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夢

De Indiase droom

我媽的床頭櫃上有七個獎杯。那些鐵質的獎杯經過時間的洗禮失去了原有的光澤，生了一層黑乎乎的鐵鏽，還積了一層厚厚的灰。最大的那個擺在正中間，耳朵又瘦又長，杯子很深，仿佛一個頭盔。其他的獎杯都在它的光輝身影之下，從小到大依次排著。最小的幾個獎杯上蓋著蓋子。一掀起來，就會聞到一股泥土的芳香，準確地說是夏天的泥土的芳香。

獎杯的木製杯腳上沒有刻上金屬圖案，也沒有獎杯的來源、日期、產地和比賽項目。也有可能是古董，是用來喝水的杯子，祖祖輩輩的嘴唇都沾在了這些杯子上。小時候我們也拿這些獎杯喝過水，一股灰塵的味道，喝完就哭了。

我媽會拿著布來擦那些獎杯，然而上麵的鐵鏽很頑固，怎麽也擦不掉。每過一段時間，就跟平常一樣，灰塵會再次出現在獎杯上。唯一沒有灰塵的地方是獎杯底下，木製的杯腳下麵。那個小小的正方形下麵可幹淨了，幹淨到發光。有時候，我會提起床頭櫃上所有的獎杯，去研究那些黑色的木製杯腳，希望能找到它們的來源地。有時候我仿佛看到一個老女人，用顫抖的手舉著杯子喝水，那是我外婆的媽媽。

不久後，世界發生了徹底的變化，一切有深度的東西都變得很生硬很平庸，仿佛給了我一巴掌，叫我快醒來。

那些獎杯來自印度，準確地說是阿格拉，我媽還是個女孩子的時候，在維多利亞女王女子寄宿學校的操場上奔跑的時候。那雙**的雙腳踩在暖洋洋的地上，鬆軟的沙子裏，胳肢窩裏飄出一股味道。她在學校很有名，大夥兒都叫她飛翔的起跑。沒人能在起跑線贏了我媽。

“我的耳朵很好，”我媽說，“腿也跑得飛快。”

聽我爸說，在開槍前，我媽就衝了出去，他在我耳邊輕聲念道：“在印度飛快的起跑和不服規矩的起跑之間的區別是值得好好討論的。”

我媽的耳朵仍然很好，脫下一隻拖鞋，朝我爸的額頭打了過去，說：“以前根本就沒有什麽起跑槍。”接著又開始講那個站在起跑線旁邊的男人，一個穿著白色無袖毛衣、說話很精準的裁判員，每次就隻有這12個字：“站到起跑線後麵，準備好，開跑!”

我媽穿著一隻拖鞋從客廳跑向了房間。門都開著，她跑到房間的盡頭，把手伸向空中，然後又笑嘻嘻地跑了回來，說：“我們來比一個？”

說完又穿上拖鞋，站好，做出起跑的姿勢，我也跟著做出了起跑的姿勢。

我爸要擔當裁判的角色，就跟印度的那個裁判員一樣，說出那十二個字。隻不過相比那件白色的無袖毛衣，我爸隻穿著一件破破爛爛的毛衣。我媽覺得，我爸不用穿新衣服。每個星期六，晾衣繩上曬的**上的洞大到小鳥都可以從裏麵飛過去。有一天，**會被送去一個印度裁縫那裏，修修補補。

“西奧。”我媽說。

我爸不想當裁判員，因為他覺得自己會出錯。可是隻要我媽一叫他的名字，他就知道別無選擇了。在我們家，他的名字跟死亡威脅是同義詞。

“站到起跑線後麵，”我爸勉強地說出這幾個字，“準備好，”最後突然叫道，“開跑!”

我衝了出去，而我媽已經跑到了門旁邊，贏得很徹底，足足一整個客廳的距離。

我爸搖著頭，什麽也不敢說。

我六歲那年，我爸媽幫我報名參加鹿特丹田徑俱樂部。那是21世紀80年代一個星期六的早晨，教練叫弗雷克·芮格洛克，穿著紫色加黃色的運動服。我媽給我穿上了一件短褲，我是唯一穿著黑襪子的參賽隊員。

