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那天晚上，我獨自一人在樓頂。寒冷刺骨的空氣中，能看到對麵閃爍著一大片明亮的光。那是澀穀一帶的燈光，但看起來距離很近。我一直眺望著那燈光。周圍一片寂靜，隻是偶爾聽見小石頭飛過來砸在牆壁上的沉悶聲響。投石機也沒法把小石頭扔上這座四層建築物的樓頂。除此之外，還有我的歌聲。我唱著《長發少女》，這是當時很紅的流行搖滾樂隊“金色杯子”（The Golden Cups）的名曲之一。我正悠然自得地唱著歌時，突然聽到一個略顯驚訝的聲音：“五音不全嘛！”我回頭一看，隻見身穿厚夾克的園堂優子正哈著白氣走過來。
我見是她，就漫不經心地回了一句：
“全體會議開得怎麽樣了？”
“還在開呢。我累了，就溜了出來。桑野還在那裏，回頭問一下他就行。”
“嗯。我可以問個問題嗎？”
“什麽呀？”
“我唱歌真的五音不全嗎？”
“你自己沒發現？”
“沒有。”
她憐憫似的搖了搖頭：“確切地說，是無可救藥的五音不全。而且，你居然還有心情唱歌！安田禮堂剛剛失守，你卻在這裏唱著這種軟綿綿的流行歌。你有沒有考慮過場合呀？”
“那可以唱《國際歌》或《華沙工人之歌》吧？”
“傻瓜！”
“比起甲殼蟲樂隊，我更喜歡流行樂隊[1]的歌曲。我會唱OX樂隊的《天鵝之淚》，唱給你聽聽？”
她用仿佛看見毛毛蟲一般的目光看著我，說道：
“你這人呀，感覺比昆蟲還要遲鈍。”
她一邊說著，一邊把手肘架在欄杆上。我們就這麽默默地眺望著澀穀的燈光。
“喂，你不覺得太沒公理了嗎？”
“什麽沒公理？”
“我們在這裏這樣堅持，安田禮堂的學生們這樣努力，可現實社會卻沒有絲毫改變。”
“嗯。看這燈光，澀穀道玄阪那邊的酒店應該住滿了吧？”
要是在平時，恐怕她會衝上來打我。可這次她卻什麽也沒說。我多少感到有些意外，看了她一眼。她可能是有些受打擊吧。被圍困在這裏的所有人都受到了同樣的打擊。那天是1月19日。當天晚上，我們從廣播裏聽到本鄉校區[2]的安田禮堂被攻陷的消息。
當時，我們被圍困在駒場校區的八號主樓。這棟樓是教養學院的標誌性建築，類似於本鄉校區的安田禮堂。“東大全共鬥[3]”的分支“駒場共鬥”的七十多人從1月15日起就被圍困在這裏。其中有我們班的三個人—桑野誠、園堂優子，還有我。某政黨的青年組織M同盟從全國各地調集組成的部隊占領了校園，並將我們與外部的聯係完全切斷。他們要求我們停止無限期罷課活動並解散“全共鬥”。據說，他們的人數有兩千人之多。
我們法語班留下來的三個人，可以說是個很奇特的組合。擔任首領的，是桑野。他最大的特點是思維縝密，連“駒場共鬥”的理論幹將們都對其甘拜下風。但他同時又兼有幻想家的一麵。他說話時的語氣總是很平靜，卻很少有人能反駁他。這倒不是因為他的話很有說服力，而是因為當他語氣平靜地說話時，無論講什麽內容，對方從邏輯上理解之前，頭腦中已經被其話語悄然滲透，就像久旱的沙漠遇到甘霖一樣。反正，桑野就是這樣一個人。而園堂優子嘛，則可謂“毀滅型”激進分子。如果這麽說不合適，那就換個說法吧—“過於極端的精神先鋒”。她是這樣一位獨特的女生，讀大一時就已經負責主管劇團。她還強迫我買票去看他們的戲劇。說實話，我從來沒看過這麽差勁的戲劇。我不記得是什麽劇情了，隻記得有這麽一個場麵—她把用藍色油漆浸泡過的蘋果扔向觀眾席。那蘋果擊中了我的額頭。後來我向她抱怨，她卻說：“你不覺得自己很幸運嗎？至少在那個短暫的瞬間，你得到了從無所作為的安逸日常中逃脫出來的機會。”對於她的這套說辭，我完全無法理解。如果她是個男人，我肯定會打她一頓的。至於那時的我嘛，無疑是個最不合時宜的家夥。“全共鬥”的大部分成員都在逐步提高自己的思想和意誌，而我卻與這種姿態毫不相幹。在大家眼中，我隻不過是個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家夥，甚至沒人願意和我討論問題。園堂優子曾經這樣說我：“你的頭腦為什麽這麽簡單？你為什麽甘心做一個平庸的廢物？”我覺得，她的批評清晰準確地反映了我當時的狀況。
