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考古隊長許宏 發掘最早的“中國”——“八間房”叢書訪談
八間房：《尚書》裏麵說“前四代”是“虞”“夏”“商” “周”，《史記》中也有“五帝本紀”“夏本紀”“殷本紀”，王國維將卜辭中先公先王世係與傳世文獻相印證，將晚商曆史變為信史，經過王國維等學者一個世紀以來的工作，殷商一代曆史都得到確認。但是關於夏代的曆史，盡管前幾年有“夏商周斷代工程”的階段性成果出來，但還是有一些學者尤其是許多國外學者對夏代是否真實存在表示懷疑。到底夏僅僅是一個周代人的神話建構，還是曆史真實的一部分，您能簡單介紹一下這方麵的情況嗎？
許宏：中國曆史源遠流長，有豐富的文獻典籍流傳於世。但有關早期王朝曆史的文獻摻雜傳說，且經數千年的口傳手抄，甚至人為改篡，究竟能否一概被視為信史，曆來都有學者質疑。清代以後，學者們逐漸考證清楚，即使公認的最早的文獻《尚書》，其中談論上古史的《虞夏書》，包括《堯典》《皋陶謨》《禹貢》等名篇，也大都是戰國時代的作品，保留古意最多的《商書》之《盤庚》篇，也經周人改寫過。進入戰國時代，隨著周王朝的式微，謀求重新統一的各諸侯國相互征戰，各國的君主都自詡本國為中國之正宗，因此都把祖先譜係上溯至傳說中的聖王，其中偽造聖王傳說的例子也不少。
20世紀初年興起的“古史辨”運動，讓傳統史學徹底擺脫了儒家“經學”框架的沉重束縛，動搖了曆代相傳的三皇五帝體係，在客觀上引起人們對用現代科學的眼光重新考察中國文明起源和進程的興趣，推動了中國早期曆史的研究。正如顧頡剛先生總結的那樣，這場古史之辨“對於今日研究古史的人們，在審查材料和提出問題上給予了許多的方便，同時也可給讀者一種嶄新的曆史觀念”。這一疑古思潮在20世紀前半葉達於極盛。“上古茫昧無稽”（康有為語）是從學界到公眾社會的共同感慨。
▍ 1937年，顧頡剛先生在禹貢學會辦公室
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源於西方的現代考古學在中國應運而生。與世界上其他原生文明發祥地不同，中國考古學在誕生伊始，就以本國學者而非西方學者為研究的主力。中國考古學家與其研究對象間的親緣關係，決定了他們的探索不同於西方學者對其他文明的所謂“純客觀研究”。通過考古學這一現代學問尋根問祖，重建中國上古史，探索中國文化和文明的本源，成為中國考古學自誕生伊始就矢誌追求的一個最大的學術目標。不能否認，在這種學術的“尋根問祖”中，有些學者的研究會不可避免地帶有一定的民族感情色彩，如何把握其與“無徵不信”的現代學術準則的關係，是需要加以嚴肅思考的問題。
客觀地看，對於古籍，我們既不能無條件地盡信，也沒有充分的證據認為其全係偽造。對其辨偽或證實工作，隻能就一事論一事，逐一搞清，而無法舉一反三，從某書或某事之可信推定其他的書或其他的事也都可信。既不能證實又不能證偽者，肯定不在少數，權且存疑，也不失為科學的態度。古史辨運動留給後人的最大遺產，就在於其疑古精神。無“疑”則無現代之學問。
20世紀初，王國維對安陽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文進行研究，證明了《史記·殷本紀》所載商王世係表的基本可靠。這一重大學術收獲給了中國學術界以極大的鼓舞，王國維先生本人即頗為樂觀地推論道：“由殷周世係之確實，因之推想夏後氏世係之確實，此又當然之事也。”由《史記·殷本紀》被證明為信史，推斷《史記·夏本紀》及先秦文獻中關於夏王朝的記載也應屬史實，進而相信夏王朝的存在，這一推論已成為國內學術界的基本共識，也是夏文化探索的前提之所在。僅從邏輯上看，這一由此之可信得出彼之可信的推論方式的嚴密性和可靠性也是應當存疑的；我們也不能僅由時間與空間的大致吻合，就必然地推導出某一考古學文化肯定就是夏王朝時期、以夏族為主體的人們共同體的文化遺存。