我們在深紅色的跑道上跑了一圈，弗雷克·芮格洛克跑在最前麵，我們跟在後麵，隊伍越來越長。有些學生來參加田徑俱樂部是因為他們的父母覺得運動對他們有好處。那些孩子的腿很粗，臉蛋圓圓的，腳在粗糙的跑道上拖拖遝遝。而有些孩子來參加運動，隻是為了父母好。他們像有多動症似的，不停地奔跑、跳躍、彈跳，對他們來說，靜止不動是無法做到的事，也是不健康的。我就屬於這樣的孩子。在我的身體裏蘊藏著無數的能量，食用色素真是個要命的東西。

“先叫他跑個十圈再說，”我爸對教練說，“回家就安靜了。”這會兒，他正和我媽坐在田徑跑道旁邊的草坪上。從遠處看，是一幅非常平和的畫麵。一對年輕的父母享受著寂靜和安寧。

我爸正在看一篇文章，跟前列腺有關，他成了一名前列腺癌專家，每個星期都要讀一篇和這個主題有關的文章。可是，我媽不讓他在家裏工作，所以他就經常偷偷在廁所裏看。要是在洗手間裏待得太久了，我媽就會把耳朵貼到廁所的門上。

“有翻書的聲音!”我媽說，“我聽見了翻書的聲音!”

“我有這個權利，”門的另一邊說，“再說了，我正大便呢。”

我媽坐在地上，把鼻子湊到門檻和門最下麵的空隙處，說：“我怎麽什麽也聞不到？”

“我在上廁所呢，”我爸說，“別煩我。”

“你在工作，”我媽大叫起來，“你在看文章!”

“沒有!”

我媽抬起拳頭，使勁敲起門來，說：“快出來!”

“等我大便完就出來。”

有時候，我爸在裏麵待了半個小時才衝馬桶，然後小心翼翼地打開門。我媽一直在等，越等越沒耐心，越等越急，堵住了我爸的去路，他得張開手腳，讓我媽搜身。

“我剛剛在大便，”我爸說，“不是在作案。”

我媽的手在我爸身上摸來摸去，從上摸到下，從前摸到後，她沒去海關工作真的可惜了。搜查可能會導致兩種結果。要不就是摸到了我爸藏在身上的書，要不就是發現了被我爸藏在廁所下水道後麵的書。最終的結果都一樣，我媽把書在廁所裏麵撕碎。而我爸則蹲在廁所旁邊，一邊罵，一邊把碎片從廁所裏撈出來。

對一個小孩子來說，這些畫麵是不會很快被遺忘的。

我媽在廚房裏忙活兒，在臥室裏鋪床，一不留意，我爸就乘機去看和前列腺癌有關的文章，並做出修改，但隻有在很偶然的情況下才能得逞。有時候我媽氣急了，就會試圖吃掉寫文章的紙。

我從跑道的一邊跟我爸媽招手，跟在弗雷克·芮格洛克的後麵，幾乎就要超過他了。我媽也跟我揮了揮手，站了起來，讓我跑快點兒。

“加油!加油!”我媽在跑道中間的草地上大叫起來，“快點!快點!”

不過，當她看到我爸又在看文章，立刻一把奪過，就跟獵鳥捕捉獵物一樣。

這時候輪到我爸在草地上大喊大叫了：“救命啊!救命啊!”

結果一點用也沒有，我媽已經拿著文章逃之夭夭了。隻見她在草地上飛奔起來，找到最近的一個垃圾桶，把撕碎的文章丟了進去。

現在，二十年以後，我爸還在研究前列腺癌。他已經離開了鹿特丹，為多倫多的健康係統工作。他成了那裏很有權威的研究專家，經常在重要的醫學期刊上發表文章。然而並沒有什麽真正的突破，攻破前列腺癌的藥還沒有發明出來。有時候我在想，要不是我媽把那些文章都撕了丟了的話，治療前列腺癌的藥也許早就發明出來了。我不敢去想那些英年早逝，又或者成了性無能的男人。也許，我媽就是那個罪魁禍首。

在第一次訓練後，我爸就不跟著一起來了。而我媽每次都會來，一次也不會錯過，比陪孩子們踢足球的父親還狂熱。每個星期六早晨和星期三下午，她都會帶我去跑道，站在旁邊狠命地給我加油。在第一次訓練後，弗雷克·芮格洛克開始叫我“加油”，再後來和我一起訓練的小孩們也這麽叫我，一直叫到我二十一歲那年。

