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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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兩側高高的隔音屏障，讓人陷入一種錯覺：隔音屏障不是死的，而是一種有意識的生物，可以隨時按照它自己的意願打開。
灰色的雲彩下麵映入眼簾的是鮮豔的綠色。在依然跟紅葉無緣的群山前麵，阿久津以每小時八十五公裏的速度，駕車行駛在名古屋到神戶的高速公路上。過了京都東出口以後，有一種來到了外地的感覺。
11月14日，阿久津決定去現場觀察一下。他無論如何都要做這件事，為的是把在這裏發生過的事件深深地刻在心上。
費了那麽大勁才問出了兩個人名，沒想到一個都沒掛上鉤。特別是上東忠彥跟關西地區的地下交易網絡有聯係這個事實，使阿久津受到很大衝擊。“您連上東忠彥都不知道嗎？”從西田的口氣可以知道上東忠彥是個大人物，但一問鳥居，鳥居連一點反應都沒有。這使阿久津產生了一種不祥的預感。
“重建項目百分之百由他承擔”“就連都市銀行的高管都得定期去拜見他”“建築業的交易中介人”，在這樣一個人身上，找不到跟暴力團係統和半島勢力的地下交易市場的關聯，是無法解釋的。特別是在關西地區，更無法解釋。
前天，阿久津終於在大阪警察本部搜查第二課一位退休刑警那裏看到了上東忠彥的名字。不過，並沒有找到跟銀萬事件有關聯的任何線索。上東忠彥的名字出現在那位退休刑警繪製的一份很舊的出資違法者係統圖上。在“消費者金融”這個項目下麵，有一個箭頭指向上東忠彥這個名字，但那件事並沒有立案，上東忠彥從中起的作用是什麽，也沒有說明，甚至連他的出生年月日都沒有。
阿久津的采訪本上記錄著那位退休刑警說過的話：這個人大概是個假部落民[1]吧。在跟競標有關的案子上，倒是經常聽到他的名字，不過沒聽說他幹過偷盜之類的事。他本人也不是部落民地區出生的。上東忠彥這個名字說不定是個假名字。
退休刑警這些話沒有提供任何線索。現在幾乎聽不到所謂部落民問題了，但在昭和時代，打著部落民解放運動的幌子集資的人確實有不少。如果就連上東忠彥這個名字都是假的，距離真相就更加遙遠了。
這回用不著鳥居催促，阿久津自己就很著急。金田哲司、狐目男、吉高弘行、上東忠彥……這些線索已經達到構成一個特輯的標準了。但是，既然跟上麵提到的那些人一個都沒接觸過，寫出的報道也就跳不出臆測的範圍。
距年末特輯連載還有一個多月的時間。連警方的特別搜查部都沒有介入股價操控團夥，要想弄清楚其黑暗內幕非常困難，描畫出跟銀萬事件所有相關者的關係圖，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真的毫無辦法了嗎？阿久津決定再到犯罪現場去一次。
阿久津駕駛著報社的本田飛度到達高速公路大津服務區以後，花了很長時間才找到一個停車位。從車裏一出來，他立刻被眼前美麗的景色吸引住了。
東北方向是扇形的琵琶湖，它應該是這個服務區最引人注目之處。嶄新的長椅一共有八個，都坐著人。還有幾個正在拍照的中國人。服務區的主建築一點都不顯得舊，看上去還是新的，裏邊還有餐館和小賣部。這個高速公路服務區，成了一個小小的旅遊勝地。
來到一塊上麵寫著“請您感受琵琶湖之美”的地圖牌子旁邊，阿久津扶著欄杆，默默地眺望琵琶湖。天空有雲，但不厚。反射著微弱陽光的湖麵上，兩艘白色遊覽船在緩緩移動。離遊覽船不遠的地方，許多帆板張著五顏六色的風帆，在風中自由自在地航行。
三十一年前，眼前這美景也同樣存在，也同樣迷人。那個狐目男，也許就在這裏欣賞過這美景。
1984年10月上旬到下旬，發生了在萬堂糕點公司生產的糖果裏放入劇毒氰化鈉的大規模無差別殺人未遂事件。對於這個史無前例的事件，報紙連日在第一版顯著位置給予報道，電視的綜合節目也每天播出，並以特別節目的形式吸引國民的眼球。不用說，周刊雜誌也不甘落後。犯罪團夥開始被媒體稱為“人民公敵”。
但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整個社會陷於恐慌和混亂，對於“黑魔天狗”來說，是最好的保護傘。就在萬堂糕點的受害成為社會的關注焦點時，他們在背後向著其他企業亮出了獠牙巨齒。
11月7日，大阪市內的希望食品公司的一位高管收到了一封恐嚇信。“希望食品事件”，實際上是整個銀萬事件中，警方與犯罪團夥之間最後一次交鋒。這次交鋒的序幕，就是這封很長的恐嚇信。恐嚇信的前半部分是幼稚的虛張聲勢，後半部分是詳細的指示。
“摧毀你們希望食品公司是很簡單的一件事。我們有長槍，有手槍，有炸藥，有鹽酸，有氰化鈉，但是，警察隻有手槍。我們比警察厲害得多。”
罪犯的詳細指示如下：一、準備兩個挎包，每個挎包放入五千萬日元現金，必須全部為舊鈔票；二、派總務科兩名職員，拿著裝有現金的挎包，駕駛一輛白色麵包車；三、於11月14日晚上7點半，進入我們指定的京都市內的日式餐館等待聯係；四、那兩個總務科的職員要隨身攜帶關西地區的交通地圖和京都、大阪府的北攝地區、兵庫縣的阪神之間的地圖；五、當天晚上8點，那兩個職員要給希望食品公司駐大阪府吹田市的辦事處打電話；六、我們將於11月9日或12日的晚上8點給那個辦事處打電話，如果你們肯出錢，就在11月14日晚上8點接到那兩個職員的電話以後，把我們的指示傳達給那兩個職員……在這封恐嚇信裏，罪犯也同時裝進了在防汛器材倉庫錄製的銀河公司的社長菊池政義本人的聲音，以及注入了氰化鈉的希望食品公司生產的燉牛肉調料。
希望食品公司的高管們在位於奈良縣的培訓中心召開緊急會議商量對策，並於11月9日下午3點向大阪府警察本部報警。五個小時以後，希望食品公司駐大阪府吹田市的辦事處接到罪犯的電話。那裏的職員按照警方的指示應對，一場由警方直接指揮的假交易開始了。
另一方麵，11月13日淩晨1點15分，警方與媒體之間締結了報道規製協定，規定沒有警方的同意，媒體不得披露任何關於事件的消息。在沒有人質被綁匪綁架的情況下締結這種協定，是沒有前例的。那時候雖然媒體方麵意見並不完全一致，但在警察勢在必得的氣勢麵前，再考慮到受害企業已經疲於奔命，媒體方麵除了簽署這個協定，別無選擇。
