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長
De Superintendent
我是在印度孟買的鐵路醫院裏出生的。1981年的第一個清晨兩點二十八分的時候，助產士的手接住了我，那時的我剛剛從滿是蝴蝶的童話森林裏來到人間，她把我抱起來，交給了我媽。我媽接過我，抱在了懷裏。我睜開了眼睛，那雙深色的小眼睛泛著藍色的光。
我媽告訴我：我小時候撒尿、大哭、找奶喝，全都井井有條。當時，夏爾馬阿姨和她的女兒尼蘭陪在我媽身邊，男人是不可以進產房的。我爸當時在6852公裏以外，在鹿特丹的軍營裏，作為軍役輸血站的陸軍中尉，要補服軍役。我大叫起來。我爸在研究單克隆抗體，用來抵抗塵蟎。
是夏爾馬阿姨的老公，也就是我的叔叔，給鹿特丹的軍營打的電話。電話打到一半出了問題，據說是有鳥來搗亂，嘰嘰喳喳叫個沒完。在電話的一頭，也就是極度炎熱的孟買，我叔叔告訴我爸，我媽生了個兒子。而在電話的另一頭，是寒冷的冬天，我爸以為我是個女孩兒，可把他樂壞了。在生了兩個兒子之後，終於盼來了一個女兒，還給她起好了名字，叫伊娃·瑪利亞，幾個月前就想好了。軍官們紛紛恭喜我爸，穿著綠色軍裝的男人們互相擁抱，喝起了氣泡酒。我爸還給我做了一張出生卡片，剪裁完美的紙上畫著一隻鸛，嘴裏叼著一塊粉白色的布。
這時候第二個電話打了過來，是我媽。電話裏出現了尖叫聲，是我的尖叫聲。之前電話線上的鳥兒又出現了。
我爸問情況如何，問伊娃·瑪利亞怎麽樣。
“誰？”雖然隔得很遠，我媽的問話仍仿佛一支箭，射向了我爸。
“我們的伊娃呀，我們親愛的女兒，啊，我真是太高興了。”
“恩斯特。”我媽毫不猶豫地說，這個名字也是幾個月前就想好的。這次我爸媽做好了充分的準備：恩斯特·羅洛夫·阿倫德·凡德奎斯特。這是一個全身皺巴巴的小東西，長著小手小腳，還有一個小雞雞，是個不折不扣的男孩子。
“哦。”我爸在電話另一邊說，很吃驚，也許就跟聽說我大哥出生時的感受是一樣的吧，還不願相信這是真的。
“是個兒子。”又是一支箭，這下還真射中了，我爸腦海中那團粉色的雲朵徹底粉碎了。
我的哭叫聲再次證實我來到了這個世界上，恩斯特來到了這個世界上。
我爸咳嗽起來，說他已經把出生卡片送到店裏印刷去了。卡片上用高雅的字體寫著：伊娃·瑪利亞。還有我的出生日期：1981年1月1日，淩晨兩點五十八分，3254克。
過了一會兒，這條災難般的信息才傳到電話的另一頭。後來，我媽告訴我們，在那沒說話的幾秒裏，她是在想辦法，試圖挽救那場災難。出生卡片拿去印刷了，費用是拿不回來了，沒準她可以把我給換成一個女孩子。那樣的話，卡片就能派上用場了。
“在印度，每個人家都想要兒子，”若幹年後，我媽說，“而我們家有三個。”
跟平時一樣，我們吵了起來。可是這句話我以前從來沒有聽說過，不知道該怎麽回複。
“我們完全可以把你換成一個女孩，想換誰就換誰。”
這話聽起來像是在惋惜。看來，我爸還不如做新德裏的一隻老鼠，而我確信，如果我當年被留在孟買，會過上比現在幸福的生活。
“你還在嗎？”1981年，我爸用鹿特丹口音的荷蘭語問，當時他正在軍營裏和塵蟎做鬥爭。