▍ 《觀堂集林》。王國維確證商王朝事跡為信史的著名論文即收錄於此部文集
另外，王國維倡導的“二重證據法”，本來是以出土文字資料與傳世文獻互證為特征的，但在此後的研究實踐中，這一研究方法往往被理解為一般考古材料與文獻互證的整合而加以泛用。這構成了數十年來夏文化研究的最大特征。應當指出的是，一旦脫離了直接文字材料的互證，由未知推未知的現象就不可避免了。
以殷墟的發掘為中心，殷商文明的確立給三代文明的探究提供了一個可靠的時間和文化特征上的基點；同時，它在方法論上也影響甚至決定了三代考古學研究的方向與路徑。對夏文化的探索，可以從殷商文明的研究中得到很多有益的啟示。其中，應當著重指出的是，是文字（甲骨文）的發現與解讀才最終使晚商史成為信史。我們認為，這一環節也是確認夏文化、夏王朝的不可或缺的關鍵性要素。在能夠說明夏王朝史實的直接文字材料發現之前，靠單純的考古學研究是無法最終解明夏文化、確證夏王朝的存在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商文明的研究與夏文化的探索在性質上尚有重大差別。
八間房：河南偃師二裏頭遺址所揭示出的二裏頭文化，有的學者認為一部分屬於夏代，有的則認為全部屬於夏代，您主持二裏頭遺址發掘工作多年，您的意見如何？
許宏：自二裏頭遺址1959年發現以來的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裏，有關二裏頭遺址與夏文化的爭論持續不斷。二裏頭早於一般認為屬於商代前期都邑的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但它究竟是夏都還是商都，抑或是前夏後商，學者們長期以來聚訟紛紜，爭議不休。著名古史專家徐旭生先生本來是在踏查“夏墟”的過程中發現二裏頭遺址的，但他根據文獻記載，以及20世紀50年代對二裏崗文化及相關文化遺存的認識，仍推測二裏頭遺址“為商湯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此後，這一意見在學術界關於夏商分界的熱烈討論中占據主流地位達20年之久。70年代後期，北京大學鄒衡教授獨自提出“二裏頭遺址為夏都”說，學界遂群起而攻之。此後，各類說法層出不窮，鄒衡先生的觀點又一度成為主流意見。從早於二裏頭的中原龍山文化晚期，到二裏頭文化從早到晚的各期（考古學家一般把二裏頭文化分為四期），直到其後的二裏崗文化初期，每兩者之間都有人嚐試著切上一刀，作為夏、商文化的分界。
▍ 1910年代，徐旭生先生留學法國
▍ “夏墟”調查初步報告
可以這樣講，專家學者提出的每一種觀點都有其道理和依據，而幾乎每一種觀點所依憑的證據又都能找出例外和反證來。隻不過所有提法都隻是可備一說，代表一種可能性，你說服不了對方，對方也辯不倒你而已。用一句稍顯正規的說法就是，這一問題暫時還不具有可驗證性。由於迄今為止沒有發現像甲骨文那樣可以確證考古學文化主人身份的當時的文字材料，二裏頭的王朝歸屬問題仍舊是待解之謎。
說到底，不會說話的考古遺存、後代的追述性文獻、並不絕對的測年數據以及整合各種手段的綜合研究，都無法徹底解決都邑的族屬與王朝歸屬問題。以往的相關討論研究都還僅限於推論和假說的範疇。二裏頭都邑王朝歸屬之謎的最終廓清，仍有待於包含豐富曆史信息的直接文字材料的發現和解讀。
