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漢製得失檢討

讓我們簡要指出一些漢代製度之缺點。

首先在經濟方麵，土地問題沒有解決，形成兼並；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使政府的減輕租稅政策全失功效。至王莽把土地收歸國有，此事又激起社會多數人的反對，結果失敗了。但王莽的廢止奴隸政策，卻繼續為東漢政府所承襲。東漢時代也屢有廢奴的詔令。但隻要社會經濟情形不變，此項詔令是不會有實效的。

其次說到軍隊製度。中國地大人眾，雖說分區訓練各別的兵種，但每年一個月的操練是不夠的。中央南北軍，像是常備軍，實際上，時期也隻一年，數額也僅有七八萬人。結果全國皆兵，並不夠用。遇到打仗，各地調遣，如會稽、吳、楚遠赴漁陽、上穀，也不方便。所以全國皆兵製，在中國論，一則軍隊數量太多，二則訓練太簡略，調動不方便；結果全國皆兵，弄得有名無實。一旦起了問題，還是解決不了。

再次講到政府組織。上麵說過：皇權、相權是分開的，皇室和政府也是分開的。這話固不錯。但中國一向似乎看重不成文法，往往遇到最大關節，反而沒有嚴格明白的規定。這也可以說是長處，因為可以隨宜應變，有伸縮餘地；但也有壞處，碰著一個能幹有雄心的皇帝，矜才使氣，好大喜功，常常要侵奪宰相的職權。並不像現代的西方國家，皇帝私人，無論怎樣好，憲法上規定他不能過問首相的事。漢武帝雄才大略，宰相便退處無權。外朝九卿，直接向內廷聽受指令。這樣一來，皇帝的私人秘書尚書的權就大了。漢武帝臨死時，他的太子已先死。他要把帝位傳給小兒子昭帝，他卻先把昭帝的母親處死。他知道小皇帝年幼，母後在內管事不好。但皇室總還需要人管理。以前皇室也得由宰相管，但漢武帝連宰相的事都由他管了，宰相那裏能預聞到宮內事！於是武帝臨死，派一個霍光做大司馬大將軍輔政。這是皇宮裏的代表人。霍光是皇家親戚，有資格來代表皇家。但照理，宰相早就是皇宮裏的代表人，他該就是副皇帝；現在皇帝不把宰相做皇室代表人，而在皇宮裏另設一個大司馬大將軍來專幫皇帝的忙，如是就變成外麵有宰相，內麵有大司馬大將軍，皇宮和朝廷就易發生衝突。當時一稱“外廷”，一稱“內朝”。大司馬大將軍霍光輔政，他是內朝領袖，外廷則仍由宰相統治。後來昭帝死了，立昌邑王做皇帝。沒有幾天，又把他廢了，另立漢宣帝。當廢立時，霍光代表皇室，召集九卿開會。有人說：該請宰相參加。霍光說：這是皇帝家事，用不著政府領袖丞相參加，我們隻議定請示皇太後就完了。霍光的一番話，初看好像也有他的理由。他把皇位繼承當作皇室私事，皇室事不必要政府領袖來預聞。他不知道皇室之存在，由於有皇帝；而皇帝之存在，由於有政府。所以皇位繼承是政府事，並非皇室事。這並不是我們用現代觀念來強說曆史，在當時曆史情實早本如是。所以在高後四年，曾有一詔書，說皇帝疾久不已，不可屬天下，命群臣公議替代的新皇帝。呂後盡專權橫肆，但並沒有說立皇帝不要問朝廷。霍光以後，元平元年，昭帝崩，也詔群臣議所立。可見皇帝世襲，是政府法理規定。若遇皇帝無嗣，及其他變化，仍該依照政府意見公議決定。但這也是一種不成文法，所以霍光得以上下其手。而且霍光縱說政府領袖不必預聞皇室事，而他仍要召集其他政府大僚來公議所立，可見霍光也是情有所怯，並不敢全違背當時習慣。再就另一點說，原先尚書隻是皇帝的內廷秘書，而內廷諸職又隸屬於禦史中丞；現在皇室又另有一個代表人，霍光以大司馬大將軍輔政名義來掌領皇帝的秘書處，他不讓外麵宰相知道皇室事，他卻代表皇室來過問政府事；如是則皇室超越在政府之上，那豈不是要出大毛病？所以後來漢宣帝想把霍氏權柄削減，便恢複舊製，仍由禦史中丞來管領尚書。如是便由禦史中丞透過禦史大夫，而達到宰相。內廷與外朝聲氣又通，大司馬大將軍便沒有權重了，霍家也就垮台了。