我媽還在嗎？我爸怎麽能這麽蠢？從什麽時候開始，他除了呼吸還被允許發出其他的聲音了？我媽用印度語大聲吼叫罵起人來。如果電話線上還有鳥兒的話，這會兒準會被嚇得掉下去。
當每隔十分鍾肚子就疼一次的時候，我媽的姐姐和姐姐的女兒開車帶她去了鐵路醫院。一路上煙花綻放，黑色的空中出現了金色的花朵。煙花發出了巨響，在孟買郊區的一座白色房子裏，爭吵聲如雷轟頂。
在出生後的幾個星期裏，我住在夏爾馬叔叔阿姨家。他們家的牆是淺色的石灰牆，半夜裏就仿佛到了清晨。
他們跟我講一連串我小時候的故事。說我是個吵鬧的小孩，睡得很少，經常又是哭又是叫，他們管我叫“嘟嘟男孩”。對了，這裏的他們是夏爾馬阿姨、我的哥哥們，還有我媽。
他們就隻跟我講了這麽多，日子一天天過去，乳白色的晨霧掀開了帷幕。我睜開眼睛，看著這個世界，努力把畫麵“寫”成故事，然而一切都很小，比如我的手臂和腿，我的手和腳。在我的世界裏除了挪動、發出聲音、餓和渴，就什麽也沒有了。也許本該如此，在生命起初的日子裏，就是一片空白，宛如喝了遺忘之水。在這種情況下，字詞是不合適的，顯得太大，太沉重，仿佛丟進水裏泛起大波紋的石頭。
我出生後一個月，我媽就把行李箱收拾好了。兩輛出租車來到門前，一輛裝行李，一輛給我們坐。在過去的幾天裏，我媽在商店裏各種掃貨，把比荷蘭便宜十倍的東西全都買了下來：鍋子、刷鍋子的海綿、牙膏、廁紙，還有箱子，不然的話都裝不下。
出租車也比荷蘭便宜，不過這有悖於我媽的信念，我媽堅信最便宜的選擇才是真理，在這種情況下，最便宜的選擇是公共汽車。“走路更便宜，”我媽突然說，“不過那隻是假象。要是走路的話，就會吃得更多，鞋子也會被磨壞。”
叫出租車的是我叔叔，他是我媽的反麵教材，把錢花在昂貴的衣服上，經常在外麵吃飯，還總愛打車。四年後，在我出生後我們第一次去看叔叔阿姨。我徑直走向叔叔，抓住他的手，卻找不到我媽說的那個掉錢的“洞”[1]。
我們在黑暗中飛了九個小時，我喝著我媽的奶，忘記了身後發生的一切。那是一個被遺忘的故事。
到了荷蘭，一個穿著製服的白皮膚男人在機場等我們。那是我爸。他第一次把我抱在懷裏時，我在睡覺。不過據我媽說沒過多久我就醒了，因為我聞到了屍體的味道，大哭起來。
“那是蟎蟲的味道。”我爸說。
我媽說：“快提箱子吧。”
複活節的時候，我們全家去我爸工作的軍營過夜。軍營空無一人，我爸是值班的軍官。跟蟎蟲的抗爭進行得不太順利，於是他們開始用中國的分子製藥做實驗，冷戰掌控著整個世界。
按規定家屬是不允許在軍營裏過夜的，然而我媽堅信，在複活節期間，我爸肯定會有一晚上睡不著。而我不是那種過了三個月就一覺睡到天亮的小孩，而是隻會讓父母感到絕望的小孩。也許當時的我就是一顆炸彈，終有一天會把整個家炸得七零八碎。用波蘭詩人切斯拉夫·米沃什的話來說：“當一個作家出生時，這個家也就完了。”
那天晚上，也就是複活節的第二天，我爸媽打消了再生小孩的念頭。三個小孩就夠了，三個兒子，雖說三在印度是個不吉利的數字，是不幸和厄運的征兆。我們小時候，要不帶兩個，要不就是帶四個麵包去學校，也從來不許玩“一二三木頭人”的遊戲。然而在軍營裏，在無盡的黑夜裏，我媽堅定地說：“三個就夠了，三個很好!”