阿久津通過反複傾聽當時駐大阪府警察本部記者水島的介紹，反複閱讀當時的采訪記錄，對發生在三十一年前的“那一天”的事情，就像自己親身經曆過一樣，記得清清楚楚。
1984年11月14日上午11點，擔任搜查指揮的大阪府警察本部，向接受了報道規製協定的記者們宣布：大阪府、京都府、兵庫縣、滋賀縣、愛知縣、岐阜縣共六個警察本部，將出動九百二十四名警察、兩百零八輛警車。對於一個恐嚇事件，動用人數和裝備的規模是空前的。記者們經過八個月的日夜奔波已經疲憊不堪，他們看到警方這次動真格的了，紛紛開始打腹稿，準備寫一篇“罪犯被一舉抓獲”的報道。
在大阪府警察本部二樓，有五家全國性大報、兩家通訊社和NHK共八家媒體的常駐記者。他們的辦公室對麵是宣傳室，宣傳室旁邊有一個大房間，通常記者們都聚集在那個大房間裏，但這天與往日不同，記者們都聚集在辦公室旁邊的會議室裏了。五六十個記者擠在會議室裏，在異樣的熱烈氣氛中，等待著警察本部內部的有線廣播喇叭播放的實況信息。
下午6點10分，也就是大阪府警察本部搜查一課課長等指揮官在四樓的綜合對策室等了三個多小時以後，有線廣播喇叭裏傳出“運送現金的白色麵包車從希望食品公司總公司出發了”的聲音，漫長的一天開始了。白色麵包車裏坐著裝扮成希望食品公司總務科職員的兩個刑警。一個是特別搜查隊的，機智敏捷，另一個是機動搜查隊的，開車技術特棒。他們都是三十多歲的精銳。
約四十分鍾以後，運送現金的白色麵包車到達距罪犯指定的京都市內的日式餐館三百米處的待命地點。多名刑警假扮吃飯的客人進入了那家日式餐館。晚上7點半，兩位刑警從白色麵包車上下來，也進入了日式餐館。
晚上8點21分，正如罪犯預先告知的那樣，希望食品公司駐大阪府吹田市辦事處的電話鈴聲響了。手握電話聽筒的公司高管聽到的是從錄放機裏傳出的一個男童的錄音。
“到京都去，走一號線……兩公裏，公——交——車——站，城——南宮——的，長椅的，靠背的，後麵……”
錄音播放了四遍，用時一分十六秒，罪犯掛斷了電話。大阪府警察本部二樓會議室的有線廣播喇叭傳出的聲音是“罪犯來電話了”。記者們**起來，在辦公室裏的記者們也紛紛跑到會議室裏來。大阪府警察本部的參事官飛跑進來，告訴大家電話是一個男童的錄音，然後又飛跑出去。
警方對“黑魔天狗”的天王山之戰揭開了序幕。
晚上8點半多一點，按照罪犯的指示，負責運送現金的兩個刑警在京都市城南宮公共汽車站長椅靠背的後麵，發現了一個貼在那裏的茶色信封。信封裏是一紙“指示書”和一張名古屋到神戶的高速公路大津服務區的地圖。其中一個刑警利用藏在胸前的小型無線通信機小聲念了一遍罪犯的所謂“指示書”，向指揮部通報。
“你們被人監視了，趕快上名古屋到神戶的高速公路。從京都南入口上去，朝著名古屋方向，以每小時八十五公裏的速度，前進！”
“指示書”上還寫著：
“到了高速公路大津服務區以後，把車停在殘疾人專用停車場，然後到觀光指南板後麵，取下貼在那裏的一封信，並按照信裏的指示去做。”
聽到這個消息，很多刑警仰天長歎。
事件搜查本部投入了大量的警員和警車，在有報道規製協定的前提下，確定了逮捕罪犯的地域，其實存在很大問題。首先是當時還不普及的數碼式無線電通信設備的配置問題。雖然從東京警視廳借來了二十部無線通信機，但遠遠不夠使用。更為嚴重的問題是，當時全國僅有的四台可移動式數碼中繼機，警方隻借到一台，其餘三台留在了東京。
由於犯罪團夥事前指示希望食品公司準備京都以西的地圖，警方就把那台數碼中繼機設置在了京都西邊的生駒山上。如果能再借一台，就可以設置在京都東邊的比叡山上。也就是說，罪犯不管把運送現金的白色麵包車指揮到京都的東邊去還是西邊去，都可以利用不必擔心被竊聽的數碼式無線通信機及時取得聯係。
“結果，東京那幫家夥隻考慮保衛首都，隻考慮政治。關西地區不管發生多大的事件，在東京那幫家夥的眼裏都隻不過是刑事案件，沒有什麽大不了的。如果不是那樣的話，怎麽會把三台數碼中繼機都留在了東京呢？”
水島喝醉以後曾在阿久津麵前大發牢騷。其實，現在日本的現實情況依然如水島所說，怎麽說大阪也隻不過是一個地方城市。
由於大阪地位不及東京，就造成了無法挽回的失敗。
在缺少一台數碼中繼機的情況下，事件搜查本部隻好命令警員在比叡山上用老式的模擬信號式無線機通知附近的其他警員，再通過接力方式傳達命令。
果然是怕什麽來什麽。犯罪團夥指揮運送現金的白色麵包車向跟事先提供的地圖相反的方向移動，用的是跟7月裏發生的又市食品事件相同的手段，而這種手段是搜查本部預料到了的。總之一句話，當時至少需要兩台可移動式數碼中繼機。
阿久津回憶到這裏，向著大津服務區主建築走去。主建築裏有餐館，也有小賣部。連接出入口的台階前邊有一個小超市，還有擺著京都有名的八橋米餅的帶輪子的售貨台和賣串燒、烤腸的移動售貨車，吸引著眾多遊客。在觀光指南板後麵，衛生間的前麵有鐵欄杆。
觀光指南板上，在“祝您在滋賀旅遊更愉快”的標語下麵，有地圖，還有旅遊勝地的照片。當然，這些都不是三十一年前的東西，但為了萬一能用上，阿久津還是用數碼相機照了下來。由於觀光指南板換了地方，阿久津知道這已經不是三十一年前罪犯貼“指示書”的那塊了，感慨的同時又覺得有點異樣。不過這種異樣也就是心情的問題，沒有清晰地描畫出具體的輪廓來。
阿久津沿原路返回，看到了三個排列在一起的電話亭。現在看上去十分平靜，但是，在三十一年前，在這個大津服務區，發生過緊急情況。
運送現金的白色麵包車到達大津服務區之前十分鍾，作為先遣隊的特別行動隊的刑警發現了一個在晚上也戴墨鏡的可疑人物。那個可疑人物手裏拿著公用電話，卻不打電話，而是一直盯著觀光指南板。刑警走近可疑人物，可疑人物猛然回過頭來，刑警驚呆了。
狐目男！
雖然大邊框眼鏡換成了茶色墨鏡，但擋不住那雙獨特的又小又細、吊眼梢的眼睛。黑夾克，戴帽子，服裝也換了，可身高和年齡是換不了的。特別行動隊的刑警確信這個人就是狐目男，因為太巧了，在又市食品事件中，在列車上見過狐目男的，就是這個刑警。
“我想對他進行查問！強烈要求搜查本部批準！”
刑警回到自己的車上，緊握無線機向搜查本部請示。在重要的犯罪現場再次出現的可疑人物，十有八九是犯罪團夥的成員，而且是警察見過的唯一的可疑人物，再放過他可能就永遠也找不到了。