就此一節，可見漢代製度，在皇帝與宰相、皇室與政府之間，確是有一番斟酌的。雖沒有硬性規定皇帝絕對不許預聞政治的一句話，這也並不是大失錯。而且若要皇帝絕不預聞政府事，那宰相的任命便成問題。就當時曆史情實，既不能有民選皇帝，也便一時不能有代表民意的國會來監督政府。這是曆史條件所限，並非一兩個皇帝私意要如此的。於是皇室與政府、皇帝與宰相之間，遂不免發生許多的微妙關係。漢武帝自己是雄才大略，他自己攬權，尚不甚要緊；他死了，他須替他後代小皇帝著想，於是來一位大司馬大將軍輔政，便出了問題了。漢宣帝以下，霍氏雖敗，結果還是大司馬大將軍外戚輔政，還是內廷權重，外朝權輕，於是有王莽代漢而興。王莽便是由大司馬大將軍而掌握大權的。

到東漢光武帝，懲於前失，因怕大權旁落，自親庶務，於是尚書地位日漸加重。而外朝的宰相，卻分成三個部門。本來三公是宰相、太尉、禦史大夫，而實際宰相是全國之首領。後來因有大司馬大將軍橫插進來，所以又把此三公變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三職分別，一個公管領三個卿。在西漢時，本想把此改革來調和大司馬與宰相之衝突的；然而這樣一來，大司空完全變成外朝官，大司馬卻依然代表皇室。從前禦史大夫管得到宮廷，現在大司空管不到宮廷。不僅丞相改大司徒是失職，禦史大夫改大司空也是失職，權重依然在大司馬手裏。這還是皇家和政府權限劃分不清之故。中國此下政府裏的所謂禦史台，便是循此趨勢，由皇宮漸漸退回政府的。東漢初年，光武帝的私意，則索性把政權全操在自己手裏，三公隻是名位崇高而已，實權則在尚書。換言之，則是由皇帝來總其成。所以後代中國人批評漢光武“有事無政”，這是已往的曆史意見。漢光武自身是一好皇帝，明帝、章帝都好；然而隻是人事好，沒有立下好製度。因此皇帝好，事情也做得好。皇帝壞了，而政治上並不曾有管束皇帝的製度。這是東漢政治製度上的一個大問題。也是將來中國政治製度史上一個大問題。

選舉在漢代，也發生了問題。照漢代原來的製度，在漢武帝時，隻叫地方長官每年要選舉些孝子廉吏；這已經講過了。但後來孝廉充斥仕途，別的進仕之路都為之阻塞了，於是大家都爭要為孝廉。本來所謂孝廉，一種是孝子，另一種是廉吏；後來規定每郡滿二十萬戶口的隻能舉一個，如是則孝廉不分，僅成一個參政入仕的資格而已。後來又因請托舞弊，逼得朝廷於察舉孝廉後再加上一番考試；如是則全失卻原來察舉孝廉之用意。但中國政權，卻因此開放給全國各地了。從此以後，無論選舉或考試，都是分區定額的。經濟文化落後的地區和經濟文化進步的地區，都一樣照人口比例來考選。因此中央政府裏，永遠有全國各地域人民之參加，不致偏榮偏枯。因此中國政府，始終是代表著全國性的，全國人民都有跑進政府的希望。而且實際上，也是全國各地永遠都有人跑進中央政府的。又漢製郡縣長官，例須避用本郡本縣人。如是則中央政府既是絕對的代表全國性的，而地方政府卻又竭力避免其陷於地方性。這樣才可使大一統的局麵，永遠維持。而全國各地方聲教相通，風氣相移，卻可使各地文化經濟水平，永遠走向融和，走向平均，不致隔絕，不致分離。這一製度，自漢代起直至清代始終沿用。這是中國傳統政治製度裏一最應著眼之點。