也許我媽的這句話，這些辭藻就是我的人生篇章的開頭。現在就算下石頭也沒關係，大風已經擾亂了湖麵的平靜，世界早已做好了全麵的準備，眼前的畫麵讓人們聯想起災難片的場景。
我的想象引起了一場無辜的噴嚏風暴。雖然整個軍營裏連一隻蟎蟲也沒有，阿什瓦德還是打了一整夜的噴嚏。隻有約翰睡著了，發出輕吟的聲音，沉迷在夢之國。我的存在應該要感謝他。這樣的小孩，養十個也不困難。然而我來到了這個世界上，並不是上帝的恩賜，而是第三個孩子，象征著不幸和厄運。
我喝了十六個月的奶，我媽的胸哺育我、安撫我。十六個月過去後，我媽受夠了，把辣椒醬塗在**上，好幫助我斷奶。然而作為半個印度人，我覺得辣椒醬很好吃。最終還是我媽在孟買買的牙膏發揮了作用。我媽買了很多那種又粗又白的牙膏，味道苦極了，跟苦瓜差不多。
我媽把食物送到我嘴邊，我就把嘴巴閉上，嘴唇緊緊地合攏在一起。什麽胡蘿卜呀，茴香呀，紅菜頭呀，我都不吃。我不吃的，阿什瓦德就把它們全都消滅幹淨。跟幾年後一樣，那時的我成了一個不聽話的小孩，後來又變成一個招人煩的青少年。也許正因為他什麽都吃，才成了我們三個中個子最高的。
小時候，我唯一自願吃的東西是芒果。有照片為證，很真實的照片，成了我最初的回憶。
同樣的石膏牆，同樣的亮光，隻不過白霧不再來自牛奶，而是香煙的煙霧。一縷彎彎曲曲的煙，宛如是一隻看不見的手在空中畫出來的一樣，形成了一行行飄搖的、神秘的文字。
夏爾馬叔叔是我們的遠房親戚中唯一抽金邊臣[2]香煙的人。他專門跟一個退役的英國軍官買煙，每個月軍官都會托人特地把香煙從英國海運過來。有人說那個軍官以我叔叔買香煙賺的錢為生。他抽了一根又一根，有時候還同時抽兩根。不知道是記性不好，還是懷舊情緒泛濫。每當這時，他的眼睛就凝視著遠方，額頭上出現直直的皺紋。剛把一根香煙在煙灰缸裏撚滅，手就又塞進了褲子口袋裏，拿出一包白色的金邊臣，彈出一根香煙，點燃，然後深吸一口氣，煙霧從他的嘴巴裏冒出來，形成了一個圓圈。等他回過神來，額頭上的紋路消失了，就會用空閑的那隻手拿起煙灰缸裏的香煙，送到嘴邊，就這樣，微笑著，一會兒抽一口第一根，一會兒又抽一口第二根。
我媽很討厭我叔叔的這個習慣，讓我們離他遠一點。“抽煙很危險，”我媽跟我們說，“能把人抽死。”然而，越是禁止不許做的事情，我們就越是好奇。於是，我每天都站在叔叔坐著凝視遠方的椅子旁邊，看著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煙。我的兩個哥哥站在我旁邊，我們一起試圖解讀那飄在空中的白色的、彎彎曲曲的“文字”，仿佛在解讀叔叔的想法。
有一次我成功地從煙灰缸裏拿到一根香煙，我們飛快地逃跑，就像發現了印第安人的寶藏似的。叔叔似乎什麽也沒發現，漫不經心地從口袋裏拿出金邊臣，重新點了一根。
我把香煙遞給阿什瓦德，要是他死的話，問題應該不會那麽嚴重。他把香煙塞進嘴裏，可是嘴裏並沒有冒出煙來。
