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馬可·奧勒留：品格是領導力的基石
這個故事要從一尊雕塑和一本書講起，因為二者解釋了馬可·奧勒留為何與其他羅馬皇帝截然不同。
每年都有數百萬名遊客前往羅馬的坎皮多裏奧，即古代的卡比托利歐山，俯瞰羅馬廣場。在那裏，人們會看到一尊著名的鍍銅雕塑：馬可·奧勒留的騎馬像。這位皇帝莊嚴而筆直地跨坐在馬背上，體形比真人略微大一些。他的右臂向前伸出，神態格外安詳，顯得與眾不同，他腳下的坎皮多裏奧廣場是文藝複興時期的傑作，體現了和諧的設計理念。雖然身穿便服，但是他象征著勝利。當初，他代表的是軍事勝利，因為羅馬打敗了一個現在已經鮮為人知的蠻族部落；而今天，馬可代表的似乎是另一種勝利，那就是克服靈魂深處的混亂與黑暗。
仔細觀察騎馬人的麵容——最好是進入旁邊的博物館[1]，那裏收藏著原件，而廣場上的雕塑隻是複製品。圓睜的雙目、光滑的皮膚、濃密的鬈發、長長的胡須，馬可的模樣透著拜占庭時期肖像的沉靜與脫俗，絲毫沒有他的另一尊古代雕塑[412]所顯示的厭世和疲倦：臉上沒有鬆弛的肌肉，眼睛底下也沒有細紋和眼袋。這個騎馬的男人正值盛年，他嚴於律己，堪稱“自製力的主人”。或許“主人”這個詞不太恰當。他似乎跟那匹馬融為了一體，既是自然的一部分，又是自然的主人。難怪他會說，我們應該“把宇宙視為一個生命，不僅有實體，而且有靈魂”[413]。這尊雕塑通過豐富的表現力揭示了未來羅馬的特征：“永恒之城”的力量在於精神，而非刀劍。於是，我們便想起了那本書。
馬可並非唯一出版作品的羅馬皇帝，其他人也做過同樣的事情，最早從奧古斯都開始。或者，如果我們把尤利烏斯·愷撒也算作皇帝，那他便是第一個。不過，除了愷撒的戰爭評論以及公元4世紀尤利安皇帝的演說、書信和散文之外，他們的作品均未幸存下來。這些書雖然非常有趣，但是都不如馬可的作品觸動人心。在古代世界裏，沒有任何統治者能像馬可那樣**靈魂。實際上，放眼整個人類曆史，恐怕都沒有幾位統治者可以做到這種程度——除非他們步入了無所顧忌的晚年，而且即便在那時，他們可能也不會隨意傾訴一切。相比之下，馬可仿佛過著普通人的生活。
馬可是唯一撰寫自助書[2]的皇帝。在寫這本書時，他並未以此為目標，甚至都沒有想過要出版，他原本打算將其保密(詳後)。盡管如此，他的《沉思錄》今天依然是暢銷書，被上百萬人珍藏，成了總統、將軍乃至好萊塢明星的最愛。在羅馬帝國時代留下的所有書籍中，《沉思錄》的讀者數量排名第二，僅次於《聖經·新約》。
馬可是西方曆史上最接近哲學家國王[3]的人物。哈德良隻是涉足了希臘哲學，而馬可卻在生活中實踐並呼吸著希臘哲學，尤其是斯多葛派哲學。然而，跟其他羅馬的斯多葛派信徒一樣，馬可也是從羅馬人的角度來看待這種希臘思想，將其視為培養勇氣、遵守原則和承擔責任的指南。
馬可收獲了哈德良播種的成果，他使羅馬文化比以往更具希臘特色。同時，他還代表著一種巨大的轉變。公元1世紀，斯多葛派哲學家曾為精英階層反對皇帝提供了重要理由。在圖密善把哲學家趕出羅馬的七十年後，一位哲學家統治了帝國。
當然，這樣的時期很短暫。除了後來的一個特例[414]之外，馬可不僅是第一位統治羅馬的哲學家，也是最後一位。而且，馬可並非單純的哲學家，他還是一位皇帝。他同樣會態度嚴厲或反複無常，甚至擴大階級差異。在他執政期間，地方行省對基督徒的迫害愈演愈烈，而馬可肯定難辭其咎。作為將軍，他恪盡職守，卻稱不上出類拔萃。然而，馬可的確很偉大，因為在統治的過程中，他比其他任何皇帝都更加重視正義和善良。他崇尚仁慈，避免殘酷，經常尋求妥協，把責任當作自己的行為準則。馬可希望實現正義，並推行國內改革，但是對外戰爭耗費了他大部分的時間，這令他感到非常痛苦。不過，他隻是把抱怨留給了自己的日記，而在公眾麵前，他依然堅如磐石。
他必須如此。在馬可統治期間，羅馬經曆了前所未有的災難。除了兩條對外戰線上的鬥爭以及意大利北部和希臘遭受的侵略之外，羅馬帝國還見證了一場毀滅性的瘟疫和隨之而來的人力短缺，並麵臨著自然災害和財政危機。隻有像馬可這樣性格堅毅的人才能應對這些威脅，而且就連他也沒有完美地解決問題。
馬可·奧勒留以皇帝的身份統治了羅馬十九年，但是他的影響力卻跨越了數個世紀。
被選中的人
公元121年4月26日，馬可在羅馬出生。他的家族也屬於“希斯帕尼亞勢力集團”，一如圖拉真和馬可的遠親哈德良。他的祖先移居羅馬，而馬可便在這裏長大。他的原名是馬可·安尼烏斯·維魯斯，後來他通過收養關係進入皇室家族，改名為馬可·奧勒留。
跟許多其他的羅馬人一樣，馬可很早就失去了父親，當時他才三歲。原則上，他的祖父有責任撫養他，而他的繼父也應該提供幫助。但實際上，他的母親多米提婭·盧基拉扮演了重要角色。馬可和她生活在一起，直到他接近長大成人。
多米提婭·盧基拉出身高貴，非常富有，其財產包括羅馬城外的一座大型磚廠。她接受過良好的教育，能夠像理解拉丁語一樣讀懂希臘語。即使馬可年紀還小，她也經常坐在他的床邊，利用晚飯前的空餘時間跟他交談。馬可在《沉思錄》中感謝她教會自己“敬畏神明，寬容慷慨，嚴於律己，不僅要避免做壞事，而且連做壞事的念頭都必須杜絕；盡量過簡單的生活，遠離奢侈的惡習”[415]。盡管他首先得感謝祖父教會他崇尚美德和控製脾氣，其次感謝父親留給他謙遜和勇敢的名聲，但是關於母親，馬可有更多的話要說[416]。跟不少羅馬男性一樣，馬可也表示母親以重要的方式塑造了他。
公元138年，馬可的人生改變了。哈德良指定安東尼為養子和繼承人，並讓他收養了盧基烏斯·維魯斯和馬可。那一年的晚些時候，安東尼成為皇帝，而馬可則搬進了帕拉蒂諾山上的宮殿。
