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源中國，情係三代——中國考古網訪談

記者：許老師，您好！您從山東大學畢業留校任教，耕耘講壇8年之後又師從徐蘋芳先生攻讀博士學位，從事城市考古的研究，直至現在任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兼二裏頭考古隊隊長，您的學術視野更加開闊。能否回顧一下您的研究曆程，尤其是研究三代都邑文明的心路曆程？

許宏：我個人的研究領域基本上可以用“中國文明化進程的考古學探索”來概括。主要的著眼點是文明化、城市化、國家化和社會複雜化，其中“三代都邑文明”是關注和研究的重點。

1984年我本科畢業留校時，研究方向就定在先秦。先是當輔導員，做學生管理工作，現在想來那也是一段難得的曆練；同時給講新石器考古的老師當助教，準備幻燈片、輔導學生。當助教時又在職攻讀了碩士學位，學位論文做的是山東地區的商代文化；攻讀學位時又參加了國家文物局舉辦的田野考古領隊培訓班。1989年碩士畢業，同年領隊培訓班結業，第二年拿到了個人考古領隊資格，提上了講師。這期間多次帶學生實習，發掘的是出有陶文的丁公城址，此遺存屬於新石器到商周這一段。後來因教學需要，給學生上過“戰國秦漢考古”課。從專業領域上看都屬於中國考古學的前段。這就是我在山東大學任教8年的經曆，回想起來趁年輕還是幹了不少事兒，挺充實的。從新石器到東漢考古的學習、發掘、教學和研究，初步奠定了日後業務發展的基礎。

1992年我到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讀博士，師從徐蘋芳教授，專業方向是城市考古。徐先生主要研究的是曆史時期考古，從秦漢一直到明清。但是徐先生是一位貫通的學者，他任所長的時候組織召開了兩次關於中國文明起源的研討會，就極大地促進了中國文明形成的研究。我和徐先生商量學位論文選題的時候，先生說既然你的學術背景是前段，那麽你就做先秦城市考古吧，研究下限就定在戰國——寫中國的前帝國時代。這樣我的學術積累就全用上了。論文涉及範圍從社會初步複雜化的仰韶時代後期開始（“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將課題研究的上限定在公元前3500年），一直到戰國，上下3000年，縱橫幾千裏，要把中國城市的起源及其早期發展這麽大一個主題梳理清楚。4年之內終於完成了論文，這使我對中國城市起源及其早期發展的宏觀進程有了初步的把握，也就奠定了我的學術基礎，讓我對早期中國有了一種“通”的感覺。

▍　1984年在學校迎新晚會上表演快板書

1996年我博士畢業後留社科院考古所工作，所裏把我安排在夏商周考古研究室，搞的還是早期中國。我個人本想避開精兵強將成堆的夏商考古，專攻東周考古，這一段在中國曆史上太重要了，而所裏基本上沒人做。領導從學科布局上考慮也認可了我的想法，於是我接下了同仁們視為畏途的《中國考古學·兩周卷》中的“周代墓葬”部分，準備在這個領域大幹一場。東周城市是我博士論文中的重頭戲，如果把墓葬再熟悉起來，這一塊基本上就可以駕馭了。

當然最終還是要服從工作安排。那時正值夏商周斷代工程實施階段，王巍所長（時任室主任）帶隊大規模發掘偃師商城宮殿區，我也受命作為“機動部隊”的一員臨時借調參與會戰。沒想到一幹就是兩年半的時間，總共5個季度。白天發掘，晚上和業餘時間做東周墓葬的卡片。憑借以往的工作基礎，我一個人負責1000多平方米的發掘，帶幾十個民工，手下隻有1個技師，田野圖都是自己畫的。到最後一個季度，王巍先生升任副所長，於是責成我作為執行領隊，完成了最後的發掘任務。兩年半下來，我手寫的發掘記錄達數萬字。正由於這段經曆，我與夏商考古、與河南偃師結下了不解之緣。