“你得把嘴巴做成一個O形。”我說。
阿什瓦德張開嘴巴，香煙掉在了地上。
約翰撿起香煙，說：“煙滅了。”
突然，我媽的腳步聲出現在附近。我立馬溜走了，阿什瓦德也跟著我逃跑了，隻有約翰站在原地，手裏拿著那根香煙。我躲進了花園裏，聽見我媽大聲叫起來，約翰號啕大哭，被我媽“敲”了。約翰比我個子高，總是替我挨揍。
當我又回到叔叔的椅子旁邊時，隻見他的食指來回擺動，說：“調皮啊，真是太調皮了。”說完就切了一塊芒果，遞給我。我立刻把芒果塞進嘴裏，好大一塊。芒果的汁水從我臉上流了下來，我看著空中那越來越細、越來越輕的煙霧，直到它們完全消失在半空中。究竟是哪些辭藻、句子隱藏在那些透明的煙霧後麵呢？又是用哪隻手寫的呢？
就在此刻，我也能感受到同樣的吸引力，想去那煙霧簾子後麵看個究竟。時至今日已經出現了成千上萬行文字，組成了一個故事，仿佛飄在空中的一條生命。這就是我看見的，我讀到的，我深深吸入肺裏的東西。
1928年9月5日，阿滿宇·夏爾馬出生在比吉諾爾縣，一個位於北方邦的小地方，離孟買還挺遠的。他的爸爸是一個鞋匠，媽媽負責照顧十個孩子。阿滿宇也是第三個兒子，不過在他後麵還有四個女兒。在他的童年裏，隻有陽光、塵土和米飯，別的就什麽也沒有了。家裏窮得底朝天，除了夢想別無所有。
每個月都會有個男人從城裏拿著電影放映機來到阿滿宇住的縣城裏。這個人穿著白褲子、白襯衫，每個手指上都戴著閃閃發光的戒指，在這個荒涼的地方，這就是富有的象征。他沿著警察局的牆，把凳子擺成一排排弓形。放映機安在警察局對麵那座房子的屋頂上。每當這時，聚集的人比去參加醫生的兒子和律師的女兒的婚禮的人還多。住在附近的孩子們都屏住呼吸，看著那個高高懸掛在繩子上的機器。當畫麵出現在牆上，雖說不是很清晰，陽光也很強烈，孩子們還是看明白了：在比吉諾爾縣外麵存在著另一個世界，那裏有一條出路等待著他們。
就這樣，漫長的等待開始了。等待太陽下山，等待天空先變成紅色，再變成紫色，直到世間萬物在一片深藍色中褪去了顏色，接下來天就黑了。每個月的等待都是那麽漫長，然而等待給村子裏帶來了快樂，等待的人，都知道自己為什麽而活。
阿滿宇四歲的時候，看了人生中的第一部電影：《電影院女孩》。他坐在一個小山丘上，離警察局的牆大概100米，看不太清，看到的也許是電影院的魔法：動來動去的畫麵和漂亮的人物。他永遠也不會忘記普利維拉·卡普爾的臉，那個被我媽照顧過的電影明星，而現在正出現在比吉諾爾縣警察局的牆上，又帥氣又年輕。
晚上阿滿宇回到家，被他媽一頓揍，一直打到手疼。阿滿宇在兩個妹妹之間躺了下去，卻怎麽也睡不著。並不是因為灼熱的皮膚，而是因為那張出現在他麵前的卡普爾的臉。卡普爾麵帶笑容，露出了潔白的牙齒，烏黑的頭發中間梳出一條筆直的中分。阿滿宇擦掉臉上的淚水，用濕濕的手指摸著頭發，從左往右，臉上出現了一絲笑容。阿滿宇·夏爾馬有夢想了。
第二天早晨，阿滿宇是家裏第一個醒的，站起來大聲說：“我要當演員!”
