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費的總是好的

Gratis is goed

旅途的起點在鹿特丹老壩上的一個車站旁。阿什瓦德看了看左邊，又看了看右邊，等待那輛黃色的電車出現在遠方。他的脖子上掛著一個長方形的錢包，裏麵沒有鈔票，就連買一包薯條或者一個冰激淩的幾個硬幣也沒有。錢包裏隻有一樣東西，是一張印著阿什瓦德的名字、出生年月、照片和一段小字的卡，上麵寫著：“用這張卡，阿什瓦德的看護人就可以免費乘坐公交，包括電車、汽車、火車和地鐵。”這是我媽跟政府申請的，自從這張卡落進我們家信箱的那一天起，我們的生活就受到了限製。從此，但凡我們要坐公共交通，就必須帶著阿什瓦德，那樣的話就有一個人不用買票。免費的總是好的。有時候，比如說阿什瓦德去學校了，又或者是得了流感躺在**，看護卡就不能用了。那時候我就會把錢包掛在脖子上，有人來查票了，我就會驚訝地看著四周，大叫道：“阿什瓦德？阿什瓦德，你在哪兒啊？”每次查票的工作人員都會叫我趕緊下車，去找我哥。

還有一次，我二哥約翰(他除了哮喘，就沒別的毛病了)和我一起出去。查票的時候，約翰立刻做出一副鬼臉。而我則火上澆油，對查票的人說：“他是個殘疾人。”查票的人還充滿理解地點了點頭。

“9路，”阿什瓦德大叫起來，“9路電車來了。”在我們左邊遠遠的地方，出現了一輛黃色的車。我媽看著開近的車，眼睛不好，看不清是9還是7。等車到了站，我媽才說：“阿什瓦德，好樣的。”說完鬆開了握著箱子把手的手。

我媽的旅行早就開始了，在第貝利亞斯小巷，在我媽的衣櫃裏。每次我媽要出門，就會把裏麵的東西全都裝進行李箱，至少是其中的一大部分。我們去美國的時候，我媽一共帶了十七個箱子。去遊樂園玩的那個星期，一共十四個。她很少有隻帶幾個箱子出門的時候。

今天早上，衣櫃裏的東西被塞進了四個大箱子裏，有衣服、鍋、瓶裝食物，還有一路上能用得到的東西。我媽覺得，旅行路上要買東西的人，都是沒活明白的人，也不值得活在這個世上。

旅行箱，我媽的生活總跟那些箱子脫不了幹係。

我爸拖著那些箱子，來到了老壩上的電車站。這期間，我爸已經鍛煉成一個經驗豐富的搬運工，孟買火車站的那些人都不在他的話下，他的技能比他們的還高超，速度比他們快，動作也很靈巧。

阿什瓦德朝電車司機豎起中指。自從進了青春期，他就會經常這樣，有什麽不順心的，就會發脾氣。

電車叮叮當地開走了，我媽走向阿什瓦德，對他說：“你不可以像剛才那樣豎起中指，你知道那是什麽意思嗎？”

“我想要7路車。”

“7路車馬上就會來的。”

“媽媽，”我大哥問，“我們這是要去哪兒啊？”

“我們要出一趟遠門，”我媽說，“去法國。”

“坐7路車去嗎？”

“先坐7路車，然後換火車，最後還要坐汽車。”

“我今天晚上睡在哪裏呢？”

“旅館裏。”

“小熊呢？”我哥拿著他的玩具問。那是一隻毛茸茸的猴子，我哥叫它小熊。睡覺的時候，小熊就躺在他的胳肢窩下麵。自從進了青春期，小熊身上就有了足球運動員更衣室裏的汗味。

“小熊在箱子裏。”我媽說。

“這麽說它也要坐電車、火車和汽車？”

我媽點了點頭，阿什瓦德不再提問了，沒有再問旅行，也沒有問法國，總算安下心來。他看著左邊，等待7路電車出現的那一刻。這就是我大哥，有時候很暴躁，有時候又會擔心他的玩具猴子。