我的第一場田徑比賽是俱樂部冠軍杯比賽。小學生的比賽一共有四個項目：40米快跑，丟壘球，跳遠和600米。我有點緊張，不過跟我媽比起來，簡直就是小巫見大巫。她一直在問問題，手也抖個不停，連把號碼貼到我橙色的比賽服後麵都困難。我覺得背後被戳了一下，剛想發怒，就看見了我媽眼裏的淚花。

“媽，”我都為自己說的這些話感到吃驚，“好了，好了，沒什麽可哭的。我知道你很驕傲，可是過一會兒就驕傲不起來了。你愛我，是因為我是你的孩子。媽媽，快擦幹眼淚，抱抱我，我們來互相鼓勵。”

最後，還是約岩的媽媽幫我把號碼固定在了衣服上。約岩也住在月裏河小巷裏，比我大一歲，跟C組的孩子們一起參賽，打算在比賽的結尾打破1000米的俱樂部紀錄。到了少年組，他就會成為我的競爭對象，準確地說是我媽的競爭對象。

小學生的第一個項目是40米快跑。如今看來是很短的一段距離，那時候看來卻很長，成了我記憶裏的一道劃痕，雖說看不見摸不著。我媽帶我來到起點，問了我好多次我在哪一組在哪個跑道。我點了點頭，說：“第三組，第四個跑道。”然後又撩起我的T恤，把T恤塞進了我的褲子裏。要不是她的手抖得厲害，恐怕連鞋帶都要重新給我係一次。

我媽那緊張的樣子還是挺讓人感動的，同時也讓我羞愧不已。當第二組的參賽隊員準備完畢時，我媽問：“你撒尿了嗎？”

我突然明白自己犯了個錯，趕緊搖起頭來。

“恩斯特。”這聲音聽起來像是威脅。

餐廳的廁所離跑道很遠，如果這時候去廁所，就會錯過比賽。

“肚子裏裝著尿就贏不了比賽了。”我媽指著一棵樹說，那棵樹就在跑道旁邊。

我試圖不動聲色地走向那棵樹，可還是被兩個學生看見了。就這樣，三秒鍾內，賽場上的每個人都知道了我在一棵樹後麵尿尿的事實，遠處傳來了一片笑聲，劃傷了一個孩子的靈魂。

“別管他們。”我媽說，說完又幫我把T恤塞進了褲子裏。不要把外界事物，尤其是別人的話當回事，我媽也一直是這麽做的。這是一條她一直遵守的法則。

這時裁判員打響了起跑槍，我們飛奔出去。“加油!”我媽大叫起來，“加油!加油!”她用整個印度家庭的**為我加油，其中包括了爸爸、媽媽、兩個兒子，還有無數的女兒。

起跑時我並沒有占優勢，不過是第一個跨過終點線的。我挺起胸，就跟弗雷克·芮格洛克教的那樣。我媽站在跑道旁邊，已經準備好了來祝賀我，她自己也跑了40米的衝刺。我們得往回跑一小段，這樣裁判們才能看清我們背後的號碼。這時秒表、嘀嘀聲、鉛筆、紙張和橡皮擦紛紛出現在我們麵前。

“我說的吧，”我媽說，“排空小便真的有用。”說完就把我摟進那溫暖、強壯的胳膊，眼裏噙著淚花，輕聲說，“你就得聽你老媽的話。”這是她給我的意見，我得謹遵這條真理，這樣一切才會相安無事。

我們來到了跳遠的場地，我的頭兩次起跳被宣判無效，第三跳排在了第四名，這就導致我在總排名上從第一名滑到了第二名。我媽被請出了賽場，因為她跑去幹擾裁判的工作。她不同意我的第一和第二跳被宣判無效。

“他還那麽小，”第一跳過後，我媽對坐在沙坑前的裁判員說，“他真的盡力了。”

第二跳的時候，我媽按住了裁判的紅旗，拿走了白旗，舉在空中。然而，別的裁判拒絕測量結果，於是我媽就走進沙坑，莊重地說：“4.7米。”這成績應該可以破俱樂部紀錄了，至少可以破小學組的紀錄，如果這樣的紀錄真的存在的話。

後來，我媽在考過七次試後，終於拿到了荷蘭皇家田徑協會的裁判員證書，成了一名裁判。她很想成為一名裁判，並不是想要為田徑比賽義務勞動，而是為了免費的午餐。比賽的裁判員都可以享用免費的午餐，還能拿到茶和咖啡的消費券。在我媽眼裏，這就跟超市打折沒什麽區別。