馬可有許多老師，其中大部分都是傑出的學者，最著名的一位便是當時最偉大的拉丁語演說家——馬爾庫斯·科爾涅利烏斯·弗朗托。弗朗托是來自北非的柏柏爾人，在羅馬當律師，憑借雄辯的口才發家致富。安東尼·庇護命令他教導自己的兩個養子，即馬可和維魯斯。弗朗托的書信流傳至今，包括他和馬可來往的不少信件。信上的內容顯示，未來的皇帝是一個嚴肅認真、天資聰穎的年輕人，不過有時也顯得活潑隨意，甚至比較輕率，而且他非常熱愛鄉間生活。馬可曾親自參與葡萄采收，還在騎馬時故意驅散了一位可憐牧人的羊群——隻是為了好玩[417]。那些信件容易誇大弗朗托在馬可心目中的重要性，實際上其他老師對這個年輕人的影響更大，隻是他們的書信並未幸存下來。
弗朗托和馬可用一種特殊的語言風格寫信，令人想起了“孌童戀”，即成年男子和少年之間的戀情。他們反複地說自己有多麽愛對方，有時顯得極其誇張[418]。他們之所以這樣做，一方麵是為了互相恭維，另一方麵則是想炫耀自己模仿希臘古典時期同性戀語言的能力。馬可和弗朗托應該沒有真的相愛，更別提發生肉體關係了，否則他們就不會在信中表達出來，畢竟這些信件有可能被馬可的母親或受過教育的奴隸看到，後者經常在羅馬的富裕家庭裏工作。羅馬的精英階層對同性戀很反感，甚至會檢舉涉及未成年羅馬公民的同性戀關係。在《沉思錄》中，馬可也讚成人們結束追求少年的做法[419]。
弗朗托希望馬可·奧勒留成為一名修辭學家。古希臘羅馬的修辭學家在現代美國文化中沒有對應的概念，我們可以想象一位常春藤盟校[4]畢業的律師，從小在歐洲生活，直到上大學為止，他在發言時總是把華麗的修辭手法和淵博的文學知識結合在一起，還摻雜著數不清的學術典故和晦澀難懂的詞語。經過多年的修辭學研究，馬可謝絕了這項提議，他決定成為一名哲學家。古羅馬的哲學家跟今天一樣，也是致力於深刻論辯的知識分子，隻是情況略有不同。對於古代人來說，哲學能夠為生活提供指導，而哲學家便是介於上師[5]和聖師之間的角色。
讓哲學家做皇位繼承人似乎是一件矛盾的事情。在羅馬，哲學最著名的特點是反對皇帝，而非支持皇帝。實際上，馬可最重要的哲學老師就是曾被圖密善流放的一位哲學家的後代。不過，在尼祿、韋斯巴薌和圖密善之後，皇帝們不再迫害哲學家了。正如塔西佗所言，此時的羅馬人享受著“難得的幸福，我們可以隨心所欲地思考，並自由表達觀點”[420]。
盡管馬可的哲學思想博采眾長，但斯多葛派哲學對他的影響最大，這也是在羅馬精英階層中最流行的哲學。斯多葛派提出，世界被一種指導萬物的理性原則所支配，那就是“邏各斯”(logos，希臘語)。通過追求美德，一個善良的人將過上順應自然的生活。在約束自我的基礎上，他們還相信宇宙的仁慈和人類的友愛，認為有神聖的天意在掌管一切。
斯多葛派哲學起源於希臘，但是它的嚴格自律迎合了羅馬的傳統觀念，而它的普世思想則適應了羅馬的帝國主義。在皇帝的統治下，這派哲學賦予了人們反抗的勇氣和理由，因為它主張服從更高的權力會導致道德的墮落。不過，斯多葛派哲學並未排斥君主製本身，它隻是拒絕獨斷和腐敗的君主製。如果一位皇帝開明而溫和，遵守國家法律，具有公益精神，尊重自己的臣民，那麽他也可以是哲學家。
因此，與其說哲學家馬可是一個怪人，不如說他是一個完人。在哲學的指導下，他實現了此前四賢帝所作出的承諾。
跟哈德良一樣，馬可也很欣賞愛比克泰德的哲學思想。這位希臘的斯多葛派學者完全有理由認為精神大於物質，因為他的身體和地位都讓他感受到了血肉之軀的極限。他是一個來自小亞細亞的自由奴，腿腳有殘疾，而他曾經的主人則是尼祿的自由奴。成為哲學家的愛比克泰德被圖密善流放——雖然在那名統治者死後，他可以平安地返回羅馬，但是他選擇了繼續流放。顯然，愛比克泰德更喜歡在地方行省安靜地生活。這位哲學家強調實現內心自由的重要性，他的學說對馬可影響很大。
後來，馬可回憶往事，認為弗朗托的影響力不如哲學方麵的老師，而且他對弗朗托的修辭學課程隻字未提。實際上，馬可甚至批評修辭學比哲學低級。他隻是感謝弗朗托幫助他了解了暴政的猜忌、狡詐和虛偽，以及所謂貴族階級缺乏的慈愛之情[421]。也許他是在委婉地感謝弗朗托讓自己成為一個誠實的演講者，而非花言巧語的騙子。
安東尼·庇護
安東尼幾乎沒有管理行省或領兵打仗的經驗，而哈德良也不指望這位五十一歲的繼任者能夠長期執政。老皇帝真正滿意的人選是馬可，因為馬可不僅是他的親戚，而且具備卓越的品性。哈德良根據馬可被收養前的姓氏維魯斯(Verus)給他起了一個綽號，叫“維利西姆斯”(Verissimus)，意即“最正直的人”。馬可顯然沒有回應這種讚美，他在《沉思錄》中感謝了眾多親戚朋友，卻並未提及哈德良。
令所有人驚訝的是，安東尼竟然統治了帝國二十三年，比哈德良的在位時間還要長。實際上，安東尼是自奧古斯都以來在位最久的皇帝。有人看到馬可的母親祈禱，便開玩笑說她肯定是在請求神明讓皇帝盡快死去，以便她的兒子能接替他[422]。至於皇帝對此有什麽反應，我們就不得而知了。無論如何，馬可一直等到四十歲才執掌大權。
安東尼出身於一個富裕的羅馬家族，他們來自高盧南部，因早年間支持韋斯巴薌而獲得了顯赫的政治聲望。安東尼娶了富有的安娜·蓋勒利婭·福斯蒂娜，即大福斯蒂娜，結果變得更加有錢。盡管兩人的共同財產非常可觀，但是安東尼剛被哈德良收養便開始擔心新職位帶來的開支了。據說不久以後，當大福斯蒂娜抱怨他對自家人太吝嗇時，安東尼回答：“愚蠢的女人，既然我們得到了一個帝國，那就沒有什麽東西是屬於自己的了。”[423]
安東尼使用“庇護”作為別號，在拉丁語中意即“可靠”或“忠誠”。一方麵，這是指他堅持讓不情願的元老院把神化的榮譽授予他的養父哈德良；另一方麵，這也代表了他對自己的家族成員以及更為普遍的家庭價值觀所作的承諾。在當上皇帝以後，他不僅采取了非比尋常的措施，使妻子獲得了奧古斯塔的頭銜，而且大量增加了描繪皇後的硬幣。
