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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微微睜開眼睛，現實世界又模模糊糊地回到視野。日光燈的昏暗燈光映入眼簾。我仰麵躺著。一隻大蟑螂從我的臉旁爬過。我移動視線，看到手表—上午10點剛過，正是我平時起床的時間。至少我的生物鍾還沒有紊亂。我搖搖晃晃地站起來，感覺身體就像用殘舊棉花做成的一樣。不過，總算能站起來了。我坐到餐桌旁邊的椅子上，脫光衣服，試著活動一下身體，就像檢查機器一樣小心翼翼地活動著各個部位。所動之處，都引起劇烈疼痛。不過，雖然表麵看起來傷痕累累，但好像沒有骨折，也沒有脫臼。內髒雖然難受，但功能似乎還算正常。我看了看手掌—手掌正在發抖。這正是每天正常開始的征兆。我拿過一瓶威士忌，倒進酒杯，一飲而盡。這時，一陣類似疼痛的饑餓感突然襲來。我這才想起，從昨天早晨直到現在，我什麽東西都沒吃過。
在洗手間小解之後，我盯著鏡子，看見自己滿臉貼著餐巾紙。我慢慢地把它們撕下來，然後洗臉。餐巾紙被洗掉時，鏡子裏出現了一張滿是傷痕的臉。眼圈周圍遍布著黑色的斑痕。我在房間裏尋找墨鏡。大約二十年前的時候，我經常戴墨鏡。這個習慣一直保留下來。我這裏從來不缺墨鏡。然後，我走到店門外，撿起掉落在路邊的“停止營業”的標牌，掛到門把手上。也許有人正在監視我，但我並沒往周圍看。就算有也沒關係。沒人會在光天化日之下上門找麻煩的。至少那些社會組織不會。更何況，他們已經完成了警告我的任務。
今天也是大晴天。我試著邁步。兩個腿肚子劇烈疼痛。除此之外，好像並不影響正常行走。我在晨光中慢慢走著，疼痛似乎逐漸緩解。星期天，四周十分清靜，汽車和行人都很少。今天的陽光本來跟昨天差不多，我卻覺得有些異樣，後來才意識到是戴著墨鏡的緣故。我好不容易才走到三丁目地鐵站，在報攤上買了兩份早報，走進一家不太熟悉的牛肉蓋飯餐館，點了大份的牛肉蓋飯和啤酒。店員和顧客都沒有特別注意我。像我這副模樣的人，大概早就看膩了吧。
我翻開報紙。上麵仍然印著和昨天晚報一樣的大字標題：《新宿爆炸案，十八人死亡，四十七人受傷—周末公園，光天化日下發生的慘案》。頭版刊登了死者的照片、住址和職業。隻有一人身份不明。縱向排列的照片裏，第一位是我見過的—那個捂住從肚子裏流出來的腸子的人。他名叫佐田升（36歲），是一家化學製造公司的職員。照片裏還有另一張我見過的麵孔，我還跟他交談過幾句—就是那個小女孩的父親。她果然失去了父親。這個人名叫宮阪徹（48歲），是警察廳警備局公安一課的課長、警視長。咦，警察廳？一個副標題映入眼簾：《死亡人員中有警察廳幹部—爆炸案或是激進派所為？》。我翻開社會版。上麵刊登了各家醫院收治的傷員名單，不過沒有照片。我把所有名單瀏覽了一遍，看到“宮阪真由（6歲）”。這個名字與另外幾個名字一起列在東陽醫科大學附屬醫院的名下。痊愈需要三個星期。住址與那位公安課長一樣：橫濱市綠區。我又要了一瓶啤酒。這啤酒在10月喝太涼了點，但我還是一飲而盡。既然媒體公布說三個星期可以痊愈，那應該不用擔心預後情況吧。當然，精神創傷另當別論。她失去了父親。她說過將來要當小提琴家，這個夢想可能也會受到某種影響。我想起自己失去雙親時的情形—那時的我比這小女孩大兩歲，父母在半年裏相繼病故。除此之外，其他全都不記得了，甚至連父母的長相都已忘記。而這個小女孩，什麽時候才會忘記呢？
我把報紙翻回到頭版，瀏覽相關報道。
昨天午後，警察廳在新宿警察署設立了由刑警和公安兩部門組成的“新宿中央公園爆炸案特別搜查總部”，開始正式調查此案件。搜查總部全力搜尋目擊者，同時抓緊分析爆炸物。遇難者中包括警察廳幹部宮阪徹，這消息也使他們感到震驚。在昨天下午5點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搜查總部透露說已經詢問了一百多名目擊者。根據其公布內容，有十多名目擊者稱曾看到在那條“尼亞加拉瀑布”下方近處擺放著一個灰色的大旅行袋。其中最早的目擊者，是一位住在附近賓館裏的美國商務人員，他證實說早上7點左右跑步時就已看到這個旅行袋。那裏的混凝土地麵被炸出了一個直徑約50厘米的大坑。爆炸物在該地點放置了很長時間，搜查總部據此斷定這是一起蓄意謀劃的爆炸案。
