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敦煌行
敦煌，古稱三危，《尚書》記載，舜流放共工於此。“四夷”中的“西戎”，相傳即是共工的子孫，他們世世代代保有其地。敦煌東南二十裏有座山，三峰峻絕，因名三危山，據說即是共工當年的住處。
至春秋時，三危之地稱為瓜州，以瓜美得名。唐朝杜佑的《通典》中說：“至今猶出大瓜，長者狐入其中，首尾不出。”瓜產於沙壤，故唐朝又稱其地為沙州。此地在漢朝為西域交通的樞紐。西域的陸路，有北道、中道、南道，而皆匯集於敦煌，其西即為陽關，唐詩有“西出陽關無故人”，敦煌為漢人活動範圍在西麵的極限。
到了南北朝，敦煌在文化上處於很突出的地位。錢穆在《國史大綱》中，論“北方政權之新生命”說：“北方中國經曆五胡長期紛擾之後，漸漸找到複興的新機運，是為北朝。”陳寅恪的名著《隋唐製度淵源略論稿》，在“敘論”中特別指出：“西晉永嘉之亂，中原魏晉以降之文化轉移保存於涼州一隅。至北魏取涼州，而河西文化遂輸入於魏，其後北魏孝文、宣武兩代所製定之典章製度，遂受其影響。”所謂“河西”本泛指黃河以西的區域，包括陝西、甘肅及蒙古鄂爾多斯等，但在南北朝至隋唐，河西指涼州、甘州、肅州、伊州、西州、辰州、沙州等七州，即後來的武威、張掖、酒泉、哈密、西寧、安西、敦煌，以後又加上蘭州等地，共為十州。少數民族內遷時，河西地區被禍獨輕，因而在南朝文化衰落時，北朝則以南方的高級知識分子紛紛逃難至“金武威、銀張掖”等河西富庶之區，而得將“漢文化轉移保存於涼州一隅”。當然也有原來在北方的高級知識分子，淪陷後堅守傳統學術途徑，反無南朝的清玄虛誕之習。這種保存了傳統的舊儒學，後世稱為“河西儒學”。
“河西儒學”中的大儒，如郭瑀、劉延明、蒙遜、常爽等，皆有弟子數百人，文教昌明，遠勝南朝。不過“河西儒學”之盛，與北朝的漢化傾向自然亦有密切的關係。
進入中原的五胡十六國，漢化最早的是匈奴，漢化最深的是鮮卑，其次為氐。氐與鮮卑恰好相反，鮮卑自遼東至河西，無所不居，氏族甚多，以建前燕的慕容氏及建元魏的拓跋氏為最盛。氐則隻居略陽，其地乃當今甘肅秦安縣東北，以蒲氏、呂氏為大族。呂氏建國曰後涼，蒲氏建國曰前秦，傳至第三世蒲堅，改姓為苻堅。此人雄才大略，重用以捫虱高談而為桓溫所輕的王猛，在五胡中獨強。王猛相苻堅，提倡文教，五經皆置博士，常勸苻堅偃武修文，臨終時又勸苻堅勿南侵東晉，苻堅不聽，致有淝水之敗。但王猛死後，他特詔崇儒，禁老莊圖讖之學，此即為河西儒學的正統。
首先開發敦煌者，亦即苻堅。當其方盛時，他準備經營西域，創造可以上比漢武帝的武功，因而“徙江漢之人萬餘戶於敦煌”，以期開發成為征西域各國的前進基地。而就在此一時期中，作為河西走廊末端，絲路入中國第一站的敦煌，鑿開了千佛洞的第一洞。
開山的和尚叫樂僔，自西域遠來。他行腳到敦煌時，正當夕陽從他身後下山，餘暉返照，呈現在他眼前的三危山金光萬道，隱隱有千萬座佛的莊嚴寶相。樂僔驚異膜拜，歡喜無量，就在此時立下宏願，要在山壁上鑿出一個洞窟，供養菩薩。
不過，樂僔由募化而鑿成的第一座洞窟，據張大千說，是在與三危山相隔十裏的鳴沙山，原名莫哥窟，俗稱千佛洞。張大千考證“莫哥”實為“漠高”，指沙漠中的高山。漠高之名，後來他又從壁畫的題記中證實。
建第二座洞窟的，也是一個遠來的和尚，法名法良。但莫高窟之能成為千佛洞，還是要靠當時的貴族以及河西的安定繁榮。當前秦因苻堅淝水之敗，國勢由盛而衰時，另一個漢化的氐人乘時崛起。此人名叫呂光，苻堅圖西域時，以呂光為“都督西討諸軍事”，他西出陽關，首征龜茲，即今新疆庫車縣一帶，呂光入城，見宮室壯麗，有流連不忍去之意。部下因前秦國勢漸衰，有可圖之道，堅請東歸。於是呂光回師後，自領涼州刺史，於東晉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建立後涼。
呂光以後，又有李暠繼起，建立西涼，此人對建設敦煌有很大的貢獻。
李暠字玄盛，河西漢族世家，東晉安帝隆安四年，以敦煌太守為部下擁護為“大都督”，稱涼公。他在敦煌南門外，臨水起堂，名曰“靖恭之堂”，將自古以來聖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畫像於壁，李暠親作頌讚。此外有功績的文武，亦得留下圖像——這是後來唐太宗於淩煙閣圖二十四功臣像的濫觴，亦開莫高窟中圖“供養人”像的風氣之先。
其時前秦已亡，後秦代之而興。前秦苻堅派呂光征龜茲時，還負有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奉迎龜茲的高僧鳩摩羅什東來。其方在路途之中，苻堅突然為其部將羌人姚萇所弑，鳩摩羅什因而一直停留在涼州。