到了中央火車站，我媽找到了一個警察，指著放在地上的四個箱子，又指向阿什瓦德，就跟我們在電車裏被查票、我指著約翰的樣子一模一樣。隻不過我媽沒有對警察說：“他是個殘疾人。”而阿什瓦德也沒有做出一副鬼臉。看護人的卡發揮了作用，我媽從我大哥的錢包裏拿出那張卡，給警察看，說：“我們要去11號站台。”再過三分鍾，11號站台的火車就要出發前往烏特勒支了，就眼下這個情況，四個箱子、三分鍾、十一個站台，我爸完全可以輕鬆應對，可惜的是，在老壩車站他在沒有得到我媽任何小費的情況下被遣送回家了。因為他不能免費坐電車，而要花錢的東西總是不好的。

現在這個警察要幫忙扛這些箱子，他仔細地看了看卡片上的說明，一副手足無措的樣子。我媽就幹脆說：“來，阿什瓦德，我們走吧。”

警察十分鍾後才來到站台，我媽站在火車門旁邊，正跟火車車長展開著激烈的討論。隻聽她大聲嚷嚷，說警察馬上就來了，是來護送她的。有時候，我很慶幸我不在現場，而在別的地方。

警察大汗淋漓，仿佛一隻水獺。藍色的襯衫全都浸濕了，帽子也歪了。要是在孟買的火車站，他就慘了。不過好在這是鹿特丹中央火車站，遊戲規則也不一樣。我媽打開其中的一隻箱子，在裏麵摸索起來。這些箱子是我媽的，屬於另一個世界。她終於在一堆混亂中找到了要找的東西，拿出了一個貓罐頭。裏麵是被搗碎的兔肉，還是打折的時候買的，是家裏僅剩的幾個罐頭了。火車車長的哨子聲超越了警察的訝異。

火車上一切順利，也就是說我大哥沒有再發脾氣。他看著窗外，哼著電台播放的歌曲。查票的工作人員走進我們的車廂時，他驕傲地把看護卡從錢包裏拿出來。工作人員檢查的時候，阿什瓦德竟然指著我媽，說：“她是殘疾人。”這是我和二哥教他的。

到了烏特勒支火車站，我們的一個表哥早已來到站台上，準備幫我們搬行李。他是我媽一個姐姐的孩子，就住在烏特勒支市中心。出門前的一天，我媽給她住在海牙的姐姐打電話，要求她的兒子來火車站接我們。整個對話都是印度語，唯一的荷蘭語詞是“烏特勒支會展中心”，還重複了好幾次。這是我媽和我哥要坐車的地方。表哥把車開到會展中心的停車場，停在了遇到的第一輛大巴車旁邊，然而這不是我媽和我哥要坐的那輛去法國的大巴車，車窗後掛著的牌子上寫著“科隆”兩個字。我媽叫表哥去問大巴司機，他帶著些許的不情願，下了車，走向了大巴，一會兒又上了車，發動了汽車，說：“得繼續向前，再往右邊開。”結果到了那裏，全都是大巴車，沒有盡頭的尋找就此開始。表哥每開到一輛大巴旁邊，就聽司機說我媽和我哥的名字不在乘客名單上。然而他並沒有放棄，也不能放棄，這是作為一個侄子對阿姨應盡的責任，印度的文化就是這樣。我媽氣壞了，怪我表哥沒有找對大巴。這就不是印度文化了，隻是我媽的文化。她發現表哥開錯了方向，就把他罵下車，自己坐到了方向盤後麵。那些不在場的人應該會很慶幸自己當時正身處別處吧。

最後，大巴終於出現了，可是我媽並不在乘客名單上，阿什瓦德的名字在上麵。

“小熊的名字呢？”我大哥問司機。

司機用食指指著名單，問：“小熊姓什麽啊？”

大多數情況下，人們都認真對待阿什瓦德，因為他看起來確實挺正常的：一個帥帥的、梳著中分的男孩子。他不會算算數，也不會看書，光看是看不出來的。在過去的幾年裏，阿什瓦德唯一的進步就是能把7路電車和9路電車區分開來。

我媽來到司機和我哥之間，說：“小熊在箱子裏，會待在放行李的地方。”

“乘客不可以待在行李區。”司機說。

“小熊不是人，”阿什瓦德說，“是一隻猴子。”

這下司機可徹底摸不著頭腦了。我媽呢，就特別擅長火上澆油，從錢包裏拿出那張卡片，遞給了司機，笑著說：“我可以免費坐車。”