因為有警察廳幹部遇難，認為爆炸案是激進派所為的意見占了上風。至於是以警察廳幹部為襲擊目標還是無差別恐怖襲擊，目前還沒有定論。因為，如果犯罪行為是針對某個人的話，一般會以其住處之類的地方作為襲擊對象，而此次爆炸物的放置情況顯得有些牽強。另外，之前東京地方檢察廳特搜部正在調查建築承包商的一連串問題，所以也有部分人認為爆炸案與此相關，可能是以地鐵建築設施為襲擊目標。不過，承包這片工區的共同企業體（JV，即Joint Venture）的五家建築公司基本沒涉及那些問題，所以沒理由會成為襲擊目標。而且，如果想襲擊地鐵建築設施，工地旁邊還有更容易放置爆炸物的地點，案犯卻沒有那麽做，所以當局對這種觀點持否定態度。基於上述情況，搜查總部主要從“無差別恐怖襲擊”和“襲擊警察廳幹部宮阪徹”這兩方麵展開調查，尤其是全力搜尋現場遺留物品—弄清楚爆炸物是定時引爆還是遙控引爆，是破案的關鍵線索。不過，在日本發生的恐怖事件中，還沒有使用遙控引爆的先例。關於爆炸物，警察廳科學研究所正在進行分析，警方也向製造火藥的民間企業谘詢了相關情況。據此推測，此次的爆炸物有可能不是激進派一貫使用的氯酸鹽類或硝化甘油炸藥。另外，專家還指出，從現場破壞情況來看，如果是使用硝化甘油的話，要用非常大的量。
我花了一個鍾頭仔細看完所有的報道，然後又看另一份報紙。報道內容基本相同。有這樣一些標題：《悠閑周末突發慘案，殘酷愚行令人憤慨》《警視總監發布特別聲明，決心全力破案》《令警察發愁的爆炸案，遺留物品幾乎全部損毀》……如標題所示，報道裏說目前還沒有發現雷管或引爆裝置。社會版的報道，則聚焦於警察廳公安課長宮阪徹。從其履曆來看，顯然是一位步步高升的優秀警察。報道內容主要是周圍人的訪談。即使有死者為大的因素，也能看出大家對他的評價很不錯。他態度溫和，讓人絲毫感覺不到警官的架子，而且很有禮貌—我在公園與他談話時也有類似的印象。“他很疼愛女兒。幾年前他妻子去世之後，大家就經常見到父女倆一起散步或外出。”鄰居的主婦這樣評價，“不過，我沒想到他原來是個警察。”確實，很難想象一個係著佩斯利花紋寬領帶的警官形象。至於他昨天為什麽會在新宿中央公園裏，則尚不清楚。他那受傷的女兒說過什麽話，也沒有報道。
報道中沒有提及我見過的那個染發傳教士，也幾乎沒有關於醫院收治的重傷人員的訪談。社會版主要由死者家屬、少數輕傷人員和現場目擊者的訪談構成。另外，還采訪了當時在東京市政府大樓45層瞭望室的遊客。瞭望室高202米，按說應該能俯瞰整個公園。但遊客們當時聽到巨響、感覺到劇烈搖晃時，還以為是發生了地震，全都陷入恐慌。直到幾分鍾之後，大家才發現不是地震，而是公園發生了爆炸，於是紛紛聚集到麵向公園的東邊窗戶圍觀。公園對麵那家賓館的高層住客也是如此。我把兩份報紙的所有報道全部看完，發現案件重點都沒有公開。這是警方一貫的做法，對他們來說也是理所當然的吧。應該還有不少信息被掩蓋起來了。報道篇幅雖多，其實內容很空洞。目前，當局對信息管理還是嚴加把關的。發生這種刑事案件時，報道先行的例子並不多……
我茫然地想著。這時，忽然發現店員開始注意我。於是，我扔下還剩一半的牛肉蓋飯，拿起報紙離開了。我又花了很長的時間慢慢走回酒吧。打開店門時，發現本來已經關掉的日光燈竟然亮著。
有客人在等我。
客人坐在吧台邊的椅子上吸煙，一看見我就站起身來。這人身高跟我差不多，有一米七五。但身材很苗條，體重估計還不到我的一半。剛開始我還以為是個少年，後來才看清是個年輕女子。她留著短發，秋涼季節卻穿著黑色無袖襯衫加黑色牛仔褲。年紀大約20歲，我想，大概是我出門時忘了上鎖。不過，我平時就沒有鎖門的習慣。畢竟店裏又沒什麽可偷的。
