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由頤和園到青城山
自民國十三年“首都革命”溥儀出宮以後，慈禧太後移用海軍經費所建造的頤和園，由小朝廷的“內務府”移交北京市政府接管。當時園內住著好些過氣的名流，如袁世凱的長子袁克定等人，此輩在政治上已難發生作用，但是社會地位及“老交情”猶在，一時無法請他們喬遷，索性訂定一個租賃的辦法，讓他們合法居住。但此辦法是不大公開的，要熟悉門徑才能享受這一份晚清親貴所未享受過的居住權。抗戰以前，張大千是園中的房客，所住之處名為“聽鸝館”。聽鸝館在排雲殿之西，乾隆年間為聽戲之處，慈禧重修，保留原來的名稱及格局。後來重修德和園的大戲台，聽鸝館的戲台就閑置不用了。
其時溥心畬亦住在頤和園，與張大千常相過從，合作山水人物。“南張北溥”的名聲，即大盛於那幾年。
七七抗戰爆發時，張大千正由四川掃墓祭母後到上海，聽從葉恭綽的勸告，趕回北平，打算接眷南下，哪知一到北平，誤信了湯爾和的話，幾乎陷在北平。
湯爾和是杭州人，清朝末年留日學醫，參加了革命，民國十一年以教育部次長代理部務，至王寵惠組閣時真除[1]，以後又擔任過顧維鈞內閣的財政總長。他從日俄戰爭期間開始，就是親日派，張大千卻不甚清楚，隻以為他對日本方麵的消息很靈通，想從他口中獲知北平的處境。湯爾和開口就說：“北平安如泰山，絕無問題。”
那時張大千的家眷已遷入城內，隻以時當酷暑，張大千想在頤和園避過一個夏天，秋涼動身。就這畏熱躲懶的苟安之一念，為他惹來極大的麻煩。
不過湯爾和倒也不是有意欺騙張大千，或者故意作樂觀之論，實在是當時華北軍政最高負責人、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的態度，會使人產生錯覺之故。
當“七七事變”發生時，宋哲元正回山東樂陵原籍。他七月十一日才由樂陵抵達天津，第二天發表談話，認為盧溝橋事變是局部衝突，希望能作合法合理的解決。這與日本軍部所宣傳的“地方化”“就地解決”“不擴大”三原則態度一致。同時，宋哲元對外雖表示不接受日本任何條件，事實上已達成一項停戰協議——七月九日下午，原在天津的日本駐屯軍參謀長橋本群到達北平，會同日本大使館專駐北平的武官今井武夫，向二十九軍四要角之一的北平市長秦德純提出四項條件。第二天談判移往天津進行，中國方麵由二十九軍另一要角天津市長張自忠與橋本、今井談妥三項條件：第一，二十九軍派高級軍官道歉；第二，處分在事變中負責任之軍官；第三，保證不再發生類似事件。
七月十一日，宋哲元抵達天津後，認為這三項條件是可以接受的。當時完成了調印手續，這個協定便生效了。湯爾和是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之一，對這件事知道得很清楚，所以敢向張大千做此保證。
但是，他聽說張大千預備遷回頤和園，卻似有不甚讚同的神色——原來湯爾和與一批久住北平、做過晚清及北洋政府的官僚，私下已有了一個打算，萬一雙方交涉破裂，戰端重起，他們將以保護文化古都勿受戰火摧殘為名，要求二十九軍撤退。他們相信宋哲元將會接受，南京政府也會諒解，但北平城外就很難說了，所以他有些為張大千擔心。