司機看著卡片，就跟那個警察，還有無數個無辜的人看那張卡片的表情一模一樣，比如收銀員、遊泳教練、賣鞋子的人。我媽完全可以跟比利時作家迪米特裏·維爾胡斯特的媽拜把子。在《萬物的遺憾》這本書中維爾胡斯特寫了一個故事，跟引導小孩正確上廁所的卡片有關：“每一張有可能打折的卡都會出現在電影院或者劇院的售票口，而那張‘尿尿’卡片是我媽的殺手鐧，人們之所以給她打折，隻是為了擺脫她的糾纏。”我媽也四處掏出卡片。如果沒辦法免費的話，就要折扣，比如在博物館、遊泳池和商店裏。

“這張卡隻適用於公共交通。”司機一邊說，一邊把卡還給了我媽。

這下我媽腦袋裏兩根沒有被包嚴實的電線碰在了一起，臉上的笑容瞬間就消失了，說：“上麵可不是這麽寫的。”說完便飛快地把卡片塞進了錢包裏，又傲慢地說，“在印度有了這張卡，連飛機都可以免費坐。”

司機的態度毫無轉變，於是我媽決定改變策略。她把一隻腳踩在車裏，大聲說道：“我可以免費陪同我的兒子，因為他是智障。”平時，我媽絕對不會在阿什瓦德麵前說出這樣的話，然而她腦袋裏短路的力量無比強大，她得想辦法讓自己免費去一趟法國。她知道阿什瓦德聽了這話會生氣，會暴怒，場麵會相當激烈，因為他不喜歡別人把他看作殘疾人。不久前，當我媽在一家商店裏跟工作人員爭取折扣的時候，他還拿起鞋子丟了出去。

阿什瓦德把兩根中指都豎了起來，衝著司機嚷嚷道：“同性戀臭婊子!”

臭婊子是我哥最愛用的罵人的話。有時候我們全家都會變成臭婊子：我爸媽、我二哥、我，還有豚鼠。而“同性戀”這個形容詞他還從來沒用過，可能是跟鄰居家的孩子們學的。我們家住在9號的那個女鄰居是個同性戀，這個詞的意思對我大哥來說就是一個謎，不過一點兒也不影響他對這個詞的使用。

“您要把他獨自帶走嗎？”我媽問司機，這時另一隻腳也踏進了車裏。

沒多久，司機就氣呼呼、滿嘴怨言地把四個行李箱裝進了行李區。表哥也在沒有得到任何小費的情況下回家了。沒人能跟我媽一決高低。她上輩子應該是個獨裁者，曆史書裏的暴君。而現在她是我媽，在印度出生的媽，也是阿什瓦德的媽。

接下來的旅行就沒有那麽順利了，坐在阿什瓦德前麵、後麵和旁邊戴著白帽子的人唱起歌來。阿什瓦德隻喜歡538號電台播放的流行歌曲。我爸車裏一直播放著這些歌曲，其他的頻道和歌曲都不符合他的心情，而現在他周圍的那些人就更叫他鬧心了。他們全都唱起了上帝之歌，歌聲歡快極了：“你知道你的父親很了解你嗎？你知道你價值連城嗎？你知道你是一顆珍珠嗎？是上帝手裏的一顆珍珠。”

我大哥把耳朵堵了起來，開始唱538電台的流行歌曲：“胖子斯林姆，他媽的在天堂。”對阿什瓦德來說，“胖子斯林姆”是誰，“他媽的”又或是“他媽的在天堂”都是謎團，然而坐在他身邊的人都把他當正常人看，因為他看起來真的很正常。他們試圖超越我大哥的聲音，繼續唱道：“拍拍手，上帝很善良。跺跺腳，上帝很善良。”阿什瓦德把耳朵堵得更嚴實了，在拍手和跺腳聲中大聲唱起來：“胖子斯林姆，他媽的在天堂。他媽的，他媽的，他媽的在天堂。”

這時我那已經打起呼嚕來的媽突然醒了過來。我媽有一種天賦，能在車上、船上和飛機上立馬睡著。雖然她一直否認，不過她打起呼嚕來確實就跟一把鋸子似的。我媽被身邊的巨響聲嚇醒了，一頭霧水地問：“出什麽事了？”阿什瓦德把手指塞進耳朵裏，大叫個不停。坐在我媽前麵的那個女人轉過身，說坐在我媽旁邊的那個男孩在唱惡魔之歌。