不過總體而言，安東尼還是屬於保守派。雖然他稱不上優秀的建造者，但是他的確主持了一項重要的建築工程，證明他無愧於這個國家的傳統。他在瑪提蒂雅神廟和瑪西婭娜神廟旁修建了一座哈德良神廟，三者挨著萬神殿依次排開，在羅馬漫步的行人會連續看到阿格裏帕(在萬神殿上)、瑪提蒂雅、瑪西婭娜和哈德良的名字。安東尼想借此表達，作為哈德良忠誠的養子，他有權統治帝國，他的合法地位不亞於奧古斯都本人。
安東尼高度重視元老院，跟哈德良的殘忍不同，他和元老院保持著良好的關係。而且，他也並未延續哈德良的巡遊。實際上，在成為皇帝以後，安東尼再也沒有離開過意大利。雖然節儉的安東尼一反哈德良的做法，限製了建築工程的實施，但他是一個務實主義者，經常向羅馬平民和軍隊發放錢財。公元148年，他舉行了一係列盛大的競技比賽來紀念羅馬建城九百周年。人們通常認為羅馬建立於公元前753年4月21日，盡管我們不知道建城的真實日期。由於這些活動耗資巨大，安東尼不得不暫時減少了羅馬硬幣的含銀量。
根據當時的一篇著名講稿來判斷，地方行省的精英階層並未因見不到皇帝而感覺自己被忽視了。出生於小亞細亞西北部的埃利烏斯·阿裏斯提德斯是一個富有的希臘人，也是一位羅馬公民，他來到首都，在安東尼麵前發表了一次演說。他強調了羅馬和平的偉大，並頌揚了羅馬把公民身份授予數萬人的公平做法。他表示：“您管理著整個文明世界的公共事務，仿佛這就是一座城邦。”[424]他讚美羅馬人讓戰爭在帝國境內成為過去，促進了農業、貿易和公共建築的繁榮發展；與此同時，他們還利用一種比城牆更強大的力量保護邊境，那就是羅馬軍隊。“整個世界，”他宣稱，“已經變得像花園一樣美麗。”[425]
安東尼也許很高興聽到別人這樣說，因為他對軍事幾乎毫無興趣。他的將領們解決了達契亞和毛裏塔尼亞的邊界問題，並重點鎮壓了不列顛的一場叛亂，挺進蘇格蘭南部，修築了安東尼長城。那是一道草皮牆，位於哈德良的磚牆以南，二者相距甚遠。不過，在安東尼長城完工後的十年內，羅馬人都沒有使用它，他們顯然認為這種增加領土的嚐試太激進了。
馬可在《沉思錄》中歌頌安東尼，稱他致力於滿足帝國的需求，幹勁十足，勤勉刻苦，理性可靠，態度謙遜，不慕虛名，不喜奉承，寬容仁慈，自律果斷[426]。簡而言之，他是一個堅定不屈的人。但是，馬可並未提及軍事問題，在描述羅馬皇帝時，這是一種罕見的沉默，而且恐怕不是讚美。風暴正在湧向帝國的邊境，而事後回想起來，安東尼沒有為羅馬做過任何準備。
國內的正義
公元161年3月7日，安東尼在自己的鄉間別墅去世了。傳聞他臨終前說的最後一個詞是“鎮定”[427]，即在重壓之下保持冷靜。對於他的繼任者來說，這是一條很好的建議。
在許多方麵，馬可都為繼承皇位做好了充分的準備。他接受的教育使他在修辭學和哲學領域得到了一流的訓練，而且他的品性足以媲美曾經統治羅馬的任何人。在成為皇帝之前，他擔任過羅馬的所有重要公職。但是，他也有明顯的缺點。安東尼一直把馬可牢牢地拴在意大利，據說在其執政的二十三年間，馬可隻有兩天晚上不在安東尼身邊[428]。直到馬可登基時，他還沒有機會指揮軍隊或管理行省。實際上，他甚至從未離開過意大利。相比之下，奧古斯都在二十一歲時就已經擁有豐富的軍事和外交經驗了。
盡管哈德良讓安東尼同時收養了馬可和盧基烏斯·維魯斯，但是安東尼顯然打算傳位給馬可。不過令人驚訝的是，馬可卻把維魯斯變成了自己的共治者。馬可扮演著資深合夥人的角色，他年紀更大，威望更高，而且獨立擔任大祭司之職。維魯斯是一個名副其實的紈絝子弟，隻是不像尼祿或圖密善那樣殘暴而已，雖然他的影響力很小，但是以前從未出現過共治皇帝。
馬可為何要指定一位共治者呢？這個問題曾有過許多爭議。或許他想尊重哈德良的意願，或許他希望騰出時間來鑽研哲學——即使在當上皇帝以後，他也依然去參加哲學講座。或許馬可畏懼維魯斯的強大家族，所以寧願讓他們高興地登堂入室，免得他們在外麵惹是生非。不過，真正的原因或許是，作為一名哲學家，馬可清楚地意識到，一個人難以完成皇帝的工作。若果真如此，那他就超越了自己所處的時代。雖然接下來的繼任者並未效仿他的做法，但是在一個多世紀之後，兩帝共治變成了羅馬的標準配置。
另一個因素可能是馬可的健康問題，隨著年齡增長，他的身體逐漸惡化，具體症狀包括胸痛、胃痛、咳血和頭暈。這位皇帝請到了曆史上著名的醫生蓋倫為自己看病，這是一位住在羅馬的希臘人。有一次，在蓋倫治愈了衰老的馬可之後，皇帝宣布他是“傑出的醫生和獨特的哲學家”[429]。
為了皇帝的長期保養，蓋倫開出了“底野迦”，這是一種由各類天然成分混合而成的藥丸，需要以葡萄酒送服。蓋倫在其中額外添加了一味藥材——鴉片。雖然我們沒有確切的證據，但是這位醫生使用的鴉片數量很可能足以讓皇帝上癮。
馬可在執政早期就頗受歡迎。他不像哈德良那樣詭計多端，而是坦白直率，至少對於政治家來說，他已經很誠實了。馬可思維嚴謹，但是自認為不算機智[430]。他能夠容忍異議乃至侮辱，而且做事非常努力。在上台之初，馬可曾寫信給弗朗托，表示自己很難放鬆下來。考慮到他的認真程度，我們完全可以理解他為何會這樣說。
在處理法律方麵的事務時，馬可表現得格外謹慎和明智。他特別關心釋放奴隸、給未成年人和孤兒指定監護人以及為地方行省挑選市政會成員等問題。他鐵麵無私，卻又通情達理，因此贏得了良好的聲譽。跟前任一樣，馬可也竭盡所能地支持奴隸爭取自由。
馬可想方設法地向元老院表達敬意。他擴大了這個機構的司法權力，即使在皇帝有權決定的情況下，他也會尊重元老院的意見。隻要他身在羅馬，就會盡量參加元老院的會議。如果有元老被指控犯下死罪，那麽他會在公開證據前先進行秘密調查。
在其他方麵，馬可也深受民眾愛戴。他對職業告密者置之不理，改善幫助貧困兒童的福利計劃，密切關注糧食供應的問題。他命人維持羅馬街道的衛生和良好狀態，確保意大利地區的市政會人員充足、運作有效。不過，在馬可采取的措施中，有一件事恐怕不受歡迎：他討厭人們互相殘殺，因此在觀看競技比賽時，他總是讓角鬥士使用鈍劍[431]。然而，公眾更喜歡血腥場麵。
