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難兄難弟
難兄指張善子，難弟卻不是指張大千，而是張家的老幺張君綬。
張善子比張大千大十七歲，排行第二，其實居長。用“長兄如父”這句成語，最足以說明張大千對張善子的感覺——敬愛之情，自不必言，但多少有些“憚之如嚴父”的成分在內。有時張大千受不得拘束，就會找個很自然的理由，避開“長兄”。張大千一生好遊名山，獨獨未到匡廬[1]，據說他有一次遊廬山的機會，但因張善子與諸遺老正在廬山，特意回避。
如果此說屬實，其事當在民國十八年至十九年，曾農髯去世以前。那時陳散原方在廬山構築鬆門別墅，山居經年而訪客不絕，其中亦頗多書畫家。《散原精舍詩別集》有《徐悲鴻畫師來遊牯嶺，戲贈一詩》及《題陸丹林時賢書畫集》等詩題。徐悲鴻於民國十六年回國後，先任中央大學藝術係教授，十八年轉任北平藝術學院院長，當時因為參加第一屆全國美術展覽會展出品的審查事宜而南下。張大千亦是審查委員之一，與徐悲鴻同在南京。張大千曾在侍坐師門時，見過陳散原，而且對散原長子陳師曾的藝事一向傾服。如果張大千能有與徐悲鴻結伴一識廬山真麵目的機會，應該是絕不會放棄的。
張善子對張大千的一生，自然有非常重要的影響，但這影響，有關藝事方麵者少，屬於性情方麵者多。那麽，張善子是怎麽樣一個人呢？他的是非感很強烈，有魄力，有自信，喜歡冒險，而且常有不足之感，希望自我超越。還有，名心甚盛。張大千曾談到張善子在民國五年，開黃克強、蔡鬆坡追悼會時，所送的挽聯，上聯失記，下聯是：“吾亦無名下士，半生奔走，世上焉知我是誰？”由這牢落不平之氣中，不難想象張善子亟望成名的心態。
因此，張善子常喜歡做些驚世駭俗的舉動，譬如飼虎。若說為了專門畫虎就得養一隻老虎在家，觀察它的各種姿態，那麽，專門畫龍，又怎麽辦？而且將老虎馴養成狸貓那樣，又從何而識大王之雄風，懍山君之威名？說一句稍嫌刻薄的話，此不過炫人耳目，成其畫虎專家之名而已。
其實，“三代以下唯恐不好名”，無足為非。而且，作為一個職業畫家，“沽名”亦是必要的。除此以外，張善子實在是個很可敬的人，尤其是他在抗戰時期所表現的愛國情操，真值得幾十年後由何敬帥為他的“百歲誕辰紀念展覽會”揭幕。
張善子畫的虎，因人因時，觀點不同而有各種象征的意義，而以對日抗戰，代表全民奮起的“怒吼”之虎為最善。張善子筆下的老虎，到此才算修成正果。
談張善子畫虎，都要談他的《十二金釵圖》。近數年我讀過好幾篇此一類的文章，結果產生一個疑問：張善子到底畫過幾套《十二金釵圖》？
細參之下，發現他至少畫過三套。這要從曾農髯所作的一篇《張善孖小傳》談起。張氏三兄弟列入曾氏門牆的次序是由幼而長，老十張君綬最早，其次為老八張大千，複次為老二張善子。但他即令殿後，亦絕不會超過民國十五年。曾農髯的這篇《張善孖小傳》，雖未具年月，但玩味文氣，應作於張善子拜門以前。原文第一段是：“張澤字善孖，一字善耔，蜀之內江人。好畫虎，髯因稱之曰‘虎癡’，門人季爰之兄也。髯居上海之三歲，季爰居門下，一日，持善孖所為《十二金釵圖》乞題，髯曰：‘向不喜為閨閣綺麗之辭。’季曰：‘虎耳!’大驚展示，果十二虎。”
這裏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來，說“門人季爰之兄”，即表示張善子並非門人；說“季爰居門下”，即表示善子未居門下。而且，如已拜門，則門生求老師題畫，為常有之事，亦不必假手胞弟。