當時在大津服務區待命的刑警們心情是一樣的，都要求對狐目男進行查問。狐目男曾經讓日本警界水平最高的大阪府警察本部搜查第一課的刑警們大丟麵子，而現在狐目男就在眼前！刑警們遭到犯罪團夥的挑戰，總會麵臨著內有警察廳管轄而毫無話語權，被其他府警嘲笑，外有國民們冷眼相向的狀態。自尊心比常人強一倍的搜查第一課的刑警們，已經忍耐了很久很久了。
但是，比起刑警們的自尊心來，將犯罪團夥一網打盡更重要。那些罪犯以史無前例的規模散布混入了劇毒氰化鈉的糖果，萬一哪個孩子吃了就會喪命的。當時在現場的刑警們一定發誓說“絕對不會再讓他跑了”，阿久津可以想象到刑警們的心情有多麽迫切。
但是，指揮部不同意。警察廳的方針直到最後也是“一網打盡”。警察廳認為，不管多麽小心謹慎的罪犯，在奪取現金的時候，總要冒一次險，這是最基本的常識。搜查本部認為機會來了，因為這次犯罪團夥從一開始就是衝著奪取現金來的，犯罪團夥內部一定由於某種原因很著急，這次肯定能抓他一個現行。
搜查本部的判斷是正確的嗎？
阿久津想起了水島懊悔的話語。
“什麽公開監控錄像啦，什麽地毯式搜查啦，警察廳主導的搜查手法讓犯罪團夥停止了行動。為了一網打盡，禁止下麵的刑警查問可疑人物，結果適得其反。一名普通刑警就是一條魚，離開了警察組織這片水就活不下去。所以現場的刑警就是想查問也不能查問，一切聽上邊的指令，一句‘不是我決定的’，就心安理得了。”
阿久津跟水島的意見是一致的。從結果論的觀點來看，如果當時刑警查問了狐目男，形勢就可能發生逆轉。所有的人都不是孤立的，都有一定的人際關係。就算狐目男行使沉默權，一旦弄清了他的身份，就可以找到跟他有來往的人，從而找到突破口。對於一個連續兩次出現在犯罪現場的人，實施不夠徹底的跟蹤是對的嗎？把唯一的可能性就那樣簡單地舍棄，是正確的決定嗎？
阿久津在向東南方向移動的過程中，發現摩托車停車處後邊有一條通路，順著那條通路走到盡頭，是通向下麵的很陡的台階。台階隻有一米多寬，中間是生了鏽的扶手，將台階左右隔開，便於上下台階的人利用。
當年狐目男也許就是從這裏逃走的！
阿久津一口氣跑下昏暗的台階。一百多級台階隻有三個路燈，到了晚上肯定看不清。
台階下麵有圍欄，但圍欄的門是開著的。有三個地方掛著牌子，說明這個台階僅供管理員使用。圍欄外邊有停放摩托車的地方，三輛小型摩托車停放在那裏。再往前走就是畫著中黃線的縣道。
阿久津站在縣道一側往台階上看了看。通過台階逃出大津服務區是完全有可能的。
那天，兩次見過狐目男的刑警進行查問的要求被否定之後，為了不引起狐目男的警覺，由別的刑警負責跟蹤，結果跟丟了。狐目男可能就是順著這個台階逃走的。阿久津想到這裏，就像站在曾經監禁過銀河公司社長的防汛倉庫前麵一樣，感受到了罪犯的氣息，不由得環視了一下四周。
在刑警於高速公路大津服務區跟蹤狐目男的同時，負責運送現金的兩個刑警在該服務區的觀光指南地圖板後麵，找到了貼在那裏的一封信。信中指示他們駕駛白色麵包車去草津服務區，在那個服務區的長椅後麵去拿新的指示。貼在長椅後麵的信中指示道：“看到這個指示以後馬上行動！朝著名古屋方向，以每小時六十公裏的速度，前進！”
信中還指示運送現金的人在高速公路左側的欄杆上看到白布以後馬上停車。白布下麵有一個空啤酒罐，啤酒罐裏有新的指示。
運送現金的白色麵包車於晚上9點23分從草津服務區出發。警方的先遣隊很快就在草津服務區以東五公裏處發現了白布，那時候白色麵包車還沒有到達。白布下麵就是縣道，罪犯有可能要求把現金扔下去。
犯罪團夥與警方的鬥智開始進入**。聽到發現了白布的報告以後，聚集在大阪府警察本部的記者們屏住呼吸，密切關注著事態的發展。最後的結局，究竟是警察抓住罪犯，還是罪犯搶走現金呢？
晚上9點40分左右，警方在以白布為中心半徑一公裏範圍內，配備好了警員和車輛。為了拖延時間，運送現金的白色麵包車以每小時四十公裏的速度行駛，於9點45分到達掛著白布的位置。兩個裝扮成希望食品公司總務科職員的刑警打著手電筒從車上下來，兩米高的圍欄上確實掛著白布。但是，找不到那個至關重要的空啤酒罐。
“沒有空啤酒罐！”
“到高速公路上找！”
“過往車速太快，上不去！”
“一定在附近，仔細找！”
現場的刑警跟綜合對策室的指揮官通過無線通信機大聲叫喊。
兩個刑警在雨中趴在地上四處尋找，就是找不到空啤酒罐。
晚上10點20分，指揮部決定結束行動，運送現金的白色麵包車離開了現場。事後調查分析的結果是，那片白布其實是一件扯掉了袖子的白襯衣，是那天晚上8點50分至9點18分之間掛上去的。也就是在9點18分，高速公路下麵另一出大戲開演了。
距離掛著白布的地方僅五十米的縣道上，停著一輛後來證明是罪犯乘坐過的小型客貨兩用車。特別行動隊的刑警用手電筒往車裏一照，坐在駕駛座上的，竟然是滋賀縣警察本部的一名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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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我父親說，那天晚上，他突然聽到了巨大的聲響，還以為是誰開車失控撞了我家的店鋪。”
“撞了你家的店鋪？”
“啊，比如說撞了我家店鋪前麵的自動售貨機什麽的。不過後來仔細一想，也許是關車門用力太大發出的巨響。”
“你認為那是罪犯的車？”
“有可能。哐的一聲巨響。警察也來調查過，記者也來采訪過，前幾年一家周刊還給我們打過電話呢。”
香煙鋪的老板還很年輕，年齡跟阿久津差不多。這個香煙鋪位於商店街南端，以前也賣藥，現在隻賣香煙。老板的父親兩年前去世了。
離草津站不遠的商店街，大白天就有很多商店放下了卷簾門。實在無法說是一條有活力的商店街。這是很多地方城市常見的情景。但是，對於采訪銀萬事件的阿久津來說，這個以前也賣過藥的香煙鋪是一個特殊的存在。
斜陽有氣無力地照在寫著“香煙”兩個白色大字的紅色招牌上。拐角處的這個店鋪有三個門，隻有中間的煙草鋪的門開著。右側的門以前可能是藥鋪的門，左側的推拉門上貼著很多廣告，好像很久都沒有拉開過了，門前是一台自動售貨機。
