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都汴梁：埋下悲劇的種子

國家首都的意義就如同“宗廟”、“社稷”一樣，也是一個原則上的事情，有很大的講究。

首都常常又稱作是“京都”、“京師”。都者國君所居，人所都會也，故曰“京都”；京者大也，師者眾也，天子之居必以眾大之辭言之，故又謂“京師”。汴梁本是唐代的汴州，後梁建為東都，後晉稱為東京，本朝因其名，定為國都。於京都置開封府，京畿一路轄有五州四十二縣，後雖稍有減損，也有十六縣。

從古代“天下九州”的意義上來說，這裏是“兗州”之域，春秋時為衛、陳、鄭三國之境，戰國時為魏都，居於中原要地，是有名的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其中尤須一提的是其水路交通。黃河以外，汴梁周遭諸水，莫以汴河為重。據說大禹塞滎陽澤開渠以通淮泗，名莨**渠，就是後來的汴河。漢時河、汴決壞，漢明帝曾遣使者修治汴渠；隋大業中更令開導，引河水入汴口，名通濟渠，再東引入泗，連於淮，以通江淮漕運。煬帝巡幸江都，即乘龍舟泛此而往，故亦謂之禦河。河畔禦道植柳，鬱鬱蔥蔥。至唐，改名為廣濟渠。宋都汴梁，自此往揚益湘南至交廣閩中，公私商旅軸轤相接，歲漕江淮湖浙米數百萬，及運東南百物，下西山薪炭，不可勝計。

帝國中心樞紐的地位，決定了東京汴梁的迅速興盛。唐之汴州舊城，周回不過二十裏一百五十步，本朝太平興國年間大事擴充，新城周回增至四十八裏又二百三十三步，稱為國城，又曰羅城，使東京的麵積增加了一倍，沒過多久，便一躍而成為帝國最大的城市。東京陷落後，它的風華繁盛成為當時無數人心目中的美好追憶，並被發之筆端。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便是其中最出色的一種，人們從中可以看到正史記載裏所無法具備的東京的生動形象。

不過，帝國首都卻無險可恃。

汴州自古就是有名的“四戰之地”，即所謂四麵平坦無險可守而極易遭受攻擊。戰國時的趙國也是立國於四戰之土，就是因為這個原因，不得已采取一條“全民習兵”的政策，以作抵抗外侮之備，但最終還是被以關中險固之地立國的秦國所敗。四戰之地雖是兵家必爭之要衝，卻非帝王之居，這個道理是顯而易見的。京師乃國家中樞所在，一旦有虞，那就是震動全國的大事，鑾輿播遷，政令不行，這種災禍將足以動搖宗廟社稷。

問題還不僅僅在此。本朝從立國那天起，對國家的威脅主要就是來自北方。太祖平複周境雖然未費功夫，但對北漢就已經有點力不從心了。北漢之地在黃河以北，離汴京就隻是相隔一河而已，以太祖受禪後的實力，守雖然可以暫無大礙，但立時克服，卻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太祖立下的國策是“先南後北”，盡管極富謀略，但多少也是出於無奈。更何況北漢之外，還有遼國，夷狄之徒虎視眈眈，隨時都有可能揮戈南下。以汴京平坦開闊四通八達之地，又豈能輕易戰守而遊刃有餘？自太祖時起京城陸續匯集了全國的精銳之師數十萬之眾，目的就是捍衛京畿，但即使是天險，也有險不足恃的時候，更何況汴京這個根本就無險可守之地！

其實在建國後不久，太祖就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

完全是一個偶然，開寶九年（公元976年）三月初四，太祖西幸洛陽。西京洛陽原本是太祖的出生之地，他在此度過了充滿美好回憶的少年時光。不過，皇上自從十二歲離開後，十年仗劍漫遊，十年戎馬倥傯，君臨天下後又日理萬機，一直再也沒能很好地重遊故地。此番親身體驗到西洛山川關河的雄壯，一刹那間大生感慨。太祖想，據此險固之地而立都，則可以不繁冗兵而自固，豈非天賜之便？新朝開國皇帝這時開始後悔自己匆匆建都開封的草率，於是提出遷都。一代雄主發自內心地認為：一遷洛陽，再遷長安，效漢唐故事，應該是絕妙的霸策。可惜的是，從駕的大臣無不反對。首先是起居郎李符上疏不可，太祖不聽。祭祀先祖罷，皇上賴著不肯起駕東返，那意思就是想造成既定事實。對此，群臣甚是驚駭，一時無有諫者，但有位不肯服輸的大臣再度上言。

