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邊防檢查站沒有拘留犯人的地方。在站長向總部匯報、等待上級指示的期間,我被暫時關押到廁所裏。廁所距離他的辦公室隻有幾碼遠,在接下來的20分鍾內,電話一共響了4次。我能聽到他接電話時說話的嗡嗡聲,而他的語氣一次比一次恭敬。

我不確定這是不是好事,警方的行為總是難以預料,即使你對這個國家知之甚深。有時候,一些自以為是或者有施虐傾向的低階官員總喜歡窮追濫打,相比之下,高階一點兒的負責人反而更好說話,能夠及時聽取合理的解釋,消除誤會,接受你因為帶來麻煩而表達的真誠歉意。但另一方麵,高階負責人手裏的權力更大,更能為所欲為,就算想行賄,也得掂量掂量他會不會翻臉。不過,我必須承認,我當時最關心的是自己會遭受到怎樣的對待。當然,無論低階高階,每個警察機構永遠都認為自己的行為是“正當”的。據我的經驗(雖然我這輩子也就被逮捕過個十幾次),“正當”一詞幾乎可以涵蓋任何東西,從附近餐館帶來的熱湯熱飯和充足的香煙,到牢房裏銬緊的手銬以及在你抱怨時踹過來的一腳。我之前跟土耳其警察打交道的不愉快經曆僅僅停留在他們的不通人情和粗暴蠻橫上,但所涉問題多多少少都與技術有關。我現在不得不麵對更為嚴重的指控,即“持有武器、爆炸物和其他攻擊性武器,試圖將其偷運到土耳其共和國,攜帶藏匿的槍支,並且在沒有有效證件的情況下非法入境”。要證明我的清白和無辜需要時間,而在此期間難保不會發生許多令人不愉快的事情。

至於我的罪名可能無法洗刷,盡管我是現實主義者,當時也沒打算去考慮這個問題。

接完第四次電話後,站長走出他的辦公室,對一直守在過道的邊檢員吩咐了兩句,然後就進了廁所。

他說:“你現在將被押往埃迪爾內的駐軍監獄。”

“那我開來的車呢,長官?”

他沉吟了一下說:“這個我還沒有收到指示,但它肯定會成為證據。”

看來跟上級機關的直接聯係似乎讓他沒有了最初的自信。我決定趁熱打鐵、虛張聲勢一把,於是大聲說道:“長官,我必須提醒你,鑒於你將我拘留在此的行為,我已經正式向你提出抗議。我現在再次抗議。車子及裏麵裝的東西在你的法律管轄範圍之內,但我不在。因為證件不符合要求,我被拒絕入境。因此,從法律上講,我不在土耳其境內,應該被立即遣返邊界另一邊的希臘。而在希臘,我有有效的居留證。如果你的上級領導知道這些事情,我相信他有很多問題要問你。”

我說得義正詞嚴,可惜,他似乎隻是覺得好笑。

“所以你不僅是記者、司機和軍火走私販,還是律師。”

“我隻是警告你。”

他收起臉上的笑容說:“那我也警告你,在埃迪爾內,你將不會與普通的警察機關接觸。我們認為你的案子可能已經涉及政治層麵,因此將交由反情報二科負責。”

“政治層麵?什麽政治層麵?”我試圖以發火來掩飾自己的驚慌,但並不是很成功。

“那就不是我能說的了。我隻能警告你,二科的負責人是哈基將軍。他的手下將會對你進行審訊,而且最後一定會讓你乖乖合作的。所以你最好一開始就這樣做,據我所知,他們的耐心非常有限。就這樣。”

他走了,過了一兩分鍾,邊檢員進來了。

我被押進一輛帶篷的吉普車裏,右手銬在護欄上,在兩名士兵的看管下,駛往駐軍監獄。駐軍監獄位於城郊,是一座古老的石頭建築,院子四周都是牆壁,窗戶上安有帶孔的金屬網和欄杆。

押送我的一名士兵是士官,他向內門的守衛報告後過了一會兒,兩名身穿另一種製服的人從旁邊一扇較小的門走了出來。其中一人拿著一張紙交給了押送我的士官。我看到那是我的接收單。士官當即解開我的手銬,將我從吉普車中拽了出來。新的押送人員推搡著我向側門走去。

“進去,進去!”他厲聲說道。

所有的監獄似乎都充斥著消毒劑、尿液、汗液和皮革的味道,這裏也不例外。順著木頭做的樓梯,我來到一扇鋼門麵前,一個帶著一長串鑰匙的人從裏麵將門打開。進去之後,右邊好像是接待室,有一張桌子,桌子後麵坐著一個人,後頭還有兩個隔間。警衛推著我走到桌子前,嗬斥了一句什麽。我用法語表示自己聽不懂,桌子後麵的那個人說道:“把口袋裏的東西都掏出來。”