阿久津拿來了當時的地圖，他對照地圖查看了一下周圍店鋪的位置，發現跟三十一年前相比沒有什麽變化。
有人慢悠悠地騎著自行車從商店街穿過。阿久津謝過香煙鋪的老板，拿出數碼相機開始照相。以高速公路為主戰場的罪犯奪取現金與警察抓捕罪犯的爭奪戰，最後竟結束在這條普通的商店街上。三十一年前的那個晚上，罪犯把那輛小型客貨兩用車扔在了這裏。
運送現金的白色麵包車沿著高速公路開往草津服務區的時候，滋賀縣警察本部機動搜查隊的一輛警車發現了停在縣道上的可疑車輛——一輛白色的小型客貨兩用車。警車上有三個警察，他們都不知道當晚的行動是抓捕希望食品事件的罪犯，出發前隻接到上級一條指示：不準去名古屋至神戶的高速公路附近。
縣道隻有五米寬，沒有路燈，夜間通行車輛很少。警車開到那輛白色的小型客貨兩用車旁邊，用手電筒往車裏照。駕駛座上是一個胡子拉碴、兩腮沒肉、四十來歲的男人，身上穿一件前麵是藏藍色、側麵是黃色的毛衣，看上去十分健壯。那人戴著帽子，耳朵裏插著耳機。被警察用手電筒一照，他嚇得打了個激靈，頭頂差點撞到車頂。
男人猛踩油門往前開，警車拉響警笛追上去。逃跑的小型客貨兩用車從高速公路下麵的隧道鑽過去，馬上右拐，駛過當時的栗東町營下戶山住宅區，然後從高速公路下麵的另一隧道鑽回去，向草津市區逃去。
“停車！停車！”
警車緊追不舍。坐在副駕駛座上的刑警不停地用高音喇叭叫喊。小型客貨兩用車在黑暗的田園地帶、雜木林、沒有路燈的小路上，以令人難以置信的高超技術逃竄，上了沿著草津川修建的堤岸道路，跨過小橋逃到對岸，在前宿場町的街道上以時速八十公裏的速度飛馳。鳴著警笛的警車最初死死咬住不放，但在距開始追擊的地點三點七公裏處的一個三岔路口，小型客貨兩用車不見了。據追擊的刑警介紹，在追擊期間，隻看見可疑車的刹車燈亮過一次，其速度之快可想而知。
阿久津站在作為東海道與中山道分岔點的三岔路口，攤開了當時的住宅地圖的複印件。剛才那個賣過藥的香煙鋪，離舊草津川隧道隻有三十米。
草津川已經沒有了嗎？
草津川在銀萬事件時效到期兩年之後就被人為地廢棄了。阿久津從不再有河水流過的草津川舊河道麵前，感到了時光的流逝。從老地圖上看，附近應該還有一個三岔路口。老地圖上標記的台階，由於人為地廢棄了草津川，已經禁止通行，不能靠近，或者是從這裏看不見了。阿久津盯著地圖上的三岔路口看了一會兒，又回到了香煙鋪。
老板的父親說他聽到的是關車門用力太大發出的巨響，但被扔掉的那輛小型客貨兩用車正駕駛座那邊的車門是開著的，發動機也沒關。滋賀縣警察本部機動搜查隊發現那輛車的時間是晚上9點25分，運送現金的白色麵包車剛離開草津服務區。
那以後，臨時配合大阪府警察本部行動的滋賀縣警察發現了幾個騎自行車的可疑人，在查問之後把他們放了，沒有一個是小型客貨兩用車的司機。作為參考，晚上10點20分左右，雖然滋賀縣警察本部向大阪府警察本部報告了這些情況，但大阪府警察本部沒當回事。
晚上11點45分，草津市警察署周邊的九個警察署都結束了配合行動以後，才發現掛白布的地方離小型客貨兩用車隻有五十米，而此前的判斷是兩公裏。五分鍾後大阪府警察本部要求滋賀縣警察再次緊急出動，以配合行動，但為時已晚。
留在小型客貨兩用車上的東西有十四種、二十五件。挎包、帽子、小型吸塵器等，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有一台經過改造的無線通信機。這台無線通信機可以監聽警察的無線通信，被發現的時候頻率定在滋賀縣警察本部使用的頻率上，電源是開著的。車上發現了人的頭發，但沒有發現指紋。後來經過調查，才知道這輛車是偷來的。
阿久津認為，1984年11月14日這一天，是整個銀萬事件的第三個**，也可以說是警方離罪犯最近的一天。
警方沒有成為勝利者，而是成了失敗者。這次慘敗，本來第二天早晨就可以見報的，但是，大阪府警察本部向失望而憤怒的記者們鞠躬謝罪，要求延長報道規製協定。警方的理由是：追擊小型客貨兩用車的是一輛一般的警車，罪犯並不知道運送現金的白色麵包車上是兩個刑警。大阪的八個報社的社會部和報道部的部長經過激烈辯論，最終決定同意延長報道規製協定。
但是，犯罪團夥奪取現金未遂事件發生一個星期之後，左派報紙在大阪火車站前分發號外，揭露了事件的真相和報道規製協定的內幕。如果是現在，通過社交網絡服務軟件也許一下子就能傳開，但是在網絡社會到來之前，不管是好是壞，新聞媒體都能控製信息的傳播。由於左派報紙發行量很小，社會影響力不大，警察和新聞媒體都對左派報紙發的號外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態度。
11月24日，犯罪團夥把挑戰書送到了大阪的三家全國性大報。後來查出這些挑戰書是在京都百萬遍的複印店複印的，挑戰書預告說要在一個月以內跟大阪府或兵庫縣的公司進行背後交易。犯罪團夥在同一天還給一位作家寫信，因為那位作家在周刊雜誌上向犯罪團夥發出過“如果你們停止恐嚇行為，我願意送給你們一億兩千萬日元”的呼籲。犯罪團夥用俠盜口吻寫道“我們不是要飯的”“我們要是想要錢的話，從大款那裏，從公司那邊，想拿多少拿多少。我們不是因為沒有錢才要錢的”，等等。結束語是：“我們的人生是灰暗的人生，窩心的事太多了。我們變壞，都是因為這個社會太壞了。是誰把我們弄成這樣的？明天將是我們的天下。”
12月10日出版的一本月刊披露了事件的全過程。同日，事實上已經崩潰的報道規製協定宣布解除。各新聞媒體猶如發泄憂憤似的報道了警方的“大失態”。報道中指責本來不了解情況的滋賀縣警察本部的機動搜索隊，說他們把罪犯的小型客貨兩用車“放跑了”。犯罪團夥在事件發生一周之後，寄給大阪各新聞媒體第十三份挑戰書。在挑戰書中，犯罪團夥除了揶揄大阪的警察，也諷刺了新聞媒體，說：“新聞媒體也別吹牛，此前的報道規製協定算什麽？那不是新聞自由的自殺嗎？”
翌年1月26日，希望食品公司生產工廠的廠長家裏收到恐嚇信，被要求交付兩億日元現金，指定的交付日期為1月29日。裝扮成工廠員工的兩個刑警按照犯罪團夥的指示，在大阪府豐中市一家咖啡館待命。但是，犯罪團夥給希望食品公司名古屋分公司的電話用的是一個孩子的錄音，由於雜音太大，沒聽清下一個指示放在哪裏，交付現金的行動沒能往下進行。後來才弄清下一個指示貼在大阪市一個地鐵站出口的卷簾門和大阪市內一座大樓裏。
