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旅行箱

Twee koffers

一切都是從兩個旅行箱開始的。1969年，我媽帶著兩個裝滿手鏈、項鏈和耳環的旅行箱來到了荷蘭，在護士學校的一間宿舍裏住下，當起了護士。她把箱子藏在了床底下。印度人總說那裏是藏寶物最好的地方。我媽曾經跟我說過：“強盜是不會看床底下的。”而我爸在我的耳邊輕聲念道：“在印度幾乎沒什麽人家有床。”

那兩個箱子在我媽的床底下藏了好些年，直到我爸愛上了這個充滿異域風情的女人—這就是我爸眼中的我媽。我爸是一個長著招風耳、不解風情的典型荷蘭人。我不清楚他倆之間相識的細節，況且也不想知道，還是回到箱子的話題上去吧。有一天，那兩個箱子搬到了鮮花大街上的一間小房子裏，躺在了一張雙人床下麵。

我爸是醫學生，他的那對招風耳整天就埋在書裏。我媽是護士，上班賺錢保證家裏的收入，好有錢買饢吃。我媽曾經對我說：“你爸窮得就跟新德裏的老鼠一樣。”那時我爸就會在我耳邊輕聲念道：“要是我真的是新德裏的一隻老鼠就好啦。”

鮮花大街上的房子隔音效果很差，牆壁歪歪斜斜，房子裏麵的味道比我爸的胳肢窩還臭—至少我媽是這麽說的。而現在已經沒有辦法驗證這話的真實性了：大街上的房子都拆了，我爸媽原先住的地方蓋起了高樓大廈。時間真是一個可怕的貪食者，一個永遠都吃不飽的雜食動物。我爸胳肢窩的臭味是一點也沒有減退，仿佛永遠也不會消失一樣。據我媽說，這跟我爸的工作有關。我爸是一名病理學解剖專家。

“這是什麽味兒啊？”我媽經常在飯桌上問這個問題。

“嗯，”這時我爸就會說，“印度咖喱雞味。”

我媽說：“我聞到了屍體的味道!死人的味道把我弄得一點食欲都沒有了。”

爸爸把鼻子湊近盤子，說：“這印度咖喱雞可真香啊。”

“是你胳肢窩的味道，”我媽說，“屍體的臭味都飄到你的胳肢窩裏了!你得夾緊手臂，把胳肢窩合上!”

隻要我一想起從前，眼前就會浮現出我爸坐在餐桌的主位上，手臂緊緊地貼在身上，刀叉懸在半空中的樣子。小時候我從來沒有去過爸爸上班的地方，就怕看見他整條手臂連同胳肢窩插在屍體裏的樣子。

住在鮮花大街上那座隔音效果極差、歪斜、惡臭的房子裏並非長久之計，於是爸媽打算去找一座新房子。我媽在月裏河小巷就找到了一座，位於鹿特丹的高級小區克拉林根。小巷的81號是一座三層別墅，外帶一個大花園和一位租客格裏森先生。我從來沒見過那位格裏森先生。我出生的時候，他一邊尖叫著：“她是魔鬼!她是魔鬼!”，一邊從房子裏逃走了。

月裏河小巷的那座房子很貴，不過我媽還是還價成功。我媽買什麽都還價：衣服、家具、冰箱、洗衣機、雞胸肉。還價是她的一種愛好，更確切地說，是一種運動。我的半個童年都是在商店和商場裏度過的，等待著銷售人員給商品降價。我記得在一家賣床的店裏，我媽對店裏的那個員工說：“在印度這價錢都能買一百張雙層床了。”我得極力控製自己，不把印度根本沒有雙層床的事實說出來，一切按照我媽的吩咐做。我躺在一張床墊上，不收到我媽的指示，絕不起來。已經是下午四點半了，我們在店裏足足待了六個小時。那個銷售人員累得就跟打了12個回合拳擊賽似的，我媽的臉上浮現出勝利的笑容，最終的成交價在原價的基礎上打了兩折。

賣月裏河小巷那座房子的中介也被我媽打敗了。情況是這樣的，我媽想要用那兩個旅行箱來換那座房子。中介完全不明白我媽的意思，說：“您隻能用現金結賬。”聽了這話，我媽氣壞了，大叫道：“你這是在羞辱我，在印度用這兩個箱子能買下一整座城市了!”