我乖乖照做。邊防檢查站的人拿走了我所有的證件和鑰匙,現在我口袋裏隻剩下我的錢、我的手表、一包香煙和火柴。桌子旁邊的人把手表和香煙還給我,把錢和火柴放進一個信封裏。這時一個穿著髒兮兮的白大褂的男人走了過來。他拿著一個薄薄的黃色文件夾,走進後麵的一個隔間。過了片刻後,他喊了句什麽,我被押了進去。

隔間裏有一張小桌子、一把椅子和一個帶蓋的桶,角落裏有一個洗手盆,牆壁上還有一個白色金屬櫃。“白大褂”坐在桌子旁,準備用來采取指紋的印盤。他瞥了我一眼,用法語說道:“把衣服脫了。”

監獄裏的工作人員都是一個樣的。我脫完衣服後,他先是檢查了我的衣服和鞋子內部。接著,用手電筒查看我的嘴和耳朵。然後,他從壁櫃裏拿出一副橡膠手套和一罐凡士林檢查我的直腸。對於這種侮辱,我一直深惡痛絕。最後,他采取了我的指紋。“白大褂”全程都有條不紊,甚至還給了我一張廁紙擦拭手上的墨水,然後他讓我穿好衣服去另外一個隔間。那裏有一台照相機,還有配套的溢光燈和固定的聚焦杆。拍完照後,他們押著我拐過幾個走廊,來到一扇綠色的木頭門前,上麵噴著白色漆字“ISTIFHAM”。這是土耳其語,我認識,意思是“審訊”。

審訊室裏隻有一扇很小的窗戶,上麵還裝了鐵欄杆。太陽即將下山,屋裏已然一片昏暗。一名警衛跟著我一起進了屋,順手打開燈。另一名警衛從外麵將門關上鎖住。跟我一起的警衛在靠牆的凳子上坐了下來,大聲地打了個哈欠。

屋子大約有18平方英尺大小,角落裏有一間不帶門的廁所。家具除了靠牆的長凳外,還有一張固定在地板上看起來結實異常的桌子和六把椅子;牆上有一部電話和一幅裱了框的凱末爾·阿塔圖爾克石版畫;地板上鋪著破舊的棕色油氈。

我掏出煙,遞了一根給警衛。他搖搖頭,一臉輕蔑的樣子,好像嫌棄我沒拿出像樣的東西孝敬他似的。我聳了聳肩,將煙放進自己的嘴裏,示意借個火。他再次搖頭。我收起煙,在桌子邊坐了下來。我不得不做好準備,現在二科的人隨時會過來審問我。而我此刻最需要的就是得想好怎麽跟他們說。

審訊總是一樣的。我記得我父親在被殺前一晚曾試圖向母親解釋過這一點。對於一名犯錯的士兵而言,在他的指揮官前實話實說沒有什麽好處。他必須想到更多更花哨的說辭來蒙混過關。如果他在熄燈後半小時才回到營房,隻是因為喝了太多啤酒錯過末班車,那麽誰會同情他呢?不過是個粗心大意的傻蛋而已,於是指揮官會說些類似“七天禁閉,下一個”的話,就這樣。但是,在被問及是否有話要說時,如果他編個故事,讓指揮官聽得津津有味,那麽情況就會發生變化。他最終可能隻是被警告而已。我父親說他以前的團裏有個下士就非常擅長為士兵們編故事,而且每個故事隻賣半克朗。他編的故事統稱為“是這樣的,長官”。我父親有次因為晚歸被“追責”時,就曾買過一個故事,那個故事是這麽編的:

是這樣的,長官,我當時正沿著營房路往回趕,以便按照部隊規定在熄燈前回到營房。然後,長官,就在我經過軍械大道的購物商場時,突然聽到一個女人的叫喊聲。此時停頓一下,長官,我停下來聽了聽,結果再次聽到她的喊叫聲,還有混亂的哭聲。聲音貌似是從商場裏的一家店鋪傳來的,所以我就過去看了看。再次停頓,然後繼續往下說,然後,長官,我發現一個中東佬,抱歉,長官,是一個本地人,在門口調戲一位白人婦女。我能看出她是位正經人家的女子,長官。此時聲音略顯沉重,然後,長官,那位女士看到我來了,便立刻向我求助,說她正準備回自己母親家,就在炮兵公園對麵,而這個當地人試圖,好吧,試圖騷擾她。我讓他讓開。長官,結果他開始惡語相向,用他們當地的髒話來罵我,而且還用了一些侮辱性字眼來辱罵軍隊。深吸一口氣,是這樣的,長官,為了那位女士著想,我忍了下來,沒有發火。事實上,長官,我想那個男人一定是喝醉了或嗑了藥。他還算清醒,沒敢直接上前,但是當我護送這位女士離開商場時,我發現他就跟在我們後麵,想等機會再次騷擾她。那位女士也發現了。長官,我從來沒有看到過一位女士害怕成那樣。當她請求我護送她去她母親家時,我意識到這會讓我晚歸。但是,如果我就那麽走了,她很可能會遭遇不測,而那樣的話我永遠都不會原諒自己,長官。抬頭挺胸,咬緊牙關,直視指揮官頭頂的牆壁,說,長官,我知道錯了,甘願領罰。指揮官這時想不出什麽話來,隻會說一句“下不為例”,事情就算過了。