2月2日，犯罪團夥宣布停止對希望食品公司的恐嚇。結果，犯罪團夥從第四家企業這裏也是什麽都沒得到。
阿久津站在從前的藥鋪前麵，看了一遍自己用數碼相機拍的照片，看看是否有漏掉的場麵，一邊看一邊下意識地思考著事件的方方麵麵。
罪犯們是幸運的。當然，警方隻有一台數碼式中繼機，各地警察的協作也有失誤，這些因素對於罪犯們來說都是幸運的。還有，罪犯之一在城南宮公共汽車站的長椅後麵貼指示信的時候，被京都府的警察看到了，但是，那個警察認為那是“大阪府警察的事”，竟然沒有上前盤問，也沒有跟蹤。
阿久津把數碼相機裝進采訪包，向停放在投幣式停車場的那輛本田飛度走去。走在舊宿場町的街道上的時候，阿久津忽然想起了自己在高速公路大津服務區產生過的異樣的感覺。當“滋賀縣警察本部”這個詞語出現在腦海裏的那個瞬間，阿久津就像突然悟到了什麽似的停下了腳步。
他的腦海裏浮現出以銀萬事件為題材的一個紀實性電視節目的影像。一個滋賀縣的刑警，坐在高速公路大津服務區的長椅上，正在再現罪犯在椅背上貼指示信的動作。這是那個紀實性電視節目發掘出來的新的事實。雖然按照當時的分工，高速公路上的刑偵工作應該由大阪府警察本部負責，但在實際上，滋賀縣警察本部也秘密派遣刑警潛入了大津服務區和草津服務區。滋賀縣的刑警說：“自己的縣要自己來保衛。”阿久津當時聽了這句話很受感動，但現在已經不是抽象的感動了，刑警的那句話引起了阿久津的注意。
那是因為有兩個事實是不吻合的。
阿久津不由自主地說了聲“不對”，撒腿就以最快速度向停車場跑去。在奔跑的過程中，他心中的聲音越來越大：不對！不對！不對！采訪包從肩上滑下來，他又背上去，反反複複很多次也顧不上麻煩。
奔跑了大約兩百米，終於來到了停車場。他用遙控器打開車門上的鎖，拉開後車門，先把采訪包扔進去，然後一邊喘著粗氣，一邊把裝資料的手提包的拉鎖拉開。
他從手提包裏拿出一本黑色封麵的書。這本書的腰封上是那個狐目男的肖像畫。一家很有名的出版社，把阿久津剛才想起的那個紀實性電視節目編成了這本書，內容跟那個紀實性電視節目是完全一樣的。
阿久津把書翻到正好一半的地方，找到描寫滋賀縣警察秘密介入希望食品公司事件的部分，開始認真閱讀滋賀縣警察本部搜查一課的刑警在大津服務區看到狐目男的記述。那位刑警在大阪府警察本部的先遣隊還沒有到達之前，就進入了警戒態勢。他最初看到狐目男是在服務區的餐館裏，然後開始跟蹤。狐目男為了確認是否有人跟蹤，曾走進衛生間又突然轉身出來，行動很可疑。後來，狐目男走到外麵去坐在了長椅上，一看就知道不是好人。那位刑警說：“我看見狐目男好像在椅背後麵貼上了什麽東西。”
阿久津又把這本書翻到最後的事件發生時間列表，在11月14日晚上8點57分後麵，寫的是“運送現金的白色麵包車到達大津服務區，在高速公路周邊觀光指南板後麵找到了貼在那裏的指示信”。
“果然不吻合！”
阿久津再一次閱讀了那位刑警的回憶部分。那位刑警說，他看見“狐目男好像在椅背後麵貼上了什麽東西”。翻到下一頁，可以看到那位刑警再現當時情景的黑白照片。但是，實際上指示信貼在了觀光指南板後麵。
這種不一致說明了什麽問題呢？
再次翻閱那本書，找不到關於這種不一致的解釋。不用說，那個紀實性節目收錄在DVD裏的時候也沒有解釋。這個矛盾的現象應該怎樣解釋才合理呢？
難道說是狐目男開始假裝在椅背上貼指示信，後來又把指示信貼到觀光指南板後麵去了？不對！在城南宮公共汽車站貼的第一封指示信，已經寫明下一個指示在“大津服務區的觀光指南板後麵”。狐目男有什麽必要采取假裝在椅背上貼指示信的可疑行動呢？那樣做不是更容易被人懷疑嗎？狐目男這個行動，跟為了確認是否有人跟蹤，走進衛生間又突然轉身出來的行動比起來，可是有著本質上的區別的。阿久津怎麽想也找不到合理的解釋。
那麽，是那位刑警在撒謊嗎？為了引人注目，恬不知恥地在錄像機前麵撒謊嗎？也不對。那位刑警在三十一年前，也是那樣向上司報告的。如此重大的事件，作為一名普通刑警，向上司做虛假報告的可能性是很低的。
狐目男可能有兩個！
阿久津拿起手機，按下事件報道組主任鳥居的直撥電話，馬上就聽到了《大日新聞》社會部那個壓倒對方的有氣勢的聲音。
“我是阿久津。請您耐心聽我說，不要笑……”
不但因為聽電話的人是鳥居，而且因為自己本身也是剛剛把相關事實堆積在一起，隻能是盡可能做到條理分明。鳥居連一句隨聲附和的話都不說，一直在靜靜地聽。在強大的壓力之下，阿久津拚命解釋著自己的觀點。當他說出“狐目男可能有兩個”這個結論以後，隻聽鳥居說了一句“你等一下”，然後聽到的是電話放在辦公桌上的聲音和翻動紙頁的聲音。
阿久津現在才意識到，自己的脈搏相當亂。不是因為全速跑了兩百米，而是因為自己也許拿到了照亮黑暗的強光手電筒，因此沉浸在莫名的興奮之中。
“果然如此！”鳥居說話的聲音顯得有些僵硬。
阿久津馬上問道：“什麽呀？”
“根據當時的采訪記錄，大阪府警察本部直到最後都不想公開狐目男的肖像畫。”
讀者也許會感到意外。公開那個有名的狐目男的肖像畫，是1985年1月10日，希望食品公司事件兩個月之後的事情。
“肖像畫一直被扣在大阪府警察本部，警察廳也許知道，但其他府縣的警察本部直到最後才看到。”
“什麽？滋賀縣的警察們也沒看到嗎？這麽說，當時，那位刑警可能不知道有狐目男這麽個人嗎？”
“恐怕是的。那位刑警隻不過是覺得狐目男可疑才跟蹤他的。也就是說，坐在長椅上的男人很可能是另外一個人。”
這時候，阿久津腦子裏掠過一道閃電。
指示信也有可能是兩封！
3
前擋風玻璃上都是霧氣。透過霧氣，可以隱約看到橘黃色的街燈。
確實快到冬天了。車門車窗雖然都關得很嚴，穿著大衣圍著圍脖還是覺得冷。
晚上9點多了，阿久津坐在關了發動機的本田飛度裏，打了一個哈欠。像現在這樣沒日沒夜地采訪，已經久違五年了。五年前，作為一名社會部記者，擔任常駐一個警察署的記者組組長的時候，也是這麽忙。盡管經曆過，還是覺得太累了。三十六歲的人，說年輕還算年輕，說不年輕也不年輕了。身體吃不消還是小事，更主要的是精神上的損傷太大了。不隻是采訪警察，采訪任何人都是一種人際關係交往。不認識的人沒有一個願意接受采訪，不是把你轟出來，就是瞎應付你。
