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拾斯文，道德標準放在首位

東京的故事可以說從現在才真正開始。

帝國的曆史已將近五十年了，即使從帝國平定四境的大業完成之時——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公元979年）五月北漢被滅——算起，到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澶淵之盟，也有二十五年的光景。帝國廓清四合應付外寇的風雲際會，仁明聖德的沐浴教化，已經徹底改變了天下四海的風貌。

窺一斑可知全豹。單以本朝京師而論，除了“四戰之地”的無奈外，與舊時相比又有了許多不同。

第一，東京汴梁有內外三層，由外向內，分別是外城、裏城、宮城，所謂城垣三道，重重環衛，擁立著巍峨的帝京。當然，這倒也不算是什麽特別，不同的是，東京外城的形製並非是方正如矩的舊象，而是順著地勢高低上下，走了一條紆曲蜿蜒的線路。據說，這是太祖皇帝的主意，如此迂回縱斜的城牆藍圖還是藝祖親筆所繪。當時有許多人不解：緣何本朝京都第一道拱衛之垣，不效仿公正方直、經緯有序的自古京城之相？其實這正是太祖的高明之處。取法天象而建立的城製隻是人文的需要而沒有防禦價值，東京既無天險可恃，就必須賴以城池之固。建城曲宛如蚓而順地勢，正是得樸素堅固之防衛要領。

第二是東京城有四條運河穿城而過，謂：五丈河、金水河、蔡河、汴河。東京一地河渠貫連而四通八達，這來自於曆朝曆代的不斷疏鑿，而本朝卻終得其利。舳艫綿連千裏不絕的好處不僅僅是漕運貢輸而已，最重要的是它把帝京和四海九州緊密地聯係在了一起。這可是前無古人的事！難怪太祖把此數河比做聖朝天子腰間的玉帶，他的意思很明顯：玉帶飄揚之間，天下盡在手中。

太宗當政年間的淳化二年（公元991年）六月，由於**雨連綿，汴河發生了一次水災。十八日，大水壞堤，泛濫民田，一直淹到東京附近的浚儀縣。太宗得報，按捺不住，一大早便親自出城。宰相及樞密使等當朝大員迎謁於路，力諫不必勞動皇駕。太宗的話語發自內心：

東京養甲兵數十萬，居人百萬家，轉漕仰給在此一渠水，朕安能不顧？！

這就是東京的另外一個特殊之處了。確實，東京的人口之多，是前朝數代所無法比擬的。漕運的重要是因為帝國的中樞承受著沉重的負擔，仰給賦稅者除了天子和中央政府以外，尚還有著數十萬的禁軍。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前代的兵員，大都分散在四地，天子輦轂之下，不外乎就是一些承擔護衛的禁衛部隊而已，一旦有急，則有待於四方勤王之師。本朝卻很不同，經過太祖太宗兩朝天子的努力，天下精兵都已匯集京師，禁軍數量大大增加，已經成為帝國絕對的軍事力量。保守估計，本朝京師戶籍的數目，已至少是前唐的十倍，這還沒算上駐守京城的這若許禁軍。天子百官、皇親國戚乃至天下四方之客，給這座新朝國府，增添了無限的繁榮，也帶來了一個無法掙脫的包袱。這就是說，帝國首都之勢重，業已到了一個相當的程度了。

東京不僅是大宋的中心和天下安危的關鍵，也是帝國風華的象征。

它開始變成一座真正是屬於黎民百姓的城市。流水潺潺，長橋臥波，梨白桃紅，荷綠杏黃中自然有著無限的秀麗嫵媚，而即使在宮城巍峨凝重、金碧輝煌的赫赫皇儀裏，仍然不失些許清幽和歡愉之象。宣德門正南大道上馥鬱芬芳的如錦繁花，正是把天子的化雨春風，從沉沉如海的宮禁內苑裏灑播開來，昭示著“與民同樂”的輝煌仁政。更不用說元宵之夜五彩斑斕、錦繡交輝的上元燈節了。都城的宵禁漸漸開始流於形式，自古而來的坊製也已不像舊時那樣謹嚴；四時不絕的江淮扁舟帶來了市的興旺，柳陌花間裏的叫賣吆喝，茶坊酒肆中的絲竹管弦，人聲鼎沸中更是一番融融之樂。