張大千哪裏曉得他還有這樣一番心思。而且看連日報紙，揣測宋哲元對各方麵的談話，都表示這是個地方性的衝突。此外又有兩件事，更足以為宋哲元的談話做有力的佐證。這兩件事，一件是宋哲元七月十五日通電全國，感謝捐款勞軍，電文中說：“遇此類小衝突，即勞海外同胞相助，各方盛意雖甚殷勤，捐款則概不接受。”
另一件事是，南京政府決定派孫連仲等四個師增援華北，而宋哲元的意思，不必派軍北上，顯示衝突不至於擴大。張大千總以為這一次的事變，也像過去的“張北事件”“豐台事件”[2]那樣，很快就會平息，所以放心大膽遷回頤和園去避暑。兩天後的星期六，張大千照例進城，聽了程硯秋的戲，住到星期一回頤和園。出城前，他又去拜訪湯爾和，打聽最新的消息。
湯爾和仍舊保證，絕無問題，但聽說張大千要回頤和園，表示最好不要出城。張大千心想：頤和園是北平的一部分，北平沒有問題，頤和園當然也不要緊。因而沒有聽他的話。
這時是七月二十六一清早，而局勢的大變化正就在這天。原來宋哲元先隻當是小規模的衝突，可以用處理地方事件的模式來解決，及至七月十九日回到北平，他由絡繹湧到的情報中研判，始逐漸發現真相。橋本與今井提出停戰協議的交涉，所以能很快地達成協議，根本就是一條緩兵之計——因為當時日本華北駐屯車司令官田代皖一郎病歿，日本派原任教育總監香月清司中將接替。他於七月十二日始到達天津，一方麵需要了解全盤情況，另一方麵又要辦田代的喪事，為了獲得幾天平靜的時間，才同意了在宋哲元認為可以接受的停戰三條件。
七月十六日宋哲元借參加田代葬禮之便，與香月清司第一次見了麵。在日本方麵解釋，這就是執行停戰協議的第一條：二十九軍派高級軍官道歉。宋哲元亦不否認，但說是相互道歉。而且此項停戰協議在七月二十一日呈報南京政府後，次日即獲得批準。看起來仿佛真的沒有問題了，哪知七月二十三日的一個情報，改變了宋哲元的想法。
這個情報是：日本已派遣八個師團約十六萬人，在駛華途中，並已有部分到達。隨後又有另一個情報：日本的第一支運輸船隊，已悄悄在塘沽卸下十萬噸的軍用品。
當張大千在開明戲院欣賞程硯秋的《荒山淚》時，宋哲元正與南京政府所派的參謀次長熊斌及國民黨的代表劉健群徹夜密談。宋哲元終於對南京政府的決策有了全盤的了解，決定完全依照蔣介石的命令行事。
七月二十五日夜間，爆發了“廊坊事件”。廊坊是平津之間的一個小站而地位重要，日軍借口修理軍用電線占領了廊坊車站。交涉沒有結果，發生軍事衝突，日軍有空中支持，駐軍被迫退至黃村。這是張大千回到頤和園以後的事。
因為如此，頤和園的氣氛與張大千星期六進城時大不相同了。傳說日軍要炮轟頤和園，又說要用毒氣瓦斯，保安隊向住在頤和園的七十幾家人家，挨戶通知如何將大蒜搗碎，用毛巾浸水防毒。同時，由於廣安門發生射擊事件，頤和園去北平的交通也被隔斷了。
這一來，住在頤和園的人才知道大禍快臨頭了。頤和園的目標太大，鑒於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的往事，他們都認為絕難幸免，七十幾家人家，紛紛逃散，最後隻剩得兩家。一家是有名的軍事學家、雲南的楊傑，一家就是張大千。
