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所見東亞大陸的城市緣起

大家上午好，很高興有這樣一個機會又和我們上師大的師生們見麵。我也非常願意利用這樣一個契機，跟大家一起分享交流一下我的研究心得。幾年前我就受陳恒老師邀請來講過，當時講的題目是“為何考古，怎麽考古”。今天陳老師又請我講一下，我想還是城市的話題大家會感興趣些。

大家大部分應該都不是學考古專業出身的，我個人認為我是考古學家，但同時是廣義的曆史學家，我絕不會過分強調考古學的純潔性，盡管我在有些問題上可能被看作嚴謹到偏於保守的考古學家。我認為中國考古學和曆史學不是兄弟學科，考古學和文獻史學才是兄弟學科。它們運用不同的方法和手段，但都致力於建構大曆史，我做學問的理想是把自己的考古學研究升華到大曆史的層麵。城市是一個讓我們能把握曆史脈絡的契機，是連通考古學和曆史學的一個契機。那麽在最初，我們說在文字產生之前悠長的時代，城市是怎麽一點點起源的，經曆了怎樣的早期發展的過程？我想這是考古學家可以大顯身手的地方，今天就給大家做一個匯報。

◎ 從城市到城邑

有些朋友可能知道我十幾年前出版的博士論文《先秦城市考古學研究》，又過了十幾年的時間，去年我有一套新著叫《先秦城邑考古》出版，我把這套書稱為《先秦城市考古學研究》的升級版，而不純是修訂版。為什麽？這十幾年的思考已經使得我有許多矯正、完善自己研究脈絡的心得，大家看到最關鍵的問題是連書名都變了。本來由我的博士生導師徐蘋芳教授指定的論文題目——“先秦城市考古學研究”，後來我的新書書名變成“先秦城邑考古”。

大家知道考古學最擅長的是先揭示曆史上曾經存在的現象，而很難探究再往上偏於抽象的東西。形而上的層次非常難把握，它不是考古學直接研究的對象。考古學首先是研究物的，但與其說是研究物的，還不如說是更注重研究物背後的“context”（背景關係）。不能說這個物就是城市，那個建築就是城市。城市是我們的一個綜合推導。但是城邑是我們考古學的直接研究對象。什麽是城邑？它與城市的區別何在？今天我就從概念出發，輔以我寫這兩本書之間的心路曆程，再結合考古學的發展曆程，給大家把這個問題介紹一下。

先來個引子。我們談東亞大陸城市緣起的問題必須先把學理的問題搞清楚，所以我們先從概念界定講起。總體上看，我們現在麵臨著一大堆概念，首先是聚落這麽一個大的範疇——人類的居住方式。如果再做劃分，在這裏邊我們考古學可以觀察到的就是兩類，即有沒有圈圍設施。這裏我不說防禦設施，是因為偏早階段的有些圈圍設施沒有防禦性，就是起區隔的作用。圍子及其圈圍起的聚落就是城邑，我把它對應於英文的“enclosure”，而不是“city”，這一點非常重要。帶圍子的聚落裏邊有城市，但絕不能把圍子這個東西作為城市的一個指標。有城市被圈起來，後來中國古代大部分城市是被圈起來的，但也有沒被圈起來的。被圈起來的也有村子，比如二裏頭村，民國時期或以前就有一個圍壕，老寨壕是防土匪的，它不是城市。我們先從圈圍設施有無的角度區分出城邑和非城邑的概念。如果從社會複雜化角度來講，那麽是不是還可以區分為村落和城市？最初定居的是農耕者，那麽最初全是村落，隻要是定居農耕的就有村落。後來隨著社會複雜化有了城市，城市裏邊有被圈圍起來的，也有沒被圈圍起來的。

中國人特別糾結於“城市”的概念，因為我們的“城”的概念非常複雜。它有三種解說，我是以《現代漢語詞典》（我找的是“漢英雙語”）作為參考的，漢語這個“城”首先指的是城牆，如果按照剛才我做的解讀，顯然這個解說是極其錯誤的：城牆不是“city wall”，就是個“wall”。城牆以內的地方，就是被圍起來的地方，叫城邑。隻要有個將其圍起來的東西，我們就可以把它叫城邑，這是我對城邑的一個解讀，城是被圈圍起來的聚落。這個城現在一般指城牆，但是也包括壕溝，甚至包括柵欄，環壕在功能上跟城牆比是一樣的，盡管它偏弱勢。城邑又不限於全用人工的圈圍設施圍起來的聚落，像內蒙古中南部和晉陝高原那一帶，崇山峻嶺，三麵都是天險，隻有一麵平一點，隻要用一堵牆一圍。部分利用自然天險形成的圈圍聚落是否也是“enclosure”？城邑是擁有區隔或防禦性設施的聚落，而城市是跟農村相對應的。所以中國的“城”非常複雜，從這個意義上講，在考古學上我們不用“城”作為城市的代名詞。城就是城邑，就是被圈圍設施圍起來的聚落。為什麽我把我的書名從“城市考古學”改為“城邑考古”？就是因為如果是“城市考古學”就比較麻煩，我們要先搞清楚它是如何從早期城邑中誕生的，然後再梳理出城市的本源來。