應當指出的是，在考古學家致力解決的一長串學術問題中，把考古學文化與曆史文獻中的族群、國家或者王朝聯係起來，進行對號入座式的整合研究，並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暫時不知道二裏頭是姓夏還是姓商，絲毫不影響我們對它在中國文明發展史上的地位和分量的認知。說句實在話，這也不是考古學家所擅長的。盡管懷抱“由物見人”的理想，但說到底考古學家還是最擅長研究“物”的。對王朝更替這類帶有明確時間概念的、個別事件的把握，肯定不是考古學家的強項。考古學的學科特點，決定了它以長時段的、曆史與文化發展進程的宏觀考察見長，而拙於對精確年代和具體曆史事件的把握。如果揚短避長，結果可想而知。相關討論至今久訟不決，莫衷一是，已很能說明問題。
八間房：對於二裏頭遺址的發現，您將其與20世紀發現殷墟等量齊觀，那麽二裏頭遺址的考古發現對中國古代早期文明的認識有哪些重大意義呢？
許宏：如果說殷墟達到了中國青銅文明和早期王朝文明的極盛，那麽二裏頭則具有開啟這個新時代的裏程碑的意義。我們把視野在時空兩個方麵放得更遠一些，就可以清晰地認識到二裏頭在華夏文明史上的位置和曆史意義之所在。
在東亞大陸，從大體平等的史前社會到階層分化、國家形成的文明社會的演進，經曆了一個相當長的過程。在被中國古代文獻稱為“王朝”的夏、商、周三代廣域王權國家形成之前，黃河、長江等流域各區域文化獨立發展，同時又顯現出跨地域的共性。這是一個眾多相對獨立的部族或古國並存且相互競爭的階段，北京大學的嚴文明教授把它稱為“龍山時代”（相當於公元前3000—前2000年）。根據最新的考古學和年代學研究成果，這一時代的下限或許可以下延至公元前1800年左右，與二裏頭文化相銜接。
這個時代，有人稱為“邦國時代”，也有人稱為“古國時代”“萬邦時期”等，意思大致相近，指的都是“小國寡民”式的社會組織共存的時代。這一邦國時代，與王國時代（夏商周三代王朝）和後來的帝國時代（秦漢以至明清），構成了中國古代文明發展史的三個大的階段。在這個過程中，國家實體因兼並而從多到少乃至歸一，而中心王朝的統治與影響範圍日益擴大。史載禹時萬國，周初三千，春秋八百，戰國七雄，至秦漢一統為帝國。與社會組織——國家的由多變少相對應，其權力中心——都邑則由小變大，有一個從中心聚落到小國之都、王國之都直至膨脹為帝國之都的過程。
▍ 龍山時代的中原地區邦國林立（錢耀鵬《中國史前城址與文明起源研究》，2001年）
其中，最具有裏程碑意義的是廣域王國即早期王朝的誕生。從考古發現看，屬於“邦國時代”的龍山時代，城址林立。據初步統計，在後來二裏頭文化興起的黃河中遊地區，已發現的龍山時代城址即達10餘座，麵積一般在數萬至數十萬平方米。但至二裏頭文化時期，隨著麵積逾300萬平方米的二裏頭超大型都邑的崛起，各地的城址相繼廢毀，退出了曆史舞台。這應是中原地區從邦國時代邁入王國時代的真實寫照。
如果我們用“多元一體”來概括中華文明早期發展的特征的話，那麽從“多元”的邦國到“一體”的王國的轉變就發生在二裏頭文化時期。中國乃至東亞曆史上最早的核心文化——王國文化的出現，就此改變了東亞大陸的文化格局。二裏頭文化高度發達的文化內涵，以及前所未有的大範圍、跨地域的文化吸收與輻射，使其當之無愧地成為這一時代的標誌性文化。由於二裏頭文化開創性的曆史意義，我們稱二裏頭文化所處的時代為“二裏頭時代”（如前所述，目前的考古學與曆史文獻學研究的進展，尚不足以支持以夏王朝的史跡為核心內容的“夏文化”以及“夏代”的最終確立）。作為世界幾大原生文明發祥地之一的東亞大陸，隻是到了二裏頭時代，才真正擁有了可以與其他文明古國相提並論的文明實體。二裏頭文化與後來的商、周文明一道，構成華夏早期文明的主流，確立了以禮樂文化為根本的華夏文明的基本特質。因此可以說，二裏頭時代的出現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曆史意義。