東京也是文士們精神的家園。春花爛漫、秋葉靜美，小園香徑、樓台亭閣，日暮黃昏獨自徘徊中，一縷心事豈堪悵惘。同誌者於心既有戚戚，以是次韻相酬、唱應贈答，杯酒光景間，清苦幽閑、雕采巧麗，亦常能使人回味無窮。

東京更是才人們的溫柔之鄉。與位於裏城西北部的皇宮相對，外城之內，朱雀門東南、南熏門東北一帶位於京城東南角的區域是東京乃至全國最繁華熱鬧的地方。此地叫做“蔡河灣”，繁華的商業和娛樂場所都集中在這裏。妙的是，貢院、太學、國子監與教坊乃至妓館、瓦舍相近。青衫愁苦，紅粉憐才，每邂逅於風塵，必多殷勤之思，依紅偎綠淺斟低唱，花衢幽巷中往往不勝沉浮。

諸王畢，四海一，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於汴。然而他們與古時降王降臣的命運卻不可同日而語了，湖南周保權、荊南高繼衝、南漢劉、南唐李煜、西蜀孟昶、漳泉陳洪進、吳越錢俶、北漢劉繼元等一方霸主，納土受降後，無不保全首領，封爵賞官之外，又皆於京師頒賜甲第。其子弟臣僚，或居肘腋之地，或職州郡兵民，從未有因猜防疑忌而至於殺戮者。雖然後蜀孟昶來京後不多時即暴卒而亡，南唐李煜最後亦鬱鬱而終，但有關兩人不幸遭遇的故事都是出於野史的傳說，可信程度不大。至少，其輩子弟臣僚大都平安地入仕新朝並終其天年，卻是無可置疑的事實。惟有寬容，才能兼收並蓄。四海之大，無所不有，沒有超凡胸懷，又如何能並包天下？可見，這一現實雖然是出於五代喪亂之後人道斯文重歸環宇的一種必然，但更主要的是我朝君臣的恢弘氣量之所致。世事輪回中，本朝的開國天子終於認識到仁德往往是真正的神威，這是所有人都應該額手加慶的事情。

西蜀和江南自古是富貴之鄉，幾代以來又殊少戰亂，人們賴其地利，子孫相樂，歌詩之風昌盛。自從前唐以來，民間又流行一種叫“曲子詞”的歌行，漸漸成為新製。文人士大夫進而廁身其中，更予發揚光大，於是倚聲填詞之文學形式由此而生，與詩對稱，名之為“詞”。較之於格律謹飭、端莊持重的五七言詩而言，詞之一體以其聲詞結合、結構鬆散而獨樹一幟，它的形式似乎更適於表達兒女情感和幽怨心緒，更能抒寫活潑性靈的情感流露。職是之故，詞人既層出不窮，詞作亦愈做愈工。在詞的創作方麵，即以西蜀、南唐獨領**，從人主至大臣，每每樂此不疲。其中南唐後主李煜最擅勝場，西蜀人韋莊、南唐人馮延巳等緊踵其後，並由此而集開了一代新風。

天下複歸於一統，車船舟馬帶著亡國君臣、後宮嬪妃、詞士樂工輦來新朝，也把伴隨著悠揚聲調的清詞麗句帶到了東京。東京的繁華和溫柔，既是一帖醇厚的催化劑，把望鄉的哀怨、失意的惆悵、閑適的心緒和得意的放浪統統融入了詞的聲聲舒緩裏；同時它也像一乘奇妙的仙槎，把那柔婉美麗、纏綿悱惻的詞境帶到了現實生活當中。文學從廟堂重回人間，這是世事滄桑中可歌可泣的進步。

