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是時代產物，個人何嚐不是如此——《中華讀書報》訪談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1999—2019年曾主持二裏頭遺址的考古工作。”這是考古學家許宏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對自己目前身份的確切表述，他說，對各種主流媒體、自媒體和活動現場介紹他的文字中時有錯訛，很感無奈。

2021年的許宏很忙。兩年前，他辭去二裏頭考古隊隊長一職，理應有更多屬於自己的時間做學問、寫文章，但是，多年致力於以不同方式向公眾傳播考古知識、解讀考古事件與闡釋考古觀念所形成的影響力，以及近年來隨著一係列考古發現走入大眾視野，公眾對考古這門學問的興趣日漸濃厚，加上對考古事業有著區別於主流的獨特思考，自稱考古學界的“少數派”“攪局者”……這些因素使得他根本閑不下來。

前不久，許宏的新作《發現與推理》出版。這是他首次講述考古發現背後故事的一本書。

5月初，坐在記者麵前的許宏剛從二裏頭回北京不久。他是去擔任國家文物局夏文化考古研究高級研修班的班主任，還做了專題講座。說起新書、與網友互動、考古事件的公共化、考古的可持續發展等話題，許宏興致盎然、滔滔不絕。此後，他的新書《東亞青銅潮：前甲骨文時代的千年變局》《踏墟尋城》將陸續問世，與此相關的一係列講座、對談也會展開，忙碌還將繼續。

在視頻節目《十三邀》中，許宏回到二裏頭考古隊，對保管室架子上的“寶貝”如數家珍。走出考古隊駐地不遠就是二裏頭遺址，他站在高處遠眺，那裏曾有最早中國的模樣，也是他留下20年生命印跡的地方。他告訴記者，直到現在，他還保持著每月往返於北京和二裏頭一次的節奏，“像候鳥似的”。

▍　《發現與推理》，山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

中華讀書報：現在，很多考古事件越來越公共化，像曹操墓的發掘、三星堆的新發現，央視會直播，其他媒體乃至自媒體也會報道。或許，這會對考古這門學問的普及有幫助，但考古似乎應該是一項“寂寞”的事業。您怎麽看待考古公眾化的這種有點雙刃劍性質的效應？

許宏：當然，你舉的這兩個例子都有這樣的問題。許多考古發現需要沉澱二三十年之後才能比較客觀地看待。我是考古學者，會把這些考古發現當成學術問題來研究，當這些考古事件進入公眾視野後，有時候看法和評價就會走偏。學術史上，我們的前輩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如果不從學術角度談論考古發現，就不是學者應該做的。說句實在話，我們應該把考古研究對象當作他者，畢竟是幾百年、幾千年前的東西，不應該馬上把它們跟我們聯係在一起。

▍　與專題片《文博河南》的主持人張歌（左）協商拍攝方案，2021年4月攝於二裏頭考古遺址公園

中華讀書報：公眾對考古話題感興趣無可厚非，考古學界以及官方媒體對於考古事件的推廣、報道的態度、趨向很重要。像三星堆這樣的考古發現，如果宣傳推廣上更得體，對考古事業本身也有好處吧？

許宏：對呀，肯定是這樣。考古學從一個不受人關注的學科，發展到現在這樣被媒體廣泛報道、被公眾熱情關注是好事，甚至現在考古學科居然成了熱門，我們這些學者也走進公眾視野了。我對此持積極正麵的評價，這些年也在做這方麵的努力。

中華讀書報：作為常年在考古一線的學者，麵對如今考古事件在公眾中的關注度，內心是否也有些矛盾？

許宏：矛盾的心情確實存在，那就一邊推廣一邊祛魅吧。像這本《發現與推理》，就是要告訴大家一個真實的考古人是怎樣工作的，一個真實的考古發現背後有怎樣的故事。我承認，對媒體過度參與考古事件的宣傳心存隱憂，非考古專業的作家寫作考古題材的文學作品，我接受不了那些文本中穿插著用來吸引讀者的、臆想的文學描寫和敘述。曆史本身已經夠豐富了，在我看來，額外的文字書寫不太有必要。隻要實錄，讀者就足以感受到曆史的厚重。所以，我在寫作上追求忠於曆史的風格。

我們相當於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向公眾解釋考古學，我挺享受現在這樣麵向公眾的寫作。我在意網友的提問是否靠譜、是否有代表性，那樣我才有興趣回答。以前大家說我的博客和微博是知識帖，但我覺得不僅是知識帖，也是思想帖啊。我向公眾發聲的價值在於，在這樣一個眾聲喧嘩的時代，大家在讀到、聽到關於考古的主流觀點之後，通過我的文章，覺得“哦，原來這個問題還可以這麽看”。我要從邏輯、常識、學理的角度說清考古這件事，說出表達的邊界。我是考古學界的“少數派”，但我不在乎別人怎麽評價我。