她一看見我，就冷不防地問了一句：“你受傷了？”
“我們在哪裏見過麵嗎？”我問。她應該沒來光顧過酒吧，至少到目前為止。
“沒有，這是初次見麵。”她說道，“喂，你受傷了？”
“你能看出來？”
“當然能看出來。誰看不出來呀，瞧你那張臉，簡直像爛蘋果一樣。跟人打架了嗎？”
“嗯，也算吧。你是誰？”
她抱著胳膊，盯著我，慢慢地吐出一大口煙霧。一團巨大的煙霧飄過來，籠罩著我。她雖然身材苗條，肺活量卻不小。
“你就是菊池先生吧？菊池俊彥。雖然現在好像改名叫島村圭介。”
我目不轉睛地盯著她。這二十多年以來，還是第一次有人說出我的真實姓名。
“現在的女孩子呀，都是用提問來回答別人問題的？你是誰？”
“我叫鬆下塔子。”
我伸出手：“身份證。”
“哎喲，你平時經常對顧客說這麽不禮貌的話嗎？”
“現在還沒到營業時間。你不是顧客，是入侵者。”
“你很警惕嘛，雖然看樣子有點傻乎乎的。”
我不由得苦笑。她盯著我，微微一笑，老老實實地從挎包裏拿出一張紙片，放在我的手掌上。是上智大學的學生證。名字如她所說。住址在澀穀區的上原。1972年1月出生，今年21歲。
我把學生證還給她，說道：“你恐怕認錯人了吧？”
“不會認錯的，看你這副笑容就一清二楚啦。‘滿不在乎的笑容’—我母親說的完全正確。你那滿不在乎的樣子，比母親說的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啊。”
“你母親？”
“園堂優子—我說的是原來的姓。‘園堂’，‘公園’的‘園’，‘殿堂’的‘堂’。你還記得她吧？”
我沒有吭聲，再次目不轉睛地盯著她。她噘起嘴巴：
“別這樣盯著我嘛。被男人注視，我倒是習慣了。可被你這樣傻乎乎地盯著看，會讓我有打人的衝動！”
“我記得你母親。”我說。
“這不是廢話嘛。要是連一起生活過的女人都忘掉，那就成白癡啦。難道是因為你的女人多得數不清了？”
“不是。我和女人一起生活的經曆隻有一次。”
她用手邊的煙灰缸摁滅香煙。纖細的手指把那支希望牌香煙在過濾嘴處整齊地折成兩段。
“我母親和你一起生活的時間隻有三個月吧？”
“對，我唯一的經曆就是那三個月。”
“請你摘下墨鏡。”
“為什麽？”
“我看看你的傷口。”
“不用。不管它，很快就會好的。這種小傷，我早就習慣了—就像你已經習慣了被男人注視一樣。”
“哼。”她嘀咕了一句，“我原以為，在這樣的大城市裏，像你這樣粗魯的物種已經滅絕了呢。”
“正因為是在這樣的大都市裏，所以才能存活下來。你看看蟑螂就明白啦。”
“母親說過，你頭腦簡單、四肢發達，再加上嘴硬—就是你全部的優點了。”
“我也這麽認為。對了，你是怎麽知道這家酒吧的？”
“母親告訴我的。”
我一時說不出話來。優子竟然知道這個地方……過了好一會兒，我才開口說道：
“你母親是怎麽知道這裏的？”
“據她所說，是有一天開車路過這一帶時偶然看見你，就停下車在後麵跟著，看見你走進這裏，看看店名叫‘吾兵衛’。等了一會兒，見到有客人出入，就向其中一人打聽，說出你的長相和衣著，得知你原來是這酒吧的店長。那客人還把你的姓名也告訴了她。”
我歎了口氣。我簡直跟那些癌症患者沒什麽兩樣—周圍的人全都知道了，隻有自己被蒙在鼓裏。
“你們這母女倆說來也怪，母親竟然把舊情人的事告訴女兒？對了，你母親現在怎麽樣？”
“你手裏拿著的報紙上就有報道呀。”
我頭腦裏浮現出報紙上登出的爆炸案受傷人員名單。那個名字，在昨天的電視新聞字幕中也見到過。44歲。
“鬆下……鬆下優子？就是她嗎？”
她驚訝地看了我一眼。
“是的。受傷人員的名字，你居然記得這麽清楚？”
“報紙上隻是說‘重傷’，她的具體傷勢怎麽樣呢？”
“已經死了。就在今天早上。”
我沉默了。周圍一片寂靜，寂靜得連外麵刮著的風也突然停止了。我覺得屋裏的溫度似乎一下降低了許多。我對人死之事已經習以為常。但這也許隻是一種錯覺而已。我走到吧台後麵，拿起一瓶威士忌。往杯裏倒酒時，抖動的瓶口碰到杯口，發出叮叮當當的聲音。我喝了一口威士忌。味道跟平時不同，感覺就像喝別的東西一樣。威士忌在我口中留下一股鐵鏽味兒，然後沉入肚子裏。我再次舉杯欲飲時，杯子已經空了。
