息事寧人就能安枕無憂？

遼是契丹族建立的國家。契丹源出鮮卑，是鮮卑宇文別部的一支。

鮮卑的宇文別部原居遼水上遊，與其他二部慕容部、段部鼎足而三。南北朝時期宇文部不幸為慕容部所破，其殘餘分為契丹和奚。契丹屢受他族之侵，亦為北朝幾代政權所輕視，不得已，從北魏太武帝時起，漸漸內附，歲致朝獻。不過，由此也得以與中原交流日多，獲得了寶貴的文明經驗。唐朝建立後，契丹逐漸中興，唐貞觀二年（公元628年）背離突厥，歸附唐朝，從此成為中華大家庭之一員。盡管在傳統理念上來看，他們仍是異族，但客觀上的存在勝於一切理論上的雄辯，在“四海一家”這個大背景下，他們也要不可避免地走進中國的曆史中，雖然這個過程充滿著血與火的洗禮和慘痛的創傷。

唐天寶十載（公元751年），契丹貴族中的遙輦家族取代了大賀家族，在後來的一百年中逐漸站穩腳跟，開始從逐寒暑，隨水草，以車帳為家的遊牧方式向農牧結合、居有定處的先進生產方式過渡，部落之間也不單單再是簡單的軍事聯盟關係，國家的概念與形式也已開始形成。當十世紀初，世裏家族的耶律阿保機登上契丹的統治地位時，表明契丹的勃興正式開始。

阿保機屬於那種不甘在蒙昧的環境中固步自封的人，他具有抬起頭來放眼寰宇的天性，並能把握住周圍一切變化的事物給他造成的感觸，同時把這種印象轉化成有益的啟示。阿保機親率部落多次南征，他在這些軍事活動中不僅僅是獲得了糧食、牲畜與奴隸，更重要的是開拓了自己的眼界，接觸了一個嶄新的世界，這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成就。據說，阿保機能說漢話，通曉漢文，甚至工於書法，從他的作為來看，這些記載並非是誇大之辭。後晉之時，阿保機曾入關取平營二州，率漢人耕種，為治城郭，邑屋廛市一如漢人製度。這座城池名曰“漢城”，在獨石口北三十七裏處，地可植五穀，有鹽鐵之利，漢人安之，竟不思歸，可見他的氣度與韜略非同一般。

先進力量總是能戰勝愚昧，阿保機以他的果斷與強有力的手腕再一次證明了這條真理。後梁貞明二年（公元916年），阿保機以一次騙局誘殺了另外七個部落的酋長，自稱“天皇王”，建立了契丹帝國。此後，不斷內事統一，外事開拓，親征突厥、吐渾、黨項、小蕃、沙陀、阻卜等部，連戰皆捷，平定西北；又轉而東滅渤海國，開辟了契丹曆史的新紀元。公元926年，阿保機去世，其次子耶律繼光繼位，史稱“遼太宗”。遼太宗進而征伐中原，並於後晉開運三年（公元946年）占據後晉首都大梁後改號“大遼”，把目標指向了廣闊的中原。宋代周而入主中國，便不可避免地開始了與遼長達百多年的故事。

本朝究竟有無足夠的力量使戎狄臣服，這本就是個不容易回答的問題。而本朝兩位先王於無形中定下的基調，更使這個問題變得撲朔迷離。太祖、太宗的矛盾看起來似乎在於以德服人與以戰屈人的兩難選擇上，而事實是早在本朝開啟王運之初，種種跡象就已表明，中原的長久戰亂使天下士庶之心逐漸把大唐以來以聲威服人的雄偉魄力摒棄在一邊了，他們要的是和平的生活而不是空圖聲名的窮兵黷武。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和”的基本策略並不是仁德天子們的一廂情願，而是人之常情和時勢所逼的產物，應該是無可非議的。歧溝之戰後十八年，宋遼之間終於實現了外交上的和解，這個結果可以說是與太祖以來的基本國策一脈相連。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假如帝國並不具備以戰屈人的實力，那麽這種和解就是苟且、脆弱和暫時的，更不能保證“修文德以徠遠人”宏偉目標的實現。事實上，這次與遼國的和解雖然在客觀上給帝國帶來了寧靜與繁榮，但也成了本朝徹底放棄對外用武的起點。

這是宋真宗，也就是本朝第三位皇帝時期的事。一切也都似乎肇自於遼國大軍數月之中便打到了開封城下。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閏九月，遼軍在遼主及太後的親率下大舉南進，定州首當其衝，告急文書一夕五次飛傳至京。定州治所在真定府北百餘裏，一旦為敵所破，整個河北防線便要土崩瓦解，首都東京自然也將無所遮蔽地暴露在敵人的鋒芒麵前。