他的妹妹們揉著眼睛，開始嘲笑他。
這時爸爸也醒了，沒好氣地說：“什麽事啊？”
“阿滿宇想要當演員。”一個妹妹傻笑著說。
“有毛病吧。”媽媽說。
阿滿宇還記得媽媽那雙有力的手，決定不再多說什麽，吃完飯來到了大街上，走到一個水閘前，把頭伸到水龍頭下麵，用手梳出了一個中分。阿滿宇奔向一個有鏡子的男人，照一次鏡子要付一個盧比。
“我要當演員，”阿滿宇說，“等我出名了，付你一百個盧比。”
男人聽了，搖了搖頭。
“一千個盧比。”
一會兒，男人拿出了鏡子，鏡子裏出現了阿滿宇的臉，還有那濕潤、烏黑的頭發，一笑起來，嘴裏缺的三顆牙就露了出來。
一整天，阿滿宇都帶著這樣的笑容，在鏡子和水閘之間來來回回跑個不停，就這樣度過了平凡的每一天。一個月後，那個拿著電影放映機的人再次來到村子裏，阿滿宇是第一個拿著凳子來到警察局的牆前麵的廣場上的。幾個年齡比他大的男孩把他趕走了，沒過多久他又回來了。
“我要當演員!”阿滿宇大聲叫道，“我會變得跟卡普爾一樣出名!”
有人笑了起來，每次都會有人笑話他。
晚上，阿滿宇還是在那群男孩子中搶占了一個位子，坐在一座房子的屋頂上看起了電影，回到家，就被打了屁股。他哭著求情，可是媽媽的手無法阻擋。後來，很多年後，隻要他盯著遠方出神，媽媽的那雙手就會出現在眼前。
這時，電影放映機又大又黑的箱子裏傳出了聲音，白天阿滿宇忙著擺椅子的時候，驚訝地看著那些箱子從大木箱裏給搬了出來。他正想去幫忙的時候，一隻手出現在他的肩膀上，那是一隻戴滿金戒指的手。
“以後再說吧，”那個放電影的人說，“等你長大了。”
這是那個男人第一次跟他說話，阿滿宇把手指伸進頭發裏，從左往右抹著頭發，張開嘴露出了笑容，嘴裏的乳牙隨時都可能掉下來。
那個男人笑了，從襯衫口袋裏拿出了一張照片，照片的邊框宛如白色的波紋。
“普利維拉·卡普爾!”阿滿宇叫了出來，後來才看見了照片上的黑線，是卡普爾的簽名，於是幸福地哭了。
當星星出現在空中，電影也就開始了，今天播放的電影是《世界之光》，這是印度第一部有聲電影。有人說話、唱歌、跳舞。電影在孟買上映的時候，還有警察來維持秩序，以防觀眾太激動了鬧事。比吉諾爾縣的居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觀眾們驚奇地看著彼此，還有人站起來，找聲音的來源；有的人則鼓起掌來，還有人把手指塞進了耳朵裏。阿滿宇享受著電影裏的歌曲，張大嘴巴看著演員的舞步，情不自禁地跟著動起來。隻見他抬起腿，扭著屁股，在屋頂上跳起舞來。
第二天，電影裏那歡快的旋律隨處可見，比吉諾爾縣仿佛變了一個地方，成了另一個世界。每一個街角，每一個商店，每個人家都回**著電影裏的第一首歌曲。阿滿宇也在家裏唱起來，整個印度都在唱這首歌。
阿滿宇的妹妹們一個個都搬了出去，結婚、生子、給孩子們起名字，然後沒日沒夜地在房間和廚房裏，在市場和廣場上，在大街小巷裏大叫那些名字。然而有一天，那些叫聲會消失殆盡，到那時，孩子們就要獨自麵對這個世界了。
阿滿宇十七歲那年離開比吉諾爾縣的時候，褲袋裏就隻有一把梳子。他長高了，仿佛一棵結實的大樹。哥哥們在田裏幹活兒，每天早晨太陽還沒升起，就要跑上12公裏路。晚上回到家，又累又髒。
“孟買，”那個帶著電影放映機的人曾經對他說，“電影都是在那裏拍的，你應該去那裏。”阿滿宇應該不是印度唯一夢想登上白色熒幕的男孩，無數個男孩都懷揣著這個夢想，不斷地追逐。“去吧，”那個男人說，“如果你決定了，就要全心投入。即使沒有飯吃，沒有地方睡，在絕望裏越陷越深。如果你做了決定，就要全力以赴，不然就留在村子裏，別再做夢了。”
阿滿宇的媽媽站在站台上，大叫他的名字。這是他最後一次聽到她的聲音。阿滿宇·夏爾馬決定去追夢了，而且會全力以赴。
他可能再也見不到媽媽了，而後來媽媽見到了他，是在他出發六年後，三月裏一個星雲密布的夜晚，比吉諾爾縣裏洋溢著歡愉的氣氛。從第一排傳到第二排，再到第三排、第四排，直到最後一排。又從電影廣場傳到了屋頂和小山丘上，最後來到了夏爾馬的家裏。
電影被暫停、回放，再暫停。熒幕上的那張臉跟警察局的那麵牆一樣大。“阿滿宇!”人們叫成了一個聲音，“阿滿宇!”
