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士與養兵之策

真宗“大中祥符”年號持續了九年，名如其分，這九年的基本調子也就是不斷而來的天書、祭祀、建觀、崇道而已，整個國家都在為此而大事忙碌。喧鬧的慶典衝淡了一切，即使真宗皇帝禦極期間天下有什麽隱患的話，也必然被這些華麗的裝飾掩蓋掉了。

社會穩定的基礎歸根結蒂是由經濟狀況所決定的。真宗之所以能在執政後期無所忌憚地弄出這些花樣，其深層的因素也就是帝國的經濟尚還差強人意。當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十一月間皇上正為封禪事猶豫不決之時，曾專門就經費之事問過當時負責財政的三司使丁謂，丁謂表示經費不成問題後，真宗這才大膽地放開手腳。真宗統臨寰宇近二十年歲月，正處在一個十字路口，恰巧在走向歧途的關頭，幸運地結束了。曆史總會讓一些人成為時代的寵兒，這是無可奈何的事。

但東京汴梁的故事，不會永遠像這樣波瀾不驚的。

真宗在公元1017年又改元“天禧”，這自然是“天書”又降的結果。五年後，又改元“乾興”。乾興元年（公元1022年）正月十九日，真宗崩於延慶殿，享年五十五歲。皇太子趙楨柩前即位，後來的廟號為“仁宗”，時年隻有十三歲。因為嗣君年幼，繼代大事均是在皇太後主持下進行的，輔臣草製遺詔，自然也有“軍國大事兼權取皇太後處分”的字樣。顧命大臣之一、剛被先帝封為晉國公的丁謂要去掉此句中的“權”字，遭到一致反對。權，代理也。正如另一位輔臣王曾所言：皇帝衝年，不得已太後垂簾。政出房闥，這已是國運否背了，如何再能刪一“權”字！本朝力矯前代之弊，對後宮幹政，一向是防範極嚴，太祖所定下的一些基本原則就包括了這一條。因此王曾此話是理直辭正，丁謂也隻好作罷。這是本朝第一次出現新帝衝幼的局麵，由於製度的謹嚴，終於沒能釀成惡果，倒還是值得稱道的。

新帝仁宗直到十年後的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才親臨朝政，在這先後圍繞著垂簾聽政九年的明肅太後以及當朝皇後的廢立之事掀起了一場不小的政治風波。這件事同真宗晚期的一次宮廷事故一樣，給朝間許多宰執大臣造成了不少隔閡和衝突，也給後來的麻煩埋下了種子。從那時開始，仁宗後來的朝廷政治便波瀾四起，揭開了東京汴梁驚心動魄的政治鬥爭的浩瀚篇章。但盡管如此，我們卻不得不暫時把它放下而從東京移目向外去放眼寰宇，這是因為，世事的發展已經開始讓人大出意外。

讓我們不妨從慶曆年間——這是仁宗的第六個年號——開始。時間上，若從慶曆元年（公元1041年）算起，新一代天子業已即位了十八年，而本朝立國正好度過了八十年的歲月，似乎是到了水落石出的時候了。

這一年，有一位叫張方平的官員向天子上了一道數千言的奏疏。方平字安道，少穎悟絕倫，讀書過目不忘，一度被朝間重臣視為天下奇才，此時的身份是以集賢院學士知諫院。諫院是專掌規諫諷諭的官署，與禦史台合稱“台諫”，知院官如以他官兼領，則稱“知諫院”。近年來，方平一直不斷就國家急務上書皇上。方平以無比的摯誠和獨到的眼光盡著自己“既居諫垣，事無不言”的職責，他的這封千言書歸納國家自祥符以來的弊端有五：一是務為姑息；二是取士失道；三是命將養兵，皆失其正；四是國用窘迫；五是政出多門。這個精辟的分析基本概括了帝國近二三十年以來的現實。

對此當然還要費些口舌。

自黃袍加身時說“須聽我號令”一番話的那一刻起，太祖皇帝就一直為國是殫精竭慮而夜不能寐，他和繼任者太宗一起奮鬥了幾十年，終於有了一個可以自豪的結果。但這是一個什麽樣的結果呢？

