慎在疾上。遇戰事，也如對鬼神，對疾病般，固不知當前敵人是強是弱，隻莫放鬆、莫緊張，不當它是強敵，亦不當它是弱敵。不可說沒事，也不說是有事，臨陣隻一心在臨陣上。慎是不怕也不忽，不把事來看大，也不把事來看小。當知臨祭、臨戰、臨疾，皆是人鬼關頭，死生之際，在可知不可知之間。孔子舉一“慎”字教人，這是精神上最髙修養恰到好處之明訓。我們若懂得孔子這番教訓，自然不會有好戰的心，也不會有畏戰的心。大敵在前，亦當如對鬼神般，不認其真有，亦不認其沒有。兵凶戰危，如疾病般，不認為不重要，也不太認為重要。諸葛孔明說，先帝知臣一生謹慎，故臨終付臣以大事。曹操臨陣，在馬上意思安閑，如不欲戰。當然曹操是一雄傑，但從精神修養上講，似乎還要遜諸葛亮一籌，這是中國文化傳統中所講軍人修養一最高境界。

中國社會上又很著意表揚失敗的軍人，尤著的如關羽、嶽飛，今人稱之為“武聖”。關羽在曆史上表達了一個“義”字。當時曹操很賞識他，禮遇有加，封侯贈金，無所不至。劉備則正是走投無路，到處流亡。但關羽不為曹操所動，還是走歸劉備，這就是他的義。嶽飛精忠報國，十道金牌班師回來，冤死在風波亭，在曆史上表達了一個“忠”字。我們看《水滸傳》上一百零八位好漢聚集在梁山泊忠義堂，打起“替天行道”的杏黃旗，這見文化傳統中之忠義武德，流傳在民間社會，真是根深柢固的。抗戰期間，本人到過安南河內，咖啡館裏都掛有關公及孫中山先生之像。這裏日月潭，也有文武廟。香港瞀察所，都掛關羽像。可見關羽、嶽飛，他們雖都是失敗了，但他們的失敗，卻比成功的價值更高，意義更大。正因戰爭雖重勝敗，更重是非。不義之師，勝了也無意義價值可言。打仗是要打仁義的仗，軍人該充分表露他們的忠義之氣，忠義則永存千古。軍人遇失敗，更顯出他一番忠義之氣來，所以直到後代，更有他極大的貢獻。

四

我們從大陸出來，已經很多年了，那時共黨誇言不打無把握的仗，打仗是要拚命的，不到最後一分鍾，勝負難定。我們隻該說不打沒正義的仗，不該說不打無把握的仗。要打仗，總隻是盡其在我，不能要討十分的把握。若待有了把握才打仗，那就無仗可打。

《孟子》書裏有一段講“養勇”的話，那時有一勇士叫北宮黝，他是抱持一種必報主義的。你來一拳，他必報一拳；你來一腳，他必報一腳，他定要不吃虧，對方強弱他不管。另有一人叫孟施舍，他是抱持一種無懼主義的。他說勝敗不可必，他視不勝猶勝，他隻是能不怕。兩人都以勇名。孟子批評他們說，孟施舍所守比較單純，隻求不怕，其權在我。要求不吃虧，其權不盡在我。這正是說對敵臨陣是不能確有把握的。一觸一動，也不算是有勇。孟子又說，孔子曾教曾子以大勇之道，隻要我自己理直，對方縱是千萬人，我亦向前。若我理屈，對方縱隻是一匹夫，我也讓他，不向他逞強。這是孔子的養勇之道，不打不仁不義的仗。仁義在我這邊，我便大勇向前，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死生尚不顧，勝敗更何論，這是最高的“勇德”。近人所說心理戰、神經戰等，也隻是道義戰的一些手段。我隻爭一道義，其權在我。這樣的爭，將是無往而不勝。這可說中國文化傳統運用到軍事上的最髙原則。

我們的八年對日抗戰，也就充分表現了我們此一番精神。軍人們的堅強英勇，全社會之踴躍助陣，那時所表現的隻是一種堅韌不拔，繼往開來的精神。一切力量實都是文化傳統的力量，那時那論所謂有把握與無把握，而畢竟爭取了最後的勝利。中國文化著重道德修養，“文德”、“武德”合一相通，都要從每一個人的性情深處生根發脈。外麵世界亂了，每一人的德性仍然抱持不亂，終於求得真理，激發天心，轉移世運，隻在我此方寸之間。中國文化發明此道理，堅定此信仰，因此國家民族的生命也就深固不拔，綿延不絕。今天我們國家，又是大難當前，厄運頻臨，所謂危急存亡之秋，又正是軍人們擔當大任的時候。我們每一軍人的生命，正與國家民族的大生命緊緊連係在一起，彼此呼吸相關。國家民族悠久的大生命，有賴我們軍人拚著各人短暫的小生命來維護，來保持。今天蔣公提出“文化複興”的口號，希望諸位在此一號召之下，奮然決然，發揮我們文化傳統下之武德，來創建我們文化傳統下之武功。

（一九六九年一月《青年戰士報》、《自由報》，一九七三年三月《青溪》六十九期重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