照理，天下武以靖之，文以持之，兩者不可或缺。但從嚴格意義上來說，本朝從立國之始一直到當今時代，卻都側重於文治。即使太祖的所謂以武定邦，也隻不過是表麵的內容而已，本朝的皇帝們從根子裏始終將道德人文的基本準則放在了第一位。盡管他們的初衷和目的並非是完完全全的純潔無私，但在客觀上卻符合著古代先王——或者說是上天——的垂範。在這裏我們也許要再次感謝五代那並不算太短的戰火喪亂和斯文掃地了，正是這慘痛的代價換來了天下人的覺醒。

澶淵之盟九個月後，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九月二十二日，真宗皇帝下詔，令資政殿學士王欽若、知製誥楊億纂修曆代君臣事跡。這是本朝第二次修纂大部頭的典籍了。盛世修書，是曆來文治昌隆的必然產物，也是時代的一種象征。前一次是在太宗皇帝陛下主持下進行的，時間大致從太平興國三年（公元978年）至雍熙四年（公元987年），修成的結果共有三部，後來分別題作《太平禦覽》、《文苑英華》和《太平廣記》，總數量在二千五百卷左右，天地萬物之理、政教法度之原、理亂廢興之由、道德性命之奧，無不包羅其中，真可謂洋洋大觀。但真宗此次修書，資治備鑒的目的似乎更為明確，單從“曆代君臣事跡”這一內容界定上也可看出。所以，官家親自刪定義例，給予了極高的重視。王欽若等受命後自不敢怠慢，遂請以直秘閣錢惟演等十人同修。詔從之。

王欽若此人的品德和學問並不怎麽樣，但楊億和錢惟演卻算得上是忠清鯁良的才學之士。楊億七歲時即為太宗賞識，後賜進士及第，時任翰林學士、戶部郎中並知製誥。錢惟演更有來曆，他是五代時吳越王錢俶之子，時授為太仆少卿。參與者還有一位叫劉筠的，進士出身，精工詩文，與楊億並號“楊劉”，才思不讓人後。其他編纂人員也都是一時之選。

眾人在秘閣裏工作，有時難免枯燥寂寞，一時興來，便免不了做些詩歌消遣。楊億出了個主意：既如此，何不彼此唱和一番，以作同值秘閣的紀念？這個倡議得到眾人讚同。於是大家或就同韻，或擬一題，相互酬唱起來，日子倒也過得自如瀟灑。三年後，楊億把這些作品匯編成冊，題作《西昆酬唱集》，刊布流行，一時反響頗巨，“西昆體”竟也蔚為風尚。

真宗一朝大致就是在這種輕鬆的氣氛中度過的。在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九月，天子甚至下詔：由於稼穡屢登，機務多暇，自今群臣不妨職事，並聽遊宴，禦史勿得糾察；上巳、二社、端午、重陽並旬時休務一日，初寒、盛暑、大雨雪議放朝，並著於令式。確實，澶淵之盟以後，平和清靜的形勢持續了有近十幾年的時間。造成這種祥和局麵的原因很多，但有幾點很明顯：一是澶淵之盟後宋遼戰爭基本消歇；二是幾年來各地風調雨順，歲致豐稔；此外就是自今上登基以來，朝中的人事相對簡單，這似乎是任何一種政治平穩所最最需要的東西。

自景德年間起，朝中宰執大臣先後主要有李至、李沆、曹彬、周瑩、張齊賢、呂蒙正、向敏中、寇準、畢士安、陳堯叟、王欽若、馮拯、李迪、王旦和丁謂出任，他們在某些事務上雖然存在著不少矛盾，但總的說來還算相安無事。明顯的例子就要算與遼國的和戰一事，盡管有著這樣那樣的不同意見，但最後畢竟達成了一個結果，也就是“澶淵之盟”的簽訂。能夠產生實效，就表明政治處於良性運轉當中。可從另一方麵來講，如果這種實效不屬於合理的範疇，和諧的結果便往往是暫時的。所以，十幾年的太平無事，也並不能保證真宗皇帝在後期就不做出一些不倫不類的事。