重文治，講究以仁德懷遠不能算錯，由此而來的重用文臣，限製武將，削弱藩鎮等一係列相關政策當然也是極端明智之舉，但一味姑息遷就於外敵就大錯特錯了。文明總是建立在物質的基礎上，從來就沒有放棄生存而一味追求理想的道理，更何況這本來就是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世界。同理，不任官而任吏，不任人而任法，分官設職，不使專權，可以保證威柄歸於人主而帝國無內變之憂，這一個官家天下的妙法自是趙家天子的血淚總結。但是，為人臣者若要從此因循守舊，不思進取而盡聽命於獨夫，這又是有悖於聖賢教訓的。於是，太祖為了“朕之天下”而創立的祖宗之舊和天子家法，不可避免地帶來了兩個極其嚴重的後果，這也就是張方平所說的“國用日迫”和“政出多門”。不言而喻，其中最最要緊的是前者：經濟的敗壞。

真宗東封泰山弄得沸沸揚揚，花了幾百萬貫，其實還算是小樣。國家財政的日益窘困，人口的增加和土地過於集中使稅收減少固然是一個重要因素，但真正的根子是在於冗兵和冗官的不勝負擔，國家的支出實在太大。

太祖曾為他的養兵之策而頗為得意。那是建國不久，他問趙普等幾位輔弼大臣：當今何事能為百代之利？

趙普等人七嘴八舌，說了許多。

太祖隻是搖頭：“再思其上者。”

趙普等苦苦思索仍不得要領：“願陛下道之。”

太祖說：“可以利百代者，唯有養兵。凶年饑歲，有叛民而無叛兵；即豐年不幸有變，則有叛兵而無叛民。”

太祖的意思是，隻要把兵養好，即可以使天下無叛民之憂。而無平民之亂，又何懼叛兵呢？這真是聰明絕頂的辦法。事實證明，太祖後來一直以此為基本國策，甚至不惜在荒年招募饑民入伍，供其衣食，以防其嘯聚山林。更進一步的，為了使叛兵也不至於產生，太祖還不吝於厚待士兵，同時在兵製上分化將與兵的天生聯係，使將不知兵，兵不屬將，並且將天下精兵齊集京都，而在境內各州惟設不加訓練、僅充勞役的所謂“廂兵”。太祖也並非不知來自於北方的威脅和東京的缺陷，但他自作聰明地認為，有了拱衛京都的強大精卒，似乎也不至於懼怕外來之寇。他沒有想到的是，國家的強大不是以一地一兵決定的，舉國的力量才是真正可靠的力量，東京固然是一隻鐵拳，但也隻是一條臂膀而已。尤為重要的是，國家的強盛也不單是兵員多寡決定的，沒有良好的政治經濟，所有的軍事設置都隻是空談。所以說，太祖的聰明才思都用在了他身下的天子寶座和自家江山上罷了，在這一點上，他的子孫們當然也未曾少讓。隨著時光的推移，到了今年——慶曆元年（公元1041年），全國兵員的數量已臻至一百四十餘萬，這是令人咋舌的數字。

國防從來都是以金錢為基礎的。國家財政部門長官三司使蔡襄在十年後曾做過一次統計：若按禁軍一人每年耗費五十千、廂軍三十千計算，軍隊每年總支出達四千八百餘萬，占整個財政收入的六分之五。這個難以置信的比例表明帝國的財政必然麵臨極其嚴重的危機。

養士與養兵其實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麵，都是太祖精心設計的百代良法之一。據說，太祖曾誓書金匱，堅囑子孫不殺一士。這種寬大忠厚固然超邁前古，但養士既須優厚俸祿，又須給予政治特權，所以冗兵之外冗官的形成也就不可避免。本朝的官製雖然大體上繼承前唐舊式而來，但卻起了明顯的變化，從實質到形式都像個閃爍無定的萬花筒，虛實相交、紛亂繁雜，令人目眩神迷。比如漢唐以來有所謂“官”與“秩”的分別，官以任事，秩以定級，互為關聯而各有其名，本是一個井然有序的係統，可在本朝卻被打亂，突出點就是正官成為階位，與所事之職完全分離，而別立所謂“差遣”以治事。這就是說，某一官職並不代表具體職務，而職事高下又與俸祿無關，並且俸祿之外還有職錢。官擢品未必升，官貶階亦未必降；差遣——也就是事權——被罷但官、職尚在，職落而待遇如故，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在這一製度下，官員又怎能不多，庸碌之徒又如何能免！同時，分化事權已使官署機構疊床架屋，而太宗以後科舉大開，進士及第後不經禮部再試即可釋褐，因此每科平均七八百的新人均要授官，又反過來促使機構的膨脹。真宗年間內外官的數字已臻一萬多員，到慶曆年間，保守的數字也不下一萬五千人。經濟再發達，也無法忍受如此沉重的負擔。盡管近幾十年來各種賦稅都以幾何級數遞增，但據張方平在另一封奏表中所估計的，慶曆元年的財政赤字，就已經至少在三百萬緡以上。