他媽媽被請到第一排，看著兒子在電影裏唱歌跳舞。瀑布般的音樂伴隨著他的舞步，還有漂亮的露臍女人，如同穿著金子的公主。“阿滿宇。”媽媽輕聲說道，眼淚滑落下來，他再也聽不到她的聲音了。
然而，在阿滿宇歌舞升平之前的那段日子裏，不知道挨了多少餓，每天跟許多人一起在孟買附近的小城達達爾和維索瓦的沙灘上過夜。在那裏，那些印度的年輕男孩，都有著同樣的夢想，在夢想的大海中掙紮。
阿滿宇在孟買不斷地試鏡，每一個重要的導演和製片人都不放過，比如阿爾德希爾·伊朗尼、V.尚塔拉姆、索拉博·莫迪，都是寶萊塢耳熟能詳的名字。
故事就這樣產生了，這回不是斷章，而是史詩。我的叔叔，那個跟我爸宣布我出生消息的人，被甘地·都德發現了。甘地·都德既是演員，也是導演和製片人，簡直就是一個活著的神話，同時也整天沉迷在女人和酒精裏。年輕的阿滿宇肯定給普拉巴特電影公司的人留下了無比深刻的印象，當時甘地·都德在那裏當助理導演。無數人一同唱著那首歌唱英雄的詩歌，整個合唱團裏全是阿姨大嬸，其中還夾雜著阿滿宇的微笑。他的牙齒都長齊了，梳著筆直中分的那頭黑發就跟《印度時報》上的那個女的一樣。然而國際電影數據庫並沒有把阿滿宇·夏爾馬放在甘地·都德的經典作品的演員名單裏。我仔細看著電影，一幕接一幕，試圖從茫茫演員中找到我叔叔。然而他們幾乎長得一模一樣：同樣的微笑，同樣的中分。
我最後一次看到夏爾馬叔叔是在鹿特丹的第貝利亞斯小巷裏。那是1990年的夏天，我們從鄰居家借了一大堆錄影帶，好跟一家人度過幾個漫長的夜晚。其中一部電影是《奪寶奇兵2：魔域奇兵》。我們坐在屋子外麵看電影，電源接線仿佛一條長蛇，躺在地磚上。周圍還有打網球的聲音，球在空中飛來飛去。即便這樣，我媽和她的姐姐，也就是我的夏爾馬阿姨，她倆的打呼聲依舊驚天動地。看來這是家族通病，雖然我阿姨每次都氣呼呼地否認自己睡覺打呼的事實。
夏爾馬叔叔坐在我旁邊，頭發沒有以前那麽濃密了，梳了個大背頭。不過還是跟以前一樣，穿著一身白色的衣服，抽著一樣的香煙—金邊臣。一縷煙霧圍繞在他的身邊，但凡有他的地方，就有煙霧。他遞給我一張自己的簽名照，說這張照片很值錢。不是荷蘭盾，而是印度盧比。銀行的貨幣兌換板上沒有標明荷蘭盾和盧比的匯率。
《奪寶奇兵2：魔域奇兵》看上去是在印度拍的，至少背景會讓人聯想到印度。事實上，電影的拍攝場景是斯裏蘭卡，因為導演沒有獲得印度官方的許可，不可以去北印度拍攝。官方工作人員覺得這部電影“種族歧視”的味道太重，要求更改劇本，還要獲得最終的編輯權。當我們把錄影帶推進播放機裏的時候，並不知道這個事實。
電影的開頭就出了問題。當印第安納在喜馬拉雅山裏暈倒，一個偏僻的小村子裏的村民以為他是印度濕婆派來的。夏爾馬叔叔搖了搖頭，嘟囔起來：“印第安納是濕婆派去的？這怎麽可能？”當放到人們被當作祭品祭奠迦梨女神的時候，叔叔站了起來，又說：“胡鬧，簡直就是胡鬧。”當印第安納麵對危險發出苦笑的時候，他伸出手指向了電視屏幕，然後又點了一支煙，坐了下去。