惟今所欲討論者，則為漢代之選舉製，是否合於近代所謂之民權思想？第一，漢代察舉，其權在地方長官，不在地方民眾。長官賢良的固須采訪民間輿情，選拔真才；但長官營私舞弊的，卻可不顧地方民意，推選私人。二則選舉了送到中央，如何分發，則悉聽中央命令。後來並於選來的人，又加以一番考試。這樣則豈不是漢代的選舉權，實際便完全操之在上不在下嗎？而且漢代選舉，就大體言，最先必進學校讀書，才獲補吏。補吏以後，才獲察舉。這由教育而行政實習、由行政實習而選舉、再由選舉而考試、由考試而任用之幾個階段，驟看極合情理，切實施行，像不會出大毛病；然而依然有毛病存在。因古代社會，讀書機會就不易得。第一是書本不易得。古代書籍都用竹帛書寫，很少紙張，更無印刷。印刷術對人類文化傳播與演進之大貢獻，應該遠勝於近代新發明之原子彈。這是世界人類一最偉大的發明。這項發明雖始於中國，但也要到唐宋才開始有印刷。古代書本必得傳抄，一片竹簡隻能寫二十來字。抄一本書，費就大了。帛是絲織品，其貴更可知。而且要抄一本書，必得不遠千裏尋師訪求。因此讀書求學，便有著絕大限製。但若你生來便在一個讀書家庭中，那一切困難，便都易解決了。因此當時雖非封建社會，爵位不世襲，而書本卻可世襲。雖不是世代簪纓，卻是世代經學。世代經學，便可世代跑進政治圈子，使無異一封建傳襲的貴族了。那時的政治製度，雖不許社會大貧大富，讓工商業走上資本主義化；但學問與書本，卻變成了一種變相的資本。所以說：“黃金滿籯，不如遺子一經。”這便是一本書的資本價值，勝過了一籮黃金的資本價值了。因此當時一個讀書家庭，很容易變成一個做官家庭，而同時便是有錢有勢的家庭。當時有所謂“家世二千石”的。隻要家庭裏有一人做到二千石的官，他當一郡太守，便可有權察舉。他若連做了幾郡的太守，他便是足跡遍天下，各地方經他察舉的，便是他的門生故吏；將來在政治上得意，至少對他原來的舉主，要報些私恩。若有人來到他的郡裏做太守，必然也會察舉他的後人。因此察舉過人的子孫，便有易於被人察舉之可能了。上麵說過，漢代選舉，是分郡限額的，每郡隻有幾個額；於是卻永遠落在幾個家庭裏。如是則每一郡必有幾個像樣的家庭，這便造成了將來之所謂“世族門第”，也便是世族門第必然帶有“郡望”之來曆了。當時的大門第，依然平均分配在全國各地，大概是每郡都有幾家有聲望的。我無以名之，名之曰“門第的社會”。這並非封建社會，也並非資本主義的社會，但一樣有不平等。雖非封建貴族，而有書生貴族。雖非工商業資本，而有書籍資本。國家的政治製度，雖並沒有對那些家庭許下世襲特權；但他們因有家庭憑借，無異於有世襲的特權了。

中國魏晉以下門第社會之起因，最主要的自然要追溯到漢代之察舉製度。但就漢代察舉製度之原始用意言，實在不好算是一種壞製度。但日子久了，那製度就變壞了。這不止是漢代選舉製度如是；我們可以說，古今中外一切製度，都必如是。否則一項好製度，若能永遠好下去，便將使政治窒息，再不需後代人來努力政治了。惟其一切製度都不會永久好下去，才使我們在政治上要繼續努力，永久改進。製度也隻是曆史事項中之一目，人類整部曆史便沒有百年不變的，那能有一項製度經過一兩百年還算得是好製度呢？

讓我們再來看漢代的製度：他們將政府和皇室劃分，將宰相和皇帝並列。這不好說全出帝王私心，也不能怪他們安排得未盡妥貼。當知任何一製度，也決不會盡善盡美，更無罅隙的。但至少他們懂得皇權之外有相權，至少已懂得皇室之外有政府了。再說到選舉製度。至少他們已懂得政府用人該有一客觀標準，不能全憑在上者之私心好惡。至少他們已懂得該項標準，不該是血統的親疏，不該是勢力的大小。親的、貴的、強的、富的，都不夠此項標準，而采取一項以教育與智識與行政實習之成績來定取舍進退之標準，而又懂得平均分配到全國各地區；這也不能不說是在當時已算合理化，已算開明與進步的了。至於經濟政策，一麵主張輕徭薄賦，寬假平民；一麵主張裁抑富厚，導致平等。這也不算得黑暗，不算得無理。至於此後的演變，無論在政府組織上，無論在選舉製度上，無論在經濟政策上，都曾發生了毛病。皇室和政府的關係，終究發生了衝突；選舉製度，到底造成門閥新貴族；經濟製度、兵役製度都沒有弄好，都出毛病了。但我們不能因此一筆抹殺，說漢代並無製度，或說一切製度隻是專製與黑暗。這是我們必該再三申說的。

此下魏晉南北朝，始終沒有像樣的政府，因此也沒有像樣的製度產生，直要到唐代。但唐代已不是漢代的老樣子、老製度，他又換了嶄新的一套。直要待唐代的新製度又出了毛病，宋代又再換一套。此下明代、清代也如此。隻因我們此刻不看重曆史，不研究曆史，所以說中國自秦以下兩千年政治都是一樣，都隻是“專製”兩字已可包括盡了。其實是不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