任相不久的寇準字平仲，以集賢殿大學士的身份與老一輩的畢士安並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位有名的剛直不阿之士。他以敏銳的洞察力早就預見到事情的發生，因此他並不像其他人那樣慌張。寇準在如此緊急的情況麵前依舊神色自如談笑風生，頗有當年謝安談笑退敵之風度。不過，臨陣不慌既需要勇氣，更需要成算，同時還必須具備客觀物質上的條件，寇準壓下奏報隱而不發，固然表現出胸有成竹的氣度，但卻不能說明外在的成敗因素是否具備。然而，像他這樣的人在朝廷中畢竟還是少數，第二天，同僚中有人便忍不住了，朝會上便急急將嚴重的軍情奏報皇上。這是典型的不能為君王分憂的表現。

天子龍顏大驚，急問寇準。寇準說得好：陛下欲解此憂難，五天的時間就夠了，但要有一個條件，那就是親征澶州。澶州是開德府的舊稱，在黃河以北，是遼軍矛頭所指。早在近一個月前，寇準就以禁衛重兵已在河北集結的理由要求天子親赴該地督戰，真宗自己也曾明確表示過願意前往。但眼下事態已有了不同，此時此刻天子龍鑾渡河，便是決一死戰的架勢。寇準此話猶如平空響起一聲驚雷，一朝之臣全被這個提議嚇呆了。真宗心裏更怕，要起身還駕內宮。寇準最後把話說得很絕，他以恐嚇的口吻對皇上說：陛下這一走，大事去矣。

帝國目前的窘境自然不僅僅在於首都東京的難守易攻，細究原委，更深一層的症結是本朝建立後一係列國策上的變化。這當然也不是一事一地所決定的，所有的後果都是各種複雜因素綜合作用的產物，東京的孱弱隻不過是最後的表現而已。

太祖皇帝杯酒釋兵權的故事常常為後人津津樂道，可耐人尋味的是，太祖收兵權的初衷卻在於鞏固天子的地位，一開始時並沒有把天下的安危當作終極目標。盡管太祖在召問趙普，這位本朝第一位有所作為的宰相時信誓旦旦地把兵革不息、蒼生塗炭作為他平息天下之兵的由來，但這話可聽而不可信。趙普的回答是：“唐季以來，戰鬥不息，國家不安者，其故非他，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矣。”正是這話道破了太祖的心事，所以趙普語猶未畢，皇上就說：卿勿再言，朕明白了。太祖明白了什麽？在後來的事情中一目了然，皇上首先做的是除去心腹之患，以利害得失的勸諭威脅與恩威並重的手段把功臣石守信、王審琦從典守禁衛的要害之位一夕之間就變成了飲酒相歡終其天年的寓公。如此策略的核心是“強君弱臣”四個字，心腹之患既去，節鎮強重的肢體之害便不難破除。太祖與趙普為完成後一個目標花了不少的精力和時間，其處心積慮的程度甚至比前一個舉動要大很多。即使這樣，最後完成卻也是本朝太宗時期的事了。

當然，不論太祖此舉的出發點如何，天下蒼生受利的結果是不容懷疑的。中國自古戰亂頻仍，就是號稱盛世的前唐，天子們的好大喜功，照樣使黎民百姓痛苦不已，更遑論群魔爭鬥天下紛亂的五代。王道式微則亂臣賊子興，本朝兩位先王最偉大的貢獻就在於他們使中央政權變得前所未有的強大。建隆四年（公元963年）的夏天，湖南並入新朝的版圖，這時中央政府悄悄頒布了一項任命，以當時任刑部郎中的賈玭等人“通判湖南諸州”。通判一職設立的意義在於：它既是由京官出任，又以儒臣擔當，更能與府州同理地方政事，客觀上便大大減弱了地方藩鎮的勢力。在本朝初年，通判的權力甚至一度引起了地方軍政長官的一致不滿，每當兩者發生衝突，通判常用的一句口頭禪就是：我乃監郡，朝廷使我監汝。盡管太祖曾下詔勸諭，但州郡長官還是與通判格格不入。有一個笑話這樣說：後來有一位叫錢昆的，世居餘杭，因喜嗜蟹。一日，此人求補外任，人問其所欲何州，昆曰：但得有螃蟹而無通判處則可。這真是個不錯的調侃，當然也是中央集權強盛最好的注腳。太宗在此基礎上，更下令罷除藩鎮領支郡之製，所謂支郡，就是指節度使間接治理之州郡。值得注意的是，這條措施的第一個對象卻是倡言削藩鎮之權的趙普。另外一位大臣高保寅在出知懷州時因不滿於事事為領節度使的趙普所抑，上書太宗乞罷節鎮領支郡之製。始作俑者其無後乎，趙普既不免作繭自縛，又遑論他人！太宗太平興國（公元977年）二年八月，一道詔製中，全國三十餘節鎮中十八軍所領支郡皆直屬京師。所謂太祖杯酒之間就把藩鎮痼疾一旦消弭的說法顯然是一種美化，因為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決的，也不完全是太祖個人德行見識的功勞。仔細考察這件事的始末，不難發現其間有著深刻的社會政治背景。