此外有一點，亦可看出曾農髯作此文的年份甚早，故猶用“善孖”之名——張善孖改為善子，已在聲名遠播南天之後。因為廣東話中的“孖”字另有讀音，所以改義同於孳的孖為子。不過作此文亦不能早於民國十二年，視文末有“君綬前以憤時蹈海”之語可知，張君綬蹈海是在民國十一年。
這是張善子所畫的，也就是曾農髯所題的第一套《十二金釵圖》。第二套題的是：“虎癡寫《十二金釵圖》，老髯曰：‘今日金釵之流，其害非關一人之性命也。’蓋甚於虎矣。噫!”款署“庚午四月，七十髯叟題”。庚午為民國十九年，其年秋，曾農髯下世，陳散原曾有挽詩，題作《哭曾農髯》。散原精舍詩用編年體，下一題為《中秋夕山居看月》，可知曾農髯歿於中秋前不久。
第三套情況就複雜了，時間有甲戌(民國二十三年)、乙亥(民國二十四年)，地點有蘇州網師園、北平頤和園。楊隆生所作《張善子先生百年誕辰紀念及其題畫詩》一文中說：“民國二十三年，張善子張大千昆仲，在北平頤和園聽鸝館，以虎為題，集《西廂記》中十二名句，畫了十二幅虎，當時轟動全國。可惜這十二幅名畫，已經失散，現在僅知道香港收藏家定齋主人，擁有數幅。”楊隆生並刊出他所知的六幅如下：
側麵上山之虎，題曰：“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
虎伏山坡，題曰：“羞答答不肯把頭抬。”
出穀下山之虎，題曰：“躡著腳步兒行。”
鬆林中睜大眼之虎，題曰：“驀然見五百年風流孽冤。”
登山白虎，題曰：“可喜龐兒淺淡妝，穿一套縞素衣裳。”
麵壁之虎，題曰：“咍!怎不回過臉兒來？”
麵壁之虎，當是最後一幅——由第二次題款可知。第一次題款，在西廂曲文下注明：“大千補景，善子畫虎，時甲戌秋，於頤和園之聽鸝館。”第二次款題於左方，大字是一首七絕：“獨對良辰景物侵，茱萸遍插少年心。懸知玉女峰頭月，照汝騎驢過華陰。”此詩“華”字失粘；小字記明緣起：“乙亥九日，憶大千華山，適十二金釵圖裝成，附題於此。虎癡。”附題必在結束之處，故知麵壁之虎為最後一幅。
如上題記，可知第三套十二金釵圖，由張氏兄弟在北平頤和園合作，時為民國二十三年秋天。第二年重陽日，在蘇州裝裱完成，其時張大千正重遊華山。
但張大千的朋友容天圻所記又不同，他說：“筆者嚐見善子與大千在吳門合作的畫虎十二幅，由善子畫虎，大千補景，善子自題曰：‘無憀南郭，索讀西廂，慨世局之滄桑，學曼倩之善謔，公牛哀七日而變封，使君一旦成形，人獸何分？莊諧雜引，本如來三十二變相，圖僧孺十二金釵，藉實甫之豔詞，為山君之腳注，抑有識者謂我非乎？乙亥秋，蜀中張善子寫並題。’”楊隆生文中亦有這段記載，並具體說明，此“自題”是題在“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上。
這裏問題就來了，“寫並題”與“憶大千華山”的補題不同，明明是說“寫”於“乙亥秋”，則非前一年畫於北平的第三套，而應該是第四套。
至於題記做何解，自慚腹儉，不知所雲。如“公牛哀七日而變封”，公牛複姓，為齊公子牛之後，公牛哀亦有其人，但何謂“七日而變封”，則尚待考。[2]頗疑耳食之言，傳聞有誤，如“索讀西廂”之“索”，或為“素”字之誤，“素讀西廂”誤作“索讀西廂”就難索解了。
