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無城”，最早的文化自信——《解放日報》讀書周刊訪談

上古時期，城市是個非常複雜的概念，從考古學視角該如何理解“城市”的緣起？為什麽說城市是文明時代到來的唯一標誌？早期城邑“大都無城”這一文化現象，為什麽是文化自信的體現，對當代城市實現美好願景又有何借鑒意義？

“考古就像偵探探案，用支離破碎的線索通過推理盡可能複原曆史真實，我們可能無法完全複原曆史，但要懷有迫近真相的執著。”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許宏這樣說。

許宏曾於1999—2019年主持河南偃師二裏頭遺址的考古工作，他在新書《踏墟尋城》中，條分縷析古代墟與城的況貌，從中權衡、思考上古曆史，揭示中國古代城邑、城市遺址的特質。

◎ 早期城市都是“權力中心”

讀書周刊：您是微博百萬粉絲大V，大家都很關注您的作品。從2009年第一本麵向公眾的《最早的中國》到《踏墟尋城》，您已出版6本“大眾學術”書，並把它們稱為“小書”。印象中考古學者寫的多是“鴻篇巨作”，您為何唯獨偏愛“小書”？

許宏：《踏墟尋城》是我的第一本專題性自選集，所選文章集中於我的主業——中國早期城市考古。至於書名，應該是已出版“小書”中最有文學色彩的，但它又很確切，不同於當代地麵以上的尋城記，而是通過對古代遺墟的發掘來“尋城”。

▍　《踏墟尋城》，商務印書館，2021年

我曾在2014年領銜主編了濃縮一係列重要發現的二裏頭考古報告，一共5卷本。整個團隊發掘了7年多，又整理編寫了8年，使這套報告成為迄今為止中國遺址類考古報告中體量最大的一部。但也有人“詬病”說：“你們考古人挖了半天，寫出來的東西還是天書，大家還是看不懂。”如果說考古報告像“文言文”，那麽我這個曾懷有文學夢的考古人，希望把它變成大家都能讀懂的“白話文”，通過自己的努力進行語言轉換，把要講的故事講明白，把要說的話說明白，這就是我出版“小書”的初衷。

讀書周刊：您用深入淺出的筆法，從考古發現的視角闡釋了城市概念和起源問題，學界對此向來有不同看法。我們應該怎樣去理解古代“聚落”“城”和“城市”？

許宏：上古時期，城市這個概念非常複雜。相對而言，現在的城市，就不存在這個問題。但我們要講緣起，這就是考古學的難點。

先說“聚落”。在考古學界，聚落指的是“人聚居的地方”，它對應中國古代文獻中的“邑”，包含城市和農村兩種主要居住形態，城市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而產生的區別於鄉村的高級聚居形態。從具體的考古現象出發，如果聚落裏有宮廟建築、禮儀性建築等，我們就可以判斷它們已經具有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職能，是國家的權力中心。而從手工業作坊、金屬器、武器等，可以推斷產業分工和階層分化，說明居民成分複雜化。

再說“城”。它是指人們在聚落上構築的區隔或防禦性圈圍設施及擁有這種設施的聚落，這種圈圍設施一般為牆垣，但也包含其他構築物如壕溝、柵欄等，以及部分利用自然之險形成的防禦係統。因而城邑遺址，就是指擁有圈圍設施的聚落遺址。

城市並不是“城”和“市”的簡單組合，春秋以前，在中國古代城市發展的早期階段，城市是一種以政治軍事職能為主、作為國家及其分支機構權力中心的聚落形態。中國的初期城市既可以無“城”，也不必一定有“市”，它並不是商業發達的後果和動因，也不具備貿易中心的性質，直到秦漢乃至更後來的中國古代城市，都首先是作為政治中心存在的。有國外學者提煉的概念我覺得很在理，城市是人類曆史上第一次出現的非自給自足的社會，也就是外部依賴型的社會。如果自給自足的話就是村落，但城市必須靠著其他聚落才能存在。

讀書周刊：與原始村落相比，中國早期城市具有哪些特征？

許宏：其一，中國早期城市作為國家及其分支機構的權力中心而出現，具有一定地域內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的職能；貴族與王者作為權力的象征產生於其中，在考古學上表現為大型夯土建築工程遺跡，包括宮廟基址、祭壇等禮儀性建築，還有城垣和壕，等等。其二，中國早期城市因社會階層分化和產業分工而具有居民構成複雜化的特征，非農業生產活動的開展，使城市成為人類曆史上第一個非自給自足的社會。同時，政治性城市的特點和商業貿易欠發達，又使城市主要表現為社會物質財富的聚斂中心和消費中心。其三，人口相對集中，但處於城鄉分化不甚鮮明的初始階段的城市，其人口的密集程度不構成判別城市與否的絕對指標。