◎ 城市、國家與文明

下麵看一看關於城市的問題。我個人自詡為“三早學者”，即研究方向、研究領域是中國早期城市、早期國家、早期文明。說起來這三者就應該是一碼事，至少從詞源上這三個概念是相近的，這個是我做博士論文時候的思考，當然融合了以前學者的思考。這三個概念是從不同的角度對同一曆史現象所做的解釋，我們把“文明”定義為狹義的文明，除非你把物質文明、精神文明都算在內，但那樣的話就沒有分級上的意義。狹義的“文明”是指國家產生之後的人類文化的存在方式，國家是文明時代特有的社會組織形式，而城市是與國家相對應的高級聚落形態。沒有不存在城市的國家，這裏我們當然指的是農耕定居社會的城市；也沒有早於國家的城市。在上古時期，城市這個概念非常複雜。相對而言，現在的城市，或春秋戰國之後的城市，就沒有這個問題。但我們要講緣起，考古學最難的就在這裏。我的一個博士同學現在是清華大學的哲學教授，前些年他們組了一個團到二裏頭參觀，回來有感而發寫了篇劄記，他說考古學是一門本源性的學科，能夠給很多學科和公眾提供靈感和給養。確實是這樣。考古學的研究對象不是具體的領域，它研究的是人類過去的全部，所以我們大量引入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等學科的概念和方法，否則沒法深化考古學研究。

落實到考古學家談這麽抽象的問題，就比較難。我是做考古的，我研究的是物，考古學家必須從具體考古現象出發，首先抽象提煉出什麽是城市，然後才能上升到文明這樣更抽象的概念層麵。

▍　向同行介紹二裏頭遺址的發掘進展，左一為黃建秋教授，左三為鄧聰教授

我們先從具體的考古現象出發，如果聚落裏麵有宮廟建築、有禮儀性建築等，我們就可以概括為它（們）已經具有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職能，是國家的權力中心。而從手工業作坊、金屬器、武器等，可以推斷產業分工和階層分化，說明居民成分複雜化。有國外學者提煉出的一個概念我覺得很在理。什麽是城市？城市是人類曆史上第一次出現的非自給自足的社會，也就是外部依賴型的社會。如果自給自足的話就是個村落，但城市必須靠著其他聚落才能活，所以這個提法是挺有意思的。至於城市的人口，我們隻能說相對集中，因為最初出現的城市，是偏於分散的，但是總體上它還是跟一般的村落有一定的差異。所以我當時做博士論文的時候，把城市從這三個方麵進行了界定，大家看這個能不能貫通從古到今的城市。我們現在如果給當代城市下定義那很簡單，但是如果去定義最初的城市，就要看它是不是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也就是國家權力中心，它的居民成分是否複雜化，人口是否相對集中，這樣一些要素聚合在一起的聚落才可以被推斷為城市。

我們再來看聚落與社會組織的複雜化進程。最初都是村落，如果從農業產生開始算，至少一萬多年以來就有了村落。到了數千年之前，先在村落上有大聚落，然後又形成中心聚落，結構越來越複雜，金字塔的塔尖逐漸成為都城。如果光從村落來看，我們現在中西部貧困地區農民生活狀況，跟兩千年前戰國到秦漢時期鐵犁鏵發明之後農民的生活狀況相比，幾乎沒有什麽進步，但是你能說中國沒有變化嗎？看中國的發展，你要看縣、市級城市和省會，看北京和上海，這就是我們研究城市、都邑的重要意義。還有一個問題，關於城市是文明發展的結晶，最初城市的出現、城市的緣起，有日本學者梳理出來，他們認為最初的城市都是政治中心和權力中心，沒有作為經濟中心的聚落。在中國，一般認為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始見於戰國，是王權型城市，而純經濟型的城市到宋代才開始出現。是否完全如此，還要進一步探索。

今天的講座名，空間範圍定義為“東亞大陸”，而不叫“中國”，因為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沒有“中國”可言。“中國”是不能夠做無限製的上溯的，《先秦城邑考古》這套書梳理到前仰韶時代，浙江這一帶的上山文化中出現了東亞大陸最早的圍子。從城邑形態上看，最初以環壕為主，後來垣壕兼備成為主流城邑形態。從社會組織結構上看，仰韶—龍山時代開始社會複雜化，可能出現了邦國。如果從文明的角度看，哪些地方是城市，哪些不是，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是模糊的，因為國家和文明的形成都不是一道門檻，都有一個過程。現在這個過程已經被限定在龍山時代前後。二裏頭肯定已是一個城市，是一個大都邑。再往前就是相對模糊的城市國家文明的起源期，這個就是城市的緣起。