中華讀書報：說說您是怎麽決定寫作《發現與推理》這本書的吧。

許宏：這本書其實是計劃外的產物，本來我想退休後再寫，沒想到因為疫情，2020年有大半年時間在美國，每天可以安排自己的寫作時間，把握生活節奏，於是寫完了這部書稿。“後記”還是我去年國慶節回國後在天津的隔離點寫的。

“發現與推理”這個書名是出版方定的，但“考古紀事本末”這個係列寫作計劃的名稱是我想出來的。我覺得寫寫考古人和考古發現背後的故事是挺有意思的。我以前的書，從《何以中國》《大都無城》再到最近的《東亞青銅潮》，都是針對某個研究對象的寫作，即使圖文並茂，也很難特別生動。但《發現與推理》不一樣，我的寫作除了考慮內容之外，對寫法也有很多考慮。對於非虛構的寫作，我很喜歡何偉（彼得·海斯勒）的《江城》。《發現與推理》是“考古紀事本末”的第一本，我先從好寫的入手，親曆記肯定好寫，所以這本書中有9篇文章都是我的考古親曆。但也有其他內容，關於“秦代造船遺址”“武威銅奔馬”“西晉周處墓鋁片”3篇文章，涉及的考古發現並非我親曆，也不是我的研究專長，但這是公眾感興趣的，作為考古人，我終歸比公眾離考古更近，所以就寫了這3篇。你看這本書的腰封上有一行字，“考古隊長二十年親曆記及其他”，一定要加上“及其他”。“考古紀事本末”的內容，其實無法用二裏頭考古發現來涵蓋，也沒法用偃師商城的考古發現來涵蓋，總而言之，這個係列的寫作不限於早期中國的考古發現。《發現與推理》可以說已經形成了“考古紀事本末”的大致架構。

說起來，這個係列的第二本我已經動筆了，這次一本書就寫一個考古遺址，像三星堆這樣的，一個考古事件都可以單獨寫一本。第二本我寫了差不多1/4，內容偏學術。這樣的寫作要求真，按理說每句話都該有出處，但要那樣寫的話，就難以麵向公眾了。我現在的寫法，公眾也能接受。

中華讀書報：您不止一次在公共活動現場的發言以及《發現與推理》中，都提到考古學界前輩蘇秉琦先生的那句話，“在考古工作中，你隻有想到了什麽，才能遇到什麽”，似乎考古存在某種必然，但就如您在《丁公龍山文化文字發現親曆記》中記錄的，當年那片刻字陶片是位女農民工偶然發現的。所以，聯係蘇先生那句話，您如何理解考古工作中的必然與偶然？

許宏：現在看來，蘇先生這句話是經驗之談。我有了一些親身經曆，才能對這句話有深切的感悟。有人會說，許宏很幸運，撞上了二裏頭遺址這樣的考古發現。但是，如果沒有我的學術背景，沒有我在進入二裏頭工作隊之前那些年的學術積累，很難解釋我後來的考古收獲。考古是一門經驗學科，考古工作很多時候就是一個試錯的過程，一邊發現一邊思辨，每一次發現都在思辨、推理的基礎上實現。要有這些準備，才能迎接那些可能“遇到”的考古發現。

中華讀書報：以您的經曆為例，為了做到“想到了什麽，才能遇到什麽”，需要考古人有怎樣的理論、實踐或者觀念上的準備？

許宏：還是要有問題意識吧。我當年接手二裏頭考古工作隊是偶然，但其中的必然是，當時中國考古學界的學科背景正好處於轉型期——從物質文化史研究為主的學科傾向，轉向以不動產研究為主的社會考古。這是考古學界的大趨勢，我正好是這個潮流中的一分子，加上我的學術積累，就使得後來我在二裏頭的發現成為必然。我的考古研究是時代的產物，我個人又何嚐不是時代的產物呢？

▍　1999年夏，兩件大事前夕的期待與不安：當父親與當隊長

中華讀書報：您之前提到，在文章中也回顧了20世紀90年代二裏頭遺址考古發現過程恰逢中國考古學科“由文化史為重心的研究轉向全方位的社會考古”轉型，這是全球考古界的必經之路，還是當時中國社會乃至考古領域所處大環境使然？