話題回到八號主樓—這座被我們簡稱為“八號”的四層建築物裏，M同盟和我們形成了奇妙的僵持局麵。他們把大樓團團圍住並占據了一樓，然後用桌椅搭建起一條精巧的隧道作為通道，接入他們的領地。二樓是我們用桌椅設置路障的緩衝地帶。我們的固守區域，自然就限於三樓和四樓了。他們頻繁地往樓上扔石頭，把我們所在兩個樓層的窗戶玻璃全部砸得粉碎。拜其所賜，我們養成了這樣的習慣：冒著刺骨的寒風，在石頭投擲死角的地板上睡覺。而他們仍然不肯罷休，每天晚上都沒完沒了地敲擊鐵桶，還在一樓大量焚燒驅蟲藥。雖然看起來很滑稽，但他們似乎真的認為這些手段能夠有效地騷擾我們的睡眠。而且，他們還切斷了水電和煤氣，這些總開關都在他們控製的一樓。可以說，這一招還是相當高明的。電和煤氣姑且不論，缺水可就沒轍了。被圍困的第二天，這個問題就成了“駒場共鬥”的當務之急。必須派人到被M同盟控製的一樓去打開供水總開關。桑野和我提起這事時，我說：“咱倆去吧！”他立刻點頭同意。我們潛入一樓時，並沒見到M同盟的人，於是成功地打開了總開關。等到他們發現後再次切斷供水時，我們早已將所有準備好的容器都裝滿水了……
“喂！”園堂突然打斷了我的思緒，“我們是要堅持鬥爭呢，還是要撤退？”
“我怎麽知道？開會時怎麽說的？”
“我溜出來時他們還在爭論。”
“嗯，你覺得哪個方案好？”
“我認為應該堅持鬥爭。從醫學院處分事件開始，我們已經鬥爭了將近一年啦。我可不想在這時候舉白旗投降。你覺得呢？”
“我無所謂。唉，傷腦筋的事還是交給桑野他們好了。”
“我在想，你這個人呀，到底是在擺架子故作虛無，還是十足的白癡？”
“我不知道。我就是這樣的性格。”
“喂，我一直覺得很奇怪。”
“什麽奇怪？”
“你怎麽會跟桑野這麽要好？”
“這個嘛，我也說不清楚。”
“對了，”她說道，“我是後來才聽說的—是你和桑野跑去一樓打開供水總開關的？”
“嗯。”
“你難道沒想過，有可能被他們抓住打一頓？”
“想過呀，所以才在大白天去。就算被他們抓住，白天有眾多學生看著，料想也不敢把我怎麽樣，最多也就打斷一隻手腳罷了。”
“唉。”她長歎了一聲，“該說你太魯莽呢，還是該說你缺根筋呢？”
這時，一塊石頭飛過來。大概是樓下的人看見了我們的身影。石頭砸到我們腳下的牆壁，聲響回**在寂靜的夜空中。從聲音判斷，這塊石頭可能有拳頭那麽大。緊接著，樓下傳來一陣叫喊聲：
“喂！我們馬上要去吃熱氣騰騰的夜宵嘍！”
“你們這些托洛茨基分子，怎麽解決吃飯問題呀？”
他們大概是從外地召集過來的，說話帶有明顯的口音。他們的喊話內容大都和食物有關。包括M同盟在內的圍兵們，似乎都認為困守樓上的人已經食物匱乏。後來我才知道，“駒場共鬥”的示威遊行隊伍來給我們補給食物的途中，被防暴警察驅散了，還有人被捕。我事後從報紙上得知，盡管安田禮堂那邊的鬥爭情況更受人關注，但有關方麵還是為困守駒場校區八號主樓的人擔憂，擔心我們因缺水少糧而堅持不下去。可實際上，當時我們並沒有挨餓。我們剩餘的食物還足夠維持三天—因為我們在被圍困之前曾偷襲“生協”[4]，搶走了大量方便麵。
“這幫家夥，還在那裏傻乎乎地大聲嚷嚷。看我扔個石頭給他們嚐嚐！”
“別扔，浪費彈藥！要是能幹掉一個M同盟的人還差不多。”
我們正說著，忽然看見一個頭戴黑色頭盔的小個子身影出現在樓頂—是桑野。我們當然已經好幾天沒洗澡了，渾身髒兮兮的。桑野的衣服也髒兮兮的。但不知為何，他的身上卻依然散發出一種拒絕肮髒的氣質。桑野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他看見我們，打了聲招呼：
“咦？你們原來在這裏呀。你們要是去參加全體會議就好了。”
“還是直接聽你說結論更省事。”我說。
“行動方針定下來沒有？”園堂插了一句。
“還沒有。”桑野搖搖頭，“因為現在形勢變得非常複雜。簡而言之，討論了兩個方案。一個是堅持鬥爭。從情感上來說，有很多人想和安田禮堂那邊保持統一步調。即便如此，也需要留下一支二十人左右的特別行動隊。”
“為什麽？”
“如果僅僅是與M同盟對峙，那麽八號主樓這裏還能僵持下去。但如果和他們徹底鬧起來的話，勸告我們撤離的學校當局可能會讓在外麵待命的防暴警察進來。即使學校當局不這麽做，現在警方也可能會根據其自身判斷而介入。既然本鄉校區已經失守，那麽‘全共鬥’指揮部也將麵臨全麵崩潰。因此，先讓包括指揮部在內的一部分人撤離，其他剩餘的陣容繼續堅持鬥爭。這是一個方案。另一個方案則是全麵撤退，這樣可以為今後的鬥爭保存基礎力量，現在堅守在這裏的人都將成為學生運動的骨幹。眼下，大家的意見出現了重大分歧。”