中介的工作人員看著那兩個箱子，額頭上出現了深深的皺紋，眼神也越來越悲傷，也許心裏正盤算著另找一份工作。我覺得，但凡遇到我媽的人，應該都下了同樣的結論，覺得在人生的道路上選錯了岔口，拐錯了彎。

我媽把中介工作人員的沉默當作了讚同，數起箱子裏的首飾來：鼻環、腳踝鏈子、手鏈、耳環、項鏈，竟然還有一個黃金皇冠。

中介工作人員絕望地看著我爸，不過我爸很清楚自己不該開口，隻能呼吸和點頭，而點頭也隻許在支持我媽的觀點的時候出現。

中介員工小心翼翼地說出了房子的要價，我媽聽了直搖頭，把要價除以二，又減去一萬，換算成盧比，再除以二，才說出了最終的結果。

我爸扶住了中介工作人員，在他耳邊輕聲念道：“沒事沒事，一切都會好起來的，你就想著跟她結婚的人不是你就好了。”

後來他們又去看了好多房子，每一次我媽都試圖砍價。中介工作人員倒是沒有再次暈倒，隻是在每一次看房後都要在房子前麵的石頭台階上休息一下，看上去就跟打了12個回合拳擊賽似的。

最後，我媽還是把兩個箱子裏的首飾全都賣給了鹿特丹最好的首飾店，用賣首飾換來的錢買下了月裏河小巷81號。

對這筆交易提出疑問的人，可得具備極佳的反應能力，否則一不小心就會被我媽的擀麵杖擊中。我還記得小時候家裏會時不時吃不上卷餅，就是因為擀麵杖壞了。

我記得我爸當時的模樣：經常舉著一包冰塊敷在額頭上，嘴裏一直抱怨著：“我要是新德裏的一隻老鼠就好了，我要是新德裏的一隻老鼠就好了……”

在月裏河小巷的房子裏，爸媽的床下麵已經沒有旅行箱了，取而代之的是其他價值連城的東西，比如從長輩那裏遺留下來的顯微鏡，還有好多袋大米。我爸終於畢業了，卻拿著實習醫生的工資。據我媽說那工資就跟孟買火車站行李搬運工賺的錢差不多。

我是在孟買出生的。我一直覺得我的兩個哥哥在荷蘭出生，而我在印度出生是個謎，還有就是為什麽我媽在孟買生我的時候我爸卻在鹿特丹。我猜這跟機票折扣有關。折扣對我媽來說有著無窮的魅力，就跟引逗公牛的紅布一樣。

這是我想象的情景：印度航空公司讓小孩免費坐飛機。去程的時候買一張票三個人飛，回程的時候買一張票可以四個人一起飛。我爸得待在家裏，這是他自願的，並不是被我媽逼迫的。

我一從我媽肚子裏出來，我叔叔夏爾馬就給我爸打了電話。一開始我爸還以為我是個女孩。我媽說他就是個聾子，隻聽得見他自己想聽到的東西，而我爸輕聲在我耳邊念道：“電話裏有鳥叫聲。”我媽說：“身體香露就是一個你爸從來都聽不到的詞，香皂也一樣。‘你能去洗個澡嗎？’是一句你爸從來聽不到的話。”

扯遠了，讓我們再次回到那兩個旅行箱上。我媽用它們換來了克拉林根裏一座威嚴的別墅。我爸媽住一樓和二樓，格裏森先生住閣樓，一切都進展順利，直到我媽學會了荷蘭語裏“租戶保護政策”這個詞。這個詞是從格裏森先生的嘴裏冒出來的，我媽聽了氣急敗壞，大叫道：“租戶保護政策!”這個詞從她嘴裏說出來，仿佛是一種危險的性病，“從我的房子裏滾出去!快，從我的房子裏滾出去!”然而格裏森先生並沒有離開，而是又待了三天。