真宗皇帝一度常常援以自豪的就是與遼國的媾和，但這件事情不久卻又使他心緒不寧，原因是王欽若對他說，寇準主持簽訂與遼國的所謂和約，在實質上是個“城下之盟”。

這話把事情的性質整個就顛倒過去了。“城下之盟”是指敵軍兵臨城下，被迫與其簽訂的休戰條約，是以喪權辱國為代價的。古有明訓：易子而食，折骸以爨，城下之盟，不能從也！

王欽若為人傾巧矯誕，其人的劣跡早在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遼兵入侵時就已暴露無遺。此刻，他說這番話完全是出於對寇準的嫉妒。欽若和後來的一位宰執丁謂一樣，是真宗在位期間汲汲於排擠他人的典型代表，在當時即被視為奸佞之輩，他們與剛直者寇準的矛盾也是相對平和的朝廷人事中的一個不和諧音符。政治環境中的醜惡行徑往往來自於兩端：一是出於個人私利，一是出於妒賢嫉能，這兩者也是人性中所有缺陷的根源。當然，德行不正者如欽若之輩所以能站住腳，是因為他們還有一套取媚於皇帝的妙法，以保證自己的利益不在人下。

有一次，官家做了首《喜雪詩》，賜予幾個宰臣，其中有處韻腳用錯了一個字。宰相王旦看了出來，想說與皇上知道。君臣切磋詩藝，本來是件普通的事情，但欽若卻故作危辭：天子之詩豈是禮部所定詩律所能校正的？大家一聽此話，不由得不作罷。豈料欽若私下裏卻自己去告訴皇上，說某某字錯了。不久真宗在朝會上笑對宰相、樞密道：前番所賜一詩，若不是欽若指正，怕要為眾人所笑了。王旦聽了，真是哭笑不得。

錯誤的根子總是出在天子本身，然而災難的產生卻一定是奸佞之臣誘導的結果。自從欽若講了“城下之盟”一番話後，皇上心裏一直都排之不去。作為太祖太宗的繼任者和帝國的聖明天子，他不能容忍費盡心機所造就的和平現實卻是出自於一個與夷狄的“城下之盟”。若此，大宋皇帝的顏麵將置於何處？有損王霸大業倒還在其次，如果因此而遺臭萬年，那就是非同兒戲了。於是，他開始想要補救，可一時又沒有什麽辦法。大約是在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下半年的某個時間，皇上召來欽若問計：“今將奈何？”

“陛下發兵取幽薊，可洗刷此辱。”欽若知道真宗一向是討厭興兵的，所以先故意說得一本正經。

果然，皇上道：“河朔生靈，始得休息，吾不忍複驅之死地。賢卿再思其次。”

欽若答：“陛下苟不用兵，那就必須做一件大功業。如此才可以鎮服四海，誇示戎狄。”這就是引入正題了。

不出欽若所料，天子十分好奇：“何謂大功業？”

那就是封禪，欽若為皇上道破玄機。封禪之事天子當然省得，此乃告祭天地的聖典，在東嶽泰山築壇祭天稱“封”，在泰山之南梁父山辟場祭地稱“禪”，自秦漢以降，一直是國家的大典。一般來說，這種聖德之事非有德之君不能為，也就是說，天地所能接受的祭祀，必須來自於聖明天子之所為，並不是隨便哪個稱孤道寡者都可以做的。所以，封禪尚必須有天瑞昭示，方能進行。但是，欽若說得好：天瑞雖不能必得，但也可以人力為之！

這分明就是要皇上做偽了，虧他也能說得出口。但是真宗目前急需擺脫內心的苦惱，恢複失去的自信，動機既出於私意，是非的概念自然便就趨於模糊。其實，自古而來的封禪大典倒也並不一定都是天地聖靈所同意的，王欽若的話有一定的道理。但在理論上講這畢竟是個原則問題，古代先王們對此就特別謹慎從事，沒有十足的自信，誰也不敢遽行這一大典。因此，真宗確是猶豫了很久，他怕大臣們有意見，特別是宰相王旦。王旦此人是個持重之士，辦事尚還有自己的原則，天子對他是否能讚成這樣一個師出無名之舉，心裏實在沒有把握。