這是鐵騎左右廂都指揮使李懷忠。他的話說得似乎很實在：東京有汴渠，因而便有了江淮每年數百萬斛的漕米，都下數十萬兵馬仰給於此，陛下留居此地，米從何出？且府庫重兵皆在大梁，安固已久，豈能動搖根本？

那就徑遷長安！皇上的主意在那一刻還是堅決的，所以他賭氣說出此話。

終於有人叩頭了，凡是懦弱無識而又自命效忠的人最後總是會祭出這個法寶。這是晉王趙光義，皇上的禦弟、新朝主要的軍事統帥，同時也是太祖黃袍加身的始作俑者之一，他的話自然有著相當的分量。晉王以首叩地言辭懇切：陛下，安天下者，在德不在險啊！

太祖沉默了。他明白這件事情一旦錯了就無法改正，一時間說不出一句話來，隻能以沉默回答晉王。晉王退下，太祖長歎：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這是太祖第二次長歎了，這一次是英明的太祖陛下為顧全大局而作了一個災難性的妥協。這件事情的影響是如此的深遠，以至於它的是非功過，簡直無法評說。新朝的開國皇帝在這件事情上確有遠見卓識，可惜的是沒能得到大多數人的理解。盡管後來也不斷有遷都之議，但都不能付諸實施。

太祖於西幸洛陽七個月後去世，開寶九年（公元976年）十月二十一日，禦弟晉王趙光義出乎意料又順理成章地繼承了大寶。說出乎意料，是因為曆朝曆代的繼承原則是父喪子代，除非萬不得已，沒有兄終弟及的道理；但這又可以說是順理成章的，因為趙光義是新朝的第一功臣，沒有他就沒有宋家江山，他的仁厚與統禦才能更不讓乃兄，在國家初立，外患未平的創製階段，以他的地位與威望入繼大統，當然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不過，這多少有點不正常，朝野有些議論和謠言也是事出有因。說起來也是光義有心要當皇帝，否則，有太祖謙虛仁慈的美德在前，即使天子猝死變故突發，朝廷內外一時沒有準備而有傳位於弟的意向，光義理所當然也還是必須謙讓的。

新朝的第二位天子，史稱“太宗”。

太祖時期，尚為奠定國統而南征北戰，對首都的擔心當然顯得有些多餘。相反，以四戰之地取攻防要樞，縱橫捭闔，倒有許多戰略上的優勢。更何況太祖取的是攻勢，攻的意義就是在別人的土地上擺開戰場，需要以決定性的戰略決戰一錘定音，於是進退自由的汴梁並非不是一個定都的佳選。可當太宗受挫於遼，國界漸漸確定後，這個問題就開始隱隱約約地嚴重起來。

太宗的對外國策以“歧溝之戰”的失敗為標誌形成兩個明顯不同的階段。

本朝的統一方略其實並不顯得如何雄大。太祖的意思是南方基本平定後，帝國對北方的目標應該主要就是“燕晉”。“晉”是指太原的北漢，也就是後漢的一股殘餘勢力在黃河以北建立的小朝廷；“燕”則是指後晉皇帝石敬瑭割讓給契丹遼國的幽薊十六州之地。特別是在遼國統治下的燕薊，太祖甚至想先以金錢贖買，假如不果，再徐圖以武力。太宗即位後首先於太平興國四年（公元979年）滅掉北漢，這一勝利使得新朝的嗣皇帝開始對立時收複燕薊產生幻想。平定北漢後沒有多久，太宗便要下令乘勝進軍。

但是遼兵的威猛給宋軍的印象似乎非常深刻，大家都不能忘懷在攻伐北漢的過程中，遼軍不時的側翼進攻給我方造成了多麽大的難堪。軍中諸將的疑慮與天子的躍躍欲試形成鮮明的對照，這下，使得太宗本人也顯得猶豫起來。幸好殿前都虞侯——領掌宿衛禁兵的中級軍官——崔瀚說得斬釘截鐵：

“乘此破竹之勢，取之易如反掌。機不可失！”