第一天，我媽在花園裏燒黑色的垃圾袋。滾滾的黑煙飄向空中，我媽大聲嚷嚷道：“鬼魂快走!格裏森先生凶惡的靈魂快走!”淩晨三點，我媽拿著掃帚敲打天花板，還念起一段在印度送別臨終病人的經文。

第二天，我媽去了克拉林根森林裏的小農場，偷了些奶牛的糞便回來。她想要新鮮的糞便，差點就被別人識破了。因為當時一個小孩子突然大叫起來：“媽媽!媽媽!那個阿姨把貝拉[1]的大便裝進包裏了。”一到家，我媽就戴上了打掃衛生的橡皮手套，開始給樓上的租客做餅幹。

第三天，格裏森先生拉肚子，我媽拉了水閘，仍然不停地拿著掃帚敲天花板，念著那段印度傳統經文。

第四天，我媽做了一頓豐盛的美餐來感謝印度眾神，因為格裏森先生突然搬走了。

就這樣，那兩個箱子的價值提升到一整幢沒有租客的別墅。

我爸媽在月裏河小巷裏住了十年，家裏也沒有再添人口。我媽媽辭了工作，在家全職照顧三個兒子。我爸成了醫生，賺著和“班加羅爾[2]人力車夫”差不多的工資。

我的童年還算不錯，不過這也許是因為我還太小，很多事都還不明白。我以為我們擁有一個正常的家庭，以為每家都有一個跟我媽一樣的媽和一個整天抱怨“要是我是一隻老鼠就好了”的父親，這個“老鼠”不是在新德裏，就是在鹿特丹，又或者是在代芬特爾、古斯[3]。

大哥智商有問題，是家裏唯一認為以下事件完全正常的人：坐在桌前、手臂緊貼身體的我爸，在花園裏燃燒的垃圾袋，以及被擀麵杖追打的中介工作人員。最後一個場麵發生在賣房子的時候，準確地說是我爸媽搬來月裏河小巷81號的十年後。

我媽看上了一座更好的房子，是一座有私人車庫、花園和湖景的別墅。“這樣的房子我們一輩子都買不起。”我爸說。我媽立刻反駁道：“是你一輩子都買不起。”

我媽的計劃是把月裏河小巷的房子以高價賣出去，用賺到的錢去買那座別墅。這回他們雇了一個新的中介工作人員，已經不是先前那個把月裏河小巷的房子賣給他們的人了。也許那個中介工作人員現在已經當起了圖書管理員，每天徘徊在死亡般的沉寂中，徜徉在無邊無際的書海裏。

那個新的中介工作人員說我媽想要的賣價“不合理”，一開始我媽似乎不認識這個詞，還去查字典來著，查完字典，就拿著擀麵杖大叫著衝了進來：“不合理？給我滾出去!”那語氣，就跟“不合理”是一種性病似的。

我爸看了，說：“快跑!”

中介工作人員立刻從椅子上跳起來，朝前門飛奔過去。

我大哥大叫起來：“加油媽媽，加油媽媽。”

我和二哥羞愧地沉默起來，從此也明白我們這一家並不是正常的一家。

那個中介工作人員再也沒有回來，於是我媽決定靠自己的力量把房子賣了，每個星期都會有人從我們家飛奔出去。我媽小時候是一名優秀的運動員，床頭櫃上還擺著好些個大獎杯。獎杯都生鏽了，然而我媽的腿還很健碩，都四十歲的人了，還能跟個小惡魔似的健步如飛。她有時候會抓住潛在買家的衣領，使出慣用的抱怨手段：“就這價錢，在印度還買不到一個鐵盤子。”