姚萇既殺苻堅，在長安稱帝，建號後秦。姚萇在位十年，歿後由其長子姚興繼位，時在李暠建立西涼於敦煌之前五年。姚興篤信佛法，將留滯在涼州十年的鳩摩羅什奉迎至長安。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長安公師以下，莫不敬禮釋子。四方僧人，雲集長安，閉關坐禪，以千數而論。各州各郡，十家人倒有九家供佛。鳩摩羅什則在長安主持譯經，由他座下四大弟子僧肇、竺道生等協助，譯成三百八十餘卷，多為大乘經典。
其時中國亦開始有了高僧，最著名的是道安，河北常山人。他雖是西域佛圖澄的弟子，但為中國佛教建立獨立地位的第一人。道安的弟子慧遠，山西雁門人，隱居廬山，設壇說法，遂開“南朝四百八十寺”的盛況。此外又有法顯，西行求法，先後十五年，為中國第一個朝天竺的和尚。
錢穆論斷，自姚興迎鳩摩羅什至長安，弘揚大乘經典之後，“佛學在中國，乃始成為上下信奉的一個大宗教”。敦煌莫高窟之所以成為“千佛洞”，就是佛教於南北朝時，在中國飛躍發展的一種記錄。
敦煌在漢唐盛世，曾有極為輝煌的地位。但宋代有西夏之患，明朝為免除邊患，索性封閉嘉峪關，以致敦煌形同化外，隻設衛所。安西、敦煌、玉門三州縣，連地名亦不存在。敦煌名為“沙州衛”，成化十五年改置“罕東左衛”；玉門名為“赤斤蒙古衛”；安西則分屬於“沙州”及“赤斤蒙古”兩衛。直至清朝雍正五年，敦煌始隸於正式行政係統之下。乾隆二十五年，“沙州衛”終於恢複敦煌縣的舊名。筆者的一位伯高祖，曾任敦煌知縣，有惠政，歿而為神，相傳是敦煌的城隍。
敦煌自漢魏至唐宋，皆為夷夏接壤之地，亦為中國西麵的邊疆，漢文化獨能保存於此，說起來好像是一件不可思議之事。但讀過陳寅恪先生的《隋唐製度淵源略論稿》，便知自有由來。寅恪先生說：“河隴一隅，所以經曆東漢末、西晉、北朝長久之亂世，而能保存漢代中原之學術者，不外前文所言家世與地域之二點。易言之，即公立學校之淪廢，學術之中心移於家族，大學博士之傳授變為家人父子之世業，所謂南北朝之家學者是也。又，學術之傳授既移於家族，則京邑與學術之關係不似前此之重要。當中原擾亂、京(長安)洛(洛陽)丘墟之時，苟邊隅各地尚能維持和平秩序，則家族之學術，亦得藉以遺傳不墜。劉(曜)石(勒)紛亂之時，中原之地，悉為戰區，獨河西一隅，自前涼張氏以後，尚稱治安。故其本土世家之學術，既可以保存，外來避亂之儒英，亦得就之傳授。曆時既久，其文化學術，遂漸具地域性質，此河隴邊隅之地，所以與北朝及隋唐文化學術之全體，有如是之密切關係也。”
至於敦煌(沙州)，更在涼州之西，經濟條件雖不如涼州，但大儒迭見。三國時周生烈為魏國征士，曾為何晏的《論語集解》作義例；入晉有“敦煌五龍”，索氏尤負盛名，索靖草書《出師頌》為人間瑰寶。又有令狐一族，代有名德，至唐德宗時宰相令狐楚，工於章奏，李義山得其傳授，自謂“自蒙半夜傳衣後，不羨王祥有佩刀”，可以想見李義山對令狐楚的腹笥辭藻之傾服。
文化條件以外，唐朝中葉以後，敦煌的政治條件亦居河西的領導地位。敦煌於唐代宗大曆十一年陷於吐蕃，七十餘年後，於宣宗大中五年，沙州首領張義潮，舉河西十一州地獻予唐朝。朝廷授張義潮為沙州防禦使，旋即建立“歸義軍”，以張義潮為節度使，開府敦煌。自此至宋仁宗景祐三年陷於西夏止，曆時一百八十餘年，大致皆為漢家天下，莫高窟中，何以有那麽多達官貴婦為“供養人”，其故在此。
宋仁宗景祐三年，西夏王元昊攻占瓜、沙、肅三州，連以前所占，河西十四州悉為所有。後兩年十月，元昊建國號曰“大夏”，稱帝，建元“天授”。當大亂之際，敦煌文化、社會方麵的領導者鑒於宋朝的對外政策比較軟弱，顧慮到沙州之陷恐非短時期內所能恢複，因而將一切文物——主要是佛教方麵的文化結晶——封存於一個深邃的洞窟之中，經過八百六十四年，亦即清朝光緒二十六年庚子，方始重見天日。這段漫長的期間，以數字來表示，似乎沒有什麽具體的意義，不過有一個方法，可以讓我們產生許多比附聯想的觀念。那就是景祐三年丙子，亦即是公元一○三六，為蘇東坡出生之年。
敦煌石室被發現，是非常偶然的事。首先要介紹一個名叫王圓籙的道士，他原是行伍出身，在肅州當過兵，之後出家做了道士。所謂“出家”，不過是作道士裝束而已，實際上既無師承，亦無寺觀，是個名為化緣、實同乞討的遊方道士。他西出嘉峪關，見千裏龍沙之中敦煌有一片四十裏的綠洲，便在千佛洞中住了下來。
在斯坦因以英文寫作的《西域考古記》中說，敦煌石室進門處為石塊與流沙所壅塞，王道士在清除時，從壁畫的裂縫處發現了一道門，破門而入，即為石室。但張大千從當地人那兒聽到的傳說是，王道士在千佛洞定居以後，當地的漢人常請他去念經祈禱，於是王道士請了一個楊先生，為他抄錄從當地藥王廟中借來的道教經典。抄經的那個洞窟，後來為張大千編號為一五一洞。莫高窟是一座由南而北、約兩公裏長的石山，洞窟共分五層，但方位都是坐西朝東。朝暾初上時，陽光平射入洞，可以不用點燈。楊先生在洞口擺一張桌子，坐北朝南，背後就是畫了佛像的牆壁。