唯一的麻煩就是在軍隊,除非你是個人嫌狗憎的討厭鬼,否則大家一般傾向於相信你的話,因為這樣一來事情更簡單。另外,他們也知道就算你是在編故事,也肯定已經出了一身的冷汗,算是達到了懲罰的目的。想要警察相信你則困難得多,他們不願意漏過任何一處疑點。他們會一而再,再而三地核實你的故事,找到證人和證據,弄清所有的可疑之處。“那位女士叫什麽名字?長什麽樣子?你護送她去的房子到底在哪裏?她的母親真的住那裏嗎?你見到了嗎?從購物商場到炮兵公園另一側需要22分鍾,然後從那兒走到營房需要30分鍾,總共是52分鍾。但是你晚回來兩個小時。剩下的1個小時又8分鍾你去了哪裏?我們有目擊者稱見過你……”等等。你沒法用半克朗買到足夠好的故事來應付警方。如果對方是情報機構,那就更糟了。絕大多數情況下,他們甚至不必擔心法庭訴訟問題。因為他們就是法庭,法官、陪審團和檢察官他們全包了。

對於站長提到的反情報二科,我一無所知,但是也不難推測那是什麽。土耳其人一直是法語單詞和短語的偉大借用者。Ikinci Büro在我聽來像是土耳其語裏的第二科,不會差太多。

無論用哪一種語言問我世界上哪些、哪種或哪類人最為猜忌、多疑、狹隘,完全就是不講道理、喪失人性、殘暴嗜虐和毫無信譽的渾蛋,我肯定都會毫不猶豫地說:“反間諜部門的人。”跟他們打交道,隻有一個故事是行不通的,尤其還不是真實的故事,他們本能地就不會相信。你必須擁有一係列的故事,這樣當他們推翻第一個時,你可以拿出第二個,然後等他們接著質疑時,你再拿出第三個。這樣一點點地,你就會發現他們真正想讓你講的故事,而他們則會認為自己取得了進展,不會繼續難為你。

在埃迪爾內,我從一開始就陷入死地。如果早知道車裏藏著什麽,在邊檢站站長問我的時候,我就不會告訴他哈珀的事情,隻會裝傻,或者幹脆一言不發。這樣,等之後我最終撐不住並“全部招認”時,我所說的話,他們至少會相信一部分。可現在,我恰好講了一個真實的故事,但聽起來就好像我在糊弄他們一樣。所以,你可以想象我在等待時的心情。我知道自己一定要倒黴了,因為根本沒有可操作的餘地。

太陽沉了下去,窗外逐漸變黑。屋子裏靜悄悄的,我聽不到監獄其他地方的聲響。我猜這可能是早就設計好的,這樣外麵也聽不到審訊室裏發出的任何聲音,比如尖叫聲。在裏麵待了兩個小時後,外麵的走廊上傳來了腳步聲,接著門被打開了。一個新警衛走了進來,他拿著一個錫碗裝的羊肉湯和一大塊麵包,把它們放在我麵前的桌子上,然後朝原來的警衛點了點頭,後者出去並重新鎖上門。新來的警衛則在板凳上坐了下來。

沒有勺子,我用麵包蘸著湯嚐了嚐。湯是溫的,漂著一片片凝固的油脂。就算沒有消化不良,我也根本吃不下。現在,光是湯的味道就讓我想吐。我看向警衛,問道:“有水嗎?”。

他指了指洗手間。顯然,如果我想喝水,隻能去喝水龍頭裏的水。這實在不是個好主意,消化不良已經夠糟了,我可不想再得上痢疾。我勉強吃了一些麵包,然後又掏出煙,希望這個新警衛能給我根火柴。他搖了搖頭。我指著桌子上的塑料煙灰缸,提醒他未必不允許吸煙。他依然搖頭。

快9點的時候,一架雙引擎飛機飛到監獄上方,然後一圈圈地盤旋,似乎正在降落。飛機的聲音對警衛來說好像代表著某種信號。他看了看手表,然後心不在焉地把手伸到外套前,似乎要確認所有扣子都扣上了一樣。

我問道:“埃迪爾內有一個大機場嗎?”與其說我想知道,不如說我更想打破屋子裏漫無止境的沉默。

我說的是法語,但是他沒有聽懂。我用手比畫著,但他似乎誤解了我的意思。

“Askeri ucak.”他簡短地說道。

一架軍用飛機,談話結束了。但是我注意到他開始不停地看自己的手表。我想可能是換班時間到了讓他變得不耐煩。

20分鍾後,遠處傳來車門關門的砰砰聲。警衛也聽到了,立即站起身來。我看向他,他瞪了回來。

“注意!”他喝道,然後又焦急地說,“起立!起立!’