太宗大喜，決心遂下。於是，宋朝大兵直趨遼境，進而包圍了南京。遼國先後設有五京：上京臨潢府、中京大定府、東京遼陽府、西京大同府、南京析津府。遼之南京在今北京市，公元938年設，是遼國逼視大宋的軍事重地。宋軍一路報捷，兵臨南京城下，逼得遼守軍幾無生機，差一點就要大功告成。不幸的是，一個多月的時間裏卻久攻不下，宋軍開始產生懈怠，加上大兵聚集，勢力鈍重，給了遼軍反擊之機。七月初六，遼宰相耶律沙率援軍趕到，宋軍不測其多寡，諸將疑懼，協調不力，被遼軍分兵夾擊，在城外高梁河一戰即潰，太宗乘驢車倉皇南走，宋軍大敗。這一次北伐以優勢而落敗，給宋軍上下又一次造成了沉重的心理壓力。

宋軍的慘敗完全是相互之間不能機動協調的結果，太宗亦未能起到天子親征所能帶來的那種鼓舞士氣、指揮得力的作用。在戰事的關鍵階段，最高統帥部甚至一度中斷了與各軍的聯絡，以至於產生一部分軍將謀立他人的嚴重事件。這次事件的當事人是武功郡王趙德昭（太祖的第二個兒子，太宗之侄），還京後因為太宗的責怪，惶恐萬分，跑到宮外的一間茶樓裏，要了一把水果刀自刎而亡。戰爭成敗的決定因素往往不單單取決於兵力多寡、國勢強弱，它還需要心理上的穩定與成熟，更需要上下一心的同仇敵愾與眾誌成城的必勝信心。說實話，從這次戰敗來看，太宗並沒能具備這樣的條件，所以幾年後遭受更大的失敗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了。

“歧溝”是歧溝關的省稱，位於遼境“南京道”之易州與涿州之間。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太宗再一次大舉北伐，東路軍從雄州揮戈直指遼國南京，歧溝是其必經之地。這次北伐的規模是前所未有的，原因是大宋的第二代天子心有未甘，輕信了遼國正起內訌而勢有減弱的不準確情報，興三路大兵伐遼。除東路以外，西路軍由潘美及北漢降將楊繼業率領，目標是遼之西京大同；中路是田重進為統帥，兵出飛狐，穿插包抄，策應東西兩路。這一次的失誤在於矯枉過正，三路大軍又相距太遠，根本不能相互呼應。被遼軍誘敵深入後，東路的曹彬部便先遭重創。

當時，曹彬已連克新城、固安，四月進圍涿州，進兵神速。因遼軍堅守，未能及時攻克，加之供給又被敵軍切斷，無奈之下，退還雄州。太宗接報，非常震驚。

皇上立即飛傳詔令，命曹彬暫緩進軍，沿白溝河慢慢向米信部靠攏，待西路潘美克複敵後數州，與中路田重進東移，再合力夾進。太宗的這個策略還是非常正確的，豈料西、中兩路已率先奏捷的事實，給了曹彬所部上下以很大的壓力，眾將都認為本軍擁有重兵而不能有所攻取，且已退兵一次而喪失戰機，紛紛要求立即進兵再攻涿州。

曹彬是本朝傑出的開國將領之一，素來以誠實穩重、中立不倚著稱，很得太祖賞識，在平西蜀、滅南唐中立有大功。此番以幽州行營前軍馬步水陸軍統帥的身份領掌東路軍北伐，接受的任務本來是佯攻。太宗也曾反複叮嚀：“持重緩行，不得貪利。”然而曹彬在諸將喧鬧之下，竟也沒能堅持原則，以疲憊之師行不得已之役，發軍再攻涿州，犯了兵家大忌。結果被遼軍以輕製重，在歧溝將曹彬師老疲乏之眾一戰擊潰。兵敗如山倒，曹彬主力一敗，整個東路軍便全被衝垮，十萬大軍狼狽逃竄，從雄州一直退到高陽。此戰宋軍死者數萬，人畜相蹂踐而死者則更不可勝數，可憐曹彬一世英名，毀於一旦。六月初八，敗軍之將曹彬等人被召回京師，詔鞫於尚書省。當曹彬素服長跪在殿前時，連太宗都忍不住長歎不已。

歧溝之戰的失利，使得西、中兩路的進攻喪失了意義。五月初九，太宗便命兩軍回師，潘美退還代州，田重進退守定州，由攻轉守。但得勝的遼軍卻不願善罷甘休，從六月開始，在諸路兵馬都統耶律色珍的率領下，遼軍十萬人馬南侵，一路連克雲、朔、寰、應數州，將戰場推至宋境。七月初九，楊繼業臨危受命於西路統帥潘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領孤軍出擊。行前與潘美及監軍蔚州刺史王侁商定，先伏兵於陳家穀口，俟出戰不力轉至此地時，出兵相救。可王侁在繼業出擊後，等了三個時辰不見繼業回報，使人登高瞭望，見色珍軍佯敗卻以為是遼兵退走，王侁欲爭功，便引軍離開了穀口。潘美發覺，已不能製，幹脆也逃之夭夭。黃昏時分，繼業果然退到了穀口。以重傷之軀領數十殘兵，望見無人，可以想見，那是一種何其悲哀、絕望的心情。回馬再戰，結果全軍覆沒。

