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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井說：“我先回去了。”他臨走時又問，“我怎麽聯係你？”我說我住在硬紙板搭建的棚屋裏，他就笑出聲來。他說有一部多餘的手機，可以借給我。我拒絕道：“一個露宿街頭的人，哪有用手機的？”於是他又笑起來，隨即說道：“你說得也對。既然這樣，今晚你再給我打個電話吧，無論多晚都行。我去你那裏的話太引人注目了。”說完，他就抱著那個紙袋走進地鐵檢票口了。我看著他的背影，心想：他會怎麽處理望月的事呢？不過，他自有他的想法，無須我擔心。
我在溝口車站前打電話給塔子。話筒裏傳來她冷靜的聲音：“是你嗎？”這次的語氣和剛才不一樣了。
“剛才為什麽有警察在？”
她歎了一口氣：“日本的警察呀，都不知道該說他們糾纏不休還是盡職能幹。”
“對他們來說，‘盡職能幹’就是‘糾纏不休’的同義詞。他們為什麽會在你那裏？”
“跟你的想法如出一轍，他們問我有沒有在母親的住處發現什麽線索。另外，我這套公寓，也如你所料地被他們查出來了。可能是從學校打聽到的。你呢，今天一天都在做什麽？”
“喝酒。”
“這我知道。在哪裏喝的？你現在在哪裏？”
“請不要一次問我好幾個問題。喝酒是在橫濱。至於現在在哪裏嘛，我也不太清楚，不知道是在橫濱還是在川崎。”
“橫濱？你一個人跑到橫濱去喝酒？”
“不，還有同夥。”
“同夥？”
“黑社會的人。昨天也跟你提到過的。”
“到你酒吧去給你忠告的那個古怪的黑社會分子？”
“是的。這個話題有空再詳細說。現在先說重要的—警察是怎麽知道你今天要去你母親住處的？”
“昨晚深夜警察不是又找我問話嘛。他們後來提出說：‘我們正在尋找線索，想知道你母親為什麽在那個時間去公園。所以，希望能在你的陪同下到你母親住處查看一下。’我當然拒絕了。不過，當時外公也在場。他建議說，如果我找到什麽線索的話就告訴警方。這就是事情的來龍去脈。對於警察來說，外公的建議其實就是命令，隻不過體麵一些罷了。”
“他們沒跟你一起行動嗎？”
“他們表麵說這事全交給我去做，但我到母親住處後，他們卻在附近監視我。我發現了，因為看見窗外閃過他們的身影。但他們沒有當場問我，而是特意跑到我現在住的這套公寓來問，還裝作若無其事地提到你，問我知不知道這個名字。我說當然知道，在報紙上看到的。話說回來，報道的那種寫法也太過分了吧。那不是等於媒體和警方一起編造犯罪事實嗎？”
“這就是所謂的信息化社會嘛。對了，你找到什麽線索沒有？”
“我發現有很多稿紙。很舊的，都褪色了。”
“稿紙？”我驚訝地問道，“上麵寫著什麽？”
“和歌。”
“和歌？”
“就是短歌呀。”
“短歌……誰寫的？”
“當然是她自己寫的。是她的筆跡。我也覺得很意外，因為從來沒聽她說過這事。”
我握著話筒，陷入了沉思。和歌……真沒想到。當年優子寄居在我公寓時，確實很愛讀我書架上的那些現代和歌集，但我沒想到她竟然有自己寫和歌的習慣。她為什麽創作和歌？這些和歌都是寫什麽的呢？……我當然想不出來。這已經遠遠超出了我的想象力。
“寫了很多首！”話筒裏又傳來塔子的聲音，“那些稿紙至少有上百張。每張寫五首，算起來總共有五百多首呢。”
五百多首……
“這些和歌都是寫什麽的呢？”
“我對和歌一竅不通啦。對我們這些返日子女來說，讀和歌就跟讀天書似的，太痛苦了。而且，我還沒來得及仔細看。根本就沒時間。”
“還有別的東西嗎？”
“沒有。像日記本、筆記本之類的東西，一本都沒找到。我想，筆記本應該還是有的，但可能被她隨身帶著去公園了。我問過警察，警察說：‘在公園的遺留物中還沒發現。現場那些被炸壞或被燒得七零八落的東西，現在正在分析中。’我覺得他們沒騙我。如果真的發現了的話，應該會讓我去確認的。”
“是的。其他的呢，沒有跟工作相關的記錄之類的嗎？”