阿什瓦德把我媽跟阿姨叫醒，說聽不見電影裏的台詞了。結果兩人都不承認自己睡著了，我媽說：“我也在看電影。”
“你在打呼嚕，”阿什瓦德說，“你也一樣。”一邊說，一邊指著夏爾馬阿姨。
“他說什麽呢？”阿姨用印度語問她的妹妹，我媽給她翻譯。
隻見阿姨氣呼呼地搖著頭，用印度語罵起人來，聲音就跟發動困難的老爺車差不多。
夏爾馬叔叔說：“阿什瓦德說得沒錯。”
“才不是呢，”我媽大叫起來，“我們根本沒有打呼嚕。”
突然有個東西從我的腦袋上飛了過去，我以為是個網球，結果是一隻拖鞋。
我爸按下了遙控器上的暫停鍵，這樣的話，電影是看不下去的，得先把問題討論清楚才行。
夏爾馬阿姨對她老公嘰嘰喳喳地說起來，我什麽都聽不懂，唯一聽懂的一句話是：“老爺車發動了。”
“你們就是打呼嚕了!”阿什瓦德大叫起來，“你們明明就打呼嚕了!”
要不是放映機自動跳到了播放，電視屏幕上出現了一個正在吃新鮮猴腦的印度人，估計這架得吵到半夜。
夏爾馬叔叔又從沙發上站了起來，走到電視機前，嚴厲地看著我們，擺出一副老師的樣子，說：“胡鬧。”
他具體說了些什麽我已經不記得了，不過大概的意思是：印度十億人口，沒有一個會吃猴腦。阿什瓦德是唯一對此做出回應的：“我最喜歡吃長蛇。”
夏爾馬叔叔並沒有被阿什瓦德打斷，在電視機前麵至少站了一分鍾，仿佛一座雕像。手上的香煙似乎也在時間裏凍結了，不再冒煙了，過了一會兒，他平靜地走進了屋裏，而我們繼續看電影。
簾子打開了，煙霧繚繞。我用的隱喻興許是多了點。就跟看著夏爾馬叔叔站在電視機前一樣，後來我在一個印度傳統節慶的熒幕上也見到了他。我一眼就認出了他，那高大的身材，光滑的額頭，頭發全都整齊地梳到了後麵。他扮演的是《迦南迦南》裏的警察局所長，這部劇裏用了好多回放鏡頭，看得頭都暈了。隻見夏爾馬叔叔突然走進鏡頭，步伐寧靜、收斂，一副嚴肅、莊重的樣子。他的鏡頭總共不超過五個，台詞也很少，那個所長不太愛說話，他的出場比說話重要，隻要往那兒一站，人們就無法忽略他的存在。最後一個鏡頭裏，他把雙手交叉胸前，案子就這麽結了。
阿滿宇·夏爾馬在二百多部寶萊塢電影裏出現過，這是我從不同的家庭成員那裏聽說的。在國際電影數據庫裏就隻有25部，全都是在1960年後上映的。在1945年和1960年之間拍的電影都化成了煙霧。不過眼睛好的人，也能在阿爾德希爾·伊朗尼、V.尚塔拉姆、索拉博·莫迪電影裏人山人海跳著舞的演員中找到他，他的名字出現在演員表的最下麵，而我總會注意到他。
有時候我會在電影裏看到我自己，現代、摩登、可親。一個苗條漂亮的女人躺在我的懷裏，腳踝、手臂和脖子上戴著閃亮的珠寶。我們穿過大街小巷，走過宮殿。這是跟我擦肩而過的生活，當年如果我媽把我跟“伊娃·瑪利亞”調了包，沒準我就能成為這樣的演員了。我想把這個故事寫進書裏，感覺很自然，仿佛那擁有魔力的藍色還沒有從我的眼睛裏消失，我總能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記得很多曾經發生過的事情。