▍　1997年在偃師商城發掘現場，左起王巍、許宏、杜金鵬

1999年，我被任命為二裏頭考古隊隊長。從三代考古的尾端東周，跳到了三代考古的開端——二裏頭文化，這倒真的和在大學當教師、做博士論文一樣，讓我從二裏頭一直到戰國有了一種“通”的感覺，而不是限於三代中的哪一段。

對於接手二裏頭，我知道自己最大的不足是對於二裏頭文化和大家習稱的“夏文化”沒有研究，幾乎是一張白紙。但同時這可能又是有利的，一張白紙可以畫最新最美的圖畫。正因為沒有研究，沒有參與關於夏文化和夏商分界問題的討論，沒有觀點也就談不上偏見，所以我是帶著學習的態度和問題意識來的，邊思考邊做，邊做邊思考。

在關於二裏頭的族屬和王朝分界的問題上沒有觀點，本身就是一種觀點。我的想法是，作為二裏頭遺址的發掘主持人，學界最需要我做的，不是積極地參與論戰，成一家之說引領**，而是盡快地向學界和社會提供更翔實、更係統的考古學基礎信息。我是學城市考古的，研究的是聚落形態，而學界爭議了數十年的二裏頭遺址的聚落形態並不清楚。我當然要從這一問題入手來做二裏頭了。於是二裏頭有了準確的現存範圍和麵積，有了城市主幹道網的發現、宮城的發現、帶有中軸線的宮殿建築群的發現、圍垣作坊區的發現、綠鬆石器作坊的發現、車轍的發現，等等。就二裏頭都邑的王朝歸屬來說，這些收獲並沒有直接解決什麽問題，而是提出了更多新的、可以引發學界思考的問題。這些發現，正是可以顯現考古學強項的地方。暫時不知道它是姓夏還是姓商，並不影響我們對二裏頭在中國文明史上的地位和分量的把握。

總體來說，我的研究領域可以分成這麽幾大塊：二裏頭遺址與二裏頭文化，早期城市研究，文明、禮製與國家的形成，以及相關研究理論和方法論的思考。一個學者的研究要有點有麵，既深且博。作為一個出身於田野考古的學者，田野是立身之本，我個人的這一個“點”就是二裏頭，從這裏鑽進去，力爭吃透，進而“感知早期中國”；“麵”則是與其相關的城市、文明、禮製、國家，衍生出的副產品就是理論和方法論的思考。坦率地講，我幾乎沒有係統地讀過純理論的書，這些思考都是出自田野的實踐，一邊發掘，一邊思考。我不甘淪為發掘匠，不敢成為思想家，起碼要做個思考者吧。

▍　遺址宮殿區大路上的車轍

看你們的采訪提綱上總希望對青年學者提些建議，或問及要加強哪方麵的訓練，我覺得上麵這些偶然和必然相混雜的人生經曆及切身體會，可能已經給出了些許答案，不敢好為人師，就不單獨談了吧。

我知道自己天分並不高，於是崇尚的人生信條是：老老實實做人，踏踏實實做學問。

記者：作為二裏頭考古隊隊長，您和您的隊友們一起發掘著“最早的中國”，二裏頭已經有了這麽多重要的發現。這些發現，比如宮城，您曾說是“想”出來的，通過二裏頭以及其他遺址這麽多年的發掘，您對考古發掘有什麽體會？

許宏：前麵說到我的博士論文做的是先秦城市考古，日後接手二裏頭遺址，就得到了一個深入探究的平台，就可以較有把握地解剖麻雀了。我在工作中，是把二裏頭放在整個中國早期國家和城市文明發展史的框架中來探究的。中國最早的宮城的發現、最早的城市幹道網的發現等，都得益於若幹學術理念與構想，而這些理念與構想，都源於在徐先生指導下完成學位論文時的思考與收獲。

統觀中國早期城市的考古學資料，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具有權力中心功能的中國早期城市，其外圍城垣的有無在東周時期以前尚未形成定製，除二裏頭外，晚商都城安陽殷墟、西周都城豐鎬遺址等都沒有發現城牆。但作為統治中樞、王室禁地的宮殿區卻不應是開放的，一般都帶有防禦設施，形成封閉的空間。在二裏頭遺址的考古工作中，我們也相信其宮殿區外圍應該有防禦設施。正是在這樣的信念和工作思路下，通過對已掌握的遺跡線索的綜合分析和勘查發掘，我們最終發現了中國最早的宮城。