許宏：考古學是舶來品，理論、方法、思潮是從西方來的，對我們來說，考古學是全新的學問，這就有個吸納的過程。如果讓我以考古學人的角度來做學術史分期，可分為三代：第一代是傅斯年、李濟、梁思永等人的時代。這代學者既通國學，又懂外文，跟國際考古學界沒有隔閡。第二代出現在新中國成立後的前30年，由於夏鼐先生的學術輝煌期是在這個時期，我把他放在第二代最先，還有蘇秉琦先生等，也是新中國成立後引領考古學學科潮流的。這個時期當然有大發現，但跟國際潮流有一定隔閡。我的老師輩基本上都是第二代，總體思維就是從考古學角度探索中國曆史發展進程，有民族主義的成分，但這裏的“民族主義”不是貶義詞。第三代，從20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一直到現在。所謂轉型期，現在還在轉型中。我們這代人，乃至接下來的一兩代人，都處在過渡期，從以物質文化史為主的考古研究轉型為麵向世界的全方位的社會考古。

▍　1980年，夏鼐先生在翻閱《考古學報》

▍　1985年10月，蘇秉琦先生在侯馬工作站庫房觀察陶器

我的一個學術自信在於，從不同角度反饋的信息，我得到越來越多的年輕學者和學生的認可，我的思考是要留給曆史的。世界歸根結底是年輕人的，考古學的未來屬於年輕人。

中華讀書報：隨著時間的推移、技術的進步，某種意義上塵封在地下的潛在考古資源必將越來越少，這樣一來，在對古代遺存直接發掘之外，對此前考古發掘成果的“再發掘”就顯得尤為重要，這會成為未來考古發掘工作的主要趨向嗎？

許宏：這是肯定的，關於不同時代的曆史會不斷重寫，有些電影也會隔一段時間就重拍，不同時代看待問題的觀點不一樣，審美也不同。我們說考古是個經驗積累的過程，挖得越多思考得越深，會不斷地有新發現，這也增加了考古學科的豐富性和複雜性。像這些大家已經知道的考古遺址，會建成遺址博物館，會有考古報告出版，田野考古的工作或許告一段落，但對於考古發現的重新闡釋永遠沒有終結。

中華讀書報：您曾在一個節目中說到考古事業的可持續發展問題時，特別提到要給後代留點考古發掘的餘地，這個分寸怎麽把握？

許宏：我說的這個問題，應該是這個學科的發展乃至學者個人思想成熟的一個標誌。如果我們急功近利的話，肯定希望在有生之年，在本職工作範圍內，把考古發現進行得更徹底，解決所有問題。但現在，我有了這個想法，像我主動辭去二裏頭考古隊長職務，也是基於這種考慮。

我意識到“吾生也有涯”，人生有限，像二裏頭這樣規模的大型遺址，怎麽可能在一兩代人手中徹底搞利索呢？按理說，考古學首先解決的是滿足人的好奇心，這是第一位的。但是，等到我有了這樣的田野經驗和研究經曆，又感覺到要適當壓抑住自己的好奇心，要相信後代考古人能比我們做得更好。文化遺產是不可再生的，發掘本身也是一種“破壞”。這使得我意識到文化遺產的珍貴，而我們這一代人的研究能力是有局限的。

以三星堆為例，現在發掘和30多年前發掘，從學術儲備到技術準備，絕不是一個概念。隻有“精耕細作”的考古發掘，才會有更完善的考古成果留給後人。

中華讀書報：從您開始寫博客、在微博上回答網友問題，到參加公共活動、上視頻對話節目，這些公眾範疇的表達，以及隨之收到的公眾反饋，是否反過來對你的考古事業也有幫助？

許宏：那當然，這些都很有意義。考古前輩王仁湘先生曾經說過，和公眾的交流是一種良性互動，對學者有反哺的作用，做考古科普工作，公眾會向你提問，這讓你回到學術領域再進行一些思考。我深深認可這種說法，也在這些年的實踐中找到了這種感覺。實際上，從事考古工作與向公眾普及考古，兩者不矛盾，是互動的。而且，從一開始我就沒覺得向公眾普及考古知識是一項任務，我是樂在其中的。

▍　與博物館誌願者交流，2015年10月攝於洛陽

中華讀書報：您這幾年除了做案頭研究、寫作和參加一些公共活動之外，是否還有精力參與一些一線的考古工作？

許宏：有啊。雖然我2019年就提出辭去二裏頭考古隊隊長的職務，領導也口頭答應了，但到現在為止還是沒有正式宣布。國家文物局召集的一些國家級考古項目、線上線下的考古研討，我一直在參加，隻不過不是以二裏頭考古隊隊長的身份，而是以專家的身份評點和提建議。我現在還是二裏頭考古隊隊員，還沒有完全離開田野。

中華讀書報：說到這裏，我能感到您對這項事業的熱愛，所以，很多媒體提到您時都愛用“放下身段”“堅守”這樣的詞，我覺得也不準確。

許宏：是的。談不上放下身段，因為沒有身段。而堅守，是指思想層麵上，我承認自己對於某些學術精神是堅守的。

2021年7月7日，采訪人丁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