一成為正式的裁判員，我媽就試圖用消費券去換午餐。在第一部分比賽開始前，她找到所有的同事，企圖跟他們交換餐券。有時候會拿到一張沒用的券，因為她跟一個同事就消費券和午餐的交換數量無法達成協議。

隻要有我媽在的地方，就有交易。

每場比賽，我爸和哥哥們都要在下午來到賽場，來拿免費的午餐。為了這午餐，我媽得不停地按下秒表，測量距離，把尺子擺在正確的高度。就這樣，我們才吃上了裝在塑料袋裏，抹著厚厚的黃油，夾著火腿、奶酪和香腸的白麵包，還有葡萄幹麵包和蘋果。我們貪婪地吃起來，一旦回家，就什麽也沒的吃了。

我成了小學組的冠軍，丟壘球和600米我都是第一。跑600米的時候，我媽一直跟在我旁邊一起跑，幾乎跑完了全程。其他媽媽大眼瞪小眼，有的無奈地搖了搖頭。不過我媽對此視而不見，在我跑過最後一個彎道衝刺的時候，隻聽我媽大叫：“加油!加油!”

領獎台是由三個橙色的、高度不一的油桶拚起來的。叫到我的名字時，響起了一陣熱烈的掌聲，一直持續到我媽放下手來。我爬上最高的那個油桶，等待走上前來的裁判長。他先給站在我旁邊的選手們頒了獎。在我的記憶中，他們的名字和幾千個名字同時存在，無法再去挖掘，早就被遺忘了。然後，裁判長往旁邊跨了一步，站在了我的麵前。

這是我獲的第一個獎，也是我的第一個獎杯，1987年俱樂部小學組冠軍杯。我在人群中尋找我媽的視線，發現她笑了，笑得很燦爛。這是我第一次看見她幸福的樣子，就跟其他媽媽們一樣。時間仿佛被夏日裏突如其來的一陣風吹過，推移了一個瞬間似的。

我來到她身邊，她跟所有人說我的田徑才能是遺傳了她和她的姐姐們。“我們都是很優秀的田徑隊員，”她對裁判長說，“贏了很多獎杯和獎牌，還都是光著腳贏來的。”說完還給別人看腳上的老繭。即使別的媽媽們再瘋，這樣的事也永遠不會發生在她們的身上。

回到月裏河小巷，我得把獲的獎給周圍的鄰居們看，包括住在街對麵的鄰居。每個人都要知道我成了俱樂部冠軍。第二天我媽跟我一起去了學校，堅持讓我拿著獎杯給全班同學看。就連平時一貫嚴格的碧嶺老師，在這樣的情形下也不敢說“不”。肯定是因為我媽的眼神像一副要喝血的樣子。

在接下去的幾年裏，我獲過無數次獎，每次都要給所有人看。炫耀，是典型的印度作風。我記得每次比完賽，我們開車回家，一到鹿特丹我媽就把所有人搖醒，讓我們都坐好，姿勢要端正。隻要我們家的房子出現在遠處，我媽就會大叫起來：“開始!”我爸就會使勁按喇叭，在月裏河小巷，以及後來的第貝利亞斯小巷裏麵開好幾個來回，直到所有鄰居都看到我們坐在車裏的樣子：我爸緊握方向盤，我的哥哥們麵帶笑容，我媽像個女王似的揮著手，而我要把獎牌或者獎杯舉在窗外。

有一天，一個穿著紅西裝的老人出現在我們家門前。他的小胡子修剪得很整齊，說自己叫庫馬先生。我以為他是上門來推銷東西的，就跟賣萬能抹布的一樣，正想把門關上。這時庫馬先生指向胸前的徽章，一枚黃金做的刺繡紋章出現在我的眼前，上麵寫著印度田徑協會。

過了一會兒，庫馬先生跟我們一起坐在了客廳的餐桌前。他雙手捧著茶杯，時不時喝一口。一般情況下，我們家是不會有客人的。朋友還有我爸的同事們得在家門口等著。我媽不好意思讓別人看見家裏亂七八糟的樣子，在她撿回一堆被丟棄的油煙機罩子後，她的收集癖好又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對我們家來說，比起萬能抹布，更需要一個心理醫生。庫馬先生似乎看不見眼前這一堆混亂的場景，又或者是覺得客廳裏堆滿了錄影帶是世界上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可能他老婆也這樣，又或者所有的印度女人都有瘋狂的收集癖。