世界各區域早期文明史研究表明，從農業文化中誕生的第一批城市，無一例外都是權力中心，可稱為“王權城市”或都邑。中國的情形更是如此，“政治性城市”是貫穿整個古代史的主流城市形態。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早期城市（都邑）就是人口相對集中、居民成分複雜的國家權力中心。城市的政治、軍事職能一直占主導地位，經濟職能則不斷增強，這是貫穿先秦城市發展過程的一條主線，完全脫離政治軍事中心的、單純的工商業都市在先秦乃至秦漢時代尚未出現。

讀書周刊：您還提出一個論斷，城市（都邑）是文明時代到來的唯一標誌。

許宏：人類社會在進入社會複雜化或曰文明化階段，真正可以作為這個時代社會與文化發展標誌物的，都是居於當時社會結構的金字塔塔尖的高級聚落形態——中心聚落或城市（都邑）。城市（都邑）自身的發達與複雜程度，和以其為中心的區域總體聚落層級結構，決定了所處時代的性質。

誠如我的老師、考古學家徐蘋芳先生所指出的，文明要素，可以先後出現在各個地區不同的文化中，但一個文明社會的產生必須是諸文明要素出現在一個文化裏。更具體地說，就是諸文明要素出現在一個地點、一個遺址裏，這是最清楚不過的文明社會的產生。北京大學曆史係教授朱鳳瀚的觀點是，隻有文明諸重要社會因素的物化表現，在同一時間段、同一地理區域內均以較高的發展水準匯聚為一體，從考古學的角度而言即體現於同一種考古學文化的同一時段中，才有比較充分的理由說該社會已進入文明階段。集中了文明諸重要社會因素的物化表現的聚落，就是城市（都邑），所以我認為城市的出現與國家和文明社會的出現是同步的。

◎ 二裏頭開啟“大都無城”

讀書周刊：您通過幾十年的田野考古“摸爬滾打”，提出二裏頭時代（公元前1750年—公元前1520年）到漢代時期（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中國古代都城的主流形態是“大都無城”。有學者認為，這個概念的提出是一種顛覆，因為那段時期正是典型的華夏族群的上升階段。您則認為看似沒有太多章法的“大都無城”反而體現了最早的文化自信。我們該如何定義和理解這一文化現象？

許宏：我梳理中國古代都城布局演變的一個最大心得，是發現了早期都邑“大都無城”現象。簡單來說，就是龐大的都邑一般不設外郭城，且疏於設防。

城市的發展與社會和國家形態的發展密切相關，新石器時代晚期“龍山時代”林立的各類圍子，到二裏頭出現前夕，紛紛退出曆史舞台。當時，位於現在鄭州新密市的新砦大邑麵積達到100萬平方米，反而僅有環壕相圍。對外防禦設施減少，但聚落裏的功能區分開始加強，這便是“大都”的形態。越注重防禦，說明這個時代越不安定。防禦最突出的是龍山時代，其次是春秋戰國時代，越是國力強盛的時代越沒有各類圍子。

讀書周刊：二裏頭時期，人們都往都邑中心去了，其他地方地廣人稀，二裏頭都邑是“大都無城”的一個最早的典範嗎？

許宏：二裏頭位於中原腹地，屬於河南洛陽偃師區境內的一處大型都邑遺址，是中國青銅時代最早的都邑，在中國乃至東亞地區最早具有明確的城市規劃。

至少自二裏頭文化二期始，二裏頭都邑的規模已達300萬平方米，具有明確的功能分區，中心區先後出現了麵積逾10萬平方米的宮城、大型圍垣作坊區和縱橫交錯的城市主幹道等重要遺存。但在我們逾半世紀的田野工作中，一直沒有發現圈圍起整個聚落的防禦設施，僅知道在邊緣地帶分布著不相連屬的溝狀遺跡，應具有區劃的作用。二裏頭時代的設防聚落一改龍山時代“城垣輔以寬壕”的傳統，在聚落內部流行窄環壕以明確功能分區，聚落外圍則流行寬環壕，可以據此推斷，相對和平穩定的社會秩序或許是二裏頭時代居民選擇多開挖環壕而少築造城牆的原因。從聚落形態的角度看，二裏頭可能是最早集聚了周邊人口的中心城市，人口由眾多小規模的、彼此不相關聯的血親集團組成。所以說，二裏頭都邑是“大都無城”的一個最早的典範。

▍　二裏頭都邑中心區

讀書周刊：您在書中梳理出幾個階段，二裏頭至西周時代——“大都無城”是主流，春秋戰國時代——防禦性城郭興於亂世，秦至東漢時代——開啟“大都無城”的新階段，此後還有“後大都無城時代”。