蘭州出皮絲煙，所以河西一帶都吸水煙，點煙的紙煤很特別，不是用黃表紙搓成的紙撚，而是一種風幹了的植物，名為薊薊草。沙漠地帶，即令是草，也很貴重。楊先生抄一會經，吸一回煙，吸完舍不得拋棄餘下的薊薊草，總是滅了火頭，回身將薊薊草往壁縫中一插，以便下回再用。
有一次回身插殘草時，手中的感覺不同。殘草還很長，使的勁也大了些，那根薊薊草居然毫不困難地一直插了下去。楊先生心想，莫非牆壁後麵是空的？於是找塊石頭上下左右敲擊，從聲音中判斷，牆後確是空的。
這晚上楊先生與王道士擊毀了牆壁的浮層，發現一道用土磚封住的門，盡力打開了，發現了封閉八百餘年之久的文化寶藏。時為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亦即公元一九○○年的農曆四月二十八日。就在這一天，義和拳在河北霸州殺教民，掘毀長辛店的鐵路；英國跟俄國的駐華公使通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準備派兵到北京以期自保，為八國聯軍內犯之始。
這座石室中所藏的，主要是經卷，每十卷用一個布袋存貯。這一卷之“卷”，不可誤認為木板書的一卷，更不可當作書畫中的手卷之卷。據斯坦因後來記述：“厚大的卷子，有高達一尺左右，長在二十碼以上的。”這樣的一卷經，實際就是一部。
第二天消息一傳，在二十裏外藥王廟趕廟會的人紛紛趕了來。原以為掘著什麽寶了，一看是經卷，不由得大失所望，有的隨意拿了幾卷回家，散失得不多。
王道士當然也不知道這些經卷如何貴重，不過幾百年的東西，總算是古董，所以有來看壁畫觀光的遊客，他在要求人家布施以後，每每拿幾卷經相贈。隨後他想到一個“打秋風”的辦法，雇了兩頭毛騾，一頭馱了兩箱經，一頭代步，向東而行，進了嘉峪關，直奔肅州道台衙門。
安肅道的道台名叫廷棟，雖是旗人，倒是科舉出身，一看王道土所獻的經，也不知唐宋的寫本，隻覺得字還不如他寫的“大卷子”——黑大圓光的“館閣體”，便對王道士說：“你這個東西古是古的，可是字還沒有我寫得好!”王道士白賠了一箱經，一文賞錢也沒有。
於是，隻好化緣回去，事實上等於賣經卷，五分銀子送一卷，一錢銀子就是兩卷。這樣西行到了嘉峪關，向一個外國人去化緣。
這個外國人，來自比利時，中國名字叫林以鎮，他是嘉峪關的監督——嘉峪關設關收稅，起自光緒七年。嘉峪關名義上歸安肅道派人監督，實際上海關、新關的人事權都握在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手裏，因此各地關口都有外國人。這林以鎮久住中國，娶的太太也是中國人，見王道士上門化緣，送了他好幾兩銀子。王道士回報的經卷自然也就不少，有幾十卷之多。到了光緒三十三年，林以鎮辭官回國，取道新疆經西伯利亞回歐洲，經過伊犁時，將這些經卷送了給伊犁將軍長庚。其時有個原籍匈牙利、移民英國，而為印度政府官員的斯坦因，由印度總督派到新疆來調查西北地理，去拜會長庚時看到了這些經卷，主人也談起了它的來曆。哪知言者無意，聽者有心，斯坦因借調查地理為名，一個人悄悄溜到了敦煌千佛洞。不巧的是，王道士雲遊化緣去了，替他看家的是一個年輕喇嘛，喇嘛談起王道士發現石室的經過，斯坦因怦然心動，決定要跟王道士做一筆買賣。
寫到這裏，要做一個小考證，不過這還隻是一個有自信的假設，求證尚待異日。以前台視《錦繡河山》節目主持人劉震慰訪問過張大千談敦煌，後來又寫成一篇文章，題為《大千居士細說敦煌》，刊於《大成雜誌》第三十三期。其中提到“楊先生”說：“可惜我們現在連楊先生叫什麽名字都不知道。”我認為“楊先生”就是他後來談到的“蔣資生”。
據劉震慰記錄張大千的話說：
“他(指斯坦因)身邊帶了一個翻譯人員，那在當時是被人稱為師爺的，姓蔣，名資生，湖南湘陰人，在斯坦因所著的書上，就稱他為蔣師爺，卻沒有記載他的名字。至於我之所以知道蔣的名字，是因為蔣曾經用刀在洞中壁畫上，刻上了斯坦因和他的名字，上麵寫的是‘某年某月，湘陰蔣資生隨同英國總理大臣斯坦因到此’等文字。大約也是他的崇洋心理作怪吧，蔣資生竟把斯坦因當作英國總理大臣了。”
這蔣資生還有個名字，叫作蔣孝畹。高拜石《古春風樓瑣記》十七集，有一篇《斯坦因石室攫寶記》，談斯坦因私探敦煌說：
“因為他不懂得華文，所以還雇用了一個姓蔣名孝畹的華人，尊為‘師爺’，伴他去找王道士，曲意結交。”
蔣資生之名，見於他本人的題壁留名。斯坦因顯然未寫明姓名，則蔣孝畹是否就是蔣資生呢？
我的答複是肯定的。湖南人名為資生，自是生於資水，而非四川的資中、資陽。資水有南北兩源，南源叫夫夷水，又稱羅江，也就是汨羅江，流經湘陰東北，其地有村名汨羅村，即屈原自沉之處。《離騷》“餘既滋蘭之九畹兮”，則以湘陰人名資生字孝畹，完全合乎中國傳統命名的原則。當然，高拜石知道有蔣孝畹其人，是必有來曆的。