我媽用印度語跟庫馬先生交流，有時候會夾雜一兩個英文單詞，比如“冠軍”“標槍”“免費的午餐”。我想離開餐桌，我媽不許，說庫馬先生是為我而來的。

“是專門從孟買趕來的。”這個印度田徑協會的代表補充道。

我笑了，那是我的出生地。

庫馬先生知道我是在孟買出生的，這也多少是他來到我家的原因，不過這是我後來才知道的。

茶喝完了，我們上了樓。我媽先讓庫馬先生看她自己得的獎，床頭櫃上的那七個獎杯。

“我還記得，”庫馬先生說著，拿起了床頭櫃上最大的那個獎杯，“勒克瑙[1]， 1957年。”

我媽點了點頭，我以為她眼裏噙著淚花，原來是閃過的一道光，仿佛透過了灰塵，透過了鐵鏽，看見了她兒時高舉空中的閃閃發光的獎杯。

“我是幾千個女孩中跑得最快的。”我媽輕聲說。

“站到起跑線後麵，準備好，開跑!”庫馬先生說完，對我眨了眨眼睛。

我等待著眨眼過後的故事，然而庫馬先生把獎杯放了回去，放回了原來的位子，那個深色的、沒有灰塵的正方形上，仿佛是對過去的密封。

我們繼續往前走，走向了我的房間。我的書桌上一團糟，到處都是打開的書和筆記本，還有果核和巧克力包裝紙。我當時上高二，再過兩個星期就要期末考試了。我得背下五百行希臘文，是希羅多德的《曆史》。麵對這樣的考驗，我隻想逃跑，跑向田徑賽道，可是我媽緊盯著我，一刻也不讓我從她的視線裏消失。

庫馬先生在我的獎杯前走了一圈。我爸為我的獎杯特地做了一個櫃子，櫃子上有一扇玻璃門，這樣我的獎牌、錦旗和獎杯就不會沾滿灰塵了。每個周末，我都會打開玻璃門，把新獲的獎放進去，這櫃子就快放不下我獲的獎了。

“我可以打開玻璃門看看嗎？”庫馬先生問。

我點了點頭。

他打開玻璃門，拿起一塊沉重的獎牌。這是我在戈林漢的投擲比賽中獲的第一個獎。我全力以赴，參加了鉛球、標槍投擲和擲鐵餅。最後一項我尤其在行，丟出去的距離足足打破紀錄，讓1998年的排名再升一個層次。七月裏，荷蘭冠軍賽在阿姆斯特丹舉行，比起希臘語的考試，我更期待比賽的到來。

庫馬先生拿起一個獎杯，湊近了看。他的臉在發光的獎杯裏變了形，眉毛變得很粗。他看著杯腳的金屬小鐵片上刻的字，喉嚨裏發出了一些聲音，又冒出三個字：“有意思。”說完就把獎杯放了回去。庫馬先生要踮起腳，才能看到最上麵一層，最大的獎杯都擺在那裏。

“很好，”他說，“非常非常好。”看起來像是有興趣買下那些獎杯似的。

我跟他講每個獎杯背後的故事、日期、地點和項目。庫馬先生不停地點頭，一直用印度語嘟嘟囔囔，我唯一聽懂的一個詞是“孟買”。看來庫馬先生很喜歡我的出生地。

接著他又說：“我給你準備了一個特別的禮物。”說完這句話，他那黑色的眉毛似乎離開了原本的地方，遊離起來。

每個國家都會有一段讓人無法啟齒的曆史，一段人們無法治愈的創傷。印度最大的創傷應該就是田徑了。印度在奧運會上獲得的最近一枚勳章還是在1900年，諾曼·普裏查德獲得了兩枚銀牌，分別是200米跑和200米障礙賽。然而普裏查德是英國籍印度人。如果不算他的話，那就談不上任何的收獲了。

在其他的比賽項目中，印度也不占優勢。唯一成功的一項運動是曲棍球，國家隊總共獲得了12枚獎牌，其中八塊是團體金牌。個人金牌的話是在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上，25歲的阿比納夫·賓得拉獲得了10米氣步槍的冠軍，一下子成了印度最熱門的單身青年。至少在我媽眼裏是這樣的。