許宏：從二裏頭都邑開始，到安陽殷墟，再到整個西周時期的三大都邑豐鎬、周原和洛邑，統統都是“大都無城”的狀態。很有可能《逸周書·作雒解》中所謂“郛方七十裏，南係於洛水，北因於郟山”的“郛”並非指城郭，而是周圍的自然山川，貫徹的是因形就勢、師法自然的營國策略。經過春秋戰國時期的戰亂紛爭，一時築城以自保，但到了秦鹹陽、西漢長安和東漢洛陽，早期帝國之都又是大都無城，形成龐大的首都圈，彰顯出巍巍帝都的宏大氣勢。而從三國時期曹魏的鄴城和洛陽城開始，一直到明清北京城，就都是城郭齊備了，此外還有縱貫整個都城的大中軸線和嚴格意義上的裏坊製度，這是“後大都無城時代”的特質，與此前“大都無城”的格局形成鮮明對比。

整個中國古代都城史可以依城郭形態的不同劃分為兩個大的階段——實用性城郭階段和禮儀性城郭階段，由此，可以揭示中國早期都城發展史上的幾個重要現象。其一，自二裏頭至曹魏都城近2000年的時間裏，“宮城+郭區”而非“宮城+郭城”的布局，是都城空間構造的主流，這一現象可以概括為“大都無城”。這與廣域王權國家強盛的國勢及軍事、外交優勢有一定關聯，也因為這類“移民城市”居民成分複雜化，甚至受當時“天下”“宇內”等思想影響。其二，隻有二裏崗時代和春秋戰國兩個時期為城郭布局的興盛期，兩者都有特殊的曆史背景，共性是軍事局勢的高度緊張。其三，戰國時期城郭並立的布局，是社會矛盾尖銳、列國對峙兼並這一特定曆史時期的產物，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並非像以往認為的那樣，屬於一脈相承的中國古代都城史上一個承前啟後的環節。其四，處於都城發展史早期階段的防禦性城郭的實用性，導致城郭的有無取決於政治、軍事、地理等諸多因素，“大都無城”的聚落形態應即這一曆史背景的產物；而後起的、帶有貫穿全城的大中軸線的禮儀性城郭，因同時具有權力層級的象征意義，才開啟了漢代以後城、郭兼備的都城發展的新紀元。

讀書周刊：再往後的“新大都無城時代”，似乎距離我們更近、更具有研究借鑒的價值。

許宏：是的。北京城成了一個新的“大都無城”，上海也從清代的小城圈到現在變成了完全的“大都無城”——國際化大都城。很多時候，我們研究的對象離我們並不遠。從這個意義上講，城牆的或有或無伴隨著整個城市演變的過程，“大都無城”是其中一個波瀾壯闊的重要組成部分，現在整個世界又變成了一個新的大都無城時代，這有利於我們考慮城市的本質問題。

◎ “師法自然”營城理念有智慧

讀書周刊：無論是中國早期城邑的起源，還是“大都無城”時代的城市選址和營建，都在自然山水、人文環境等方麵體現了古人的獨特思想和智慧。

許宏：從考古發現看，新石器時代的城邑都是因地製宜、師法自然的產物。江南水鄉水網密布，多見“水城”，這類城邑以壕為主、城壕並重，開挖很深很寬的壕便於行船和泄洪防水，多見水門，但這類城大多不能防人，可以看作處理人與自然關係的作品。水城的典範是長江下遊的浙江餘杭良渚古城，古城內外河道縱橫，構成發達的水路交通體係與臨水而居的居住模式。此外，眾多水門、陸門等缺口的存在，似乎暗寓城牆的區隔功能遠遠大於防禦功能，各個方向的城牆上幾乎都能看到可能是宗教祭祀中心的莫角山土台，城牆又可能兼具“觀禮台”作用，與中原等區域城址相比極為特殊。

中原左近的黃土地帶盛行夯土築城，這裏最早發明了版築技術，用以建造“土城”。仰韶時代後期至龍山時代各地城邑大量出現，恰值已產生嚴重的貧富分化和社會分化、征服與掠奪性戰爭頻起的新石器時代晚期至末期，城防設施多是戰爭衝突和社會分化的產物。比如嵩山東南的豫中地區，共發現超過300處龍山文化遺址，其中錯落分布著超過20處大中型聚落，應是各小區域的中心聚落。這些中心聚落中又有6處是垣壕聚落或環壕聚落，所有中心聚落都位於河流附近。