跟前任一樣，馬可非常節儉。而且，他很快也發現軍費開支成了自己需要操心的頭等大事。可想而知，他自然會限製建築工程的數量，效仿安東尼，而非哈德良。在羅馬，馬可豎起一根紀念柱來標誌安東尼的神化，並修建了一座或幾座凱旋門。還有一根慶祝馬可在戰爭中獲勝的紀念柱，今天依然挺立在羅馬，我們不知道它的建造始於馬可還是他的繼任者，不過直到馬可去世十年後，這根紀念柱才徹底完工。雖然他的騎馬像現在舉世聞名，但是跟某些皇帝留下的雕塑相比卻顯得頗為樸素。那尊騎馬像是為了慶祝馬可擊敗日耳曼部落而鑄造的，也許可以追溯到他執政末期或是他死後不久。
婚姻素描
跟哈德良一樣，馬可也是通過婚姻關係進入了皇室家族，不過，他登上的平台更高。哈德良娶了皇帝的甥外孫女，而馬可則娶了皇帝的女兒。盡管哈德良已經任命馬可為最終繼承人，但是在哈德良死後，安東尼完全可以撤銷這項指令。然而，他卻把自己的女兒交給了馬可，進一步保障了前任的決定。而且，馬可還是安東尼之妻的侄子。
馬可的新娘安娜·蓋勒利婭·福斯蒂娜[6]幾乎一直生活在宮中，享受著各種特權，因為在她八歲時，她的父親就當上了皇帝。她的母親大福斯蒂娜是一個非常富有的女人，在安東尼登基時獲得了奧古斯塔的稱號；兩年後，在福斯蒂娜十歲時，她就去世了，並且被封為女神。安東尼以妻子的名義設立了一個慈善機構，叫“福斯蒂娜的姑娘們”，專門幫助窮人的女兒。很快，羅馬廣場的邊緣又建起了一座紀念大福斯蒂娜的神廟。
五年後，福斯蒂娜嫁給了馬可。他二十四歲，而她十五歲。又過了兩年，福斯蒂娜剛生下第一個孩子，她的父親便授予了她奧古斯塔的頭銜。馬可隻是愷撒，所以福斯蒂娜的地位比丈夫更高。顯然，安東尼非常疼愛自己的女兒。他曾表示，他寧可跟她一起住在荒蕪的海島上，也不願沒有她的陪伴而住在羅馬的宮殿裏[432]。臨終前，安東尼把國家和女兒都托付給了馬可，他去世於公元161年3月7日。
當馬可登基為帝時，福斯蒂娜成了第一個繼承母親皇後之位的羅馬女性。在馬可掌權的六個月後，她生下一對雙胞胎兒子，又成了自尼祿的妻子波培婭以後第一位在丈夫做皇帝期間分娩的皇後。距離第一胎已經過去了十四年，而福斯蒂娜依然沒有停止懷孕。最終，她生下了十四個孩子，這是一項驚人的紀錄，宮廷將其作為政治宣傳的重點，醒目地刻畫在硬幣上[433]。然而，隻有不到一半的孩子活過了童年期，悲慘的現實提醒我們，那是一個嬰兒死亡率很高的世界[434]。
年輕的福斯蒂娜出身高貴，家財萬貫，擁有很強的生育能力，而且她的半身像[435]還顯示，她非常美麗。硬幣上的圖案將她跟維納斯聯係起來[436]，那是代表愛、性和勝利的女神。自律的馬可大概把他對情欲的興趣限製在了生育的範圍之內。同時，他很驕傲自己直到必要時才失去了童貞。這兩人不僅性情迥異，而且想法也不同。福斯蒂娜幹涉丈夫的政務，她密謀排擠了一些馬可支持的高官。福斯蒂娜任性胡鬧，而馬可卻嚴肅認真，他們倆的相處模式恐怕並不輕鬆。
羅馬的流言工廠製造出各種傳聞，聲稱悶悶不樂的福斯蒂娜跟許多人有染，不隻是名門貴族，還包括底層人物。馬可的朋友告訴他，福斯蒂娜曾在她的海濱別墅裏跟角鬥士和水手上床。這些朋友勸他，即使不處決福斯蒂娜，起碼也應該和她離婚。據說馬可回答：“如果我們要趕走自己的妻子，那我們必須歸還她的嫁妝。”[437]這是指他從嶽父手中繼承的帝國。
馬可大概非常清楚，帝國是一項家族事業。有權勢的人總會招來惡意的流言蜚語，而女性更是如此，畢竟羅馬人有嚴重的厭女症。況且，倘若這些事情是真的，那麽人們就會質疑他的孩子是否具有合法地位。所以，馬可完全有理由否認妻子不忠的傳聞。無論如何，這位皇帝真心欣賞福斯蒂娜，他曾在《沉思錄》中稱讚她順從、親切而坦率[438]。
馬可非常疼愛自己的孩子。例如，他把小女兒福斯蒂娜比喻成“沒有陰霾的天空，近在咫尺的希望，即將實現的夢想，最為純粹的喜悅，完美無瑕的驕傲”[439]。他還在書中多次提到了失去孩子的痛苦[440]。
惡性循環
很快，外交事務就轉移了馬可對家族的注意力。實際上，在他執政期間，戰爭的循環遮蔽了一切，把他從思想開明的革命家變成了身陷重圍的戰士，讓他離開國內的陽光，去邊境的黃昏下搏鬥。一個幾乎毫無軍事背景的人被迫擔任戰地指揮官，犯錯也就在所難免。
兩線作戰將成為長期困擾帝國的安全問題，在馬可·奧勒留的統治下，羅馬首次遭遇了這種情況。第一場危機發生在東部，帕提亞人察覺到了羅馬的軟弱，他們很清楚那裏已經數十年沒有出過軍事領袖了。他們進攻亞美尼亞，廢黜支持羅馬的國王，擁護帕提亞的盟友上台。當一位羅馬將領奮起反擊時，帕提亞人消滅了他的軍團，而這位將領也自殺身亡。接著，帕提亞人又入侵敘利亞，打敗了當地的總督。
在如此嚴峻的形勢下，皇帝必須親自出征了。馬可和維魯斯都沒有軍事經驗，不過維魯斯更加年輕健壯，所以馬可便派他趕往戰場。在羅馬，沒有人會想念維魯斯，而且即使他回來，也不會威脅到馬可的地位。維魯斯在東部隻是一個有名無實的司令，真正的指揮權掌握在經驗豐富的將領手中。
為了對付帕提亞人，馬可從羅馬的西部邊境調去了三個軍團以及其他部隊。這是必要的措施，但也非常危險，因為多瑙河以北的強敵可能會乘虛而入。不過，羅馬沒有戰略預備隊，這個根本性的弱點使得皇帝別無選擇，隻能根據情況調動軍團。
事實證明，那些軍團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這場對抗帕提亞的戰爭持續了四年，但是最終大獲全勝。羅馬奪回了亞美尼亞，並重新任命了一個非常合適的人做國王：一位擁有帕提亞貴族血統的羅馬元老。隨後，羅馬人在美索不達米亞**，燒毀了一座帕提亞宮殿，還可恥地洗劫了一個友好的城市。
