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張嘴

De laatste mond

我媽曾經兩次上過報紙的頭條，還有一次差點兒就上了。第一次是1966年，在她出發來荷蘭的三年前。《印度時報》在報紙上印了一張照片，幾個護士圍在一個即將離世的著名電影明星的床邊，其中一個護士就是我媽。更準確地說，其中一團灰色的煙霧就是我媽。報紙掉色了，照片也失去了原有的清晰度，剩下的隻有一大團黑色(那個電影明星)和好多小灰點(六七個漂亮的印度護士)。這期《印度時報》被保存在了銀行的保險櫃裏。

隻有在極少數的情況下，我媽才會把報紙從保險櫃裏取回來，拿給客人看。來我們家做客的人基本上可以分成兩類：看不到《印度時報》頭條的人和要把報紙頭條當作神像來認真研究的人。通常情況下，客人都會指錯灰色的小點，而我媽從來不去糾正。她自豪得很，不屑於糾正。

我知道我媽是哪個灰點，她曾經在我耳邊輕聲說過：“你看那些不斷發光的灰色的點，那就是我。我當時正抓著普利特維拉·卡浦爾的手呢。”我媽是那群灰色的點點裏離床最近的一個。

而另一個報紙頭條被藏得很嚴實，誰都不許看。我也就隻見過一次，是在報紙被送來的那天，1996年12月12日，星期四。我記得那天很冷，風很猛，刮起來跟一把大鐮刀似的，有人在克拉林湖的湖麵上滑冰。我跟鄰居借了雙溜冰鞋，把自己妄想成巴特·費爾德坎普[1]。我媽和我大哥在一旁看著。我大哥不會滑冰，也不會看書、寫字、算算數和看時鍾，不過很擅長打噴嚏，有時候能連打十幾個。

1996年12月12日，我大哥又打起噴嚏來。每隔幾秒鍾，他的鼻子就要爆發一次，每隔一分鍾克拉林湖麵上就會響起一陣號角聲，那是我哥用外套的袖子擤鼻涕的聲音。

有一次我們在一家餐廳裏，主餐塔克餅配豆子和酸奶油上桌的時候，我哥的噴嚏又爆發了。我們每次出去吃飯，去的都是同一家墨西哥餐廳—位於老港口的波波卡特佩特餐廳。出門前，每個人都要喝半升自來水，因為在餐廳吃飯的時候，我們是不許點飲料的，我媽覺得餐廳裏的飲料貴到離譜。那裏一小杯可樂的價錢，可以在超市裏買兩瓶一升半的可樂，打折的時候說不定還可以買三瓶。要是服務員來到桌前，問我們要不要開胃酒，我們必須一致說“不”，就連我爸也不例外。我媽覺得飯菜也貴，不過到了餐廳不吃飯是不現實的。

在我那童年的餐廳—波波卡特佩特餐廳裏，我大哥不停地打起噴嚏來。服務員祝我們用餐愉快，這時一攤鼻涕飛向空中，落在了塔克餅上。

“沒事兒，吃不出來的。”我媽一邊說，一邊若無其事地吃了起來。

我大哥也吃了一口，不過又很快把嘴裏的東西噴了出來。

我爸失去了耐心，生氣了，說：“快別打噴嚏了，快停下。”

“不是我，”我那個不會讀書、寫字、算算數和看時鍾的大哥說，“是他。”一邊說，一邊用手指著自己的身體。

* * *

我媽沒看見那個攝影師，他就像捕獲獵物的猛獸一般繞過了我們。“一個棕色皮膚的女人，”我媽一邊說，一邊拿著報紙在手裏晃，“他想拍一個站在雪地裏的棕色皮膚的女人!”

“文森特·門澤爾，”我爸驕傲地說，“是文森特·門澤爾拍的你!”

“誰？”

“文森特·門澤爾，他給女王拍過照。”

“要是讓我逮到文森特·門澤爾，”我媽大聲嚷嚷道，“看我不用擀麵杖打他的頭。”

問題的關鍵是，照片上的我媽看起來有些落魄，衣服零零落落地掛在身上。我媽是一個非常節儉的印度小女人。以色列作家梅厄·沙萊夫曾經在《我的耶路撒冷》裏寫道：“用洗澡水洗衣服，用洗衣服的水拖地，再用拖地的水澆花。”1996年12月12日我媽穿的衣服，一開始是我大哥穿的，後來給了我二哥，然後又讓我在花園裏和工地上“折磨”了好久。在《新鹿特丹商業報》的首頁上，我媽穿的那破衣裳大概就連乞丐也不會穿。照片上，我大哥鼻涕邋遢，下巴上、外套上和手套上全都是鼻涕。

“我怎麽還有臉出門？”我媽爆發了。我們當時住在克拉林根的第貝利亞斯小巷裏，要知道這裏的每個人都是《新鹿特丹商業報》的忠實讀者。這下所有人都見識過我媽了，那個穿著破衣服的棕色皮膚的女人，那個她不想成為卻又時不時成為的女人。曆史的力量是無法抵擋的。貧窮、戰爭，還有九個哥哥姐姐在我媽的性格裏留下的不隻是一道刮痕。