花費如此金錢和代價建立起來的軍事力量究竟是怎樣一個狀況，仁宗即位以來的這二十年，便是最好的說明。

中國的西部地區，有一個古老的族群羌族，它的起源甚早，一直可以追溯到遠古時期。東漢時，羌族被迫遷徙西南，其中的“發羌”一支建立了吐蕃，另一支“黨項羌”曆經磨難，後來遷移到今天的甘肅和陝西北部一帶，最後其首領拓拔思恭降唐並隨李克用出兵攻黃巢，為唐王朝賜姓李，封為“定難軍節度使”，擁有銀、夏、綏、靜、宥等五州地區。本朝立國後，太祖繼續承認黨項的地位，並授其首領李彝興以太尉的稱號，彝興亦曆年進貢，對宋臣服。然而好景不長，隨著其內部的分裂，事情有了變化。

公元980年起，黨項內部發生爭鬥。太平興國七年（公元982年），首領李繼捧率眾入朝，獻出銀、夏、綏、宥、靜五州之地，並願留居東京。這一放棄祖宗舊業和部落權利的舉動遭到了其弟李繼遷的拒絕，繼遷率本部逃入夏州東部，抗宋自立。在宋軍的攻勢下，經過數年的戰鬥，不斷破敗，不得已於公元986年附遼，被封為夏國王。此後，與宋和和戰戰了近十幾年。這十幾年中，李繼遷不斷內事統一，外事擴張，實力得到加強。繼遷死後，子德明繼位，采取外和遼、宋的政策，專力向西擴張。到了公元1031年克服回鶻後，黨項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於北麵的遼國之外，成為本朝西北的一個強勁的威脅。

德明死於宋明道元年（公元1032年），其子元昊繼夏國王位，並於宋寶元元年（公元1038年）正式稱帝，建號“大夏”。元昊與他的父親有所不同，他有著強烈的叛逆性格和民族自信心，不願意永遠依附他人。同時，元昊也具備革故鼎新的雄才大略，他善繪畫，通曉蕃漢文字，精於漢人故實並能有所創新。元昊在位的十六年間，大夏占領了東近黃河，西臨玉門，南接蕭關，北控大漠的一大片地域，擁兵十五萬，並建立官製禮儀，創造文字，發展自身文化，以自己獨特的稟性無可辯駁地走進了中華的大家庭中。

寶元元年元昊稱帝的消息兩個月後才傳到東京，給了朝廷不小的震動。因為自宋、夏於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簽訂和約以來，帝國在西邊撤備也有幾十年了，天下安於無事，武備廢而不修，眼下一旦有警，無論如何不是一個容易消靖的事情。然而在內心倉皇、茫然無措的心情下，朝臣們卻眾口一詞地說元昊不過一小醜而已，可即誅滅，這真是自欺欺人得可以了。事實的發展證明，元昊的反叛，使帝國的弊端徹底地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

從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到慶曆二年（公元1042年）間，帝國與這個叛亂的藩國之間有三次大的戰役，全部以失敗告終。第一次是康定元年初的延州之役，這次的失敗首先是延州知府範雍在敵人大兵壓境時錯誤地估計了形勢，沒有進行有效防備的後果，導致夏軍**，直抵延州城下。其次是馳援的鄜延路軍軍將隻求自保，互不應接，僅剩的一個堅守職責的軍官又是文人出身，素不會打仗，最後全軍覆滅。幸好一場大雪及時降臨，使元昊不得已退軍，延州城才得以不陷。帝國近三十年來的第一次用兵，便遭致如此慘敗，使朝野上下一片嘩然，主持軍事的樞密院三長官王鬷、陳執中、張觀全被解職。而延州地方將領為推諉責任，聚訟紛紜，朝廷又派侍禦史文彥博、天章閣待製龐籍赴延州處理。最後延州平民詣闕告急，為皇上召問，兵敗諸將的過失才無可掩蓋。但就是這樣，天子仍沒有嚴肅軍紀而殺一儆百。其中的道理不言自明，因為太祖以來的祖宗教訓就是以寬仁治軍，這條法則的基本核心說白了就是寧願要不打勝仗的軍隊，也不要能打勝仗的叛兵。凡是聰明的皇帝，都懂得這個道理。