“我母親的工作日程管理由她的秘書負責。今早我打電話去他們事務所問過了，得到的結果是：他們對我母親那個星期六的安排一無所知。那個秘書說，警察也問過他們同樣的問題。其實這很正常，我母親一向把個人私事和工作分得很清楚。”
這時，我忽然意識到塔子的年齡—隻有21歲。盡管如此年輕，她卻已經具有足夠冷靜的判斷力，以至於我經常忘記她的年齡。我並沒有指示她去做什麽，但她卻對應該做的事把握得非常清楚。
“那些和歌的稿紙現在在你手上嗎？”
“嗯，我全都塞進包裏帶回來了。警察不知道，因為我沒告訴他們。你想看嗎？”
回答她這個問題之前，我先問她：
“你母親的遺體送回來了嗎？”
“送回來了。”她說，“今天一大早。我們接受了警方的建議，直接送到火葬場。撿骨灰儀式也完成了。撿骨灰時，我發現她的身體有一部分缺失了。警方解釋說：‘爆炸中的遇難者，要完全恢複全貌是不太可能的。’—對遇難者親屬說這種話，簡直太過分了。你不覺得嗎？”
她那沉著的語氣中隱含著憤怒。被炸得七零八落的遇難者的模樣，我當然是見識過的。她大概忘記這事了吧。既然如此，我也沒必要和她細說。總之，警方的建議應該說是妥當的。但我並沒有把這想法說出來。
“也就是說，今晚的守夜儀式是守著骨灰盒？”
“是的。7點鍾開始。我得馬上回母親住處去了。不過，到時總能找機會溜出來。”
“最好不要這樣做。”
“為什麽？”
“行動反常的話，會引起懷疑的。警察肯定會守候在附近。這是他們的習慣。你最好一直守在母親旁邊。葬禮是在明天舉行吧？”
“噢，我忘記說了—遺體告別儀式推遲了。下星期六。反正已經變成了骨灰。而且，因為外公的關係，到時會有很多人來參加。所以，雖然今晚事情比較多，但明天一早應該就能回來了。”
“那明天我再打電話給你。”
“如果我中途想聯係你的話，要怎麽辦？你住在哪裏？”
“東京市內。但那裏沒電話。”
“東京市內竟然還有沒電話的旅館？”
“當然有。那裏距離你生活的世界有好幾光年，是個和諧、寧靜的地方。”
“就算我問你，你也不會告訴我的，對吧？”
她沉默了一會兒，隨即說道：“那你記住這個電話號碼—是我在母親家的房間的直撥電話。如果你今天有什麽事要聯係我的話，可以打這個電話。今晚守夜儀式結束後，我盡量待在自己房間裏。”
我記住電話號碼後，正在沉思時，她又開口了：“其實，剛才不光是警察問我，我也從他們那裏探聽到了一些情況。”
“他們告訴你什麽情況了？”
“你跟我說過一個小女孩，對吧？會拉小提琴的小女孩。她是公安課長的女兒，名叫宮阪真由。聽說她在報社主辦的音樂比賽中獲得過金獎。參加的是小學生組的比賽，其實她才剛上一年級。大家都說她是天才少女。”
“嗯。”
“不隻這些，還有呢。她現在傷勢並不嚴重，但患上了逆行性失憶症—會遺忘事件發生時的事情。所以，警察也還沒從她口中問出什麽來。”
我不由感到佩服。要從警察嘴裏探聽到這些情況，是需要一點本事的。警察是詢問、記錄、分析的專家。盡管偶爾會分析錯，但畢竟是這方麵的專家。一般情況下，他們不可能主動把任何沒有公開的信息泄露出去。塔子探聽到的這個信息，就連報社記者都不知道。
“果然厲害。”我說，“我差點忘了你有說服別人的本領。你是怎麽探聽到的？是揮舞著市民知情權的大棒逼問出來的嗎？又或許，那警察是個小夥子，因為對你有好感而告訴你的？”
她對我的話置若罔聞。
“他們平時根本就不會意識到自己是人民公仆，應該是臨時想到什麽就告訴我了吧。我隻是跟他們閑聊，表達一個善良市民對於慘案受害者的同情。我說：‘聽說還有幾個小女孩受傷了，可能會留下傷痕吧。’警察說：‘還有個小女孩，受的是另一種創傷，也很可憐……’然後，一位年長的警察就熱心地把那個小女孩的情況告訴了我。”
爆炸發生後的情景又瞬間浮現在我頭腦中。現場確實有那幾個小女孩的身影。我回想起那個小提琴手的表情。我很想和她再聊聊天。然而，現在她正處於多重保護網之中。
“是哪個警察把這些情況告訴你的？”
“他給我名片了。是警察廳搜查一課的課長，名叫進藤，警銜為警視正。課長算大官嗎？”
“當然算大官。你果然厲害嘛。”
