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最具產品思維”的考古人——中國網訪談

2014年12月24日，田野考古報告集《二裏頭（1999—2006）》以“重大人文基礎研究成果”形象亮相“中國社會科學院2014年創新工程重大科研成果發布會”。發布會上，一位學者用了10個“之最”來概括二裏頭遺址新世紀以來增添的新紀錄：在這個東亞地區青銅時代最早的大型都邑遺址上，又發現了中國最早的宮城、最早的多進院落大型宮殿建築、中國最早的中軸線布局的大型宮殿建築群、中國最早的城市主幹道網、中國最早的官營作坊區和最早的綠鬆石器作坊、中國最早的雙輪車車轍；從研究的角度看，二裏頭遺址是迄今為止我國自然科學等相關學科介入最多的一個遺址，而田野考古報告集《二裏頭（1999—2006）》是迄今為止中國遺址類報告中體量最大、參與編寫作者人數最多的一本考古報告。

“這個報告可以用‘15年磨一劍’來形容。所有科學研究的成就都是站在前人肩膀上取得的，二裏頭遺址的考古工作也不例外。”

這位對二裏頭了如指掌的學者，正是現任二裏頭考古隊隊長許宏。他還被媒體譽為“公眾考古的踐行者”：將自己的研究心得通過寫博客、微博等方式分享給社會公眾，解答網友有關考古的疑問，幫助考古學科走出象牙塔，也把神秘的田野考古帶入公眾的視野。

懂需求、會溝通、善分享，許宏是一位具有互聯網精神的學者，若要送一個“之最”給他的話，大概是“最具產品思維”的考古人。

▍　《二裏頭（1999—2006）》，文物出版社，2014年（左）

▍　《何以中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年（右）

中國網：在大家的印象裏，好像考古學家尤其是田野考古學家都會刻意與媒體和公眾保持距離，撰寫的報告也僅僅用於考古圈內部交流，外人一般接觸不到，即使接觸到了也很難看懂。

許宏：是這樣的。這是職業考古人以往的想法，有一部分原因是社會發展的局限性。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的契機就是因應大眾的渴求。近百年來，為了解決一些本源問題，考古學界付出了艱辛的努力。從田野做起，建構起了對中國上古史的框架性認識。由於專業的特點，考古學必須建立起一套自身的話語係統，來解讀這部無字地書。我們的前輩包括我們這些當代考古人，花了大量的精力泡在田野上苦苦探索、推敲琢磨，尋找解譯地書的密碼，這就使得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考古學給人以漸漸與世隔絕的感覺，甚至與這個學科關係最為密切的文獻史學家，也常抱怨讀不懂考古報告，說解讀無字地書的人又造出了新的地書。經過幾十年來學術成果的不斷累積、學科的不斷成熟，考古學已開始嚐試解答一些大眾關心的問題。考古人也開始抱有更多的自信，社會責任感在增強，開始有走出象牙塔，把自己的成果回饋於社會的自覺。按理說我們拿著納稅人的錢來做考古，讓考古學科走出象牙塔、把考古成果轉化成公眾產品回饋社會，應該是我們的義務，以前的封閉和保守是不正常的，當然也有曆史的、學科發展階段性的原因。

中國網：我看完您寫的《最早的中國》和《何以中國》後，和一位微博網友產生了共鳴，他的微博是這樣寫的：“如今真正有學問的人越來越少，會講故事的雖然有那麽一些，又都去寫小說了，又有學問又會講故事的可是鳳毛麟角，這位許宏先生也算是一個……”的確，據我所知，不是所有的主流學者都願意寫這樣的書。

許宏：應該說是因緣際會吧，這是時代造就的。我覺得讓考古學科走出象牙塔應該是考古人的一種文化自覺。還有，時代的發展對於一個人的人生際遇也是很重要的。數千年以來個體在東亞傳統中不受重視，現在互聯網發達了，大家都可以發聲，這是亙古未有的。今天我們這種考古人全然不同於我們的老師、前輩考古人，他們把畢生精力都花在田野發掘、寫田野考古報告、發表學術論文上，考古報告印上1000冊，供學術圈子裏的人用也就夠了。所以，可以說公眾考古、互聯網的推動，都是一個時代的產物。