▍ 二裏頭遺址所處位置
八間房：二裏頭作為中國文明社會城市遺址，是否意味著國家形態的基本確立？最早的中國應當怎麽確定？
許宏：就我個人的理解，二裏頭的社會發展高度，已經超出了最原始的國家形態，也就是說它應當不是中國乃至東亞大陸最早出現的國家。在龍山時代眾多規模較小、並存競爭的政治實體中，應當已出現了最早的一批國家。前麵我們說到，二裏頭時代首次出現了廣域王國，或可說二裏頭是最早的廣域王權國家的都城。
作為已脫離了“小國寡民”階段的更高一級的文明形態，地處中原的王國在文化上影響著、可能還在政治上統馭著周邊的邦國等政治實體。我剛才用了一個“核心文化”的概念來指稱二裏頭文化，指出它是中國乃至東亞曆史上最早出現的核心文化，也即王國文化。應當說，隻有到了這個階段，包含“中央”“中心”等含意在內的“中國”的政治實體才正式出現。
說到“中國”，這裏還要多談幾句。在古代中國，“國”字的含義是“城”或“邦”。一個邦國是以都城為中心而與四域的農村結合在一起的，它又是以都城的存在為標誌的。“中國”即“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中國”一詞出現後，僅在古代中國就衍生出多種含義，如王國都城及京畿地區、中原地區、國內或內地、諸夏族居地乃至華夏國家等等。其中，最接近“中國”一詞本來意義的是“王國都城及京畿地區”，那裏是王權國家的權力中心之所在，已形成具有向心力和輻射性的強勢文化磁場。其地理位置居中，有地利之便，因此又稱為“國中”“土中”或“中原”。從這個意義講，“中國”的出現與東亞大陸最早的廣域王權國家（或王朝）的形成是同步的。
應當指出的是，早期國家在空間上是由若幹“點”組成的，這些不同等級的聚居點以中心城市為中心形成統治網絡，現代觀念中劃定邊境線的國界的概念，那時還不存在。最早的“中國”也僅是指在群雄競起的過程中興起的王國都城，以及以都城為中心的社會政治實體所處的地域，尤其是它的中心區域。而文獻中記載的最早的王朝是夏商周三代王朝，它們分布的核心區域不超出以黃河中遊為中心的中原地區，這一帶也就是最早的“中國”。
▍ 何尊及銘文拓本
在出土文物與傳世文獻中，“中國”一詞最早見於西周初年的青銅器“何尊”的銘文。這篇銘文把“中國”的最早地望確指為洛邑所在的洛陽盆地及以其為中心的中原地區。為西周王朝所青睞，被認為是“天下之中”而營建東都的洛陽盆地，在長達2000餘年的時間裏，先後有十餘個王朝建都於此，建都時間長達1500餘年，這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極為罕見的。今天，在東西綿延30多公裏的盆地中心部，由西向東排列著東周王城、隋唐洛陽城、漢魏洛陽城、二裏頭遺址、偃師商城等五大都城遺址，被譽為華夏文明腹心地區的五顆明珠。其中，二裏頭遺址就是洛陽盆地這一最早的“中國”區域內的最早的一座大型都邑，是當時的“中央之邦”；二裏頭文化所處的洛陽盆地乃至中原地區，就是最早的“中國”。
八間房：對於二裏頭已有的發掘成果，您喜歡用5個“中國之最”——迄今可確認的中國最早的王朝都城遺址，迄今所知中國最早的大型宮殿建築群、最早的宮城、最早的青銅禮器群及鑄銅作坊，還發現了最早的城市主幹道網等。這其中，許多涉及“禮”，是否可以說，“禮”在當時已經是基本的製度形態？它的具體內容有哪些？對中國後世“禮樂文明”的建立有怎樣的影響？