“阿什瓦德，”我媽說，“快停下，別叫了。”她抓住他顫抖的手，摸著他的額頭，在他耳邊輕聲說道：“你是我的最愛，我的大兒子，我的驕傲，我非常非常愛你。”等阿什瓦德冷靜下來，我媽從錢包裏掏出那張看護卡，遞給了坐在她前麵的那個女人。

“您能幫忙傳一下嗎？”我媽問。

就這樣，看護卡被一隻隻手接住，從大巴的最前麵傳到了後麵。人們看著卡片正麵的文字，看著照片，對我媽點了點頭，表示理解。這樣看來，看護卡還能製造和平。

車停下來給乘客們上廁所的時候，一個乘客給阿什瓦德戴上了一頂白帽子，帽簷上寫著：“上帝是善良的。”“還是免費的。”我媽說，不過這句話外人是無法理解的。

接下去的行程車裏安靜下來。大夥兒不再唱歌，開始看電影了，車裏有兩個小電視。跟聽歌不同的是，我大哥對電視節目毫不挑剔，什麽頻道都行。以野生動物為主題的紀錄片、體育節目、電視劇，對我哥來說全都很有意思。好吧，我承認，隻要有人在電視裏親起嘴來，比如《海灘救護隊》，阿什瓦德就會大聲傻笑起來，每次看到女人的胸，就會說：“你好啊!”大巴裏的電影不怎麽好笑，講述了耶穌的一生。我媽閉上眼睛，睡著了。每隔幾分鍾，阿什瓦德就把她推醒，因為我媽的打呼聲打擾到他了。

“你打呼嚕打得我都看不了電影了。”我哥說。

“才沒有呢。”我媽說，而且還越說越氣的樣子，甚至用印度語罵起人來。和英語不同的是，阿什瓦德很清楚我媽在說什麽，這就是母語的力量。

其他的乘客也開始厭煩我媽的呼嚕聲。當阿什瓦德無數次搖醒我媽，我媽否認她打呼嚕的事實後，車裏的一個乘客開始幫我哥說話。

“我也聽見了。”坐在我媽後麵的那個男人說，“您的呼嚕聲的確很響。”

“才不是呢，”我媽說，“我沒有打呼嚕。”

“就跟一把鋸子似的。”另一個人說。

我媽氣呼呼地搖著頭，接著就跟開機關槍似的冒出了一大串罵人的話，長度加起來應該有足足五公裏遠。整輛車的人都回過頭來，形成了一片戴著“上帝是善良的”帽子的海洋。

其實我媽也應該有一張卡，上麵印著她的名字、生日、照片，還有以下說明：“如果您想幸福地生活下去，就趕緊逃跑吧。”

車子快到盧爾德的時候，車上的一個乘客走向前麵，拿著車裏的話筒說起話來，讓大家保持車裏的整潔，把垃圾都丟進垃圾桶裏，為司機師傅鼓掌，然後又告訴大家房間的分配情況，還有用餐的時間，最後大夥兒還一起禱告。阿什瓦德問我媽他們是哪一組的，我媽說：“我們倆是一組的。”也就是說他們隻預訂了車程，到了盧爾德要自己找住的地方。

如果我們全家一起去度假，也總是這麽碰運氣。到了法國、德國或者盧森堡，幾乎都會堵車，可我們從來都不會提前預訂旅館或者公寓。我媽不信任旅行社，什麽事都要自己來安排。我還記得我們去巴登-巴登度假的時候，頭四個晚上是在一輛汽車裏過夜的，是一輛紅色的拉達2000。我媽覺得所有的住宿都太貴了。

“我是個大學老師，”我爸在看過第一百座房子後，說，“賺的錢都可以把這整座房子買下來了。”

“你賺的還不夠買一個狗窩呢。”我媽一邊說，一邊發動了汽車。我們得立刻離開那裏，因為免費的才是好的，價格昂貴的東西全都是惡魔。

“這地方很適合小孩子。”我爸仍然沒有放棄，然而我媽很殘酷，完全不給我爸任何機會，把房子的價格從德國馬克換算成荷蘭盾，再把荷蘭盾換算成印度盧比，沒算上匯率的差價，也沒有按比例換算。