她注視著我，似乎在默默觀察。過了一會兒才開口：
“你的手發抖，不光是因為聽到這個消息吧？”
“這是老毛病了。”
“酒精中毒也算是一種病？”
我想起來，自己昨天也思考過同樣的問題。我往杯中倒了第二杯威士忌。
“話說回來，你表現得很平靜嘛。”
“母親死亡已經過去六個鍾頭了。我必須得安排守夜和遺體告別儀式等事宜呀。我總算明白了喪葬儀式的好處—能讓人們暫時忘掉失去親人的痛苦。”
我低頭看著酒杯，沉默不語。過了一會兒，她開口了：
“我聽母親說過很多次：你雖然對什麽都滿不在乎，但很怕精神上的打擊，所以你一直到處躲避。其實，1971年的那起案件早就過了追訴時效呀。”
“你等等……”我抬起頭，“你母親剛死，你為什麽要在這種時候跑到這裏來？”
“問得好。”她說道，“我想把母親的死訊告訴你，告訴你這個滿不在乎的男人。我也不知道為什麽，隻是覺得必須這樣做。”
“就這個原因？”
“還有，我想問你一些事情。”
“我也一樣。但是，沒有時間了。說實話，我正打算馬上離開這裏。出於某些原因，警察會找上門來。快的話，說不定今天就來。”
“是公安嗎？”
“現在不一定是公安了。”
剛才從車站回來途中，我一直在想這事。我看了晨報，知道事情非同小可—死亡人數18人。不，現在已經19人了。其中一位還是警察廳的警官。這已經成為關係到整個警察組織的問題。所以，警方恐怕會采取比淺井所說的“全力偵查”更積極的行動。既然黑社會的人已經知道我的身份，那麽搜查四課遲早也會知道。通過指紋，查到我和“菊池俊彥”這個名字之間的關係，看來隻是時間問題了。這個時間絕對不會很久。而且，眼下又出現了新情況—園堂優子知道我的身份。有一個人知道，就意味著有更多的人知道。對我來說，這個道理已經不是正確與否的問題，而是我的生活必須遵循的法則。事實上，眼前這個女孩子—優子的女兒就已經知道了。
“為什麽警察現在還要來找你呢？你跟那起爆炸案有關嗎？”
“問得好。”我說，“發生爆炸時我就在現場附近。雖然我隻是一個局外人，但我在那裏留下了指紋。不過，現在沒時間和你詳細說了。把你的電話號碼告訴我。”
“你打算怎麽辦？”
“你沒必要知道。你別生氣。你如果知道了的話，有可能會給自己惹麻煩。我可是這方麵的專家。”
“你這位專家，好像有點稀裏糊塗呀！”
“我承認。”我確實沒有反駁的餘地。
她伸手要拿吧台上的便箋紙。
“不要寫！”我厲聲製止她。
她詫異地看著我。
“我不想留下任何痕跡。用嘴說。”
我記住她所說的電話號碼後，又問道：
“你進入酒吧後觸碰過哪些地方？”
“你是說指紋？”
我點點頭。擦掉指紋的痕跡，當然會很不自然，但總比留下指紋好。警察肯定會把這裏的全部指紋都提取回去。他們絕對想不到園堂優子的女兒來過這裏。
“有必要擦掉指紋嗎？”
“公安部門知道我的所有情況，也知道我和你母親的關係。我要排除掉一切可能引起不必要的懷疑的因素。”
考慮到這起爆炸案的規模，警方可能會提取所有來這店裏的顧客的指紋。還是有必要擦掉指紋的。我挑了一瓶伏特加，倒些在抹布上。酒精的作用，除了大家都知道的，還能用來消除指紋。我用抹布把她默默指出的地方全擦拭了一遍—吧台邊緣、椅子靠背、電燈開關……她還指了一下我的房門把手。
我吃驚地看著她：“你連我的房間都看過了？”
“我覺得自己看到了世界上最糟糕的地方。地獄可能都比它強一些。”
我搖了搖頭，擦拭房門把手。最後，把煙頭倒進袋裏，用水衝洗煙灰缸。
清理完後，我說：
“你不回醫院也沒關係嗎？你母親還在那裏吧？”
“母親的遺體被送去司法解剖了。聽說明早前能送回來。其實，外公本來不同意解剖的，可是沒用。你知道我外公是誰吧？”
我當然知道—園堂雅衛。他原先在大藏省[1]任職，後來當過通產大臣以及兩三個別的什麽大臣，現在作為自由主義派的資深眾議院議員而為民眾所知。我知道他家在鬆濤區，離她住的上原區很近。連如此有權力的外公說話都不頂用，警方對這起爆炸案的重視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想問一下，她的傷勢如何？”