不過“乙亥秋”“寫並題”則絕無錯誤，而且“臨去秋波那一轉”以題詞含義而言，亦很可能是最後一幅。總之，這一幅十二金釵圖，並非前一年在頤和園聽鸝館中所畫的十二幅之一，可以斷言。後者已經“裝成”，而前者剛剛“畫成”，說不定還要等張大千倦遊歸來，替他補了景才算完成。
因此，關於張善子的十二金釵圖的情況，可以做如下的推測：
一、十二金釵圖由於題材新穎，以及“虎癡”養虎所打出去的“知名度”，問津者必不乏人。在曾農髯生前，已經賣出去兩套，價錢當然不會便宜。而買主很可能是在南洋發了大財的僑商，如胡文虎之流。
二、民國二十三年秋，在北平畫成第三套，攜回網師園，由專用的裱工裝池。張善子則又畫成了第四套，如仍為兄弟合作，則此第四套，當是有虎無山。
三、元朝的雜劇，大都為一本或兩本，唯獨王實甫的《西廂記》則有五本之多。相傳王實甫原隻打算寫四本：“張君瑞巧做東床婿，法本師主持南禪地，老夫人開宴北堂春，崔鶯鶯待月西廂記”，合而為東南西北。哪知作曲至“碧雲天，黃葉地，西風緊，北雁南飛”，才盡思竭，踣地暴死(想來下麵是要湊個“東”字)。以下由關漢卿所續，不知如何收場，因而又加一本。這五本《西廂記》中，麗詞豔語，不知凡幾。張善子的十二金釵圖，可能不止用了十二句，每一套都有或多或少的變化。
四、在民國二十三四年時，張大千的聲譽正盛，據樂恕人說，他於民國二十五年在北平采訪張大千畫展盛況時，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幅畫標價五百元，而猶有複訂者。是則十二金釵圖合張氏昆仲兩人的聲名，定價至少也要五千元一套，在當時這不是小數目，可能無法整套賣出，因而化整為零分售。這或者就是現在隻存數幅，而未見有整套流傳於畫市的原因。早年出售的兩套，如所猜測的，由南洋富商購藏，則或已毀於太平洋戰爭之中，亦未可知。
比擬百獸之王的虎為十二金釵，此虎自然是雌老虎，張善子最初的創意，當是想畫虎的各種姿態，而以崔鶯鶯的各種表情做譬喻。但第一套畫成，請曾農髯品題時，正當內戰方酣，皖直奉三係軍閥，此來彼去，**地方無寧日，因而曾農髯在題記中說：“善孖其善以畫諷世者歟？去歲來滬，攜其平日所畫虎，大者丈餘，小或數尺，或寫群虎爭食，喻當頭賢者；或寫犬而蒙以虎皮，喻賢者中之又賢者。嗟乎張生，何諷世之深耶？”這是由“苛政猛於虎”這句話衍化出來的憤世之言，罵軍閥罵得很深刻。
接下來是張善子自己的話。曾農髯說：“然予觀古來畫虎者，每多類犬，寫生家又但能傳其皮相，不能虎之天性，君操何術至此？善孖曰：‘予因畫虎，遂豢虎有年矣。虎性貪，利得肉，予每以肥豚大方飼之，待其飽，然後弛其鐵繩，縱之大壑，須臾風生，若怒若醉，長嘯奔舞，山穀異勢。及其饑，複置肥豚柙中，虎且搖尾而前，若敬主人者。’”這是寓言，不必有其事。張善子亦是罵軍閥，不過所罵的是他家鄉的軍閥——四川軍閥——多有這種“饑來趨附，飽則遠揚”的作風。
第二套十二金釵圖，曾農髯題曰：“今日金釵之流，其害非關一人之性命也。蓋甚於虎矣。”此玩味語氣，似乎是罵上海的交際花。
抗戰爆發，全民抗日，以張善子的性格，自是最興奮不過的一件事。他以丈匹素帛，合為巨幅，照他站在畫前攝影的比例來看，足足有兩個人高；寬則加倍有餘，除壁畫以外，從未見過這麽大的畫。
畫上是十八頭猛虎，奔趨向前，據說十八頭猛虎代表傳統上的十八行省。畫上左上角是鬥大的字，題曰：“怒吼吧中國。”款署：“蜀人虎癡張善子寫於大風堂。”右下角又用較小的字題曰：“雄大王風，一致怒吼，威撼河山，勢吞小醜。”鈐“大風堂”白文腰圓大印一。這幅畫在大後方展出時，對於民心士氣的激勵，確實產生了很大的作用。