其時東京參謀本部已對香月清司正式下達作戰命令，同時遣派三個師團，包括駐廣島有名的第五師團在內，增援華北。七月二十八日黎明，由原屬關東軍的鈴木混成旅團及日本陸軍最精銳的酒井機械化旅團，加上飛機三十架，向駐守南苑、西苑、北苑的二十九軍發動猛烈攻擊。二十九軍不料日軍會突然發動大規模攻勢，猝不及防，損失慘重。南苑的戰況尤為慘烈，二十九軍副軍長佟麟閣、一百三十二師師長趙登禹均在此役陣亡。
當炮火震天時，楊李兩家四個大人，六個小孩，躲在聽鸝館的戲台下麵——聽鸝館戲台兩層，上層名為“鳳翔雲應”，下層名為“來雲依日”。但“來雲依日”之下，還有一層隱於地下。有些整本大套的所謂“大戲”，如“地湧金蓮”“羅漢渡海”等等，角色多為神佛仙道，或從天降，或自地出，所以地下的那一層亦很寬敞。但作為避難所而言，除了躲避轟炸或炮擊以外，並無用處；反而因為地下開有五口大井，發生了聚音的作用，由炮聲所帶來的驚恐，更甚於平地。
這天晚上，張大千聽得頭上馬蹄奔騰，徹夜不停。原來宋哲元打算堅守到底，中央及全國民眾亦都如此希望，可是地方人士不願文化古城化為灰燼。這天下午，宋哲元、秦德純、張自忠等人在鐵獅子胡同“進德社”召開緊急會議，終於決定由張自忠以代理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及北平市長的名義，留守北平，維持治安。當夜九時，宋哲元偕高級將領多人，經由西直門、三家店，繞道長辛店，秘密離平，移駐保定。除了劉汝珍的步兵旅以外，二十九軍其他部隊亦皆撤退。一夜不停的馬蹄聲，就是由此而來的。
第二天，日本人露麵了。張大千派他的會說幾句日本話的長子張心亮設法躲過日本兵，騎腳踏車去打電話，向城裏的一個開洋行的德國朋友海斯樂波求援。幾經周折，總算在約摸一星期以後，由海斯樂波用掛著紅十字會標誌的汽車將他們全家送到了城裏。
其時北平、天津都已成立了“維持會”，天津的維持會會長是北洋政府時代曾為曹錕主持賄選的高淩霨，北平則是早年做過“九門提督”的洪憲餘孽江朝宗。但在江朝宗之上，有個實際上管理北平市政的日本人，名叫喜多駿一。
此人是個陸軍少將，原任參謀本部中國課課長，“七七事變”以前擔任日本駐華武官，最近才調到北平，名義是特務機關長。他的任務除了當江朝宗的“上司”以外，主要的是協助惡名昭彰的日本特務首腦土肥原賢二，組織偽“政府”。這個偽政府定名為“華北臨時政府”，首腦人選屬意兩個人，一個是段係要角，有名的親日派曹汝霖；另一個是當過北洋政府財政總長，一度由日方推薦，而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兼經濟委員會主席的王克敏。
曹汝霖雖是北洋官僚，但他親日而實未賣國，從蔣介石迎段祺瑞南下後，段係人員除了像缺乏國家觀念的梁鴻誌之流以外，都受到南京政府的諒解與尊重。蔣介石在兩年以前，且曾特邀曹汝霖上廬山，征詢對日外交政策的意見，他深知蔣介石堅決抗日的意誌，蔣介石亦深信他在任何情況下不會出賣國家民族。此時是他接受考驗、表明心跡的緊要關頭。他倒是把握得定，土肥原來也好，喜多來也好，他都用“唐花”自喻——一出了溫室，便會枯萎，表示健康狀況不許可他出任煩劇而堅決拒絕。
結果是一向狂嫖爛賭、生活糜爛而債台高築的王克敏下水了。“華北臨時政府”成立於十二月十四日，下設“立法”“行政”“司法”三院，湯爾和是“立法院委員長”兼“教育總長”。北平特務機關改組，稱為聯絡部，喜多駿一仍舊擔任部長。