對於警察來說，這種情況屬於例外。這大概跟塔子外公的身份有關吧。
“對了。”我說道，“我冒昧地提出一個請求—我今天想偷偷溜進你的住處，可以嗎？”
她的語氣仍然很平靜，沒有絲毫驚訝：
“你想盡快看到我母親寫的和歌，對吧？”
“是的。”她要明早才回來，可我等不及到明天了。和歌這種體裁，有時候比日記更能看出一個人心裏在想什麽。據我所知，確實是這樣的。
“沒問題。”她爽快地答應了，“我把那些稿紙放在這屋裏，你自己來拿。可以吧？”
“你方便就行。”我回答道。雖然警察在監視她的行動，但總不會一直盯著空房子的。
“鑰匙怎麽辦？你有信心能打開這裏的門鎖？或者我出去時不關門？”
“我可不是開鎖專家。”
我把留鑰匙的辦法告訴她，她說：“明白。”然後又加了一句：“如果你從我母親寫的和歌裏發現了什麽，可以馬上告訴我嗎？”
“好的。”我說。
“我現在得回母親住處那邊去了。請你盡快聯係我。”說完，她就掛斷了電話。
走出電話亭時，我才注意到，兩名等著打電話的女高中生正默默地瞪著我。我走向車站時，背後傳來她倆的聲音：“真討厭，這個老家夥打這麽長時間電話。”
電車駛過多摩川，在黃昏的一絲餘暉中鑽入地下。我茫然地思考著。我瀏覽了在溝口站買的兩份晚報。相關報道的篇幅比之前少了。沒有什麽新的信息。兩份報紙都沒有提到我的酒吧，主要是一些關於遇難者葬禮的煽情的報道。那些當場死亡的遇難者的司法解剖大概比優子早做完吧。我在澀穀站下車，轉乘井之頭線。6點30分，正是下班高峰時間。電車裏擠滿了工薪族模樣的男男女女。我在下北澤站下車，換乘小田急線。天已經完全黑了。到代代木上原站時，有很多人下車。我心想：行人稍微多一些的地方比較安全。我雖然看起來不像個公司職員，但混在人流之中就不會那麽引人注目吧。
我在車站前又打了個電話。我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麽要打這個電話，即便確認塔子不在屋裏也毫無意義呀。塔子說守夜儀式從7點鍾開始，所以應該早就出門了。我意識到自己的舉動毫無意義，苦笑了一下，準備掛斷電話。正在這時，那頭竟然有人接電話了。我沒有開口，對方也保持沉默。不是塔子。如果是塔子，肯定會說話的。應該也不是警察。到現在這一步了，警察不會這麽做。電話線的兩端傳遞著尷尬的沉默。這是一種可以聽見自己心跳的沉默。不知道過了幾秒鍾還是幾十秒鍾，對方突然掛斷了電話。走出電話亭時，我下意識地加快了腳步。我跟昨天一樣故意繞道走，而且邊走邊觀察周圍的情形。走著走著，我竟然不由自主地跑了起來。一路上並沒看見什麽人，也沒發現什麽異常狀況。從車站到塔子的公寓，差不多用了十分鍾。我氣喘籲籲，但還是一口氣爬上了三樓。走廊上沒什麽動靜，隻是聞到不知從哪家飄來的油炸天婦羅的香味。
我放輕腳步，走到塔子的房門前。房門下方有個很大的信箱，裏麵塞著一份晚報。我抽出晚報，把手伸到耷拉著的信箱門後麵—可是，我沒有摸到任何東西。我在電話裏讓塔子用膠帶把備用鑰匙貼在信箱門後麵。我把晚報放回信箱，思考片刻，試著擰了擰門把手。門一下就打開了。我朝客廳裏看了一眼，窗戶上窗簾緊閉。我按下門邊的開關，燈亮了。地上沒有擺放任何鞋子。從門口看不到我昨晚坐過的地方。我脫掉鞋子，走進屋裏，看見了昨晚放酒杯的那張玻璃茶幾。塔子在電話裏說，她把優子的稿紙放在茶幾上麵了。可是，現在茶幾上麵隻有一樣東西—一把粘著半截膠帶的鑰匙。我推開隔壁房門。房間裏是她的床。**鋪著米色床罩，裝飾得很漂亮。房間裏還擺放著女孩子房間特有的三麵梳妝鏡和幾件家具。除此之外就沒有別的東西了。我又看了另一個房間。這個日式房間平時大概是閑置著，裏麵連家具都沒有。我還到衛生間和浴室看了一下，也沒什麽發現。我關掉燈，走到陽台外。同樣沒見到人影。我拿起茶幾上的鑰匙，走到屋外，把鑰匙插進門鎖裏一擰，鎖頭“哢嚓”一聲鎖上了。顯而易見，有人搶先一步實施了我告訴塔子的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