張善子在那時期所作的畫，多是有益世道人心之作。在郎溪時，他畫過《四維八德圖》。早在民國二十二年時，畫過一幅工筆的文天祥立像，上方以小楷記敘了文天祥的生平，頂端有蔣公親筆所題“正氣凜然”四大字。
張善子歿於民國二十九年深秋。他在下世前的一段歲月活得生氣勃勃，值得後人紀念的，亦就是這兩三年。他由皖南而漢口，由漢口而宜昌，由宜昌而重慶，民國二十七年冬季，遵母氏遺命，在重慶皈依天主教，受洗禮；民國二十八年一月隨於斌主教遠赴歐美，從事爭取支持我長期抗戰的國民外交工作。
此行曆時幾將一年又九個月，張善子無論對國家、對個人都獲致了很好的成就，據《大成雜誌》發行人沈葦窗在張善子百歲誕辰紀念文中說：“(張善子)首抵法國，以隨帶畫幅展出，法國總統賴勃倫[3]亦親臨觀賞。二十八年四月，抵紐約，與於斌主教分赴各大學演講，闡明東方藝術，發揮我國抗戰的神聖使命，聽者動容。同時舉行畫展，為我國難同胞賑濟募款達美金二十餘萬元，悉數匯返國內，傾動朝野。”
七月間英、美發起“中國周”擴大援華，美國國務院宣布：美日兩國一九一一年所訂商務通航條約[4]，將於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六日失效。張善子為感謝其賢明措施，“特地繪虎以贈羅斯福總統及赫爾國務卿。至今善子先生所繪之虎，仍完好地保存在白宮內。羅斯福夫人屢次邀請善子先生赴白宮參加茶會。紐約福坦莫大學特以榮譽法學博士學位，贈善子先生，紐約美術專門學校也請善子先生擔任名譽教授，可謂實至名歸”。
張大千亦曾幾次跟朋友談到張善子此行所獲的榮譽，說：“他在紐約還有一件大出風頭的事。由紐約美術學院，選出三位標準的西洋美人，看長袍大褂、美髯飄飄的中國畫家作畫。這張照片，報章爭相刊載。”又說，“我二家兄信奉天主教，在他訪美期間，曾接受美國紐約福坦莫大學名譽法學博士。我當年不了解，何以會被頒贈法學博士？他從來不懂法律。後來才知道，這是大學為了表示特別尊崇的意思，教皇就是福坦莫的法學博士，如以名譽法學博士頒贈，就是最大的榮幸。”
張善子於民國二十九年到台，道經香港時，舉行畫展。香港《大公報》特於九月二十九日為他出特刊，並印出了許多他在國外為國宣勞的照片。葉恭綽贈詩兩首雲：“越海橫擔道義歸，歐風美雨墨痕圍。山君貌出形如許，神筆寧勞上將揮。”“顧影休慚畫不成，高談猶許氣縱橫。負嵎出柙卻休問，同祝人間老複丁。”
這兩首七絕，詩意晦澀，不甚可曉。用典恐有別解，如“神筆”“上將”，莫知所喻。“複丁”似出於清朝一部專為旗人服官曉習漢文公牘用語的教科書《六部成語》，“複丁”為“複回丁口”的簡略，屬於戶部一門，其注釋為：“遭亂荒逃散之丁口，事定複回原處者也。”則此“複丁”，或指張善子，或泛指戰亂流離、複回故鄉的難民，皆可通。
由於思鄉念切，張善子不等香港的畫展結束，便即飛回重慶。他曾電約在成都的張大千，至渝相會。其時張大千的敦煌之行已安排就緒，當時預計在敦煌的工作不會太久，所以張大千複電說三個月就回來。張大千沒有去重慶，而按預定計劃，首途至廣元。