“黨派人士的意見呢？”
“跟往常一樣，他們也出現了分歧。不過，看這形勢，他們最終可能會把主導權全部交給我們這些無黨派人士。”
“他們能做到這麽開明嗎？”
“我認為是的。本來嘛，在駒場校區，他們要是過於強調黨派色彩的話，就會不得人心。特別是在麵臨重大局麵時，他們不得不做出如此判斷。更何況，‘助手共鬥會議’的S先生條理清晰、邏輯嚴密地控製著局麵。”
“桑野，那你支持哪個方案？”
“當然是全麵撤退。”
“為什麽？”園堂問道。
桑野看了她一眼，接著說：
“如果采取部分撤退的方案，需要特別行動隊留下來的話，我打算留下來。因為我不想自己出去而把別人扔在這裏。而且，我也不讚成‘保存指揮部’的意見。但如果采取這種方案，肯定會有多人受重傷的。我實在不想再看到有人受傷了。今天中午不是還謠傳說本鄉校區有人被打死了嗎？當時我就在想：不要再有人傷亡了，無論是自己人、警察還是M同盟的人。”
“桑野，你怎麽回事？竟然墮落成一個軟弱的人道主義者了！是被驅蟲藥熏壞腦子了嗎？”
桑野麵露微笑：
“說到驅蟲藥，那幫家夥是不是真的以為很有效呀。”
“也不能說沒效吧。”我插了一句，“我在二樓通道望風時，被熏得夠嗆。可見，從生物學的角度來說，我們的祖先和蟑螂有著某種聯係。”
桑野又輕輕地笑了一下，隨即少見地說了聲“真累啊”。也許是感覺到了寒意吧，他搓了搓雙手，然後抬起頭環顧四周，視線凝望著澀穀那邊閃爍的燈光。他的側臉在夜色中清晰可見。
“咦？”他喃喃自語道，“街上的燈光真漂亮啊！我從去年12月就一直守在這裏，卻從沒留意過。”
第二天，1月20日，我們從廣播中聽到最終的正式決定：大學入學考試中止。在之後舉行的全體會議上，確定采取“全麵撤退”方針。
21日中午，我們撤出八號樓。我們放下武器，讓園堂等女生走在中間，大家臂挽臂走出大樓。就在這時，M同盟的人突然前來襲擊。他們的人數竟然很少，還不到兩百人。中午是普通學生圍守著，外地人員沒有露麵。我成了被拳打腳踢的主要目標—因為之前M同盟有很多人嚐過我的苦頭，而且我走在隊伍最後。不過，他們因為怕被警方認定為聚眾持械鬥毆罪，早已經把棍棒燒掉了，所以此時隻能赤手空拳地打我，想必對此很不甘心吧。這時，我看見桑野悄悄地繞到我身後。撤退之前，他曾對我說：“你可能會成為他們的主要攻擊目標，到時我替你挨一半拳頭。”現在，他正在履行他的諾言。我們互相對視一眼。他一邊挨打，一邊高興地向我擠了擠眼睛。
幾天後，我們開始反攻。先是在駒場校園裏再次舉行誓師大會，然後與M同盟多次發生衝突。每次衝突之後，參加人數都會變少。日子就這樣一天天地過去。不久，學校當局通知說，期末考試以小論文的形式進行。無限期罷課活動逐漸被瓦解了。我們也漸漸變得沉默寡言。
3月，我們踏上了遠征京都的征程。為了阻撓京都大學的入學考試，我們組織了一百五十多人的聲援隊伍。園堂沒有參加這次行動。我們擠擠挨挨地睡在京都大學的熊野宿舍和同誌社大學的校園裏，投擲了成千上萬個火焰瓶，與防暴警察發生衝突，最終敗退。京都大學的入學考試如期舉行。
在應該返回東京的那天，我和桑野仍然留在京都。當晚，我倆去逛了新京極商業街，吃了大阪燒。桑野是在北海道長大的，不會做大阪燒，所以由我來做。桑野看著我熟練的手勢，讚歎不已。我從小跟著在大阪的叔叔生活，直到高中，所以少說也做過幾千個大阪燒。我和桑野一邊把手放在鐵板上取暖，一邊聊著關東口味和關西口味的差別。
這時，桑野突然說了一句與先前話題毫不相幹的話：
“喂，菊池，我要退出了。”
他的語氣是如此平靜，以至於我過了好一會兒才反應過來是什麽意思。其實，我也並不是完全沒有預料到。
“是嗎？”我隻是應了一聲。
“潮汐轉向了。”他平靜地說，“浪潮風雲變幻。我覺得，現在應該就到轉折點了。”
“是嗎？”我用鏟子翻動著大阪燒。
“我們到底在跟誰進行鬥爭？你覺得呢？”
“大學當局、國家權力，還有M同盟和黨派。教科書上應該是這麽說的吧。”
“真是這樣嗎？我漸漸有點糊塗了。”
“怎麽個糊塗法？”
我給烤好的食材塗上調味汁，撒些海青菜，說了聲：“吃吧。”桑野點點頭。