著名的二裏頭1號、2號基址，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發掘的兩座大型宮殿基址。通過分析，我們認為位於宮殿區東部的2號宮殿一帶最有可能搞清防禦設施的有無。勘探結果表明，2號宮殿東牆外側緊鄰大路，大路以外隻見有中小型建築基址，因此可以肯定2號東牆及其外的大路即是宮殿區的東部邊界。而二者之間已不可能有牆、壕之類防禦設施存在。鑒於此，當時我做出了這樣的推測：如果宮殿區圍以垣牆，那麽早已發現的2號宮殿基址的東牆有可能就是宮城城牆。

▍　2003年春，二裏頭宮殿區發掘現場

▍　二裏頭1號、2號宮殿及其在宮城中的位置（岡村秀典《中國文明：農業與禮製的考古學》，2020年）

在二裏頭遺址這樣持續興盛數百年且遭後世嚴重破壞的大聚落上，用洛陽鏟進行的鑽孔勘探僅能提供些微線索，而無法摸清地下遺存的詳細情況。對上述推斷最簡單的驗證方法是，先揭開2號基址東北角，看看2米寬的宮殿東牆夯土是否繼續向北延伸。

2003年春季，正當“非典”肆虐全國之際，發掘工作按這一思路開始實施。當在新揭露的探方中，與2號宮殿東牆完全一致的條狀夯土果真像上述推想的那樣向北筆直地延伸時，你可以想見一個考古工作者的暗喜。為什麽隻能暗喜呢？因為這還不能排除它是2號基址以北又一處院落的圍牆。那就要看它在2號宮殿東南角以外是否也向南延伸。於是，我又安排揭開2號基址東南角及其以南區域，當得知同樣是2米寬的夯土牆繼續向南延伸的時候，欣喜之情才溢於言表。於是我們又向北、向南一路追探，並開探溝解剖加以確認。這樣，到了春夏之交，這道夯土牆可確認的長度已近300米，可以肯定屬宮城城垣無疑。

▍　2003年5月，在“非典”特殊時期發現中國最早的“紫禁城”，每個隊員的心情既興奮又複雜

伴隨突發事件而來的複雜心情感受與麵臨突破性發現的興奮心情交織在一起，構成了2003年春我和我的隊友們的心路曆程。我們甚至要感謝“非典”，當時中國農村的“嚴防死守”讓我們減掉了許多慣常的應酬，可以更專心於擴大我們的戰果。此後，我們又乘勝追擊，一舉發現了保存完好的宮城東北角。至此，這座中國最早的宮城被揭露了出來。

機遇屬於有準備者。二裏頭宮城不是我們幸運地碰上的，而是通過學術設計“想”出來並且驗證到的。

記者：許老師，讀您的博客現在是我每天的功課。除了讀您的文章，還有就是通過您的博客了解您。您的博客對專業人士和大眾來說，可以說是雅俗共賞，為大眾了解考古提供了一種途徑，您開博客的初衷是什麽？博客開通這麽久，很受大家的喜愛，對此您有什麽感觸？

許宏：開博客源於一次訪談的觸動。

我們研究生院的一幫校友，2008年在母校建院30周年時想做點事，決定為母校編本書，就想到了“三十年三十人”這樣一個題目。於是在研究生院的畢業生中，各行各業之間找30個人做訪談，考古這行就找到了我。這本書的編輯有研究各個專業的，訪談之後，他們看到了考古人的思考，感覺很興奮，說大家的思考是共通的。作為“封閉”了太久的考古人，其學術思考能為人文社會科學其他學科的學者所認可，並產生共鳴，這讓我從外界評價的角度，意識到我們這個學科潛在的意義和價值。原來討論的內容一旦上升到理論和方法論層麵，上升到思想的層麵，上升到人和社會的層麵，每個學科都是相通的。我覺得考古人這樣的思考，應該讓更多人了解，與他們分享。