今天這次采訪將會遇到怎樣的情況呢？
狐目男可能有兩個，指示信可能有兩封——提出這種假說六天之後的這個周末，阿久津開始覺得這種假說有點突發奇想，脫離現實。
阿久津給鳥居打電話之後的第二天，他在《大日新聞》大津分社附近租了一間公寓，開始采訪取證。當然這是根據社會部事件報道組主任鳥居的指令做的。阿久津在一個大學畢業剛兩年的年輕女記者協助下，四處采訪參與偵破銀萬事件有關的老人，其中主要是退休的刑警。早晨隻能采訪一個人，晚上可以采訪三四個人，但是，已經采訪了六天，直到今天還沒有什麽結果。
六天以來，阿久津聽到最多的一句話就是：
“什麽？你腦子沒毛病吧？”
每當聽到退休的老刑警說這句話時，阿久津都會覺得自己是在做一件荒唐無稽的事。
前方亮起一股強光，一輛小轎車開過來，前照燈照著阿久津就要采訪的人家的房子。阿久津用手掌擦了一下擋風玻璃上的霧氣，看見從小轎車上下來一個男人，拉開了停車位前麵的伸縮門。是一個小個子男人。
看到那個小個子男人把車開進停車位以後，阿久津從車上下來了。被外麵的風一吹，身上更冷了。阿久津不失時機地向正在關伸縮門的男人打招呼。
“請問，您是時田先生嗎？”
男人嚇了一跳，看著阿久津警惕地反問道：“是啊，你是誰？”男人的短發全白了，資料上說他生於1948年，年齡是相應的。
“我是《大日新聞》的記者阿久津。突然造訪，非常抱歉。”
阿久津遞上名片，說明自己是為了采訪銀萬事件來找時田的。時田是參加過希望食品公司事件中圍堵罪犯行動的刑警之一。
“哦，聽說了，有一個記者在四處打聽一件奇怪的事。”
“奇怪的事？”
“什麽狐目男有兩個啦……”時田臉上浮現出鄙夷的笑。看來阿久津采訪的事已經在退休刑警之間傳開了，今天的采訪估計也不會有收獲。
“不可能有這種事的，又不是漫畫！”
時田好像已經知道阿久津要問什麽了，沒等阿久津開始采訪就把他堵了回去。這是今天晚上第三家以失敗告終的采訪。
“你不是文化部的記者嗎？幹嗎要采訪三十多年前的事件？”
聽那口氣，分明是看不起文化部的記者。但是，為了日後的采訪，阿久津還是耐心地向時田解釋了一下：為了搞年末特輯，自己是被臨時調到社會部幫忙的。否則再有什麽不利於自己的傳言傳出去就更不好辦了。
“天冷了，當心別感冒了。”時田說完轉身走向家門。
目送時田進了家門之後，阿久津回到了自己的車上。今天他不打算再去采訪別人了。
——About my beautiful journey——
是倫敦的克林發來的。一看郵件標題“關於我的美好旅行”，就知道內容也是荒唐至極的。什麽“我終於下決心去日本旅行了”，請阿久津幫他找可以看到“日本具有藝術感的色情女明星的地方”，還讓阿久津給他當導遊。“我的美好旅行能否成功，全靠日本武士阿久津了”。為了能讓阿久津給他介紹色情女明星，還說“關於謝菲爾德的信息絕對不是假的，蘇菲·莫裏斯現在還跟那個中國人住在一起呢”。阿久津後悔自己答應給克林當導遊了，不過，觀察一下克林看了日本以後是怎樣一種反應，也許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還有一封標題為“我是藤島”的郵件，引起了阿久津的注意。打開一看，才知道是在謝菲爾德大學幫過他的日本留學生。那個日本留學生曾耐心地告訴阿久津，蘇菲·莫裏斯在什麽地方。當時忘了問他叫什麽名字，看了這個郵件才知道他叫藤島優作。他在郵件裏說，回到日本以後，希望阿久津跟他談談日本報界的事情。
一下子從英國來了兩個郵件，一直精神緊張的阿久津似乎得到了一絲喘息。不過，他沒有心情立刻給他們回郵件，關上電腦裝進了電腦包。發動車子以後，從空調口吹出的冷氣吹在臉上，阿久津皺起了眉頭。
鬆開手刹，正要掛前進擋的時候，上衣內兜裏的手機振動起來。掏出來一看，是大津分社那個協助他的女記者打來的。
“我是岸穀玲子，百忙之中打擾您，實在對不起。”
聽到岸穀玲子清晰悅耳的聲音，阿久津說了聲“你辛苦了”。阿久津年齡雖然比岸穀大很多，但提出要進行這種艱難采訪的是他，所以跟玲子說話的時候盡量做到有禮貌。
“我現在在一個已經去世的刑警家裏。”
還能進到家裏去？阿久津吃了一驚。刑警或刑警的家人沒有讓記者進家的，況且是已經去世的刑警的家人，就更不可能讓記者進家了。考慮到玲子剛當了兩年記者，很可能是第一次有這麽好的運氣。不管怎麽說，能進到家裏就很了不起。
“他兒子拿出來一個記事本，引起了我的注意。”
“是已經去世的刑警的遺物嗎？”
“是的。我想讓您看一下。”
“現在去可以嗎？”
“可以。您就在大津市內吧？在哪一帶呀？”
阿久津把自己的位置告訴玲子之後，玲子馬上說：“開車的話，也就是十五分鍾。”玲子雖然是奈良人，但在大津當了兩年記者的她，大津的地圖已經裝在她的心裏了。阿久津問清了那位已經去世的刑警的家的地址以後掛斷電話，在導航儀上設定了位於琵琶湖南邊的目的地。據說滋賀縣一半人口都住在琵琶湖南邊。導航儀顯示的所需時間是十二分鍾。
十二分鍾以後，阿久津到了去世刑警的家。二層的房子，一層是車庫，可以停兩輛車，現在停著一輛豐田皇冠，一輛日產瑪馳。一看那輛日產瑪馳的車牌號就知道，那是玲子開來的報社的公用車。這個小姑娘，連人家的停車場都借用了。
那是一所三角形屋簷的很長的房子，占地麵積大約五十坪。房子的一層看上去沒有房間，車庫左側是一扇白色的門，門後麵是通向二層的樓梯。阿久津怕到處找車位耽誤時間，就把車停在了車庫前麵。下車後來到門前，他看到門上掛著寫有“中村”兩個字的牌子，正是剛才玲子在電話裏說的姓氏，就按了一下牌子下麵的門鈴。
家裏的人答應了一聲之後，樓梯上麵的門開了，走下來一位身材魁梧的男人。
“這麽晚了還來打擾您，實在對不起。我是《大日新聞》的記者阿久津。”
“啊，大老遠特意到我家來，您辛苦了。您的車就放在那裏吧，不礙事。請進！”
阿久津表示感謝之後，跟著中村上樓。中村四十歲上下，隻穿一件跟寒冷的季節不太相稱的T恤衫，粗壯的胳膊肌肉發達。阿久津再次表示感謝，掏出名片遞給中村，中村說道：“如果我能幫上忙的話再好不過了。”說完爽朗地一笑，露出一口白牙。
