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公眾考古踐行者許宏 “花間壺酒侃考古”——考古資訊小站訪談
“花間壺酒侃考古”，是許宏老師談笑間的妙語，采自李零先生的文集《花間一壺酒》，用作我們這次對談的題目，應該正相宜吧。
問：許老師您好！有人說您是中國網絡公眾考古的開拓者之一，您能談談當初是何種機緣，使您產生了用網絡的手段傳播考古知識的想法嗎？
許宏：我僅僅是較早通過網絡來推介考古的學者之一。但對於這個評價，我覺得很受用。百年之後，完全可以作為我的墓誌銘。當初，我並不是有意要參與到網絡公眾考古這樣一個活動中的。2007—2008年，因為一係列的機緣，我開始“觸網”，在這期間，我作為考古人的社會責任感逐漸被喚起。當然這也是我作為考古界的一個老兵，作為考古工作者的一種“自覺”。我覺得我們有責任將本就屬於公眾的考古學回饋給大眾。慢慢地，這也成了我的學術理想之一。
問：您認為開博客其實不僅是為大眾開啟了一扇了解考古的窗，同時也為自己的學問開了一扇窗。是這樣的嗎？
許宏：可以這麽說，應該是互利的吧！大家說許老師這麽忙，還有時間開博客？其實若把它當作負擔，就毫無意義了。我不認為自己是有意要為公眾考古做貢獻，我們之間應該是相互促進的關係。王仁湘老師治學十分嚴謹，他也做了大量的考古普及的工作，他說有很多學術是在做科普的過程中提煉出來的，學術問題完全可以轉化成社會產品。我從中獲益匪淺。我想它既是我個人的需求，同時也是公眾的需求。對於學術來說，點滴都是收獲。通過與博客網友的交談，可以引導我從別的視野看待同一個問題，這是一種沒有“觸網”的學者所享受不到的感覺。所以，我認為公眾考古活動不僅沒有影響我的本職工作，反而加深了我對自己學科的理解。
▍ 在公眾考古活動中，親自帶隊的“許導遊”
問：您覺得考古學公眾化是否會模糊考古學的定位？您覺得應該以何種方式向公眾宣傳考古才是最有效的？
許宏：我參與公眾考古應該是下意識的，之前並沒有刻意去探討考古與公眾考古的關係。寫《最早的中國》也隻是作為一個學者的文化自覺而已。關於公眾考古的理論探討，學界也有過幾篇，都挺好。西方關於公眾考古的理論體係比較成熟，但我並不十分了解。我同意某些學者的觀點，我覺得公眾考古不能加個“學”（當然專門的研究是另一碼事），不然就完了，公眾考古就是要先去學術化。公眾考古的內容是很廣泛的，比如北大的考古夏令營，開放考古工地，講座，出書，開博客……從我自己的研究實踐講，參與這些活動並不會改變我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思路，我會一直秉持自己的學術風格與底線。並且我認為讓公眾通過考古人了解考古是一件好事，這樣會更準確可靠。“為什麽說夏還不是信史？”“商王朝是怎麽證明的？”……這些問題就應該用淺顯的方式讓公眾了解，這本來就是大家的曆史。至於另一個問題，我覺得做公眾考古，最好的方式是網絡。現在實體書店、紙媒等越來越萎縮，網絡不啻為一種很好的方式。博客、微博上大多是青年學生和青年考古愛好者，沒有身份差別，相互討論的方式是一種平等的交流。這很難得。
問：現在媒體越來越多地參與到考古中來，比如媒體對考古工地的實時跟蹤拍攝，您認為這會不會對考古工地的領隊們造成心理上的壓力或產生別的什麽影響？
許宏：作為學者，作為考古人，學術質量肯定是第一位的，學術形象也很重要。有些媒體並不能嚴謹地報道學術成果，這是我們難以接受的。更重要的是發掘現場的秩序和文物安全問題。在這些有保證的前提下，應該盡可能地提供公眾服務。現在學界開始有了一種開放的心態，比如“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已經積極主動地向媒體發布有關研究成果，這一方麵今後有望能逐漸完善起來。但從現狀看，還是任重道遠！
問：談了這麽多，我們想知道您對考古學的定義，是科學的、嚴謹的，還是藝術的、浪漫的？