廣元在成都東北，已過劍閣，出朝天關，而入陝西漢中府境界。縣北十裏，嘉陵江東岸，石崖蜿蜒，其形如門，是棧道遺址。沿崖鑿石為佛，名為“千佛岩”。當地一個銀行經理招待張大千細看千佛岩的石刻，哪知住不到兩天，接到重慶來的電報，說張善子已病歿於歌樂山寬仁醫院。他是因為積勞而患痢疾，引起糖尿病的並發症，大後方物資缺乏，醫藥尤苦不足，連鹽水針都沒有，以致年未滿花甲的張善子竟至無救。
這是張大千的平生恨事之一。他奔喪重慶，料理完了胞兄的後事，回青城山暫住。於役敦煌，延至第二年三月間方始成行。
有人說，張善子之死，對張大千來說，未嚐不是促使他在敦煌麵壁下苦功的精神動力之一，因為唯有勤奮工作，才可衝淡悲思。張大千篤於手足之情，當年愛弟之死，同樣亦是逼著他拚命讀書作畫，以為感情逃避的一種自我鞭策的力量。
張家的老幺君綬在曾農髯門下，是最得寵愛、被視之如子的一個學生。曾農髯寫字都在樓上，門下非得他的準許，不準隨侍旁觀，隻有張君綬是例外，“登堂入室”，毫無限製。但民國十一年，張君綬以十九歲的青年，竟在自天津到上海的旅途中蹈海而死。同時赴水的還有一個比他大二十歲的有夫之婦，名叫狄文宇，她的丈夫是當時的名記者戈公振。狄文宇與張君綬之間的關係，非常微妙，因此，同時跳船自盡，是不是相約殉情的一雙同命鴛鴦，成了一個難解的謎。
張大千說張君綬與狄文宇都是傷心人別有懷抱，但不認為他們是殉情。至於張君綬的感情生活不如意，張大千是非常同情的。
張君綬的傷心之事，正就是為了那時很流行的一句話——“吃人的舊禮教。”張君綬從小就定了親，是他母親做的主，對象是他家塾中蔣老師的女兒。那蔣小姐從小隨父住在張家，以後張君綬隨兄赴滬求學，蔣老師辭館回資陽老家，蔣小姐則由張老太太做主，送到自流井一家學校念書。蔣小姐寒暑假不回資陽而回內江，這情形跟童養媳無異，隻等兩小成年，擇吉圓房了。
但是，張君綬從來就沒有喜歡過這個青梅竹馬的師妹，因為她有天花殘疾，而且自幼喪母失教，凡是閨閣中應該學習的技藝，什麽都不會。有一次張老太太收到一樣很時髦也很貴重的禮物，是一對外國貨的繡花枕頭，張老太太便給了蔣小姐，意思是嫁妝之一，到洞房花燭時才用。哪知蔣小姐不能體會其中的深意，當時就拿來用了，而且不知愛惜，新枕頭套上很快地沾染了頭油汙漬。張老太太發現了，頗為不悅。川南的習俗，女子未嫁之前都要繡好些枕頭，備出閣之後，分贈親友之用，所以張老太太便數落這個準兒媳，自己不會繡，隻會糟蹋東西。
又有一次，張老太太請一個親戚女眷為她梳頭，恰巧為張善子所見，他便問母親：何以不叫未婚兒媳服勞，要麻煩客人？張老太太說：“她是洋學生，哪裏會梳頭？”張善子便即表示：不會也要教她學。
蔣小姐當時是在裏屋，將這些話聽得清清楚楚。兩件事加在一起，她認為“婆婆”與“大伯”都嫌疑她，未婚夫亦從未有過好感，越想越不是味道，一時想不開，留下遺書，尋了短見。
蔣小姐如果死了，也許張君綬可以不死。張大千說：“她選擇的自殺方式，(是)跳我們後院的水池，但那水池隻有一尺多深的水，哪裏淹得死人。隻有驚擾。當然被救起來了，遺書滿紙怨言。這件事大傷君綬的心，他生氣地認為如此未婚妻，又醜又不賢，還要鬧脾氣尋死!從此他連話都不與她交談。”
這是一個傷心人。另外一個傷心人就是狄文宇。張大千說她比張君綬“大十幾二十歲”，這話不甚確實。根據高拜石《戈公振為情憔悴》一文中所記來推算，她比張君綬隻大八歲。張君綬在與狄文宇認識以前，既不願與蔣小姐結婚，又不敢公然違背母命，一度學張大千的樣，想遁入空門以求解脫。張大千費了好幾個月的工夫，才把他從普陀找了回來。當然，這件事是瞞著張老太太的。