我站了起來,現在我能聽到不斷接近的腳步聲和說話聲,有人開了鎖,然後門“哐”的一聲被推開了。

剛開始的時候,除了有人在走廊上說話,什麽也沒有發生,從我的角度根本看不見外麵,隻能聽到一個嚴厲強硬的聲音似乎在發號施令,還有另一個謙卑的聲音不停地表示服從:“是,是,長官,馬上。”然後,說話聲停止了,下達命令的人走進房間。

我猜他大約有35歲,也許更年輕,又高又瘦,顴骨凸起,灰色的眼睛,還有一頭褐色短發。他的嘴唇很薄,在我看來,屬於英俊的一種。他身穿便裝,是一套深色西服,顯然出自上好的羅馬裁縫之手,還係著一條深灰色的絲質領帶,看起來就像是剛從一個外交使團的雞尾酒會歸來。據我所知,可能真的是這樣。他的右手腕上戴著一個金色識別帶,手裏則拿著一個大的馬尼拉信封。

他神情淡淡地打量了我一會兒,然後點點頭,說道:“我是圖凡少校,二科副主任。”

“晚上好,少校。”

他掃了一眼旁邊睜大眼睛注視著他的警衛,突然厲聲下令道:“出去!”

警衛出去時差點摔一跟鬥。

門一關上,少校就拉了一把椅子來到桌前,坐了下來,然後衝我招手示意我回到麵包旁邊的座位上。

“坐,辛普森。我猜你會說法語,但不會說土耳其語。”

“是的,少校。”

“那我們就用法語來代替英語,這樣我會方便一些。”

我用法語答道:“遵命,長官。”

他從口袋裏掏出煙和火柴,扔到我麵前的桌子上,說道:“你可以抽煙。”

“謝謝。”

我很高興他的客氣,但是並沒有因此放鬆警惕。當警察給你遞煙時,通常是遊戲的第一步,在這種“讓我們看看能不能像男人對男人一樣理智交談”的遊戲裏,他們一般會拿著套讓你自己往裏鑽。我點燃了一根煙,等待他下一步的動作。

他似乎並不著急。隻見他打開信封,取出一個文件夾,開始查看整理裏麵的文件,就好像他剛剛弄掉了所有東西,現在正試圖重新排序一樣。

此時響起了敲門聲,圖凡置若罔聞。過了一兩分鍾,門開了,一名警衛走了進來,拿來一瓶燒酒和兩個杯子。圖凡示意警衛將其放到桌上,然後他注意到之前的羊肉湯。

“你還要吃點兒嗎?”他問。

“不,謝謝,長官。”

他轉而對警衛說了些什麽,後者拿著湯和麵包離開,並且再次鎖上門。

圖凡將文件夾放在膝蓋上,給自己倒了一杯酒,說道:“從伊斯坦布爾坐飛機過來真是顛死個人。這些短距離行程,我們用的還是活塞發動機飛機,”他咽了一口酒,就好像在吞下一顆藥丸一樣,然後將瓶子朝我的方向推近了一兩英寸,“你最好來一杯,辛普森,它能讓你放鬆點兒。”

“同時也讓我更健談,是嗎,長官?”我覺得詼諧一些可能會顯得我沒那麽害怕。

他抬起頭,灰色的眼睛直視我的眼睛,冷冷地說道:“最好不要,我沒有時間可浪費。”接著,他啪的一聲合上文件夾,將它放在自己麵前的桌子上。

“現在,”他繼續說道,“讓我們來看看你的處境。首先,你所犯罪行一經定罪,將至少麵臨20年的監禁。根據你在案件的政治層麵的參與度,我們甚至可以考慮要求判處你死刑。”

“但是,我根本沒有參與,長官,我向你保證。我也是該案的受害者,無辜的受害者。”當然,關於死刑的說法,他很可能是在誇大其詞,但我不確定。還有,又是“政治層麵”這個詞。我之前看過報道,知道他們曾因政治罪吊死前政府成員。我真後悔剛才他給我酒的時候我沒有喝一杯。現在我的手都在發抖,而且我知道如果自己伸手去拿瓶子和杯子,他一定會發現。

但是顯然,他不必非得看到我發抖的手。他知道自己在對我做什麽,而且希望我明白他知道。他非常悠閑地拿起酒瓶,給我倒了半杯燒酒,然後將杯子推到我這邊。

“我們等會兒再討論你參與多少的事兒。首先,讓我們聊聊你的護照問題。”他說。

“我承認我的護照過期了,但這僅僅是一個疏忽。如果邊防檢查站的站長按照正規流程辦事,我應該被遣回希臘。”