“我們中的一部分人不是主張運用‘自我否定’的邏輯嗎？我對這個不感興趣。我漸漸覺得，我們的對手是個更加龐大的東西，它甚至超越了權力和獨裁主義。這不是所謂的體製問題。當然，也不是意識形態問題，而是這個世界的惡意。惡意，是這個世界存在的必要成分，就像空氣一樣。無論我們如何努力，這個莫名其妙的對手都毫無損傷，而且今後將繼續存活下去。所以呀，‘自我否定’那一套太軟弱無力了，沒有任何意義。歸根結底，我們所做的就像是一場遊戲。不是為拚個你死我活，而是從一開始就明白注定要輸。盡管如此，我還是要試試，就這樣開始了這場遊戲。然而，這世界上不可或缺的惡意包圍著我們，而且它永遠不會被打敗，所以我們其實沒有任何辦法……一旦看清這點，作為個人就無能為力啦。我是這麽覺得的。簡而言之，就是我已經被打垮了。就是這麽一回事。”
“有點像宿命論嘛。”我說，“而且太抽象了。”
“確實如此。”桑野回答。
“是不是可以歸結為‘身心俱疲’？”
“可能吧。不過，用‘頹廢’這個詞也許更合適。”
“也就是說，遊戲結束了？”
“是的，遊戲結束了。不知道你是怎麽想的呢？”
“我聽你的。”
之後，我們又多點了份炒麵，默默地吃起來。我倆關於學生運動的最後一次談話就說了這麽多。調味汁的焦味和沉默籠罩著我們。
遊戲結束了。
我和桑野留級了。我們猶豫著要不要重回學校，後來就沒有再回去，開始出去工作了。聽說，大學裏的學生運動失去了約束，各派係之間的主導權之爭日益激烈。我倆都沒有再在昔日的同伴中露過麵，也沒見過學校的其他人。與園堂也中斷了聯係。
桑野在澀穀的一家西裝直銷店做店員。我在池袋附近的一家小麵包坊工作。我每天早上5點鍾開始上班。我把麵粉和酵母粉調配好，放進攪拌機裏。等它變成有彈性的麵團，就分成一塊一塊的，放進方形鐵托盤裏。幾十個托盤在傳送帶上，繞著巨大的烤爐慢慢轉一圈，麵包就烤好了。我戴上石棉手套，取出托盤，把麵包分別裝進木箱。然後，用卡車分送到幾所小學的食堂。下午2點下班。
下班後的時間，我逐漸養成了在拳擊館訓練的習慣。我是在某天上班途中進拳擊館瞄了兩眼，從此就對拳擊產生了興趣。訓練一個多月後，拳擊館的會長對我說：“你去參加拳擊專業考試吧。你很有天賦。”
我時常與桑野見麵。他住在駒込區的公寓，我每個月都會去他那裏兩三次。每次見麵時，我們都要東拉西扯地神聊一番。他說：“我已經從櫃台調到銷售部了，可能會在這個地方幹下去。”他和我一樣，都是以高中畢業生的身份出去工作的。不過，他的工作能力似乎在公司裏大受好評。
這樣的生活大概持續了一年之後，園堂優子突然來到我的住處。
我住在椎名町一個七八平方米的公寓房間。公寓距離車站步行約二十分鍾，房租很便宜。一個天氣悶熱的晚上，外麵傳來敲門聲。我以為是送報紙的，打開門一看，隻見園堂優子站在門口，腳邊還放著一個旅行箱。一年多沒見了，她的語氣卻像昨天剛分開似的那樣輕鬆：
“能讓我在這裏暫住一段時間嗎？”
“怎麽啦？”
“我沒地方住了。”
“好吧。”我一口答應。也沒有問原因。
然後，我們就開始一起生活了。像往常一樣，她還是時常對我那滿不在乎的性格進行嚴厲批評。當我通過拳擊專業考試時，她說：“這可能是你發揮唯一長處的途徑了。”她對家務活完全不感興趣。做飯的是我，打掃衛生和洗衣服的也是我。她理所當然地默默地看著我幹活。她唯一熱衷的事情是看書，經常從我的書架上抽出書來，翻來覆去地看。我的書不多，而且類別很有限，全都是20世紀60年代出版的詩集與和歌集—現代詩與現代和歌。對當時的我來說，這些詩歌是唯一適合的讀物。我還時不時地買幾本回來。她看書時，我要是跟她說話，她就會說：“別吵！”有一次她還說：“我做夢也沒想到你竟然有這種書。看來你的腦袋還是有一部分能正常運轉的。”這算是我從她那裏得到的唯一好評了。至於她為什麽要跑到我這裏來住，則不太清楚。她告訴我，她向大學遞交了退學申請。我從報紙上得知，她父親原先在大藏省擔任事務次官，現在將作為東北地方某縣的代表參選眾議院議員。她參加學生運動的經曆，對於她父親爭取保守選區的選票來說是個不利因素。那時候，我們都知道她父親的立場，但“全共鬥”成員從來沒有人提及這個問題。我們倆開始一起生活之後，也從來沒有提起過這個話題。所以，我對她家裏的情況一無所知。但我們的關係並沒有因此而變得緊張。我們經常聊天，但並不是聊她所讀的書，而是聊一般青年男女常聊的話題。在我看來，她對我的嚴厲批評也隻不過是生活中的一個點綴而已。我們的共同愛好是一起看電影。每個星期六晚上，我們都會去池袋的文藝座看通宵電影。那裏通常是連續播放五部東映拍的警匪片。當時，活躍在銀幕上的明星有鶴田浩二、高倉健、藤純子。我能感覺到她最明顯的變化，就是這一點。過去她搞戲劇的那段時期，我曾多次聽到她如此斷言：“除了戈達爾[5]以外，別的都不能算電影！”