家裏的走廊都要被踏平了，這時，出現了一個老人，出的價錢在我媽看來完全可以接受。老人其實分別報了價格給我爸媽，而我媽總是有理的那個，於是就以別墅價錢的兩倍賣掉了他們住的房子。我媽有可能是荷蘭作家威廉·弗雷德裏克·赫曼斯的家人。赫曼斯也總是有理的那個，經常為了錢而吵架，不過吵架的對象不是中介，而是出版商。我記得有一封關於出版預付款的信，格爾特·盧貝爾胡森—就是幫赫曼斯出書的“忙碌的蜜蜂出版社”的出版商—在一封信裏寫道：“我隻是去掉一個零而已。”就衝這句話，我媽肯定能給出“極佳”的反應。她會拿著擀麵杖衝進阿姆斯特丹的出版大樓裏，把那個去掉的零打在盧貝爾胡森的腦袋上。

就這樣，他們把別墅買了下來，我媽的一個朋友用一輛藍色的小貨車來幫他們搬家。專業的搬家公司太貴了，在印度，這些公司根本就不存在。那輛小破車在月裏河小巷和第貝利亞斯小巷之間來來回回開了三十七趟。

在過去的十年裏，我媽養成了一種可怕的收藏癖。她仿佛一名忠誠的士兵，極力地保護著垃圾。別人丟在街上的，我媽就把它們帶回家。比如壞了的收音機，生鏽的自行車，破舊的家具，全都被她拖回了月裏河小巷。有一天她要把這些東西全都帶到印度去，和那裏的同胞一起分享這份快樂。這是我媽的一個夢想，她相信那些窮人、棄兒，除了一副身體架子什麽都沒有的人不管看到什麽都會滿心歡喜，就連一台沒有了屏幕的電視機也不例外。

我媽那遙遠的過去一片漆黑，我知之甚少，羞愧是一把鎖，緊緊鎖住了她的嘴巴。有時候她半夜醒來，因為夢見自己乞討的樣子—這已經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她張開嘴巴，一聲尖叫，夜晚的黑暗仿佛成了一種撫慰，比起那因為過去的回憶而形成的黑暗要淡了好幾百倍。

第貝利亞斯小巷的居民們害怕地躲在窗戶後麵，看著我們搬家。在他們眼裏，那輛藍色的小車就是一輛垃圾車。一堆又一堆的貨物被運到房子前麵的台階上，很快就出現了一座電器、自行車和家具堆積而成的小山。而那座小山到了第二天早晨日出的時候仍然在台階上。搬家已經持續了二十八個小時，每運一趟，我爸就嚷嚷道：“我再也不搬家了!”

後來我爸媽又搬了三次家，準確地說是兩次半。

在我的第一部小說問世的那一天，也就是2005年2月24日，我爸媽宣布他們要移民加拿大。多倫多的一家醫院請我爸去那裏就職，我媽覺得工資比之前強多了，對印度人來說還是挺可觀的。

仿佛皇室家族一般，我爸媽坐了好多趟飛機去了多倫多。說他們像皇室，並不是因為他們折騰的路程，而是因為我媽光是打包箱子就用了三個月的時間。當我爸已經到達了大洋的彼岸，開始了在那裏的工作和生活，我媽還在沒日沒夜地打包所有的收藏品。白天她騎車去鹿特丹超市，把超市裏的空箱子全都拿回家，晚上就打包箱子。曾經裝著巧克力、咖啡和水果的箱子，現在全都裝滿了我媽撿來的垃圾，從別人不要的電視機到騎破了的自行車坐墊。

當年，我媽是帶著兩個行李箱從印度出發的，而當她要出發去加拿大的時候，兩個集裝箱都不夠。這次移民要帶走的東西實在太多了，就跟要供給整個軍隊似的。

我爸在臨時新家裏歡迎我媽的到來。新家是一間公寓，所在的小區裏經常有穿著皮褲的男人[4]出沒。我爸根本就買不了房子，據我媽說他不夠資格，這才被趕到一間出租公寓裏。

我媽經常說：“他就整天生活在男同性戀之間。”