他不耐煩地聳了聳肩說:“讓我們說清楚。你已經在土耳其境內犯下了嚴重的刑事罪行,難道還指望依靠證件的不合規來逃脫罪責嗎?我想這點你應該清楚。而且你也清楚你的護照不是因為個人疏忽而失效的。埃及政府已經拒絕了你的續簽。實際上,他們在兩年前就因為你在入籍文件上的聲明弄虛作假而撤銷了你的國籍。”他看了看文件,繼續說道,“你說你從未被判過刑,也從未入過獄,這兩項聲明都是謊言。”

如此不公正地歪曲事實,肯定是埃及方麵告訴他的,於是我開口道:“我一直在抗議那個決定。”

“而且還使用著已經失效但沒有上交的護照。”

“我的護照問題尚在審理中。再說,我已經申請恢複我的英國國籍,而作為英國服役軍官的兒子,我完全有資格。實際上,我是英國人。”

“英國人可不這麽想。這種事很難怪到他們頭上。”

“根據《1948年的英國國籍法》,除非我特別聲明放棄英國國籍,否則我仍然是英國人,而我從未正式聲明放棄過。”

“那不重要。我們現在討論的是你的案子以及你的參與程度。我要指出的是在這起案子裏,我們的行為不會因為你是外國人而受到任何製約。沒有領事會為你出麵,一個都沒有,你現在屬於無國籍人士。唯一能幫助你的人就是我的上司,”他頓了頓,繼續道,“但是他需要一個理由,你懂我的意思嗎?”

“我沒錢。”

對我而言,這種回答合情合理,但是不知何故,他卻似乎因此被激怒。他眯起了眼,有那麽一瞬間,我以為他要把自己手裏拿著的杯子扔到我臉上。然而,他隻是歎了口氣,說道:“你都五十多歲了,還那麽無知,以為別人跟你一樣荒謬。你真的認為我會被收買嗎?就算會,你覺得像你這樣的人能收買得了嗎?”

我幾乎脫口就想反駁說那要取決於他索要的價格,但是如果他想擺出這麽一副道貌岸然的樣子,那就沒有爭論的必要了。顯然,我觸碰到他的敏感區。

他點了一根煙,似乎在刻意平複自己的情緒。我趁機喝了口酒。

“好了,”他又恢複公事公辦的狀態,“你現在已經清楚自己的立場了,也就是完全沒有立場可言。現在我們再來聊聊你被捕前跟邊防檢查站站長講的故事。”

“我跟站長說的每個字都是實話。”

他翻開文件夾,說道:“從表麵看,似乎很難讓人相信。讓我們看看,你說這個叫哈珀的美國人讓你駕駛一輛屬於利普女士的車,從雅典開到伊斯坦布爾,並將給你100美元的報酬,你同意了。我說的對嗎?”

“很對。”

“即使你的護照失效了,你也同意?”

“我沒有意識到護照過期的事。我上次使用護照還是幾個月以前。所有的事在幾個小時內就談妥了,我幾乎沒有整理行李的時間。大家一直在使用過期的護照。不信你可以隨便找家國際航空公司的人問問,他們也會告訴你相同的答案。所以在稱行李時,他們總會查看一下乘客的護照,就是怕後麵遇到麻煩。而我,沒有人替我檢查。希臘的邊檢幾乎不看護照。我要離開,他們才不感興趣。”

我知道自己現在是安全的,說話時聲情並茂。

他想了一會兒,然後點點頭說:“這也說得通,關於護照日期的事,你當然有充足的理由忽視,反正埃及那邊是不會給它續簽的。我認為這種解釋不是不能接受。那麽我們繼續,”他又翻了翻文件說,“你跟站長說曾經懷疑這個哈珀是個毒品走私犯。”

“是的。”

“以至於離開雅典後,把車子搜查了一遍。”

“是的。”

“但是就算這樣,你也同意跑這趟活兒。”

“我會得到100美元的報酬。”

“就隻是為了錢嗎?”

“是的。”

他搖搖頭:“很難令人相信。”

“我說的是實話。”

他從文件夾裏拿出一遝紙,說道:“就你的過往經曆而言,很難讓人信服。”

“做錯一次,一輩子都翻不了身。”

“恐怕不止一次。我們這裏有關你的卷宗從1957年開始。你曾因各種指控被捕,還因為輕罪接受過罰款處罰。其餘的因為缺乏證據沒有被警方記錄在案。”

“本來就不是什麽大事。”

他隻當沒聽見,接著道:“然而,我們確實跟國際刑警組織打聽過,想知道他們知不知道你的事,看來他們知道的還不少。顯然你曾經從事過餐飲行業。”

“我母親在開羅開過一家餐館,那也是犯罪嗎?”