楊繼業原是北漢大將，被擒後太宗不僅不殺，猶委以信任，使楊繼業深為感動，此番負傷被執後，表現出堅貞不屈的高尚風範，絕食三日而死，成為北伐中精忠報國的英雄代表，然而卻也是死不得其所。此次戰役的失敗明顯是因為潘美和王侁的瀆職，按軍法當治以重罪。但太宗卻隻不過將潘美降職三級，王侁除名發配而已，姑息了這種罪行。軍律鬆弛是自五代石敬瑭以來養成的一個惡習，有時甚至嚴重到喪師蹙地者一概不問的程度。後來的周世宗雖有所整肅，可到了太祖，複又一味寬容，轉戰經年平定四合，始終未嚐戮一大將。此後，太祖的子孫們遂相襲以為自然，他們似乎不明白一個最簡單的道理：沒有紀律的軍隊是無法取勝的，這與天子的仁德是否並沒有直接的關係。

此次轟轟烈烈的北伐就這樣以三路大軍相繼被挫後徹底失敗了。這次失敗的意義並不是一個簡單的軍事挫折，更重要的是它使得本朝北伐的意向從此泯滅，自上而下都完全喪失了與遼軍戰鬥的勇氣和信心。務實派如宰相趙普等更是以此為由反對喪師耗財而無一成果的徒勞之舉，太宗也終於把一腔熱血變成了安於現狀的心安理得。這個結果對於太宗和立國未久的帝國來說也許是合適的，但對於王霸大業與國家前途來說，它卻是一個無窮的隱患。

雍熙四年（公元987年）四月初七，太宗猶想發兵攻遼，殿前眾臣無一讚成。最後殿中侍禦史趙孚奏上一表，中心內容是八個字：內修戰備，外許歡盟。這下天子龍顏大悅，嘉納此議，從此奠定了本朝的對遼政策。不過，太宗的所謂“內修戰備”在後來的實踐中卻隻是表現為一個“守”字而已。

與遼事實上的分界在太宗後期大致定在今天的山西、河北的北沿，也就是雍熙三年（公元986年）三路大軍的出發地代州至雄州一線，在本朝初期的行政區劃上屬於河北東、西路及河東路的範圍，但實際上的防線卻很含糊。宋軍退守以後，遼師就曾經乘勝深入到深、德、邢等州，這些可都算是本朝北麵的腹地了，離帝國中央政府的最後一道屏障——黃河已經非常的接近。這一帶基本是一片廣袤的平原，仍舊不好守。為此，有一位叫何承矩的邊將提出了一條建議。

何承矩在太宗端拱年初出任河北滄州節度副使，頗有善政。此人幼年隨其父何繼筠轉戰黃河以北，對該地的山川形勢非常熟悉。他的建議是：在順安寨西挖開易河蒲口，導水東注於海，形成一條東西三百餘裏、南北五十至七十裏的河渠塘泊帶，就此築堤貯水以作屯田，可以遏製敵人騎兵的奔逸之勢；同時，歲閑時期又可播為稻田，所謂“收地利以實邊，設險固以防塞”，“春夏課農，秋冬習武”，可以一舉兩得。他的這條計策最後被太宗采納；結果在淘河至泥沽海口屈曲九百餘裏的範圍內形成了一條二十六寨、一百二十五軍鋪、百餘艘戰船、三千餘士兵的防線。這道防禦屏障當然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甚至到了真宗時期也還未敢輕廢，但是它的致命之處卻也顯而易見。

太宗之所以采納何承矩的建議，是因為自北伐失敗後，從天子到大臣，在原則上已經完全放棄了進攻。河北東路這條防線的設立，基本上就把帝國在北方的軍事活動範圍定死了，隻可堅守，而不能出戰，更遑論北進。自此，整體防禦的格局也開始形成，盡管這條溝塘湖泊彎曲陂澤之地姑且也算得上險固，但這正如同在家門口築了道牆一樣，假如持險固守而險不足恃，則必至於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