許宏：這個太難！具有挑戰性。如果一定要從你們給的幾個定義中選，那麽我覺得它應該是一門嚴謹的藝術。對於整個考古學學科來說，我們做的最大的工作是闡釋。而闡釋其實是帶有主觀性的。我們能實證什麽？是證真還是證偽？這些都要慎重。其實現在考古發現中能被實證的東西非常少，大量的都是不能夠被直接證明的。我們強調嚴謹，不談想象力，而我們的許多東西不都是推測和假說嗎？西方的考古學強調一定要具有豐富的想象力，同時他們也要求這些想象必須經過嚴格的檢驗。
前幾天我在微博上轉發了一條寫錢穆先生的話：“在他（錢穆）的世界裏，中西較量，得分的永遠是中國，失分的永遠是西方，這是一場完全沒有懸念的比賽……為什麽一個非常有智慧的大史學家會有這麽多幼稚的想法呢？他實在是太愛自己的民族文化了，心中總有一種深深的眷戀……”這條微博被轉發很多次，很多網友都很肯定他的這種情感，其實我貼這條微博的本意不在於此，後來隻有一位年輕朋友說：“國家民族的曆史都隻喜歡記得自己願意相信的東西。”這是唯一具有反思性質的一條跟帖。我們可以從中思考：“為什麽史學不屬於science（科學）？”考古學定位也應該是這樣，我們必須捫心自問，自己真的能夠知道曆史的真相嗎？史學和史實本身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我們的任何學問都不能不打上國家、族屬、時代和文化背景等烙印。對於史學研究，我們現在更常用解構、建構這樣的詞，無論是解構還是建構，我們得首先考慮研究者的個人情感、背景等這些問題。
問：其實公眾對考古隊的田野工作並不是十分了解，能介紹一下二裏頭考古隊的日常生活嗎？夥食怎麽樣？
許宏：二裏頭考古隊的基本條件還是不錯的，起碼還有基地。我們有座院子，有二層小樓。有3名研究人員，還有一些技師。有電視，可以上網，條件已經相當可以啦！說到河南農村的夥食，中午基本上是麵條，我也特別喜歡吃。河南農村晚飯時打招呼問：“喝湯了嗎？”午飯則是問：“吃了嗎？”那是因為河南人的正餐是中午，紅白喜事吃桌（當地方言，吃酒席）都在中午。但我們就不行，按城裏的習慣，中午一般隨便吃兩口，晚上熬夜就想多吃一些。考古隊的院裏還有隊裏技師種的無汙染的綠色食品，我們經常能吃到新鮮的黃瓜、西紅柿，還有新鮮的苞米。我還常帶些他們自己磨的苞米麵回家……
▍ 二裏頭考古隊駐地前的
小廣場
問：剛才您也提到與國外交流時有很多新的收獲，那您能談談您對外國考古學的一些看法嗎？中國考古學者現在需要掌握的資料已經非常非常多了，麵對浩如煙海的外國考古資料，我們怎樣才能更好地把握外國考古資料和理論方法呢？
許宏：慚愧，可以說我沒有完整係統地讀過外國純考古學理論方麵的書，我主要還是做中國考古，即便是看外國考古學者的書，也是和中國考古有關的，這是我的不足之處。但對於國外的考古學還是有些感性認識的。現代考古學本來就是舶來品，我和羅泰先生、宮本一夫先生、岡村秀典先生等諸國外學者都有比較密切的學術交流，發現我們需要學習的東西很多。現在的問題，不是我們應當不應當向國外學習、汲取、借鑒各類先行思潮方法，而是如何把外邊好的東西本土化、中國化，把它們貫徹到研究實踐中去。
比如理論建樹，張光直先生就曾指出，中國考古學曆來有漠視理論的傳統，“特別重視考古材料的獲取和考證，而不信任主觀的理論，常以為‘理論’不過是一種成見，因而把理論硬套在考古材料上便不是嚴謹的治學方式”，其實到現在這種傾向依舊存在。我們的思維傳統與西方是不同的，我們長於直覺和綜合，拙於演繹推理，接受不了硬性的模式，認為如果將其放在考古實踐中可能就會犧牲文化遺存的豐富性。但是這種理論建構是必要的。我們必須要有問題意識，要思考中國考古學究竟要解決什麽問題，下一步怎麽走，尤其是在學科轉型期間，這是一個大問題。國外考古學界已經走過這樣的路，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很好的借鑒。考古學是一門嚴謹的學問，我們一定要有研究的範式。比如說，我們中國學者很容易忽視推導過程，不太重視連接考古材料和人類行為的“中程理論”。隨葬品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可隨葬品為什麽就是身份地位的象征，這樣的問題都缺少一定的理論思辨和探討。