優子搬到我的公寓之後，桑野仍然經常來玩。他自然而然地接受了優子在我這裏寄居的事實。他隻是跟優子打了個招呼：“喂，好久不見！”並沒有多問。優子也回了一句同樣的話，然後拿出啤酒，加入我們的閑聊。桑野以前根本不能喝的，這時卻津津有味地一飲而盡。“做銷售可真痛苦呀！”他說，“現在經常要應酬，不能不喝點。”如今反而是我喝得比較節製了。雖然並不費勁，但我還是注意控製體重—我是輕量級，61.2千克。我平時要控製體重，不能增加超過4千克。我們從來不談學生運動的話題。
聊得最多的，是關於我的拳擊生活。優子住進來後不久，我首次參加了四回合拳擊賽。桑野和優子也來到後樂園拳擊大廳為我助陣。觀眾人數很少，而且大多麵目猙獰。優子在其中顯得格外引人注目。來到後樂園大廳之前，優子似乎提不起興趣，但比賽一開始，她就立刻恢複了往日那個激進的戲劇演員的本色。**不安的觀眾席上，傳來她那無所畏懼的叫喊聲。比賽過程中，我幾乎聽不到拳台助手的說話聲，隻聽得到她的叫喊聲—“殺！”她的一聲聲尖叫不時傳到我耳邊。我的對手是一個已經有三戰兩勝經驗的進攻型拳擊手，和我屬於同一類型。比賽很輕鬆地就打完了。稍作試探之後，我先出左拳擊中對方麵部，緊接著右手一記短拳擊中他的腰部。打出這套漂亮的組合拳，連我自己都頗為得意。對手倒下後又站起來。我一記右拳再次將他擊倒，這次他爬不起來了。我在第一回合中僅用了2分10秒就擊倒對方獲勝。比賽結束後，會長和教練看著我那毫發無損的麵孔，露出滿臉笑容。因為拳擊館時隔兩年才出了我這麽一個首戰告捷的新人，教練還說了一句：“不過，你的女朋友也太可怕了吧！”
我後來跟桑野說：“如果再打五六場比賽，取得相應的成績，就能參加六回合拳擊賽了。”
桑野半開玩笑地說：“你要是成了世界冠軍怎麽辦？到時人家一查你的底細，就會發現你曾經參加過東大學生運動。”
我笑道：“瞧你說的。我隻不過贏了一場四回合賽而已。對我們這個小拳擊館來說，參加世界級大賽無異於癡人說夢。真等到那一天的話，恐怕我已經成老爺爺嘍。”
令我意外的是，優子竟然對我表示支持：“既然能成為職業拳擊手，那就沒什麽不可能的。加油呀，你一定能行的！”
桑野又說道：“話說回來，園堂給你喊加油時可真嚇人啊！要是真打到拳擊錦標賽的話，不知她會怎麽樣。你知道嗎，在後樂園大廳裏，看她的觀眾比看拳擊台的還多。當她大聲喊‘殺！’的時候，有位黑社會的老兄目瞪口呆地看著她，露出了一口金牙……”
聽了桑野這番話，我們都哈哈大笑。我們在學生時代也從來沒有笑得這樣開心過。
那時候，我的叔叔去世了。叔叔是我唯一牽掛的親人。我從小父母雙亡，叔叔成了我的恩人—他在大阪獨自經營一家小規模的財產保險代理店，把我撫養到高中畢業。之後雖然說不上關係有多密切，但他畢竟對我有養育之恩，所以我時不時會和他保持聯係，告訴他：“我在大學認真讀書，同時還兼職打工掙生活費，錢夠用的，您不必擔心。”叔叔去世時，我回去參加了守夜和葬禮。隨後嬸嬸把一輛車送給了我。她說：“這車是你叔叔以前開過的，現在用不上啦。送給你留個紀念吧。”在我去東京上大學那年，這輛車的車齡就已經有十年了。我向嬸嬸道過謝，在參加葬禮之後就開著那輛車回到東京。
優子見我開車回來，瞪圓了眼睛：“哎喲，這種老爺車還能跑得動呀！”隨即她又笑著補充了一句：“不過我挺喜歡的。這車設計得很簡單。看著它，難免讓人聯想到年老的看家狗。”
我也有同感。這款車是日本汽車產業黎明期的一個小小的紀念碑。排氣量1.0的引擎，再加上輪胎和方向盤，僅此而已，並沒什麽“設計”可言。一個大箱子似的車身，加上一個小箱子似的駕駛室，僅此而已。車上裝有收音機，除此之外，體現不出任何所謂附加價值的理念。也許，這樣的設計正是從前那個懷舊時代的體現吧。