門廳裏有五雙鞋，有涼鞋，有球鞋，那雙小巧玲瓏的半高跟鞋應該是玲子的。傘架上還插著金屬棒球棒和護身用具，看來中村的兒子是個棒球少年。
這所房子雖然說不上新，但十分清爽，是個叫人感到心情愉快的好住處。木地板擦得很幹淨。中村在前麵帶路，走進過道，拉開了右邊的一個門。
“家裏亂七八糟的，別介意。”
阿久津把大衣和圍脖搭在胳膊上，肩上背著采訪包，脫掉鞋子，也沒穿拖鞋，穿著襪子跟在中村身後往裏走。所幸住進大津的公寓以後買了幾雙新襪子，現在腳上穿的這雙是今天第一次穿。
客廳和餐廳是一體的，沒有隔斷，足有三十疊，顯得特別寬敞。天花板上有三組燈具，相當於客廳部位的是豪華的枝形吊燈。
“啊，辛苦您了。”身穿一套灰色西裝套裝的玲子站起來，向阿久津鞠了一個躬。客廳裏擺著一套L字形的沙發，沙發前是玻璃茶幾，茶幾上堆著筆記本、記錄紙、照片等，應該是已經去世的刑警留下來的資料。
玲子的身後站著一個小個子女人，她很有禮貌地向阿久津鞠躬。
“這是我太太。”中村有點不好意思地介紹道。
中村太太沉靜溫和，做過拉直的長發給人印象很深，年齡大概比阿久津還要小。
“哪裏哪裏，不要客氣。給您衝杯熱咖啡吧。”
阿久津把大衣、圍脖和采訪包放在沙發旁邊，坐在了沙發上。彈性適中的布麵沙發，坐上去很舒服。
“這房子真好！”阿久津由衷地讚歎道。
中村搬了一把扶手椅過來，坐在阿久津對麵：“這個客廳是前不久重新裝修的。不過，有個淘氣的兒子，很快就髒了。”中村愉快地說道。
“您兒子打棒球？”
“是啊，您看見棒球棒了吧？現在上小學六年級，比起學習來，我看棒球更適合他。”
“真棒！我什麽運動都不會，特別羨慕運動細胞發達的人。”
這時，玲子插嘴道：“中村先生是個大社長呢。”
中村擺了擺手：“什麽大社長，我那個小公司，一陣大風都能刮跑。”話是這麽說，但從說話的口氣可以聽出中村對自己的公司還是很滿意的。
玲子又介紹說，中村經營的酒吧在滋賀縣有兩家，在京都市有三家，馬上還要在大阪的梅田開一家。玲子還說她去過中村開的酒吧，店裏的氣氛特別好，酒杯特新穎。不管是真是假，中村聽了肯定高興。
阿久津在心裏讚歎道：這才是會采訪的記者哪！
玲子很聰明，誇獎別人總是恰到好處，隻會讓人覺得高興，不會讓人覺得討嫌。皮膚雖然不能說白皙，但換個角度來看就是健康。大眼睛，雙眼皮，也有幾分嬌媚。
“讓您二位久等了。”中村夫人端來三杯咖啡。雅致的杯碟，冒著熱氣的咖啡，飄散著叫人心曠神怡的香氣。茶幾上雖然有不少資料，但由於茶幾很大，一點都不顯得擠。所謂“富貴夫妻不吵架”，還是有道理的，阿久津端起杯子喝了一小口。
“我去看看翔兒。”中村夫人跟丈夫打了個招呼，走出客廳看兒子去了。
安定下來之後，阿久津問玲子是哪個記事本引起了她的注意。
“就是這個。”玲子說著從茶幾上拿起一個磨破了角的記事本。記事本的封麵上寫著“昭和五十九年二月—六十年一月”幾個字。
阿久津隨意翻了幾下，看到記事本裏寫的都是很難看懂的鉛筆字，跟水島的采訪本似的。看起來不像是整理過的，而是當時記錄下來的。不時會看到用鉛筆畫的關係圖，暴力團方麵的信息比較多。
“您父親是暴對刑警？”
“是的。不過，我父親隻不過是一個小警察署的刑警。”
阿久津感到有些意外，因為他認為中村的父親應該是滋賀縣警察本部搜查第一課的刑警。根據警察署的大小，暴對刑警隸屬刑事課或刑事第二課，工作內容是收集轄區內暴力團事務所的信息。
偵破銀萬事件，為什麽連警察署的暴對刑警也出動了呢？
當阿久津把記事本翻到中間空白的一頁的時候，玲子指著那一頁說道。也不能說完全是空白，因為左上角日期欄裏寫著“11.14”幾個數字，頁麵上還有鉛筆寫上去之後又擦掉的痕跡。阿久津對著燈光試圖看出擦掉之後凹下去的線條是什麽字，結果沒看出來。
“不行，看不出來……”
“要不用鉛筆塗一下試試？”中村提議道。
玲子早就在等中村這句話了，向前探著身子問道：“可以嗎？”
中村馬上站起來，從放電話的小桌上拿來一支六棱鉛筆遞給阿久津。
“我手笨，還是請阿久津先生來吧。”
阿久津看了玲子一眼，道聲“謝謝”，然後像指揮家拿指揮棒那樣接過鉛筆，把鉛筆橫過來，輕輕地、慢慢地在記事本的空白頁上來回塗抹。隨著輕微沙沙沙的叫人心情舒暢的聲音，空白頁慢慢變成了淺黑色。
玲子小聲嘟噥了一句：“還是看不清啊……”
“這裏寫的好像是‘京都’和‘人去屋空’……”阿久津沉吟著指了指空白頁左側中間部位和右下角。
中村臉上流露出不理解的神情。
手持鉛筆的阿久津感到自己責任重大，勉強解釋道：“難道說，犯罪團夥在京都曾經有個窩點，您父親他們撲了個空？”
坐在阿久津身旁的玲子歪著頭沒有發表意見，對麵坐在扶手椅上的中村卻小聲說道：“原來如此……”
“中村先生，這天晚上的事，您已經不記得了吧？”阿久津問道。
“不記得了。我和弟弟還小，母親比父親死得還要早。父母誰都沒跟我們提過。”
阿久津這才意識到自己還不知道中村的刑警父親是什麽時候去世的，再問的話又不合適，就考慮起在這種狀況下如何進行采訪的問題來。玲子還不甘心，拿著被阿久津用鉛筆塗黑的記事本在燈光下反反複複地看著。
“中村先生，您知道當時哪位刑警跟您父親關係比較好嗎？”
中村好像察覺到阿久津為什麽要問這個問題了，雙手抱著腦袋，默默地看著天花板。阿久津也不催他，耐心地等待著。
“這個嘛……我想起來一個。”
阿久津對自己剛才那個明知不行卻勉強為之的提問沒抱什麽希望，沒想到沒白問。
“也是同一個警察署的暴對刑警嗎？”
“不是。那位刑警是滋賀縣警察本部暴力團對策課的，以前是我父親的部下，特別仰慕我父親，現在也經常到我經營的酒吧裏來。”
“您最近見到他是什麽時候？”
“大概是五天前吧。”
有戲！
阿久津和玲子對視了一下，然後一齊向中村深深鞠躬，要求見那位刑警一麵。
4
房間裏非常安靜，隻能聽到空調的聲音。
昨天傍晚，阿久津接到中村的電話，說是他父親的刑警朋友可以接受采訪。但是，由於還沒退休，那位刑警提出了非常苛刻的條件。
首先是不能問那位刑警的名字等涉及個人信息的問題，然後是不準錄音，手機必須用中村的，手機屏幕顯示的來電者名字要設定為假名字。雖然沒有限製采訪時間，但什麽時候結束采訪完全看那位刑警的心情，高興掛斷就掛斷，掛斷後不準再打過去。單從看不見對方這一點來看，就比在東京采訪西田要困難得多。看不見對方點頭或搖頭，要想憑感覺捕捉到對方同意還是反對，是非常困難的。