最後，我們在一個出租穀倉的老人家那裏找到了寄宿的地方，裏麵好像有股糞便的味道。

到了盧爾德，我媽有三百家旅館可以選。我不知道我媽跟多少個前台工作人員、旅館老板和打雜工的小夥子打過交道，給多少人看過那張看護卡。自從我媽知道我在寫一本跟我們家有關的書以後，就不再回答我的問題了。對阿什瓦德來說，8和80沒什麽區別。可是如果你問他要不要再去盧爾德，他會拚命地搖頭。

最終我媽選擇在玫瑰旅店住下，因為經過一個星期的觀察，我媽發現有兩塊黃色的毛巾掛在曬衣服的繩子上，上麵印著旅館的名字，字體非常優雅，毛巾的材質也很厚。在我媽的世界裏，旅館房間的價錢是一個總價，包括了早餐、服務、毛巾、床單，還有一切掛在牆上的東西。我們還曾經從德國的一家旅店裏帶走了一個鹿角。

晚上，我媽跟阿什瓦德去參加燭光巡遊。幾千個人手裏全都舉著蠟燭，有的步行，有的坐在輪椅上，有的躺在病**，在玫瑰聖母聖殿的周圍、一座巨大的馬利亞聖像的後麵形成了一條閃閃發光的隊伍。我媽眼裏噙著淚水，在整個巡遊中都牽著我大哥的手。她手裏拿著玫瑰花環，雖說是個印度人，既不認識馬利亞，也不認識耶穌。她跟著念叨，就像阿什瓦德跟著電台裏的歌曲哼哼一樣。那些歌他從來沒聽過，卻很喜歡跟著唱。

到了房間，阿什瓦德爬上床，在小熊旁邊躺了下去。我媽幫他蓋好被子，唱起曾經給我跟我哥都唱過的搖籃曲：“月兒明，風兒靜，樹葉兒遮窗欞啊……”雖然這首歌從來沒有出現在538電台裏，阿什瓦德還是很喜歡聽。我媽一唱就是二十年，這首歌成了一首永恒的搖籃曲。

我媽躺在另一張**，被阿什瓦德的呼嚕聲吵得睡不著覺，那聲音比我媽的呼嚕聲還大。然而她並沒有弄醒我大哥，而是盯著房間的天花板，還有天花板上的蜘蛛網、斑點和裂縫。在她之前，曾經有無數個人在黑暗中一邊禱告，一邊盯著那些彎彎曲曲的裂縫。她想著她的第一個孩子，她的驕傲，想著他開著長長的轎車，想著親吻他的公主，最後終於睡著了。

第二天的早飯八點鍾開始，每張桌子上都擺著一個小籃子，裏麵裝著麵包和抹麵包吃的東西。我媽隻要看一眼就知道每個人隻有一個羊角麵包、一小段法式長條、兩小盒果醬和一小盒黃油。還沒坐到桌前，我媽就抱怨起來。那位拿著咖啡壺走來走去的法國女士，揚起眉毛為自己聽不懂英語而抱歉。看來她真的不了解我媽。阿什瓦德把抹好果醬和黃油的麵包塞進嘴裏時，我媽便衝向廚房。倒咖啡的女士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一生中見過很多聖徒，然而還沒有一個從廚房裏偷麵包和果醬的。我媽不覺得自己在偷東西。她從來不偷東西，她有屬於自己的權利，也為此付了錢。後來我媽又在萬眾矚目下再次走進廚房，為午餐做準備。因為酒店裏的早餐得保證他們支撐到下午才行。

1858年2月11日星期四，聖母馬利亞出現在貝爾納黛特·蘇比魯斯麵前，就在盧爾德馬薩貝耶的洞穴裏。貝爾納黛特當年14歲，是一個窮人家的女兒，正在跟她的姐姐和一個朋友撿柴火，當這個女孩赤著腳正要跨過洞穴裏的小溪時，一個女的突然出現在她麵前，“她穿著白色的衣服，戴著白色的麵紗，係著一條白色的絲帶，每隻腳上都有一朵黃色的玫瑰”。於是她們一起膜拜耶穌，再後來聖母馬利亞就消失了。

後來就發生了十七件神奇的事情。有一次，小溪變成了泉水，貝爾納黛特喝了幾口，據說是聖母馬利亞叫她喝的。還沒到一個星期，第一個奇跡就發生了。來自盧巴亞克的三十八歲的凱瑟琳·拉塔皮把癱瘓的手臂伸進泉水裏，整條手臂就馬上恢複了正常。