阿比納夫·賓得拉的獎牌把印度在奧運會上的獎牌排名拉到了第18名，跟烏茲別克斯坦齊名。

印度有110萬居民[2]，獲得的獎牌數卻那麽少，這是一個深深烙在國民心中的創傷，同時也是一個巨大的謎團。研究人員曾經把貧窮和成功的因素聯係在一起。運動是一件奢侈的事情，而隻有一很小部分人才能承擔得起這種奢侈。不過烏茲別克斯坦也很窮，這是其他研究者提出的悖論。在他們看來印度的劣勢主要是因為印度人身體的構造，不適合像柔道、田徑、遊泳、體操、劃船和摔跤那樣的運動。印度人最擅長的運動是板球，可惜不是奧運會項目。

即便事實是殘酷的，印度人還是飽含希望。希望在1996年奧運會完敗後又重新燃起：印度獲得了一枚銅牌。消息是由印度的一個國家部長宣布的，他在國家電視頻道裏說：“印度有很多優秀的人才，隻是我們得睜大眼睛好好找。”就這樣，一支獵頭隊伍成立了，直到現在還沒有解散。最近體育部在泰米爾納德邦開展了一個項目，要在漁民和街頭藝人中尋找遊泳和體操隊員。走平衡木的演員被從街上帶走，獵頭隊懷揣著在下屆奧運會上超過中國的希望。

可能庫馬先生是印度體育部派出來的第一批“獵頭”，還專程來到鹿特丹。他的計劃是讓我拿印度國籍，因為我媽還有我的出生地孟買不會讓任何人產生疑問。給我開出的條件是塞康德拉巴德[3]的一套房子，就在金卡哈納運動場旁邊，那是印度田徑運動的天堂。他們還會請一個歐洲的頂級教練來訓練我。

庫馬先生充滿期待地看著我，他說話的速度很快，應該是嗅到了金牌的味道。我是他眼中第一個可能在奧運會的田徑比賽中獲獎的人。我們隻要去一趟海牙的大使館，別的什麽都不用做，也許連護照都已經給我準備好了。

我想到了學校的考試，這是一個逃過考試的好機會。

我媽看不上庫馬先生開的條件，搖著頭，毅然決然地指向我的書桌，指向攤在桌上的書和筆記本。我不能走，我得聽我媽的，把希臘文背下來。

庫馬先生提高了聲音，做出氣憤的手勢，不想放棄他的夢想，印度的夢想。

我媽沒有反應，至少沒有立即做出反應，並沒有拿著擀麵杖出現在庫馬先生麵前。

我坐在椅子上，翻開《曆史》，是梭倫和克洛伊索斯之間的對話，討論誰才是這個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看來考試是逃不了了。

我媽對庫馬先生招招手，讓他過去。他們離開了我的房間，下了樓，下樓的速度很快，腳步很重。廚房的門開了，不久後我就聽到我媽失心瘋似的大叫起來。克洛伊索斯並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庫馬先生也不是。

我聽到一聲巨響，立刻奔下樓，看見庫馬先生躺在客廳的地毯上。他從廚房逃出去，撞在了錄影碟堆成的小塔上。地毯上全是影碟的零件，黑乎乎的一片。我媽忙著收拾，把東西全都裝進一個塑料袋裏，這將成為一個印度修理匠畢生的傑作。

我把庫馬先生從地上扶起來，攙著他來到了大門前。我得抓牢他，因為他的整個身體都在顫抖。而我媽隻顧著收集地上的零件，絲毫不顧庫馬先生的感受。

站在門檻上的庫馬先生仍不放棄，展開了一段沒有邏輯順序、激動的獨白。他念叨著維多利亞女王女子寄宿學校，阿魯瓦利亞一家，還有我媽的姐姐們。說我有賈斯蘭阿姨的才能，不能浪費了。還說我不該聽我媽的，賈斯蘭阿姨當初也是聽了她媽的話。忽然，庫馬先生大喊三聲“賈斯蘭”。這個場景我至今都沒有忘記。

他像隻喪氣狗似的走出了我家。

家裏的地毯已經被清理幹淨。客廳的一角堆著幾個錄影帶。我媽坐在沙發上，盯著前方，輕輕地哭了起來。我站在她後麵，一動不動。

過了好久，我媽才說：“賈斯蘭阿姨是一個很有威望的肺科醫生。”說完又叫我上樓，回到我的書桌後麵。

我的腳步在台階上拖拖遝遝，到了樓上我並沒有立刻走進自己的房間，而是打開了我爸媽臥室的門。在床頭櫃最上麵的抽屜裏，也就是我媽的那些獎杯下麵，有從前的照片。那是很早以前的，我還沒出生的時候拍的。