“內髒破裂，雙腿截斷。”她用公事公辦的語氣說道，“本來今天早上還需要再做手術的，但她的身體撐不住了。”
她注視著我。突然，她的眼睛裏泛起淚水。漸漸地，淚珠湧出眼眶，流到臉頰上。在臉頰留下兩行淚痕後，無聲地滴落。筆直地滴落。我默默地看著她。園堂優子也曾經這樣哭過。這樣哭過一次……我茫然地想著。過了一會兒，她注視著我，開口了。她的聲音又恢複了平靜。
“我母親為什麽會遭遇這種不幸？到底是什麽原因？你能告訴我嗎？”
我回答：
“我也想知道原因。你今天有時間嗎？”
“什麽時候？”
“如果可以的話，天黑以後。”
她點點頭。臉上的淚痕已經消失了，就像電影切換鏡頭一樣。快速恢複也許是她的一項本領吧。她又掏出一支香煙，用ZIPPO [2]打火機點燃。“可以呀。”她說道，“反正守夜安排在明天，而且來吊唁的客人也跟我沒關係。應該是由我外公的秘書負責接待吧。”
“除了接待吊唁的客人，還要應付警察。秘書可沒法勝任。”
她詫異地側著頭，看著我。
“其實，昨天晚上，警察已經在醫院裏問了我一大堆問題啦。盡管母親當時正處於垂危狀態。他們問的是：‘你母親為什麽去公園？’‘是跟誰約好了見麵嗎？’‘其他死亡人員裏有沒有你認識的名字？’我回答說：‘我什麽都不知道。’他們又問：‘有沒有什麽線索？’‘和母親最後一次見麵是什麽時候？’……我外公當時並不在場，但看這樣子，估計警察也去問他了。他們沒完沒了地盤問我。不過，說話措辭還是很客氣的，大概是考慮到我外公是現任議員吧。”
“你怎麽回答？”
“我回答說什麽都不知道。實話實說嘛。當然，我沒有提到你。”
“你剛才說‘和母親最後一次見麵’—你是自己一個人住嗎？”
“嗯。母親也是自己一個人住在青山區。警察會到我的住處來嗎？”
“當然。這是他們的工作。說句公道話，他們都相當優秀，使命感也很強。畢竟，你母親可是受害人。而且，已經不是受傷者這麽簡單了。更何況，警方知道—或者說很快就會聯想到我和她之間的關係。關於這起爆炸案，警方可能已經盤問過好幾百人，而你母親應該是他們最留意的受害人之一。你肯定會受到特別關注的，因為你是跟你母親關係最親近的人。而且，對警方來說，你要比現任國會議員容易接近。”
她想了一會兒，說道：
“如果方便的話，您可以來一趟我的住處嗎？”
“不行，警察會找上門去的。”
“不會的，他們不知道那裏。昨天確實問過，但我回答的是我母親的住址。他們現在應該還不知道我住在哪裏。”
我考慮了片刻，想找到風險最小的辦法。按照她所說的，今天應該問題不大。眼下，也沒有什麽萬無一失的辦法。
“好吧。我今晚7點鍾去你那裏可以嗎？”
她的臉上露出微笑：“看樣子，我得先買幾瓶威士忌吧。”
“那樣最好不過了。”我老實回答道，“現在，我告訴你一會兒離開酒吧後該怎麽做。”
接著，我就跟她說了走出酒吧後該如何做。她一邊吐著煙霧，一邊歎氣。
“非得要這麽傻裏傻氣地行動嗎？”
“我就是因為沒有這麽傻裏傻氣地行動，所以才被別人找到了這裏。我不知道他們是誰，也不知道為什麽，反正我是被人盯上了。我太大意了。可能是因為我散漫慣了吧。現在，這裏說不定已經處於別人的監視之下。可能是我多慮了，但還是小心為妙。而且，我剛才告訴你的，也隻是行動指南的簡化版而已。”
“盯上你的人不是警察吧？”
“如果是的話，我現在已經被抓走了。他們隨便找個什麽借口就行。”
“明白。”她說，“看來我還是盡快離開為好。”
我點點頭。她推開門，又回頭問道：
“要什麽牌子的威士忌好呢？”
“什麽牌子都無所謂，隻要有酒精就行。”
她的臉上又露出了微笑。我突然能體會到那些男人盯著她看時的心情了。她把香煙叼在嘴裏，頭也不回地走出酒吧。果然是個行動派。
我等了十五分鍾。其間，我慢慢地喝了雙份威士忌。看看手掌，它們還在發抖。我回想起優子。她的臉龐隱隱約約地浮現在我腦海中，隨即又消失了。那是她二十多年前的表情。我搖了搖頭，走進房間，穿上很久沒穿過的大衣，戴上手表，把所有現金塞進衣袋，最後再把尚未開封的酒裝進紙袋。我抱起紙袋，用抹布擦了一下店門把手。離開酒吧時，時間剛過下午1點鍾。盡管回到這裏的可能性很小，但我還是鎖上了門。