許宏：從考古發現看，二裏頭都邑所顯現的許多製度，都可以說是開中國古代王朝文明之先河。這一文明模式往往被概括為“禮樂文明”。古代中國祭政一體，其規範就是“禮”。“禮”字本來寫作“禮”，表示用“醴（酒）”來舉行儀式。禮是各個族團以血緣秩序為基礎，為了保護自身權益而整合出的社會規範。禮與貴族的社會生活相關聯，用禮來建立並維係貴族社會的秩序。說到底，禮屬於意識形態和上層建築的範疇，而考古學的直接研究對象則屬於“形而下”，隻能從禮儀的物化形式來做最初步的探究。當然，對於缺乏當時的文字材料的上古時期，這樣的探究手段無疑是極為重要的。
▍ 二裏頭遺址一座貴族墓隨葬的陶器“全家福”
從考古學上探討禮製的起源，主要是從與禮儀相關的宮室建築和禮儀用器兩方麵入手。
中國古代的宮室，由王侯貴族等進行日常生活的居室、從事政務和禮儀的宮殿以及祭祀祖先的宗廟三部分組成。但由於早期都邑沒有當時的文字材料出土，它們是否存在具體的功能或空間的明確劃分，其布局結構的發達程度如何，目前還無法搞清楚。這時的宗廟不僅是祭祀祖先的場所，而且也應當是舉行各種重大禮儀活動的場所。可以說，二裏頭都邑大型宮室建築具有至高無上的國家政權的象征意義，是君王召集下屬從事各種政務、舉行各種宮廷禮儀的“朝廷”之所在。二裏頭1號、2號宮殿由正殿、中庭和門塾等組合而成，其布局結構，與西周時代的青銅器銘文和《尚書·顧命》篇所提及的建築結構基本一致。西周時代成熟的禮儀製度應起源於此。
隨著二裏頭文化在中原的崛起，這支唯一使用複雜的合範技術生產青銅容器（禮器）的先進文化成為躍入中國青銅時代的第一匹黑馬。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青銅禮器隻隨葬於二裏頭都邑社會上層的墓葬中，在這個金字塔式的等級社會中，青銅禮器的使用成為處於塔尖的統治階層身份地位的標誌。這些最新問世的祭祀與宮廷禮儀用青銅酒器、樂器，儀仗用青銅武器，以及傳統的玉禮器，構成獨具中國特色的青銅禮樂文明。它不同於以工具、武器和裝飾品為主的其他青銅文明，顯現了以禮製立國的中原王朝的特質。在二裏頭遺址，銅、玉禮器與宮城、大型宮殿建築群的出現大體同步，表明王權以及用以維持王權的宮廷禮儀已大體完備。
要之，中國傳統的宮廷禮儀，最早是顯現於二裏頭的宮殿建築和禮儀用器的，它的出現昭示著中國古代王朝的開端。作為維護社會秩序之規範的“禮製”，大概萌芽於龍山時代，肇始於二裏頭時代，在其後的商周時代得到整備，戰國至西漢時期又作為儒家經典而被集成於禮書。隨著儒家思想成為“國教”，這套禮製也被曆代王朝所繼承。
八間房：自20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以若幹重要的考古發現為契機，在學術界形成了探索中國文明起源的熱潮。您怎麽看待這種熱潮？
許宏：以考古學為主導的中國文明起源研究熱潮，其興起可以上溯到20世紀70年代與80年代之交。大家會注意到這與“文革”結束、改革開放的號角初步吹響的社會變革是大體同步的。思想解放，為這一研究熱潮的興起提供了重要的認識論基礎；從後來的討論也可以看出這一研究熱潮深得“雙百”方針之精髓。
另一方麵，隨著一個國家和民族社會經濟的騰飛，人們會有相應的追溯曆史文化本源的心理訴求。近年來興起的“傳統文化熱”“文物考古熱”“尋根祭祖熱”等，應當都是以此為背景的。學術界形成的探索中國文明起源的研究熱潮，也不能認為與這一背景毫無關係。