當時日本特設華北軍事總司令部，總司令是寺內壽一大將，他才是華北的“皇帝”。因此“華北臨時政府”成立後，由喜多率領王克敏以下全體“首長”到天津來“覲見”寺內。
事畢回平，喜多出了個花樣，卻替張大千惹來很大的麻煩。當張大千由頤和園初回城內時，已經惹了一次麻煩——他告訴湯爾和，日軍在城外搶劫、強奸、殺人，無惡不作，湯爾和便去質問日本憲兵，而日本憲兵要證據，將張大千找了去關了一個星期，由湯爾和設法將他弄了出來，但限製他離開北平。這一下張大千才知陷入牢籠，悔之已晚。
這時的張大千，唯一自處之道是閉門養晦。由於秩序已漸漸恢複，他決定仍舊以頤和園做他的“首陽山”，隻身移居時，他關照他在城裏的家屬，任何請帖都不必轉給他，以示謝絕應酬的決心。
據張大千自己說：“閉門養晦、謝絕應酬也不行。有一天一位朋友金潛庵打電話給我，他問我為什麽不露麵，我說‘閉門思過’。他說：‘我看你倒是在想閉門闖禍!’他警告我說：‘有人請了你兩次都不到，你真的沒看到帖子？’原來是日本占據北平的特務頭子喜多將軍請我，必然是宴無好宴，會無好會。可是金潛庵說，我再不給他麵子，日本人會翻臉的，何必敬酒不吃吃罰酒。我問啥子事嘛。他說日本人想安排一台盛大的平劇，知道我與餘叔岩、程硯秋是好朋友，要我出麵商量排戲碼、派角色。”
這是張大千的一班想沾他光的朋友逼他出來的一種手法。為了“慶祝華北臨時政府”成立，喜多駿一決定民國二十七年元旦辦一場堂會戲，排戲碼、派角色，自有“小實報”的管翼賢之流的地頭蛇去奔走，不一定要求張大千。像餘叔岩，他們的交情確是很深，但能搬動餘叔岩的也還有人，如當過袁世凱的庶務郭世五、袁世凱的女婿薛觀瀾等，都有左右餘叔岩的能耐。還有張鎮芳之子張伯駒，“七七事變”之前他正由南京回北平，他跟餘叔岩的淵源，隻看勝利以後，餘叔岩肯陪他唱《失街亭》的王平，便知如何之深。要找這些人來勸餘叔岩，比找張大千容易得多。
日本人對張大千的興趣，其實仍舊是他的畫與收藏，還有他的具有宣傳價值的名氣。張大千說：“日本人對我說，知道我收藏的石濤、八大作品最多。又說知道我曾有意要把珍藏捐獻給南京國民政府，然後一個大轉彎，謅了許多不成理由的理由，明言要我把名畫捐給北平偽組織。又**我說：你最喜歡頤和園，我們決定把頤和園的養心殿作為你捐獻名畫的陳列館，不僅展覽你珍藏的石濤、八大，而且還要展覽你張大千的作品，讓人瞻仰，永傳後世。我心想什麽永傳後世啊!我如上當，就要遺臭萬年!”這段話，是根據謝家孝的記錄，“養心殿”可能聽聞有誤，頤和園並無養心殿。
張大千假托收藏的絕大部分在上海，想借此機會脫離虎口。幾經談判，達成兩點結論。
第一是日本人同意，由楊宛君到上海去取張大千收藏的書畫；第二是張大千列名為以寺內壽一大將出麵所組織的“中日藝術協會”發起人。張大千關照楊宛君，帶著二太太所生的三個孩子到了上海，悄悄租屋住下，等他慢慢設法脫離虎口。
這時上海方麵關於張大千的傳說很多。由於日本人要張大千出任“北平藝專”的校長，怎麽推也無法推得了，結果是他擔任了“主任教授”的名義，還去上了一堂課，因而都認為他是“落水”了。