公元164年，馬可把自己的女兒盧基拉許配給了維魯斯。她年僅十四歲，而她的丈夫已經三十三歲了。這位少女不得不離開羅馬，跨越漫長的距離，前往東部舉行婚禮。不過，那是戰爭時期，每個人都必須作出犧牲。也許是為了表示安慰，馬可立即將她封為奧古斯塔，她甚至還沒有生育，當初她的母親是在生下孩子之後才獲得這個頭銜的。
帕提亞在三十年內都沒有再挑戰羅馬，但西部邊境仍舊不太平。公元166—167年，日耳曼人攻擊了多瑙河沿岸的羅馬行省。這是帝國曆史上的重要轉折點。在過去的幾十年間，日耳曼人從未對羅馬造成嚴重的威脅，而此時他們突然大動幹戈。在接下來的數個世紀中，他們會斷斷續續地騷擾帝國，直到占領西部。更糟糕的是，166—167年的入侵者本身也被北方的其他民族所驅趕。這是一次曆史性大遷徙的開端。
入侵者充分利用了西部羅馬軍隊力量減弱的機會。馬可試圖通過組建兩個新軍團來頂替奔赴東部協助維魯斯的三個軍團，但是新軍團缺乏經驗，而且人數不足。
馬可還沒有來得及對付入侵者，帝國又在公元167年遭遇了新的危機，那就是瘟疫。此乃古代文獻中的說法，但這種疾病很可能是天花；現代曆史學家稱之為“安東尼瘟疫”或“大瘟疫”。古代世界曾出現過許多重大的流行病，我們無法確定這究竟是情況最嚴重的一次，還是記載最詳細的一次。具體的死亡數字並不清楚，不過肯定有近百萬或幾百萬人喪生。
我們有理由認為，這場瘟疫發源於中亞，先是向東傳播到中國，接著又通過絲綢之路的貿易往來傳播到中東。羅馬士兵在美索不達米亞感染了病毒，將其帶回帝國各地，而商人也是一樣。曾經給羅馬和平帶來榮耀的康莊大道和安全海域變成了致命疾病的傳播途徑。對於一個世界性的帝國來說，這是一場世界性的流行病，而且也是我們最了解的古代流行病。痛苦和死亡並沒有摧毀相關資料，它們在許多地方幸存下來，包括埃及、小亞細亞、高盧、日耳曼尼亞、意大利，尤其是羅馬——畢竟條條大路通羅馬。
羅馬的情況變得非常糟糕，就連名醫蓋倫都返回了位於小亞細亞的家鄉，生怕被傳染[441]。與此同時，在東部的希臘城市，人們把一節詩文刻在門口，祈求阿波羅的保佑[442]，沒想到卻適得其反——也許是因為他們變得過於自信，不再采取預防措施了。後來，有一位幸存者回憶那段日子，還記得瘟疫中的哭泣和呻吟，以及死人躺在門前的情景，醫生們不得不兼任護理人員，因為疾病害死了他們的奴隸[443]。
馬可原本想在公元167年北上，結果卻被迫留在羅馬對抗瘟疫。公元168年，他終於奔赴前線，維魯斯也隨後趕到。這是馬可第一次離開意大利，而且此行成功地恢複了邊境的秩序，盡管是暫時性的。在歸途中，兩位皇帝曾於意大利東北部稍作停留，蓋倫在那裏跟他們會合，發現疫情已經變得非常嚴重[444]。馬可和維魯斯隻帶了少數士兵返回羅馬，大部隊依然留在北方，而且許多人都不幸喪命，因為冬季的寒冷使他們更加難以克服疾病。蓋倫逃過一劫，而維魯斯則沒有那麽幸運。公元169年初，在返回羅馬的路上，維魯斯去世，很可能死於天花。馬可把他的遺體護送至羅馬，安葬在哈德良陵墓中，並宣布他為神明。
另外，北部邊境的危機仍未消除。在瘟疫發生之前，羅馬就兵員不足，天花的出現則造成了人力的進一步減少。政府必須招募新士兵，可是軍餉又需要很多錢。因此，羅馬隻好采取了不受歡迎的解決方案。馬可再次降低了硬幣的含銀量，就像在安東尼·庇護的統治時期一樣。而且，國家還把視線投向了奴隸、角鬥士、所謂的強盜土匪(至少是暴徒)和來自希臘城市的警察，將這些人也編入了輔助部隊。
當維魯斯去世時，馬可的女兒盧基拉才二十歲。馬可想讓她再嫁給提比略·克勞狄烏斯·龐培亞努斯，此人是一位高級元老，曾擔任過執政官，但是他已經五十一歲了，而且來自敘利亞。這似乎大大貶低了盧基拉的地位，畢竟她原本是共治皇帝的妻子。她和她的母親福斯蒂娜都表示反對，然而馬可說服了她們[445]。盧基拉為新丈夫生了一個兒子，他將來會步入政壇，並在許多年後被另一位皇帝處死。
公元169年秋，馬可重返北方。次年春天，他向多瑙河對岸發起了大規模進攻。這次行動開始於一場鬧劇，皇帝同意把兩隻獅子扔進河裏，以此來贏得神明的支持。那兩頭野獸好不容易遊到另一邊，卻被敵人用棍棒打死了。最終，這場戰役在淚水中落下帷幕，羅馬遭遇了慘敗，可能有多達兩萬人喪生。隨後，敵人設法包抄了剩餘的羅馬軍隊，並衝進了意大利北部。他們燒毀了一座城市，又圍攻了另一座城市。其他人則入侵希臘地區，一路向南，最遠抵達了雅典的郊外，並在那裏摧毀了用於舉行秘儀的聖殿。
這是外國軍隊在將近三百年間第一次進攻意大利，羅馬的邊境防禦已經被瓦解了。事後回想起來，其實並不奇怪。多瑙河前線的士兵數量不斷減少，大瘟疫又削弱了羅馬各地的力量。馬可從未擔任過軍隊指揮官，而且他手下有許多人都是毫無經驗的新兵，由於帝國長期處於和平狀態，就連邊境的老兵也沒有經曆過幾場戰鬥。
公元171年，局麵開始好轉。馬可的新女婿龐培亞努斯率領一支羅馬軍隊，把入侵者趕出意大利，並在多瑙河沿岸的一場戰役中擊潰了他們。與此同時，馬可在邊境跟日耳曼使者談判，試圖讓敵方的部落互相爭鬥。公元172年，他重新向對岸發起進攻，在多瑙河的另一邊一直征戰到公元175年。
在這段時間裏，羅馬人見證了兩個奇跡[446]，並將其作為政治宣傳的重點進行展示。首先，一道閃電摧毀了敵軍的攻城器械。其次，在炎熱的夏天，一個精疲力竭的軍團被敵軍包圍，因為沒有水，他們差點兒就要投降了；突然之間，大雨傾盆而下，拯救了羅馬人。異教徒和基督徒立即開始爭論，究竟是誰的祈禱打動了上天[447]。
馬可成功地實施了另一項對付蠻族的計劃，那就是把他們安置在帝國的領土上。他們分散在各個行省，從羅馬的日耳曼尼亞(即今德國西南部和法國的阿爾薩斯)到達契亞(羅馬尼亞)，甚至包括意大利。雖然許多人都批評他采取綏靖政策，將危險的蠻族人引入帝國，但是馬可的看法卻截然不同。他相信自己能把敵人的士兵變成羅馬的農民，同時還提供給帝國急需的人力資源。