“這裏很便宜。”我爸說，他已經開始漸漸相信自己很窮的事實。簡短地說，他的生活是這樣的：他的妻子曾經帶著珠寶從印度來到了荷蘭，買了一座房子，接著又買了兩座。而他拿著博帕爾[5]的裁縫的工資……這個故事維持著我們家的安靜祥和，這樣我爸就能跟其他爸爸一樣，坐在沙發上看報，不用遭受擀麵杖的侵襲。

很快我媽就找到了一個新的住處，在布洛爾大街上，位於得體的羅斯代爾小區，一個擁有遊泳池、健身房和圖書館的小區。這次搬家造成了四個電梯嚴重的堵塞，一整天無數個箱子被運到二十三樓。一個年紀較大的女人問我媽：“您這是要開超市嗎？”而看門的大叔可機警多了，一下子就看出我媽是個什麽樣的女人，一見到這樣的人最好的辦法就是趕緊逃走。

喬治是個個頭矮小的老人，戴著一副象牙眼鏡，整天坐在小區辦公室的接待處。他的工作是歡迎居民(“早上好，韓德森女士!祝您有個好心情，格林諾先生!”)，還有就是偶爾接聽電話。對喬治來說，這份工作簡直完美，他可以整天坐在椅子上。時間就這樣一分一秒地過去了，他退休的日子也越來越近。直到我媽出現在他麵前。跟其他的小區居民一樣，我媽也得繳物業費，不過是唯一下了“看門大叔其實就是個奴仆”的結論的人，換句話說，看門大叔不過是印度有錢人家的高級奴隸罷了。

“喬治啊，”我媽命令道，“你能把這些香蕉包裝箱送到我們家去嗎？”要不就是：“我養的花兒就要死了，你可別忘了給它們澆水啊。”還有：“那什麽，我老公又得買身體香露了。”

後果是，喬治隻要聽到我媽的聲音回**在鋪著大理石的回廊裏，就會躲起來。喬治不是唯一的看門大叔，而碰到其他人輪班，我媽就隻會問：“你們知道喬治在哪兒嗎？”這時其他看門的大叔就會說，喬治要到下午或者晚上才會來。

很多個寒冷的冬天和漫長的夏天過去了，這時喬治迎來了一生中最好的消息：我爸媽要搬走了。那時喬治正坐在前台，聽見我媽跟一個女鄰居說：“我們要搬家了。”說著還介紹起新房子來：兩間浴室、高高的天花板，還有一間日光浴室。當我媽說“當然了，我們會非常想念喬治的……”時，喬治立刻從椅子上跳起來，眼裏噙著淚水。

在羅斯代爾小區住了三年，我媽覺得是時候搬家了。她發現了一座全新的豪華公寓，就在西奈山醫院的旁邊。住到那兒，我爸就能走著去上班了。現在他每天得騎二十分鍾自行車，穿梭於這個百萬人口的大都市，下雪天和零下15攝氏度的天氣也不例外。(自行車是我媽在羅斯代爾小區的車庫裏偷的。車庫裏有兩輛破舊的自行車，坐墊上覆蓋著一層厚厚的灰塵。正好，一輛給我媽，一輛給我爸。我一閉上眼睛，就看見一把被鋸子鋸開的鎖。我爸站在一旁等著，嘴裏念念有詞，祈求印度眾神：“讓我老婆的智商快快還原吧。”而我媽正勇往直前地繼續偷車。我一睜開眼睛，眼前就浮現出這些文字，同時希望自己沒有做錯什麽，畢竟我還是要維護我爸媽的。)

當喬治一天天好起來的時候，我爸媽找到了一個項目開發商，挑選了浴室的大理石、木地板和牆麵的顏色。就連廚房也能根據自己的意願來設計：廚房的桌麵可以是花崗岩的，也可以是大理石的；櫥櫃可以是紅色的，也可以是檸檬黃的。四個月後一切準備就緒，那個位於四十層的嶄新公寓終於交房了。