文明起源問題是世界性的人文社會科學前沿課題。因其研究對象是成文曆史形成前的遠古和上古文化，所以考古學在其中發揮著關鍵性的作用。從考古學學科發展史看，自1980年代至1990年代以來，中國考古學開始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在基本建構起各區域的時空框架和文化譜係後，學界的關注重點逐漸轉向社會考古領域。這是學科發展的一個重要標誌，也是學術界形成探索中國文明起源研究熱潮的重要學術前提。而這一研究熱潮的展開，無疑又大大推進了學科的發展。
這類研究在初起階段還處於零散和自發的狀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考古》雜誌編輯部於1989—1991年，適時地組織了“文明起源課題組”，通過召開座談會、組織學術考察、發表筆談等形式，開始了有組織、有計劃地探索中國文明起源的研究工作。正如有關學者評價的那樣，這種由國家一級學術研究機構主持的多家研究單位參與的有計劃的研究舉措，“為後來的中國文明起源研究奠定了理論、方法、認識方麵的雄厚基礎，開啟了中國文明起源研究的一個新階段”。隨著中國文明起源研究的持續進行，學術界逐漸摒棄了“博物館清單式 ”的文明要素羅列的思路，意識到必須針對古代中國的實際，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從中探索出中國文明發生、發展的共性與特性，希冀最終貢獻於人文社會科學的一般法則。從最初隻關注文明發生於何時、何地，到注意探究其發生的過程，以及內在動因等深層問題，研究的深度和廣度都不斷加深。其中，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嚴文明等提出的“區係類型”和“多元一體”理論，都大大促進了學術界對整個中國早期文明起源問題的全方位的把握。
▍ 2011年，與嚴文明先生（左）在學術研討會上
我自1980年入學學習考古學，從考古界的新兵成為老兵，可以說幾乎經曆了這一探索熱潮的全過程，自身的研究也隨之不斷深化，收獲與感觸良多。最初是懵懵懂懂地跟著走，感受學界的氛圍，後來因博士論文的選題“先秦城市考古學研究”與華夏文明的形成緊密相關，開始與學界共同思考、探索，現在看來當時對不少問題的認識是比較膚淺的。畢業後主持二裏頭遺址的勘察與發掘工作，參與“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又被推到了這一課題研究的前沿。圍繞中原地區社會複雜化進程研究，我們將探索二裏頭遺址尤其是其中心區的結構布局作為田野工作的重點，同時把視野放大到遺址所在的洛陽盆地，在遺址周邊600多平方公裏的範圍內進行了大規模的區域係統調查。這種“點麵結合”，即中心性都邑遺址的勘察發掘與周圍聚落群調查和研究相結合的工作方法，使我們得以在數年內有限的田野工作中獲取了較多有關聚落形態、社會結構與人地關係等方麵的信息，深化了對華夏文明腹心地區社會複雜化的認識。同時，我個人也與考古界同仁一道，進行積極的思考與實踐，希望在新的形勢下，摸索出一套適合於探索中國早期文明的田野考古工作與研究方法。對多學科協作深化該課題研究的前景，我們是持樂觀態度的。
八間房：20世紀中華民族重新複興的過程，考古學是一根極其重要的精神支柱，在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中也發揮了特殊的作用。您覺得考古學對於精神文明建設的積極意義有哪些？