我沒有向四周張望，徑直走到三丁目地鐵站，穿過檢票口，上了剛進站的往新宿方向的列車。車門即將關閉時，我又扒開車門跳下車，隨即上了從反方向開過來的丸之內線。我在池袋站下車，走進西口的百貨商場。星期天的商場十分擁擠。我乘自動扶梯上到六樓，然後瞅準電梯口，快步走進去。去往一樓的電梯裏，看樣子都是前來購物的顧客。我從與來時路不同的另一條通道走出商場，乘坐途經上野的山手線。在東京地鐵站下車後，我在站內的自動取款機上取出所有存款—十二萬五千日元，這就是我的全部財產。我在寬闊的地下商店街逛了一會兒，消磨時間。我想喝點威士忌，但還是忍住了。我再次上了丸之內線，這次是在赤阪見附站下車。通往半藏門線永田町站的地下街裏行人稀少。我第一次回頭看後麵—視野裏有三個中年女人，幾個身穿禮服、手拿包袱的男人，還有一群高中生模樣的人。我乘坐半藏門線到達表參道站。也許，沒必要故意這麽兜來轉去。但二十多年前的老習慣又不知不覺地回到我身上了。
我出了車站，走進公用電話亭。我原本沒抱什麽希望，但查號台竟然一下就幫我查到了電話號碼。我按下號碼，電話那頭傳來一個男人的冷漠的聲音。
“興和商事。”
“淺井先生在嗎？”我問。
“你是誰？”對方說。
“島村。”
“總經理現在不在。”
“大概幾點回來？”
“我不知道。”
“那請幫我叫一下經常跟淺井先生一起的那個小夥子—就是經常穿著鮮豔的藍西裝的那位。我忘記他叫什麽名字了。”
“藍西裝？你是說望月嗎？”
看來我沒猜錯—他可能真的經常穿那種西裝。
“對，望月。”我說。
“你說你叫島村，是哪裏的島村？”
“你說‘吾兵衛的島村’，他就知道了。我找他有要緊事。”
對方大概是拿起無繩電話在走動。聲流有變化。隱約傳來嘈雜聲。那邊有人說了句：“給我換十條。”接著又聽見另一個人的叫聲：“搞定！”
過了一會兒，那邊傳來藍西裝的聲音。他大聲嚷嚷著，似乎在埋怨說：“別把什麽事都踢給我呀。”然後，他的聲音通過話筒傳到我耳邊：“你是昨天那個酒吧店長吧？”
“是的。我想和淺井說點事。他什麽時候回來？”
“你在酒吧裏就這樣對顧客直呼其名嗎？”
“已經不是顧客了。酒吧今天關店了。”
對方沉默了一會兒，然後用試探性的語氣問道：
“回頭我這邊打給你吧。如果你不在店裏，就把電話號碼告訴我。”
“我沒有聯係方法。我下午6點左右再打過去吧。你如果見到淺井，請轉告他。”
我放下話筒，一邊聽著“請別忘記取回電話卡”的提醒信息，一邊思考了一會兒。然後再次插入電話卡，按下104。電話接通後，那邊又傳來一個男人冷漠的聲音。也許，星期天要加班的男人們的態度注定會變得如此惡劣吧。
“喂，這裏是《太陽周刊》編輯部。”
“我想找一下主編森先生。”
“對不起，你是……”
“我叫島村。”
那頭傳來電話轉接的提示音。在我成為酒吧店長之前，就已經認識森先生了。他現在仍然是本店的常客，通常在星期二晚上來光顧，有時是在星期一深夜。《太陽周刊》的發售日是星期四。我對少數幾位顧客可以不使用敬語，而他就是其中一位。電話裏傳來森先生的聲音：
“是島村嗎？難得給我打電話嘛。有什麽事？”
“你現在很忙吧？”
“嗯，就是忙著報道新宿那起爆炸案呀。拜它所賜，今天又得熬夜了。你找我什麽事？”
“關於爆炸案，後來有什麽新消息嗎？”
“嗯，有一些。今天接下來又會在新宿警察署召開新聞發布會。警方到底會透露多少信息，值得期待啊！”
“ 《太陽周刊》也要派人去參加嗎？”
那頭傳來森先生的笑聲。
“你知道《太陽周刊》為什麽能這麽暢銷嗎？就是因為我們沒有加入記者俱樂部呀。如果隻是刊登官方消息的話，那些訂閱了報紙的人就不會買《太陽周刊》啦！”
“但基本信息還是需要了解的吧？”
“共同通訊社的消息很快會出來。有這個就足夠了。我們是靠附加價值取勝的。你是想打聽關於那個爆炸案的消息嗎？”