開博客之初，隻是想把已經發表的文字貼上去，算作多年研究成果的電子本，讓大家找起來、用起來方便。時間漸長，有網友跟帖提問題，有些問題很具有啟發性，我也就開始試作回答。圈內朋友的問題還比較容易回答，比如回答什麽是水桶這樣的問題，但是回答什麽是水，就很難了，就涉及學科的本源問題了，你必須用準確的學術術語來回答，這也是激發自己思考的過程。如果是一篇論文，我可能翻來覆去不肯下筆，但這個問題就一句話、一個概念，你為“小朋友”們講明白，還是很有成就感的，也富於挑戰性。

我覺得博客還有一個好處是，彌補了我現在沒有做大學教師的遺憾，因為我樂於和年輕人交流。盡管我是社科院研究生院的教授，但是我們的學生不多，和學生交流的機會也少。而在博客上主要是和年輕人交流，博客上的交流已經超越了師生關係。因為是師生，他們見了麵會很謙恭地喊我“老師”，我若說點什麽想法，他們就會隨聲附和“是是是”。我就怕這樣，這未必是他們真實的觀點。而在博客上他們完全可以不同意我的意見，甚至批評我，反正是隱身的。這是朋友間的交流，這種感覺我特別珍惜。我覺得最大的快慰就是年輕人把我當朋友。坦率地講，當目前學界主流意見與他們的看法相左時，我更看重他們的意見，因為他們是我們學科和我們這個社會的未來。我也以我的觀點能得到他們的認可為榮。

有位朋友說我博客的主題是“學術與人生，曆史與思考”，我覺得比較恰切，這也是我個人的定位。作為一個中年學者，以前認為學術是學術、人生是人生，為了學術無暇他顧，現在有一種學術和人生融為一體的感覺。其實學問、工作、家庭、親情這些東西都是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做學問則重在享受這個過程，而不是要一門心思地達到一個什麽頂點。我現在有這樣一種通達的感覺。

記者：我們熟悉夏商周考古的學子都能感受到您對二裏頭的熱愛，近期您和劉國祥研究員合作主持的“走進二裏頭，感知早期中國”公眾考古活動反響很好。活動設有專業學術論壇和公眾論壇等，活動設計既具有專業性，又貼近公眾。首都博物館剛結束的《早期中國》展獲得了多方的讚譽，聽說您在策劃中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目前考古正在走出象牙塔，向大眾普及，體現公眾價值，在這個過程中，您認為專業學者應該有什麽樣的意識或責任？

許宏：我們的學科積澱到了這種程度，個人有了一定的學術積累，也到了這樣一個年齡段，可以說越來越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被激發了出來，我覺得作為學者，我們應當而且能夠回饋社會了。

▍　2009年在“走進二裏頭，感知早期中國”活動中，為來賓講解

中國現代考古學在誕生伊始，本來就是應大眾尤其是知識階層的需求而出現的。它要解答的，都是國人乃至國際學界想要了解的一些大的本源問題，譬如中國人是怎麽來的，作為全球文明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的中國文明是如何起源的，中國古代文明的特質是什麽，等等。近百年來，考古學界付出了艱辛的努力，為了解決這些大問題，必須從田野實踐的精微處做起。整個學界花費了幾代人的精力，建構起了對中國史前文化至早期文明的框架性認識。經過幾十年來學術成果的不斷累積，學科不斷成熟，考古學已開始嚐試解答一些大眾關心的問題，考古學的成果已開始貢獻於人文社會科學的一般法則。

曆史學家吳晗認為，把曆史變成人人都能享受並從中得到鼓舞的東西，史家才算盡了責任。這種提法似乎偏於“致用”的考慮，但細想起來，任何對曆史的闡述都包含了當代社會的需求。從接受訪談談考古人的思考，到寫作出版麵向公眾的《最早的中國》一書，到組織公眾考古活動、參與大型展覽的策劃，貫穿其中的都是這種被喚起的社會責任感。我願意沿著這個方向繼續前行，用自己的所學、所思、所獲回報社會。

2009年11月16日，采訪人孫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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