這應該是民國十年上半年的事。前一年的春夏之交，張大千在杭州為張善子所獲，“押解”回川時，張君綬亦隨兩兄同行。張大千娶元配時，張善子同日續弦，迎娶內江糖商黃家的小姐為他的第二任太太。這一來，就該輪到張君綬完婚了，隻要辦了這一場喜事，張老太太便如西漢向子平[5]那樣，心願皆了，所以張君綬所受的壓力，可想而知。這年暑假，雖因蔣小姐自殺遇救事件，他暫時可以不談“圓房”，但壓力仍在。年底隨兄返裏，張君綬甚至不回家而住廟，並曾向他“八哥”表示想出家。所以他年後複回上海，忽然失蹤，張大千心知須向名山古刹去尋愛弟的蹤跡。
這以後便要談狄文宇了，而又需略微先介紹戈公振。他本名紹發，字春霆，江蘇東台人。東台雖為斥鹵之地，但清初出過大詩人吳嘉紀，所以文風不弱。戈公振家雖寒素，卻能力學；二十二歲便在家鄉一家報館操筆政。兩年後他由東台到上海，為有正書局及時報的老板狄平子所賞識。清末民初的名報人甚多，但實務以外兼講報學的，卻隻有戈公振一個人。
戈公振生於光緒十六年，據高拜石記述：“他在二十歲時，早就在鄉間娶了一個小女子為妻。這女人長得相當美，聰明活潑，隻是太早結婚，十四歲便為人婦，因而識字無多。公振任職時報時，把她從家鄉裏接了出來，同居在上海。(她)那時還沒有孩子，報館工作又多在晚間上班，公振怕她寂寞，便慫恿她進夜校讀書，從補習小學課程起，而正式中學畢業，居然竿頭日進，越讀越有興趣，北京某大學校在滬招生，也給她考上了。公振平日把她當作小妹妹一般，憐愛之極，見她要北上升學，便把平日縮衣節食所積，送她前往進修。”這個“小女子”，毫無疑義地便是狄文宇。她十四歲嫁二十歲的戈公振，則出生於光緒二十二年，張君綬生在光緒三十年，我說狄文宇隻比他大八歲，就是這樣推算而來的。
所謂“北京某大學校”，就是鼎鼎大名的“北大”。張大千說，朋友都稱狄文宇為狄大姊，“北大的學生，也是報界中人戈公振的太太，夫妻感情不好，時常吵鬧，又愛哭。這位狄大姐哭鬧起來，什麽人都勸不好，唯獨聽君綬的勸。”
何以戈公振“夫妻感情不好”？張君綬如何得識“狄大姐”，以及何以“唯獨她聽君綬的勸”？張大千語焉不詳，自是為親者諱，仍需從高拜石的記載中，去尋求答案。
高拜石寫道：“時在民國十年秋末，那時北方學界正在‘變’的時候，文章詩歌要變，婚姻家庭要變，成了一股旋風，男女社交更不用說了。這小女人單身在這旋風中，不甘守舊之譏，自命前進，不久竟然和一個小白臉的同學，由戀愛而在公寓裏同居起來，公振按時匯去的錢，也正好供給了他們雙宿雙飛的生活費用。到第二年暑假時，她回來了，公振熱情地歡迎她，而她則神情落寞，不像久別重逢的夫婦。晚間，拒絕和丈夫同衾，並坦白告訴他，決心要和他離婚，並自承她已另外覓得了愛侶。公振在驚愣中，用眼淚來向她懇談，自言他是世界上最愛她的人，願意原諒她過去的一切，又擔心她離開之後可能會受騙、會墮落。但任憑如何勸說，一片肫誠，卻打不動她已決的心。”
狄文宇與張君綬的相戀，是毫無疑問的，但與**浪子的瓦合有別。其時正當五四以後，年輕一代的思想空前混亂，各式各樣的主義，經由新文藝活動，毫無選擇地被介紹到中國。諸如福祿貝爾的自然主義、王爾德的唯美主義、馬立涅脫的未來主義、梅特林的象征主義、易卜生的新浪漫主義、法朗士的新古典主義、歌德的新人文主義、辛約勒脫的新象征主義等，這一股洶湧澎湃的新思潮的激**，推動青年們去衝破舊的樊籬，而首當其衝的是舊婚姻製度。年輕一代所追求的是放縱的自由，因而很容易陷溺於奔放的愛河之中。