“我是那最後一張嘴。”我媽曾經這樣跟我說，然後就繼續小聲念叨侵占了他們一家住的地方的穆斯林。在那個困難的時代，我媽是家裏的第十個孩子。她那時才三周大，全家人就得去逃難。我媽的媽媽壓力太大，沒有奶水。那最後一張嘴想要吃的，卻什麽也沒有，連一滴奶水也沒有。我那剛出生的媽是被一隻山羊救活的。她的大姐把她帶去了一隻山羊那裏，每天都要在那裏喝好幾次奶，就直接把我媽的嘴巴對著山羊的**喝。就這樣，我媽有了個小名，叫“撲哧”，她的九個哥哥姐姐一直是這麽叫她的，那是喝山羊奶的時候發出的聲音：撲哧、撲哧、撲哧。這是一個一直跟隨著我的故事，讓我知道我的家庭起源。

數年後我也出現在文森特·門澤爾的照片上，是為了話劇節的節目單而拍的。整個夏天我要參加一個文學項目，朗誦自己的作品，要去鹿特丹、海牙、烏特勒支[2]，還有阿姆斯特丹。相機的閃光燈亮起的時候，我的嘴角慢慢出現了一絲微笑。

“很好，”門澤爾說，“很好，很自然。”

那時，我想起了拿著擀麵杖、置身於戰場的老媽。

還有一次我媽差點兒就上了報紙頭條。這次的報紙名氣比較小，不是《新鹿特丹商業報》，也不是《印度時報》，而是小區的報紙《克拉林根之星》，每個星期會被送到各個居民家。什麽老人百歲生日，鄰居家的橘貓跑丟，香料商和肉店的廣告以及各種折扣的消息都會登在報紙上。這是我媽最喜歡看的報紙，她每個星期都會如饑似渴地趴在報紙上看半天。

在破舊的報紙頭條上登著一張騎著女士自行車的白種女人的照片，車龍頭上掛滿了購物袋。這個女人是安斯·德魯特爾，是鄧同超市的最後一個顧客。鄧同超市原本是一個小雜貨店，經營了三十年後，搖身變成了大超市的連鎖店，仿佛一條巨大的貪吃蛇。每天鄧同超市關門前，店裏常有各種各樣的促銷。

《克拉林根之星》對那個照片上的女人進行了簡短的采訪，主要是關心車龍頭上的那些購物袋裏都裝著些什麽。

《克拉林根之星》的記者問：“您都買了些什麽呀？”

安斯·德魯特爾說：“盡可能多買些唄。”

原來這個世界上還有一個跟我媽一樣的女人。

“可憐的德魯特爾先生。”我爸嘟囔道。

在采訪的最後她也提到了我媽，說我媽在鄧同超市已經買了二十年的東西，超市裏的每個人，從裝貨的工人到收銀員都認識她。她很希望成為店裏的最後一名顧客，可惜這個榮譽落到了別人頭上。

那個人就是安斯·德魯特爾。

報紙剛被送來，我媽就用印度語破口大罵。我的印度語不好，不過罵起人來可溜得很。我媽想給我們一個美好的未來，所以一直跟我們說荷蘭語，甚至有時候還學鄰居阿姨們發大舌音。然而有時候，那些七七八八的社會地位的門檻消失不見的時候，我媽嘴裏就會爆出一連串印度語裏罵人的話。也許我和哥哥們是世界上僅有的幾個知道印度語裏非婚生子女怎麽說卻不會用印度語問廁所在哪兒的孩子。

現在美好的未來到來了，我的衣服都沒有被別人穿過，我的嘴巴裏也總有吃的，然而未來似乎不夠美好，仿佛永遠都不夠好的樣子。我沒有變成我媽期盼的那個人，比如醫生、律師、會計師。每次我媽和鄰居聊天，提起這些詞應該都會格外自豪吧。

有時候我媽過於難過，就會傷心落淚，抱怨道：“我的大兒子是智障，小兒子是作家。”

那天下午，《克拉林根之星》的首頁就被丟進爐子裏燒了，我聽見我媽念了一句印度咒語。報紙其餘的部分仍會被完好地保存起來，以備她一會兒仔細鑽研，尋找各種打折消息。

“她肯定是躲了起來。”我媽一邊把燒出來的灰丟進鄰居家的院子裏，一邊說，“然後等到我把購物車推到結賬台，把所有東西都放在了傳送帶上，拿到發票時才出來。”