我的假設是，當年跟張大千談敦煌石室發現經過的人，可能把上聲“養”韻的蔣，誤為平聲“陽”韻的楊。如果我的假設不誤，則斯坦因第一次私探千佛洞，不是蔣資生陪了去的。他既有調查地理的任務，自然要雇用翻譯。倘謂此第一次的翻譯即是蔣資生，那就根本不必找年輕喇嘛細問經過。如何發現石室，“全本西廂記”都在他肚子裏，立即就可以策劃盜寶了。
斯坦因的《西域考古記》原著，我未讀過。據高拜石文中所引，斯坦因在初探與“再來”之間，如果未曾敘述如何訪得蔣資生的經過，則楊先生就是蔣資生，更可肯定。盜寶的實情是，斯坦因找到蔣資生以後，並非如高拜石所說“伴他去找王道士，曲意結交”，而是先由蔣資生去跟王道士打交道，原則談好了，斯坦因才又去的。
斯坦因在《西域考古記》中說：
“當我再來的時候，王道士已回來，並且在那裏等候了。他當然知道他保管的是什麽，但也充滿了有關宗教方麵的恐懼，說話是那麽吞吞吐吐的。當我們見麵時，我便覺得這個人有些不易捉摸，我隻得盡我所有的金錢，對他以及他的寺廟進行誘引。終於這道士被我的話打動了，悄悄地答應等入夜時把密室所藏的中文卷子中拿出幾卷來，交給我的助手，以供我們研究。”
說王道士已在“等候”，可知事先已有聯絡。至於王道士的吞吞吐吐，無非忸怩作態；而“拿出幾卷來”“以供研究”，隻是先提供樣品，以便看貨論價。斯坦因又記：
“透過我的熱心助手的幫忙，很僥幸地說動了王道士，使他勇氣為之大增。那天早晨，王道士帶了我們，將通至藏寶的石室一扇門打開，在黑黝黝的石室中，道士手裏所持昏暗的油燈微光，使我的眼睛忽然為之豁然開朗。”
這是當夜看過“樣品”以後，第二天上午的行動。王道士的“勇氣大增”，當然是銀子壯膽之故。石室中的情形，據斯坦因形容，“在約有九尺見方的小室中，站了兩人進去，已沒有多少餘地。隻見卷子緊緊地一層一層亂堆在地麵，高達十尺左右”。在這狹窄的空間中，施展不開，所以王道士允許將經卷拿到新建佛堂的一間小屋子裏，把布簾密密遮了起來細看。王道士經“開導”以後，很熱心地一捆又一捆地捧了來。至此，斯坦因不但登堂入室，而且予取予求了。
斯坦因第一天所看到的寶藏，第一是用“很堅韌的紙張”所寫的中文佛經，“全部保存得很好”，與初入藏時無甚差異。經卷尾端寫有年代，計算“約在紀元後第五世紀的初年”。此為陶淵明歸隱、南朝由宋而齊、東昏侯被弑的一百年，北朝則正是北魏傾心漢化，發展出陳寅恪所頌讚的“太和文化”時期。
第二是許多西藏文寫本，時期約為“第八世紀至第九世紀中葉。石室之被封閉時期，可能也在這一時期之後不久”。這個算法，可能有誤。九世紀中葉，應為唐朝開成、會昌、大中諸朝，雖有牛李黨爭，國勢尚不甚衰。封閉石室是十一世紀之事。
第三，也是最令斯坦因“高興”的“一些古畫”，絹上畫的“全是美麗的佛像，顏色調和，鮮豔如新”。
至此，斯坦因所考慮的，隻是量的問題了。他說他最注意的，“是從這慘淡的幽囚以及現在保護人漠視的手中，所能‘救’出的，究竟能有多少？”
問題很單純，王道士能給多少，他就能救出多少。而王道士有一種人言可畏的心理，而糾正他這種心理的特效藥，依舊還隻是銀子。以下便是表揚“蔣師爺”的功勞了：
“到了夜半，‘忠實的’蔣師爺自己抱了一大捆的卷子，來到我們所住的帳篷內，那都是第一天所挑選出來的東西。我真高興極了。蔣已經和王道士約定，在我未離中國以前，這些‘發現品’的來曆，除了我們三個人以外，任何人不能讓他知道。”
為了保密起見，盜寶的工作在每天晚上進行，而且由蔣資生不辭辛勞，親自搬運。連著七個晚上，方始告一段落，完整的經卷一無孑遺。據張大千所知，完整經卷恰好一萬，完好無缺的畫，亦達五百張之多，斯坦因是雇了四十頭駱駝拉走。至於王道士所得，實際上隻不過幾百兩銀子。蔣資生當然也撈了一票，數目就不知道了。
這些經卷，斯坦因將它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留在印度，成立西域博物館，而精品則入藏倫敦的大英博物館。法國的漢學家伯希和深知其事，緊接而來。他的收獲在量上不及斯坦因，而質卻有過之無不及，因為他是內行，特別注意古書及文獻。然而就量來說，亦頗可觀了。
謝稚柳所著《敦煌藝術敘錄》中說：“伯希和到北京，頗揚言於士大夫間，謂吾載十大車而止，過此亦不欲再傷廉矣。”外國人尚知廉恥，反而中國的士大夫不知廉恥為何物。謝稚柳又記載一段內幕：
“宣統元年，北京學部始令甘肅省將餘經繳北京，則僅八千卷而已。初，學部要新疆巡撫何彥升(字秋輦)代表接受此項經卷，以大車裝運北京。當車至北京打磨廠時，何彥升之子何震彝(字鬯威)先將大車接至其家，約同其嶽父李盛鐸(字木齋)、劉廷琛(字幼雲)及方爾謙(字大方)等，就其家選經卷中之精好者，悉行竊取，而將卷之較長者，一拆為二，以充八千之數。事為學部侍郎寶熙所悉，謀上章參劾，會武昌起義，事遂寢。”
李、劉、方三人，皆為當時學術文化界名流。方爾謙是揚州人，為袁世凱幕友，與袁寒雲以師弟而為兒女親家。李盛鐸是江西人，曾任駐日公使，為有名藏書家。劉廷琛則首任京師大學堂監督，為人師表者如此!