其中有一張阿魯瓦利亞的全家福，是少有的、沒有在曆史中丟失、消失在世間的一張照片。有一次，我媽給我看過這張照片，說：“這是我出生的家庭。這是我爸，這是我媽，這是我的哥哥姐姐們，這個是我。”

那張照片放在抽屜的最下麵，我拿著它回到了房間。照片上有兩個男孩子，八個女孩子，一個留著白胡須的男人，一個女人，馬尾辮長到可以跳繩。左邊一個孩子，右邊一個孩子，就此蔓延出去。

我看的時間越長，照片就變得越深沉。就跟我孩童時期看到的夢幻般的深沉一樣，感覺我從來沒有清醒過。一個女孩對我微笑，一頭烏黑發亮的頭發，一張年輕漂亮的臉龐。那是我媽，還穿著維多利亞女王女子寄宿學校的校服。站在她旁邊的另外兩個女孩也穿著同樣的衣服，深色的裙子，白色的領子。她們是最後幾個還在念書的、年齡最小的孩子。那一雙雙眼睛，仿佛閃亮的星星。

站在我媽右邊的那個女孩是茜塔拉，她的兒子在一天下班後就再也沒有回去過，一下子消失不見了。

我媽左邊是賈斯蘭，比我媽大三歲，大概高半厘米的樣子，是照片上唯一沒有看鏡頭的，一副神遊的樣子，仿佛一個做夢的人，就跟我一樣。就在那一刻，攝影師按下了快門，一道閃電，一團白煙冉冉升起。

賈斯蘭阿姨是一個全能明星，是八個姐妹中跑得最快的，能把鐵餅丟到四十步以外，要是碰上腿短的，甚至有五十步。有時候計算步伐的人算術不好，賈斯蘭阿姨就會因此丟出驚人的紀錄：六十八步。

賈斯蘭·阿魯瓦利亞在鐵餅界是無法逾越的，至少在風向好的時候無法逾越。賈斯蘭阿姨的才能隻在固定的情況下才能淋漓盡致地發揮出來：空中刮起一絲逆風，鐵餅在空中越飛越高，最後停在空中，又再次落回了地麵。風向不對的話，比如從後麵或者從側麵刮來，又或者在完全沒有風的情況下，鐵餅就會從她的手裏滑出去，像一個碗似的飛向空中，才飛了九步的距離就會落在地上。這個謎沒人猜得透。

那時候正是印度獨立後不久，田徑比賽的發展還不成熟。沒有田徑協會，沒有跑道。要運動的話就在又幹又硬的地麵上，連草都不願意長的地方。鑄鐵球、標槍，還有鐵餅，都是英國人留下的神奇的遺產。該怎麽辦呢？丟啊，可是怎麽丟呢？

我媽很擅長丟鉛球，她的秘密就是兩隻手一起丟。

維多利亞女王女子寄宿學校的教練都是一些上了年紀、退了休的老師，宣稱他們用的培訓方式是“偏方”。培訓賈斯蘭·阿魯瓦利亞的那個女教練說要用辣椒。短跑用紅辣椒，長跑用綠辣椒。有些辣椒辣得能讓大象在一米遠的地方就開始扇耳朵。

賈斯蘭曾經獲得了1000米的第一名，不過在到達終點線後還一直往前衝，衝向了廁所。看來是辣椒用多了。

每個季度都會有一場跟別的學校的對抗賽，維多利亞女王女子寄宿學校最優秀的學生會為學校的榮譽努力奮戰。賈斯蘭每次都會被選拔去參加各項比賽。她不僅跑得快，鐵餅扔得遠，跳高也很在行，至少在印度人的眼裏是這樣的。

那時候還沒有背越式跳高，那是很多年後才發明出來的，又過了很多年才傳到了印度。理查德·道格拉斯·福斯貝裏在1968年奧運會上的背越式跳高立馬被印度的運動員效仿，然而因為技術問題出現了無數的肌肉拉傷、頭傷、骨折，甚至還導致了截癱。那一跳，簡直神了。