公元175年，馬可跟居住在多瑙河對岸的日耳曼部落達成了協議。與其說是和解，不如說是休戰，因為羅馬無法製伏自己的敵人。不過，對方釋放了擒獲的羅馬戰俘，還送給馬可八百名騎兵為羅馬軍隊效力，他們大部分都被派往不列顛去鎮守邊境了。根據最近的一項重大發現來判斷，其中有些騎兵是女性。考古學家在哈德良長城附近挖掘出一具女性骸骨[448]，似乎正是這支部隊中的女騎兵。雖然羅馬人禁止女性參軍入伍，但是某些蠻族人卻允許女性上陣打仗，希臘人和羅馬人認為那就是亞馬孫人[7]。
馬可並非天生的戰士，但是他努力完成了自己的任務。這是他的職責，而馬可一向很有擔當。他在《沉思錄》中寫道：“每時每刻都要像羅馬人和男子漢那樣思考，保持高貴而樸素的尊嚴，遵循仁慈、自由和正義的原則，做好手頭的事情，摒棄一切雜念。”[449]
馬可完成了自己的任務，但是他並不享受這個過程。他曾在私底下明確表示，他不讚成戰爭和征服。實際上，他甚至把勝者比作強盜：“蜘蛛為捉到一隻蒼蠅而自豪，就像一個人驕傲地逮住可憐的野兔，或是捕獲一條小魚，或是獵殺野豬和棕熊，或是俘虜薩爾瑪提亞人(作者按：一個日耳曼部落)。仔細想想，這種人難道不是強盜嗎？”[450]
跟馬可一樣，福斯蒂娜也為戰爭作出了犧牲。她被迫賣掉了一些綢緞和珠寶，以便籌措資金填補國庫。更糟糕的是，她還陪著馬可在邊境生活了好幾年。他們把卡農圖姆(位於今奧地利)和西爾米烏姆(位於今塞爾維亞)作為基地，這兩座城市是行省首府，雖然以後會經曆輝煌的歲月，但此時還是黑暗而寒冷的邊塞重鎮，距離羅馬的宮殿非常遙遠。一百五十年前，大阿格裏皮娜曾追隨她的丈夫日耳曼尼庫斯奔赴日耳曼尼亞和敘利亞，從那以後便再也沒有皇室女性住在前線的軍事指揮部了。公元174年，馬可將福斯蒂娜封為“軍營之母”(Mater Castrorum，拉丁語)[451]，使她成為第一位獲此頭銜的皇後。這種做法在危急時刻鼓舞了公眾的士氣，但是也許難以補償福斯蒂娜所放棄的舒適環境。
叛亂
在維魯斯領導的帕提亞戰爭中，阿維狄烏斯·卡西烏斯是最成功的將領。他非常值得關注，作為騎士之子，他超越了自己的父親，獲得了元老的身份。在維魯斯手下，阿維狄烏斯征服了兩座位於美索不達米亞的帕提亞大城市。接著，他又當上了補任執政官和故鄉埃及的總督。最後，他甚至掌握了統領羅馬東部所有行省的特殊指揮權。麵對如此巨大的成功，恐怕任何人都會被衝昏頭腦，阿維狄烏斯就更是如此了，他認為自己的祖先是曾經追隨亞曆山大大帝的敘利亞國王。
公元175年，阿維狄烏斯決定奪取皇位。他發動了一場嚴重的叛亂，背後有東部大多數地區的支持，包括埃及、敘利亞等重要行省。這令人想起了每一位皇帝的困境：如果把光榮的軍事任務交給別人，那麽這個人就有可能會覬覦你的寶座。但是，皇帝無法事事親力親為，而且很少有皇帝具備傑出的軍事才能，足以勝任戰地指揮官的工作，隻有極個別皇帝(比如奧古斯都)能找到一名可靠的朋友來指揮軍隊並把功勞留給統治者。
然而，從另一方麵來講，阿維狄烏斯的叛變也有獨特之處。根據文獻記載，福斯蒂娜曾給他寫信，鼓勵他造反。這似乎又是一次針對女性的惡意誹謗，不過學者們認為其可信度較高，盡管沒有確切的證據。畢竟，馬可的健康狀況很差，福斯蒂娜確實有理由為自己和孩子的未來擔心。她唯一幸存的兒子康茂德年僅十三歲，這個孩子很可能會輸給其姐姐盧基拉的丈夫。也許福斯蒂娜寫信告訴阿維狄烏斯，如果馬可死了，她就會支持他，結果他誤以為馬可已經死了。
於是，叛亂開始了。馬可年邁的希臘語老師是雅典最富有的人，他寫信向阿維狄烏斯表達了自己的觀點，信上隻有一個詞：“emane?s”，即希臘語的“你瘋了”[452]。與此同時，在遙遠的西爾米烏姆，馬可集結兵力，準備向東進軍，鎮壓叛亂。然而，他還沒起程，一位百夫長便殺死了阿維狄烏斯，結束了暴動，大概是此人聽說馬可還健在，所以想棄暗投明。這場叛亂僅僅持續了三個月零六天。
馬可非常幸運，而且他不想報仇。阿維狄烏斯的首級被送到了他的麵前，但是他不忍直視。毫無疑問，他同意燒毀阿維狄烏斯的信件，甚至有可能是親自下令，那些信件中肯定至少有一封可以作為福斯蒂娜謀反的罪證。
叛亂結束了，不過馬可依然決定前往東部。為了慎重起見，他應該讓東部的臣民看到他們的皇帝還很健康，能夠掌控自己的家庭，而且有一個強壯的兒子來繼承皇位。
公元175年末，馬可率領皇家團隊抵達安納托利亞高原中南部，停在了山腳下的一座小鎮上(位於今土耳其中南部)。他們身後約24千米處是經濟發達的大城市泰安那，在圖拉真和哈德良統治時期剛剛建造了壯觀的渡槽；他們的前方是“奇裏乞亞門”，即通往地中海的山口，幾個世紀前，亞曆山大大帝的軍隊曾沿著這條路線前進，征服了波斯帝國。
馬可的隨行人員數量眾多，不僅有他的妻子、兒子和至少一個女兒，還有所謂的夥伴(他最親密的顧問)以及一大群士兵，其中包括一支蠻族部隊。此行的目的是改善東部的局勢，讓值得信賴和心懷鬼胎的臣民都見到皇帝，並且懲罰造反者。
除了這對夫妻彼此之外，沒有人知道他們的婚姻生活中究竟發生了什麽。不過，馬可似乎原諒了福斯蒂娜煽動叛亂的行為。然而，厄運還是降臨了。福斯蒂娜雖貴為奧古斯塔、軍營之母，又是安東尼·庇護之女、馬可·奧勒留之妻和康茂德之母，卻未能在華麗的莊園裏走完人生的最後一程，而是在這座塵土飛揚的路邊小鎮去世了。
相關資料指出，福斯蒂娜或許是自殺身亡[453]，但事實恐怕並非如此。四十五歲的她已經生了十四個孩子，而且很可能再一次懷孕了，加上她還患有痛風，阿維狄烏斯造反的後果也給她帶來了壓力。所以，她大概屬於自然死亡。
在公開場合，馬可表現得非常悲傷，而私底下，他在《沉思錄》中對福斯蒂娜的讚揚也證實了他的真實感受[454]。這位鰥夫讓元老院神化他的亡妻，還命人打造硬幣，宣稱她已經升入群星之中了[455]。同時，他不再追究那樁牽連她的陰謀，要求元老院饒恕涉嫌參與造反的人。他寫信告訴諸位元老：“但願在我執政期間，你們不會有人因為我的批準或你們的批準而遭到殺害。”[456]他下定決心，選擇了原諒和遺忘。