◎ 中國古代史的三個階段

我認為整個中國曆史可以分成三個大的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滿天星鬥”的時代，即前中國時代，整個東亞大陸根本沒有核心文化可言，也沒有中心可言。到了二裏頭時期，從無中心的多元演變為有中心的多元，即王國時代，這一時期是“月明星稀”的時代。中國最早的王權國家在這個時期出現，我把它定義為最早的中國，而“滿天星鬥”是邦國時代或古國時代的特征。第三個階段就是以秦漢帝國為首的一體化的時代，即大一統、中央集權、郡縣製的帝國時代，我稱之為“皓月淩空”的時代。三大階段，兩大節點，第一個節點是二裏頭，第二個節點是秦漢帝國。在中國文明史上，二裏頭既不是最大的也不是最早的都邑，為什麽如此重要？就是因為它正處於從多元到一體轉化的大節點上，從這個時候開始有了中心之城和中央之邦。這樣的劃分應該便於我們把握中國古代城市、國家和文明演變的脈絡。

學術界的古史分期話語係統已經變成相對平易客觀的、以社會結構為中心的一個話語係統，但是一般的公眾幾乎都沒聽說過這樣的話語係統，因為教科書上現在還是奴隸社會、封建社會這樣的概念。在國家博物館的《古代中國陳列》展上，開宗明義地說現在已經摒棄了奴隸社會、封建社會那套話語係統，改為使用邦國、王國、帝國時代這樣的話語係統。同樣在國家博物館另一個大展《複興之路》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等概念卻還在用。宣傳話語係統和學術話語係統並存，顯然是我們學術和社會發展的重大進步。另一個例子是關於國家級重大科技攻關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年表的使用，2003年我去台北參加台灣地區“中央研究院”第四屆漢學大會，參觀了台北故宮博物院《敬天格物》玉器展，在序廳裏我看到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年表非常醒目。而現在北京國家博物館的《古代中國陳列》的序廳，就不用這個最新的年表，而是一直用“夏朝，約公元前21世紀到公元前16世紀”這樣的傳統表述。

東亞大陸國家、文明形態與城市演進

◎ 前大都時代

談完概念，現在進入第一部分——前大都時代（新石器時代）。我們來看東亞大陸是怎麽一步一步地從前城市時代到城市出現，再到城市的初步發展。浙江義烏橋頭遺址，麵積約為3000平方米，是東亞地區最早的環壕聚落，在公元前7000年前後。到了湖南澧縣城頭山，壕溝的裏邊已經開始有城牆的感覺，城頭山是公元前4000多年前的聚落。有學者說這是最早的城市，我認為這就有相當大的問題。判斷什麽是城市要看文化內涵，要看圍起來的是什麽東西，社會複雜化到沒到那個程度，而不是看有沒有圍子。世界上最早的圍子，出現在巴基斯坦的耶利哥，距今約1萬年。那個時候還沒有陶器，屬於前陶新石器時代，但已經有石頭牆了。我在《先秦城邑考古》裏邊，從頭到尾梳理了東亞大陸城邑的緣起，前仰韶時代地廣人稀，進入仰韶時代開始興盛，一直到秦始皇，上下7000年串起來，共收錄了1000多個城邑。仰韶時代，黃河中遊這一帶比較發達，向北都有仰韶文化的移民。我們有一個概念是“中國前的中國”，瑞典考古學家安特生先生提出的，他在斯德哥爾摩成立了一個東方博物館，有許多彩陶，該館編了一本圖錄叫China before China（《中國前的中國》）。以後有機會的話，我願意用這個題目寫本小書，把這幾千年波瀾壯闊的發展過程再捋一捋，讓大家都能讀懂。