夏爾馬叔叔永遠不會跟卡普爾一樣出名，不過他跟那個年代的電影明星都演過戲，在街上也會被人們認出來，他們跟他要簽名，有時候還會拿出100盧比，讓他把名字寫上去。那個來自比吉諾爾縣的小男孩仿佛巨人一般，出現在無數大城市的白色幕布上，有時候穿著警察製服，有時候穿著無可挑剔的大白褂。
在印度的電影界裏，角色並不多：有英雄，有壞人，有美女，有親家，還有這些人的伴侶，通常是一群語速超級快的神經質角色，然而，他們說的什麽並不重要。作為背景，還有無數的舞蹈演員，仿佛他們的生命與電影息息相關。然而每部電影裏都有一個搶鏡頭的人，一個有影響力的人，一個有衝擊力的人，這個人就是我的叔叔夏爾馬。
我從網上買的影碟，有時候七個月後才寄到我家，我會連看三遍，比如《警察局所長的故事》，還有《起訴律師》《夏爾馬醫生》《夏爾馬偵探》《迪萬的客人》。我家人借給我的影碟裏，叔叔扮演的角色有酒店經理、建築局所長、夏爾馬法官，還有餐廳老板。
每次主角之間發生矛盾，我叔叔就會憑空出現。他總是邁著安靜的步伐，眼裏透著嚴厲的目光。他詢問電影裏的角色，平靜地點頭、說話，還搬來一張桌子，要不就是開出一張藥單，接著又把雙手交叉在胸前。就這樣，印度電影裏的解圍之神齊活兒了。
在《奪寶奇兵2：魔域奇兵》後，我就再也沒有見過叔叔，雖說2001年我們離得並不遠。夏爾馬叔叔在倫敦有一套公寓，邀請我們去那裏住一個星期。這種免費的假期，我媽總是很感興趣。
尼蘭是叔叔的女兒，去火車站接我們。我們這次是全家出動，所以帶的行李又創了曆史紀錄。尼蘭堅持讓我們打車，可我媽覺得太貴了。她先是因為司機不願意降價，跟司機吵了起來；然後又對尼蘭嚷嚷起來，後者大喊著說這不是在印度。
也許這時候叔叔應該走進這個場景，做個調解，不過那時候他已經不演戲了。七個小時後，我們又回到了家裏。我爸脖子上掛著一個大旅行包，癱在了門檻上。
2003年4月27日，最後一幕，在倫敦的萊斯特廣場劇院。來自孟買的演員帶來了一場盛大的演出，唱歌、跳舞、朗誦，穿著皮毛的表演服，舞台的裝飾閃閃發光。夏爾馬叔叔跟女兒坐在第一排，是演員們邀請他來的。劇院裏坐著三百多個觀眾，幾乎都是印度人。大夥兒一起唱歌、拍手，一起感受這盛大的場景。
演出快要結束的時候，尼蘭發現爸爸把頭靠在了自己的肩膀上。夏爾馬叔叔睡著了。近來，在看電影和看演出的時候，叔叔經常睡著。這一切對他來說都太繁重了。就算觀眾們全都站起來一起鼓掌歡呼，他仍然沒有醒來。夏爾馬叔叔坐在椅子上，臉上毫無表情，雙手交叉在胸前。
“我的天哪，”台上的演員們說，“我生為話劇，死為話劇。”
接著便落下了帷幕。
[1] 掉錢的“洞”：意思是指作者的叔叔特別能花錢。
[2] 金邊臣：英國香煙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