其實這種轉變是有一個過程的。拿我自己來說，記得1996年《讀書》雜誌曾經約請幾位人文學科的知名學者來討論考古學與公眾的問題，幾位學者坦言對考古學話語係統的疑惑、慨歎和望而生畏，其中我的同事陳星燦教授的文題是“公眾需要什麽樣的考古學”，讀了之後盡管頗以為是，但當時的想法仍然是：公眾需要什麽樣的考古學，並不是所有的考古學者都需要思考的問題。一方麵不滿於充斥坊間的考古大揭秘類的“攢書”，另一方麵又不肯或舍不得拿出時間和精力參與到公眾考古的行列中來，這基本上道出了包括我在內的考古界相當一部分同仁的心態。而這十幾年我觀念的轉變大家都看到了，有點與時俱進的感覺吧。“穿越”於田野考古與公眾考古、主流學界與網絡之間，保守與“任性”並重。有年輕朋友說我是“完成了一個學者前行路上的漂亮蟬蛻”，我個人也有種活出了一個新我的感覺。

▍　擔任青少年夏令營的學術顧問

中國網：您到目前已擔任二裏頭考古隊隊長15年了。數據顯示二裏頭遺址一共300萬平方米，您是第三任隊長，您的團隊和前兩代考古隊共在二裏頭發掘了55年，但才發掘了4萬平方米，也就是總麵積的1%多一點。您怎麽看這樣的進度？

許宏：這就是所謂的“愚公移山”，“子子孫孫無窮匱也”。這也就注定了考古是找回文化記憶、造福子孫的長遠工程，而不應該是短期的形象工程。

我們現在要做的這些工作，從宮城開始係統鑽探，全麵勘查，這些都是從長計議的，而不是想挖一些什麽好看的、值錢的東西。文化遺產不可再生、不可複製，在可持續發展理念深入人心的今天，應該控製發掘麵積已經成為學界和公眾的共識，因為發掘本身也會造成一定的破壞，我們應該把遺產更多地留給子孫後代，相信他們會比我們更聰明，能從中提取更豐富的信息。所以，考古人應該適當壓抑和束縛住好奇心。明代皇陵的發掘就是一個慘痛的教訓，所以我們現在堅決支持國家文物局關於嚴格控製帝王陵墓發掘的禁令。現在我們已經轉換思路了，不能在我們手裏竭澤而漁。

我在去年“紀念二裏頭遺址發現55周年學術研討會”的專題報告中提到，我們的成就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取得的，正因為前輩在二裏頭遺址的發掘中保留下了重要遺跡，才使得我們在更新工作理念的前提下，又有了新的重要的突破，這是我們要深深感謝的。同時，我們的發掘也隻是做到重要遺跡的表麵，盡可能地利用晚期遺跡的剖麵來了解更早的重要遺存的情況，讓後人能在我們的基礎上進一步探究。

中國網：您在發布會上提到有年輕朋友悲觀地形容考古工作是“在田野上放牧青春”，但看您學考古、從事考古工作已經30餘年，做得很快樂。

許宏：我現在的確很享受探索求知的過程。民國時期的那些大學問家裏麵，有非常睿智的人說過，做學問，首先是自娛，然後才是娛人。人生不應該為了一個輝煌的頂點而忍辱負重耗盡生命的燈油，那就沒意思了。就是說我喜歡這個東西，於是研究它的過程就是充滿樂趣的。“在田野上放牧青春”，是我在山東大學任教時帶學生實習，一位同學參加田野實習的感慨。那時我是助教，比他們大不了幾歲，很欣慰於他們把我當朋友坦露心跡。我的回答是：那要看你是以怎樣的心態看待這種“放牧”，是悲觀的還是樂觀的。如果是後者，你會有放牧後對青春的收獲。回想起來，可以說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做你自己喜歡做的事兒。

▍　1989年，丁公遺址考古隊“領導層”合影，領隊欒豐實（右二）、山東大學考古教研室主任蔡鳳書（右四）、許宏（右六）、楊愛國（右七）及德國學者王睦（右五）等

中國網：我發現您從2009年開始一直堅持寫博客，還從2010年起使用微博。到今天微博已經積累了15萬粉絲，轉發、評論、點讚量都很高。看來您很願意和網友互動交流，和年輕人交流。