“不是。”我說，“我對那件事不感興趣。實話實說吧，我惹上了黑社會的人。你對幫會了解嗎？”
“這方麵我不懂。不過有人倒是對此很熟悉，是個自由撰稿人。他現在正好在。你直接跟他聊聊？”
“好的，如果方便的話。”我說。
我和森先生談話總是幹脆利落，也許是不想浪費時間吧。
“喂，鬆田！”我聽到森先生在那邊的招呼聲，“我有個朋友想打聽關於幫會方麵的情況，你知道什麽就告訴他吧。”
“你好，我是鬆田裕一。”電話裏傳來一個很有禮貌的聲音，而且還報上了全名。
“我叫島村。聽說你對幫會方麵很熟悉。”
“也說不上熟悉吧。你想了解什麽？”
“我想了解某個幫會的情況。”
“哪個？”
“新宿的興和商事。”
“這我知道，是個新幫會，事務所在歌舞伎町。他們在去年政府實施《暴力團對策法》之前就改組成股份公司了，應該是最早的一家吧。相當有遠見。他們的幫主—或者說總經理，名叫淺井，人很精明，在他們那個圈子裏口碑相當不錯。業務範圍主要是破產後續處理、追討債務等，跟其他經濟性質的幫會組織差不多。不過，淺井對法律法規和經濟方麵好像很精通，經營方式頗為獨特。他這人非常精明能幹，據說辯論水平比律師還厲害。”
“你知道他以前的經曆嗎？”
“他以前好像是成州連合的江口組的。你可能也聽說過吧，成州連合是《暴力團對策法》認定的黑社會組織。”
“這麽說來，興和商事是隸屬於江口組的？”
“好像不是。情況有點特殊。淺井曾經在江口組嶄露頭角，後來卻因為什麽糾紛而自立門戶了，好像和江口組斷絕了關係。在他們那圈子裏，這種情況還比較少見。”
我想起剛才打另一個電話時聽到那頭有人說“給我換十條”“搞定”—這是兌換現金的暗語。十條就是一萬日元。
“興和商事好像還經營撲克遊戲廳吧。”
“嗯，店鋪就設在事務所隔壁。不過，那隻是娛樂性質的吧。歌舞伎町有好幾十家類似的店，跟一大群蚊子似的，警察沒法一一查處。不過，接下來的情況可能會有變化。”
“為什麽？”
他好像在電話那頭想了一會兒。
“冒昧地問一句，你從事什麽職業呢？”
“開酒吧。我那可是正經營生。不過，既然是森先生經常光顧的酒吧，恐怕好不到哪裏去。”
電話裏傳來鬆田的笑聲。
“你說你惹上興和商事了？”
“好像是。”
“應該沒事的。”鬆田說道，“淺井有可能被逮捕。這樣你就高枕無憂了。”
“為什麽？”
“關於這事，請千萬別外傳。當然，也不是隻有我們一家掌握了這個信息。”鬆田壓低嗓門兒說道，“不過，其他報社就算了解情況，也要等到正式公布之後才能寫吧。中央公園爆炸案鬧得太大了，現在誰都不想得罪警方。實際上，櫻田門[3]搜查二課已經開始行動了。據說，有一家賭博性質的遊戲廳，向赤阪警察署的巡查部長行賄，以作為對方在采取搜查行動前通風報信的答謝。所以，櫻田門可能會先發製人，在走漏風聲之前讓其下屬機構進行搜查，其中也包括新宿警察署。他們故意製造時間差，先辦幾件類似的案件，以便讓人覺得赤阪警察署的問題是偶**況。”
“可是，現在新宿警察署恐怕顧不上這事吧？”
“是的。他們可能會在中央公園爆炸案有眉目時再處理這事，正好功過互相抵消；又或者是等偵查工作停滯不前時再轉移重心。但畢竟時間有限，機不可失，估計一星期後就會開始行動吧。”
“原來如此。”我說道，“ 《太陽周刊》的撰稿人果然很優秀啊。”
電話中傳來他的笑聲。
“你可真會說話，不愧是開酒吧的。你如果聽到什麽有趣的話題，可以告訴我嗎？”
“一定。”我說完後，向他道謝，還說了句“請代我向森主編問好”，隨即掛斷了電話。
我走出電話亭，冷風迎麵吹來。我從表參道往原宿方向走去。今早開始的疼痛已經減輕了很多。我走了半個鍾頭，來到代代木公園。一看手表，下午4點半。我躺在草地上，看看手掌，已經不發抖了。透過手指縫，太陽映入眼簾—陽光的色澤已經變淡，逐漸西沉。我打開威士忌，用瓶蓋斟酒。沒有灑出來。今天是星期天，公園裏人很多，但沒有人留意我。我開始喝威士忌。我的興趣愛好並不廣泛，隻有這一種消磨時間的方法。和往常一樣。然而，又跟昨天之前有所不同。我陷入沉思。首先，我變成了無家可歸之人。但其實也無所謂。一個酒鬼無家可歸，應該比黑道中人失去小指的概率高一些吧。