“欺詐就是犯罪。你母親曾是一家餐館的老板。她去世後,你將餐館賣了出去,買餐館的人以為你擁有餐館的全部股份。但實際上,餐館還有另外兩個股東。買方指控你欺詐,但在警方允許你規範交易後撤訴。”

“我根本就不知道其他股東的存在。我母親從沒跟我說過她賣過股份。”這是真的,母親要對我因此遇到的麻煩負全責。

“1931年,你在開羅投資加盟了一家小型出版公司。這家公司對外宣稱涉及國外的雜誌和期刊發行業務。但是實際上,它真正的業務是為西班牙語和英語市場製作色情作品。這也就變成了你真正的買賣。”

“這絕對是謠傳。”

“這些信息通過國際刑警組織獲得,由倫敦警察廳應紐約警方詢問提供,1954年的資料。倫敦警察廳肯定很早就認識你了。”

我知道現在發火對我沒什麽好處,於是平靜地說道:“這些年來,我確實編輯過一些文學類雜誌,有時也為這些雜誌寫稿。有時候,尺度可能過大,被各種審查機構列為禁書。但我想提醒你,像《尤利西斯》和《查泰萊夫人的情人》這樣的書也曾被同樣的機構定性為色情或**書籍,但是它們現在作為文學藝術作品已經得到人們的認同,而且被極其廣泛地出版發行。”

他又看了看手裏的文件,說道:“1955年1月,你在倫敦被捕,手裏藏有各種**和色情期刊的樣本並試圖大量售賣。其中包括一本名為《僅限男士》的書和一份名為《魅惑》的月刊,全部都出自你所有的埃及公司。你因違反有關此類出版物管製的英國法律而被起訴,同時被控走私**書刊。在法庭上,你沒有提及任何文學藝術作品,認罪後被判了12個月的有期徒刑。”

“那是司法的歪曲。”

“那你為什麽認罪?”

“因為律師勸我認罪。”實際上,我是上了刑警的當。他騙我說隻要我認罪,罰個款就沒事了。

他若有所思地盯著我看了一會兒,然後合上文件夾說:“辛普森,你真是愚不可及。你跟我說你說的都是實話,但是在我確認你的供述時,聽到的隻有抗議和抱怨。無論你找什麽理由為過去辯解,或者對自己可能還抱有什麽樣的幻想,我都不感興趣。如果撒謊不能帶來任何好處的時候你都不願意坦誠一些,那麽你的話我一個字都沒法相信。你因為走私並試圖兜售**製品在英國被捕,為什麽要否認呢?這樣,你再跟我說自己不知道今天下午走私武器和彈藥的事,我就很難不去想,這個人沒犯過大罪,但是嘴裏恐怕一句實話都沒有。沒錯,我隻能認定你在說謊,而且必須采取其他方式從你那裏獲得真相。”

我得承認他所說的“其他方式”給了我當頭一棒。畢竟,五分鍾前,他還一直給我倒酒。當然,他是想嚇唬我,讓我感到害怕。不幸的是,他成功了。雖然僅僅是因為我心煩意亂、疲憊不堪而且還在遭受消化不良的折磨,他才成功的。

“長官,我說實話,”我能聽到自己的嗓音顫抖地變了聲,但是對此無能為力,“我向上帝發誓我會說實話。我隻希望能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告訴你,離棄黑暗,奔向光明。”

他探究地盯著我,我忽然意識到自己所說的話,不禁一陣臉紅。我居然使用了哈珀讓我在支票供認書中寫下的荒謬字眼,真是糟透了。

他的嘴邊瞬間掠過一絲譏笑。“是了,”他說,“我忘了你還是一名記者,那麽我們現在再來一次。記住我不需要長篇大論的辯解,實話實說就好。”

“當然。”我的腦子一片混亂,一時間根本想不出應對之策。

“1955年的時候你為什麽去倫敦?你肯定知道倫敦警察廳當時已經掌握了你的全部資料。”

“我怎麽可能知道?我當時已經很多年沒去英國了。”

“戰爭期間你在哪兒?”

“在開羅幹活兒。”

“什麽活兒?”

“翻譯。”

“那你為什麽去倫敦?”

我清了清嗓子,喝了一口酒。

“回答我!”

“我正要回答,長官,”我別無選擇,隻能實話實說道,“我們出版物的英國經銷商突然停止付款,給他的信函也沒有回複。我去英國一探究竟,發現他的辦公室關門了。我以為他倒閉了,於是開始尋找新的經銷商。結果跟我洽談的那個人是一名倫敦警察廳的警探。我們以前常把貨藏進棉花堆裏,然後寄到利物浦,貌似海關發現了這一點並通知了警方。我們的經銷商那時已經被抓進監獄,而警方沒有將此事公示,於是我就上鉤了。”

“很好,這樣好多了,”他說道,看上去似乎有些愉悅,“不過,很自然地,你對英國當局存在諸多怨恨。”

我本應想到他之前說過的話,但我仍然一片混亂,於是試圖轉移他的注意力。

“當然,我當時是有些怨恨。我認為自己沒有得到公正的審判。但是過後,我意識到警察也有自己的職責,”我覺得這麽說能夠取悅他,“而製定法律並不歸他們管。因此,我努力成為模範囚犯。我想我做到了。畢竟,我因為表現良好爭取到最大的減刑機會。我無法抱怨自己在梅德斯通所受到的待遇。實際上我離開時,跟地方長官握了手,他還祝我一切順利。”

“然後你就回到了埃及?”