然而，我爸媽並沒有搬家，對外他們一直聲稱是因為公寓的客廳太小，新遊泳池沒有窗戶，還有就是幾乎所有的鄰居都不會說荷蘭語或印度語。我媽對這類人並沒有什麽成見，隻是不喜歡不懂她的人。隻要身邊有幾個這樣的人存在，就可以超過我媽對所有這類人加在一起的“成見”。

而他們不搬家的真正原因是我媽覺得搬家太貴了。從鹿特丹到多倫多的搬家費用是我爸的單位出的，而在多倫多市內搬家就得自己掏腰包了。當我媽看到專業搬家公司的報價時，以最快的速度丟掉了手中的房鑰匙。中國有句俗語叫“撿了芝麻丟了西瓜”，用這句話來總結我媽的經營理念簡直完美，我爸的命運也由此越來越悲催。

幸運的是，他們在羅斯代爾的公寓還沒有賣掉。喬治知道了，傷透了心。當他聽我媽說“我有一個大好消息，我們不搬走了”的時候，一下子癱倒下去，在醫院裏躺了一個星期。出院後又回到了原來的崗位，可是再也沒有回到從前那個生龍活虎的樣子。

我媽又開始找新的中介，她不想跟那個原本要把他們在羅斯代爾的公寓賣掉的中介合作了，邏輯這回事在印度是不存在的。

很快，我媽就找到了一個新中介，隻是找到賣家就沒那麽容易了。美國的報紙上已經出現了人們付不起貸款的新聞，而我媽的要價比房子的原價高出了十萬美金。“這是整棟樓裏唯一出售的公寓。”這是我媽給出的理由。中介的工作人員嚇了一跳，把目光投向了我爸。而他還跟從前一樣，不許說話。

結果奇跡還是出現了，七個月以後公寓居然賣掉了，是一個上海的百萬富翁給他的女兒買的。那個女兒在不遠的將來會走在我爸媽挑選的核桃木地板上，打開放得下好多鍋子的紅色櫥櫃，而那些鍋子有著很好的防燙功能；洗完澡後會踩在我爸夢寐以求的浴室的灰色大理石上。

就這樣，那兩個行李箱又增值了10萬美金。

我媽又去看了一座公寓，當時我爸在歐洲出差，順便來意大利看我。他第一次把孫子抱在懷裏，孫子就吐了他一身。我媽在電話裏說：“那是屍體的味道。”我爸在他的孫子耳邊輕聲念道：“隻要別跟印度女人結婚，你就會幸福一輩子。”

我那一個半月的兒子，小手像海星似的，瞪大眼睛直愣愣地看著前方。他什麽也不明白，現在聽到的看到的一切，將來全都會忘記。以後我會告訴他，他的奶奶因為嫌機票貴，不來看自己的孫子，與此同時卻在跟一個中介看一座大房子。吃飯的時候，我爸說：“她又看中了一座房子。”說這話的時候，他的手臂是放鬆的，然而刀叉仍然不利索地懸在半空中，還接著說：“那房子要價300萬美金。”

我閉上眼睛，看到了我媽。她把偷來的自行車停靠在公寓樓的牆上，彎下腰解開褲腿上的橡皮筋。橡皮筋是用來防止褲子卷進鏈條裏的。中介的工作人員正在耀眼的大廳裏等我媽。她趕緊把橡皮筋塞進了口袋裏，跟中介的工作人員握了握手。沒過多久，兩人就上了電梯，噌噌噌地上了樓。中介的工作人員打開大門，這時一片廣闊的空間出現在我媽眼前。我媽走了進去，就在樓價飆升、信用危機的時候，我媽參觀了浴室、臥室、精美的廚房，還有可以看到安大略湖景的客廳。

沒有人真正看到過那兩個旅行箱裏的東西：珠寶、手鏈、項鏈，還有耳環。

“真漂亮。”我媽說。

[1] 貝拉：奶牛的名字。—編者注(本書如無特別說明，均為編者注)

[2] 班加羅爾：印度南部城市。

[3] 代芬特爾、古斯：均為荷蘭城市名。

[4] 穿著皮褲的男人：這裏指的是男同性戀。

[5] 博帕爾：印度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