敦煌石室的寶藏，對於中國文學史的研究具有無比重要的影響。其中又可以分作兩部分來談，一部分是失傳的作品，如唐朝末年盛行雖講平仄韻腳，但文白如話，比老嫗都解的白居易的詩更進一步的通俗詩，其中最重要的一個作家王梵誌，他的詩就是在敦煌石室中發現的。其中有一首是：“城外土饅頭，餡草在城裏。一人吃一個，莫嫌沒滋味。”《紅樓夢》中妙玉所說：“縱有千年鐵門坎，終須一個土饅頭。”向來以“土饅頭”為墳墓的代名詞，卻不知其出處，王梵誌詩出，算是尋著“娘家”了。
另一部分便是“變文”。在此以前，留意中國文學源流的人，對於漢賦、六朝駢體、唐詩、宋詞、元曲演變的軌跡，能說得清清楚楚。但是，純以文言所寫的唐人傳奇，為何一下子轉變為宋朝用白話演義的平話，卻無能言其故。自從變文出現，才知道中間有此一道橋梁。
變文是用韻文與散文合組的一種文體，源自印度，隨著佛教傳入中國，作為一種弘揚佛法的重要工具。所謂“變”者，“變相”的簡稱，張彥遠《曆代名畫記》對壁畫的“變”曾有詳細解釋，吳道子即以善繪“地獄變”知名。敦煌壁畫中，有一個重要的部分，名為“經變圖”，為“西方淨土變”“東方藥師變”“降魔變”等等。每一“變”中，又分門別類，描寫一個完整的故事。不道“變相”不但是繪畫的題材，更是文學與音樂的題材，那就是變文。
何以說變文也是音樂呢？因為變文中屬於韻文的部分，是可以唱，也需要唱的。《樂府雜錄》記唐朝中葉一僧雲：“長慶中，俗講僧文敘，善吟經，其聲宛暢，感動裏人。”趙璘的《因話錄》，記文敘的魅力，真是“愚夫冶婦，樂聞其說，聽者填咽寺舍；瞻禮崇拜，呼為‘和尚教坊’，效其聲調，以為歌曲”。
變文的發現，有兩個人功不可沒，一個是羅振玉，一個是劉半農。不過，羅振玉之功是否為王國維的成就，猶當存疑。羅振玉自伯希和處取得若幹資料，又自學部所收敦煌寶藏殘餘中獲得若幹實物，著有《敦煌零拾》一書，所收“佛曲三種”即為變文。因論及宋人“說話四家”，其中“說經謂演說佛書，說參謂參禪”，不知其所本者，觀佛曲始知“此風肇於唐而盛於宋兩京(指開封及杭州)”。
劉半農是法國留學生，他從巴黎國家圖書館抄得不少伯希和弄走的敦煌卷子，刊為《敦煌攝瑣》之輯，其中變文很多。因為有了這些豐富材料，從事文學史的學人才能作有係統的研究。
變文大別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敷演佛經故事；一類是與佛經無關，而大致皆以曆史上的名人作題材。後者便擺脫了宗教的色彩，而成為文藝的一種新形式。如《伍子胥變文》，合倫敦、巴黎兩處的收藏，已得全文的百分之七八十，情節相當完整。伍子胥的故事，除了《史記》《越絕書》中記載以外，“變文”中又增添了許多，加上了姊姊及兩個外甥。還有一段，伍子胥叩門乞食時，遇見他的妻子，但因伍子胥是在逃亡之中，彼此都不敢相認。然則又何以通情愫呢？是以藥名做隱語通問，文字半文半白，如言楚王“忽生虎狼之心”一段：
“楚王太子長大，未有妻房，王問百官：‘誰有女堪為妃後？朕聞國無東宮半國曠……太子為半國之尊，未有妻房，卿等如何？’大夫魏陵啟言王曰：‘臣聞秦穆公之女，年登二八，美麗過人，眉如盡月、頰似凝光、眼似流星、麵如花色，發長七尺，鼻直顏方……’遂遣魏龍陵召募秦公之女。楚王喚其魏陵曰：‘勞卿遠路，冒涉風霜。’其王見女姿容麗質，忽生虎狼之心。魏陵曲取王情：‘願陛下自納為妃後，東宮太子，別無外求。美女無窮，豈妨大道？’王聞魏陵之語，喜不自升(勝)，即納秦女為妃，在內不朝三日。伍奢聞之憤怒，不懼雷霆之威，披發直至殿前，觸聖情而直諫。”
這段駁雜不純的文字，介乎唐人傳奇與宋人話本之間，橋梁的功用是非常明顯的。
當然，“變文”題材以佛經故事為主，最常用的一種形式是，首引經文三兩句，以下就是演義，想象力的豐富，實在驚人。如最有名的一部《維摩詰經變文》，雖然完整的隻有三卷，但其中一卷標明為“第二十”，還隻講到“問疾”，原文的長度如何，簡直有無從估計之感了。
維摩經的全名為《維摩詰所說經》，傳世有三種譯本，而以鳩摩羅什所譯的一本最流行。維摩詰是人名，為佛在世時的一個大居士。維摩詰是梵文，義譯為“淨名”，淨者清淨無垢，名者聲名遠著。如果嫌淨名深奧了一點，可以改譯為“清譽”。王維字摩詰，即是以維摩居士自居。張大千當然讀過這部一向列為文學名著的《維摩經》，而且不但向往維摩居士，作為亦與維摩相近。因此讀他的敦煌之行，應該談一談維摩的趣事，兩者是有因緣的。
維摩的趣事，隻見於變文中。變文首引經文一兩句，字數不足二十，但能敷演出三四千言之多，因此，《維摩詰經》的一卷在《維摩詰經變文》中，便化成十幾二十卷。如《維摩詰經》中“文殊師利問疾第五”，本為一卷，但變文中“文殊問疾”變成了獨立的篇名，羅振玉藏有第一卷。而巴黎國家圖書館所藏《維摩詰經變文》第二十卷，實際上為“文殊問疾”的第二十卷，且還隻在如來佛遣門弟子的階段——維摩口角犀利，好捉弄人，個個害怕，最後才在勉為其難的激勵下，由以智慧著稱的文殊應命。
像如來佛遣其弟子——亦為從弟——多聞稱第一的阿難問疾。阿難推辭雲：
“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昔時，世尊身有小疾，當用牛乳。我即持缽詣大婆羅門家門下立。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阿難，何為晨朝持缽住此？’我言：‘居士，世尊身有小疾，當用牛乳，故來至此。’”