▍　收藏於瑞典東方博物館的馬家窯人麵形彩陶，1924年安特生於甘肅地區發掘出土

仰韶、龍山時代還沒有中心可言，甚至我們的前輩所說的重瓣花朵中的花心，現在可以說可能是不成立的。華東地區社會複雜化的程度較高，華西的社會複雜化程度則偏低。但中心聚落的雛形已經在這裏出現了。再看長江流域，湖南的澧縣城頭山遺址所處的澧陽平原，開始逐漸社會複雜化，我們的考古學家開始勾畫這種區域性的眾星捧月的態勢，周圍還有若幹小的聚落。湖北天門石家河遺址群，最初有譚家嶺小城，後來擴展為120萬平方米的大城，有點城市的感覺了。我們再看鄭州西山仰韶文化晚期的城邑，築城的版築法起源於此。這些處於社會初步複雜化階段的城邑，都跟城市不是正相關，隻是有點關聯而已。到了公元前2800年以後，進入龍山時代，又分為前期、後期，河套附近黃河南流這一段開始出現石頭城，因為隨著環境的惡化，氣溫降低，資源競爭激烈，人們便開始用石頭圍起聚落。可見城的起源是與不安定、戰亂、資源競爭相關聯的，而從二裏頭開始的大都無城，到現在上海城、北京城都沒有城圈，這才是進步的表現。有城與無城，這是一個辯證的關係。在前中國時代，江南水鄉由於水網密布就以壕為主，城壕並重，挖非常寬深的壕，便於交通，裏邊都還能行船，便於防水，但基本上防不了人。石家河和良渚遺址，城牆的坡度隻有40多度甚至更緩，如果外邊沒有一個非常寬的壕的話，根本就沒有防人的功能。長江中遊馬家垸遺址那個垸子，就是擋水的圍子。東亞大陸中間是黃土地帶，版築開始出現，可稱為土城。再往北遍地都是石頭，就砌石城。水城、土城、石城，都是因地製宜的產物。

水城的典範是良渚古城，良渚城周圍有大的聚落群，社會複雜化程度相當高，但是還沒有青銅器。最高層的貴族究竟是王還是宗教領袖，現在還無法確定。說良渚是比較複雜的國家形態，也是可以認可的。我雖然認為二裏頭是最早的中國，但不認為它是東亞大陸最早的國家。二裏頭應是一個更高發展階段上的國家，即廣域王權國家，國上之國，屬於盟主的性質。這還關係到良渚跟後麵文明的關係問題，我認為良渚應該是前中國時代滿天星鬥中最亮的一顆，與其說它是後世某大文明的序曲和先聲，不如說它走完了其生命史的全過程，它的若幹文化因素被後來的中原王朝文明所揚棄而已。如果跟外麵比的話，良渚可以跟埃及比、跟蘇美爾比，但不能把中國跟那些文明實體比。前麵那些是政治實體間的比較，而那個時候還沒有一個叫作中國的政治實體，這個概念要搞清楚。

天門石家河在20世紀90年代由北京大學的趙輝老師和張弛老師調查過，那時就已經畫出城址分期演變的圖，從自然的地形大勢到開始出現城池，再到後來西周時期小城破壞，難能可貴。

最近發現的神木石峁，是北邊石城的典範，有學者把它跟黃帝聯係在一起，我覺得與其做這樣的比附，不如說石峁城址的重要意義在於它是溝通內亞地區和中原的橋梁和紐帶。

中間黃土地帶“土城”的典型是陶寺，原來的小城已經被發掘者自己否定了，近年發現的這個小圈應該是個環壕，發掘者管它叫疑似宮城，後來到中期才開始建大城圈。到了龍山時期，在二裏頭出現之前，大約從公元前2400年到前1800年，這幾百年中原腹地戰亂頻仍，可以說是逐鹿中原。“逐鹿中原”這個詞最早出現在《史記》中，後來在《後漢書》《三國誌》裏邊都有記載，實際上這種局麵在龍山時代就已經出現。方形城池的出現是非常有意思的，南方地區包括良渚古城在內都是圓形或不規則形的，因為圓形來自自然界，比如樹木的橫斷麵。（長）方形則跟人為的關係非常密切，中國人非常注重方正，注重坐北朝南，注重中軸線，可見方的概念從4000多年以前就開始萌生於中原。

▍　良渚玉琮及玉琮“神徽”

有人說最初的東亞大陸存在玉器時代，如果叫玉石中國，那麽中國就是個地理的概念，也可以稱為玉石東亞。黃土高原這一帶受到歐亞大陸青銅文化的影響。距今4000年的時候有一個文化的斷裂，有多位學者說到這個問題，良渚就在距今4300年那個時候退出曆史舞台，究竟是大洪水把它衝毀了，還是玉料枯竭導致精神信仰領域崩潰？良渚國家建立在單一農業基礎上，隻種植稻子，一場大水完全可以衝毀它的生產和社會結構，但是二裏頭那個地方是稻作和粟作兩大文化圈的交會地帶，黃淮流域澇了可以種稻子，旱了種粟黍等，後來又有了小麥，是多元農業立國。所以後來崛起了二裏頭文化，然後到西周最終奠定了中國的基礎。

◎ 大都無城時代

我們再看“大都無城時代”，這是我近年提出的一個概念。城市的發展跟社會和國家形態的發展是密切相關的，龍山時代林立的各類圍子，到二裏頭出現前夕，紛紛退出曆史舞台。這時的新密新砦大邑麵積達到100萬平方米，反而不築城牆了，而僅有環壕。對外防禦設施減淡，但是聚落裏麵功能區分開始加強，這就是大都的感覺。二裏頭都邑則完全沒有防禦設施。越是防禦，就說明這個時代越不安定。防禦突出的第一是龍山時代，第二是春秋戰國時代，戰亂頻仍才城址林立，越是國力強盛的時代越沒有各類圍子。