欽若不以為然。他認為天子若以聖意宣諭王旦，王旦不敢不答應，並且為此還去做了王旦的工作。可即使這樣，真宗還是猶豫不決。最後，是一個偶然促使皇上下了決心，這是有一天晚上皇上心緒不定，親自來到秘閣征詢意見。當晚值日的是右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杜鎬，皇帝驟然問他：卿博通典籍，知道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是怎麽一回事嗎？杜鎬是個老實的儒士，不測天子此問何意，就事論事地答道：此也不過就是古代聖人以神妙之道垂示教化而已。這話的意思是，所謂河圖洛書等天示祥瑞，實乃聖人借造化神妙弄出來的東西，目的不外乎是以此教化天下。杜鎬的話恰好與王欽若的意思不謀而合。真宗聽後龍顏大悅，主意遂定。接著，天子在一天晚上召來王旦歡宴，並頒賜了一尊佳釀囑王旦帶回。王旦回宅打開，裏麵竟藏了一顆價值連城的明珠，這下王旦還有什麽話說！

這件事情究竟是何人具體經辦並不太清楚，準備工作是在極其秘密的狀態中進行的。但殿中侍禦史趙湘明顯參與了真宗的“做偽”，因為是他首先在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十一月十七日上言請天子封禪。趙湘是宗姓大臣，一直得到皇帝的信任，而其人雖然此時代理三司的部分工作，但還算不上是宰執大員，由他先倡議封禪，確是十分恰當，看來皇上真為此下了番苦心。到了第二年的正月初三，真宗正式開始了這場“大功業”行動。

皇上先是對宰執大臣們說，自己早在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就做了一個夢，夢中有神人告日下月三日，也就是十二月初三，當降天書三篇，名為《大中祥符》，因此宜於正殿建道場一月。皇上說：目前道場已建好了，雖已過了整整一個月，但仍不敢罷去。剛才恰好看到皇城司有奏，說左承天門屋之南角，有黃帛曳於鴟吻之上，朕細細想來，怕就是神人所謂天降之書了。

於是王旦、王欽若皆山呼萬歲，敬賀靈文果降。隨後真宗親自步至承天門，焚香受書，命陳堯叟讀之。結果這封“天書”的文辭與《尚書·洪範》及老子《道德經》很類似，內容也不外乎就是始述當今皇帝能以至孝至道紹世，次諭以清淨簡儉，終述以世祚永久之意。看來作書者也並不十分高明，最後還是模仿了一下現有的成例，而《尚書·洪範》和《道德經》實在也是最普通的兩部古代典籍。

天降祥瑞的事情一解決，下麵便就是封禪。真宗當然還要推辭一番，最後自然也是耐不住天下所請，宣布十月有事於泰山。在此之前，已大赦天下，加恩百官，改元為“大中祥符”。這件事情最後弄得轟轟烈烈，成為帝國的頭等大事，一直到十一月二十日皇上從泰山還京，始告結束。這次東封泰山直接耗資達八百餘萬貫，其他用度還不算在內。若從這個角度說來，確乎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帝王盛事了。

後來的人們曾煞費苦心地猜測真宗和滿朝文武汲汲於做這件奇怪事情的真正目的，但始終是不得要領。因為像真宗這樣一個尚算不上是昏昧的皇帝，恐怕還不至於愚蠢到自己欺騙自己的程度。唯一一個勉強說得通的假設是：當時的敵對方契丹人特別敬畏天地神靈，真宗君臣乃是希望以此神道之言動敵聽聞，而潛消其覬覦之心，所謂“假鬼神以雪前恥”者。假如真是這樣的話，那真是令人要長歎一聲“嗚呼哀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