阿難說的是實話，維摩卻偏說他撒謊，意中指阿難借名來募化不易得的牛乳。他那套理由能說得阿難懷疑自己是不是將佛的話聽錯了——“得無近佛而謬聽耶？”維摩詰的話是：
“止，止，阿難，莫作是言。如來身者，金剛之體，諸惡已斷，眾善普會，當有何疾？當有何惱？默住，阿難，勿謗如來。莫使人聞此粗言，無命大威德諸天，及他方淨土諸來菩薩得聞斯語。阿難，轉輪聖王以少福故，尚得無病，豈況如來無是佛會，普勝者哉？
“行矣!阿難，勿使我等受斯辱也。外道梵誌，若聞斯語，當作是念：何名為師？自疾不能救，而能救諸疾人？可密速去，勿使人聞!當知，阿難，諸如來身，即是法身，非思欲身。佛為世尊，過於三界。佛身無漏，諸漏已盡；佛身無為，不墜諸數。如此之身，當有何疾？”
結果是如來佛亦覺得“維摩詰智慧辯才若此”，阿難不是他對手，問疾會不得要領。於是，改派他人。而他人亦有一套“不任”的原因，個個不同。變文設想巧妙，仿真維摩的語言神態，極其生動。可惜，這樣一部偉大的著作，作者卻失傳了。但也很可能是集體創作，即由演唱的和尚一次一次逐漸修改而成。
當然，張大千對敦煌最感興趣的是畫，色彩鮮豔如新的絹畫，大部分為斯坦因捆載西去；小部分散落民間，難得一睹。但就龍沙四窟——敦煌城南的莫高窟、城西的西千佛洞、安西城南的榆林窟及水峽口，約計三百餘洞的壁畫猶在，是外國人所盜不走的。不過，那時候的張大千對敦煌壁畫的了解並不多。
敦煌之以壁畫馳名中外，已成常識。但說實話，在我未接觸到這些史實以前，不知道敦煌為何有那麽多的壁畫，竟致有“千佛洞”之名，以及這麽多的壁畫，井井有序地排列著，是否有官員負責安排與管製。
先解答後一個問題。據敦煌學家陳祚龍的考證，確有一個專門處理壁畫製作事務的官方機構，其名為“畫行”。然則“知畫行”應是管理畫行的首腦。“知”即主持之意，唐宋官銜中常用此字，流傳到後世，就隻剩下知府、知縣，以及主持會試的“知貢舉”了。
陳祚龍在《莫高窟壁畫表隱》一文中又說：“就在這種‘畫行’之中，尚有專門負責供應有關製作‘材料’的官員。這樣的官員之‘雅號’，雖為‘都料’，但他們什九皆為當年大家公認是學有傳承的繪事‘老手’。”這一點，恐怕稍有問題。“料”是材料，“都”為聚集之意，“都料”即是管理材料的主官。陳祚龍所引例證：歸義軍節度押衙董保德等修《功德記》文中，有“厥有節度押衙，知畫行都料董保德等”一語，情況是很明白的，他的本職是“節度押衙”，掌管警衛儀仗，必然是歸義軍節度使的親信。押衙一職，常由武將擔任，似乎不應是個“繪事老手”。
《功德記》是一篇駢體文，其中有一段說：“家資豐足，人食有餘。乃與上下商議，行旅評剖。君王之恩隆須報，信心之敬重要酬。其修功德，眾意如何？尋即大之與小、尊之與卑，異口齊歡，同音共辦。”這就是造壁畫的緣故，意在報恩敬佛。
但緊接在下麵的一段話，大可玩味：“保德自己先依當府子城內、北街西橫巷東口敝居，創建蘭若一所。”蘭若為梵文阿蘭若的簡稱，意為僧人聚居之處，就“敝居創建蘭若”，即是“舍宅為寺”。此風自北朝至唐，一直盛行，《洛陽伽藍記》中的靜刹，大半為達官貴人的園林。
以下描寫他所“創建”的“蘭若”：四廊“圖塑諸妙佛鋪”，屋頂四角有瓴，後麵還有一座佛塔。確是一座寺院建築物的規模。但人人造一座“蘭若”，勢有不可，因而簡化為找一個洞窟，畫上壁畫，或者畫一幅佛像，懸在洞壁上，即已表達了報恩祈福的心願。
這種絹畫，張大千收藏有兩幅，皆為隋畫，現已捐贈台北“故宮博物院”。在《大風堂遺贈名跡特展圖錄》中，編為第一號、第二號。次序是顛倒了，因為第二號成陀羅造《觀世音菩薩像》，款署“仁壽三年癸亥十一月，清信弟子成陀羅為亡女阿媭造”，仁壽是隋文帝的年號。第二幅《釋迦牟尼像》，造於隋煬帝大業五年己巳，晚了六年。
另一可能是在敦煌所購。蘇瑩輝於抗戰期間，服務於敦煌藝術研究所時，曾聽人談起，研究敦煌學很出名的向達第一次到敦煌時，由當地縣政府一個任科長介紹，搜購石室唐人寫經及旛畫。由於物主索價太昂，未能成交，僅買去不太值錢的五代寫經殘卷一兩種。
到了民國三十三年夏天，向達又到了敦煌，想買上次看中的一幅絹畫及兩卷相當完整的唐人寫經時，所得到的答複是：“已被張夫子出高價買去了。”張夫子是本地人對張大千的尊稱。蘇瑩輝說：“向張之不睦，肇因於此。”據說：“當時在敦城士紳，或經商人家，涉及買賣石室寶物事宜的，雙方皆諱莫如深。”因此，蘇瑩輝並未跟向張二人談過此事。
再有一個可能是戰前在北平所得。“受饋贈或價購，或以書畫互換，皆有可能。”但照情理來說，自以購自敦煌的可能性最大。張大千的敦煌之行，由於無意間開罪於人，以致蒙謗，這或者就是張大千所得的這兩幅隋畫雖然來路清白，但為免得惹起他人無謂的猜疑起見，從不談此事的緣故。
對這兩幅隋畫，張大千視如瑰寶，當然不是因為它值錢。事實上他既不談此畫，則是很明顯地早就決定將來以此畫捐獻予台灣。書畫割愛，如何可得善價，張大千是太內行了。倘或他有意待價而沽，當然先要放出風聲去，歆動豪富的收藏家。不此之圖，就是根本無此企圖。