二裏頭和二裏崗時期，人都往都邑中心去了，其他地方地廣人稀。當然也有學者推斷，二裏頭和龍山之間是不是有黑死病之類的瘟疫發生，與此同時青銅冶鑄技術引進來了，人口大規模減少，大的城市出來了，這裏邊有一個斷裂，有待進一步探討。我在《大都無城》裏邊有一個新的提案，即把整個中國古代都城的發展分成兩大階段：第一大階段就是從二裏頭到東漢，第二大階段是從曹魏到明清。通過梳理考古材料，我注意到從二裏頭到東漢洛陽的1900多年裏邊有1200年以上宮城外隻有郭區，而沒有外郭城。有外郭城的隻有兩個時期，一個是早商時期，也就是二裏崗時期100多年，這個時期有帝國的那種感覺，它向外積極擴張，有點像赫梯、阿茲特克等。春秋時期，還有相當一部分都邑比如周王城、晉都新田、楚郢都和秦都雍城都還是“大都無城”。到戰國時期完全變成內城外郭。馮時先生在《“文邑”考》中寫道：“王都為無城之邑，正有使教命流布暢達的象征意義。”這跟我梳理考古材料的結論殊途同歸了，大都無城墉，這個太有意思了。

我們看二裏頭，它沒有外麵的圍牆，但是有中心區和宮城。中心區以外是一般居住活動區，中心區分三個部分，居中的是政治區——宮城，跟祭祀相關的宗教區居北，南邊是中國最早的國家高科技產業基地——經濟區，雖然沒有城圈，但大中軸線應該是存在的。其中還有動態解讀，當年我們沒有PPT，都是帶著大圖卷從二裏頭回到考古所做年終匯報。我把這個圖展開來匯報，劉慶柱先生當年是我們的所長，我們幾年時間花了60多萬塊錢，主要就是為了把這幾個道路和宮城牆的線條在分期圖上畫出來。劉慶柱所長對我們的工作高度肯定：這幾個線條就值這個錢。這就是城市考古學的聚落分析，注重都邑的空間布局及其演變過程。我願意自詡為是考古學界玩“不動產”的，中軸線啊，道路網絡係統啊，四合院啊，我是玩這些東西的。這些東西從某種程度上講比動產還重要，任何動產你都必須放在不動產的“context”裏邊才更有意義。

▍　二裏頭遺址重要遺存的分布

二裏頭在早期都邑中既不是最大的也不是最早的，但它的許多製度前無古人，這就是二裏頭的重要意義所在。以二裏頭為中心，我們在洛陽盆地700多平方公裏的範圍內進行地毯式的踏查，然後搞清了聚落分布結構，是眾星捧月式的。

二裏崗時期是個例外，軍事性非常強。我認為二裏頭的擴展不是軍事強力擴張，而是周邊族群選擇性地吸收它的文明因素，然後跟風導致文明的擴散。但是二裏崗就不一樣，它向外強力輻射，二裏頭時期的34種陶器變成了七八種，而且連尺寸都高度一致，有點體製美學的感覺。鄭州商城從二裏頭末期的沒有城，隻是個大的聚集點，到開始有內城，然後開始有外城，最後達到十幾平方公裏的規模。我們已經能夠畫出這樣的分期示意圖來。若要用“總平麵圖”的路數來解析城邑的話，那它就是靜止的，而不是動態的，動態解讀則能看出城邑早晚的差異來。

有人問怎麽看三星堆是二裏頭的源頭這個觀點，我說要先搞編年，搞清楚考古學上的先後。三星堆那兩個器物坑代表著高度發達的三星堆青銅文明，但那個時代比二裏頭晚三四百年，是相當於殷墟時期的。二裏頭高度發達的時候它那邊還沒產生。

殷墟時期的人口也是集中在一個大的都邑周邊，到了西周時期隨著分封開始較廣泛地分布。在二裏頭文化結束100多年之後，殷墟又回歸到二裏頭這樣的大都無城的狀態，而且一直到整個西周王朝的500多年時間，都是大都無城的狀態。

豐鎬、周原、洛邑完全都是大都無城。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局麵開始亂了，城郭隨之建起來了。這一時期的城邑達600多處，都邑則有70多處。