1862年基督教徒證實了那些奇跡，第一次朝聖是在1873年。從那時起，盧爾德就吸引了世界上成千上萬的聖徒，現在每年有五百萬人會去那裏朝聖。泉水創造了六十個奇跡：瞎子恢複了視力，癌症病人戰勝了腫瘤，精神病患者突然變成了正常人。

我媽牽著阿什瓦德的手，來到了那個洞穴。時間還早，洞口卻已經排起了長隊。大多數是老人，時不時也會出現一些年輕人。我媽在隊伍中間看見了一群戴著白帽子的人。一開始還想讓阿什瓦德戴上白帽子，往前插隊，不過後來又想到了一個更好的主意。有一個通道是專門給殘疾人開設的，比如拄著拐杖、坐著輪椅，又或是躺在病**的人，可以直接進洞。

“你去幹嗎？”當我媽從以極慢的速度往前挪動的老人隊伍裏走出去的時候，我哥問。

“站在那兒別動。”我媽用印度語回答道。這是一個秘密的約定，一個阿什瓦德和我媽之間的秘密。我媽隻要說出那幾個字，甚至隻要說出一個“別”字，我大哥就知道我媽另有計劃。

五分鍾後，我媽推著一張輪椅回來了，叫阿什瓦德坐進去，我哥看了直搖頭。

“你想被敲嗎？”我媽說著舉起了手。“敲”也是一個神秘的詞語，我也知道。我們隻有乖乖遵守約定，才不用承擔後果。

我大哥歎了幾口氣，坐進了輪椅裏。隊伍裏的人們驚訝地看著眼前發生的這一切。阿什瓦德的腿沒有問題，其實整個身體都沒有問題。聖徒們搖起了頭，還有幾個很氣憤。奇跡可以讓人們重新站起來，而不是坐進輪椅裏。我媽對周圍反對的聲音視而不見，推著阿什瓦德一路向前，走向那個聖母馬利亞曾經顯靈的洞穴。我哥保持安靜，也許是想要避免鬧劇的發生，就跟我整個童年都在避免鬧劇一樣。

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要占小便宜是我媽的天性。然而她這麽做也是為了阿什瓦德，而且主要是為了他，為了康複，他等的時間已經夠長了。

來到洞穴裏，人們開始觸碰岩壁，有的用手指，有的用嘴唇，還有人拿著照片在牆上摩擦。照片上是生病的奶奶，又或者是躺在恒溫箱裏的嬰兒。我媽的眼裏噙滿了淚水，宛如波濤洶湧的大海，湧起一陣陣悲傷的海浪。她從錢包裏掏出看護卡，按在洞穴灰色的石頭上，輕輕地禱告起來，吟唱著歌詞，就跟在閣樓的小房間裏一樣。

這時，阿什瓦德站了起來，他很好奇，想要去摸一摸岩壁。人們突然鼓起掌來，隊伍裏也傳來一陣歡呼。一個日本女人竟然暈倒了，我媽很生氣，叫阿什瓦德趕緊坐下去。她一邊用印度語罵，一邊把我大哥推出了洞穴。

輪椅被送回到一個坐在地上的印度男人那裏，我媽答應用一頓午餐來感謝他。午餐的內容是一個羊角麵包和一小盒果醬。

我媽和阿什瓦德去的下一個地方是十七池，那裏的泉水就是貝爾納黛特曾經喝過的泉水，有治愈疾病的魔力，為了這水，我媽特地從鹿特丹趕了過來；為了這水，聖徒們從世界各地趕了過來。

阿什瓦德覺得水很涼。

其中一個池子旁邊站著一個荷蘭修女，穿著白色的長袍，說自己是修女約翰娜。

“我叫阿什瓦德，”我大哥說，“住在第貝利亞斯小巷3號，鹿特丹，郵編是3061BJ。”自從我哥記住了家裏的地址，就會把地址告訴遇見的每一個人，有時候還會加上他最愛吃的東西：“長蛇。”不過這會兒並沒有。