許宏：誠如您所言，中國現代考古學在誕生伊始，本來就是應大眾尤其是知識階層的需求而出現的。它要解答的，都是國人乃至國際學界想要了解的一些大的本源問題，譬如中國人是怎麽來的，作為全球文明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的中國文明是如何起源的，中國古代文明的特質是什麽，等等。近百年來，考古學界付出了艱辛的努力，為了解決這些大問題，必須從田野實踐的精微處做起。整個學界花費了幾代人的精力，建構起了對中國史前文化至早期文明的框架性認識。由於專業的特點，譬如田野操作的複雜性、研究對象的複雜性、追求作為現代學問的科學性等原因，考古學必須建構起一套自身的話語係統，來解讀這部無字地書。隨著大量材料的爆炸式湧現，研究的逐步深入和學科分支的逐步細化，使得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考古學給人以漸漸與世隔絕的感覺，甚至與這個學科關係最為密切的文獻史學家也常抱怨讀不懂考古報告。經過幾十年來學術成果的不斷累積，學科的不斷成熟，考古學已開始嚐試解答一些大眾關心的本源問題，考古學的成果已開始貢獻於人文社會科學的一般法則。考古學家也開始抱有更多的自信，社會責任感在增強，開始有走出象牙塔、把自己的成果回饋於社會的自覺。
▍ 2015年深秋在二裏頭墓葬發掘現場
說句實在話，作為學者，我們把自己的工作價值首先定位在“求真”，希望能通過自身的努力，最大限度地迫近曆史的真實。每個民族都和個人一樣，有懷舊的情結和需求。知道自己是如何從孩提時代走過來的，才算一個沒有“失憶”的正常人，才能立足於今天，進而走好前麵的路。曆史與考古學者聊以**的工作意義就在於此，它常被高度概括為“鑒往知今”。曆史學家吳晗認為，把曆史變成人人都能享受並從中得到鼓舞的東西，史家才算盡到了責任。這種提法似乎偏於“致用”的考慮，但毋庸諱言，任何對曆史的發掘和闡述都包含了當代社會的需求。考古學所揭示的中國古代文明的輝煌，當然也會在現代文明轉型、中華民族複興的過程中，產生積極的鼓舞作用。我們民族的“根”“魂”，許多有形和無形的遺產，都可以從考古學揭示出的遺存中找到。教科書上每增加、改動一句話，背後都有我們灑在田野上的心血和汗水，看似與現代沒有關係的一門偏僻的學科，卻一直在為社會提供著精神食糧，豐富著人類智慧的寶庫。
八間房：在一般人印象中，考古是一項辛苦而寂寞的工作，您怎麽看待您的事業？
許宏：我們這代人，所謂的“60後”，成長於20世紀七八十年代，受的是理想主義教育，還是懷有理想主義的信念的。那時整個中國社會都處於向上的勢頭，比較有活力。作為文化青年，也把自己的未來和國家民族的未來放在一起考慮，而較少現實和功利的色彩。我所學的考古學，最初並不是第一誌願。在轉不了專業的情況下，又懷著幹出點事來報效祖國的勁頭，還是很投入、很堅定地沿著這條路走了下來。
▍ 博士畢業就到偃師商城遺址工作，從此再沒離開過河南
辛苦和寂寞，當然感受了許多。我們戲稱自己為“兩棲”類動物，遊走於都市與鄉村之間，拋家舍子、身心俱疲之苦，每個人都深有體會。我帶學生實習的時候，有學生評價我們的工作是“在田野上放牧青春”，那要看你是以怎樣的心境看待這種“放牧”，是悲觀的還是樂觀的。如果是後者，你會有“放牧”後對青春的收獲。
我們同行間常聊以**的一句話是：考古這個活兒，肯定不是誰都願意幹的，但也肯定不是誰想幹就能幹得好的。一個稱職的田野考古工作者，尤其是領隊，應當是全才，吃喝拉撒都要管，摸爬滾打都得會。如果你是個隻能寫文章的文弱書生，你幹不了這行。為了事業和學術，我們把大量時間和精力花在了“非學術”的雜務上。你要與各級官員打交道，與企業、農民和雇工談判甚至“扯皮”。既要有學者的周到與文雅，又要有瞪眼睛拍桌子的“匪氣”，最好還要能喝酒。總之是要使出九牛二虎之力，盡可能地少花錢，多辦事，處理好各方麵的關係，保質保量地完成田野工作任務。這還沒完，你還要在田野工作之外擠出時間來從事室內的綜合研究，才有資格和其他學者坐而論道，躋身於學林。其中的甘苦，隻有我們自己才能體味到。