▍　龍山時代後期城邑分布

再向北的晉陝高原至河套地帶以石砌牆，形成“石城”。考古發現，到了龍山時代偏晚階段，偏北的內蒙古中南部定居的農耕文化聚落群消失，農業文化南退到了鄂爾多斯及陝北地區，這一帶聚落遺址的數量明顯增多，修建了眾多防禦性石城，其中不乏地處峭壁陡立、地勢險要之處的城址，多利用深溝斷崖和石牆構成封閉的防禦體係。這種南北此消彼長的變化，很可能與公元前2000年前後氣候趨於幹冷導致局部環境惡化、資源競爭加劇、人群大規模遷徙有關。規模最大的陝西神木石峁城址，始建於龍山時代中期或略晚，毀棄於二裏頭文化時期。這是一處超大型的中心聚落，在北方文化圈中應占有核心地位，但逾百萬至400餘萬平方米規模的內、外城圈圍區域內，溝壑縱橫、地勢崎嶇，有些區域顯然並不適於居住生活，其具體功能用途究竟為何，是否用於畜牧或其他活動，均有待進一步探究。

讀書周刊：我們能否借鑒和運用中國傳統山水人文智慧，讓當代城市也能實現“望得見山、看得見水”的美好願景？

許宏：隨著帝製退出曆史舞台，無邑不城的時代宣告結束，中國曆史也被全球化浪潮所裹挾，進入了建基於工業文明和信息文明的新“大都無城”時代。這是真正擺脫了高聳、封閉、壓抑的城牆的阻隔與束縛，打開天際線，能讓當代城市實現“望得見山、看得見水”的美好願景的時代。既往城市布局上政治禮製的束縛不斷被打破，以人為本的理念得以落實，這是我們的美好希冀。

綜觀中國古代尤其是早期建築，是以土木建築為主的，與磚石建築及後世光怪陸離的建築相比，難以提升建築高度、易損易毀是顯見的不足，在佛塔出現之前罕有高層建築。但也正因為如此，當時城市的景觀很接地氣，城市與自然渾然一體，而少有違和感。《管子》中說：“凡立國都，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材，就地利。”城市應是鑲嵌在大自然這匹錦緞上的明珠。無度地破壞自然生態、無序地處理人地關係，終將褫奪城市的宜居性，走向美好願景的反麵。曆史經驗與教訓並存，應時時引以為戒。

◎ 科技發展為考古插上翅膀

讀書周刊：我們在探討古代城市的過程中，越來越不可忽視科學技術對於遺址發掘的幫助，科技的發展對考古有何深遠意義？

許宏：科學技術的發展為考古學插上了翅膀。說起來，號稱“文科中的理工科”的考古學，本就是科技發展的產物。理念、方法和技術手段的進步，使我們可以從有限的發掘麵積中獲取更多信息。

就拿考古人接觸最多的“土”來說。20世紀80年代末期，作為山東大學的教師，我剛從國家文物局考古領隊培訓班結業，在發掘中給學生上田野考古課。那時傳達的理念和做法是，發掘區內，除了土什麽都要，意思是，重視采集一切可能的人工製品，隻有沒用的土可以不采集。而新世紀二裏頭遺址的發掘，我們已開始在植物考古學家的指導下，對以往熟視無睹的土加以浮選——將土樣放入水中以便使較輕的碳化植物遺骸浮出，結果獲取了豐富的信息：二裏頭都邑的農作物遺存，包括粟、黍、水稻、小麥和大豆五種不同的種類，可以說是五穀齊備。

▍　用浮選法獲取植物遺存

就中國考古學而言，多學科整合研究的廣度和深度都還有限，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如果做點前瞻的話，我期待全方位一體化的“科際整合”，其途徑應該是考古人背景的進一步複雜化。我們考古人當然應當繼續惡補各科，拓展知識麵，更盼望著新一代“一專多能”的考古人的崛起。考古人拓寬視野、增強科技才能，參與多學科合作的研究人員也要“下田野”，從共同設計考古工作方案做起。可以相信，未來的考古學將會對人類文明史探索、文化遺產保護利用事業等做出更大的貢獻。

讀書周刊：近年來關於考古學的熱門話題層出不窮，河南衛視春晚《唐宮夜宴》讓河南博物院的唐代文物爆紅網絡，三星堆最新考古發掘成果通過新媒體傳播為全社會所關注。對於全社會關注考古、大學生願意報考考古專業的新趨勢，您這位入行超過40年的老考古人怎麽看？

許宏：考古這門“無用之學”逐漸“走紅”，當然是件可喜的事，在我入行不久的三四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從中可以窺見隨著國家社會經濟的進步，全民文化素養的提升。三星堆新發現通過全媒體向社會展示，包括我在內的考古人持續發聲解讀，起到了普及曆史與考古知識，甚至糾偏祛魅的作用。而公眾的關注和參與，有利於文化遺產的保護和文化傳統的繼承與弘揚。但與此同時，考古娛樂化的傾向仍然存在，公眾考古工作任重道遠。

至於青年學生願意報考考古專業，一些家長鼓勵孩子學文、史、哲等“無用之學”，從求學擇業上注重維持生計的“器”和“術”，開始關注人文領域的“道”，這是可喜的傾向。所謂文化軟實力，由此生發。

2021年6月19日，采訪人欒吟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