那麽它珍貴在什麽地方呢？珍貴在這兩幅畫是世界上最古的畫。隋文帝仁壽三年，正當七世紀剛開始的公元六〇三年，讓我們放眼世界看一看：歐洲，希羅文化在日耳曼民族大遷徙時，盡遭破壞而宣告死亡，正處於“黑暗時代”；中東，伊斯蘭教尚在秘密宣傳階段，要到公元六一二年，也就是隋煬帝大業八年，初征高麗失敗的那一年，穆罕默德方始公開傳教；日本是在“大化革新”之前的“飛鳥時代”，當時連“日本”這一國名都還沒有，中國稱之為“倭”，日本自稱為“日出國”——唐高宗鹹亨元年，即公元六七〇年——倭始改國號為日本；印度，笈多王朝業已崩潰，歸附於戒日王朝——笈多王朝為印度史上黃金時代，文學、藝術、科學，至為發達，但阿禪多佛洞精細絕倫的壁畫，對敦煌壁畫固有直接的影響，卻未聞有絹畫傳下來。
已故的台北“故宮博物院”前副院長莊嚴在他收入《山堂清話》的一篇《我與三希帖的一段緣》中說，《中秋》《伯遠》兩帖，傳說為清德宗[1]瑾妃私下送至北平後門外小古董鋪“品古齋”售去，輾轉流入郭世五之手；《快雪時晴帖》則以名氣太大，故得幸存，現仍珍藏於外雙溪。民國二十二年，由於北方局勢日緊，倘有戰禍，國寶被毀，因而指令“故宮博物院”將文物南遷。
第一批由莊嚴負責押運。臨行前，郭世五為莊嚴餞行，同時也請了莊嚴的頂頭上司、“古物館”館長徐鴻寶。此人字森玉，其子即張大千的“經紀人”之一，以鑒賞知名的徐伯郊。
台北“故宮博物院”於民國五十四年雙十節成立時，下設古物、圖書、文獻三館。四庫全書及曆代藏書由圖書館典藏；檔案、圖像以及實錄起居注等等，由文獻館執掌；此外一切書畫古董，都歸古物館管理。莊嚴其時為此館科長，見多識廣，與北平收藏家無不相熟，生前曾跟筆者談過郭世五與劉禺生在《洪憲紀事詩簿注》中的記載有異。
郭世五是河北定興人，據說他是袁世凱的“外賬房”，專管袁世凱的私人支出，也就是不足以為外人道的秘密開銷。他的官職則是九江關監督。此人對瓷器研究頗具心得，因此在“故宮博物院”成立之後被聘為專門鑒別瓷器部門的委員。莊嚴在他所著的《山堂清話》中說：
“民國初年，袁世凱意圖稱帝，為紀念登基而預燒的那一批落‘居仁堂’款的洪憲瓷，就是由郭世五在江西景德鎮籌劃監製的。所謂居仁堂是當時坐落在北平中南海總統府內袁氏家居的齋堂名稱，而辦公的地方則稱懷仁堂。因為袁在民國四年燒製這些瓷器的時候，尚未擬定次年欲登基的年號，再說，即使已決定登基的年號為‘洪憲’，當時也未必敢明目張膽地落‘洪憲年製’的款。因此，凡落有‘洪憲年製’款的洪憲瓷，實為後人仿製、欺瞞世人的贗品。”
洪憲瓷而有贗品，其珍貴可知，而所以珍貴，別有緣故。據說郭世五常打著袁世凱的招牌，至“旁觀者清”的“大內”，索取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所燒製，專供“上用”的瓷器，刻意仿製，乃成精品。亦就因為他有此可以打袁世凱的招牌的便利，與“小朝廷”的太監及“內務府”相熟，清宮中許多被盜賣的寶物落入他手中，是很自然的事。
“三希”中的《中秋》《伯遠》二帖之能歸於郭世五，當然亦是有太監通消息，才能捷足先得。據莊嚴說，那天飯罷欣賞他的珍藏時，郭世五曾當來客及其子郭昭俊的麵說，在他“百年之後，將把他擁有的此二希帖，無條件歸還故宮(博物院)，讓《快雪》《中秋》《伯遠》三希帖再聚一堂，且戲稱要我屆時前往接收。”
結果是，郭昭俊攜此二帖離台赴港，不知何人居間，售予外人。《伯遠帖》在香港有影印本出售。
可是，據莊嚴的研究，“三希帖”亦並非真正的稀世奇珍。他說：“《快雪》《中秋》《伯遠》三希，以《快雪帖》最負盛名，現在由台北‘故宮博物院’收藏，曾多次陳列出來，供國人觀賞。它是唐摹本，並且從它的行筆來看，不是出於書寫，而是出自雙鉤廓填，以其在書法本身價值來評，我認為其鉤描的線條澀而不活，填墨濃重而缺神氣，乾隆禦題‘天下無雙，古今鮮對’實在誇獎過了一些。其次是《中秋帖》，我也疑惑它出自宋米南宮[2]之筆。縱觀曆朝各代書法的時代風格，及各個書家的體貌個性，總覺得《中秋帖》那種連綿草書，與晉人書寫的字字獨立、筆筆中規的章草(隸書的簡筆字)風貌不合。像帖中那種墨跡的運筆方式，到唐初尚不多見，至張旭以後才開風氣，宋米芾喜愛如此運筆，而且甚具氣象。”
《快雪帖》為唐人雙鉤廓填，《中秋帖》疑出米芾之筆，至於《伯遠帖》，照莊嚴的形容：“運筆之瀟灑淋漓，線條之粗細變化自在，以及整體之動態韻律起伏，都是被一般書家所稱道的。”則顯然亦是“草聖”張旭以後的風格。
由此可見，說張大千的那兩幅隋畫為存世最古的墨跡，並不過分。倘謂馬王堆的帛書更古於此，這話並不能成立。隋唐的絹書，能保存至一千兩百餘年之久，是因為敦煌石室在地理、天時上的特殊優越條件。紡織物入土兩千年不腐，是件不可思議的事。
無可疑地，敦煌石室的絹書，在張大千未到敦煌以前就曾見過。也許這是激發他作敦煌之遊的動機之一，但非全部。
張大千之決定遠遊敦煌，動機相當複雜，換句話說，是多種因素匯合而促成的。原始的動機，也許隻是靜極思動，但此時他多少仍還存著遁世的觀念，入山既唯恐不深，則出遊必不辭路遠。至於想到敦煌，是記起了葉恭綽勸他專攻人物的話。不過做此遠遊，並不表示他接受了葉恭綽的勸告，隻是想看一看那些壁畫到底有多少值得學的東西。此外，不能也不必諱言地，或多或少地有著一種炫人耳目的作用在內。