我平時是跑步去麵包坊上班的，也可以當作鍛煉身體。星期天則經常開車出去兜風。優子似乎挺喜歡坐車兜風。桑野有時也一起去。當然，車子經常會發生故障。輪胎磨損十分嚴重，不太靈敏的刹車更是令人擔心。但我從沒想過要去修理，因為沒有錢。而且，如果要更換零件，那麽這輛車所有的零件都到必須更換的時候了。
我和優子隻出過一次遠門。那時是秋天，我們開車去箱根一日遊。被紅葉染紅的群山，倒映在蘆之湖的水麵上。我們坐在俯瞰湖麵的公園長凳上，眺望著這一片風景。高原的空氣柔和而清澈，溫暖的陽光包裹著我們。優子把頭靠在我的肩膀上。微風吹拂，她的發絲柔順地輕撫著我的臉頰，感覺癢癢的。我想跟她說，但看了她一眼沒敢開口。因為她哭了。兩行淚水從她的眼睛裏流下來。這是我第一次看見她流淚。我於靜默之中感覺到一種釋然。映入眼簾的，是她那美麗纖細的脖頸。一段時光即將消逝。我們誰也沒說話，就這樣一動不動地坐了很久。
沒過幾天，優子就離開了我的公寓。那天，我從拳擊館回來，看見小桌上有張字條，上麵隻寫著一句話：“再見了，冠軍。”這是理所當然的結局—我首先冒出這個念頭。水自然地流動，然後到達終點。我想，她大概是找到了新的歸宿吧，就像隨著季節更替而轉換了風向，就像我們經曆過的學生運動一樣。從那之後，我更熱衷於到拳擊館練拳擊了。一個月後，我參加了第二場四回合賽，又贏了。我在第三回合技術性擊倒對手。三個月後的比賽，我又以大比分獲勝。於是，拳擊館開始對我刮目相看。會長高興地說：“說不定能贏得新人王呢！”
桑野仍然經常來我這裏。他對優子的突然離去毫不驚訝，正如當初優子搬進來住時一樣。他從沒過問這事，我也沒有說。我有比賽的時候，他總是來助陣。那時候，來看四回合拳擊賽的觀眾絕對不是什麽上層人士。在觀眾席中，桑野的氣質顯得如此與眾不同，但他本人似乎毫不在意。令我吃驚的是，他現在也學會大聲喊“殺！”了。教練問我：“那個可愛的姑娘怎麽沒來？”我回答說：“她把我給甩了。”教練說：“那就把你的憤怒發泄到拳擊場上吧！”
一天，桑野來到我的公寓就說：“我當上主任了！”我說：“不錯嘛。”真不愧是桑野，中途進公司還能升職。
“麵包坊那邊怎麽樣？”他問。
“加了點工資。”我說。
“不能把拳擊當作生計嗎？”他問。他對社會狀況也太不了解了。
我笑著回答：“如果不是世界級的頂尖拳擊手，是沒法當作生計的。就連日本的頂尖拳擊手，白天也得再另外打份工。”
他想了一會兒，說道：“喂，菊池，你知道嗎，我們在學校裏還留有學籍。”
我有些驚訝：“我以為早被開除了。”
“我倆都是按休學處理的。如果想回去的話，應該可以複學。上次在澀穀碰到一位久違的老同學，他告訴我的。”
“我沒興趣。”我說道，“你呢？”
他停頓了一下，回答說：“我想出國留學。我攢了點錢之後，就開始產生這個想法。國外有的學校甚至隻需要你有高中畢業證就能接收。”
“這個想法不錯。你打算去哪裏留學？”
“法國。”他說，“不過，走之前我還有件事要做。”
“什麽事？”我問。
他卻隻是嘟囔了一句：“到時再說吧。”
我每天過著同樣的生活，在麵包坊、拳擊館、公寓之間來回奔走。要說還有什麽興趣愛好的話，就隻剩星期天駕車兜風了。那車日漸衰老，而且因為露天停放，車身變得鏽跡斑斑。刹車越來越鬆，後來更是完全失靈了。不過，我還是沒去修理，因為車上還裝有手刹—舊式的T形拉杆。行駛過程中拉手刹的話會刹得太急，幸虧我很快就掌握了手刹的力度，慢慢加力，最後再使勁一拉。我獨自一人駕駛這輛老爺車去過幾次箱根，僅僅是為了短暫地欣賞一下蘆之湖的風景。我看著湖麵上那輕輕搖晃的淡淡日影，回味著與優子一起生活的那三個月的時光。
半年之後，我參加了日本東部地區新人王淘汰賽的第一輪比賽，在第三回合獲勝。至此，我取得了六戰全勝的佳績，其中五場是擊倒對手獲勝。
那年春天的某個星期六晚上，桑野打來電話。我是用公寓走廊上的公用電話跟他通話的。他平時很少打電話給我。他每次來我公寓都不會事先打招呼，因為他有我這裏的鑰匙。
“我後天去法國。”桑野冷不防說道。
但我並沒覺得意外。自從他上次說要去留學的那一刻起，我就預感到會有這麽一天。
“這麽突然？”我說。
“所以，有件事想拜托你。”
“我會請假去給你送行的。”
“不是送行的事。”他遲疑了一會兒，才繼續說道，“你明天不用上班，能開車帶我出去一趟嗎？”