也有些幸災樂禍的小報，根據張大千曾為日本憲兵拘押一星期這一點，加油添醬地說他已經被槍斃了。張大千的朋友，印人方介堪將報上所登的這些傳說都剪了下來，寄到北平求證。張大千靈機一動，去找一個日本方麵專門負責跟文化人聯絡的原田隆一，說：“上海人都相信你們把張大千殺掉了。我應該回上海公開露麵，張大千並沒有死。”
原田隆一在華多年，說得一口很地道的“京片子”，對於中國的人情世故，亦頗練達，知道張大千使的是金蟬脫殼之計，一口拒絕。張大千要到上海去開畫展，原田表示，隻要將作品送到上海，即可展出。張大千以他人會認為畫是他生前所作，必須本人在展出場所出現，才能證明他未死。原田仍舊不肯鬆口。
哪知上海居然出現了“張大千遺作展”，而且照張大千曆來的成例，每展必定一百幅。這件怪事的內幕，張大千很快就知道了——他有個入門弟子叫胡儼，號若思，借機斂財，造了一百張張大千的偽畫，以“遺作”名義展出，由於格外顯得珍貴，一展出就被搶購一空。此事後來引起大風堂門下公憤，一致聲討，不認他為同門，但張大千卻是意想不到地獲得了一個絕好的機會。
“已經有人替我開‘遺作展’，我如果再不露麵，請問有什麽更好的辦法，能夠證明日本人未殺張大千？”
原田當然不能讓他們日本人背這個黑鍋，當下同意發給張大千一張期限一個月的來回通行證，回北平時，要把他收藏的石濤、八大珍品帶回來。
張大千的珍藏，共有二十四箱之多，一度曾預備送入當鋪，權當寄存，當鋪不肯擔此風險。仍舊是靠他那個名叫海斯樂波的德國朋友，代為秘密收藏，而且他在張大千到達上海的一個多月之中，利用同為軸心國家的關係，安全運到上海。
由天津乘海輪到上海的張大千自然住在卡德路李家，深居簡出。他在極秘密的情況下，籌劃經香港回四川。
光是一家五口回四川很容易，問題是他有二十四隻畫箱。由上海乘法國郵輪到香港後如何入川，頗費周章。幸而有交通界的老前輩葉恭綽幫助，中航一天一班經漢口轉重慶的民航機，隻要有機會都替他運出一箱到兩箱。這樣到了八月下半月，情況有變化了。
原來國民政府已經決定由武漢遷移重慶，在七月底作了正式宣布，同時改組四川省政府，並派張群為委員長、重慶行營主任。他於八月五日宣誓就職，在武漢的各機關亦紛紛開始行動，大都由水路溯江西上。到了八月十一日，日本派出七十二架飛機轟炸武漢，民眾死傷約五百人。第二天又有六十多架，專炸武昌，湖北省政府四周的建築物皆被炸毀。這一來，遷移的工作便須加速進行。中航香港分公司奉到的命令是，客貨至漢口一律卸清，騰出空位專載公家機關的人員及物品至重慶。
於是中航香港分公司戴經理向張大千說：“不能再一箱一箱地運了。我建議讓你太太帶了剩下的箱子一班飛機走，到了漢口，太太們比較好說話，她可以堅持她坐的是民航機，付了錢的行李，一定要下在重慶，不能下在漢口。”張大千同意了，買好機票，帶著楊宛君到機場去辦手續，不想事情發生了變化。
在中航的機場辦事處，他們遇到一位黃先生，是中航北平分公司的負責人，一談起來，那黃先生告訴他說，中航班機不飛漢口，改在廣西梧州降落。一向花錢散漫的楊宛君，不知道怎麽忽然要打小算盤了。她認為飛機票跟到梧州的船票，票價是八與一之比，何不就坐船到梧州？在那裏再轉重慶，這一來起碼可以省下兩百多元的港幣。