我們的文獻中有好多關於周王城的想象圖這樣的東西，它們實際上源自《周禮·考工記》等文獻。這些規製幾乎沒有在先秦時期的築城實踐中實現過，後來的元大都反而是按照這個來的。被認為跟這個規製最接近的曲阜魯城，一開始並不是回字形的。西周時期根本沒有城，就局限於西北區域這一點。曲阜魯城是春秋時期開始建城，戰國時期宮殿區擴大到城址的西南部，等到漢代，帝國之都碩大無朋，郡、縣城等各有差，必須把大的拆毀，留下小的城邑，最終形成帝國城市網絡係統。春秋到戰國的都邑變化極大，春秋時期最初都是內城外郭，而後宮城都移到了一角或幹脆獨立出去。比如鄭韓故城，最初的鄭都內城外郭，到了韓國滅鄭，就在城中部築一堵牆，把內城外郭變成西城東郭，使得功能區大變，這是敵國的角色。燕下都，發掘者認為從春秋時期開始就有都城了，因為文獻中有記載。但經過梳理，我們可以知道從戰國中期開始才有了超出一般聚落的內涵，成為都城，到了戰國晚期，才有了現在總平麵圖上顯現的最終的形態。出於考古學上的辨偽，我們常常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考古報告編寫者給出的材料並不支持他在結語中的結論，千萬不能說印在書上的都是正確的，這個要靠剖析考古材料的功力。

無錫、常州交界的闔閭城，跟蘇州的木瀆古城對壘，在考古學上爭吳國都城的名分。那邊說我有一個大的城圈，這邊說這個小城早知道了，但外邊還有一個大圈，外圍的現代水渠能達到近3平方公裏的麵積。然後我在《先秦城邑考古》這套書裏也做了解讀，我托朋友找到了美國地質局1966年拍的航片，又淘到了一本《江蘇省無錫市地名錄》，1983年出的，在這個地圖上和美國的航片上根本沒有這個圈。也就是說，這個圈是80年代以後才出現的水渠，這就是考古上辨識的功夫。至於蘇州木瀆古城，連發掘者現在也淡化原來認為可能存在的大城圈了，因為圍起來的大部分都是水，跟北方的“圍子”不一樣。考古學界總是習慣於用中原的概念來想象解析，現在看來吳越時期的都城聚落形態跟中原是不一樣的。江蘇丹陽葛城那一帶的西周遺址群，一般認為應屬西周時期的吳國都城，但中間就是一個3萬平方米的小圍子，周邊出了不少大型土墩墓、青銅器窖藏等高等級遺存，那就是一個都邑圈，不是中原大都城的概念。解析吳越都城的形態，這是一個重要的參考。

▍　易縣燕下都布局演變示意

▍　秦都鹹陽城遺址（許衛紅《秦都鹹陽城考古瑣記》，2016年）

我們再看秦都鹹陽，有個別學者一直堅持說有城牆，但挖了幾十年了，多個大剖麵沒發現任何痕跡。依戰國秦國和秦始皇那種氣魄，一直是向外擴張的，所以根本沒有築城的必要。連阿房宮一帶都是整個都邑的一部分，法天、象地、象北鬥，如此巍巍大氣，還需要用土圍子圍起來？漢長安也是這樣的，最初是圍一個圈，等到漢代中期人口高度膨脹，這30多平方公裏圍的圈裏麵住著大量的貴族，主要是宮殿區和貴族用地，居民幾乎沒有多少。城外則有大量離宮、別館和市場、作坊、民居等，從秦到漢大量遷徙到關東六國的人民來給他們的帝陵守靈，也便於管理。這就形成了一個大首都圈，這是帝國的氣象，也是大都無城的典範。隨後的東漢洛陽也是這樣，大都無城。

◎ 後大都無城時代

下麵就是後大都無城時代。剛才說在1900多年的時間裏麵有1200多年是大都無城，那麽此後內城外郭的格局就無一例外了。我管它叫禮儀性城郭時代，不是說城郭的實用性消失了，而是說帝國的禮儀等級製要求你必須有城，縣城就是縣城的規模，郡城就是郡城的規模，這是和實用性城郭時代的巨大差異。

以漢魏洛陽城來看，在東漢時期有南宮和北宮，幾乎塞滿了內城。也沒有外郭城，隻是用小橋或者牌坊作為郭門的象征，出了小橋和牌坊就是出了郭了，說明它有郭區的概念。到了曹魏把南宮給平了，其後從南宮門到內城南門出現了一條中軸線。鄴北城也是這樣，這是“後大都無城”時代的特征。宿白先生繪製的北魏洛陽城示意圖就是後大都無城時代的典範：城郭兼備，還有縱貫全城的大中軸線，以及嚴格意義上的裏坊製。