不唯如此。當年趙普為對付藩鎮而建策太祖，還有另外兩項內容：一是製其錢穀，二是收其精兵。此兩條與奪其權柄一樣不可或缺。設想地方藩鎮若失去了犯上作亂的資本，又何愁其勢不弱！此兩項舉動皆始於太祖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後人記載甚詳：“申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以助軍實悉送都下，無得占留。……又置轉運使為之條禁，文簿漸為精密。由是利歸公上，而外權削矣。”“令天下長吏擇本道精兵驍勇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需要強調的是，從後來的進展看，這些都絕非是憑空記錄。在軍事製度上的改革也是隨著這一總體思路而來的：集天下之精英者為禁軍，領導機構是殿前司和侍衛司，設殿前都指揮使、步軍都指揮使與馬軍都指揮使三帥分領。過於專權必然導致尾大不掉，這在地方與中央是一樣的。因此，太祖又在中央設樞密院，主長者為正副樞密使，使之成為調兵機構，與統兵的三帥共掌軍務。這樣，本朝軍事製度的最後格局形成了：在中央，宰相不問樞密軍務，戰時將領則臨時委派，兩者皆直屬於皇帝；在地方，節度以下，坐食俸祿而已，方麵有警，則總師出討，事已則兵歸宿衛，將歸本鎮。這種格局雖然在國家危難之後引起各方麵的懷疑而有所修改，但大致不變，基本貫穿於本朝近三百年曆史的始終。這就是所謂的“弱枝強幹”，就內政而言，帝王基業和趙家江山在它的庇護下顯現出一種從未有過的穩固之態。

所以，定都東京固然是一個無奈，甚至可以說是一個不小的錯誤，然而中央勢力是這樣的強勁，一定程度上應該是能夠彌補首都四戰之地的缺憾的。中央正規軍禁軍的數量在本朝初年大約是二十萬上下，京城駐軍即近十萬，占了總數的一半。太宗時禁軍總數達到三十五萬，守衛東京特別是河北防線的部隊至少也有十七八萬人。此次遼軍南下，在人數上並不比宋軍優勢。隻是遼人善於騎射，馬軍的衝擊力強勁，特別是能集中精銳而各個擊破河北一帶相對弱寡的地方城池，在氣勢上占了先手而已。宋軍主力既已渡河，各道兵馬也有合圍夾擊的可能，無論如何也不至於立時就想到退卻的。

但本朝立國以來，朝廷大員中一直不乏那種懦弱於外寇入侵者，此際的典型代表是參知政事王欽若與僉署樞密院事陳堯叟。這兩位一是金陵人，一是四川人，此時竟分別密勸皇帝駕幸金陵、成都，開了本朝一個極為惡劣的先例。就原則而論，這種妖言惑主、動搖軍心之舉，是十足的奸佞行為，可在真宗眼裏，他們的建議居然還頗合心意。這種現象是極不正常的，難怪寇準聽說以後勃然大怒。寇準以為，以聖朝天子之神武，若車駕親征，敵人將不戰自遁。即使堅守河北，亦可以撓其謀、老其軍，從而穩操勝算。豈能遠之楚蜀而委棄宗社？寇準在這裏稍微靈活了一下，以近似激將的語氣使天子自入彀中。果然，真宗在寇準的吹捧中有點昏昏然起來，放棄東京的念頭從此打消不提，甚至當遼國主動表示求和時，皇上還有點不大願意。十一月二十日，真宗終於出京親赴河北，二十六日，到達澶州。雙方皇駕的親征使這場戰事不再僅僅局限於邊境衝突的範疇，必將會帶來一個具有決定性意義的結果，這就是一個極為著名的停戰條約“澶淵之盟”。

這個結果的產生看起來似乎是一個偶然事件導致的。當真宗親臨河北走到衛南時，遼統軍蕭撻覽所部已先後擊敗天雄、德清兩軍，進而三麵包圍了澶州。圍城後，蕭撻覽自恃其勇，隻以輕騎簡從潛至城下巡視地形，結果被宋威虎軍將張瓌用床子弩射死。