“是的,考察期一到,我就回了開羅,長官。”

“接著你在那裏向埃及當局舉報,說一位名叫科爾比·埃文斯的英國商人是英國特工。”

他的話就像一記耳光抽在我臉上,但這次我穩住了陣腳說:“不是接著,長官,那是後來蘇伊士危機期間。”

“你為什麽要這麽做?”

我不知道該說些什麽,跟他這樣的人我該怎麽解釋自己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原則?於是,我索性閉上了嘴。

“是因為你需要通過某種方式向埃及當局證明你是反英派,還是因為你不喜歡這個人,或者你本身就是一個堅定的反英派?”

我猜三者兼而有之,但我真不知道,於是幾乎不假思索地答道:“我的母親是埃及人,我的妻子在英國發動的襲擊中被他們的炸彈炸死。我為什麽不能堅定地反英呢?”

這可能是我當下能夠給出的最好答案,聽起來非常可信,即使事實並非如此。

“你真的認為那個人是特工?”

“是的,長官。”

“然後就申請了埃及國籍。”

“是的,長官。”

“你在埃及一直待到1958年,也就是他們最終斷定埃文斯不是英國特工並放了他的時候?”

“他被判定有罪,被釋放是一種寬恕。”

“但是埃及人當時確實開始對你展開調查。”這是一個陳述句。

“我想是這樣。”

“我明白了,”他再次替我倒滿酒,“我認為我們已經開始相互了解了,辛普森。你現在應該意識到道德審判既不是我的工作,也不是我的興趣。另一方麵,在我們拚湊事實的討論過程中,我也開始了解你的想法。那麽,現在再讓我們回到你關於哈珀先生和利普小姐的故事上來。”他又看了看文件夾說,“瞧,對於像你這樣閱曆豐富的人來說,真是有些匪夷所思。你明明懷疑哈珀可能是在利用你,而且是為了某些非法的目的來牟取暴利,卻依然照做,就因為區區的100美元。”

“我以為是回程的時候會有貓膩,長官。等他意識到我已經猜到他想幹什麽時,我想他不得不付給我冒險的錢。”

他把身子向後靠去,同時露出一個笑容:“但是在想到這種可能性之前,你就已經接受了這100美元。否則,你也不會在雅典郊外搜車。知道問題卡在哪兒了嗎?”

我知道了,我隻是不知道該怎麽解決。

他又點燃一根煙,說道:“辛普森,就在幾分鍾前,你還非常明智地要離棄黑暗,現在為什麽不繼續了呢?要麽你的整個故事都是謊言,要麽就是你忘掉了一些重要的東西。無論哪個,我都要找出來。如果你現在就告訴我,我們兩個都能輕鬆點兒。”

我知道自己已經輸了。我又喝了些酒說:“好吧。我對他跟對你一樣沒轍。他勒索我。”

“怎麽勒索你的?”

“你們和希臘簽訂了引渡條約嗎?”

“那不重要,我又不是警察。”

於是,我隻能把旅行支票的事告訴他。

我說完之後,他點了點頭,說了一句“我明白了。”過了一會兒,他起身走到門口,敲了敲門。門馬上就開了,他朝門外的人交代了些什麽。

我很確信他已經沒什麽可問的了,現在正吩咐警衛把我帶到牢房,因此我大口喝完杯子裏剩餘的酒,並把火柴放進自己的口袋裏,想著萬一運氣好也許能把它們順走。

牢房的事我似乎並沒有猜對。他吩咐完,就關上門走了回來。

“我讓人送點兒能吃的東西過來。”他說。

他沒有在桌旁停下來,而是朝電話走去。我點燃一根煙,把火柴重新放回到桌子上,我想他應該沒有注意到。他讓人轉接一個伊斯坦布爾的號碼,而且還在這個號碼前麵加了一堆嚇死人的頭銜。然後他掛了電話,回到桌子旁。

他說:“把你記得的有關這個哈珀的一切都告訴我。”

我從一開始就把整個故事原原本本地告訴了他,但是他現在想聽取更多的細節。

“不是,聽他說德語隻是更加證實了我的想法。”

“如果聽到我說一口流利的德語,你能判斷出那是不是我的母語嗎?”