去年我在北京大學做訪問教授，聽了北京大學曆史係李孝聰教授的講座，他的講題是：“下鞍進房：馬背上的民族與中國都城規劃管理”。有學者說許宏先生提出的“大都無城”是一個顛覆，從二裏頭到漢代，這是典型的華夏族群的上升階段，中國都城的規製理應是這個時期形成的，但是許宏說這個上升期反而是大都無城。而按照李孝聰先生的觀點，從北魏到元到清，嚴整的城郭布局居然是在北方少數族群手裏進一步齊備完善的。這個太有意思了。如果說大都無城是文化自信的話，那麽是不是這些少數民族政權來統治龐大的華夏族群在文化上存在不自信？比如城郭兼備，壁壘森嚴，還有嚴格的裏坊製度，大中軸線，建中立極，這都是用華夏族禮製來拉攏你、管製你。除了鮮卑的北魏、蒙古的元和滿族的清，隋唐也不是純漢族，卻都有這樣的概念，有沒有一定的道理？再往下梳理，我們來看開封汴梁，看元大都和明清北京城，動態解讀，就能看出一點一點的變化，這就是“後大都無城”時代的特質。元大都是最接近《周禮·考工記》的，漢族人劉秉忠作為總管，他積極地運用“九經九緯”“左祖右社”的概念。我研究先秦城市考古，可這套製度根本沒有付諸先秦的建築實踐。

現在，北京城也成了一個新的“大都無城”，上海從清代的小城圈現在變成了完全的“大都無城”——國際化大都城。這都很有意思，把它串起來，就是一個新的大都無城的時代。很多時候，我們研究的對象離我們並不遠。從這個意義上講，城牆的或有或無伴隨著整個城市演變的全過程，大都無城是其中一個波瀾壯闊的重要組成部分，現在整個世界又變成了一個新的大都無城時代了，這非常有利於我們來考慮城市的本質問題。

這個就是我今天想要和大家匯報的。謝謝大家！

◎ 交流提問環節

提問1：我是河南商丘人，我們那裏經常會有水災，旁邊的菏澤都認為自己是國都，您對此是怎麽看的？

許宏：我們知道張光直先生生前做的最後一件事就是在商丘尋找商城，他一生中最後這個舉動究竟是成還是敗，大家是有不同看法的。我們傳統的學者、老一輩學者是先樹立了一些信念，包括二裏頭發現者徐旭生先生都是先處理文獻中比較靠譜的記述，然後圈定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是夏的中心活動區域，這樣才找到二裏頭。張光直先生也是這樣，他覺得商的起源應該是在東麵。現在大家的評價至少是通過這個努力找到了被認為是商的後裔的宋國國都商丘宋城，但是現在由於地理條件的限製，考古工作也不夠，這個問題還沒有解明。所以這個也是我不願意輕易地把我們的考古結果和文獻記載上的資料結合的認知前提。你說二裏頭是沒有異議的，就是指那批物質文化的東西，但是你要說夏，你得跟我說是哪個先生口中的夏，那是不一樣的，有些學者口中的夏就是二裏頭，另外的學者口中的夏不但包括二裏頭，還包括龍山文化。鄒衡先生認為先商是下七垣文化，但張光直、欒豐實先生不同意，認為在豫東魯西。我們說夏是有不確定性的，而二裏頭文化則無疑義，至於魯西的遺址定性也是曆史解釋的問題，已經脫離了客觀的材料。張先生含恨離世，沒有在他離世之前找到先商的都城，但是張先生的精神，以及循著曆史文獻中的線索來找這個思路是值得肯定的。

▍　1994年，張光直先生在商丘老南關穀城發掘現場觀察出土陶片

提問2：老師，您剛剛說城市探索中有一個“context”。那麽“context”是怎麽樣參與曆史敘事的呢？

許宏：因為今天講都城，捎帶說下二裏頭出土的綠鬆石龍形器。不少人說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考古發現就是那條龍，因為專家都說是“超級國寶”，但我自己最看重的應該說還是中國最早的宮城，那是我帶著學術思考把它找到的，那是作為一個不動產的考古學的成果。這條龍肯定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是我們沒有像以前那樣隻見樹木不見森林，才能最終把它完整地清理出來。考古學肯定是研究物的，但與其說是研究物的，不如說更注重物背後的“context”，這不就是考古學研究和具體的單獨的一件器物的收藏和鑒賞之間的本質差別嗎？組成龍形器的綠鬆石片這些東西在潘家園市場上出現，跟在二裏頭的墓裏麵出現，概念是一樣的嗎？在這裏，二裏頭的墓就是“context”，綠鬆石龍形器是在二裏頭遺址的宮殿區最接近中軸線的一個貴族墓裏麵，就這麽斜放在墓主人身上。此外還有海貝，應該是從印度洋或其他熱帶海域來的奢侈品項鏈，還有大量的陶器、玉器等，這就是我所說的“context”。要把物放在一個大背景關係裏麵去看，考古學就是研究這種背景關係的。

▍　綠鬆石龍形器出土時的情形

大家知道中國的世界史學科沒有包括中國史，但是中國從來沒有自外於世界。今天隻講城市，其實青銅器技術和海貝，還有小麥、綿羊、車、馬等等，大量的文化因素都是外來的。現在把中國放在歐亞大陸文明史乃至全球文明史的框架中來看，也是一個大的“context”的思考。