賈斯蘭用的是剪式跳高，用七步起跑，快速越過跳高杆，先抬右腿，左腿緊緊跟上。這是目前最安全的技術，因為落地的方式是雙腳落地。杆子後麵沒有軟軟的墊子，隻有一池沙子。跳高和跳遠在同一個比賽場地。

我媽發明了一種跳高技術，要用到支撐跳高杆的杆子。起跑時和跳高杆形成二十度角，然後抓住那根支撐跳高杆的杆子，起身，跳過去。有時候這會被宣判無效，不過大多數時候都能蒙混過關。對她有利的是，那時候撐竿跳還不是正式的比賽項目，不過更有可能的是，她威脅了裁判。裁判在印度可不是什麽閑職，有的參賽者一邊跳，一邊把竿子往下壓。這些女人後來都把自己的老公逼到絕望，看來她們年輕的時候就已經開始練習獲得認可的技藝了。

賈斯蘭保持著學校的紀錄，跳的高度跟她媽媽頭發的長度一樣，每個季度都會增加2厘米，夏天的時候甚至會增加4厘米，因為那時候頭發會長得比較快。

因為賈斯蘭的傑出表現，維多利亞女王女子寄宿學校幾乎贏遍了周圍的所有學校。賈斯蘭的名字出現在各個名譽榜上。這感覺應該和我後來體驗到的甜蜜的下午是一樣的：日落、幹渴、滿足，那些屢獲殊榮的日子。

跟我媽一樣，賈斯蘭成了勒克瑙的冠軍。我媽因為飛速的起跑贏得了那個擺在床頭櫃上的大大的獎杯，賈斯蘭獲得了七項全能的冠軍。那天風向很好，辣椒的用量也很合適，她媽媽的頭發也突然長長了很多。

勒克瑙的冠軍可以去參加北方邦的冠軍賽。在比賽中，我媽連續三次“犯規”，衝出去第一個到達了終點線，然而其他的參賽隊員都還待在起跑的位子。她從來都沒有如此完勝過。比賽快要結束的時候，總共八個裁判一起才把我媽從領獎台上拉下來。賈斯蘭可以登上領獎台，她又破了紀錄，晉級到新德裏的冠軍杯賽。兩個月後，在這次冠軍杯賽上，男子快跑項目的獎杯都被米克哈·辛格拿了。這個神童將成為1960年羅馬奧運會上第一個進入決賽的印度人，隻差一點點就成了400米銅牌的獲得者。然而這之後印度的田徑選手就離獎牌越來越遠了。

賈斯蘭在新德裏的七項全能中獲得了冠軍，她的名字出現在各大報紙上。歌唱米克哈·辛格的讚歌，也有了賈斯蘭的一部分。同樣的歡愉，同樣的讚美：他們是祖國田徑比賽的希望。

然而，和米克哈·辛格不同的是，賈斯蘭從來沒有踏入過奧運會的賽場。爸媽讓她去上大學，在印度的社會階層裏，上大學比體育比賽重要。她媽媽是這麽說的：“上了大學，就一輩子有飯吃。一個獎杯會失去光彩，被灰塵覆蓋。”賈斯蘭聽了她媽媽的話，成了一名肺科醫生。

就這樣，鐵餅再也沒有從她的手上飛出去，在空中越飛越高，飛過無數米後再次落回到地麵上。

而我也一樣，高考過後要去念經濟學、法學或者是醫學。這樣的話，以後一切都會好起來。我聽了我媽的話，去鹿特丹的伊拉斯姆斯大學學了經濟學。不過很快就開始打瞌睡，迷失在精神世界裏，而且再也不會醒來。

有一天當我宣布想要成為作家的時候，我媽在花園裏點燃了一隻垃圾袋，就跟那時候對待月裏河小巷閣樓上的租客格裏森先生一樣。我聽見我媽說：“死鬼，快走開!恩斯特身上邪惡的死鬼，快快消失!”

她不想再見我，為我成了一名作家而感到羞恥，直到現在也一樣。

不過我寫這本書不是為了報仇。

我很想再聽她大叫“加油!加油!”，聲音穿過整片草坪，充滿了興奮和幸福。

現在這聲音隻會來自遠方，來自我的白日夢的深處。

[1] 勒克瑙：印度北方邦的首都。

[2] 這裏疑作者筆誤。本書於2010年首次出版，當時印度人口已超12億。

[3] 塞康德拉巴德：印度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