張大千反對這個辦法，兩人在機場吵了起來，正在吵得不可開交時，來了一個熟人——李秋君的弟弟李祖同。他說他正安排他朋友的眷屬回四川，機票不如轉讓給他。有人調解，張大千也就算了，將機票讓了給李祖同，另購到梧州的船票。
不想這一番意外的波折，使得張大千免了一場大難。他說：“記不清是八月一號或是三號，中國航空公司那班飛機‘桂林號’，飛出九龍，就在澳門石歧上空被日本人打下來了。你看，這真是沒辦法的事，我太太小孩，以至於那幾箱字畫，都免於此劫。”張大千真是將日期記錯了，“桂林號”為日本軍機所擊落，機師及乘客全部罹難，是在民國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張大千由水路回川，先到梧州，應徐悲鴻之約，經柳州到桂林。他飽覽了陽朔山水，先到重慶住了幾天，然後回成都，遊了峨眉，隨即舉家遷居青城山上清宮。為什麽遠絕塵世，入山唯恐不深？在他送謝稚柳的一把扇子上，有消息可參。
在重慶相晤時，他為謝稚柳寫了一把扇子，是他臨離北平所作的自畫像和一首小令，調寄《浣溪沙》：
十載籠頭一破冠，峨峨不畏笑寒酸，畫圖留與後來看。
久客漸知謀食苦，還鄉真覺見人難。為誰留滯在長安？
這首詞的下半闋，寫出了他的隻能為知者道的苦衷。張大千本是聽了葉恭綽之勸，北上去接眷的，隻為信了湯爾和的一句話，又看宋哲元是一副不在乎的態度，誤以為盧溝橋事變很快就會過去。加以時當酷暑，又貪戀頤和園的景致，他一念疏懶，沒有想到後果的嚴重。“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昆明湖水猶未浣淨征塵，等他發覺情況不妙時，北平城內已生滄桑之變。此後一連串身不由己之事，還算他把握得定，未曾真個落水。但當時民心士氣，正極度昂揚之際，個人出處是個極其敏感的問題，原為接眷，卻一去不回，“為誰留滯在長安？”其中的委屈，實在不易解釋，尤其是有張善子正氣凜然的形象在，相形之下，他更覺難堪，倒不如暫時歸隱為妙。
青城山一住三年，這三年對張大千很重要。因為無異和尚坐關，潛修內視，為得道必經的階段。作為一個藝術家，必須有所吸收，才能有所表現，而吸收以後，又必須經過消化，或者更恰當地說是醞釀，反複深思，不斷探索，方能有所創造。張大千的記性、悟性都是第一等，但不論如何，時間是無可代替的，猶如釀成的酒藏陳一樣，必得經過一定的時間過程，才會到達某一程度的醇化。在北平，在上海，在任何擾攘紅塵中，人情應酬常占去了張大千好些時間，他亦樂此不疲。藝術上的吸收不足，複又缺乏足夠的時間來消化，則其表現於作品者，漸漸地就會薄與俗。張大千之所以能由名家成為大家，山水之所以能由臨摹、寫生而具有自家的麵目，與青城山的這三年，大有關係。
舉個最明顯的例子，張大千的詩，亦以在青城山這段期間，做得最好。如《青城小居口占》：
自詡名山足此生，攜家猶得住青城。
小兒捕蝶知宜畫，中婦調琴與辨聲。
食粟不謀腰腳健，釀梨長令肺肝清。
朅來百事都堪慰，待挽天河洗甲兵。
這首七律，關於山居生活部分，皆為寫實。“食粟”“釀梨”，仿佛有典，而實為白描。居山而言“腰腳健”自是本色語，但有別解。本草以粟可厚腸胃，補腎氣，用作滋養藥，“食粟不謀腰腳健”，謂雖有三婦而不求強壯藥，乃寡欲之意。“釀梨”者，剜梨之半，加貝母，複合全梨，蒸而食之，為潤肺之方，故言“釀梨長令肺肝清”，造語平淡而清新有味。