毫無疑問，福斯蒂娜在她去世的地方被火化了，盡管周圍的環境非常簡陋。不過，這座小鎮不會一直簡陋下去，它獲得了城市所能擁有的最高地位，變成了羅馬公民的殖民地。而且，它還有了一座供奉新女神的廟宇和一個嶄新的名字：福斯蒂娜波利斯，即福斯蒂娜城。
福斯蒂娜可能會感到很滿意，不過她也許更喜歡元老院同意在羅馬給予她的各項榮耀[457]，其中包括一座祭壇，城裏結婚的每一對新人都必須在此向她獻祭。跟她的母親一樣，她也擁有了一個為紀念她而設立的慈善機構，專門幫助貧窮的女孩，受益人被稱作“新福斯蒂娜的姑娘們”。元老院決定把福斯蒂娜和馬可的銀像放入維納斯與羅馬神廟中，即哈德良建造的那座偉大神廟。最重要的是，在馬可的親自監督下，一尊福斯蒂娜的金像被運進了羅馬角鬥場，擺到她曾經觀看比賽的位置上，而所有身份顯赫的女性都坐在周圍。
在南下前往埃及的途中，馬可在曾經支持叛徒阿維狄烏斯的巴勒斯坦行省稍作停留。一份羅馬文獻聲稱，皇帝發現那裏的猶太人非常喜歡爭吵，因此宣布他們比多瑙河邊境的蠻族人還要差勁[459]。不過，《塔木德》卻表示，馬可接見了拉比猶大一世[460]。此人不僅是族長，而且是《密西拿》的編者，這是一部口傳律法集，現在依然為猶太傳統中最具影響力的文獻之一。不難想象，熱愛哲學的馬可肯定很樂意跟知識淵博的拉比交談。
在離開東部之前，馬可視察了雅典，他和康茂德追隨哈德良的腳步，受邀參加了秘儀。馬可命人重建了在公元170年被摧毀的聖殿，實際上這標誌著帝國已經恢複常態。在雅典逗留期間，馬可還抽空任命了四位哲學教師。
共治皇帝
公元176年，馬可回到了羅馬。他決定讓康茂德接替維魯斯，成為共治皇帝。康茂德才十五歲，但是充滿戰爭和瘟疫的年代不允許他的青春期持續太久。這個少年已經跟隨父親去過北方前線和東部地區，積累了一些管理經驗。而且，馬可明白自己有責任為皇位的傳承做好準備。然而，他似乎沒有認真考慮，康茂德可能無法勝任這份工作。
在羅馬，馬可對關於奴隸的事務作出了重要裁決，采取了恩威並施的手段。他保護那些被主人釋放的奴隸，使其免受第三方的奴役。同時，馬可也命令總督及其他政府官員和治安部隊幫助奴隸主尋找逃跑的奴隸，社會秩序的混亂可能導致了逃奴數量的上升。
基督徒承擔著巨大的風險，他們經常被當作各種麻煩的替罪羊，還得為角鬥士的短缺付出代價。軍隊正在招募角鬥士入伍，競技場很難找到選手來參加比賽，所以元老院允許地方當局購買罪犯作為角鬥士。羅馬人要如何提供更多的罪犯呢？他們似乎增加了針對基督徒的指控。
因此，羅馬的社會現實非常黑暗，充斥著疾病、侵略和迫害。在多瑙河前線，敵人重新發起進攻，使帝國的氣氛變得更加壓抑。不過，當馬可在公元178年8月再度告別羅馬返回戰場時，他留下了光明燦爛的一幕，就像是柏拉圖學園裏的情景。一個特殊的代表團湧向皇帝，正如後來的一份文獻所言：
馬可是如此睿智、文雅、正直而博學，以至於當他準備帶著自己的兒子康茂德·愷撒攻打馬科曼尼部落時，一群哲學家簇擁著他，懇求他不要急著投身於戰鬥，而是先為他們解釋一些晦澀的哲學難題。[461]
在離開羅馬之前，馬可也向元老院和傳統宗教表達了敬意。他在卡比托利歐山上宣誓，說自己從未傷害過任何元老的性命。他還參加了一個古老的儀式，扔出一根沾滿鮮血的標槍，象征著羅馬攻打敵人領土的正義。
《沉思錄》
關於這段艱苦歲月，有一份個人記錄流傳至今。公元172—180年，馬可在北部邊境及其他地方的軍帳中獨自完成了《沉思錄》。第二卷標著“寫於誇迪人包圍的赫龍河畔”，第三卷標著“寫於卡農圖姆”，而剩餘的部分則沒有說明具體地點。
他寫《沉思錄》是為了自己，不是為了公眾，那原本是私人筆記。一位古代編者曾稱之為《致自己》，而“沉思錄”是一個現代標題。我們並不清楚這些筆記最終究竟是如何出版的，也許馬可的朋友或自由奴保存並傳播了他的手稿，不過人們更願意相信是他的女兒科尼菲基婭公布了父親的傑作。她是馬可最後一個幸存的孩子，在馬可去世多年以後，另一位皇帝逼迫她自殺身亡。她的遺言頗有父親的風範：“我那可憐而憂傷的靈魂啊，困在無用的軀體裏。去吧，掙脫束縛!讓他們知道，你是馬可·奧勒留的女兒!”[462]
馬可寫《沉思錄》用的是希臘語，而非拉丁語。希臘語是哲學的語言，不過對於先前的許多羅馬哲學家來說，拉丁語已經足夠了。馬可選擇了希臘語，這也標誌著帝國東部的聲望正在不斷上升。
《沉思錄》是古代斯多葛派哲學的最後一部重要著作，而且在今天也是最受歡迎的一部。這肯定不是因為其內容樂觀向上，畢竟馬可關注的重點經常是死亡和人生的空虛。他說，我們的人生猶如飛翔的麻雀一樣轉瞬即逝，就連過去的偉人也無法避免逝去的命運——奧古斯都和他的臣子都已經與世長辭，亞曆山大大帝和他的馬夫也雙雙化為塵土。
關於如何麵對人生的挑戰，馬可給出了他的建議，但是並不適合膽小之人。他寫道：“要做一塊岬角的岩石，任憑海浪不斷拍打，我自傲然挺立，而周圍的波濤終將平息。”[463]
當然，馬可也提供了實現尊嚴和獲得成就的秘訣。他表達了對自然世界的深切敬意以及對神聖天意的由衷信仰：
如果你能致力於眼前的事情，認真、積極、從容地遵循正確的理性，心無旁騖，讓神聖的靈魂保持純淨，好像你馬上將要把它歸還給造物主一樣；如果你堅守這樣的原則，不貪求，不畏懼，順應自然，談吐真誠，那麽你就會過得很幸福，誰也無法阻擋。[464]
馬可還非常重視更加廣闊的天地，他甚至把目光投向了自己統治的帝國之外。古代的斯多葛派哲學強調世界主義，而馬可很好地展現了這一點：“我的本質是理性和社會的。作為奧勒留·安東尼，我的國家和城市是羅馬；而作為一個人，我的國家和城市就是世界。”[465]