延州戰役的失利雖然導致了兩位傑出的大臣範仲淹、韓琦出長西北戰局，但仍然沒能扭轉整個態勢，緊接著在第二次戰役中又遭敗績。這一次失敗的原因與上次有所不同，主要是朝廷計議遲緩而地方主將又意見不一的結果。另外，中央與西北前線聯係的不便，在一定程度上貽誤了戰機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本來，在延州兵敗後，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仁宗即下令於來年正月上旬主動出擊，但在具體戰略上，範、韓二人卻有分歧。仲淹用兵謹慎，力主未可輕兵深入，而韓琦則主張兩路大軍齊出，合力猛攻。仲淹反複判斷利害後，先寫了一封信給夏主元昊，諭以逆順之理，勸他罷兵；然後上疏皇上，堅持正月寒冬之季起兵傷亡必大，請於春暖時出軍。朝廷接到奏報，雖同意仲淹的請求，但仍不想放棄立刻進軍的初衷，下詔仲淹與韓琦雲：“可以應機乘便，不拘早晚。”這一含糊不清的命令再加上朝廷所派的特使經略安撫判官尹洙已經出發的事實，決定了此次戰役的勝機又將是微乎其微。西陲延州離東京道路遙遠，慶曆元年（1041年）正月二十六日，尹洙方到達延州，然而仲淹說已得詔令，堅持按兵不出。尹洙在延州勸了仲淹近二十天不果，二月二十二日返回到慶州，這時才得知另一路的韓琦卻單單領會了詔書中“應機乘便”的旨意，在十天前派環慶軍副部署任福率領臨時招募的一萬八千兵馬出擊，結果被敵軍誘至好水川，大敗，死傷近萬人。消息傳開，鄰近的關中地區物價騰踴，人心**，東京滿朝文武亦皆為驚駭，參知政事宋庠還緊急上疏，請求立即整修潼關，以備敵東進。

仔細分析起來，也有幾條內在原因可以歸納。一是軍人久不習戰，又無將帥督責，帝國的部隊已變得驕惰不堪，甚至連武器都要雇人荷擔。兵士既日事遊嬉，又還在軍官的組織下參與各種生意，弄得與廛市百姓幾無二樣。如此軍隊，又豈能打仗！二是太祖有所謂“更戍法”，規定軍隊赴邊防戍或到其他重鎮駐泊就糧，三年一調。結果造成軍隊常年流動，兵帥不合，遂使戰鬥力大大下降。韓琦好水川之役，敗就敗在幾道梯隊都是臨時拚湊的人馬，烏合之眾，自然一戰即潰。

範仲淹在西北先後有好幾年，他所做的即是針對上述弊端而來，諸如加強訓練，撫教士兵，同時注重防守，不斷築城建寨等，基本上沒有犯錯誤。夏人稱他“胸中有百萬甲兵”、“不比大範老子（指範雍）可欺”。但除了韓琦，再也沒人能像仲淹這樣有所作為，整個戰局連遭敗績也就不奇怪了。仲淹、韓琦有心殺賊，但也無力回天。

此次兵敗後，韓琦上章自劾，詔罷招討副使之職而改知秦州。而範仲淹因擅自移書元昊，也被解除招討副使而知耀州。繼任的是陳執中，當時也是樞密院首腦之一，四月份以同知樞密院事改“陝西同經略安撫招討使”。陳執中做事極端保守，同原經略安撫使夏竦一樣，都是怯於用兵的懦弱之輩。此番受任，一無建樹，隻知采取守勢而已。十月，兩人同罷，而夏竦更是自請解除兵柄，其為國奔走之誌和效忠之心，似乎還在執中之下。此後，範、韓兩人又被起用，與知渭州的王沿、知延州的龐籍同兼招討使，但在武備廢弛、兵不能戰的基本態勢麵前，也是一籌莫展。同年，遼國又趁火打劫，以屯兵境上為要挾，要求增加歲幣，並還要求宋朝在外交字眼上不稱“遺”而稱“納”。帝國迫於無奈，又隻好吞下這樣一個苦果。接著在慶曆二年（公元1042年）閏九月，夏軍再次出擊，又獲全勝。帝國繼在北麵失利於遼四十餘年後，又一次遭受外敵的重創。這是中原大朝從來就沒有受過的奇恥大辱。

國家柔弱如此，朝中的政治又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