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田野走向大眾——《北京晚報》訪談
◎ 20年挖出二裏頭“不動產”
北京晚報：很多人對考古隊的組織和製度還是挺陌生的，您能簡單介紹一下嗎？
許宏：考古發掘分為配合基本建設的發掘和主動性發掘。配合基本建設的發掘，就是從蓋房子到實施一些大型建築工程，如果現場有需要的話，就臨時組建考古隊，按照《文物保護法》實行發掘。一般是短期的，可以形容為救火，一旦有需要就得馬上去，晚了遺址可能就會被破壞了。而二裏頭、殷墟這樣的大遺址，大部分工作屬於主動發掘，是帶有學術目的的，考古隊會一直在這裏工作，長達幾十年甚至近百年。一般情況下，一個遺址隻有一個考古隊，比如二裏頭遺址、殷墟遺址，都是我們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這個所謂的“中國考古國家隊”派出的。這些古代都城的遺址，麵積很大，發掘時間都很長，甚至幾代人才隻挖了百分之幾的麵積，我們就是這種情況。一般春天和秋天最適合野外工作，夏天特別熱和冬天特別冷的時候，就轉入室內進行整理，就跟農民一樣，農忙時節就下地發掘。
▍ 二裏頭考古人的“家”
北京晚報：您接任第三任隊長時，二裏頭遺址考古是一個什麽水平？在任20年，您發現了諸多重要的“不動產”，這些都在計劃中嗎？
許宏：我接手時，前輩已經發掘了40年。我們是站在前人肩膀上的，但前輩的重心和貢獻是建構遺址的年代和譜係框架，確立二裏頭是中國重要的早期都邑，但是還沒開始注重遺址的平麵布局、聚落形態，也就是我說的“不動產”。我接手時，連整個遺址的範圍和麵積都不清楚。而我博士論文做的是城市考古，這方麵是我的專長，從這個角度來思考問題就有不少發現。我在書裏引用中國考古學泰鬥蘇秉琦先生的話：在考古工作中，隻有想到什麽，才能遇到什麽。這對我啟發很大，像二裏頭宮城，真是“想”出來的宮城，是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結果。但這些發現也絕對不是敢想就有的，是技術路線、理念方法對了頭，才能有這些發現。
▍ 野外考古調查：觀察斷崖剖麵
北京晚報：二裏頭遺址已經挖掘了60年，但仍隻是一小部分，接下來還有哪些方向可以探索？
許宏：2019年，我把隊長任務交給了我的副手、現任隊長趙海濤，相信在年輕學者的手中，二裏頭考古必將展現出新的輝煌。我一直說，科技使考古插上翅膀，多學科、多種科技手段的介入，會使我們更大限度地從曆史遺存中攫取信息，這是不可預見、不可限量的，今後我們會有更多前人不知道的新收獲。比如前段時間三星堆考古的幾個器物坑，雖說晚發現了30多年，很遺憾，但幸運的是，我們國家現在條件不一樣了，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財力來“精耕細作”，收獲就特別多，一些原先非常不容易發現的東西，像絲綢等有機質的遺存就會被發掘出來。二裏頭現在也做得非常細。
北京晚報：《發現與推理》這本書裏談到很多考古學的想象力，但您也說考古學是“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那麽想象的限度在哪裏？
許宏：考古人像偵探，研究對象支離破碎，我們就是在試圖用這些碎片把曆史圖景盡可能地拚合起來，最大限度地迫近曆史真實。如果沒有一定的推理甚至想象力的話，碎片就是碎片，根本構不成一個完整的圖像。而如果要串聯起來，就需要邏輯推理甚至一定的想象力，這想象力實際上就是推論和假說。在上古史和考古學領域，我們不能排除任何假說所代表的可能性，這些可能性之間是不排他的。當我意識到我隻能給出推論和假說而不是定論，就會時時警醒，一定要意識到自己思維的局限性。當然想象和提出假說的前提是你得有證據，絕不能是憑空的，否則那就跟考古沒有關係了。
◎ 當考古隊長得學會“江湖”
北京晚報：書裏寫到您擔任考古隊長期間的一些趣事，很接地氣。在您的體驗裏，怎樣才能當好考古隊長？
許宏：有網友看完書後在微博留言說，感覺許老師處理起問題來很“社會”。我們的田野考古工作，跟白領坐辦公室完全不是一個概念，是跟社會打交道，要應付純學術以外的許多東西。你必須做“多麵人”，平時灰頭土臉地在田野上，不僅要完成業務，還要管隊裏的技師、民工、學生，處理跟各方麵的關係，精打細算，都頗費心力。但隻有把大量時間花在這些學術之外的事上，才能保證田野考古研究工作的順利進行。所以我常說並不是誰都願意當考古隊長，也不是誰都能當好考古隊長。我在二裏頭這些年，一個“副產品”就是交了一堆朋友，從政府官員、企業家到村委會幹部、一般百姓，跟好多人都能掏心窩子，交朋友，開玩笑，喝酒談天。大家對我也很不錯，覺得我比較隨和，沒有知識分子的架子，為此還贏得了不少“民心”。