提問3：您今天的題目是“東亞大陸的城市緣起”，現代中國和曆史上的中國，剛剛有學者已經提到了，能不能理解國家觀念或者是中國的觀念肯定是要涉及這個問題的，您能不能談一下您如何理解早期的中國跟現在的中國？

許宏：首先，“中國”這個詞在民國以前是沒有用於國名的，這個是可以肯定的。所以我們說的“中國”是文化上的概念和作為政治實體的東亞大陸上最早出現的廣域王權國家。要往上溯源，我們在文字材料中發現的“中國”最早見於西周初年的何尊，那個“國”還沒有框，國可以解釋成域，中域指的是中土或是中央之域，文獻中也叫“土中”。

在二裏頭之前有幾百年逐鹿中原的征戰，各地的人都往中原湧去。以前的分析都是兵家必爭之地，或者比較適合於農耕和人類繁衍，但其他的地方不一定不適合。於是有學者開始推斷，有沒有可能從那個時候開始，已經生活在東亞大陸大兩河流域的人群逐漸在思想意識上有了“中土”這個概念了？當然這個論證起來是比較難的。馮時先生他們認為在先商時期就有了這種概念，二裏頭大體上吻合在天下之中立都的發想。我從考古學上分析，最早的廣域王權國家隻能是二裏頭。

古中國跟當今中國，肯定有情感上和文化上的關聯，但是那種斷裂性也比較大，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我個人覺得複雜就複雜在我們中國考古學有個非常罕見的特征，即在考古學誕生之初研究者就是以本土學者為主，世界各地大量的區域都是白人學者去挖、去做的。而中國本土學者就是做學術上的尋根問祖，我們把過多的情感融進了本來是理性、科學、客觀的研究上。我自己可能傾向於理性和科學的層麵，認為研究的對象即便是我們的祖先也要先把他們當成他者。我們現在正在融進世界考古學的學術大潮裏麵去，觀史需要距離感，現在可能還看不清楚，可能過段時間會稍微好一點。

提問4：我想提一個外行的問題：從曆史考古的曆程來看，曆史發展的主要動力，這方麵能不能請教一下？

許宏：曆史發展動力問題是特別難回答的一個問題，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是每個曆史研究者、曆史觀察者都應該思考的問題，但對我們這些考古人來說更難。搞曆史（文獻史學）的老師本來就是研究形而上的東西，他會更直接地考慮這個問題。而考古學研究的對象是形而下的，我們一直希望透物見人，甚至窺見他的思想，但這個太難了。曆史發展動力這個問題既有必然性又有偶然性，從考古學者的角度來簡單地思考這個問題，我覺得還是在於人們要先解決人與自然的關係、解決人與人的關係，這就涉及社會了。

▍　鄭州商城遺址出土獸麵乳釘紋青銅方鼎（左）、獸麵紋青銅爵

張光直先生曾經指出，中原王朝擴張的動因很有可能是為了攫取當時關係國家命脈的銅料等。在二裏頭時代和二裏崗時代，隻有二裏頭和鄭州商城能夠鑄造青銅器，其他地方不敢也沒有能力來造。二裏頭的鑄銅作坊，是最早的國家高科技產業基地，到了殷墟時代，這種高度發達的技術泄密，導致江西新幹大洋洲、湘江流域和三星堆那些青銅器群都出來了，包括關中地區的先周文化都能鑄造青銅禮器了，從此改變了東亞大陸的國際局勢與政治麵貌，到了那時，青銅文明已經不是中原一枝獨秀了。動因何在？這些都是有待於大家共同思考的問題，我隻能說到這裏了。

提問5：說到東亞大陸城市分三個階段，我讀文獻裏關於早期文明的說法，最早連都城還沒有建立的時候，是“邑有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我特別想知道考古學家有沒有這方麵的考慮？謝謝。

許宏：東周文獻裏有好多提法，要特別指出的是這些文獻大多不是純正的文獻記載，而是當時各國為了自己的生存發展，甚至為了謀求自己的華夏正統性而闡發的政論。“邑有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有先君宗廟的牌位的這個地方是都邑，還是靠譜的。“邑”單個字肯定沒有階層性。因為從大城到最小的邑，都叫“邑”。但這裏麵說的是君所都、王所都。祖先祭祀是被中國人看作重中之重的，我們的祖先把青銅這種高科技“拿來”之後，用在他們認為最重要的祭祀祖先上麵來。而現在據我對早期都城的梳理，最初的宮和廟根本分不開，宮廟一體。後來說左祖右社都是以王權為主，王居主殿，那是很晚近的事。這條文獻裏麵提的這個至少是君王統治者所居的邑為都，這大體上是和考古發想與研究結果相吻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