許宏：“學術乃天下之公器”，考古人許宏也成了“半透明”的人了。我把自己的論文、發言、心得，還有大量自己搜集的文獻之類的貼到網上，這是一個新型教師的形象。有朋友歸納得好：自媒體就是免費贈閱，但不保證按期出刊。是這樣。我每天從事學術研究就是在自娛，同時跟年輕人互動。玩學問的同時如果還能娛人，那就是一件很快樂的事兒了。在網上，沒有身份地位之別，沒有長幼大小之分，沒有圈內圈外的歧見。大家在“潛水”，沒必要恭維，盡可以批判，這種平等的交流可以讓大家共同受益。我回帖隻看你的問題是不是具有典型性，是不是好多人都想問的問題，隻要我有時間就願意回複。而且這種公開的交流，很有可能一句話影響了很多人，這就是一種遠程教學交流啊。我有朋友是大學教授，他說起課後被學生提問，就回複道：回去看看許宏先生的博客吧。（笑）還有同學說，聽老師講課，好像和許宏老師說的不一樣，課下得看看許老師怎麽說。刷了我的博客、微博：哦，原來這個問題還可以這麽看！——我這個網絡公眾考古踐行者的價值就體現出來啦。

未來是屬於年輕人的，坦率地講，當目前學界主流意見與他們的看法相左時，我更看重他們的意見，因為他們代表著學科和社會的未來。我也以我的視角、方法論和觀點得到他們的認可為榮。

中國網：近日看到新聞說，將在二裏頭遺址修建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方案裏說“正在發掘的遺址現場根據考古工作開展情況設置可移動的臨時保護展示棚，並設置遊客參觀平台；未發掘的宮殿遺址將得

▍　二裏頭考古遺址公園2號宮殿鳥瞰

▍　二裏頭考古遺址公園一角，2021年6月攝

到大麵積綠化，種植酸漿草或大花馬齒莧”。對此您有什麽評價？

許宏：還是挺好的。我接受不了的一種做法是，在遺址上原址複建一些假的東西，打個也許不太恰當的比方就是像影視城。首先，它把遺址本體徹底壓在下麵，難以重見天日。就上古建築而言，沒有多少複原依據，學術爭議大。如果你拿這個來申請世界文化遺產，符合其最起碼的要求——原真性嗎？同時，上古的宮室建築本來就是“茅茨土階”，茅草屋嘛，你已經做了不少出於當代想象、符合當代人審美觀的美化工作了，但公眾還是不買賬。為什麽？對於那些具有東方特色的、不具有視覺衝擊力的土木建築等遺存，我們是否應該給公眾一定的想象空間，把複原當時場景的任務交給遺址陳列展示中心和各種高科技手段？總之，作為考古人，我們最大的期冀就是把原真的遺址留下來，可以再考古。其實公眾也應該是衝著“真”東西和如何發掘出這些真東西來的吧。

這樣看來，所謂考古遺址公園，首先一定必須可以再考古，否則還叫什麽“考古”遺址公園呢？如果遺存不是被徹底破壞，任何考古工作都應當具有“可逆性”，即可以再發掘，再發掘的現場本身就是一道風景，可以用來參觀，然後又可以按照發掘的結果進行展示，展示遺跡本身。這樣，草皮、觀賞植物、卵石、砂礫加上說明牌就不失為一種適宜的方式，歐美和日本等都有很好的實例。這就引申出考古遺址公園的第二個特質，那就是它一定要是“遺址”公園。正像我們反對圓明園複建一樣，遺址公園展示的不是遺址還能叫“遺址”公園嗎？

中國網：《二裏頭（1999—2006）》一書可謂15年磨一劍，您在發布會上介紹說，發掘了7年，整理編寫了8年。二裏頭考古隊今後的方向是什麽？

許宏：我們已開始著手編寫《二裏頭（2010—2011）》發掘報告和洛陽地區區域係統調查報告，希望盡早公之於世。今年由於是暖冬，我們的隊員現在仍在二裏頭遺址上進行鑽探。在可持續發展的理念下，今後的工作也將是以無損或微損的勘探工作為主，通過係統勘探搞清二裏頭遺址的地下遺存的麵貌，對這一重量級的既是“國保”又是“國寶”單位，做到心中有數。同時，配合國家大遺址保護工程和考古遺址公園建設，還要在都邑的關鍵部位做重點發掘，提取科學資料，提供翔實的複原依據。

文物保護，考古先行。沒有紮實的考古工作，文物保護和展示利用就無從談起。在這方麵我們也有很強的責任感。期待在不遠的將來，一個貼近公眾的二裏頭考古遺址公園和博物館能夠和大家見麵。

2015年1月13日，采訪人張若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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