當時有兩個很有名的新文藝團體，一個是“文學研究會”，一個是“創造社”。後者的影響、力量更大。創造社兩大將，郭沫若譯《少年維特之煩惱》，鬱達夫著《沉淪》，不知道在多少青年的內心中，激起了無法自製的波瀾。鬱達夫在《沉淪》自序中說，他是“描寫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說是青年憂鬱病的解剖。裏邊也帶敘述時代人的苦悶，便是性的要求與靈肉的衝突”，又說“我們要求的就是愛情，若有一個美人，能理解我的苦楚，她要我死，我也肯的。若有一個婦人，無論她是美是醜，能真心真意地愛我，我也願意為她死的”。張君綬就是這樣一個“病的青年”。
張君綬與狄文宇是否是同學，尚待考證，但他們的相戀，似乎開始於上海。不過民國十一年上半年，在北平同居，可由張大千的話證實。他說：“有一次在上海，兩夫婦又吵，戈太太就鬧著要回北京，當時都是年底了，戈公振就勸太太過了年再去。怎麽勸都不成，甚至帶了孩子跪下求她都不答應。這位太太過去已經尋死過三次，脾氣真是大，戈公振拿她沒辦法，最後還是君綬來勸她。君綬說他也要去北京，但要過了年，正月初二動身，狄大姊才應承過了年同他一道去。”
這不是私奔，由高拜石所引，戈公振隨後寄給狄文宇的一封信，可以證明他已同意離婚，而且也知道她與張君綬的關係。這封信中說：“據汝所說汝等之結合基於愛情，吾敬為汝祝。惟後事茫茫，未可逆料，倘有需吾之處，請隨時見告。且汝之重來歸吾，尤吾所日夜盼禱者也。”戈公振也真算得多情而癡心了。
張君綬與狄文宇之相約蹈海，就因為他們無法結合之故，張大千對這一層，有意隱諱，但也透露了若幹真相。他說：“到了北京，戈太太還是哭，她是存心不想活的了，究竟是什麽事痛不欲生，外人也不知道。”很明白的，狄文宇下堂求去，所願已遂，但張君綬卻無法娶她。以張君綬的胞兄、師長、朋友對他的評價來看，張君綬絕非始亂終棄的張君瑞[6]，他之不能與狄文宇名正言順地結合，當然是家庭反對之故。張大千說：“這兩個都是傷心人別有懷抱，厭倦人生的想法倒是一樣的，在船行途中大概愈談愈窄，竟然就約同跳海了。”所謂“愈談愈窄”，意在言外，即指他們的姻緣路是一條死胡同。
張君綬與狄文宇殉情的經過，據張大千追敘是如此：“船從天津到達煙台後，船上人叫門不開，破門而入，隻見艙房的兩個行李卷放得整整齊齊，每個行李卷上都留有信。我弟弟寫了兩封，一封給船長，一封給朋友，遺書說：‘我同狄大姐同時自殺，但是我們各有各的事，各有各的煩惱，如果被人疑惑我們做了什麽不對的事，也沒有關係了。自求解脫，隻希望人們把我忘記。至於我的遺物十幾個箱子，請交給我的八哥大千。’”
這裏有一個很明顯的跡象，張君綬與狄文宇在船上亦是雙宿雙飛。一間艙房，兩卷行李，便是證據。他們死得很從容，見得其誌早決。張君綬的遺書中，亦無半句哀怨之語，視死真有“浩然如遠遊之還鄉”之概，實在難得。
至於“但是我們各有各的事，各有各的煩惱，如果被人疑惑我們做了什麽不對的事，也沒有什麽關係了”，這段話要分成兩回來看，前麵的一句，是為了兩家的麵子，故意否認；後麵一句是變相地說明他們的“同時自殺”，並非偶然。這樣的一種說法，可能是從雍正禦製《大義覺迷錄》中學來的。