另外一首《題劍門》，又是一番意境：
北去南來問石牛，蜀王引領五丁休。
**搖白日龍蛇怒，椎鑿玄天神鬼愁。
自是山川據形勝，誰言關塞限戈矛？
諸君忍作新亭泣，一戰猶堪扼此州。
“石牛”謂“石牛道”，又名“金牛道”，亦即“劍閣道”。上半首雜用“石牛便金”及秦惠王知蜀王好色，許嫁王女的故事，寫劍閣之為雄關要隘。第五句言可守，第六句言可攻，結句有人謂似陸放翁，信然。這首詩用了好些典故，如“蜀王引領”出《華陽國誌》，“**搖”語出《左傳》，可知青城三年，張大千讀了好些書。
不過，此一時期張大千最主要的吸收，是涵泳於大自然之中，胸中羅列了無數“畫稿”。論張大千之畫者，以為他平生畫風凡三變，四十以前是“以古為師”；六十以後是“以心為師”；四十至六十之間，“以自然為師”。民國二十七年，張大千四十歲，則“攜家猶得住青城”，正是他“以自然為師”的開始。
張大千畫過一幅潑彩、潑墨的大件，題名《四天下》。四川四大奇景，號稱“瞿塘天下險，劍閣天下雄，峨眉天下秀，青城天下幽”，在張大千心目中，蜀中山水，寰宇所無。走筆至此，可以談一個插曲，大風堂門人某在日本鬻畫，張大千告誡他說：“你在日本什麽都可以畫，就是不準畫富士山。”此君不守師門之戒，張大千為之勃然大怒，幾乎逐出門牆。
“曾經滄海難為水”，看慣了峨眉、青城，再看富士山，會覺得可笑；畫慣了峨眉、青城，而且是在已成名之後，居然會去畫富士山，這種行為亦令人可笑。一個人讓人覺得他可惡，還不要緊，認為他可笑，格就低了，無怪乎張大千動怒。
青城山在道書上列為“第五洞天”。《唐六典》雲：“劍南道名山之一，連峰接岫，千裏不絕，青城乃第一峰也。前號‘青城’，後曰‘大麵’，其實一耳。”易君左曾與張大千在青城結鄰，在他的《青城山上一大千》這篇文章中，亦曾談到大麵山。
當張大千攜家隱居青城山時，自然也有他的好朋友如葉淺予等人去探望。但三五日的盤桓，無法窺知張大千此時生活的全貌，因此，易君左的這篇文章是很可貴的。迄今為止，關於張大千在青城三年的生活、心境之記錄，尚未有更詳於易文者。雖然易文亦僅得兩千六百字，但參以其他著作及張大千在此一時期的作品，已能使人了解青城山的生活對張大千的藝事發生了什麽樣的影響。
易君左是因為四川省政府疏散，而又為張大千所吸引，上青城山住了半年，在上清宮與張家結鄰而居。上清宮建於晉朝，所在之山名為高台山——青城山是總名，周圍一百五十裏，又分為成都山，是位於青城之前而較小的所謂“案山”；青城之西二十裏為高台山；又西南十裏為天倉山。凡三十六峰，前十八峰為陽，後十八峰為陰，“青城天下幽”者，就因為整個山脈的結構連崖隱軫，有其格外深邃奧曲之處。
易君左說：“青城山脈最高的山，一名大麵山，山頂終年積雪，又為雲霧糾纏不清。山容變幻離奇，美妙莊嚴，無論從何角度望去，都是再美麗不過了。張大千在第一峰頭築一小亭，亭旁植梅二百株，常邀我到這座小亭上閑坐清談。這亭子正與大麵山相對，仰望端莊凝碧，如展開一幅絕大的玉屏風。”說亭子“正與大麵山相對”，足見此亭築於高台山。而大麵山實際就是青城山，一山兩名，隻為方向不同，景致各異之故。
所謂“前號青城”，即是從南麵向北看，如易君左的描寫：“它像一座純用青色築成的城堡，整個山容被高林密樹的青光所籠罩，人行其間，須眉盡碧，一片綠海，山以青城而名，即本於此。”