不過，他的最大缺點是憤怒。馬可曾多次坦承，他很難控製自己的情緒，他總是對共事者的膚淺和軟弱感到失望。但是，他知道自己必須克服這種失望，壓抑內心的憤怒。
簡而言之，馬可不像是一尊冰冷生硬、死氣沉沉的雕塑，倒像是一個我們認識和欽佩的熟人。當他對我們說話時，他不是博物館裏的藝術品，而是親切的顧問乃至朋友。
康茂德
馬可的生命終結在他晚年最常生活的地方：羅馬的多瑙河邊境，也許就是西爾米烏姆或那座城市附近。他死於公元180年3月17日，未滿五十九歲。馬可患上了嚴重的疾病，可能是天花或癌症。有人指出，盡管馬可已經病入膏肓，但是他的醫生們依然殺害了他，希望借此取悅同在前線的康茂德[466]；此人聲稱這個消息是從一名可靠的權威人士那裏聽來的，但是我們無法確定真相究竟如何。馬可的屍體被火化，骨灰被送回羅馬，安葬在哈德良陵墓之中。
如果馬可的最終目標是建立兩個新行省，那麽他沒有成功，而他的兒子兼繼承人則寧願跟日耳曼人休戰並撤回羅馬。不過，馬可給敵軍造成了重創，為羅馬的北部邊境又爭取了五十年的和平。跟其他享受過統治權的領袖一樣，馬可也死了，而一個古代的仰慕者說，這是“為了共同幸福而作出的美麗犧牲”[467]。
後來的古代文獻深情地懷念馬可，這代表了元老院和羅馬精英階層的觀點。正如一位作家所言：“他展現了所有的美德和神聖的品格，麵對災難，他勇敢地擋在前麵，就像一名衛士。實際上，如果他沒有出生在那個時代，羅馬肯定會轟然崩塌。”[468]
毫無疑問，馬可不僅是最人道的羅馬皇帝，而且從他自己寫的東西來看，他也是最人性的。不過，他並非最成功的。他是一位哲學家，但必須作為皇帝接受評判。
馬可生不逢時，又準備不足。他遭遇了許多危機，可以說非常不幸。實際上，縱觀羅馬曆史，很少有皇帝麵臨的問題會比他更嚴重。況且，馬可還缺乏皇帝所需要的知識和經驗。
然而，他充分展現了一個有原則、有智慧、有擔當的人是如何隨機應變的，在這方麵，他堪稱光輝的典範。馬可的統治標誌著羅馬的一個轉折點。有一名同時期的作家指出，隨著馬可的死亡，一個黃金時代結束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鐵鏽時代[469]。把一段充滿戰爭和疾病的歲月稱為黃金時代似乎很奇怪，不過馬可的善良性格和他對待元老院的態度(精英階層的作家們總是很看重這一點)確實閃爍著光芒，尤其是跟他的繼任者相比。
當康茂德登基時，他年僅十八歲，表現得就像一個少年突然擺脫了父親的束縛，再也沒有人給他設定可怕的高標準，要求他自律和負責了。他放棄了馬可領導的北方戰爭，跟敵人達成了協議。他回到羅馬，把公務交給別人處理，自己卻投身於哲學的反麵：血腥運動。康茂德英俊、健壯而又虛榮，自比為大力神赫丘利。他為自己的角鬥技術感到驕傲，並且真的在競技場上參加過比賽。
康茂德慷慨地賞賜士兵，頗受軍隊歡迎，他又通過向元老征稅和讓貨幣貶值的手段籌措資金，頻繁地舉行競技比賽，從而贏得了人民的支持。但是，羅馬的精英階層不願忍受一個墮落的暴君威脅他們的生命和財產，侮辱他們的尊嚴。有一些人試圖刺殺他，結果都以失敗而告終，並招來了殘酷的鎮壓。最後，他的情婦和親信策劃的一場陰謀成功了。在他們的命令下，一個陪伴康茂德摔跤的角鬥士在他洗澡時掐死了他，那是公元192年12月31日，也就是新年前夕。
馬可家族的統治到此結束，而五賢帝的時代早在十二年前便隨著馬可的去世落下了帷幕，這也表明了帝國的體製有多麽脆弱。正如馬可所發現的一樣，羅馬無法控製的力量會不斷帶來危險：邊境外數百千米的蠻族遷徙，發源於遙遠地區的恐怖瘟疫，還有帕提亞王朝反複萌生的野心，都會給羅馬造成巨大的壓力。
馬可的統治經曆還提醒我們，羅馬帝國是一個軍事君主國。無論皇帝頒布多少英明的法令，無論他跟元老院的關係有多麽融洽，到頭來，他都得依靠軍隊。沒有哪位皇帝可以防止政變或叛亂的發生，而且沒有哪個邊境會永遠太平，隻有合格的皇帝領導精壯的部隊，才能抵禦外敵入侵。
有哲學家做皇帝是一件幸事，尤其是這位皇帝還能力超群，足以把自己變成一名優秀的將領。然而，動**的時代也需要一個對家族冷酷無情的男人。一位鐵石心腸的統治者可能會拋棄像康茂德那樣的兒子，選擇一名更好的繼承人，比如馬可的女婿龐培亞努斯。不過，這恐怕會導致內戰爆發，畢竟羅馬的王朝製度隻具備一定的靈活性。
實際上，在康茂德的鬧劇之後，內戰還是爆發了。這場漫長而血腥的爭鬥把另一個了不起的男人推上了皇位，但是他沒有馬可的遠見卓識。像馬可那樣偉大的人物又過了一個世紀才重新出現。在此期間，新的災難陸續降臨，從涅爾瓦到馬可之間的美好歲月仿佛變成了一段遙遠的回憶，甚至是虛幻的傳說。
[2] 自助書(self-help book)：旨在引導讀者解決個人問題的書籍。
[3] 哲學家國王(philosopher king)：柏拉圖心目中最理想的統治者，熱愛知識，睿智可靠，而且願意過簡單的生活。
[4] 常春藤盟校(Ivy League)：由美國東北部地區的八所私立大學組成的聯盟，成立於1954年，這八所大學分別是布朗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康奈爾大學、達特茅斯學院、哈佛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普林斯頓大學、耶魯大學。
[5] 上師(guru)：直譯為“古魯”，源於梵文，本意為“導師、專家、大師”，在耆那教、印度教、錫克教和藏傳佛教中都有這個概念，大致相當於精神導師。
[6] 安娜·蓋勒利婭·福斯蒂娜：指小福斯蒂娜，跟她的母親大福斯蒂娜同名。
[7] 亞馬孫人(Amazones)：希臘神話中的一個女戰士部落，據說居住在小亞細亞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