▍ 1994年赴日研修期間，與日本學者、指導教官飯島武次教授（左）在東京
▍ 2012年，日本著名演員中井貴一（前排左三）隨NHK攝製組來到二裏頭，考古隊員也追星
外國學者的視野一般比較開闊，知識麵較廣，這與他們的教育背景有關。我們從本科開始就把學生限製在過於狹窄的專業中，缺少通識教育。由於學科劃分過細，現在的研究越來越趨向碎片化，學者的研究範圍也越來越窄。就做學問來說，如果按年齡分段，你們作為初學者，應該從個案研究入手，學位論文不能做得太大；而到了我們這個階段，就可以跳出田野，考慮一些中觀、宏觀的問題，我的《最早的中國》也是這個思路。當然，無論從事什麽樣的研究，整體史的意識和曆史感的擁有都是必要的。這方麵，我們要向國外學習的地方就很多。我常說現在光懂考古已經搞不好考古了，總自慚於知識麵太窄。羅泰是什麽“學家”？考古學家？人類學家？藝術史學家？他對古文字和文獻也有較深的造詣。此外還有自然科學的方法手段，都需要汲取。最好有這樣的學術儲備，融會貫通。
另外就是超越當代國界的學術視野，這個尤其是我們缺乏的。我正在讀以色列學者吉迪的《中國北方邊疆地區的史前社會——公元前一千年間身份標識的形成與經濟轉變的考古學觀察》，也強烈推薦你們讀一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看看一個外國學者如何用他的思維方式、論證方法和話語係統，討論我們耳熟能詳的當代中國境內的古代遺存，他從外麵視角看古代“中國”，非常有啟發意義。
人的精力有限，要把握好精與博的關係，我們的知識結構到最後應該是一個倒三角形，也就是既博（橫向）且精（縱向）。我覺得第一要融會貫通，對宏觀的曆史文化發展進程有“通”的感覺；第二要往精細化的方向去做。這兩方麵都可以從國外考古學界學到不少東西。至於如何更好地把握外國的資料，還是要多讀書，關注和自己方向相關的方麵吧，具體還是個人把握。你們的小站名為“考古資訊”，在我看來，理論方法比資訊更重要。
問：現在有越來越多的女生加入考古大軍，但現在的考古工地似乎依舊是以男性為主導的，這會不會影響我們對過去社會的完整解讀？還有您對考古女生有何建議？
許宏：這個問題很有意思。其實這樣的分工也是整個社會的縮影，我覺得沒有必要在招生、就業上搞性別歧視，還是尊重自然選擇。女生要是願意做這項工作，就不應該有限製和束縛。女性有獨特的視角，有男性無法替代的作用。以前有許多令人敬佩的女考古學家，比如邵望平先生，文章十分大氣，文筆也非常好，但從那個時代以後，非常優秀的女考古學家越來越少，這應該還是一種自然選擇。我的觀點是女性有學考古的意願，就應該鼓勵支持。對於學者來說，是沒有性別差異的。
問：您希望學考古的學生應該具有怎樣的品質？
許宏：應該全麵發展，拓展知識麵，爭取一專多能。下得了田野，寫得了文章，上得了講堂。這個時代，你除了做學問，還得能表達。最重要的還是要具有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吧。
問：能說說對您人生影響最大的一句話嗎？
許宏：老老實實做人，踏踏實實做學問。
問：您認為當今考古學家最重要的使命是什麽？
許宏：就用我在博文上給“考古”下的簡短定義吧：研究人類遺存，探索逝去世界。
▍ 1991年秋，許宏（前排左三）第三次在丁公遺址帶隊實習。又有領導來視察，難得師生們拍了張“全家福”
問：請您為立誌於從事考古事業的青年學生說一句話。
許宏：有人說我們的考古工作是“在田野上放牧青春”，那要看你是以怎樣的心境“放牧”。隻要喜歡，放牧之後，你會有對青春的收獲。
2012年9月30日，采訪人鄧玲玲、湯毓贇
本文為節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