由於不準錄音，阿久津叫來兩個速記員。雖說打字比手寫要快，但在提問和回答會在瞬間轉換的電話采訪過程中，絕對準確地記錄也是做不到的。阿久津事前對兩位速記員說，不用漢字用假名也可以，最重要的是盡可能把原話記錄下來。
“時間快到了。”中村對三位記者說道。
等待手機鈴響的獨特的緊張感，使中村的表情顯得有些僵硬。他的父親是一名普通的刑警，一直到退休都沒有得到提升。兒子經營酒吧，跟父親走的完全不是一條路。刑警父親不規律的生活和母親的早逝，也許對中村的人生選擇產生了影響。但是，中村這樣竭盡全力幫助阿久津采訪銀萬事件，應該說是對父親的人生的一種懷念吧。
手機鈴聲響了。
阿久津迅速看了一眼手表，晚上7點1分。他向兩位速記員使了個眼色，拿著筆記本和自動鉛筆站了起來。中村用手指劃了一下手機屏幕，接通了電話。
“喂……我是中村，那天謝謝您了！……哪裏哪裏……對對對，今天讓您為難了……當然，我都跟記者說了，絕對接受您提出的條件。”
中村向阿久津點點頭，阿久津立刻向餐廳那邊走去。阿久津坐在椅子上以後，中村把手機的免提通話打開，放在了餐桌上。手機屏幕上顯示的來電者名字是“山田”。當然，這是個假名字。
阿久津看了看客廳裏的兩位速記員。並排坐在沙發上的兩位速記員已經把手指放在了筆記本電腦的鍵盤上，隨時準備做記錄。他們衝阿久津點了點頭。
機會隻有這一次，壓力很大，但是並沒有在東京見西田時那麽緊張。也許是通過這一段時間的采訪，又找到了以前擔任常駐警察本部記者時的感覺吧。他把自己那支愛用的自動鉛筆緊緊地握在了手裏。
“啊，你好！對不起，我不能告訴你我的真實姓名。”
“那我就稱呼您山田先生，可以嗎？”
坐在旁邊的中村表情鬆弛下來。
“我聽說山田先生以前是刑警中村先生的部下，1984年的時候，您也和中村先生在一個部門工作嗎？”
按照事前的約定，是不能問涉及個人信息的問題的，但是，根據在東京采訪西田時得到的經驗，其實稍微臉皮厚一點也是沒有太大的關係的。而且山田作為一名現役警官，剛一開始通話就能讓人感覺到不是一個特別死板的人。問一兩個對方不能回答的問題，可以在對方心裏植入歉意，采訪就容易深入下去。
“這個嘛……我不能說。”
“不過，既然您是中村先生的部下，應該在一個部門工作過吧？”
“也……也可以這麽說。”
“中村先生是暴對刑警，山田先生您呢？”
“我的工作不隻是暴對……”
“不過，暴對是您的強項吧？”
“……是的。”
從山田說話的聲音，可以明顯聽出他是一個上了歲數的很沉穩的人。現在，阿久津覺得自己逐漸掌握了主動權。
“我想向您打聽一下1984年11月14日希望食品事件的事。我的第一個問題是：山田先生參加了這個事件的搜查行動嗎？”
“這個……怎麽回答你呢？表麵上沒有參加。”
“也就是說，滋賀縣參加那次行動的八十三名警察中，沒有山田先生您的名字？”
“可以這麽說。”
“中村先生也跟您一樣嗎？”
“是的。”
“您說表麵上沒參加，那麽背後呢？”
“這個嘛……可以有各種各樣的解釋。”
阿久津意識到隻問抽象的問題不能取得進展，他的大腦飛快地轉動了一兩秒之後，認為隻能靠假說來突破了。
“四年前電視上播放過一個關於銀萬事件的紀實節目，您看過嗎？”
山田問阿久津是不是某某電視台播放的，阿久津回答說是。
“啊，看了。我還有那個紀實節目的DVD呢。”
山田說話的聲音裏含著笑意，阿久津也跟著笑了。
“有幾個在滋賀縣警察本部當過刑警的上了那個紀實節目，引起我注意的是高速公路大津服務區那一段。”
“大津服務區……”
“是的。在那裏，一個刑警坐在長椅上，對著鏡頭說，狐目男就像他那樣坐在長椅上，往長椅靠背後麵貼什麽東西來著。但是，後來指示信是在觀光指南板後麵找到的，而不是在椅背後麵找到的。”
山田沒有說話。
“還有，那時候大阪府警察本部還沒有公開狐目男的肖像畫，也就是說，滋賀縣的警察們事前可能並不知道有個狐目男！”
“山田先生？”
“我聽著呢。”
“我認為可能性有兩個：第一個可能性是狐目男有兩個，第二個可能性是指示信有兩封。您看呢？”
說到這裏，阿久津意識到自己有先入之見了。另外一封也可以不是指示信，裏麵寫的是什麽，阿久津並不知道。
山田又不說話了。電話接通以後，山田第一次沉默這麽長時間。阿久津一邊擔心山田就這樣掛斷電話，一邊耐心地等待著，用還沒有露出筆芯的自動鉛筆輕輕敲打著采訪本。
“事件前一天，我和中村先生以及另外一名刑警，分別接到了命令。至於是接到了誰的命令，我不能告訴你。”
“您三位是一個部門的嗎？”
“這個也不能告訴你。”
“都是暴對刑警嗎？”
“……是的。”
“明白了。請您繼續往下說。”
“命令說，如果犯罪團夥讓運送現金的車往滋賀方麵開，要保證做到及時出動。那時候我們確定了集合地點，也準備好了車輛。”
跟采訪金田哲司的同學秋山宏昌時一樣，一股熱流從心底湧上來。那是看到狐目男的照片之前的感覺，通向未知世界的門就要打開時的感覺。
“11月14日那天您是幾點接到的行動命令？順便說一下，運送現金的車到達大津服務區的時間是晚上8點57分，離開的時間是晚上9點3分，到達草津服務區的時間是晚上9點20分。”
“記不太清了。大概是9點半到10點之間接到的行動命令。”
“您三位接到命令後在集合地點上車的時間是幾點？”
“應該是接到行動命令之後十分鍾之內。”
“也就是說，您三位都在集合地點附近待命來著？”
“是的。”
“目的地是京都吧？”阿久津這樣問是為了套出山田不肯說的話來。
山田很痛快地答道：“是的。”
“中村先生的記事本裏記錄著11月14日的行動，有‘京都’和‘人去屋空’等字樣。山田先生，您三位是去搗毀犯罪團夥的窩點嗎？”
這是阿久津再次使用套話的手段。用好像已經了解內情的口氣來誘導被采訪者回答，並不是值得讚揚的手段。但是，阿久津手上的王牌隻有這一張。山田再次陷入長時間的沉默，對此阿久津隻能一邊祈禱一邊等待了。
“是中村先生最先接到的行動命令，中村先生立刻聯係了我和另外一名刑警。當時我們三個不在一起，因為如果被別人看見我們三個在一起的話，會引起不必要的猜疑。具體情況我是上車之後才聽中村先生說的。”山田說到這裏不往下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