“不能。”

“他是怎麽發音的,比如說,英語單詞‘稍後’?”

我努力學給他聽。

他說:“你看,德國人發‘I’這個音時更為前置,但在土耳其語中,在某些元音之前,‘I’的發音就像你剛才所發的英語輔音。如果他說他在土耳其待過,你會懷疑嗎?”

“如果他這麽說,我可能就信了。但哈珀是土耳其名嗎?”

“那它是德國名嗎?”

“可能是希佩爾的英化。”

“也可能是哈巴克的英化,”他聳了聳肩,道,“也可能是別名,而且很有可能。我隻想知道這個人是否有可能是土耳其人。”

“因為你所指的政治層麵?”

“明擺的事兒。催淚瓦斯彈、震**手榴彈、煙幕彈、6支手槍和6人份20發的子彈,再找上6個死士全副武裝,然後對某個重要人物或某些重要人物發動突然襲擊,就能造成很大的破壞。現在仍然有很多舊政權的支持者,不喜歡軍隊的鐵腕統治。”

我忍住沒說我也不太喜歡那些鐵腕統治。

“但是,當然,”他繼續說道,“我們會一直盯著他們。如果他們想鬧點兒動靜出來,總得借助些外力。你說他有瑞士法郎、聯邦德國馬克和美元對嗎?”

“是的。”

“當然,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很有可能隻是冰山一角。如果真是這樣,那麽背後肯定需要很多金錢支持。這個哈珀不惜花費巨大的精力和財力來運輸這批軍火。或許……”

電話鈴在此時響了起來,打斷了他的話。圖凡接起電話,是他之前要求轉撥的伊斯坦布爾的電話。圖凡在電話這邊說的話我最多能聽懂十分之一。顯然,他在向他的上司匯報。我的名字被提及了幾次,之後大部分時間他都在聆聽,偶爾穿插幾句“是的”,表明明白對方的意思。我能隱約聽到話筒那頭傳來嘈雜的說話聲。最後,對方停下來,圖凡又問了一個問題,收到一聲簡短的回複,就沒了。圖凡恭敬地結束了對話,然後掛上電話,朝我看了過來。

“壞消息,辛普森,”他說,“我們科長不願意幫忙,他認為你所犯的罪行太過嚴重。”

“真遺憾。”似乎沒什麽好說的了,我又倒了一杯酒,想撫慰一下自己的腸胃。

“他覺得你對我們沒有太大的幫助,我說服不了他。”

“我知道的已經都告訴你了。”

“這還不夠。我們需要知道更多有關這個哈珀的事,比如他的同黨和接應人是誰,這個利普小姐是誰,還有這些武器和彈藥的去向以及用途。當然,如果你能提供這些信息或幫助提供這些信息,我們可能會重新考慮你的案子。”

他麵對著我坐了下來說:“如果我們認為你值得信任,那麽我們可能會讓你這麽做。但是我們科長有所顧慮。自然,他是想到了你之前的經曆。”

“這有什麽關係?”

“不是明擺著嗎?如果你跟這些人通風報信,說出車被搜的事,他們或許會給你好處。”

“給我好處?”我大聲笑了起來,我想自己肯定是有點兒沉不住氣了,“獎勵我告訴他們他們被監視了嗎?你說真的?我們現在說的可是一群不惜以身犯險的亡命之徒。我目前唯一認識的聯係人就是哈珀,他可能在伊斯坦布爾,也可能不在伊斯坦布爾。如果他不在,取車的人必須先聯係我。我要怎麽做?在他耳邊小聲說,‘快跑,事情暴露了’,然後還指望他離開之前給我小費?還是說我再等等,等著多認識幾個聯係人後,再告訴他們這個好消息,讓他們籌錢給我?別鬧了!他們立刻就會想到自己跑不遠,因為你會再次把我抓起來審問。好處?到時候他們不要我的命,我就謝天謝地了。”

他笑了:“我們科長就是想看看你有沒有這種覺悟。”

但是他之前愚蠢的假設實在令人惱火,以至於我沒有立即反應過來他話裏的意思,也不再管他能否聽懂,繼續用英語說:“無論怎麽樣,你們又能損失什麽?如果我明天沒有在伊斯坦布爾出現,他們肯定會想到出了岔子,而你們所得到的不過就是幾個沒有任何實質意義的人名,和一輛二手林肯。當然,還有我,但是我所知道的一切你都已經清楚了。等你站在法庭上試圖證明我要發動單人政變時,看起來肯定蠢透了。我看你那個倒黴的科長不過是個善良、正直、滿嘴廢話的渾蛋,認為隻要犯過錯的人就應該永無翻身之日,但如果他的腦袋沒有長在屁股上,他就應該知道他必須相信我,因為他根本沒有其他選擇。”

圖凡平靜地點點頭,將酒瓶拿到我夠不到的地方,說道:“你多少道出了科長的原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