此一雍正七年九月頒布天下，及於僻壤，並令學宮各貯一冊，以備士子觀覽，而在乾隆即位以後，複又收回銷毀的《大義覺迷錄》，主要的內容是清世宗自辯其為天下所指摘的“謀父”“逼母”“弑兄”“屠弟”四大罪款。而他於“屠弟”一款下自言：“隻此一事，天下後世自有公論，朕不辯亦不受也。”孟心史[7]謂：“夫不辯是否即受，論者可自得之。”
張君綬的“如果被疑惑，亦沒有關係”的說法，命意亦複如此，事實上是承認了，但表麵上不能不否認而已。
張君綬與狄文宇的故事，悱惻動人，若與徐誌摩、陸小曼相較，境界懸殊。陸小曼初嫁學軍事的留學生王賡，結婚時徐誌摩為儐相，他未幾開始追求“新娘”。於是陸王仳離而徐誌摩停妻再娶，且由梁任公為之證婚。
婚後，徐誌摩移家上海，陸小曼染上了嗜好，而在鴉片煙榻上與推拿名醫翁瑞午談戀愛，徐誌摩亦公然追求一個話劇明星。就這樣一盤混賬，而徐誌摩與陸小曼卻被視作新才子佳人的典型，試問何處去說是非？
不過話說回來，張君綬之死，至少在他最親近的人是非常同情與痛惜的。其時張大千不在上海，遺物便送到曾農髯家。張大千趕回上海，開箱檢視，內有遺書一封，自稱不孝，不能遵從母命與一個不喜歡的女人結婚，所以決心自殺。遺物中有一幅畫，曾農髯掩麵登樓，寫了一張字條交聽差轉示張大千：“餘不忍見君綬遺物。”
那幅畫是山水，仔細辨認，畫中景致正是煙台，奇峰壁立，崖下一座廟宇，便是老君廟。曾農髯在畫幅之右題五言詩一首：“一紙已足傳，二十年成一世。白頭老親在，知君心未死。”詩下有跋：“君綬有慧根，從予學書篆草，已臻神妙。父母以季子，愛憐更甚諸兄，友善季爰，尤形影不離，其蹈海何謂耶？然幼時喜依寺僧，及來滬，複逃之普陀，季爰數月訪得之。豈真大覺耶？”題字中有錯漏更改了兩處，可以想見此老下筆之難。
畫幅之左，為張大千所稱作大師兄的胡小石所題，是一首七絕：“揩眼峻嶒何處山，死生隔紙已漫漫。秋燈溫夢蟲相語，認汝天風海水寒。”下款為“壬戌中元後三日題君綬遺墨”。壬戌是民國十一年。
此畫最初題識者，隻曾農髯、胡小石師弟。胡詩指出死之時“秋燈溫夢蟲相語”，死之地“認汝天風海水寒”，亦不言死因。民國十八年己巳，複有多人加題，亦複如此，隻惜其死，不言其他。其中隻黃賓虹所題，是對張君綬的藝事的評價：“文衡山令嗣彭、嘉，均享天年，惟台早逝。餘曩曾睹其畫，超超不減諸兄，今觀君綬筆，可信其不朽矣。”將張君綬譬諸文征明早死之子文台，是很適當的比擬。
[1] 即江西廬山，相傳殷周之際有匡俗兄弟七人結廬於此，故名。
[2] 按：這句話因斷句有誤才導致不可解，應作“公牛哀七日而變，封使君一旦成形，人獸何分？”。“公牛哀”典出《淮南子·俶真訓》，講的是一個叫公牛哀的人患有“轉病”，七天後變成了老虎，他的哥哥來看望他的時候，這隻公牛哀所化的老虎將其咬死。“封使君”則典出《太平禦覽》，講一個名叫封邵的太守變成了老虎，捕食百姓，百姓呼喊“封使君”，老虎就離開了。“封使君”後成為虎的代稱。
[3] 指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最後一位總統阿爾貝·勒布倫。
[4] 指《日美通商航海條約》。
[5] 指西漢的向長在安排完兒女的婚事後，斷絕了與家庭的來往，囑咐“當如我死也”的事跡。
[6] 即《鶯鶯傳》裏的張生。
[7] 晚清著名史學家孟森，字蓴孫，號心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