在我個人的看法，張大千在敦煌作藝術上的“苦行僧”，精神上與玄奘西域取經有相通之處，表現了他的勇氣、毅力及對藝術的虔敬。他在敦煌兩年有餘的生活之本身，便是一大成就。
兩年七個月是就前後兩次合並計算。張大千談他初臨千佛洞的情形說：“千佛洞離敦煌的四十裏路很奇，有十裏綠洲、十裏戈壁，再行二十裏沙磧方至。是地氣候，白晝酷熱，不能行路，行旅要在半夜動身，清晨趕到。千佛洞四周樹木蓊鬱，流水環繞，但裏外即石磧遍地，黃沙逆風，不見莖草。”這天清晨，張大千拂曉到達千佛洞，迫不及待地提燈入洞，“這一看，”他多少年後追憶，仍是驚歎的口吻，“不得了!比我想象中不知偉大了多少倍。原定計劃是來此三月觀摩，第一天粗略看了一些洞，”他對從行家人說，“恐怕留下來半年都還不夠。”
結果是待了七個月，楊宛君要回成都了。張大千勸她仍舊留下來，他說：“你不是說嫁了我之後，就是我‘討口’，你都要跟我一路嗎？”四川話“討口”是討飯的意思。
楊宛君堅決不願，她的理由很妙。她說：“我隻有一個理由，我跟你來敦煌七個月，除了我自己是女人以外，我還沒有見過第二個女人。”於是第二次去，有了“第二個女人”，那就是最先進張家門的黃凝素。
這七個月中，張大千主要的工作是為五層三百餘洞窟編號，及策劃重來做長期逗留的工作。其中必須一記的大事是，監察院院長於右任視察西北時，特為迂道至敦煌，與張大千共度中秋。那年於右任六十三歲，未見衰老，到了敦煌，流連忘返，張大千還為他在燒殘的垃圾堆中，發現索靖的“日儀”墨跡殘字。兩髯日日結伴看壁畫，有一天看出事來了。
據於右任的隨員且是敦煌土著的竇景椿，在紀念張大千的一篇文章中說：“民國三十年夏間，我隨於右老由蘭州前往敦煌，爾時大千先生居留千佛洞，陪同右老參觀如洞壁畫，隨行者有地方人士、縣府接待服勤人員，及駐軍師長馬呈祥等人。記得參觀到一個洞內，牆上有兩麵壁畫，與牆壁底層的泥土分離、表麵被火焰熏得黑沉沉地，並有挖損破壞的痕跡。”
竇景椿又說：“因過去信佛者修建洞壁畫像，嚐把舊洞加以補修，改為己有，但此洞原有畫像，欲蓋彌彰，從上麵壞壁的縫隙中，隱約可見畫像的衣履，似為唐代供養佛像，大千先生向右老解釋，右老點頭稱讚說：‘噢，這很名貴。’但並未表示一定要拉開壞壁一睹。當時縣府隨行人員，為使大家盡可能看到底層畫像的究竟，手拉著上層張開欲裂的壞壁，不慎用力過猛，撕碎脫落，實則亦年久腐蝕之故。”
這是竇景椿所目擊，連於右任說了一句什麽話都記了下來，真所謂指證曆曆，堪為信史。原來從北朝以來，壁畫日積月累，凡能畫的地方都畫到了，後人欲做功德，便出一下策，即在原來的壁畫上，用中國傳統補畫的辦法，用麻筋攪和黏性泥土，塗抹一層，再用石灰漿刷白，繪畫其上。此壁是當時施工不良，黏附不固，年深月久，加上人為的破壞，剝落遊離，以致“撕碎脫落”。
這雖是無心之失，卻是歪打正著。有許多記載，說這浮麵的一層，是張大千跟於右任商量以後，命馬呈祥的士兵打掉的。衡情度理，正確的事實應該是，既然已“撕碎脫落”，那就索性徹底清理幹淨。這個洞在張大千編號是“第十二窟”，高八丈五尺、深二丈四尺、廣五丈三尺，經徹底清理後，南北兩壁出現的，果然是唐畫。據謝稚柳《敦煌石室記》著錄：“北壁男像四身，後有持杖佛等四人；南壁女像三身，後女侍九人。北壁男像第一身，烏帽青袍束帶，須髯甚美，擎一長柄香爐，高六七寸。”此人即是做功德的“供養人”，為當時的“晉昌郡太守樂庭瑰”，南壁女像第一身為他的妻子“太原王氏”。
所謂“北壁”“南壁”是怎麽回事？不明千佛洞——莫高窟的形象背景，不易明了。手頭恰好有個美籍華裔的吳小姐在去年遊敦煌所寫的遊記，是最新的數據，可以介紹。她說：“整個莫高窟由南到北，長達二千六百米，看起來像蜂窩一樣的洞窟，密密層層、高高低低、大大小小地排列在陡峭的灰色崖壁上。洞窟前有一道細長的流泉，水邊長著茂盛的樹林及一些耕地。”又說，“每一個洞窟都很陰涼，除非正是陽光照入的時候，平常看進去，都是漆黑一片。”
由樂庭瑰的官銜，可知為唐朝人。敦煌之西的安西州，唐朝名為晉昌郡，大曆十一年陷於吐蕃，七十年後始收複。據謝稚柳的考證：“這幅壁畫是唐開元、天寶年間所作，對考據唐代藝術，幫助很大。”又說，“天寶之唯一可證者，為第二十窟。”至於壁畫外層的清除，謝稚柳表示：“要是你當時也在敦煌，你也會同意打掉的。既然外層已經剝落得無貌可辨，又肯定內裏還有壁畫，為什麽不把外層打掉了，來揭發內層的精華呢？”於此可以肯定，第二十窟外層打掉，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都是有益無害的。
但當時對張大千來說，卻帶來不小的傷害。據竇景椿記，當時“適有外來的遊客，欲求大千之畫未得，遂向蘭州某報通訊，指稱大千先生有任意剝落壁畫、挖掘古物之嫌，一時人言嘖嘖，是非莫辨”。竇景椿說，他來台後還“聞人談及”。筆者亦幾次遇到這樣的問題：“說張大千在敦煌盜寶，有這話沒有？”因此，對這重公案的經過，我必須根據客觀的資料，做一詳細的敘述。
當時中傷張大千的流言很多，據張大千多少年後對人表示：“一言難盡。”不過居然有人說楊宛君還“夾帶了一隻死人的手骨回來”。雖事隔多年，張大千提起來猶有餘恨。
[1] 即清朝的光緒皇帝。
[2] 即北宋書畫家米芾。他在宋徽宗崇寧年間，做過禮部員外郎、書畫學博士。唐宋時對在禮部管文翰的官又稱作“南宮舍人”，所以後世也稱他“米南宮”。