就像流水一樣，流到它應該去的地方。僅此而已。還有另一點，我終於得知園堂優子的音訊。可是當我得知她的音訊時，她卻已經死了。在這二十多年間，我距離她最近的時候就是在昨天那個公園裏。當時，我也許在濃煙裏看到了她，或者她的一部分，甚至還可能聽到了她的聲音。當時，我一邊聞著到處散發出來的血腥味，一邊拔腿狂奔。我努力回想昨天的景象……然而，我無法從中分辨出優子的身影，也無法分辨出她的聲音。二十多年過去了，她變成了什麽模樣呢？我努力回想她的表情，但卻想不起來。我茫然地眺望著西下的太陽逐漸變色。
我中途走進電話亭，撥通電話，還沒有自報姓名，就聽到對方說：
“喲，是酒鬼呀。聽說酒吧關門了？”
是淺井的聲音。
我說：“你的忠告是正確的。”
“我知道呀。”
“你知道了？”
“嗯。沒想到大企業的動作這麽快。不過，你不也讓他們脫了層皮嘛。聽說你對拳擊很在行，有個家夥還被你弄斷了胳膊。”
“你是聽江口組的誰說的？”
電話那頭沉默了。此刻，周圍一片寂靜。過了一會兒，電話裏才傳來淺井的聲音。那聲音似乎帶有某種期待。
“你怎麽知道是江口組幹的？”
“你不是說過嘛—中小企業存活的關鍵就在於信息。像我這樣的個體戶，有時也需要信息的。”
“嗯。”他嘟囔道，“正如我所料，你這人果然有兩把刷子。”
“我隻是個窩囊的酒鬼而已。對了，我想打聽一件事。”
“什麽事？”
“你認識的江口組的人，是在說什麽話題時提到我的？”
“告訴你的話，我會有什麽好處嗎？”
“沒有，沒什麽好處。”
電話裏傳來他的笑聲。
“唉，你這個人呀。我們圈子裏有個規矩：得一還一，得十還十。在古時候，這個規矩叫作‘仁義’。”
“和遊戲機玩撲克牌時沒法遵照這個規矩吧？”
淺井又發出低沉的笑聲。
“你的感覺很靈敏嘛，連我手下的年輕人拿著電話走動也能聽出來。”
“我曾經和店裏的客人去過一次遊戲廳。我輸掉了一天的營業額，他卻輸掉了三個月的生活費。”
“這種事很正常呀。言歸正傳吧，你剛才問的問題，屬於我很難回答的那一類。”
“可是，昨天你又給了我忠告。”
“那是我一時興起。可能是因為吃了你做的熱狗吧。廚藝相當專業。我就喜歡看專業的人做事。不過，我可不是每天都一時興起的呀。”
我想了一會兒，說道：
“好吧。那我再另外想辦法。”
“什麽辦法？”
“你太難說話了。不過，像望月那樣的小混混，我說不定還能對付一下。”
“喂，‘小混混’這稱呼太刺耳啦！我討厭歧視用語。”
“噢，對不起。”我說道，“那就改成‘小嘍囉’吧。算了，我還是再想別的辦法吧。”
“這樣最好不過了。”
“我可以給你提個忠告嗎？”
“如果你是我的話，肯定會回答‘請說’的。什麽忠告？”
淺井沉默不語。過了一會兒，他問道：
“為什麽？”
“我不能說。因為有約在先。”
對方又沉默了片刻。
“跟赤阪事件有關？”
我沒有回答。
“喂，島村。”淺井的語氣略有變化，“你本來可以用這個信息跟我做交換的。我手上也掌握了一些信息。你為什麽不用這個跟我做交換？”
“我不懂你們圈子裏的規矩。我隻記得，昨晚你曾經好心地給過我忠告。”
又過了一會兒。
“你現在在哪裏？”
“東京的某個地方。”
“你今天不回酒吧了吧？”
“不回。你為什麽關心這些問題？”
“我想和你見見麵。”
“我現在沒有這個心情。”
“你明天在哪裏？”
“你為什麽非要這麽執著？”
“如果我說，想回答你剛才的問題呢？”
我考慮了一會兒，說道：“好吧。我明天上午聯係你。”
他念了一串數字，然後說：“這是我的手機號碼。如果給我打電話，就打這個號碼。”
我回答：“好的。”隨即掛斷電話。
我走出電話亭，步入井之頭大道時，感覺10月的風變得更加寒冷。刺骨的寒風吹得大衣下擺飄來**去。一團廢紙在我腳下打轉。我摘下墨鏡，塞進大衣口袋裏。
[1] 日本財務省的舊稱。
[2] 由美國ZIPPO公司製造的金屬打火機。
[3] 日本警察廳總部位於櫻田門，因此常被稱為“櫻田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