這個要求真是出乎意料。桑野從來沒像優子那樣表現出對駕車兜風感興趣，而且他也不會開車。
“如果要開送別會，在我這裏就行了呀。開車出去，我就不能喝酒啦。”
“可以回來再喝。距離下次控製體重還有一段時間吧？”
“嗯。”我說。新人王拳擊賽的下一輪定在一個月後舉行。
“你要去哪裏？”我問。
“嗯……我想去富士山麓一帶，看看森林。”
我笑了。
“離開日本前非得去富士山看一眼，這也太傳統了吧。你的觀念是不是太落伍了？”
桑野也笑著回答：“哎呀，人生的走向注定就是落伍嘛。”
第二天清晨5點，桑野就過來了。我已經起床一小時，照常做完了慢跑晨練，正在喝速溶咖啡。門打開了，他提著一個很舊的大旅行袋站在門口。
“袋裏裝著什麽？”
“垃圾。”
“垃圾？”
“嗯，是我製造的垃圾。我今天就是想把它拿去扔掉。這樣就能跟我在這個國家的過往生活做個了斷。”
我想了一會兒，說道：“去富士山扔垃圾？行吧。你要來點咖啡嗎？”
“嗯。”他點了點頭，在榻榻米上盤腿而坐，默默地喝著我給他衝的咖啡。
“你要去法國的什麽地方留學？”
“新索邦大學，也就是巴黎第三大學。”
“學什麽專業？”
“還沒定。不過，我打算在新學期開始之前先學法語。所以才決定提前去。”
“確實，比起西裝店銷售主任，還是學生或學者的身份更適合你啊！”
桑野歪著頭笑道：“那你適合做什麽呢？”
“目前來說，當拳擊手吧。拳擊很有趣。”
“你厲害，所以才覺得有趣。可惜我以後不能去給你加油了。”
他的話並沒說到點子上。當我在拳擊台上一拳打中對手時，對手被聚光燈照得閃閃發光的汗水四處飛濺。這個瞬間的滿足感，隻有站上過拳擊台的人才能體會得到……我隻是笑了笑，並沒有向桑野解釋。
“我如果參加世界拳擊錦標賽，你就可以來看了呀。”
“我不是開玩笑。你還真有可能幹得出這種勾當來。”他一本正經地說道。
“幹得出這種勾當？怎麽說得跟犯罪似的。”我站起身來，“出發吧。”
5點30分。我們走到停在附近的車旁。桑野小心翼翼地提著那個旅行袋。我打開後座車門，他把旅行袋放在後座地板上，並確認放得平穩。然後他坐進副駕駛位，問道：
“走哪條路？”
“交給我好啦。反正哪條路你都不熟。”
引擎一大早很難啟動。電池也該換了。不知道這輛車的壽命還剩多久。但可以肯定的是，最多隻能再撐幾個月。車子總算啟動了，慢慢開始滑行，駛入山手大道。我打算從澀穀那邊上東名高速。路上空****的。因為是星期天，而且在大清早。車子順暢地行駛著，雖然沒有加速。桑野一直默不作聲，直到過了甲州街道，他才開口。
“嗯。”我回答說，“確實不一樣，因為刹車壞了。”
“刹車壞了？”
前麵有紅燈。我拉動手刹。
“這不是還能刹住嗎？”
“我用了手刹，手刹本來是用於停車的。腳刹壞了。”
桑野似乎在研究什麽似的說道：
“也就是說，有兩個刹車係統，一個用於行駛途中，一個用於停車。現在用於行駛途中的壞了。”
“沒錯。”
“我們回去吧。”
“為什麽？”
“太危險了。”
“沒事的。我都這樣開了半年啦。”
“應該馬上回去！”
他一反常態地堅持道。我正要反駁時，有一輛大卡車從旁邊的車道加速超車，成銳角直靠過來。我用力拉手刹。這一瞬間，手上突然感覺毫無反應。我連忙看看自己左手—T形拉杆頭還握在我手裏，而拉杆前端扭斷的彈簧正微微顫抖。我看見桑野一下變得臉色蒼白。
“應該聽你的。”我說，“手刹失靈了。這下兩個係統都壞掉了。也就是說，這輛車現在沒法停下來了。至少是不能用平穩的方式停下來了。”
桑野盯著我。他的臉色已經變回鎮定自若，或者說是麵無表情。他很快恢複了冷靜。
“你知道後麵的旅行袋裏裝著什麽嗎？”
“不是垃圾？”
他語氣平靜地說道：
“其實是炸彈。”
我看了他一眼。
“確實很垃圾。”
“你好像早有預料嘛。”
“我大概猜到可能是危險物品。看你樣子就知道。是你自己製造的嗎？”
“現在怎麽辦？”他沒有直接回答。聽聲音依然從容自若。每當麵臨危機時，他反而更加冷靜—他這一性格特點在學生運動時代已經體現得淋漓盡致。
我把腳從油門移開，並把四擋變速器從最高擋逐級降下來。前方出現那座跨過小田急線的高架橋。
“現在隻能把車撞到某個地方才能停下來。”我說，“炸彈會因為撞擊而發生爆炸嗎？”
“可能不會。但也說不準。”
“好吧。”
我沿著道路向右拐。前麵有紅燈，但我沒法停車。直線前進的車輛鳴著喇叭從我們旁邊呼嘯而過。