統軍蕭撻覽是遼國著名大將，博學多智，極為遼主所重。此次南進，就是在他竭力倡導下實現的，因此他的死給了遼人上下極大的震動，在很大程度上動搖了遼軍的鬥誌。遼太後親臨撻覽棺車，慟哭失聲，為之輟朝五日。相反，真宗在三天後及時趕到了澶州，當天子的黃龍旗出現在澶州北城門樓上時，宋軍歡呼之聲聞於數十裏之外，士氣大振。

本來，遼國也並沒有久戰之意。同以往數年的情形相同，此次南侵的目的，也不過就是攻城掠地炫耀武力而已，且目標也就隻是河北北線一帶。遼軍在邊境戰鬥中之所以屢屢取勝，一是因為宋軍以固守為主，二則也是因為遼師本身采取了靈活機動的巡略方針。若以大軍深入直逼東京，恐怕也沒有這個實力。因此遼人從心底是想與宋廷媾和的，隻要撈到了實惠，一紙和約的確是無可無不可的事。十二月份，雙方開始實質性接觸。

但談判的過程還是很微妙。早在遼軍大舉深入之際，遼太後就曾輾轉送來一封帶有求和意味的書信，但真宗認為彼大兵在後，疑為欺詐而未予置信。倒是宰相之一的畢士安堅持說這是遼軍受挫後恥於自退之舉，所以勸皇上不妨答複。於是真宗手詔回複說：若真有此意可以議和，但宋廷是不能先派使者的，必須是遼國方麵“即附邊臣聞奏”。這就是在外交上講究起大國的麵子了，遼國自然也不會同意。這時，一位宋朝降將起了關鍵性的作用。此人姓王，名繼忠，真宗在藩邸時即委以親信，即位後一直將他擢升到鎮、定、高陽關三路鈐轄兼河北轉運使的職位，也算是個統帥一方的封疆大吏。不幸的是，在鹹平六年（公元1003年）的一次戰役中兵敗，下落不明。朝廷方麵本以為繼忠業已殉國，直到遼人致書議和之際，才發現王繼忠是陷敵被俘，不僅沒死，連遼國的求和之議竟也是他一力促成的。於是，王繼忠從一位兵敗被擒的降將一躍成為雙方的紅人。有了此人的折中，宋遼的和議在麵子上的障礙似乎便少了許多。最終是宋廷方麵先派了使者，幾經周折，恰好在蕭撻覽死後不久到達遼營，停戰的時機最終成熟。

雙方的使者宋廷方麵是曹利用，本官是右班殿直，因為恰好赴行營公事，被樞密院推薦出使。此人機辯無倫，慷慨有誌操，確是個佳選。在遼國方麵，飛龍使韓杞被遼主充以大任，此人也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兩國由戰而和，交際儀節之間，就成為新的戰場。本朝自是中國的正朔，與遼約以兄弟之國，大國之邦的體麵絕不可失。所以還必須有人製定儀式，此際充當此職的是翰林學士趙安仁，在行營當中也隻有他能熟記有關體式，因此受命出任。

其實所有的這一切都已是無關緊要的了，因為宋家天子乃至朝中大臣都早已把息事寧人的方針擺在了首位。真宗本人根本就無心再戰，所以當韓杞在廷前揚言遼軍還要南進時，皇上便迫不及待地予以讓步，答應以輸送銀兩絹帛的方式許和。就是忠直剛勇者如寇準，此際也不過就是把曹利用拉到帳中說：天子雖許你以百萬，若此去結果超過三十萬，回來就砍你的頭。於是雙方和平之議變成了討價還價的拉鋸戰，最後宋帝國以每年輸絹二十萬匹、銀十萬兩的代價換取了遼國的一紙盟誓和班師北還。就以此每年合計三十萬歲幣的數目而言，恐怕還得歸功於寇準的堅決態度和曹利用的不辱使命。

當然，這在本朝大多數人眼裏自然談不上什麽喪權辱國之類，相反卻是天朝聖明與大度的寫照。照天子的觀念來看，中國得天下風土之宜，地饒物豐，助爾獷憨小國若許軍旅之費，不僅是大國的本分，實在也是小事一樁。千年前的漢世，早就開了先例，可見中國之風範就是以大家胸懷庇護四夷眾生，德之尚者，又敢不遵之！至於三十萬兩的數目是否過大，不是原則上的事情。老臣畢士安說得好：不如此，和事恐不能久也。

怕隻怕無關愁緒，最恨是在心深處。共遵誠信，虔奉歡盟的皆大歡喜之外是“沿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戶，不得交侵”的實際約定，加上三十萬兩歲幣的具體現實，本朝仁厚與大度的背後也許就是強咽痛楚往心裏去。但是，天下太平是真的，君不見天子駕返東京了，大赦天下的詔書頒布了；河北給複二年，壯丁歸農，行營罷除，戍兵減半，四邊警戒人不安枕也已成為過去了。

既如此，複何求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