▍ 為遺址所在地圪當頭村的東門牌坊撰寫楹聯
北京晚報：看您以前曾立誌做一個純粹的考古學家，但從10多年前起，開始著手麵向大眾讀者的寫作，為什麽會有這個意識的轉變呢？
許宏：我之前是個嚴謹到偏於保守的考古學者，根本沒有麵向公眾的想法。20世紀90年代，我們有同事發表文章，討論公眾需要什麽樣的考古學，當時我覺得這個討論非常好，但並不需要所有考古人都思考這樣的問題，我自己就沒有必要思考。
但後來隨著田野工作的展開，閱曆的豐富，國家社會經濟轉型，全民文化素養提高，我意識到我們是生產精神食糧的，應該讓納稅人知道這些錢花在哪兒了，有了什麽樣的成果。加上我自己以前也做過文學夢，誤打誤撞地進了考古門，大家都說我文筆還可以，我也樂於做這種語言轉換。第一本小書《最早的中國》是2009年出版的，寫作時間還要更早。那時科學出版社文物考古分社社長約我寫點這類東西，我當時總覺得我的安身立命之本是寫考古報告，寫不成這些，但受他鼓勵，就寫出來一本，然後一點點地找到感覺，現在已經出了好幾本了。之前的《何以中國》《大都無城》都是正論性的，寫自己的研究對象，而《發現與推理》是第一本用講故事的方式來談考古史、談考古和考古人的故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念想，每個人的不同時間段也有不同的念想，當隊長的時候是努力要在田野考古上有所作為，現在成果出來了，我覺得可以做點自己喜歡做的事兒，寫自己喜歡寫的東西了，形式上可能更加活潑生動一些，但態度還是嚴謹的。未來如果身體健康的話，我希望自己能是一個高產的非虛構作家。（笑）
▍ 《最早的中國》初版，科學出版社，2009年
◎ 考古是最後被AI取代的職業之一
北京晚報：人們總說考古很冷門，但每一次考古成果出來，大家又都非常關心，比如前段時間三星堆遺址的發掘，還有每年十大考古新發現、博物館文旅文創等，頻頻登上熱搜。為什麽人們現在對考古、文博會懷有這麽大的熱情呢？據您觀察這些年的趨勢是怎麽樣的？
許宏：這跟大的社會背景有關係。三四十年前，考古學就是象牙塔的學問，一般人不理解也不感興趣，社會經濟和文化發展水平也沒到那一步。後來隨著央視《探索·發現》等節目播出，人們對考古開始感興趣了，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傾向。
作為一個考古人，我們當然樂見自己的研究成果得到關注。今年正好是中國考古學誕生100周年，其實中國考古學誕生之初就是一門顯學，那時西方列強進來，我們被打醒，需要解決“我是誰、我是怎麽來的、中國是怎麽來的”這些終極問題，考古學應運而生。於是前輩們花了大量精力在田野上，進行話語轉換，讓這些“無字地書”進入教科書，讓公眾知道，之後就相對沉寂，現在又熱了起來。
▍ 2005年，與岡村秀典教授（左）在日本九州大學
不過“熱”裏也應該有一點“冷”思考，考古學真有那麽大作用嗎？我們是不是被推到了一個不該有的位置？我一直說田野考古工作最不適合做直播，因為都是大量的長時間的紮紮實實、默默無聞的工作，不是說像芝麻開門，寶藏大門一下子被打開的感覺。還有些年輕朋友是從《盜墓筆記》《鬼吹燈》等盜墓題材小說裏了解這方麵知識，那些跟考古完全沒有關係，隻是借用了考古的一些要素，而真正的考古根本就沒有那些懸疑和驚悚的東西。我們隻是在用我們的手鏟來翻閱這本無字地書，探究我們的文明史。
但不管怎麽樣，考古成為熱門是個好事兒，三星堆發掘那段時間，我們這些學者也參與討論，接受媒體采訪，答疑解惑，這樣至少公眾能從中有一定收獲，讓許多認識趨於平和和理性，這是令人欣慰的。
北京晚報：去年考古圈一個出圈的事是湖南的鍾芳蓉同學報考北大考古係，當時您和她有過一次對話，一方麵歡迎她加入考古行業，另一方麵也讓她保持平常心。鍾同學的選擇當時引發一些網友爭議，您會怎麽看這些爭議和她的選擇？
許宏：我對考古學科還是有很大的自信，像我一個哲學家朋友說的，“考古學是一門本源性的學科，會給其他學科和公眾提供靈感和給養”，我覺得說得非常在理。我們絕大多數家長和學生，在選擇專業的時候，是從“術”的層麵上考慮的，但少數人已在考慮“道”這個層麵的問題了。考古學是一門研究人的學問，最後是能上升到“道”的。
專業的有用和沒用都是相對的，新的AI技術會讓許多職業消失，被算法取代，從事這些職業的人就會麵臨失業的威脅，但是不謙虛地說，考古應該會是最後被AI取代的職業之一，因為考古人玩的是高級智力遊戲。考古學號稱“文科中的理工科”，我曾說它有兩大美，一是發現之美，二是思辨之美，這都是很難被替代的。真正不變的應該是，不管你學什麽，隻有掌握一門不可替代的絕活兒，才能立於不敗之地。
2021年5月25日，采訪人張玉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