“這裏是駒場附近吧？”桑野說。
他說得沒錯。此刻唯一值得慶幸的，是我對這一地段比較熟悉。我又向前開了一會兒，在洗浴中心旁邊的十字路口向左拐。這裏沒有車輛，也沒有行人。變速器已經降到最低擋，時速也降到10千米左右。如果把車撞到一個有彈性的物體上，可能不用受很大衝擊就能停下來。前麵是個岔道口，我往左邊開去。這條路比較寬，而且即便是白天也很少有行人。我對桑野大聲喊道：
桑野點了點頭。
我本來想問他炸彈的威力有多大，但話到嘴邊又咽了回去。既然是出自桑野之手，質量一定是最上乘的。
開始上坡。車在道路中間行駛。這時，一個小男孩騎著自行車從左邊的坡道上飛速地衝過來。相撞眼看無法避免。我已經沒法再減速了。就在相撞前的一刹那，我向右猛打方向盤，同時猛踩油門，這才勉強躲過了自行車。可是右邊的岩石已經近在眼前。車子猛地撞到了岩石上。
我立刻跳下車。桑野也從另一邊滾了下去。
炸彈沒有爆炸。
“菊池，快跑！著火了！”我聽見桑野的叫喊聲。車子後麵靠近油箱的位置開始冒出火焰。我拔腿就跑，桑野朝另一個方向跑去。這時，一個穿著運動衫的晨練者從剛才衝出自行車的那條坡道跑過來。
“別過來！”我耳邊又傳來桑野的叫喊聲。那個晨練者站住了。
“要爆炸了！別過來！”
我條件反射式地趴到地麵，稍抬起頭。火勢蔓延速度快得嚇人，汽車已經被熊熊烈火吞沒。我看見桑野又開始跑起來，衝向那個正扶著自行車發愣的小男孩。桑野把小男孩撲倒在地，用身體護著他，同時大聲叫道：
“要爆炸了！快跑！”
那個晨練者卻站在原地不動，也許是想要滅火。他不知所措地看著汽車，又朝桑野那邊望了一眼。
爆炸聲響了。
之後的情形，我隻記得一些零碎的片段—小男孩發呆的臉，隨即迸發出來的哭聲，四處彌漫的白煙，強酸的刺鼻臭味，桑野那流著鮮血的胳膊，七零八落的肉塊，鮮血……
待回過神時，我和桑野正在駒場校園裏狂奔。不知何時，我們已經從那次學生運動中撤離的八號主樓後門跑進校內，穿過校園，跳上井之頭線列車。澀穀街頭還沒出現警察的身影。我們馬上換乘山手線，到新宿站下車。我走在前麵，桑野默默地跟在後頭。我們走進一家24小時營業的地下爵士咖啡館。裏麵光線昏暗，我們在一個角落位置坐下。然後我才查看了桑野的傷勢。
“沒事，一點小傷而已。”桑野說。
大概是汽車的碎片劃傷的。他的毛衣破了，露出的上臂被劃了一道大口子，鮮血直流，還有鐵片刺進肉裏。不過好像沒傷到動脈。我幫他拔出鐵片，鮮血更是一個勁兒地湧出來。不知道是否需要去看醫生。我猶豫著，暫時先用一條手帕幫他紮住胳膊上部。
“你為什麽要製造炸彈？”我壓低嗓門問道。
桑野沉默了好一會兒。咖啡館裏還有幾位客人，他們正專心欣賞著從音箱流淌出來的奧奈特·科爾曼的薩克斯樂曲。應該是《黃金圈》（Golden Circle）那張專輯吧。
“你聽說過《革命值班》嗎？”桑野低著頭問道。
“聽說過。就是那本製造炸彈的經典教材吧？據說，公安人員甚至會到書店，對所有購買這本書的人進行盤查。這本書好像隻有早稻田的如月書房才有賣的吧？”
我說完這話時，才發現桑野並沒有聽我說，而是一個人自言自語—他開始講解炸彈的製造方法。
“作為教科書來說，這本書太簡略了。我想製造的，是比這本書裏所寫的更高級的東西。當然，隻是想想而已。我本來沒打算實際引爆它的。我從最基礎的化學式開始學習化學知識。各種成分的比例有些難把握，但我調配得很完美。用羽毛攪拌時，我緊張得渾身發抖……”
桑野那低沉的聲音，就像沉重的**從嘴裏流淌出來，延綿不絕。仿佛正在與奧奈特·科爾曼的薩克斯樂曲進行合奏。我打了他一記耳光。他這才回過神來，盯著我。
他語氣平靜地說了一句：
“我殺人了。”
[1] 原文為Group Sounds，特指日本20世紀60年代後半期流行的搖滾樂隊，由幾個人組成，以電吉他為主，演奏流行音樂。
[2] 當時東京大學設有本鄉、駒場兩個校區。
[3] “全共鬥”是“全學共鬥會議”的簡稱。日本1968—1969年學生運動時期，各大學成立的學生組織。
[4] 由消費者組成的“生活協同組合”的簡稱。
[5] 戈達爾，法國導演，“新浪潮”電影的領軍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