《克拉林根之星》上麵寫著安斯·德魯特爾是一個小學老師，卻被我媽看作一個不遵守遊戲規則的人，一個通過不公平競爭成了鄧同超市最後一個顧客的人。這個人本來應該是我媽，出現在《克拉林根之星》頭版頭條上的人也應該是我媽。在超市營業的最後一天，她每小時就進去一次。每一次，她都滿懷**地騎著自行車去店裏，再把無數個袋子掛在車龍頭上，花費很大的力氣把車騎回家。我們家的櫃子裏塞滿了吃的和用的。我爸以最快的速度又做了一個儲物櫃，然而還是無法抵擋我媽那瘋狂的購物欲。說實在的，沒有什麽能阻擋得了我媽的購物欲。但凡有折扣，我媽就得把東西全都買回家。這欲望比我媽本人還要強大，就跟毒癮犯了立刻要吸毒似的。有一次她竟然買了貓糧回來，要知道，我們家一隻貓也沒有。隻聽我媽愉快地說：“貓糧在打折。”

鄧同超市營業的最後一天，幾乎所有的東西都在打折。如果巴基斯坦要打核戰爭的話，我們家幾年都不用愁吃的和用的。我媽來來回回去了幾次鄧同超市後，把我也一塊兒叫上了。她看中了一樣東西，自己扛不回來—我最害怕的事情還是發生了，而且我還知道對我媽說“不”是不可能的。對折扣上癮的人是不會接受拒絕的，至少我媽不會。一個拒絕就會造成她的頭腦短路，後果完全無法想象。

我爸不想把那一大堆貓糧堆在家裏，大聲說：“我們養的是豚鼠，又不是貓。”我媽根本不在乎我爸的言論，在她看來豚鼠除了普通的貓糧，還喜歡吃兔子和吞拿魚。然而萊傑—沒錯，我們家豚鼠的名字是照著那個被我媽照顧過的印度電影明星起的[3]—拒絕吃被搗碎的兔肉，坐在籠子裏，躲得遠遠的。接著我媽就開始給它講戰爭期間的事，還有她的九個哥哥姐姐；更慘的是，我媽決定每個星期就隻給萊傑一片生菜葉子吃。

最後我們把所有的貓糧都送給了家人和朋友。每次有人過生日，我們就帶上一罐。我要強調的是，我們每次都會用好看的包裝紙把罐頭包好。收到禮物的人的反應大不相同：從驚訝到憤怒，從無話可說到深深的失望。後果就是我們收到的生日請柬越來越少。

到了超市裏，我媽指著滿滿一大摞威化餅，還安慰我說：“我們可以把它們都裝進袋子跟盒子裏。”聽到這話，我的內心翻騰起來，很想立馬逃走，而且要用我的腿能承受的最快速度。這時我媽說：“快點，不然別人就要搶在我們前麵了。”

我想問的是哪兒來的別人，有哪些人會因為打折而買下整整一貨架的威化餅？我覺得這樣的人根本不存在，要不就已經被關起來了。

我媽開始往購物車裏裝威化餅，為了避免悲劇的發生，我也以我媽為榜樣行動起來。店裏的人都瞪大眼睛看著我們，我媽那毫無廉恥的心也算是個奇跡了。文森特·門澤爾要是在現場，完全可以毫無畏懼地把一整卷膠卷都拍空。我想，這肯定跟我媽的過去有關，那些對饑餓年代的洶湧記憶，還有貧窮、戰爭和十張等飯吃的嘴。這不是我媽的錯，而是一種內在的力量，無法抵擋，宛如自然界的定律，像一個直射空中的噴泉。

就這樣，我們推著倆購物車的威化餅走向了收銀台，工作人員早已認識我媽，也就不覺得奇怪了。隻見她麵帶友好的微笑，說：“凡德奎斯特太太，您好，您又來了呀？”

工作人員一袋接一袋地掃描威化餅，當兩車威化餅全都掃描完畢後，顯示屏上出現了一個數字，一鍵下去數字變成了一半。我媽歎了口氣，仿佛一下子輕鬆了不少。

就在同一天晚上，萊傑的籠子打開了，我媽把手伸進籠子裏，塞了一堆威化餅進去。這一次我媽不用再開啟長篇大論，萊傑就啃起威化餅來，仿佛不吃就會有生命危險似的，也許事實也如此吧。對它來說，一片生菜葉子顯然是不夠的。

從那天起，鄧同的大門就永久地關上了。《克拉林根之星》的攝影師給安斯·德魯特爾拍了張照片。記者答應我媽會在文章裏提起她的名字，會告訴讀者她在鄧同買了二十年的東西，店裏的每個人都認識她，還有就是她非常希望自己成為鄧同的最後一個顧客。

可惜的是，人這一輩子不可能什麽都如願以償，很多時候，我們扮演著另一個人的角色，活在陰影裏，成了隱形人，原有的希望也消失殆盡。倘若我們試圖逃離命運，就會慢慢變成誰都不認識的灰色小點點。

[1] 巴特·費爾德坎普：荷蘭速滑運動員，曾是荷蘭男子速滑冠軍。

[2] 烏特勒支：荷蘭城市。

[3] 電影明星全名為“Prithviraj”，作者的媽媽取最後三個字母，給豚鼠起名為“Raj”(萊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