所謂“後曰大麵”，是從北望南看，易君左由高台山上的亭子望大麵山，“如展開一幅絕大的屏風”，這正是山名“大麵”的由來。陸放翁詠青城山詩“山如翠浪盡東傾”是由於西風獨盛之故，但也寫出了青城山的山勢斜陡。青城山北麵更甚，以致積雪所覆，竟像是一麵垂直的玉屏風。
我們可以想象得到，張大千坐在高台山第一峰頭，麵對大麵山的那座亭子中，心裏所想的，除了畫以外，更無他念。在這樣一個可能終日不見行人的幽深之處，正所謂“朝暉夕陰，氣象萬千”，張大千目摹心追，胸中不知有多少未畫出來的山。這些胸中之山，到了晚年，他毫不吝惜地將它們傾瀉在“潑墨”“潑彩”中了。
這就是說，如果不是對青城山做過長時間的觀察，攝取了因角度、時間的不同，而形成的繁複變化的多種深山容貌於胸中，他不敢想象潑墨、潑彩亦可成畫。當然，在當時他還沒有這種想法。這一層，我留在以後他有這種創意時再細談。
張大千在青城山曾有過一件離家出走的逸事，易君左身經目擊，製了一個回目來形容：“一氣隱無蹤，雲山日落；千峰尋不見，燈火宵明。”他說：“一天下午，大千先生尚未回家，等到日暮，消息杳然。因為他在山上遊覽，照例是清晨或下午回來，斷沒有從下午到黃昏還不回家。張家三位太太非常焦急，來同我商量。我勸她們不要擔心，可能應山僧之約、樵夫之請，前往閑話，也未可知。不料等到二更時分，全山已成死寂世界，還未回來。”
這一下，連易君左也著急了。“於是，合兩家男女老少，連同上清宮的道士們，等到三更時分，大家同去探索這位大畫家的下落，要把他搶救回來。可是青城山千峰萬頂，懸岩削壁，幽壑深洞，叢林雜草，叫我們何處去尋，何處去找？經過幾乎通夜的搜索，幾十條火把照得滿山通紅，青色的樹木都變成了紫色，依然不見蹤影。且幸時節是初夏，清寒不重，人人抖擻精神，翻山越嶺，涉澗跨溪，披雲拂露，穿岩入洞，直到天已大亮。天啊!好不容易，才在山腰一座小峰的洞內，也就是在天師岩附近幽岩中，發現了這位大師閉目瞑坐，好似達摩麵壁，眼觀鼻，鼻觀心，在那裏修養呢。我們一大群人真是歡喜若狂，不由分說，立時由他的三位太太，把他拖出洞來。然後他張目一看，卻鎮定而悠閑地說：‘做啥子這樣大驚小怪呀？’”
易君左說，事後他也不好怎樣向他追問，何以有此“驚險而富有傳奇的一幕”。而據張大千自己說，這一次家庭風波是他的三個太太聯合起來對付他。黃凝素則是“揭竿而起”的“急先鋒”，有一次由動口而動手，黃凝素順手拿起畫桌上的銅尺做武器，拉拉扯扯之中，一下打到了張大千的手上。張大千大發雷霆，拂袖而去。大婦、中婦、小婦齊一步驟，既沒有人出來轉圜，也沒有人向他勸阻，隻以為他出去逛一逛，等氣消一消，自會回家，哪知聽其自然的結果，演變成了騎虎難下的僵局。
至於尋獲以後的情形，卻非如易君左所說的“立時由他的三位太太，把他拖出洞來”——張大千還很拿了一陣蹺[3]。
[1] 指由暫時代理改為實授官職。
[2] 日方分別在1935年和1936年製造的衝突事件，兩個事件均以中國軍隊被迫退讓而平息。
[3] 拿蹺：江蘇南京一帶方言，有意不幹以挾持人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