“您好，我是凡德奎斯特太太。”我媽說，她接電話的時候也是這麽介紹自己的。在她的護照上寫著維娜·阿魯瓦利亞，這姓我們從來沒有聽說過，是一個沒人知曉的故事，一個謎。

修女約翰娜先帶聖徒去更衣室，再把他們帶進和帶出池子。她想手把手地教阿什瓦德，我媽沒同意。

“我們是一起的。”我媽說，接著就和我哥一起進了更衣室。

我媽說得沒錯，如果這世界上有兩個人永遠屬於彼此的話，那就是我媽和我大哥。兩個睡覺都會打呼嚕的人，兩個隻需要一個字就互知心意的人，一對一輩子都會在一起的母子。每個孩子都想跟爸媽去麵包店或者銀行。阿什瓦德已經不是個孩子了，然而每次我媽要出門的時候，他都會問：“我可以一起去嗎？”

我媽先下的水，腦袋沉了下去，悶了十秒鍾。相信泉水的治愈魔力的人，就能痊愈。比如說凱瑟琳·拉塔皮、安東尼婭·莫林、維多利奧·米凱利、利奧·施瓦格、塞西爾·多夫樂·德弗蘭蘇。名單越來越長，最近安娜·桑塔尼羅也被加入了奇跡手冊。1952年她來到池邊，結果治好了關節風濕病。這個奇跡在50年後，也就是2005年11月9日才被載入史冊，就這樣，安娜·桑塔尼羅成了第六十七個在盧爾德被治愈的朝拜者。這載入史冊的時間剛剛好，要是再拖得久一點，準確地說，是三個星期零兩天，高齡的安娜就等不了了。

約翰娜修女扶著我媽從水裏走出來，隻見她渾身顫抖，嘴唇發紫，水珠滴落在**上。

這會兒輪到阿什瓦德了。他把一隻腳踩進水裏，緊接著就傳來一聲尖叫。

“右腳也進去。”修女說。

阿什瓦德搖著頭，說：“冷。”

“適應一會兒就好了。”

過了一會兒，阿什瓦德又傻笑起來，原來是看見了牆上的畫。畫上的馬利亞懷裏抱著耶穌，一隻胸**在外麵。“你好啊!”我哥大叫起來，“你好!”

我媽閉上了眼睛，等待奇跡的發生。

約翰娜修女輕輕禱告起來，就跟我媽剛剛走進水裏的時候一樣。

阿什瓦德還在盯著那幅畫，就跟看電視似的，是無聲的《海灘救護隊》。

“另一隻腳。”我媽嚴肅地說。

阿什瓦德全身上下就隻有腦袋在動，拚命搖晃起來。

我媽舉起手，說：“要被敲嗎？是不是要被敲？”

我哥又是歎氣，又是吵鬧，最終右腳還是消失在了水裏。

“很好。”修女說。

阿什瓦德像個牙齒打架的雕塑一樣站在水裏，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這是在幹嗎；也不知道我媽為什麽充滿期望地看著他，為什麽那個穿著白袍子的女人在輕聲念叨。這一切都讓人不解，即使你會看書、寫字、算算數、看時鍾，也會感到不解。

我媽雙手合十，還從來沒有跟奇跡這麽近距離地接觸過，也許她的兒子就要回來了，就跟當初生他的時候希望的一樣，是上帝恩賜的一份禮物。

“快躺下來。”修女說。

“我的天哪!”阿什瓦德不情願地坐了下去，膝蓋露出了水麵。

“太冷了。”阿什瓦德說，先伸直了左腿，然後又伸直了右腳，接著就完全消失在了水裏，從臉到胸，從膝蓋到腳趾。

最近的一次奇跡發生在1987年，法國人讓-皮埃爾·貝利的多發性硬化症被治愈了。在那之前，十一年前，十二歲的意大利女孩德莉薩·西羅麗從輪椅上站了起來，那把輪椅她這輩子都不再需要了。“信者則靈，”我媽在心裏默念，“信者則靈。”

阿什瓦德一下子站了起來，閉著眼睛，手臂和肚子上全是雞皮疙瘩，水從身上滴下來，大口喘著氣。

重生，我媽想，他重生了。

我哥睜開了眼睛，首先看見的是修女約翰娜穿的白袍子。“同性戀臭婊子，”隻聽我哥大叫起來，“肮髒的同性戀臭婊子!”