有人說，考古學是門殘酷的學問，考古人要麽淪為發掘匠，要麽成為思想家。優秀的田野考古工作者，就是這麽一群灰頭土臉的、不肯成為“發掘匠”的思想者。鑽進去了，你就會感覺這門學科有許多樂趣。文理兼備、腦體共用的學科特點，以及其中的發現之樂、思辨之樂，都不是“圈外人”所能分享的。像我這樣最後成了鐵杆的考古人，都會感覺這是一門可以讓你實現人生價值、值得為之獻身的學問。一直有朋友和學生說我談起自己所摯愛的考古事業，尤其是二裏頭遺址時富於**甚至“煽動力”，大概就是這種投入吧！
八間房：徐蘋芳先生和社科院研究生院的教育對您的影響有哪些？
許宏：我本來在地方大學當教師，前後有8年的教齡，在工作中逐漸萌生了來北京深造的想法，最大的考慮是自己的學術視野亟待拓寬。進入社科院研究生院，師從著名考古學家徐蘋芳先生，讓我實現了自己的願望。這樣的學術環境以及徐蘋芳先生的眼界與治學風格，培養了我看問題、做研究的一種“大氣”，盡管我的學問距先生的要求還差得很遠。
徐蘋芳先生對我博士學位論文的指導讓我受益終生。每位導師都有不同的指導風格，有的老師讓學生自己考慮選題，有的在學術觀點上也有較嚴的要求。徐先生說他作為導師隻負責兩件事，一是選題，二是方法，其他的就讓我自己放開來做了。考慮到我入學前的閱曆和專長，先生給我選定了“先秦城市考古學研究”這一大題目，上下3000年，縱橫數千裏，涉及學術難題無數。這個重擔壓下來，“陣痛”了數年，使我對中國城市起源及其早期發展的宏觀進程有了初步的把握。日後接手二裏頭遺址，得到了一個深入探究的平台，就可以較有把握地解剖麻雀了。我在工作中，是把二裏頭放在整個中國早期國家和城市文明發展史的框架中來探究的。中國最早的宮城的發現、最早的城市幹道網的發現等，都得益於若幹學術理念與構想，而這些理念與構想，都源於在徐先生指導下完成學位論文時的思考與收獲。
▍ 正在跟導師徐蘋芳先生（右）做訪談
就以二裏頭宮城的發現為例來說明之。我在做博士學位論文時梳理過中國早期城址的資料，逐漸形成了這樣的認識：具有權力中心功能的中國早期城市，其外圍城垣的有無在東周時期以前尚未形成定製，除二裏頭外，晚商都城安陽殷墟、西周都城豐鎬等遺址都沒有發現城牆。但作為統治中樞、王室禁地的宮殿區卻不應是開放的，一般都帶有防禦設施，形成封閉的空間。在二裏頭遺址的考古工作中，我們也相信其宮殿區外圍應該有防禦設施。正是在這樣的信念和工作思路下，通過對已掌握的遺跡線索的綜合分析和勘查發掘，我們最終發現了中國最早的宮城。如果說新世紀以來在二裏頭都邑布局的發現與研究上有所突破，是與我在徐蘋芳先生指導下專攻城市考古學的學術背景分不開的。
▍ 赴日研修期間，參加東京博物館發掘，右為日本同行
另外，我在研究生院攻讀博士學位期間的1994—1995年，受學校的派遣，有機會赴日本研修一年，從事中日早期城市考古學的比較研究。這是我頭一次走出國門。在日本期間多種海外論著的研讀、與日本學界的廣泛交流以及圍繞學位論文選題所進行的思考，都加深了自己對中國城市乃至文明起源及其早期發展軌跡與特質的認識。可以說，這次出國研修使我開闊了學術視野，也給了我此後的治學風格以積極的影響。從那時起，我深切地意識到，把中國古代文明納入世界古代文明的總體框架中去考察，應當是我們今後努力的方向。此後的對外學術交流日益頻繁，但我的首次海外之旅，作為自己學術生涯中的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是令我難以忘懷的。
2008年7月，采訪人唐磊、劉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