修女趕緊在胸前畫起了十字，我媽把一塊浴巾蓋在了他的肩膀上，試圖讓他冷靜下來，然而此刻的阿什瓦德根本無法平靜下來。

“同性戀臭婊子!”聲音在整個沐浴區回**起來，這會兒就連他的耳朵上也起了雞皮疙瘩。

修女又畫了一下十字，我哥罵一次，她就畫一次，這輩子她應該還沒畫過這麽多十字吧。

阿什瓦德冷得發抖，想要報仇，用手潑起水來，腳也在水裏亂踢，修女的長袍子濕了。

“阿什瓦德!”

我媽使盡全身的力氣，叫起了我哥的名字，聲音超過了潑水和叫罵聲，也超越了氣憤和虔誠，周圍一下子安靜下來。

阿什瓦德用羞恥的目光看著我媽，她的臉都濕了，分不清是淚水還是聖水。

那天下午，大巴要返回烏特勒支。在出發前還有一點購買紀念品、吃冰激淩的時間，然而我媽另有打算。隻見玫瑰旅館的服務生拿著四個行李箱，跟在我媽身後，走向洞穴旁的水龍頭。阿什瓦德問：“我們這是要幹嗎？”

“把水帶回家。”我媽說。

阿什瓦德點了點頭，不再問什麽了，總算安下心來。而那個服務生對即將發生的一切還一無所知。

自從家裏裝了水表，我們的生活就又多了一個限製。水表會計量水的用量，以前我們家每個月繳固定的水費，水隨便用；而自從有了水表，用一升就得付一升的錢，也就是說每一滴水都是錢。我媽把自來水公司的工作人員擋在門外好幾個月。要是有人敲門，我們就不許出聲，跟站在門口的是德國軍人似的。可是，我們最終仍然沒逃得掉—水表被安在了總閘上。從此以後我們就一滴水也不許浪費：每周也就隻能洗一次澡，而且每次還不能超過一分鍾；衝廁所的開關失靈了，上過廁所後要用裝著雨水的桶來衝；水龍頭下麵擺著瓶瓶罐罐，用來接滴下來的水，接到的水會被用來泡茶或者洗碗；所有的植物都被擺到了街上。我們從外麵帶水回家，比如說學校、單位裏，還有田徑俱樂部，但凡有可能的地方都不會放過。

服務生把四個箱子並排擺在地上，我媽一一打開箱子，從裏麵拿出了六個藍色的大水罐，就跟變魔術似的。沒準到了下一個城市，會從箱子裏變出一群綿羊來。

其他的朝聖者都是買裝在聖母馬利亞形狀的瓶子裏的盧爾德的聖水，當作紀念品帶回家，而我媽把六個大水罐全都裝滿了，總共一百八十升，在未來的一段日子裏水表估計是不會再轉了。

有幾個朝聖者又搖起頭來，對我媽的行為品頭論足。在我媽的耳朵裏，那些聲音跟昆蟲的叫聲根本沒什麽區別。

第二個水罐放在水龍頭下麵，已經裝滿了。服務生咬緊牙關搬水桶的時候，我媽正在給阿什瓦德理頭發。剛剛從水裏爬上來的時候，阿什瓦德的頭發給弄亂了。我媽夠不著他的頭發，因為阿什瓦德將近兩米高，我媽要比他矮30多厘米。她左手拿著梳子，右手拿著水，爬到了一個行李箱上，就這樣在阿什瓦德的頭上梳出一個中分來。那道中分梳得很直，就跟電影明星和那個深藏在我媽心底的船長的中分一樣。

我承認，想到這些，有時候淚水會從我的眼眶裏溢出來。等六個水罐全都裝滿了，我媽叫服務生把它們全都搬到大巴那裏去。

“那不可能。”服務生說。

在我媽的世界裏就沒有不可能的事情。

服務生把行李箱放在了輪椅上，輪椅還是從早上的那個印度男人那裏借來的。就這樣來來回回走了七趟，大巴也因此延誤了半個小時。看來這個服務生也無法勝任在孟買火車站挑行李的重擔。

大巴司機站在車前，拿著乘客名單。這回換了一個司機，在阿什瓦德的名字後麵打了一個鉤，名單上仍然沒有我媽的名字。

“沒錯。”我媽一邊說，一邊讓我大哥先上車。

“您呢？”司機問。

我媽回過頭，看著盧爾德，看著那個發生過無數奇跡的地方。可是奇跡並沒有在她身上顯靈，對阿什瓦德來說也一樣。

不過還是有一點安慰的，那就是那張看護卡。我媽拿出卡片，微笑地看著司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